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养殖水产论文

2022-04-15

摘要:作为全球最大的水产养殖国,我国水产养殖业对水环境影响巨大,水产养殖业水环境形势严峻。我国目前水产养殖业的水环境管理在政府行政管理、法律制度、养殖户自身管理、消费者与周边居民监督等四方面都存在着各种现实问题。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韩国养殖水产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韩国养殖水产论文 篇1:

韩国水产养殖业发展现状

摘要 韩国是世界上重要的水产品生产国与消费国,并与我国有着密切的贸易伙伴关系。韩国水产养殖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根据韩国水产业发展的趋势,分析了韩国近几年主要养殖品种的养殖产量、模式以及存在的问题,以期为我国水产业的发展及两国间的水产品贸易提供借鉴。

关键词韩国;水产业;养殖模式;养殖产量

A

Key wordsSouth Korea; Aquaculture; Breeding model; Aquaculture production

韩国位于朝鲜半岛的南半部,东、南、西三面环海,与我国和日本隔海相望。韩国海岸线长2 413 km,有大约 3 000个岛屿。韩国海域面积是陆地面积的5倍,同时又地处北太平洋渔场南边,有丰富的渔业资源,渔业产业一直是韩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国人开发出自己独特的水产品料理文化,人均水产品消费量在2011年已达到53.5 kg(鱼类、贝类和海藻;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食品供需表资料)。然而,近年来由于过度捕捞,渔业资源匮乏,韩国对水产养殖业的关注日益增加(表1)。韩国水产养殖业在过去的40年内发展十分迅速。在20世纪60~70年代, 紫菜、牡蛎等育苗技术发展起来,20世纪80年代致力于贝类养殖,20世纪90年代开始鱼类的网箱养殖,而现在主要开发集约化和可持续发展的高科技养殖。2011年,海水养殖是水产养殖业最大的贡献者(1 448 000 t),占水产养殖总产量(1 478 000 t)的98%(表2),2012年海水养殖产量达到148.895 0 t,比2011年增加了2.83%[1]。通过政府的支持以及不断的研究开发,韩国水产业在过去的50年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韩国曾经是主要水产品出口国,但在过去的10年中,这种趋势已经发生逆转,国内对水产品的需求已经要依靠进口来满足。2011年韩国进口水产品总额为38.3亿美元,比2010年(30.3亿美元)增长了24%[2]。

1海水鱼类养殖

由表2可知,海水鱼类养殖总产量是73 108 t,占2013年水产养殖总产量的4.89%。整体海水鱼类养殖产量排名第三,仅次于藻类养殖(67%)和贝类养殖(26.65%)。

牙鲆(Paralichthys olivaceus)是韩国最重要的海水鱼类养殖品种,紧随其后的是许氏平鲉(Sebastes schlegelii)、鲻鱼(鲻科)、真鲷、鲈鱼(Lateolabrax japonicus)和其他一些种(鮸鱼、河豚等)。韩国2013年主要海水鱼类养殖产量见表2。

养殖者们没有认清生饲料的使用与水环境污染、疾病暴发和高生产成本间的关系,误认为膨化饲料不能象生饲料一样有效促进生长和保障存活率[5]。此外,网箱养殖的过度投喂引起过多的氮、磷排放,从而导致藻华和赤潮的爆发成为夏天的常见现象。高密度养殖也导致了疾病频发,每年都会出现一些新的疾病。尽管流水式养殖和循环水养殖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但是由于其高投资和运营成本,只有少数高价值的品种采用这种方式。

韩国海水鱼类的人工育苗技术在过去的20年内已经日趋成熟,但有效的养成技术仅限于几种经济价值较高的种类(如牙鲆、许氏平鮋和真鲷类),而其他潜在的高价值养殖品种(如鹦嘴鱼和黄狮鱼等)由于不能商业化提供种苗,而限制了其进一步扩张。此外,高价值养殖品种(如牙鲆)的种苗生产,由于只选育生长快的亲体,导致了遗传多样性退化,增加了疾病的爆发率和畸形鱼的数量。

2淡水鱼类养殖业

韩国主要淡水鱼类养殖品种和产量见表5。与海水养殖以藻类为主相反,淡水养殖品种主要是鱼类。日本鳗鱼(Anguilla japonica)是最主要的淡水养殖品种。由于海外市场尤其是日本市场的需求,日本鳗鱼产量占淡水养殖产量的2733%。

但是,鳗鱼产量近年来也在逐渐减少。韩国每年可捕获10~20 t 0.2 g规格的玻璃鳗,在1年内可以养到200 g的上市规格。然而,2012年只捕获到2 t玻璃鳗,剩下的7~8 t都是从其他国家进口。现在玻璃鳗的市场价格在7美元/只左右,当达到上市规格时其出塘价在50~70美元/kg。

鳗鱼自1990年以来是韩国最主要的淡水养殖品种,但其产量并没有对整个水产养殖产生多大贡献,鳗鱼养殖仍然只限于从河中捕获鳗苗养成幼体,然后出口到日本台湾继续养殖。目前韩国的鳗鱼养殖不只限于幼体生产同时也进行养成生产。韩国全南地区是最主要的鳗鱼养殖基地,有236个养鳗场,总面积1 326 418 m2 ,包括202个流水式养殖系统和34个循环养殖系统,而釜山、首尔、济州、全北及其他地区仍然是小规模养殖[6]。韩国鳗鱼养殖也受限于鳗苗来源,由于自然鳗苗的缺乏及人工育苗技术不成熟,鳗鱼养殖已成为最困难和最具挑战性的产业。韩国目前正在进行鳗鱼的人工育苗技术研究,并准备到2015年建立起成熟的人工育苗技术。

3藻类养殖

藻类养殖一直是韩国水产养殖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产量在世界8个藻类生产国中排名第四[7]。藻类养殖在韩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一些品种(如紫菜)已经养殖了300多年,而其他一些品种(如Undaria 和 Laminaria)是后来引进的。在过去的20年内,又从日本引进一些生长快、抗病力强的Poryphyra品种。

藻类养殖主导品种是裙带菜(Undaria spp.),包括裙带菜和日本绿裙带菜;其次是紫菜(Porphyra spp.), 包括P.yeszoensis和甘紫菜;海带 (Laminaria spp.) 和 羊栖菜(Hizikia fusiform)(表6)。养殖区域主要集中在韩国南海岸的西边。

韩国人有食用生海藻或者晒干的海藻的传统。过去的20年内通过不断改进加工技术,生产出各种高质量的藻类产品供应海内外市场。然而,目前韩国的藻类养殖面临着养殖区域减少及疾病的威胁。例如,紫菜养殖需要1 d内在空气中暴露2次,每次暴露时间为3~4 h。在早期养殖阶段,短时间的暴露能够确保更快速度的生长,但也更容易受到疾病侵袭。长时间的暴露能够提高抗病力,生长却缓慢。12月,由于天气寒冷及调整暴露时间的复杂性,所以很难生产出健康的紫菜。另外,大部分养殖的海带都用于养殖鲍鱼而非作为人类食物。面对海藻需求量的日益增加的形势,保持产量的稳定性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4贝类养殖

在韩国水产养殖业中,贝类养殖产量紧随藻类养殖,位列第二。韩国半岛拥有许多土生贝类品种,理想的环境温度

贝类养殖在过去的30年内发展非常快,因为野生的产量已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尤其是鲍鱼和牡蛎因其高价值,产量增长迅速。然而,不适宜的养殖模式、缓慢的生长和流水式养殖的高投入成为鲍鱼养殖的主要障碍。皱纹盘鲍是最为常见的养殖品种。鲍鱼养殖一般投喂海带,每生长1 kg的鲍鱼大约需要35~40 kg的海带。而海带价格在过去的10年内涨了2倍,3年收获1茬,高投喂成本及操作成本成为目前鲍鱼养殖的最大挑战。自1993年以来韩国牡蛎的捕捞量日趋减少,养殖量日益增多,但夏季的疾病暴发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在高密度的延绳式养殖区域,由于海底粪便堆积尤其是在海水循环差的地区,经常会导致海底缺氧。而且过度拥挤也使牡蛎生长缓慢,回报较低。

5甲壳类养殖

由表8可知,

韩国的甲壳类养殖主要是对虾,主要品种包括南美白对虾、中国对虾和日本对虾。中国对虾和日本对虾是过去西海岸和南方地区的主要养殖品种,而南美白对虾是2003年从美国引种后开始养殖。大部分对虾养殖场都位于韩国西海岸,大约71个养殖场,面积672 hm2[3]。对虾养殖始于1960年代,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发展起来。2001年,许多对虾养殖场已建立起来,但是由于疾病的频繁暴发,导致对虾数量又有所减少。2个本地品种中国对虾和日本对虾在90年代中期以前大量养殖,但是自从1993年暴发白斑病以后日本对虾即停产了。南美白对虾自2003年引进以来,由于其生长速度快和抗病力强,促使韩国的对虾养殖业快速发展起来。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病毒性疾病的暴发严重打击了韩国的对虾养殖业。病毒性疾病使2003年产量减少了50%。即使引进了SPF亲体,仍有许多养殖场报道了大批死亡,养虾业并没有摆脱疾病的困扰。因为亲体是经检测不带病原的,所以现在普遍认为进口的生物饵料卤虫或红虫是病原来源。依靠进口亲体和种苗以及营养不平衡的饲料是目前限制对虾养殖发展的主要因素。尽管市面上有许多商业饲料,但其投喂效果却并不象海外市场报道的那样令人满意。对虾养殖者也不愿意重新选择一个新的品种养殖。尽管对虾养殖业在过去的5年内发展是比较令人满意的,但是对整个韩国养殖业而言其贡献也是微不足道的。

6发展目标品种

最近来,韩国政府提名了10种重要的水产经济养殖物种作为国家目标物种(牙鲆、鲍鱼、金枪鱼、海参、石斑鱼、虾、牡蛎、鳗鱼、观赏鱼类和海藻,包括紫菜和裙带菜)。但是,水产养殖对环境的污染压力导致水产养殖的进一步扩张已成为国家的一个重要挑战,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潜在问题需要解决,以确保水产养殖在韩国的繁荣发展。

7对我国水产业的借鉴

韩国水产养殖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韩国水产发展基金在2001年设立起步资金为262亿韩元,而2013年规模已达到7456亿韩元。其中,海洋环境运营基金占2.4%,而养殖渔业占79.2%(韩国水产政策科)。为了满足国内水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及保护自然资源,韩国逐步推进养殖为主的政策,并发展高效生态养殖业,优化水产业的生产结构。在我国渔业资源匮乏及养殖对环境的污染同样也是制约水产业发展的因素,我国也亟需解决养殖污染的问题,优化产业结构,发展高产、高效、绿色的现代化养殖。

韩国是世界上第十大水产品输入国,而我国是第一大水产品输入国家,同时我国也是韩国的第二大水产品输出国[8]。中韩两国间的水产品贸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了解韩国的主要养殖品种及产量,可以发展我国水产养殖的优势种及韩国需求量大而不能自足的品种,扩大对韩国的出口贸易。

参考文献

[1]

首席信息官.2013海洋水产统计年报[M].首尔:海洋水产部,2013.

[2] 首席信息官.2013海洋水产主要统计[M].首尔:海洋水产部,2013.

[3] 韩国国家统计办.2011鱼类养殖动向调查[M].大田:韩国国家统计厅,2011.

[4] 韩国国家统计办.2013鱼类养殖动向调查[M].大田:韩国国家统计厅,2013.

[5] BAI S C,PARK G H.Trends in Korean aquaculture: Issues & Opportun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ility[C]//Environmental seminars in Busan.Korea,Bai S.C,2012.

[6] 韩国国家统计办.2013鱼类养殖动向调查[M].大田:韩国国家统计厅,2013.

[7] FAO.The state of world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2012[M].罗马:联合国粮农组织,2012.

[8] FAO.Fishery and Aquaculture Statistics[M].罗马:联合国粮农组织,2013.

作者:高阳储 张杰

韩国养殖水产论文 篇2:

中国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现状与应对

摘要:作为全球最大的水产养殖国,我国水产养殖业对水环境影响巨大,水产养殖业水环境形势严峻。我国目前水产养殖业的水环境管理在政府行政管理、法律制度、养殖户自身管理、消费者与周边居民监督等四方面都存在着各种现实问题。结合国际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的经验,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设立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专门机构,理顺管理体制;完善法律体系,加大执法力度;发挥养殖户主体作用;调动渔业协同管理机能;提高水产养殖户和相关民众的环保意识。

关键词: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体制;法律制度;HACCP体系

作为全球最大水产养殖国以及全球唯一水产养殖品产量超过捕捞量的国家,中国理应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的倡导者,在守则的基本框架下,结合中国国情,构筑我国水产养殖水环境管理体制,树立负责任水产养殖强国的形象。同时,我国水产养殖业要在全球同行业高速发展、全面竞争时代占据先机,保持与自身规模匹配的行业地位,就必须加强自身水环境管理,这既是保证和提高水产养殖品质量要求,也是顺应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水产养殖业的生产和发展受水环境的影响,同时其生产行为对水环境也产生重大影响。本文重点分析水产养殖业生产及其废水排放的管理现状和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我国水产养殖业与水环境概况

据《2011年中国渔业年鉴》统计,截止到2010年全国水产养殖面积为764.5万hm2,其中海水养殖面积208.1万hm2、淡水养殖面积556.4万hm2;全国养殖水产品产量3829万t,其中海水养殖产量1482万t、淡水养殖产量2347万t。养殖产量远超过捕捞产量占水产品总量的比重到达71%,2011年我国水产品出口额占农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9.3%。从全球来看,我国水产品出口额占全球水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14.8%,连续10年位居全球首位。

与水产养殖业的大国地位相伴随的是水产养殖业对我国水环境的巨大影响。水产养殖对水环境的危害在于人工养殖过程中因不合理处置污染物(如使用消毒物或药物)造成的养殖区域内水环境的污染, 以及人工养殖废水排放或扩散对周边水环境的影响,如投入养殖水域中的人工饵料在溶入水中时以及经过养殖水产排泄出的碳、氮、磷等无机营养盐类;鱼虾养殖和育苗过程中使用的石灰、漂白粉等。这些污染物不仅会增加水体的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而且饵料和鱼类代谢物中的非溶解部分会产生沉积,增加有机碳含量和底质氧化还原能力,释放硫化氢、甲烷,引起底栖生物种类构成和分布变化。

据测算,每养殖每千克鱼需要耗尽2.5m3水中的溶解氧,污染1.6t水;生产1t对虾,进入水域的饵料和排污物等粗蛋白量多达1.3t。张秋华:《渔业水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管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5页。这将引起养殖水域以及周边水域有机污染加重,加剧水体富营养化、降低水体生物多样性。因此,我国巨大的水产养殖规模相应地对我国水产养殖水体及其相关水体的环境造成重要的影响。

2011年《渔业生态环境公报》的监测结果显示,我国接受监测的89.7万hm2海水重点养殖区水域中,无机氮、活性磷酸盐、石油类、化学需氧量、铜、镉和汞超标面积占所监测面积的比例分别为 53.6%、19.7%、21.2%、10.6%、7.4%、0.1%和 7.0%。在被监测的329.2万hm2江河天然重要渔业水域和122.6万hm2湖泊、水库重要渔业水域中,总氮、总磷、高锰酸盐指数等超标情况更为严重,见表1。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与2010年相比,水产养殖水环境的一些污染指标如海水重点养殖水域的总磷、非离子氨还在提高;江河天然重要渔业水域的总磷、非离子氨、铜超标范围和湖泊、水库的总氮、铜超标范围还有所增加。此外,自然灾害也增加了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的压力。2011年黄海南部爆发的浒苔灾害持续了3个月时间;太湖西北部水域大面积爆发的蓝藻覆盖面积约 238km2,占太湖水面总面积的11.1%。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农业部渔业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11年,第38页。

除了上述水域环境污染问题,我国水产养殖业同时面临着养殖水域面积缩减趋势的威胁。我国的湖泊大多数属“老年湖”,水位浅,蓄水量少,水草丛生,水流不畅。以湖北为例,20世纪50年代有大中型湖泊1 065个,围湖造田后,面积减少了四分之三,只剩下300多个;到2011年5月,中国第七大淡水湖洪湖的水面减少了108km2(总面积370km2),缩水面积在三分之一以上。http://news.qq.com/a/20110527/000076.htm,2013年4月15日。

由上可知,我国水产养殖业的面积规模和产量规模都很大,对水环境的影响巨大,而客观的水产养殖业水环境形势十分严峻。因而,无论基于水产养殖业本身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还是基于我国水产养殖业规模和地位及其对水环境的重要影响,都要求加强和改善其水环境管理。

二、我国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现状

从管理主体来看,我国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体系主要由各级政府行政管理和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水产养殖户自身管理以及水产品消费者与养殖场周边居民的监督管理组成。从1986年《渔业法》实施以来,我国水产养殖业及其管理取得了突破性发展,但依然存在诸多不足。

(一)行政管理层面

我国水环境行政管理实施的是统一监督管理和部门分工监督管理相结合的体制。环保部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其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渔政渔港监督部门等分部门则根据各自职责和分工对管辖范围内环境要素进行监督管理。具体到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的行政管理,由各级环保部门、水利部门、渔业农业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共同管理,呈现出“多龙治水”的局面。

在调研中,我们注意到现行水产养殖业水环境行政管理存在如下问题:第一,环保部门的职权和职责是履行环境保护,进行行政执法监督管理,但实际情况是,各级地方环保局的管理关系全部在地方,受制于地方领导,所以当经济与环境发生矛盾和冲突时,环境保护往往还是为经济发展让路。对于短期内没有引起明显环境问题和民众纠纷的渔业水环境问题,环保部门采取的是“民不报,官不究”的态度。第二,我国对水产养殖业实行的是多头管理,水产养殖证件、水产苗种是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水产养殖水环境由环保和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渔药、水产饲料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水产品质量则由质量技术监督、工商、经贸、环保、卫生、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管理,这就造成了各部门之间责权交叉多,分工不明确,往往出现“谁都该管”而“谁都不管”的现象,导致监督和执法力度效果不佳。第三,许多渔业资源具有跨行政区的性质,因而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就涉及跨行政区的管理问题。按照《渔业法》第七条第三款的规定,跨行政区域的江河、湖泊等水域的渔业,由有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商制定管理办法,或者由上一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在实际运行中,不同行政区从自身需要出发来决定开发利用和管理跨行政区的水环境,缺乏良好的协调机制。因此,跨行政区的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中各行政区的管理重叠和冲突的现象以及局部有利而整体有害决策等问题也是比较普遍的。

(二)法律法规层面

从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渔业法律体系结构从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地方性法规规章、政策、法律解释、涉外法等多个层面逐步建立起来。但是我国现行的渔业法律体系中,与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为中央级别的,如《渔业法》、《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渔业水质标准》(GB 11607-89)、《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渔业船舶登记章程》、《水产苗种管理办法》、《兽药管理条例》、《水产原、良种审定办法》、《水产苗种管理办法》、《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规定》、《远洋渔业管理规定》等。这些法律中多是关于渔业的一般性规定,单行法规尚不完善,因而造成了相关法律的实际操作性差。

其次,养殖业、捕捞业以及渔业资源的增殖和保护是相关法律的根本目的和重点,与水产养殖水环境有关的法规几乎空白。《无公害食品、海水养殖用水水质》标准和《无公害食品、淡水养殖用水水质》标准等关于水质标准的要求和出发点都是主要基于渔业产业本身的发展,而不是水产养殖业水环境对水生态系统的影响。即使有的法规如《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对水产养殖用水水质作出了相关规定,并要求养殖场或池塘进排水系统分开,其主旨仍然是服务于渔业的经济发展。再者,在现行水产养殖业水体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中,国家综合污水排放标准和行业污水排放标准——《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SC/T9101-2007)、《海水池塘水排放要求》(SC/T9103-2007)相对完整,但地方标准明显滞后,亟须健全和完善,仅有少数地方政府如浙江出台了地方标准《水产养殖废水排放要求》(DB33/ 453-2006)。

(三)养殖场主自我管理层面

为了保证水产品质量和保护水环境,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针对水产养殖户的水产过程出台了相关管理规范。早在2002年,福建省就制定了水产养殖场用药记录管理制度,规定药物使用须由技术人员具体操作或在其指导下进行,并做好用药记录,用药后应妥善处理排放药液废水。北京、上海等地先后颁发实施了标准化水产养殖场管理规范,对标准化水产养殖场的水源水、池塘水、养殖排放水、生活污水等作了明确规定。养殖标准化和工厂化养殖为养殖户提高了管理效率,不仅改善了养殖设施设备,提高了生产能力和水产效率,而且改善了养殖水体生态环境,增加了水质调控能力,促进了水产养殖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但是在散户的水产养殖过程中,养殖场主对生产行为的水环境后果是不重视的,关于水环境的管理是混乱的。笔者在浙江、山东、湖南等地以实地访谈、调查问卷形式了解到,不执行《养殖用药记录》,使用禁用渔药、消毒物,超量使用渔药,不经无害处理直接排放养殖水等现象还是非常普遍的。大多数散户没有水环境保护的意识,对于水产养殖业的水环境管理更是没有概念。

(四)水产消费者与养殖水体周边居民监督层面

随着食品安全社会关注度的提高,水产消费者对于水产品质量和养殖水环境也越来越关心。从2012年开始,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开通了水产养殖质量安全服务信息系统,实时记录和发布,水产养殖场、养殖环境、养殖投入品、生产过程管理、水产品质量抽检等环节中关系水产品质量安全的动态信息,以便消费者监督水产养殖的生产与环境管理。在广东、浙江等省份的基层养殖地区,各村选派一名村干部担任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员,经过培训后负责监督和指导本辖区水产养殖场的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生产管理,每月向镇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汇总报告各水产养殖场的基本信息和质量安全管理情况。

当然,水产消费者和质量安全监督员都主要是从水产品质量的角度理解和对待水产养殖水环境的。真正从生态环境角度关心水产养殖水环境的群体是另一利益相关者——养殖场周边的居民。养殖场周边居民的生产生活受到养殖水环境的直接影响。但是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大多周边居民对于水产养殖废水排放造成的环境后果感到无可奈何。一方面是由于周边居民碍于与养殖户的本地熟人情面,对不明显的环境后果选择隐忍姑息;另一方面,促使周边居民对水产养殖废水排放问题行使监督和维权权利时,一般都到了废水、有毒物质排放长期积累、环境后果比较严重的阶段。

三、国际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上述问题和不足,反映了与我国水产养殖业地位不匹配的水环境管理现状。纵观全球,我们发现挪威、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在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方面走在世界先列,他们的成功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设立专门管理机构,理顺管理体制

作为世界上最早(于1946年)成立渔业部的国家,挪威各区域内渔政及水产企业质量与环境管理的所有事务都由渔业管理机构派驻的检查官员负责,而不按养殖、捕捞、资源环保分工来设置机构。邵桂兰、刘景景、邵兴东:《透过挪威经验看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与政府规制》,《中国渔业经济》,2006年第5期。这样的机构设置和管理体制能避免政府部门间相互协调所产生的内耗。类似地,日本设有一个我国所没有的专门机构——由具有一定知识和经验的专业人上组成的、经过严格的步骤选举产生的渔业调整委员会。徐海龙、王海龙、乔秀亭:《中日渔业法律法规及管理对比分析》,《现代渔业信息》,2011年第9期。这个机构负责管理日本渔业相关的包含水环境管理的所有事务。反观我国,省级及以下行政区域中,水产养殖业隶属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管辖,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又归农业部门管辖,水环境由环境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共管。对此,笔者建议改革水产养殖业管理体制,整合行政资源,在环保部门中成立一个专门负责管理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的主体机构。这个主体管理机构由环保部垂直管理到省市区环保厅局,进而垂直管理到地市级环保局;地市环保局再派出县区级环保局。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管理人员三至五年进行轮换,以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加大环保执法监管力度,防止各种保护主义对企业污染的包庇袒护,防止各类腐败的孳生和蔓延。

(二)完善法律体系,加大执法力度

在现有《环境保护法》、《渔业法》和《水污染防治法》基础上完善我国水产养殖业法律体系,尤其是地方法律法规、地方标准和实施细则的制定和出台。在我国现行渔业法律体系中,关于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的专门法律法规还是空白,亟需加紧立法和制定相应实施办法。在这方面,美国在针对水产养殖及其环境管理的立法过程中广泛吸取各部门和各种知识背景的人员尤其是生态学家的参与,这一做法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在水产养殖业过程中,对渔药的监管制度是需要特别重视的。美国水产养殖用药严格遵守联邦政府和州的法令法规、条例和指南等管理规定。水产养殖排放的杀虫剂和其他潜在污染物必须由国家污染物排放清除系统许可才能使用。而在挪威则根本没有渔药店,养殖户在市场上购买不到药品。当鱼病发生时,养殖户必须经由专业兽医开处方才能获得渔药。这些渔药管理规定使得渔药管理更简单有效,减少渔药对水环境的影响。这一经验体现的预警原则应当在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立法得以体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上述民众监督只能发生在环境后果发生且严重化、明显化之后。

(三)发挥养殖户主体作用,调动渔业协同管理机能

水产养殖户既是水环境管理的客体,又是水环境管理的主体。作为水环境管理客体,养殖户要遵循法律法规,受政府和相关制度的制约。作为水环境管理的主体,养殖户应当主动承担起管理养殖场、维护水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发挥养殖户主体作用的有效途径是在水产养殖中应用HACCP体系(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这一体系就是要在亲体、幼苗、养成、销售整个过程中对包括养殖场的周围环境、养殖水质、苗种、饲料、水产药物等环节进行全方位的监控,针对各个重要的环节进行危害分析,并加以控制,确保养殖产品的健康安全性。目前,英国、澳大利亚、挪威、爱尔兰、加拿大、美国等国家,HACCP体系得到了广泛应用。在水产养殖的过程中,养殖户按照HACCP的要求进行养殖和生产活动,不仅提高了水产品的质量安全性,获得较大的经济收益,而且可以促使养殖者在养殖过程中注意水环境的管理,保护水生态环境。

在水产养殖业的水环境管理方面,养殖户组织所发挥的管理和监督职能也十分重要。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国都有系统完善的渔业协会,每个养殖企业和养殖户都是协会的会员。这些协会以非政府组织的性质与政府建立了密切的伙伴关系,协助政府提高行业的管理效率和效益,在质量控制、发展水产养殖、行业自律、水环境管理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这种协会是一种“自我控制式”的管理系统,能促进养殖户和政府之间的沟通,激励养殖户自发地参与到可持续发展的养殖活动中去。Kwang Nam Lee, J.M.Gates, Jungsam Le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Korean Fisheries Management.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 2006(49).因此,笔者建议,借鉴各国已有经验,鼓励水产养殖户采用HACCP体系进行自我质量和水环境管理,并发挥养殖户行业协会的自我管理、协调政府共同管理水环境。

(四)提高水产养殖户和相关民众的环保意识

只有从事水产养殖业人员和相关民众(消费者和养殖场周边居民)的环保意识得到了提高,才能真正实现政府对养殖户的监督和养殖户之间的监督,从根源上解决水产养殖业过程中的水环境问题,促进我国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这需要政府广泛宣传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免费对水产养殖者进行水环境保护知识的培训和教育,提高养殖户的环保意识。

现阶段,政府相对重视面向养殖户举办相关的水产和环保知识培训班,推广水产健康养殖技术和生态系统修复技术。但笔者建议,政府应该同时重视向养殖户和相关民众提供生态科学知识与环境伦理意识的教育。这样的措施不是局限于就水产养殖业水环境问题来谈水环境问题,而立足于建设公民社会的高度来思考水环境问题。赋予与水产养殖业水环境的利益相关者相应的话语权,设立和完善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渠道,建立参与机制。同时,加强水环境的科学知识与道德意识的教育和培养,提高公众的参与能力。这样,完善的水环境法律体系建立之后,公民才能有效监督,降低公共监管成本且提高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和政策的落实度,避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孔祥智、郑风田、崔海兴:《太湖流域水环境污染治理对策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8页。

在全国范围内,水产养殖每年近3亿m3的养殖废水排放,加剧了江河湖库的富营养化和污染程度。这既制约了我国水产养殖行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也加大了我国水环境和水资源的压力。面对严峻的水环境形势,全面治理水产养殖行业的水环境,不仅需要利用科学技术,还需要借鉴国际经验,积极探索符合国情的管理模式。只有从技术和管理两方面综合治理,才能真正实现水产养殖行业水环境的保护和改良,实现行业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

[作者简介:李亮,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讲师;王国聘,南京晓庄学院、南京林业大学教授。]

作者:李亮 王国聘

韩国养殖水产论文 篇3:

中国水产养殖保险现状及发展特点分析

摘 要:我国作为水产养殖大国,水产养殖事业一直得不到很好的发展,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水产养殖保险严重滞后于水产养殖业的发展,不能为我国水产养殖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因此,水产养殖保险的发展问题亟待解决。本文根据目前我国水产养殖保险的发展现状及特点,为推进中国水产养殖保险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水产养殖保险;现状;特点;对策

0 引言

中国作为世界水产养殖大国,水产养殖保险却仍处于起步阶段,产业间、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保险的支撑保障能力严重滞后。水产养殖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如果没有很好的政策保障,就难以得到良好的发展,因此,我国必须加强对水产养殖保险的建设,完善水产养殖保险的运作模式,深入贯彻落实水产养殖保险的有效性,从而促进我国水产养殖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1 中国水产养殖保险现状及特点

1.1 起步晚,发展慢,规模小 我国的水产养殖保险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发展起来,相比世界上其他国家起步较晚。1987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与农业部合作开始了水产养殖保险业务,并形成了一定规模,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虾养殖的大规模发病这一事件的爆发,由于水产养殖保险赔付率过高,给保险业造成严重的损失,使得中国水产养殖保险逐渐停止,在此之后,水产养殖保险几乎停滞,只有小部分地区仍然开展水产养殖保险业务,覆盖面很小。21世纪以后,国家为了扶持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开始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但是却没有将水产养殖保险列入到补贴范围内,还是只有个别城市的政府对水产养殖保险进行适当的补贴,可见我国对于水产养殖保险不够重视,并且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我国水产养殖保险发展速度较为缓慢,总体规模还比较小。

1.2 以淡水养殖保险为主 近些年,随着我国水产养殖保险行业的日见起色和逐步发展,淡水养殖和海水养殖的保费收支都呈现上升的趋势,但是相比而言淡水养殖保险要比海水养殖保险更多。从2007年我国水产养殖保险初具规模开始至今,全国淡水养殖保险业务规模占水产养殖保险收入的比重一直都在99%以上,但是相应的赔付金额也相对较高。这是由于淡水养殖的风险比海水养殖的风险可控性强,而且淡水养殖趋于规模化和集约化,组织管理结构比较规范化、科学化,保险机构承担的风险较少,有利于保险公司开展业务时的成本控制,因此以我国的水产养殖保险以淡水养殖保险为主成为必然。

1.3 保险的种类有限,业务手段比较落后 我国水产养殖的覆盖面比较广泛,水产养殖保险面临的风险较为复杂,但是目前我国现有的水产养殖保险涉及的风险种类较少,项目单一,且多为自然风险,难以满足大部分水产养殖者的投保需求。水产养殖保险操作复杂,保险理赔过程繁琐,水产养殖保险业务手段落后,因而容易出现抢险救灾能力差,理赔工作质量差等问题。还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保险公司由于技术手段落后,对于水产养殖保险理赔过程当中出现的,需要测量水体当中活鱼、死鱼存量的问题难以解决,由于无法确定鱼死亡的确切数目,用现有的方法又容易产生较大的数量误差,难以确定理赔金额。

2 推进水产养殖保险的意义

由于我国海洋性自然灾害频发,给海上水产养殖的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产风险难以转移,独立的养殖户个体既不能有效控制风险的发生,又没有能力承担巨大的产业风险,这就需要快速推进我国水产养殖保险的发展。目前,我国水产养殖保险严重滞后于水产养殖业的发展,自然灾害过后对农业的保险补偿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甚远,在有些地区水产养殖保险的补偿几乎为零,政府对于水产养殖保险方面的扶持和投入更是微乎其微。由此可见,推进我国水产养殖保险的发展,是保证整个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首先,水产养殖保险可以为水产养殖者控制范围之外的自然灾害提供保险,有助于保持水产养殖行业的稳定性。其次,水产养殖保险可以有效减少政府的压力,帮助水产养殖者解决自然灾害及其他灾害的一些问题;再次,保险机构在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支持下,也可拓展业务,促进水产养殖保险业务的发展。

3 解决水产养殖保险发展的对策

3.1 建立完善的水产养殖保险法规体系 水产养殖行业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高风险,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较多,大多数保险机构都不愿意参与到水产养殖行业当中。因此,为了减少保险行业的担忧,国家政府及渔业管理相关部门应联合出台相关的保险法规,规范水产养殖者和保险公司的行为,为水产养殖保险法律法规的运行提供平稳的运转环境,使其做到有法可依。

3.2 要强化政策扶持 我国水产养殖保险工作的开展严重落后于水产养殖业发展,这主要是由于政府对发展水产养殖保险的干预方式存在问题。在这方面,可以根据我国水产养殖保险的特点和发展现状,借鉴日本、韩国等水产养殖保险业比较发达的的成功经验,强化国家对水产养殖保险的政策扶持,完善保险机制运行环境,更好地分散风险,扩大水产养殖保险的服务范围。此外,国家还应在资金引导、风险补偿和市场准入与退出等方面采取综合性配套措施,充分发挥政府扶持政策对水产养殖保险业发展的导向作用。

3.3 建立水产养殖巨灾风险转移机制 我国各地自然条件差异较大,不同区域、不同年度风险发生的可预测性较差。因此,我国可以设立“巨灾风险准备金”,在发生小灾时,完全由保险机构赔付;在发生巨灾的时候,在保险机构赔付的基础上,政府也要给予一定的资金救助。同时,还可以由政府、水产养殖保险机构共同出资建立水产养殖巨灾风险共保基金,在发生巨灾风险时从风险准备金中获得补偿。

4 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水产养殖保险仍处于起步阶段,发展慢,规模小,覆盖面不够广泛。因此,应根据我国水产养殖业的具体发展情况,建立和完善的水产养殖保险法规体系,强化政策性保险的保障作用,完善水产养殖风险转移机制的建设,从而为我国水产养殖行业的稳步发展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秦鲁,翟留栓.中国水产养殖保险现状及发展特点分析[J].渔业信息与战略,2015,30(1):10-16.

[2]张成,龙文军,王瑞民,等.我国水产养殖业保险发展特点、问题和建议[J].中国渔业经济,2013,31(6):5-10.

[3]耿希军,郭庆祝.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保险的几点思考[J].中国水产,2010(1):32-33.

作者:苟福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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