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制度农业经济论文

【摘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土地制度因其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体制和屯垦戍边的使命因而与内地有所不同。检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建设史可见，新疆兵团的土地制度至今仍旧有待实现向现代化的完全转型。文章通过梳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土地制度变迁史，以期为兵团土地制度的现代转型和土地制度开拓创新提供必要理论支持。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土地制度农业经济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土地制度农业经济论文 篇1：

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的相关综述

摘要:城镇化建设日渐集中到村镇建设的微观层面,同时耕地大量减少,土地制度及农地制度成为无法回避的研究课题。对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进行了相关综述的梳理,界定了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的内涵与外延,对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的相关研究领域、范围以及主要关注的问题。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高度影响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土地制度的研究更多地倾向于农村土地制度,即农地制度。中国理论界关于农地制度的主体性构建研究主要集中于农地所有权、使用权以及使用权流转等的研究。

关键词:土地制度; 农地制度; 综述

一、土地制度的相关综述

土地制度还未有统一的概念,基本认为分为城市土地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由于农民的任何生产活动都与土地的占有和利用高度相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高度影响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土地制度的研究更多倾向于农村土地制度,认为土地制度是农村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和基础,相对于农村,土地制度对城市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陈道(1983)认为,土地制度等同于土地所有制,在《经济大辞典·农业经济卷》中认为土地制度亦称“土地所有制”,是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中土地所有关系的总称,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陈宪(1989)认为,土地制度是由土地所有制、土地使用制、土地流转制和土地管理制度及其构成的一切有关土地的社会经济制度。周诚(1989,2003)认为,土地制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土地制度包括有关土地问题的一切制度,诸如土地利用方面的土地开发制度、土地规划制度等;土地所有和使用方面的土地分配制度、土地承包制度等;土地价值方面的地租制度、地价制度等;还包括国家的地籍管理制度、土地征用制度等。狭义的土地制度则只涉及土地所有制、土地使用制和土地的国家管理制度三大方面[1]。

随着产权在制度经济学中的重视,中国学者开始强调土地制度是围绕土地的存在和使用而形成的一种行为关系。 张朝尊(1991)认为,土地制度是人们在占有、支配和使用土地的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关系的总和,主要包括土地所有权关系和土地使用权关系。马克伟(1991)认为,土地制度是人们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因利用土地而产生对土地的所有、占有、使用、处分等诸方面关系的总称。土地所有制及土地使用制是土地关系中的最重要的两大方面。高尚全(1991)认为,土地制度是由土地所有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两个基本部分组成。土地所有制度决定了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主要解决土地归属问题,它要明确土地所有权主体;土地产权制度决定了土地使用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涉及到土地如何利用和有效使用。对于土地所有制与土地产权制的划分是基于当时对产权概念认识的分歧,现在基本上认为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21世纪初,很多学者认为,土地制度就是土地产权制度,关于地权问题的研究得到普遍关注。

由于土地经济关系需要得到法律上的反映、确认和规范,产权的法学研究强调法权关系,部分学者认为,土地制度是一种土地法权关系的制度化。张月蓉(1992)认为,土地制度是在经济运行中所发生的土地经济关系和土地法权关系制度化的总和,它反映着因利用土地而发生的人与人、人与地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2]。郑景骥(2006)认为,土地制度是以土地为媒介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包括经济关系,也包括法权关系,前者属于经济基础,后者属于上层建筑。一般认为,产权是法权的本源,法权是产权的反映。二者相辅相成。

近年来,对土地制度的认识逐渐趋向广义和狭义概念两种。认为广义的土地制度包括有关土地问题的一切制度,主要有土地所有、土地使用、土地管理及土地利用技术等方面的制度,即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的制度内容。狭义的土地制度是指约束人们土地经济关系的规则的集合,是关于人们之间围绕土地所有、使用、收益而发生的生产关系制度,反映着人与人之间的土地经济关系,是一种经济制度,即土地经济制度。作为重要的经济制度,土地制度需要法律的确认和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说,土地制度又是一種法律制度,即土地法律制度,是土地经济关系在法律法规上的体现(刘书楷,2004;卢新海,2006)。一般而言,土地制度包括土地所有制度、土地使用制度和土地国家管理制度三大部分。郑景骥(2006)则认为,广义的土地制度包括一切有关土地的制度;狭义的土地制度包括土地所有制、使用制和管理制度[3]。基本上顺延了周诚在1989年提出的土地制度广义与狭义概念。

从区域上讲,城市土地包括三个层次:A城市市区的土地,即城市建成区范围内的土地;B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土地;C城市行政管理区范围内的土地,即包括城市郊区(县)范围内的土地。这三个层次的土地构成了城市有限的土地面积,城市中的各种经济活动(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居民消费等)只能在有限的土地空间中进行[4]。城市的发展与繁荣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有限的城市土地是否能集约高效地利用,城市建设用地的开发利用尤为重要,土地发展权近年来得到中国学者的相当关注,张安录(2000)、胡兰玲(2002)、程烨(2003)、孙弘(2004)等对土地发展权制度进行不同层面的研究。城市土地是由农村土地发展来的,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一大部分农村土地就相应转化为城市土地。于是关于耕地的保护变得严重,土地管理及用地管制制度主要集中于耕地的保护。

二、农地制度的相关综述

农地制度是农村土地制度的简称,反映农村土地经济关系。与城市土地不同,农村土地具有特殊性。农地广义上讲是指法律规定由农民集体所有的一切土地,包括耕地、宅基地、其他公共用地等;狭义上讲是指农业用地,包括耕种或畜、牧的土地。中国理论界对农地制度的主体性构建研究主要集中于农地所有权、使用权以及使用权流转等的研究。

对当代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度的研究,起源于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实施。1983年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后,农村土地制度本身首次成为研究的热点和关注的重点,文迪波、梁秩森和知少波(1987)、安希极(1988)、杨勋(1989)、张朝尊和吕益民(1990)、雷厚礼(1991)等主张土地国家所有制,李庆曾(1986)、李永民和李世灵、魏正果(1989)、蔡继明(2005)等赞同私有制,骆友生、张红宇和高宽众(1988)、陈吉元、邓英淘、姚刚和徐笑波(1989)、周诚(2000)等坚持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曲福田、孙鑫(1991)、张新光、贾金荣(2004)、白永秀、周天勇、胡慧洁和陈曦(2005)等主张实行混合所有制等等。

刘书楷(1989)认为,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制度,基本适应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基本国情,农村土地制度改建的重点不是改变土地所有制,而是完善两权分离机制,中心任务是进行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建立健全土地有偿使用和合理流动机制[5]。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为了提高农业经营者效益,农地这一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应以更高效率被使用。1998—2000年间对土地承包关系稳定特别关注,土地制度创新的实践在部分地区不断涌现,主要集中于对经济比较落后地区率先产生的“四荒”使用权拍卖的总结,以及对一些发达地区出现的土地股份合作制的总结。还试图从实践中探索农村土地制度变迁方向,运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和产权学派的理论研究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学者日渐增多。林毅夫(1992)认为,农地制度改革应沿着降低劳动监督成本和提高劳动激励的路径发展;周其仁(1995) 认为,农地制度改革必须兼顾新产权合约及其执行和保障系统间的互相协调;杨学成、史建民、靳相木和薛兴利(1997)等认为,农地制度改革应围绕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同时进行多方面的制度创新。

21世纪中国经济建设持续快速发展,同时耕地大量减少,农地制度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研究课题,2003年以来对三农问题特别倾注,党中央认为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农村土地制度、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社会结构战略性调整成为新阶段面临的重要课题,主要研究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如何保护耕地承包权和耕地减少等问题。农地私有或有限的小土地私有制等观点成为大家争论的课题。关于耕地大量减少问题,杨小凯(2003)、牛若峰、文贯中、邓大才(2004)等学者认为,出现征地狂潮、农地交易失控的根源是制度失灵导致的。农地集体所有的“公共性”导致在地权分配的相关主体中,除了农民和中央政府外,其他主体都有多征用土地的内在激励机制。土地私有化有助于实现规模经营,是解决行政性土地调整和农地转为非农地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的出路。关于土地使用权流转问题的研究,也从20世纪末的农地流转必要性及实践研究转为21世纪的农地流转动因、模式、机制以及农地流转市场构建的研究等。研究显示交易成本的高昂、农地产权的残缺以及农村社会保障机制的缺位是制约农地使用权流转的重要因素,认为规范的、长期的农地使用权流转有利于提高农地的配置效率,有助于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其中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也是流转问题的关注热点之一。党中央明文表示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有学者认为,这是变相的土地私有化,也有人为这是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表现,有助于土地责权明晰。流转问题似乎比所有权归属更显重要,构建促进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农民富裕的适宜的农村土地制度尤為重要。目前的研究并没有完全满足中国农地使用权流转的实践对理论和政策的要求,为我们留有尚待进一步分析的问题。

三、总结

对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进行了相关综述的梳理,界定了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的内涵与外延,对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的相关研究领域、范围以及主要关注的问题。中国理论界关于农地制度的主体性构建研究主要集中于农地所有权、使用权以及使用权流转等的研究。21世纪中国经济建设持续快速发展,城镇化建设日渐集中到村镇建设的微观层面,同时耕地大量减少,农地制度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研究课题。保护耕地、农地使用权流转等问题更显重要。

参考文献:

[1]周诚.土地经济学[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140.

[2]张月蓉.完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途径[G]//中国土地经济问题研究.北京:知识出版社,1992:377.

[3]郑景骥.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方略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3.

[4]卢新海.城市土地管理与经营[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8

[5]刘书楷,曲福田.土地经济学:第2版[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15-20.[责任编辑 吴高君]

作者：徐东云

土地制度农业经济论文 篇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土地制度史述评

【摘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土地制度因其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体制和屯垦戍边的使命因而与内地有所不同。检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建设史可见，新疆兵团的土地制度至今仍旧有待实现向现代化的完全转型。文章通过梳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土地制度变迁史，以期为兵团土地制度的现代转型和土地制度开拓创新提供必要理论支持。

【关键词】土地制度 土地流转 新疆兵团

为稳定边疆和促进就业，1954年10月，时驻新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奉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命令，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自那时起，新疆的建设部队从国防部队脱离，由全军屯垦转变为建设兵团专业屯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体将士集体转业，铸剑为犁，开始了新中国在新疆的军垦伟业。“兵团成立之初，党政和生产分别受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新疆军区和新疆自治区领导”。① 兵团组织形式为“沿用军队建制，党政军企合一”。后迅速由供给制转为工资制，稳定了人心，也完成了从正规军向国有企业的转型。自成立始，土地和土地制度就是新疆兵团完成屯垦戍边使命的立足之本。时至今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经是沃野千里，良田万顷，沟渠星罗棋布，农业装备精良，并朝着兵团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挺进，屯垦戍边的神圣使命在杰出的履行。检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建设史可见，新疆兵团的土地制度至今仍旧有待实现向现代化的完全转型。梳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土地制度的变迁历史，能够为兵团土地制度的现代转型和土地制度开拓创新提供较为有益和必要的理论辅助。

兵团初创时期土地制度（1954～1975）

成立之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迅速经历了添丁和改制阶段。大量内地退役军人、支边人员和知识青年等加人新疆兵团，兵团队伍迅速壮大，使新疆汉族人口比例有史以来第一次质变。兵团原辖下在建国后为了自给受命建成的军垦农场也改制成为国营农场。兵团人测绘土地、调整人口，植树造林，将小片土地相连在一起组建大型农场。兴犁垦荒和兴修水利，垦区面积迅速扩大，所辖人口迅速增多，各项农业成就斐然。由于中国国务院以行政法规方式确认国营农场土地归国家所有，因此自这一阶段起“兵团土地使用权归国营农场所有，经营权由国家统一支配”，②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垦区的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中国国家同时拥有兵团垦区所有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及经营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系代表国家行使所辖垦区的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

兵团成立初期的土地制度主要限于土地所有权制度，但也已经符合了当时国家政治需要和社会发展趋势，其结果是农业振兴、边疆安稳。当时土地规划、土地用途管制、土地整理、耕地保护等制度尚未建立，兵团战士尚不知“承包”为何物，土地流转为国家所禁止，与农地伴生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更是无从说起，好在干好干坏一个样等后来显现的弊端在当时被建设国家的热情淹没。除了后来在“文革”期间发展停滞甚至倒退，兵团初创时期的土地制度和经营模式，其中集一代人边疆拓荒的做法，足以载入史册，值得后世借鉴。

兵团恢复初期土地制度（1982～1992）

这一阶段是属于新疆兵团恢复建制后的过渡时期，也即兵团恢复后由农业部直属向中央直属过渡时期。1975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被中央撤消，成立新疆农垦总局。这一时期原兵团人心涣散、人口锐减，农业生产力极大下降，屯垦戍边作用极大削弱，边疆安全隐患多次显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王震副总理建议中央政府于1981年批准恢复设立新疆兵团。但改名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完全脱离国防序列，不再是解放军编制，而是划归农业部管辖，兵团战士也改成兵团职工。恢复建制后的新疆兵团身处全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家庭承包土地制度已经成为全国农村耕地的主流制度。因此，兵团恢复伊始，就开始初步施行土地承包制度。并借鉴内地土地承包经验和结合自身管理运营特点进行探索。这一时期，新疆兵团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和土地经营权开始按照中央土地政策并随全国形势出现较大分离。

初期的土地承包形式是“一主两翼”。在大农场承包团场土地，分包给小农场即家庭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下，实行以家庭农场为主体，以职工家庭庭院经济和职工自费开荒经济为两翼的承包形式，并划给宅基地，鼓励自建房，鼓励农业副业生产。这样的土地承包措施在当时极大提高了兵团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允许自费开荒，则为很多职工打开致富之门。这一时期新土地承包制度的实行，借鉴的是内地土地承包制度，自身特色是承包土地面积比内地大，改革结果是使职工报酬与劳动挂钩，盘活了基层经济活力，“基本解决了基层职工吃团场大锅饭的问题”③。但是团场经营管理中的官僚主义和低效率问题并未触及。后期开始实行土地的企业化承包经营制度，类似现在的龙头企业模式。由团场作为大企业，或者竞争上岗产生大农地承包经营企业主，实行农牧团场的企业化经营，团场的农业经营主体地位被强化，并实行统分结合，层层向下转包直到职工家庭。后期的土地承包制度借鉴的是内地城市国营企业的管理模式，改革结果是解决了团场干部吃团场大锅饭的问题，且把土地通过层层分包到农户，也能很好完成上级下达的农业生产计划、当时形成的承包制度结构至今仍在适用。此次土地承包制度的缺点是风险分配欠合理，团场承担全部生产风险，职工则只生产赚钱，不负担农业风险。

兵团计划单列后的土地制度（1993～2000）

改革开放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百业俱兴，农业部的行政职能有限，已经不足以支持新疆兵团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国家于1990年批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省级中央直属单位，实行计划单列，赋予兵团更多行政职能，对外称“中国新建集团公司”，党政军企合一体制渐次形成。

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和“高度重视农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农业改革的春风吹到了新疆兵团，兵团土地制度开始走向社会主义的市场化。1993年，新疆兵团党委决定在兵团团场实施“两费自理”制度，就是把兵团农户推向社会主义市场，取消职工等级工资，生产用具和牲畜等作价分给职工，实行土地承包经营，但是生产费和生活费“两费”由职工自理。个别团场还试点租赁土地经营制度。“两费自理”和“租赁经营”开始在兵团团场逐步推广。租赁经营就是非新疆兵团团场职工承包经营土地。

贯彻“两费自理”和“租赁经营”等土地承包制度，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势所趋，但是兵团自身的党政军企合一体制，还有待与国家整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磨合与兼容。在“两费自理”等新的土地承包制度下，农业生产风险由兵团团场全部负担，转变成由兵团职工自担一大部分风险，这提高了兵团职工进入市场的风险意识，也提高了其农业生产积极性，但是农业生产具有天然的投入高、回款慢、风险大的市场特点，同时随着老龄职工增多，社会福利程度的提高，集成于土地的社会保障压力逐渐增大，职工上缴任务相对变重，也使较多兵团职工对于新的土地承包制度颇有怨言，兵团当局又面临给职工减负增收以藏富于民的极大压力。

实行“1+3”文件后的兵团土地制度（2001～2005）

2001年4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颁布《关于深化农牧团场改革的意见（试行）》，后经试运行后于2004年11月正式颁布《关于深化兵团农牧团场改革的意见》，因该正式文件附有关于“团场分配”、“团场财务”和“团场基层民主”的三个附件，史称“1+3”文件，生效至今。2004年11月正式颁布的“1+3”文件，突出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目标是转变兵团行政职能，强化团场基层民主，“理顺分配关系，减轻职工负担”。④

这一阶段的土地承包制度改革，使兵团团场的农业生产结构模式硬实力方面趋于流畅和定型，但是软实力方面还存在与内地或者国外市场接轨问题，和内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完善等问题。如租赁兵团土地经营的农户，因为没有职工编制，一旦土地经营到期，可能面临老无所依。还有兵团团场的统购统销价格可能偏离市场价格，这是兵团特殊体制的自身属性使然，短期内不能避免，但这也引起兵团当局注意，兵团土地承包制度期待进一步的改革。

兵团土地承包长期固定制度的形成（2006～至今）

2006年，为响应中央政府农业税费改革，更好的适应新的时代形势，兵团党委基于对“1+3”文件颁布实施以来的经验与问题的总结，颁布《关于进一步完善“1 + 3”文件若干政策的补充意见》。目的是理顺团场与职工的分配关系，就是统分关系，规范土地承包费，以减轻职工农耕经营的成本负担，同时也加快兵团特殊体制与市场机制的接轨。

“1+3”文件补充意见确立了“土地长期固定”、“负担只减不增”、“享受社会保障”和“生产自主经营”等惠民政策，体现了兵团当局的富民思路。此时，兵团当局的土地改革目标已经指向农业现代化，因此，兵团城镇化、社会保障、土地流转等改革，与兵团土地经营制度改革并举。“1+3”文件补充意见确立了兵团团场的基本农业经营制度，形成了长期固定的土地承包和土地流转制度，把新疆兵团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行政体制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机制较好的接轨，为兵团农业生产领先全国，打下坚实良好的土地制度基础。

2006年底兵团党委提出了将兵团耕地区分为“职工定额地”、“职工经营地”和“职工自用地”三种地，这是借鉴内地垦区的先进经营经验的划分方法，从此，新疆兵团团场土地承包制度政策基本定型。

“职工定额地”就是用于满足职工衣食等基本生活需求并缴纳养老保险的土地，只有在编兵团职工可以依据职工身份享有，因此又叫身份地。根据身份地的性质可以看出，要让普通职工基本生活更加富裕安稳，扩大身份地不失为明智的善举。“职工自用地”则是职工家庭的房前屋后，每户给上两亩左右，用于职工根据个人喜好种菜自给或者发展庭院经济，其性质属于快乐地，房前屋后绿树成荫，鸡鸭成群，能够带给团场农户更多的好心情，更多居住乡间连队务农的乐趣。“职工经营地”则属于市场化的能者多劳土地承包形式，种田能手可以多承包，无心耕种者也不强求。这一部分土地是兵团土地的主要部分，兵团土地制度改革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一部分土地的改革。

笔者认为，“职工定额地”需要扩充，但也需要设定上限。扩充为了给兵团团场农户扩大福利，这是社会历史发展大势所趋，但是以前国企改革的教训显示根据身份得到薪酬可能导致的不劳而获现象，譬如，农户拿到很大的身份地以后，转手出租，自己不再耕种，只吃租金，而租地的实际耕种者需要代地主上交养老保险，承担一切农业风险，还要给地主交租，这种土地流转在客观上培养了农村社会寄生阶层的形成，形成新的制度性剥削，而有剥削就有压迫。因此笔者强烈认为福利性质的“职工定额地”即身份地应当设定面积上限。

“职工经营地”是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团场职工致富的双重利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意义不再赘述，就团场职工致富而言，根据现行农业科技条件和农产品市场价格，根据笔者在诸多团场调研得见，耕种20亩棉花地是贫困生活水平，耕种40亩棉花地可达温饱，节衣缩食才可以供养一个孩子读大学，耕种100亩棉花地才可达温饱，耕种500亩棉花地才可以达小康生活水平，要达到土豪水平至少需要耕种1000亩棉花地。简言之，谁能握住“职工经营地”，谁就掌握致富源泉，因此承包土地的发包程序的公开、透明、公平就是极端重要的土地承包附随制度，而新疆兵团土地发包程序制度建设需要和兵团团场的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一起进一步的完善。

兵团土地制度的未来展望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场土地承包制度，历经建国以来诸次改革终于基本定型。检视兵团成立以来的土地制度演进史，可以明显看出兵团土地制度主要随着国家土地政策的变动而改革前进，同时也因兵团自身党政军企合一性质和屯垦戍边的特殊使命，一直与内地土地制度存在较大的不同。

一方面，新疆兵团土地制度必然会进一步增加协商性，减少行政强制性。这是市场经济所需，也是政企分开所需。新疆兵团的土地制度运行中的行政性十分强烈，统一购买种子，统一购买农资，农产品以兵团定价统一收购。这种行政命令结构在过去有很大优点和保障作用，但在当代已经显现出与兵团农户自由耕种和自由出售农产品的意愿的较大冲突，这滋生了倒卖农产品阶层，譬如江浙一带有商人每年来新疆兵团一次，只要把兵团棉花运出卡子，即可以市场价倒卖牟取暴利。偶然在灾年也会酿成群体性事件。未来兵团必然需要解决这一问题。

另一方面，新疆兵团土地制度应该会考虑增加兵团农户离婚、继承时候的土地归属问题的规定，也会增加关于土地承包尤其转包合同纠纷的解决规定。由于新疆兵团的特殊性质，兵团土地属于国有，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可以适用于全国就是不适用于新疆兵团。而且新疆兵团的土地承包合同兼具承包合同与劳动合同的双重属性，这与是内地的巨大不同，因此，在新疆兵团团场，凡遇到农户离婚、继承时候的土地归属纠纷问题，一般由团场政研室口头表态，土地可以给谁承包，这时候法院才敢把团场政研室口头表态写进法院裁判文书里，因为未经团场政研室同意的关于土地的法院判决，到了团场也是废纸一张。 至于土地承包尤其转包合同纠纷则兵团法院一律不予受理，因为无法可依，这样太影响法院权威了。笔者认为这些都是兵团土地制度的微观缺陷，虽然瑕不掩瑜，但是会导致纠纷不断，相信未来兵团会有新的土地制度设计，逐渐完善其中的不足之处。

（作者为塔里木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兵团土地流转的现实问题及其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YB02）

【注释】

①赵柳成，陈畅：“新疆兵团体制演变探究”，《中国农垦》，2011年第4期。

②卢全晟，张晓莉，于鸿君：“兵团农地制度变迁历程研究”，《农业经济》，2010年第8期。

③曹健，李万明：“兵团土地经营制度创新与农业现代化”，《新疆社会科学》， 2011年第2期。

④刘俊浩：“新疆兵团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责编 /丰家卫（实习）

作者：魏磊

土地制度农业经济论文 篇3：

论“一体多元”土地制度下的土地补贴政策实施

[摘 要]“一体多元”土地制度是对新时期我国土地制度改革中的一种具体设想，即指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的体制不变，在不违背农民意愿和不损害农民利益的前提下，采用租赁、抵押、委托经营、入股、转包等形式实现农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多元流转。土地补贴政策即为国家根据土地所处的区域、土地保护和利用情况、土地耕种的农产品的品种以及土地产生的效益等不同情况，运用财政和金融的手段对土地进行直接补贴的相关政策。研究中侧重探讨二者的实施形式和应用价值以及在化解中国“三农”问题中的实际作用。

[关键词]“一体多元”土地制度；土地补贴政策；土地政策改革

[文献标识码]A

综观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历史，可以清楚地发现，每一次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都与土地问题息息相关。中国的发展也不例外。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把土地革命看作是红色政权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站在历史的高度，在认真分析中国的国情、总结各地农民伟大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科学准确地论证了中国改革开放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即首先从农村土地人手，把土地制度的改革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改变原来的土地公有公营的体制，实行土地公有户营的土地制度。以土地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我国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打开了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极大地鼓舞和振奋了党心和民心，为进一步推进城市改革和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奠定了坚实良好的发展基础。进入新的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并把保护土地作为国家对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以2003年下半年为例，在国家开始的宏观调控中采取了两大宏观调控措施：一是紧缩信贷规模，二是严格土地审批。前者为历次宏观调控所采用，后者则是新形势下第一次使用，即国家严格控制工业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的审批，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这一强有力的措施使我国这次宏观经济调控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由此可见，在中国社会经济变革与发展的历程中，土地问题始终是影响至深的根本问题，它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而且也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而关键的问题。本研究正是基于土地问题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认识而展开，以期通过中国土地政策改革的探索，推进当今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推动“三农”问题的化解。

一、“一体多元”土地制度的定位及其重要意义

所谓“一体多元”土地制度，是对新时期我国土地制度改革中的一种具体设想。“一体”即指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的体制不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政策基石，是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业发展、保持农村稳定的制度基础，必须坚持，不能动摇；而“多元”则是指在不违背农民意愿和不损害农民利益的前提下，采用租赁、抵押、委托经营、人股、转包等形式实现农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通过土地使用权的多元化流转，实现农业土地的相对集中，为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供土地保证，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一)“—体多元”土地制度是在坚持土地公有的前提下，对现行农村土地制度进行改革的一种探索

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必须坚持土地公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是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历史选择，完全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和建设经验证明，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同生产社会化的基本矛盾，保证生产、流通、分配置于社会的自觉调节和控制下，实行国民经济合理发展和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如果动摇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就必然动摇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现代化，也必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农业现代化。土地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度必然包含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就必须坚持土地公有制这个重要前提。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既坚持了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又实现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以及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紧密结合；既赋予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发挥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既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又理顺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责任制的普遍实行，带动了整个农村经济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显著增长，推动了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家庭经营再加上社会化服务，能够容纳不同水平的生产力，既适应传统农业也适应现代农业，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不存在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后就要改变家庭承包经营的问题。但是，也应该看到：农村的分散经营和粗放经营已经严重地制约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步伐。因此，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采用租赁、抵押、委托经营、入股、转包等形式实现农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促进土地相对集中，推动农业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的经营，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一体多元”的土地制度正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的探索。

(二)“一体多元”土地制度是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进一步完善

2003年3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提出：制定本法的目的，就是为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维护农村土地承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一体多元”土地制度的设计就是为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探寻更为灵活多样的实现形式，以更为有效的办法把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充分、有效地发挥出来，在制度上保证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实现土地资源的最佳配置，确保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更好地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服务，促进农业土地生产效率的提高，推动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很显然，这正是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完善。事实上，如果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不在实现形式上进行积极的探索，不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完善，必然会使这一制度趋于僵化，落后于时代，这样的制度不仅不能促使农业的发展，而且会成为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阻碍。

(三)“一体多元”土地制度有利于充分利用农业土地，提高生产效率

一方面，我国疆域辽阔，各地区的土壤、植被、

地貌、气候等方面差异显著，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农业商品生产基地的选择与建设。要使不同区位的土地资源都能得到科学、合理、节约、高效的利用，就必须进行科学统一的农业生产布局和土地利用规划。“一体多元”土地制度，通过土地使用权的多元化合理流转，可以有效地促进土地集中，为制定和实现这种科学统一的农业区划和土地利用规划提供良好的基础和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一体多元”土地制度能够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经济效益。只有在农业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的条件下，才能广泛采用先进农业机械和工程设施来装备农业；才能广泛采用现代化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方法来组织农业社会化大生产；才能广泛采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因而才能获得较高的单位面积收益和农业生产效率。如果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得不到发展和完善，始终维持细碎的土地平均分配在每一农户手中；那么，农业的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就无从谈起，有效利用农业土地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此外，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带来的是农业土地资源短缺，而农业土地流失、沙漠化、盐碱化、被工业“三废”所污染，被非农业所大面积占用等给本来就短缺的农地资源雪上加霜，在这种客观条件下，中国农业的唯一选择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保护好土地，合理地利用好土地，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益。“一体多元”土地制度通过土地使用权的多元流转形成土地集中，进而形成农业规模经营，是克服我国农业土地资源短缺约束的有效途径，是有效制止农业生产中急功近利、掠夺性经营的最有效的办法，也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基本要求。

(四)“一体多元”土地制度为推进土地规模经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规模经营是现代生产力合理组织的重要方式。无论是美国，或者是其他已经实现农业现代化国家的实践证明：建设现代农业离不开规模经营，只有实行规模经营，才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果。以支持与补贴为特征的美国农业政策实施效果之一，就是大农场不断增多，小农场日趋减少。规模经营有一个“适度”问题，衡量经营规模是否适度，主要是看它能否充分有效地利用各种经济、技术和自然资源；能否发挥现有规模要素的潜力；能否提高经济效益。我国推进农业土地规模经营，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的必由之路。在我国一些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已率先实行了土地规模经营，使各种生产要素的潜力充分挖掘出来，大大提高了土地生产力，推动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和科技的推广、应用，规模经营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实践证明，实行规模经营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规模经营是以土地集中为前提条件的，没有农业土地的集中，规模经营无从谈起。“一体多元”土地制度就是通过土地使用权多元化的流转，把零碎分散在农民手中的土地集中起来，为农业规模经营创造最为重要的条件。

二、土地补贴政策的基本内涵及其实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所谓“土地补贴政策”，就是国家根据土地所处的区域、土地保护和利用情况、土地耕种的农产品的品种以及土地产生的效益等不同情况，运用财政和金融的手段，以土地作为补贴对象，以土地的数量为参照系数，采取不同方式和标准对土地进行直接补贴，并以此作为政府调控农业经济发展的杠杆，实现社会公平的手段，平衡社会利益关系，推动我国农业经济朝着全面、协调、可持续方向发展。

(一)土地补贴政策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无论在什么时期，我们党都十分重视发挥农民的作用，都十分注重保护农民的利益，这是我们党的事业能够保持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前，我国的农业、农民、农村问题比较突出，党中央、国务院对此十分重视，采取了一系列的强有力的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如控制乱占耕地、推行农村社会保障、取消特产税和农业税等等；但是，中国农业的低效、农村的落后、农民的众多决定了我国解决“三农”问题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要使用行政手段以外，还必须使用法律手段，更重要的是要使用经济手段。土地补贴政策的实施既运用了行政手段，又运用了经济手段。一方面，国家直接对土地进行补贴，其实质就是直接补贴给农民，这是最直接的行政手段；另一方面，国家以经济手段进行补贴，使土地补贴能够成为撬动农业经济发展的杠杆，有效地调动各种农业生产要素的积极性，刺激农业生产，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二)土地补贴政策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对土地进行补贴，其实质也就是降低了农业的成本，提高了农业的平均利润率，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不仅调动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而且还能够吸引更多的资本和其他的生产要素向农业产业聚集，这对于我国稳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从2004年开始，国家对粮食主产区实行种粮补贴，补贴的参照系数是农民的种粮面积，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具体实施的土地补贴政策。这一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极大地调动了粮食主产区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涌现了一大批种粮大户，一些城市的资本和企业也逐渐进入粮食生产领域，使我国2004年的夏粮生产取得了全面的丰收。

(三)土地补贴政策有利于保护土地资源，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地被占用，改变了农地的性质，使我国农地面积大减，这已成为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对农用土地而不对工业用地和建设用地进行补贴，其实质就是提高了工业用地和建设用地的成本，降低了农业用地的成本，提高了农业用地的经济效益，这样就能够运用经济的手段有效地防止工业化、城镇化低成本转移农业土地资源，防止农业用地大量地被工厂和城镇占用。此外，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公有民营的土地制度，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为了提高农作物的单位产量，农民往往不珍惜、不爱护土地，滥施化肥造成土地质量下降，大量农田被毁坏的现象极其普遍。对农用土地进行补贴，无形之中提高了农地的价值，促使农民增强对土地的珍惜和保护意识。同时，还能够刺激农民垦荒造地、开荒造田、休耕轮耕，增加我国农业土地的总量，提高农用土地的利用率，确保我国农村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四)土地补贴政策能够在应对WTO规则的基础上有效地支持农业发展

我国农业发展水平在世界上还处于落后的地位，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要取得一定的竞争优势，必须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补贴，但这种支持和补贴必须在不违反WTO规则的前提下进行。WTO规则反对农产品流通的补贴，支持对农业生产领域尤其是农业基础设施的补贴。因此，一方面对土地进行补贴，可以将补贴资金用于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和农业基础建设方面，这属于WTO农业支持和补贴规则中的“绿箱”政策，实施起来会畅通无阻，不会引起国际贸易争端。另一方面在WTO规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实行土地补贴政策，名正言

顺地补贴农业，大力支持农业的发展，推动农业经济成长，稳固农业的基础地位，使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切实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

三、“一体多元”土地制度下的土地补贴政策实施方略

从宏观发展情况分析，“一体多元”的土地制度既不违背我国土地公有制的基本性质，又符合我国国土辽阔、东西部资源和生产力水平差异较大的实际，可以视为新时期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但是，农业弱质性的客观存在，使得仅仅依靠“一体多元”的土地制度，还不能全面调动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不足使土地政策成为撬动整个农业经济发展的杠杆。因此，必须在坚持“一体多元”制度的前提下，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益的同时配合实行相应的土地补贴政策，通过经济补贴降低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成本投入，直接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才能真正调动农民发展生产、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具体而言，“一体多元”制度下的土地补贴政策实施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土地多元化流转的具体实现形式；二是实施土地补贴政策的具体措施。

(一)土地多元化流转的具体实现形式

土地流转不仅涉及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和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还涉及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现代农业的建设，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合理的土地流转机制，在保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的前提下，发挥市场配置农村土地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既要公平，又要兼顾效率；既要确保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又要因地制宜，坚持多样化的土地流转形式，通过竞争机制形成土地流转价格。依据各地农村的具体实践及农村土地利用的实际情况，土地多元流转的具体实现形式归纳为以下几种：

1．租赁制，指原承包方继续保留承包权和与发包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通过将自家承包的土地使用权全部或部分租赁给承租人使用。在收取租金的同时，向发包方(集体)交纳土地承包费，并承担相应义务，从而实现土地的相对集中，促进农村土地规模经营和土地资源有效配置。这种制度适合承包方因从事非农产业或其他原因暂无力经营又不愿放弃农地承包使用权的情况。这在农村经济发展较快，特别是农村工业化推进速度较快、土地资源相对比较丰富的地区比较普遍而适用。以山东省文登市为例，1988年文登市草庙子镇蒋家庄村开始试行农地租赁经营制，随后在全乡普遍展开。到1995年11月全乡已有22个村采用租赁制。农地租赁制的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诸多实效：一是承租人提高了种田积极性，加大了对土地的投入，使农业产量增长，农民收入增加；二是加快了农村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进一步促进了农业土地的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发展；三是通过农地租赁制的实施，增加了集体积累，发挥了集体与个人双层经营的优越性。

2．“托田制”，指原承包方将暂不愿耕作的承包地委托给某一农田中介机构，由其寻找承租人，原承包方只与中介机构发生权利、义务关系，与承租人不直接发生关系。这种制度适合于农地流转比较频繁、农田中介机构比较健全的地区。

3．“两田制”，指把农村土地分为有偿经营和无偿经营(或微偿经营)两部分，前者完全引入市场机制进行经营与管理，农户采用承租的方式，通过交纳一定的土地租金来获得农地的使用权；后者在农村则基本是通过行政手段按人均指标分配土地，满足农户基本的生产与生活需求，保证农民稳定拥有具有一定量的土地使用权。在个别国营农场则采取交纳少量承租金的方式，通过相应的行政手段按人均指标分配土地。实践中，有的地方农村实行“责任田”与“口粮田”的农地划分方式，有的国营农场则实行“招标田”和“身份田”，或者“商品田”和“责任田”等农地划分方式。这种土地经营管理制度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属于一种过渡形式的土地制度，比较适合农地资源相对充足、农地产出效益较高的地区。“两田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践上，对于调动农民(农场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用地结构调整，完善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一部分农地被划定为有偿使用部分，而成为土地管理中“乱收费”的所谓依据，因此也存在人为的消极作用，造成农地经营与管理工作的混乱，从而有悖于土地制度改革的初衷。目前，国家并不提倡实行“两田制”，要求已经实施的地方进行必要的整顿。而从已经实施的情况分析，工作的重点不应是“一刀切”地禁行，而应在强化土地利用规划的科学管理、量化土地产出效益分析的基础上，因地而异、因地制宜地实行。

4．转让制，指原承包方经过发包方的同意，将承包的部分或全部农地的使用权连同承包土地的权利、义务一起转让给第三方，从而终止与原土地承包关系，新承包方履行承包经营的权利和义务。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分散的一家一户超小规模农业经营向农业专业户的相对规模经营转变，改变低产出、高成本的小规模经营状况，促进农地集约化经营和农业现代化进程。这种制度适合于原承包方可以从非农产业获得稳定收入来源或由于人口变化等原因自愿放弃农地的承包经营权的情况。

5．土地股份合作制，是指在不改变现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由若干农户以所使用的土地作为股份人股，形成土地股份合作社。同量同股，农民即是土地合作社的股东。由股东组成股东会，系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按照现代股份制机制运营，土地股份合作社是独立的法人。以土地入股的农民仍独立地耕作自己所使用的土地，合作社统一营销农产品，从而实现土地经营的整体效应，实现农业经营的产业化、商品化和市场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推动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的一种有效形式。以广东省南海市(现为佛山市南海区)为例，为了既满足工业化对土地的需求，又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收益权利，20世纪90年代初，南海少数几个村就开始了尝试用土地股份制的方式来推行新的农地制度安排。到1993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总结和推动下，土地股份制已遍及全市农村。从收益权的角度看，这种制度安排不仅承认土地在农用时农民对土地的收益权，也保障了农民分享土地非农用以后的土地增值收益。用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来替代原来的农户分户承包制，实现了农民土地权利由自然形态向资本形态的过渡。这种以土地资本化为特征的改革，推动了土地资源的合理流转，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农村劳动力的非农产业转移和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关人士认为，正在兴起的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是继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村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又一次重大突破，甚至比前两次改革的意义更为深远。

以上几种土地流转模式各有特色，分别适合于经济状况和生产力水平不同的地区，各地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流转模式，

还可以从实际出发，探索出更多而适用的土地流转模式，进一步促进农村土地的相对集中，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

(二)土地补贴政策的实施建议

1．多样化的土地补贴办法。为确保土地补贴政策能够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在土地补贴方面应该采取多种方法，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区别对待，不能搞“一刀切”。主要方法有以下几种：

一是分区补贴，对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实行不同的补贴标准。东部发达地区的补贴标准可以适当降低，而中西部的补贴标准可以适当提高，以维持全国整体补贴标准的平衡。

二是耕地减少的地区少补，耕地不减或有所增加的地方多补，以此来促进耕地的保护。

三是粮食主产区多补，非粮食主产区少补，以刺激粮食生产，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

四是农产品出口的土地多补，农产品不出口的土地少补，以鼓励农民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商品化程度，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占领国际市场，为国家创造外汇。

五是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和财力情况，分阶段梯度式地进行补贴。现阶段的补贴标准可以低一些，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补贴的标准，并定期地进行调整，可以采用“五年一小调、十年一大调”的方式进行。

六是规范补贴的标准、补贴的内容和补贴的方法，使“一体多元”制度下的土地补贴政策逐步向规范化的轨道发展，最终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2．落实多渠道的土地补贴资金来源。实施土地补贴政策，资金是关键。资金筹措不到，落实不了，土地补贴政策将难以实施。从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现实情况看，土地补贴的资金来源主要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渠道：

一是提高工业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的价格，在其征地成本构成中，增加一项内容，即占用农业土地补贴费，国家把这部分费用集中起来，作为农业土地补贴基金。

二是提高工业税收，把提高的部分作为农业土地补贴基金，具体体现工业反哺农业的指导思想。

三是实行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市三级财政共同对土地进行补贴，其中以中央财政补贴为主，中央、省、市都应从每年的财政支出中安排相应的比例，用于土地补贴。

四是发挥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对实施土地补贴政策的部门和机构给予贴息贷款，将此贷款用于补贴土地。

从中国农业政策的改革来看，农村土地政策的改革可谓重中之重，核心之核心。“一体多元”土地制度下的土地补贴政策的改革与实施，涉及到农业政策的各个领域，影响到农业的方方面面，对农业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核心作用。从中国农村土地政策改革的探索而言，这既是一个全新的思路，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有效的实施，就必须统筹兼顾，通盘考虑，循序渐进，逐步推进，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完善。

[收稿日期]2006—02—03

[作者简介]李澜(1965－)，女，广西南宁人，壮族，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经济、区域经济、农业经济。

[参考文献]

[1]王先进，等．中国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1991．

[2]张朝尊．中国社会主义土地经济问题[ML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3]张琦，高振南．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体系建设模式[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罗运贵]

作者：李　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