投融资模式的创新

第一篇：投融资模式的创新

贾康：PPP--城镇化投融资的模式创新

作者：贾康(CF40成员)

经济学中有个重要的‘纳瑟姆’曲线，它表明当城镇化水平达到30%而继续上升至70%的区间，是城镇化率上升最快的发展阶段。目前我国城市化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从国际经验看，此阶段的一个突出特征是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合理解决资金投入问题是保持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客观必要条件，仅依靠政府财政收入远远不够。

PPP：新型公共事业管理模式

关于公私合作伙伴(PPP)的概念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我们根据人们对PPP的认识，并结合公私合作伙伴及其管理模式作出这样一个定义：

所谓PPP，是指政府公共部门与民营部门合作过程中，让非公共部门所掌握的资源参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实现政府公共部门的职能，同时也为民营部门带来利益。通过这种合作和管理过程，可以在不排除、并适当满足私人部门的投资营利目标的同时，为社会更有效率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PPP的运行具有三个重要的特征：伙伴关系、利益共享和风险分担。

伙伴关系是PPP第一大特征，其独特之处是项目目标一致：以最少的资源，实现最多的产品或服务。

利益共享是PPP的第二个特征。PPP中需要对民营部门可能的高额利润进行控制，即不允许其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形成超额利润。共享利益在这里除了指共享PPP的社会成果之外，也包括使作为参与者的私人部门、民营企业或机构取得相对平和、稳定的投资回报。PPP的第三个特征是风险分担。公共部门尽可能大地承担自己有优势方面的伴生风险，而让对方承担的风险尽可能小。与此同时，民营部门会按其相对优势承担较多的、甚至全部

的具体管理职责，而这个领域对于公共部门而言，正是管理层“道德风险”的易发领域。PPP管理模式中，更多是考虑双方风险的最优应对、最佳分担，而将整体风险最小化。当前我国开展PPP存在诸多问题

我国早在上世纪末就有通过PPP模式建设基础设施的项目，目前已经在多个领域采用了该模式，但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目前我国关于PPP的相关法规，主要来自于国务院及各部门制订的管理办法，同时，各地也根据各地情况制订了相应的管理办法。由于PPP项目的复杂性及长期性，这些办法不足以支持PPP项目的长期和可持续的发展。

缺乏专门管理机构。由于PPP项目更多涉及财政资金的未来支出，有必要由一个部门来单独管理PPP项目的实施，以防未来财政风险的无限扩大。

风险转移的目标没有充分实现。我国开展的PPP项目，很多经营性项目都有财政补贴，虽然名义上是采用了PPP模式，但并没有将经营风险完全转移，政府在许多项目中负责“兜底”。

项目运营周期较短。当前我国实施的一些PPP项目(如BT项目)运营期通常只有3-5年，不仅没有解决政府财政融资问题，相反被私营部门增加了一部分成本。这与采用PPP的初衷是不一致的。

项目多集中在用户付费项目。PPP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解决财政资金困难问题，在用户付费项目中，完全可能通过使用者付费的市场化方式解决问题。

财政部门监督和约束力弱。我国PPP项目一般由各部门安排，与财政没有必然联系，在需要融资时还要求财政部门出“安慰函”。这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调在PPP项目中财政部门有一票否决权是不一致的。

总之，如果我们不对当前使用的PPP模式及时规范、加强监督和有效控制，必然会给地方政府带来更严重的债务危机。

城镇化投融资中的公私合作形式

首先，就基础设施而言，选择公私合作管理模式应根据基础设施的不同形态来确定。对于已有的基础设施，政府可以通过出售、租赁、运营和维护合同承包等形式与民营企业合作，向民营企业发放特许经营权证，由民营企业进行经营管理。民营企业可以直接向使用者收费，也可以通过政府向使用者收费。通过政府和民营企业的合作，提高基础设施的使用与运营效率。在出售和租赁的形式中，还可以为政府置换和融通资金，从而支持和从事新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扩建和改造现有基础设施方面，政府可以通过租赁-建设-经营(LBO)、购买-建设-经营(BBO)、外围建设等形式与民营企业合作。通过这种形式，可以加快提升基础设施的功能和加快基础设施升级、改造的速度，也可为政府新建其它基础设施筹集一定的资金。

对于新建的基础设施，政府可以采用建设-转让-经营(BTO)、建设-经营-转让(BOT)、建设-拥有-经营(BOO)等形式与民营企业合作，为新建基础设施融入民间资本，同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提高基础设施的建设质量。

其次，在公用事业领域，特别是在污水处理、自来水、煤气、电力和热力供应等方面，一般可通过使用者付费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方式使投资者能够收回投资并得到合理的投资回报。

而在公共服务方面，为最大限度满足人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理想的模式是通过公私合作的模式来提供。其要点是：政府公共部门确定所需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具体服务由私人部门提供，提供价格可通过公开招标价格听证会或双方议价等方式形成。

公私合作模式需政策配合

完善法制体系。我国目前采用的是部委发“通知”，指定“政策”的方式来规范，其法律效力较低，而PPP的特殊性决定了要对项目公司、招投标和税收优惠等问题做出特别的法律规定，这就意味着PPP立法与一般法规必然存在一些冲突。国务院各主管部门在各自管理范围内做出的规定，只能适用于一部分行业，且都是从自身管理角度出发，很多时候不能相互衔接，缺乏全局性和系统性。

我们需要通过立法方式来保证在PPP项目中的各方利益不受损害，特别是公众利益，同时要明确PPP应用的领域与方式。

加强机构建设。我们可以在财政部下设立专门的管理部门负责公私合作项目的相关工作，并下设PPP项目采购、合同管理指导的经济咨询机构，利用现有行业部委下属的具有专业知识(比如交通、污水处理等)的技术咨询机构，满足PPP模式在各行业的应用需求。明确政策指导。建议出台支持运营周期长的PPP项目政策，同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降低政府在PPP项目中的成本和风险。针对项目本身经济性的强弱采用不同的激励政策。提高项目开发和储备能力。在设立相应的管理部门的同时，建议该部门同时负责PPP项目的开发与储备，依据“物有所值”的理念和定量计算的方法来确定一个项目是否能够采用PPP模式。

促进能力建设。PPP项目涉及金融、法律、会计等多个领域的专业技术，需要一大批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复合型人才。要加强相关人员的培训，并加大相关专业人才和管理技术的引进力度。

完善并加强合同管理。在我国现有的合同管理政策中，包括《城市供水特许经营协议示范文本》、《城市污水处理特许经营示范文本》等，虽然对相应的定价、风险、标准等做出

了规定，仍然存在诸如价格调整、风险控制等方面出现不少问题，希望能尽早完善并规范化管理。

提升监管管理力度。我们应当在不同阶段实施不同的监督举措，在招投标阶段、运营阶段和资产转让阶段都应有相应的监督管理依据与措施，可参考英国的做法。

加强风险管控。凡是PPP项目都属于政府投资公共项目，特别是私人融资项目，虽然在有产出后才向投资者付款，但是，未来每年支出的现值总额便是政府的或有债务。如果PPP项目规模过大或总额过大，则可能给政府带来财政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财政部门在PPP项目立项上应有否决权，以此防范项目带来的财政风险。

第二篇：浙江创新融资模式

浙江创新融资模式：股权激活产生上百亿流动资金

新华网8月3日电，资金一度告急的纺织企业浙江加佰利公司在得知浙江省《股权出质登记暂行办法》出台后，立即以绍兴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3600万股权作为质押登记，获得贷款8000万元，解了燃眉之急。 记者了解到，近期在浙江先后出台的《公司股权出资登记试行办法》《股权出质登记暂行办法》两项举措，创新了企业融资的模式，短时间内通过股权激活，产生了上百亿流动资金。企业在重拾信心的同时，获得了融资、重组、转型、升级的机会。

中小企业面临“生死考验”

今年以来，受原材料价格上升、人民币升值加快等综合因素影响，浙江经济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工业增速回落;三大需求实际增幅明显回落;通货膨胀，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进一步加剧。有关数据显示，前4个月浙江省规模以上企业亏损面达21%。

在利润空间被挤压的同时，宏观调控信贷紧缩更使企业普遍面临资金紧张，浙江民营企业集中，其中大部分是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和一些困难企业面临收贷与借贷的双重压力，资金链随时面临断裂的危险。

来自浙江银监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浙江小企业资金供求矛盾尤为突出，今年一季度小企业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了50亿元，仅相当于去年全年增量的8.6%。

据浙江省工商局统计，今年上半年浙江全省有1200多家企业歇业关停，这在浙江连续10年的历史上都是没有的。工商牵线金融和企业共同盘活股权

股权，是公司企业投资者的法律所有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投资者对企业拥有的各项权利。然而在企业成立之后，投资者的出资就成为了不能随意处分的“死”股权。

去年颁布的《物权法》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也可以出资、出质，并且应到工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不少企业向工商部门提出股权出资、出质登记申请的要求，但由于至今未出台具体办法，工商部门一直苦于无法操作。

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表示，占浙江省GDP总量60%以上的民营企业，一举一动都关乎整个浙江经济发展的走势。但是浙江的企业还太年轻，还不具备像国际知名大企业那样的抗压抗风险的能力，因此“工商部门要做媒人，要帮企业和金融部门牵线搭桥，在大形势趋紧的情况下，组织自救。企业股权出资、出质就是这个桥梁”。

浙江省工商局分别于2007年底和2008年6月先后在全国创新性出台了《公司股权出资登记试行办法》和《股权出质登记暂行办法》。

股权出资，是指投资人以其持有的公司股权作为出资，投资于其他公司的行为。根据新《公司法》的规定，股东可以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以外的其他财产出资。而股权恰恰符合公司法律制度确立的非货币出资“可评估、可转让”的基本要求。浙江是市场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之一，企业改制、资产重组较为频繁，对股权出资、出质需求迫切。

股权出质，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将公司股权出质给债权人，作为债权的担保，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法以该股权折价或拍卖、变卖该股权的价金优先受偿。《物权法》的实施，使“死”股权转化为“活”资金成为可能，而《股权出质登记暂行办法》使可能成为可行。

沉淀“死”股权产生流动“活”资金

浙江省工商局出台的两个《办法》突破了股权出资的障碍，使“虚拟资本”作为出资形式在制度上得到保障，可大大降低企业上市和重组、改制成本。

浙江煤炭地矿局局长朱绍寅告诉记者，他们企业原本需要一次性拿出5000万元货币资金，用来出资成立浙江中煤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在《公司股权出资登记试行办法》实施后，只需以其控股的五家子公司的股权和1500万元货币出资即可，大大节省了资金成本。

“股权出质登记”可以锁定企业的股权，使得企业将股权质押给银行后，无法转让，银行贷款的信心提高，进而提高了企业贷款成功率。

截至7月15日，自《公司股权出资登记试行办法》出台以来，浙江省各级登记机关已办理股权出资的有17家，股权出资涉及85亿元。《股权出质登记暂行办法》出台至今，已办结全省股权出质登记的企业近40家，股权出质数额为20亿股，融资金额15亿元。原本“沉淀”的股权资本被激活后已经产生了上百亿的流动资金。

据悉，浙江37万多家公司制企业，注册资本有11856亿元。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副行长郑南源认为，两个《办法》有利于盘活存量资本，大量公司股权“沉淀”的资本可能成为“活动”的资金流，股权将成为助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解读《武汉城市圈公司股权出资登记管理试行办法》

“虚拟资本”出资有了制度保障

《武汉城市圈公司股权出资登记管理试行办法》共18条，明确了股权出资的定义。即投资人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自然人(不包括港澳台人士)或在中国大陆依法设立、具备公司投资主体资格的法人和其他组织，股权公司是住所在湖北省内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被投资公司是住所在城市圈内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不包括外商投资企业)。

股权出资五道槛

新出台的《武汉城市圈公司股权出资登记管理试行办法》在股权出资时严格限定了5道门槛：投资人用于出资的股权权属清晰、权能完整，且已足额缴纳;用于出资的股权应当由法定的评估机构评估作价;股权和其他非货币财产出资额之和不得高于被投资公司注册资本的70%;以股权出资，股权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的，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且其他股东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以股权出资的，应当经被投资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作价。

改制和拟上市企业将受益

“最受益的将是改制和拟上市的企业。企业上市和重组、改制的成本大大下降。”湖北省工商局总经济师李跃春说，过去，在企业上市时，要将优质资产股权置入新公司，只有通过先用资金设立公司，然后再用这部分资金回购股权的方式。如果突破股权出资的障碍，企业的融资或改制成本大大降低。

他说，目前，公司制企业越来越多，省工商局出台这一办法，正是从让更多企业发展的角度，本着“非禁即许”的原则考虑的。这一法规的出台，意味着"虚拟资本"作为出资形式在制度上得到保障。

允许股权出资，可以大大降低企业战略重组的成本，有利于推动企业做大做强。以设立企业集团为例，过去企业必须拿出大量的现金先成立集团母公司，再由母公司收购子公司的股权才能实现控股。如我省过去办理的湖北省能源集团与长江电力重组，省国资委将其在长江证券的股权投入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和武汉市大型百货零售业重组，武汉市国资经营公司持有的鄂武商、武汉中百、武汉中商三家上市公司国有股权投入新组建的武商联股份有限公司。现在子公司的股东只要通过股权出资，就能直接设立母公司并实现控股，从而大大降低了企业的商务成本，缓解了企业现金流紧张的压力，激发了企业并购重组的内生性动力，为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创造了条件。

中小企业股权变静为动

日前由浙江省工商局紧急研究出台的《股权出资登记试行办法》、《股权出质登记暂行办法》，犹如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为众多中小企业荡开了解困的涟漪。

这两个《办法》规定：目前凡是在浙江省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东人数在200人以下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都在受益范围内。股权出资、出质，就是将一贯被视为企业“死资产”的股权“起死回生”，使得股权可以经专业机构估价后直接作为新注册公司的注册资本或者获得股权质押贷款。目前，股权出资、出质仅在上海、重庆等少数城市开展登记，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尚未出台具体办法。浙江省此次在全省范围内将其全面铺开，其广度和力度均属国内少见。记者从浙江省工商局企业处了解到，截至7月底，仅股权出质一项，浙江全省已有55家企业办理登记，累计登记股权29亿股，获得融资30亿元。

浙江省衢州市首家以股权出资形式组建的浙江通顺集团，以10位自然人股东名下的5家子公司股权，经专业会计事务所评估后作价3457万元出资组建，从而实现集团化运作，以此促进资金、销售、市场信息等资源共享，有望进一步降低成本，成为《股权出资登记试行办法》、《股权出质登记暂行办法》两项创新性举措的直接受益者。

浙江省工商局企业处负责人阙利民透露，就目前来看，以股权出质方式成功获得融资的，以企业金融类股权居多。在浙江省工商局首家办理股权出质登记的绍兴纵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其在绍兴市商业银行2500万股股权出质给了中国民生银行杭州分行，获得了3亿元银行贷款。股权出质登记办法出台后，让“死”股权变“活”，一解企业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一些企业获得贷款后立即购买原材料恢复生产。同时，股权出质也调动了银行的积极性。由于股权出质登记锁定了企业股权，使企业将股权质押给银行后，

无法转让;再加上企业在工商局进行股权出质登记，无形中工商局就扮演了“担保人”的角色，这更给银行吃上定心丸，进而提高企业贷款成功率。

目前，股权出资、出质让企业静态资本变为滚动的现金流，使经济存量转化为现实经济能量的效应已经初步显现。据介绍，浙江省共有公司制企业30多万家，通过股权出资、出质登记，理论上能激活的资金可超过1万亿元。

第三篇：肖临骏：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投融资模式创新的研究

1 文献综述

迟福林、辜胜阻、唐任伍、曾业松强调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和关键是以人为本，扩大内需。颜晓峰、陈炳才、唐任伍指出国家治理现代化、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深入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是“稳中求进，改革创新”。在CNKI中以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融资机制为检索词，搜索发表论文达到89200条，研究结果表明，创新和完善投融资机制对新型城镇化建设至关重要。王红珠认为，新型城镇化投融资机制的创新需要从政策创新、平台创新、机制创新和金融创新四个层面展开。陈伦盛、许峻桦、辜胜阻，曹誉波，李洪斌、周阿利等分别对城镇化进程中投融资困境、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破解难题的路径选择等进行了研究。过去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定性分析，鲜有结合城镇化发展与相关变量做出定量分析。本文的创新点就在于将新型城镇化投融资建设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综合阐述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来具体分析金融发展与城镇化水平的相互关系，使得文章更有实用价值。

2 城镇化建设投融资现状及问题

未来10～20年将是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新一届政府主要推动的一项经济政策，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必然会扩大我国的内需，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而与之相对应，建设必然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所以解决好投融资问题是城镇化顺利进行的关键。在与我国城镇化投融资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这三类项目中，基础设施建设是重中之重。我国的城镇化融资渠道由最初的财政支持到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进行，逐渐呈现出多元性的特点。但是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传统融资模式的弊端也日益显露。

2.1 城镇化建设资金供给不足

由于城镇化建设的主要三大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都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和低收益性，很难只借助市场资金的力量来完成融资任务，④因此基层政府有限的财政资金是城镇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而税收则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体部分，但是各地地方财政税收需要首先支持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事业的支出，扣除这些以后，可用于建设城镇化的资金就非常有限了。

经济学中的“诺瑟姆曲线”告诉我们，城镇化程度由30%上升至70%这一区间是城镇化率上升速度最快的阶段，而对于大量资金投入的需求则是这一阶段最显著的特点。除此之外，以家庭农场、科技型农业企业以及专业大户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呈现不断增多的趋势，这些也对资金的需求规模提出了更大程度的需求。

2.2 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呈现“难以为继”的局面

由于土地财政可以带来迅速的繁荣，在短期内可以让地方财政取得巨大的收益，因此在城镇化的初期阶段，地方政府过多的依靠于以土地财政、土地金融、土地扩张为核心的出让土地使用权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可否认，土地金融在城市化进程的初期发挥了重要且积极的作用，但是土地资源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有着其固有的缺陷与弊端，如不可持续性、助长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短视性、容易引发矛盾和腐败问题等，更为重要的是不利于城镇化的长足发展与深入进行。政府过分依赖土地财政抬高地价，在获取较高收益的同时会导致房价与租金的上涨，使得城镇居民的生产活动成本有所增加，违背了城镇化发展的初衷，另一方面，用以土地财政为基础的预算外资金来支持城镇化投资资金这种模式有着较大的风险，风险会随着时间而累积，一旦房地产出息泡沫，地方债务问题将会十分突出。

2.3 地方投融资平台蕴含风险，有待健全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地方政府债务急剧扩张，融资平台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①融资金额巨大，极易形成巨大规模的政府债务。由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主要是以政府划拨的土地、厂房、股权等作为登记资产，而这些资产的变现能力不强，融资中的担保主要是靠地方政府财政来达到，在我国经济低位运行和土地财政不景气的情况下，债务偿还风险加大，容易引发社会的不稳定。②融资平台内部运作不透明不规范导致权责不明，治理结构不完善。③融资平台缺乏外部约束机制。在平台的运行过程中，由于对地方政府的融资规模和数量都没有明确的监管和制约，一些地方政府往往忽视实际的需求，片面的追求数量而超出政府的实际承受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平台从银行取得贷款后将其放入统一的资金池中，再由不同的项目进行分别调配，银行无法对其行使监管职能，无法知道资金的具体用途。

2.4 投资主体单一，融资空间缩小

参与城镇化建设的投资主体主要是地方政府以及中小型企业，民营企业、跨国公司以及个体工商户投资所占的比重较少，由于缺乏完善的制度顶层设计，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受到了一定的局限性。

由于受到国际金融环境不稳定的影响，潜在的金融风险将逐步增加，随着国家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监管的趋紧，新型城镇化的投融资空间将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挤压。一方面，地方融资平台创新完善了各种拓宽投融资渠道的方法，例如通过信托产品、金融租赁等方式，这些举措降低了银行的贷款比，但是从另一层面上增加了风险识别的难度，不利于金融体系内部对系统风险的监管和控制。另一方面，国家对地方融资平台的监管政策趋紧意味着监管政策越来越精细化，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空间将会大大缩减。

3 实证分析

上文重点分析了城镇化建设中对资金的急切需求以及资金缺口出现的原因，但是对于金融的发展与城镇化建设的相互关系还未得出明确结论，基于上述疑惑，下文做出金融发展情况与城镇化建设二者之间的实证分析，以求得出合理结论。

3.1 变量和指标的选取

在被解释变量方面，选取人口城镇化率(UR)为我国城镇化水平的衡量指标，这一指标能够准确地反映出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发展情况与发展进程。UR指标与城镇化水平呈现正相关的关系，UR数值越大，城镇化发展水平相对应越高。

UR(人口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总人口×100%

在解释变量的选择方面，选取了以下三个相关指标。

(1)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FIR(金融相关率)。金融相关率是1969年，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的金融资产价值与国民财富的比值，通常被用来衡量一国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水平的存量和流量指标，FIR与金融体系的发展情况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FIR(金融相关率)=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GDP×100%

(2)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 FD(金融深化比率)。金融深化比率是罗纳德?麦金农于1973年提出来的概念，是用来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深度的重要指标。通常被表示为广义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金融深化比率与金融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的关系，数值越大则证明一国的金融发展深度越大。

FD(金融深化比率)=M2/GDP×100%

(3)农村存款水平的指标：农村存款比例。农村存款比例是用来反映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农村存款水平一般用农村存款与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的比值来表示，且农村存款比例与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RD(农村存款比率)=农村存款总额/金融机构存款总额×100%

文章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选取1990～2013年数据，时间跨度为23年，根据数据计算出UR(人口城镇化率)，FIR(金融相关率)，FD(金融深化比率)以及RD(农村存款水平)。

3.2 时间序列分析

由图1所示，UR(人口城镇化率)呈现逐年缓慢上升趋势，并且1990年左右的上升幅度小于近年的上升幅度，说明城镇化率的变化率也呈现上升的趋势，由城镇化率与城镇化发展水平正相关表明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越来越快。FIR(金融相关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有些波动但是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并且2013年的FIR数值几乎是1990年FIR数值的两倍，说明在这23年的时间里，我国金融发展水平有着显著性的提高，金融体系的发展情况呈现乐观趋势。FD(金融深化比率)与FIR(金融相关率)变化趋势大致相同，虽然在2006～2009年的时间里呈现短期下降，但是总体趋势上升明显，金融发展情况乐观。农村存款水平总体变化趋势不大，在1990年之后呈现上升趋势，但是于2000年开始逐年缓慢下降，24年的时间跨越并未存在显著变化。

3.3 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为了防止因为序列的不平稳而导致的伪回归现象，利用单位根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来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用EVIEWS7.0检验，结果如表1。

由表1可知，在当显著性水平为5%时，对各变量做一阶差分之后的检验值都大于其所对应的临界值，说明四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是平稳的，所以UR， FIR， FD和RD都是一阶单整序列，说明这些随机变量的历史和现状具有代表性和可延续性。

3.4 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的目的是检验四个变量所组成的回归方程是否稳定，若结果是稳定的，则四个变量的长期关系便可以用表2和表3来表达了。

由Johansen协整检验的轨迹统计和最大值统计结果，在至多有两个协整向量时，统计值在5%临界值之内，根据Johansen检验规则，判断存在两个协整向量。

3.5 格兰杰检验

由格兰杰检验结果(表4)可知，FIR不是UR的格兰杰原因，UR是FIR的格兰杰原因;FD不是UR的格兰杰原因，UR不是FIR的格兰杰原因;RD是UR的格兰杰原因，UR是RD的格兰杰原因。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城镇化促进了金融产业的发展，而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缺乏资金的城镇化建设不能得到实现。金融发展深度指标FD与UR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明显，说明现阶段金融发展的深度与城镇化的建设之间并无过多的联系，二者相互独立。

农村存款比率指标RD与UR之间互为格兰杰原因，这说明RD与UR之间相互影响，农村存款比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农民生活水平，一方面可以反映金融行业整体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做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进而居民存款数额增多。

3.6 实证结果与分析

根据1990～2013年的相关数据对我国城镇化水平与金融发展水平的相关变量的实证分析结论如下：

由格兰杰检验的结果可知，我国金融水平的发展不是城镇化发展的格兰杰原因，而我国城镇化发展是金融水平发展的原因，说明金融水平的发展对我国的城镇化的发展水平的影响不显著，而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对于国家金融水平的提升有显著性影响。由此可以推导得出，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一项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是推动我国经济更好发展的一项重要手段。而金融水平的发展对于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影响不显著则可能是我国尚属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水平未达到一定程度，由此金融的发展对我国城镇化的建设作用不显著，因此，我国应该尽快完善相关的金融体系与制度，促进金融水平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

4 新型城镇化投融资机制的创新

城镇化投融资机制的创新是基于传统城镇化进程中不健康不完善的投融资机制以及上文实证分析的金融发展与城镇化关系的结果而提出，其目的是化解城镇化进程中资金缺口的危机，促进城镇化平稳健康的发展，进而促进我国金融水平的提升，基于现阶段我国金融水平对城镇化建设促进作用不明显的实证结果，应当尽快完善与此相关的金融制度与体系的设立，创造利于金融发展的环境。关于创新投融资机制的具体内容，分为四个基本点进行详细论述。

4.1 投融资体制改革

4.1.1 完善土地流转制度

土地是农村改革建设中不可避免需要优化的要素之一，通过土地的确权流转，激活以劳动、资本、土地为代表的三大生产要素，土地才能作为一项优质资源参与到资源配置中，进而提高农村经济的活力与效率。通过转包、租赁、互换等方式出售土地经营权，鼓励农民将土地承包给专业大户，由专业大户根据不同土地的不同特点来综合利用土地，形成规模效应，有利于发展农业规模经济，增进农村经济的活力与效率。

4.1.2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以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则是以大力培育发展新型农业的经营主体，逐步形成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为骨干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该体系有利于健全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步伐，进而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的提高。

4.1.3 完善风险承担机制

为了让民营资本安心进入公共建设领域进行投融资，政府和国有、民营资本需要在城镇化投融资的建设中共同承担风险，完善风险保障服务体系，弥补市场经济固有的缺陷与不足，降低金融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的风险。

4.2 正确处理城镇化投融资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新型城镇化投融资模式改革与创新的基础。首先，要明确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政府的投资领域。由公共产品理论可以得知，政府的基本任务是主要做好纯公益性项目，如基本公共服务以及基础设施领域等，而市场机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准经营项目方面，以消费者付费加之财政适度补贴的方式实现，通过引入多元化的社会资金，一定程度地分散财政风险，减轻地方的财政负担。政府应当完全放开经营性项目，由市场匹配相应的融资、建设以及运营。其次，要建立科学的投资决策机制，这包括建立投资计划、评估投资风险，增强投资计划的公众参与度以及决策透明度，实行权责一致性原则等。最后，政府应当加强市场监管管理。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空间扩大化的发展，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强对民间资本投资运营的监管力度，这些包括制定科学的特许经营方案、制定严格的服务标准、引入公共监管等多种方法。

4.3 推动投资主体多元化

解决城镇化资金供给不足的关键之处在于扩大投资主体的范围，鼓励吸引民间资本的参与度，解决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的阻碍性因素，这些都需要完善政府政策的制定。

创新与新型城镇化投融资建设有关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等，通过这些政策的导向，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城镇化建设中去。政策创新需要充分考虑城乡差别与不同的需求，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与需求方面进行灵活性的安排，尽量引导城镇化建设的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模式多样化，一定程度地放宽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数量与规模，极大限度地探索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与收益相关的项目投资建设与运营模式，复制并模仿，减轻政府债务负担。防范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关键在于控制高速增长的债务总量，加快现金的流动速度，确保政府拥有足够的资金偿付债务，从而使得经济增长与债务的借还得到良性的循环。为了适应新型城镇化建设内涵的多样性、投资融资的规模性，政府财政应该作为引导资金和杠杆资金，引导民营资本和外部资本积极参与城镇化建设，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融资模式的主导力量。

4.4 多样化投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

新型城镇化建设蕴含巨大的投资需求，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突破投融资渠道的瓶颈，并提供足够的流动性证明和安全可靠的中长期资金来源，那么我们就能将潜在需求转化为投资需求，就能促进经济的平稳持续增长，加快追赶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的步伐。这样看来，投融资方式、渠道的选择就变得尤为重要。①推行地方政府债券。地方政府债券是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中一项重要的市场化的手段，通过发行地方债券这一方式也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融资问题。②推进金融创新，完善开发性的金融工具。首先要创新信贷管理制度，增加对城镇化的信贷融资供给。然后要发展以民营银行为代表的民营金融机构，用农民自己的力量来支持自己的创业以及经济的发展，让农民自食其力。③积极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健全PPP制度框架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PPP模式是指政府与社会资本建立起一种长期合作的关系，使政府与个体能够利益共享、风险分担，从而增强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提高效率。

第四篇：国家宏观调控下的房地产企业融资模式创新

Innovation of Financing Mode of Real Estate Enterprise under National Macro-Control Efforts 陈媛媛 吴萍

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3 Chen Yuanyuan Wu Ping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cnomics and Management Faculty, Kunming ,Yunnan ,650093 第一作者简介：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专业：企业管理，研究方向：国际金融

第二作者简介：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国际金融，区域经济 联系电话：13795427015(陈媛媛)

联系地址：上海浦东新区华佗路280弄13幢16号308室雷婷转陈媛媛收 国家宏观调控下的房地产企业融资模式创新

摘要：近年来国家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央行针对房地产行业出台了121号文件,通过信贷紧缩等方式来调控房地产市场;银监会出台了212号文件,提高了房地产开发商从信托公司贷款的门槛。很显然，越来越多的房地产企业正面临资金困局。在这种国家进行强有力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急需资金进行多层次地产开发的房地产企业如何有效利用这些国际地产投融资机构的参与来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完善地产开发模式，已经越来越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本文就这一现实问题做出深入分析，以期能对新形势下房地产业的融资模式创新提出有意义的几点参考。

关键字：房地产;投资银行;房产信贷;宏观调控;房地产基金;资产证券化

Innovation of Financing Mode of Real Estate Enterprise under National Macro-Control Efforts Abstract: These years, the China Bank carried on the No. 121 file to keep lookout the finance risk, adjusting the real estate market through the credit deflation;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 appeared on stage the No.212file, raising the threshold of loaning from the trust company for the real estate developer. Obviously, more and more real estate corporations will face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of lack of mone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cro-control efforts carried out by the government, how the real estate corporations utilize the combin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companies to broaden the channel of attracting funds, making perfect the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mode, which is becoming the focus more and more.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some suggestion which is instructive for bringing forth new ideas to the financing mode through deeply analyzing this practical problem. Key word: real estate; investment bank;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 macro-control efforts; real estate trust; assets securitisation 0 引言

在我国，房地产金融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住房体制改革，中国房地产业急需搭建多元化的金融平台。房地产金融已是当今业界普遍关注的焦点。如何在这种内外交困的不利形势下成功突围?显然，积极进行房地产企业融资模式创新已成为势在必行的事情。 1房地产融资现状

相关数据显示，1991年底全国只有4200家房地产开发商，但目前已达3万多家。房地产企业的平均规模很小，每家的年均开发面积不足2万平米、平均资产规模仅5千万元，尚不足在北京建造一栋中型住宅楼。在我国，市场份额能达到全国总额5%以上的大型房地产企业至今尚未产生，因为这个份额要求年销售额达到500亿元。虽然有几家房地产公司在向这个目标努力，但估计在2005年还很难有人达标。这种高度扁平化、分散化的产业组织结构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的情况差距很大。由此，企业众多、规模偏小、缺乏领头羊、产业集中度过低，构成了我国房地产业当前的主要结构特点。

我国房地产业的特点决定了我们的融资策略必然是与之相适应的。虽然121号文件主旨是希望分散和降低房地产的金融风险，但实际上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企业至少有三分之二仍然依靠银行贷款过日子。毫无疑问，资金在2005年内成为影响房地产行业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宏观调控使得5万家房地产企业面临一个重新的洗牌。由于近年来银行不断对房地产开发贷款设限，开发商所依赖的资金中订金、预付款等比例逐年增高，在今年更是超过了五成。在国家有意取消预售制度之时，开发商的这一融资渠道并非长久之计。121文件的洗礼，让他们至此才意识到自己脆弱的资金链条和资本运作能力。半数以上的开发商面临着出局。于是，融资环境和渠道成为开发商最为头疼的问题，大家被迫使出浑身解数开拓新的融资渠道。 2房地产多元化融资格局的形成

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和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策略联盟共同组建的REICO工作室在《2005年第三季度中国房地产市场报告》中，对房地产金融作出专项研究报告。该金融报告反映，我国房地产金融市场没能构成多元支持体系和风险分担体系，房地产金融发展空间巨大。REICO报告认为，我国房地产金融市场目前以一级市场为主，二级市场尚未真正建立起来。而一级市场体系中虽已包括商业银行、住房储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住房公积金中心等机构，但仍以商业银行为主，其它机构发展并不充分或仅处于起步阶段。60%来源于商业银行，信托公司已经成为房地产金融机构的生命军，但是“212号文件”出现以后，信托资金都出现大幅度的回落。房地产融资的发展严重滞后，而福利性的制度、公积金制度大部分处于闲置状态，仅仅向7%的人发送贷款。房地产融资渠道单一，只有商业银行体系支撑着房地产的资金需求，而多元化融资格局远未形成，股权融资有所增加，但是比例也只有15.2%，债权公司仅占0.001的份额。信托、上市、债券、基金等融资渠道发展缓慢，没能构成多元的支持体系和风险分担体系。 2.1从“招拍挂”到房地产投资银行

过去1年，所有中国地产开发商的生活都或多或少地被三个词改变了，它们就是：招标、拍卖、挂牌。土地使用权转让所带来的影响，不但波及到地产开发相关企业，金融领域、地方政府，即使普通消费者，都无法不为所动。由于新的招拍挂方式大大增加了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国内很多城市甚至不惜撕毁已经签定的合同，把售出的土地拿回来重新卖，只为卖个好价钱，房地产成本增加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地价上涨、建材涨价、拆迁成本增加、税收。土地价格的上涨狂潮让地产公司不得不面对扑面而来的资金危机。

面对这种被动局面，房地产企业采取的方式是向经常合作的地产开发商发出招股书，建议相关的企业，拿出一部分资金，组成一家投资公司。投资公司的资金用来帮助股东公司购买土地或者进行前期开发。比如A公司购买了投资公司B的股份，则成为B的持有者和受益人。当A公司需要通过公开购买的方式获得土地的时候，由于土地价格昂贵，A没有能力独立完成，B公司将在这个时候借钱给他，帮助A公司完成土地购买。等土地使用证明下来以后，A公司把土地拿到银行进行抵押，把钱还给B投资公司。这样，A公司手头只要有几千万或者更少，就可以进行土地前期开发了。

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房地产投资银行的运作模式了。简单地理解，成立投资公司，实现相互过桥的方式，脱胎于地产领域特有的"同业拆借".在这种形式形成以前，很多地产公司之间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一个地产商为了获取土地、上市等目的，从其他地产企业拆借资金。由于都是属于地产行业，相互之间的风险较为透明，投资人对于投资的风险一般比较有信心。同时，不仅拥有资金回报，还可以享受对等的拆借利益，这也是房地产投资银行得以慢慢成型的一个重要原因。地产投资银行与一般意义的投资公司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投资银行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企业内部或关系密切的相关企业，资金的使用和获取具有相对封闭的色彩。而投资公司的资本获取和利用相对开放，是房地产投资银行的雏形。国家对于这种形式的谨慎，主要是由于对"自有资金不充足"的担心。今年第一季度，我国地产开发企业的自有资金在34%左右。如果地产投资银行介入，即使对方没有自有资金，投资银行注资后，投入的资金将以地产开发企业自有资金的形式出现。带来的结果同样是增加了地产开发建设的风险，只是风险更多从国家商业银行转嫁到民间资本身上。而这种运作方式的优点恰恰就是灵活，不容易受到国家政策的制约。地产投资银行是大势所趋，一边是投资，一边是项目，地产投资银行把大家联系起来。只是目前还没有很好的机构来专门做这项事情，但是摩根斯坦利、高盛等投资银行在国内都进行类似的投资。在当前央行收缩银根，对地产信贷大举“围追堵截”的不利形势下，显然，这种融资方式是极其有效的。 2. 2房贷资产证券化

就在个人房贷资产证券化还处在讨论阶段时，房地产开发商已经把个人房贷的资产证券化比喻成了房地产行业里的“可再生资金源”。 2005年12月1日，中国建设银行发出公告：目前住房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产品的发行工作已基本就绪，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起机构，拟通过中信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于近期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约人民币30亿元建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投资者产品推介会在北京举行。

资产证券化是最高层的住房金融产品，而银行一定也有严格的风险防范措施，实际上，个人房贷的资产证券化就是一种银行防范金融风险的措施，银行不会为了拿到更多的生意而忽略金融风险，从而对现有的金融政策加以松动。通过资产证券化，加强了资金的流动性，贷款的节奏加快了，对房地产融资是有好处的，同时，房子可以建得更多，供应量上去了，根据供求关系，有利于房价的稳定。这应该是一个良性循环，和谐发展的事。资金流一定是流向市场程度和安全系数都比较高，回报好，经济增长比较快的行业。房地产行业目前正是这样一个行业。

2. 3 REITs是房地产直接融资的方向

与债券相比，REITs现金股利率超过甚多。由于REITs现金股利成长率一般皆高过消费者物价指数，因此也被视为对抗通膨最有效投资工具之一，REITs完全符合当前市场担忧通货膨胀威胁的投资趋向。央行行长吴晓灵2005年11月8日表示，提高发展商的股本比例是大势所趋，设立REITs是房地产直接融资的方向。房地产商只有以股本融资为主，才能更好地解决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问题。目前房地产金融的问题主要不是房地产信贷政策的松紧，而是房地产融资方式没有形成风险分担的机制,绝大部分风险集中在银行身上，埋下金融风险。在公开发行股票或在专业化管理的前提下，用公开发行收益凭证的方式设立REITs，才是房地产直接融资的方向和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也是解决房屋租赁市场投资来源的重要融资方式。这一论调是由理论根据的：根据巴塞尔资本新协议，银行持有住宅按揭或房地产贷款，计算资本的风险权数，分别为50%及100%，但资产转化为证券化债券后，风险权数降至20%或以下，银行可释放更多资本有效运用。这是化解全球潜在金融风险的策略。因此，REITs凭借税率较低，配息较高受欢迎。当经济景气时，REITs股价可望受惠，当景气衰退时，REITs仍有稳健收益，资产证券化成为2004年以来全球资本市场最有缘分的题材。 越秀、恒地、新鸿基等地产老字号都会参与REIT市场，亚洲将有更多REIT上市，未来数年本地按揭证债券的发行会上升，加上香港本地机构投资者如强积金、保险及基金公司，对购买低风险定息工具的需求很大，足以推动REIT市场畅旺。 3 结束语

日本金融泡沫的助推器就是银行累积的巨额房贷风险，最终不得不对银行的治理与经营进行根本性的调整。美国为对冲目前的房地产泡沫，采用上市房贷期货品种。这些都是宏观调控的组成部分。我国对房地产业的调控,与金融市场的深化改革相匹配，决不可半途而废。 如何找到能有效解决当前房地产业融资难题的方法，这将是我们要努力去解决的课题。 参考文献：

[1]胡敏、王冬松、张帛宁:房地产投资信托交易模式分析,房地产金融,2004 [2]符启林：《房地产融资信托中的创新与法律规避》，经济法网

[3]邓晖,房地产融资发展的重要趋势¬¬——房地产证券.统计与决策97.9. [4]那颖,美国房地产证券化对我国房地产融资的启示,国际金融1999.53页. [5]吴福明,房地产证券化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第五篇：深圳创新信用融资担保模式

来源： 深圳特区报 时间： 2012-03-19 09:38 新华微博“给我一个支点，就可以撬动地球。”这是古希腊哲人阿基米德的雄心，而对于深圳融资性担保行业而言，这是一个正在实现的“野心”。

对8000多家中小企业，尤其是其中得到“银行首贷”的6000多家企业、58家已上市企业来说，它们当年从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个“阿基米德支点”。

“担保”，联接和浇灌起深圳中小企业群体健康发展的坚实土地。

12年提供担保近900亿

2007年，华大基因研究院迁入深圳。白手起家，首先就面临着巨大的融资需求。但这样一个凭独门绝技起家、全部家当就是一批难以用作抵押的高端设备的科研机构，传统银行的信贷门槛显得高不可攀。

华大基因决定向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求援。负责华大基因项目的业务经理刘晓告诉记者，第一次带着资料上担保集团内部评审会，评审委员们全都傻了眼：对于这种技术极为前卫、又没有同业可以参照的专业科研机构，究竟应该如何评估其中的风险?华大的技术实力究竟如何?他们问计于深圳市专家库，却发现，那里的生物基因领

域的专家也全部来自于华大基因本身。

无奈，只有自力更生，从所有能够找到的公开资料入手，仔细梳理企业运作思路……一个月后，两位项目经理再次捧着厚厚的企业资料上会。评审会也终于拍板，与盐田区财政联袂担保，使华大基因从深圳建设银行获得了成立以来的第一笔贷款：1500万元。彼时华大基因的年销售额尚不足100万元。

随着华大基因的快速成长，担保集团与之合作的规模也逐年扩大。目前，担保集团为之提供的担保余额已达1亿元。与华大基因的合作，只是担保集团成立12年来扶持中小企业的一个缩影。新纶科技、飞马国际、三诺集团……这些备受资金追捧的资本市场“新贵”们，当年也是由担保集团扶上战马，拿到银行的第一笔贷款。统计显示，获得担保集团支持的企业中，100%为中小企业，97%为非公经济企业，超过80%的企业属于首次获得银行贷款。成立12年来，担保集团已累计为8000家中小企业提供担保867亿元。实际上，与担保集团合作过的企业中，已有58家成功上市，拟上市企业超过240家。

2011年，深圳担保集团服务企业数量、担保金额，创下国内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性担保机构业务规模最高纪录。领跑者承受全部风阻

仅看这些辉煌的数字，很难想象信用担保行业在中国当

前经济环境中经营的艰难。实际上，2011年市场流动性出现系统性紧张，大批民营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也让处在中介环节的担保企业经营风险暴露无遗，中担投资信用担保、华鼎担保、创富担保、温州某担保公司……近期行业内引爆的一系列“炸弹”，把融资性担保公司推上了风口浪尖。

刚刚卸任的深圳担保集团老董事长叶小杭告诉记者：“12年前，深圳设立担保集团的初衷，就是为了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这让我们从一开始就定位于服务中小企业的融资性担保，力求打造链条式、一体化的综合性服务平台。”

融资性担保，素有担保行业“金字塔尖”之称，技术要求最高、经营难度最大、风险程度最高。近年来，舆论直指的担保机构“挂羊头卖狗肉”、参与高利贷、资金黑洞等，均是融资性担保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

深圳担保集团如何能绕过险滩?

“我们有一个好的体制。”叶小杭认为，这是深圳担保集团能够成为全国担保行业领军企业的首要前提。虽然是国有担保企业，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目标，但深圳市政府一开始便明确提出：不给担保集团任何指令性担保任务，不搞行政性干预，是否担保，完全按市场化机制决策。那么，市场化的架构体系究竟是怎样的?

1999年12月，深圳担保集团正式开始运作之时，国内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行业尚是一片空白。“领跑者必然要承受全部的空气阻力。”担保集团对此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担保集团确立了精干、高效的人才战略。2011年集团的担保单数突破1800单，总收入4.6亿元，利润3.4个亿，而集团员工一共才121人，其中72%为一线项目经理。这个平均年龄才30岁的年轻团队，人均创利高达320万元。

在这个研究生林立、海归占比达到1/4的团队里，大部分员工都拥有一流的教育背景，企业文化却单纯、积极。一位项目经理告诉记者：“平时，只要工作没做完，加班加点也是常有的事情。一周下来，我至少要跑4家企业。除了做项目，还要见缝插针地做自己的专业研究课题。虽然很累，但是很满足、很充实。”

“担保集团54%的客户是技术含量较高的企业，80%的企业是首次获得银行贷款。”担保集团要求每一个一线项目经理都是一位全能选手。

最为业内津津乐道的，是担保集团的风险控制能力。在代偿率指标上，深圳担保集团一直保持着中国企业新纪录。担保集团12年来累计代偿率始终控制在万分之几的水平上。截至2011年底，他们累计担保的867亿元贷款中，代偿余额仅152万元。

一位业内人士深有感触地说，在人人谈资金链断裂而色变、担保行业也不乏“跑路者”的2011年，深圳担保集团居然连续两年实现了风险零代偿。这样的资产质量着实令人难以置信。

走向全国的高端服务品牌

成功树立了信贷担保领域的第一品牌，并不能满足担保集团在融资性担保领域一路攀向高端的雄心。

2007年，深圳担保集团大胆试水直接融资担保业务，成功发行我国第一只中小企业集合债——“2007年深圳市中小企业集合债”。

以往的债券市场，通常由大型企业、国有企业专享。当中小企业首次抱团登陆债券市场，由于其信用评级较低，为了保证投资人的权益，达到发行要求，必须通过担保来提升中小企业的信用等级。资本市场增信，对担保机构提出了全方位的高要求，准入门槛较高，是典型的高端市场。一旦进入，则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前景。

深圳担保集团瞄准这块诱人的“新蛋糕”，在战略规划中，将其作为一个新的利润增长点和“走出去”市场布局的重要武器。2010年初，受黑龙江省工信厅邀请，深圳担保集团一次便派出7个小组的一个小分队，分赴黑龙江省各地，在当地政府初选推荐出的数十家优秀中小企业中开展调研，以设计发行“2010年黑龙江省第一期中小企业集合

票据”。

时值春节刚过，东北仍是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冰天雪地。曾经参加那场“东北会战”的一位项目经理记忆犹新：“从深圳到黑龙江，突出的感受是天黑得特别早，天气特别的冷，企业特别地分散。有一次，跑了很远去调查一家企业，看完已经晚上8点了，可距离吃饭的地方还有80公里的路程。”正是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深圳担保集团受邀当年，便成功发行了全国首只跨地域担保的“黑龙江省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并一举打开了中小企业集合票据业务的全国市场。随后，郑州、温州、武汉等多地政府主管部门纷纷向深圳担保集团发出邀约，拿出自己最优秀的中小企业参加“选秀”。截至目前，担保集团已成功发行了4只中小企业集合融资产品，正在筹发“深圳2012第一期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14个项目，是全国首家成功实施跨地域担保的地方性担保机构，资本市场评级达到AA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