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分析论文

2022-04-27

摘要：为了促进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全面提升现代化交通水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实现现代化交通技术的创新，加强交通经济制度的建设，探讨分析多方因素对于现代化交通水平不断提升的影响，需要引起相关部门人员的高度重视。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分析论文篇1：

公路交通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因素分析

摘要：在公路交通领域内，制度建设的落实能够促进公路交通体系化目标的实现，落实公路交通监督与管理，为公路交通现代化建设提供助力，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就公路交通经济增长中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及理论依据进行阐述，指出公路交通经济增长与制度因素的关系，探究制度革新对公路交通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以期发挥制度因素的积极作用，促进公路交通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

关键词：公路交通;经济增长;制度因素

公路交通经济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居于重要地位，能够促进国家交通运输质量的提升，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为国家发展提供助力。推进现代公路交通现代化建设，需要重视科学技术的应用，发挥制度因素的积极价值，对公路交通经济产生良性影响，对于公路交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公路交通经济增长中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及理论依据

1.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就公路交通经济增长的整体情况来看，并未从先进技术发展应用这一角度来进行综合分析，经济增长以公路交通制度为引导和规范，公路交通制度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就公路交通制度来看，其具有合理性，能够激发人们工作积极性与自主性，通过优化激励机制，来提升工作效率，为公路交通经济的持续化增长创造条件。以制度因素为支持，能够清晰确定产权，基于公平公正原则出发来保障个体利益，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利益，调动个体在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方面的主观能动性，这就为社会建设提供支持，促进经济的不断发展。交通现代化发展的实现，需要以制度为支持，制度的优化完善能够为公路交通建设现代化体系的形成提供指导，充分利用先进技术与资金，保证公路交通体系建设的标准化。以制度为支持，能够参考国家法律内容，完善公路交通制度，就产业违规行为、不法行为以及公众行为进行约束，对行业进行整治，为市场规范化运行创造条件。公路交通制度的应用，能够维护知识产权，保障设计人员的合法权益，对其技术创新产生良性激励，为公路交通产业革新和建设质量与效率的提升奠定基础。现如今经济快速发展，区域之间差异明显，需要发挥公路交通的链接作用，通过公路交通现代化来缩小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发挥先进技术应用价值，维护对应管理制度，合理调配资源，推动经济结构完善。为确保制度应用价值的发挥，必须要结合本国国情等情况出发来革新公路交通制度。

2.制度因素的理论依据。在公路交通经济增长方面，制度因素所产生的影响较大，这一方面的理论依据是科学且完善的。首先，就国家发展情况来看，尽管具备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还需要以完善制度体系和健全经济体制为支持，以促进建设发展目标的实现，这就充分表明了在经济增长方面制度因素所發挥的重要作用。若一个国家具备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整体正处于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此时在经济增长方面制度因素的作用并不显著。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受制度因素的直接影响，生产效率的提升也与制度因素存在密切关联，进而影响着产品质量与经济价值。若想要推动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要以完善的制度体系为依托，保证资金的充足化，为发展提供保障，为生产要素实际作用的发挥创造条件，真正为生产提供支持，进而为经济增长提供内在动力。其次，实际生产过程中，各个要素因制度的存在而受到某种约束，若政策及制度并未存在相应改变，即便是生产要素增加或得到充足提供，或者合理配置资金、技术等各项资源，也无法保证最终生产产品质量与数量，无法确保其符合相关标准，所存在的经济性边界与制度存在一定关系，基于制度因素出发能够对产品的产出与收益加以科学化、有效化的控制，确保处于规定范围之内，这就能能够为一个行业的发展能力产生强烈影响，可以就此了解一个行业的未来发展潜力。最后，制度的边界是动态化的，并非一成不变，其所依靠的科学技术有所改变，制度的边界也有所改变。在科学技术水平达到某种要求后，技术使用因制度因素而更为便捷高效，服务水平得以提升，这就能够为经济的增长提供助力。若技术发展超出规定范围，则需要创新技术，此时经济无法因制度因素而有所增长，甚至在某种条件下制度因素会对经济的增长产生一定阻碍，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要深刻认识到制度因素的影响，把握时代形势，重视技术变革与创新，紧随技术发展对制度进行调整和修改，确保制度与技术能够互相促进，这对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公路交通经济增长与制度因素的关系

1.以制度约束生产要素。受到制度影响而存在的经济性边界，从产出、收益等指标出发对产品进行控制，将其控制在一定界限内，此种情况下会对行业发展潜力产生良性影响，对公路交通发展的盲目性加以防范。

2.以制度推动经济发展。公路交通经济增长阶段，制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国家经济的进步，经济制度体系也趋于完善化。若国家经济水平不高，或处于经济发展特殊时期，则制度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在生产领域内，生产效率因制度的完善而得以提升，生产质量得到保证，经济价值也显著提升。经济发展以资金和技术为支持，各项要素实际作用的发挥受制度的影响较为显著，社会生产也因制度的保障而得以有序进行，经济发展方向更为清晰化。

3.制度因技术发展而改变。现代科学技术水平逐步提升，促进了制度边界的变化，待技术水平达到一定标准后，以制度体系为支持，社会应用更具便利性，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具有一定推动作用。若制度体系并未随着技术水平达到标准而有所改变，则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极易受到制度的约束，经济增长也同样会受到制约，制度的积极作用无法得到有效发挥。因此以技术变革为支持，需要重视制度的调整，彼此互相协调，互相支持，能够推动经济的增长。

三、制度革新对公路交通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

1.项目法人制应用影响。就公路交通建设的整体情况来看，项目法人制的应用较为常见，在工程项目经审核通过后，需要将项目法人确定。在这一环节，需把握公路交通工程项目的实际情况，依照相关规定出发组建公司，在工程项目全过程中积极参与，包括工程规划、施工作业、经营管理等，明确所承担责任，为工程项目施工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与此同时，在施工进度、资金管控等方面也需要发挥积极作用，保证管理实效。项目法人需结合实际筹措公众资金，在工程项目建设中，前期部分资金是由政府垫付的，通过公众资金筹措来降低其参与度，为工程项目财务资金提供一个独立发展与运用的空间。资金来源可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项目法人必须要高度重视项目施工，强化责任意识，无论是项目法人还是资金投资人，都必须要把握经济制度要求，基于经济利益出发，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公路项目施工中，科学利用资金。以项目责任制为支持，能够科学化管理并控制资金，保证资金流通的科学化，促进资金使用的高效化，为项目施工质量与进度控制提供保障，维护公路交通项目建设的综合效益。在这方面，项目法人必须承担自身职责，明确责任和义务，有序管控各项资金，确保与项目内部控制、工程预算等实际情况相符合，对成本损耗等问题加以有效控制，优化经济管理内容，为公路交通经济的规范化、现代化发展奠定基础。

2.招投标制应用影响。在建筑工程项目中，招投标制的应用较为常见，在这一过程中，企业之间通过自身优势的发挥来参与激烈竞争，获得施工权，正因为如此，才能够对企业产生良性刺激，促使其积极革新技术，创新管理方法，促进企业综合实力的提升，这就有助于提升行业的竞争力。对于公路交通建设项目来说，招投标制也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实际实施过程中可结合工程项目实际出发，公示项目具体施工标准，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对施工单位进行选拔，确保所选拔施工单位的适宜性，为公路交通项目建设的顺利推进提供保障。在公路交通建设项目中对于招投标制的应用，主要有三方面的价值：第一，通过招投标制的应用，能够促进公路交通建设中成本投入的合理化控制，尤其是在整个公开公平的环境下企业参与到竞争中，最终获得施工权的企业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和较高的技术水平，能够为工程建设施工质量提供保证，诸多可能会造成成本浪费的限制性因素不复存在，比如施工技术水平、管理能力等。第二，通过招投标制的落实，促使企业之间开展激烈角逐，激发企业的内在动力，挖掘企业的潜力，促使企业自身竞争力的提升，企业为获得竞争优势，必然会积极革新技术、整合资源、优化经济管理等，以能够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获得参与机会，从宏观层面来说也有助于公路交通产业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于公路交通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第三，招投标制的应用，与项目法人施工标准高度相符，项目法人在招投标竞争阶段居于主导地位，能够结合公路交通项目实际情况出发，对施工单位的综合实力进行考量，并从中选择最符合施工标准的企业，确保公路交通项目施工目标的实现，保证施工质量的提升与施工成本管理的有效性。

3.合同管理制应用影响。合同管理制度在工程项目施工管理中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公路交通管理工作也不例外。在公路交通建设项目中，需要明确规定施工标准、内容及流程等，划分项目法人与施工单位具体责任，保证责任落实的规范化，以免在责任承担方面存在偏差性问题，降低纠纷问题的出现几率，基于诚信务实原则出发，规范且有效地践行合同各项施工条款，这就有助于促进工程施工质量控制的落实，与项目法人对于施工的要求相符合。在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对于施工单位来说，以施工合同为支持，能够把握项目各环节的具体情况，确保各环节工作人员充分认识到项目管理的重要性，强化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保证项目管理在全过程中得到落实，切实提升工程项目管理成效。以合同管理制度为支持，能够做好施工中各环节控制及施工后验收核算工作，便于对整个施工过程进行严格把控，在发现不合理之处的第一时间进行改进，保证施工进度与工程整体质量。通过合同管理制度的落实，能够保证施工全过程操作的规范化，以合同管理中施工设计规范、具体考察等为支持，做好事前预测，保证施工的进度与质量，对成本预算实施有效管控，整个工程项目施工具备了顺利进行的条件。将事前预测、事中控制与事后评估协调起来，能够保证成本管控的科学性，为公路交通经济的发展提供助力。

4.经济管控制应用影响。就工程项目建设情况来看，其实际进展过程中所受资金管理方法的影响较大，一旦缺乏科学合理的成本管控方式，极易影响工程施工进度。在公路交通建设项目中，经济管控是一项重要内容，处于基础性地位，经济管控的有效性直接影响着公路交通经济增长。具体来说，经济管控制度的实施，能够从进度、质量、资金等多个方面入手来把握工程项目的实际情况，保证监督管理的全过程化，确保对应工程项目具体目标，促进双方全局意识与责任意识的形成，自觉实施严格管理，包括施工材料采购、管理、供应等，资源内容得以优化整合和高效利用。与此同时，经济管控制度的落实，能够对接工程项目，保证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基于量化目标出发，以具体化方式来落实管控，把控工程项目施工各环节，确保各项工作内容完成的高质量与时效性，资金流失风险得到有效降低。在公路项目建设中，以经济管控制度为依托，与合同管理制度相协调，从施工各环节入手来管理施工成本，保证成本优化的及时性，减少不必要的資源浪费，资源投入更为科学化，资源利用率得到明显提升，这就有助于促进公路交通效益的增长。

综上所述，现代社会发展新阶段下，实现公路交通经济的增长，需要转变单一技术应用以及传统资金投入形式，需要把握制度因素，重视制度优化升级，通过项目法人制等的实施，科学化管控公路交通建设成本，维护公路交通经济效益，重视技术发展与制度建设相协调，为公路交通经济增长提供助力。

参考文献：

[1] 刘燕.公路交通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因素分析[J].中国战略新兴产业，2020，（6）：199-201.

[2] 宋海春.公路交通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因素分析[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3，（19）：44-45.

[3] 徐涛.公路交通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因素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2016，（34）：26-27.

[4] 宋静静.公路交通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因素分析[J].现代经济信息，2018，（2）：377.

[5] 孙厚涛.公路交通经济增长中制度因素的探讨[J].东方企业文化，2015，（17）：271-272.

[6] 温鑫.对公路交通经济增长中制度因素的探讨[J].时代报告，2016，（24）：152.

作者：刘佳力王珐玮辛建营

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分析论文篇2：

公路交通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因素分析探思

摘要：为了促进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全面提升现代化交通水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实现现代化交通技术的创新，加强交通经济制度的建设，探讨分析多方因素对于现代化交通水平不断提升的影响，需要引起相关部门人员的高度重视。本文特意展开了公路交通经济增长中制度因素的探讨分析，具体阐述了公路交通经济增长以及制度之间的关系，希望以下内容的总结概括，可以作为制度建设有力的支撑条件，并为公路交通经济持续增长打下坚实基础。

关键词：公路交通经济增长;制度因素;关系分析;探思

引言：

应该集中多方力量，进行公路交通工程项目的规划建设，实现公路交通工程项目规划范围的不断扩大，来为人们的便捷出行、安全出行等提供有力支持。必须实现公路交通经济的持续增长，从不同角度、新的层面出发，去分析制度因素对于公路交通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再通过制度完善与创新建设，从根本上提升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就此，笔者凭借多年实践经验，简单阐述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仅供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参考借鉴。

1、公路交通经济增长中制度因素的作用

制度因素在促进公路交通经济增长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可以实现“个人收益”以及“社会收益”的有机结合，促进公路交通经济的稳健增长、持续增长。制度因素还可以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和规范作用，影响着市场分配机制，维护着合法知识产权，不断推动着技术创新、方法创新，潜移默化中就成为了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制度因素“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不会被时代所淘汰，进行着经验总结，质量改进，管理创新，新时期的公路交通经济增长自然显现出最大优势[1]。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公路交通运输水平的不同，了解到经济条件、科技水平、资金投入之间存在的紧密关系，进行相关制度的完善，加强各项制度的全面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公路交通经济增长与制度因素的关系

公路交通经济增长与制度因素的关系，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以制度约束生产要素。受到制度影响而存在的经济性边界，从产出、收益等指标出发对产品进行控制，将其控制在一定界限内，此种情况下会对行业发展潜力产生良性影响，对公路交通发展的盲目性加以防范。第二，以制度推动经济发展。公路交通经济增长阶段，制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国家经济的进步，经济制度体系也趋于完善化。若国家经济水平不高，或处于经济发展特殊时期，则制度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在生产领域内，生产效率因制度的完善而得以提升，生产质量得到保证，经济价值也显著提升。经济发展以资金和技术为支持，各项要素实际作用的发挥受制度的影响较为显著，社会生产也因制度的保障而得以有序进行，经济发展方向更为清晰化。第三，制度因技术发展而改变。现代科学技术水平逐步提升，促进了制度边界的变化，待技术水平达到一定标准后，以制度体系为支持，社会应用更具便利性，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具有一定推动作用。若制度体系并未随着技术水平达到标准而有所改变，则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极易受到制度的约束，经济增长也同样会受到制约，制度的积极作用无法得到有效发挥。因此以技术变革为支持，需要重视制度的调整，彼此互相协调，互相支持，能够推动经济的增长。

3、制度革新对于公路交通经济增长的影响

3.1项目法人制的具体影响

就公路交通建设的整体情况来看，项目法人制的应用较为常见，可为工程项目施工顺利进行提供保障[2]。以項目责任制为支持，能够科学化管理并控制资金，保证资金流通的科学化，促进资金使用的高效化，为项目施工质量与进度控制提供保障，维护公路交通项目建设的综合效益。在这方面，项目法人必须承担自身职责，明确责任和义务，有序管控各项资金，确保与项目内部控制、工程预算等实际情况相符合，对成本损耗等问题加以有效控制，优化经济管理内容，为公路交通经济的规范化、现代化发展奠定基础。

3.2招投标制的具体影响

在公路交通建设项目中对于招投标制的应用，主要有两方面的价值：第一，通过招投标制的应用，能够促进公路交通建设中成本投入的合理化控制，尤其是在整个公开公平的环境下企业参与到竞争中，最终获得施工权的企业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和较高的技术水平，能够为工程建设施工质量提供保证，诸多可能会造成成本浪费的限制性因素不复存在，比如施工技术水平、管理能力等。第二，通过招投标制的落实，促使企业之间开展激烈角逐，激发企业的内在动力，挖掘企业的潜力，促使企业自身竞争力的提升，企业为获得竞争优势，必然会积极革新技术、整合资源、优化经济管理等，以能够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获得参与机会，从宏观层面来说也有助于公路交通产业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于公路交通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3.3合同管理制的具体影响

在公路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对于施工单位来说，以施工合同为支持，能够把握项目各环节的具体情况，确保各环节工作人员充分认识到项目管理的重要性，强化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保证项目管理在全过程中得到落实[3]。以合同管理制度为支持，能够做好施工中各环节控制及施工后验收核算工作，便于对整个施工过程进行严格把控，在发现不合理之处的第一时间进行改进，保证施工进度与工程整体质量。通过合同管理制度的落实，能够保证施工全过程操作的规范化，以合同管理中施工设计规范、具体考察等为支持，做好事前预测，保证施工的进度与质量，对成本预算实施有效管控，整个工程项目施工具备了顺利进行的条件。将事前预测、事中控制与事后评估协调起来，能够保证成本管控的科学性，为公路交通经济的发展提供助力。

结束语

总之，现代社会发展新阶段下，实现公路交通经济的增长，需要转变单一技术应用以及传统资金投入形式，需要把握制度因素，重视制度优化升级，通过项目法人制的有效实施，科学化管控公路交通建设成本，维护公路交通经济效益，重视技术发展与制度建设相协调，为公路交通经济增长提供助力。

参考文献

[1]张明明.试论公路交通经济增长中制度因素的具体影响[J].中国战略新兴产业，2019（04）72-72.

[2]李纯.探析公路交通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因素[J].东方企业文化，2020（01）98-99.

[3]王洪建.公路交通经济增长中制度因素的影响研究[J].经济，2020（33）100-101.

作者：王博

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分析论文篇3：

关于中国工资谈判制度的反思与改进

摘要：我国工资谈判的制度意义与实际功能的背离已经成为事关劳资关系和谐的根本问题。面对日趋紧张的劳资关系，中国的工资谈判制度应从制度意义回归功能意义，这就需要加强制度的改进。就现阶段而言，制度改进的重点应放在国家主导下的“制度救济”，但就长远的趋势而言，我国工资谈判制度改进方向应为：建构与国情特征相适应的劳动关系调整范式，建立和完善与国情特征相适应的工资谈判制度，赋予工人（工会）在工资谈判中适度行使压力机制的权利。

关键词：工资谈判；分配制度；劳资关系；制度救济；压力机制

逾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成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但与之相伴的是社会问题不断累积。作为社会基本关系之一的劳资关系，其风险与冲突已经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2010年，深圳富士康集团员工13跳、河南省平顶山纺织集团职工维权以及广东南海本田工人罢工等事件，使中国的劳资关系开始显现“血腥”和“暴力”的特征。如果再追溯到2009年以“吉林通钢”和“河南林钢”为代表的国企改制事件，可以认为，工人的权利诉求将有可能从单纯的经济利益向其他方面演变，因经济利益诱发的劳资冲突面临失范的危险。

和以往处置类似事件所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在确保劳资冲突“可控”的前提下，开始主动寻求从“源头”上消解可能诱致冲突的制度化措施，加强工资谈判的制度化建设、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①和鼓励工会在劳资冲突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等正是这些行为的具体表现。

已有理论分析和现实观察的结论表明，以工资为核心的收入分配问题仍然是劳资关系的核心。工资谈判作为市场经济国家或者地区劳资共决工资合约的重要制度，在中国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但由于国情特征下的制度设计路径，制度意义与实际功能出现了较大的背离，特别是在事关劳动者收入增加、差距缩小以及体面劳动等方面，如何建构与国情特征相适应的工资谈判制度已经成为劳动关系领域的重大课题。

基于上述考量，笔者将工资谈判纳入收入分配的视角进行讨论，系统分析了影响工资谈判制度发挥作用的相关因素，并以此为基础，探究性地就有效彰显工资谈判在维护职工权益、促进企业发展和消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的功能提出改进建议。

一、分配失衡是诱发中国劳资冲突的关键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成就斐然。人均GDP增长了65.46倍，人均工资增长了53.23倍，财政收入增长了54.17倍；2003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 000美元，2008年，人均GDP突破3 000美元。相应地，中国工人人均工资绝对数也增加很快，但和其他主体的收入增速比较，分配失衡特征明显，并可能诱发以下四个方面的后果：

（一）“藏富于国、藏富于资”的分配路径使劳动者的收入明显偏低并从根本上可能迟滞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就表1的情况来看，2000—2008年，政府财政收入年均增幅为21.05%，企业利润年均增幅为19.77%，职工工资总额年均增幅为15.80%，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幅为15.19%。同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6.95%，而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只有11.3%。这说明，在宏观的分配层面，职工收入的增速偏低，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体现得并不充分，“藏富于国、藏富于资”问题较为突出。

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不完善的市场规则使得政府偏好拥有更多的财力以彰显其社会资源的控制力，而这也是所谓“北京共识”的由来②；二是政府主导下的改革路径，需要“资本优先”的资源积累偏好，“亲资本、疏劳工”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图景。

宏观层面分配失衡的后果也非常明显，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出口和消费，前两者的比重一直较大，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被怀疑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区域收入分配失衡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均衡性

以2008年的统计数据为例，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是28 898元，而上海是52 122元，是全国平均数的1.8倍，是湖北省的2.32倍，四川省的2.11倍。因此，在不同区域间，收入差距较为明显，特别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与中西部比较，收入差距扩大化趋势更为显著。

直观来看，以上海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职工工资收入较高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但如果将这一问题嵌入到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中去分析，东部地区的经济发达更多地是依赖于国家主导下的中西部地区的“福利补贴”。比较明显的就是，中西部的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都是以较低的价格流入东部地区，而与这些要素相应的成本并未从东部地区得到适当补偿。例如，当中西部数以万计的农民工迁入东部就业时，其对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但农民工自身的福利，诸如农民工子女入学等方面，东部地区并未提供同等的“市民待遇”。因此，中国所谓的“梯度发展”，并非“帕累托最优”的产物。而这也正是东部地区尽管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经济发展的质量不高、经济转型较为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

区域分配失衡产生的经济后果就是，依赖“福利补贴”先行发展的地区面临两方面的压力：一是内在层面上的发展转型压力；二是外部层面上的政府压力（包括兄弟省市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两方面的压力都开始显现。对于国家层面，则将面临经济发展均衡性的压力。

（三）行业收入差距加大将导致社会不公平的进一步加剧

来自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收入最高的金融行业平均报酬为13 478元，而收入最低的农林牧副渔行业的平均报酬为5 184元，两者的倍差为2.59倍；到2008年，收入最高的金融行业是53 897元，最低的农林牧副渔业是12 560元，两者的倍差为4.29倍。这说明，行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导致行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体制问题。以金融企业为例，独有的“垄断性”使得其从业人员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而在一些市场竞争较为激烈、非正规就业人数规模较大的行业，如建筑和餐饮业，其从业人员收入明显偏低。更主要的是，随着“行业收入倍差”符号的不断传播，不同行业也开始出现“薪二代”现象。以大学生就业为例，能力并非其进入高工资行业的决定因素，以父辈为代表的社会资源往往成为决定就业质量的“硬件”。

（四）企业层面的分配不公将直接影响到微观层面劳动关系的和谐

在中国，鲜有权威数据来检验单个企业的分配失衡问题，但从一些调查数据中也能够看出一些端倪。来自第六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的数据显示：普通工人月均工资为1 155.88元，占全部职工月均工资的84.6%；72.4%的普通工人月工资低于全国平均工资，26.7%的普通工人过去5年来未涨过工资；与此同时，单位内部不同群体间工资收入水平差距较大，企事业单位高层管理人员或负责人工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2.55倍，而在一些垄断性行业，管理层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倍差则可能更大。

企业层面分配失衡可以按企业类型来进行分析。在传统的国有企业，尽管工人的“主人翁”身份仍然得到了制度的尊重，但经历过历次改革以后，工人越来越感觉到顺从管理层意志是必要和重要的，特别是在历次改革中已经被抛出体制外的“旧同事”的生活窘境所释放出来的心理压力，使其在分配失衡时更倾向于选择“不平不鸣”。

和国企不同，非国企分配失衡虽然也有制度的原因，但就业压力仍然是工人很难进行工资要价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富士康”尽管有员工跳楼，但仍然有很多劳动者排队等待被雇佣，特别是当其宣布将部分生产基地内迁的消息后，中西部省份也不遗余力地伸出“橄榄枝”，希望其落户本地。

二、对工资谈判制度的反思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政府出于责任边界的考量已经不可能再“包办”分配问题。因此，失衡的分配关系仍然要回归到市场化的机制中予以解决。而作为市场经济体劳资共决工资合约的工资谈判制度，不仅是一种通行的做法，也是劳工“三权”（团结权、集体谈判权和集体行动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非制度化的工资谈判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当时一些外资企业的进入，原外经贸部明确要求对工人的劳动报酬进行协商，并将文件精神落实到了外资企业的公司章程中；而中国第一部专门规范工资谈判的政府性文件是2000年原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2000年第9号）。

经过近十年的运行，中国的工资谈判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与此同时，由于缺乏法律的刚性约束等原因，全国近80%企业尚未建立工资谈判制度（张建国，2010）③。以2009年为例，全国签订工资集体合同的数量为34.3万份，覆盖的职工数量为3 968.6万人，但工资集体合同的覆盖率只有20.88%（任小平，许晓军，2009）；而对江浙一带非公企业的大量调查中也发现：即使开展工资谈判的企业，70%的工资水平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吻合（许晓军，2007）。为此，我们需要反思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我国的工资谈判，为什么制度意义与实践功能出现了较大的背离，其可能的原因有哪些？

（一）制度约束缺乏“刚性”，资方在工资谈判中主要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

现有法律法规对工资谈判的规定比较“柔性”。如《劳动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可以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签订集体合同。《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该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企业职工一方与用人单位通过平等协商，可以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订立集体合同。《工会法》第二十条规定，工会帮助、指导职工与企业以及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以及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

上述规定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资方是否要开展工资谈判缺乏硬性规定，特别是“应当、可以以及帮助”等语义往往被资方诠释为“需要就可以、不需要就不可以”的现实尴尬，而脱胎于欧美法系的外资企业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二是对工会在工资谈判中的代表性地位虽然明确，但如果遭遇资方“非暴力、不合作”时该如何应对则是空白。在制度位阶较低的《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中甚至规定：协商代表任何一方不得采取过激、威胁、收买、欺骗等行为。

由于现有法律对工资谈判缺乏“刚性”约束，资方很难主动向职工（工会）发出工资谈判邀请，即使是职工（工会）主动发出工资谈判邀约，资方也往往以依据不足予以搪塞。特别是在资方明确预知职工（工会）对己方的“非暴力、不合作”不可能采取“过激行为”时，资方拒绝工资谈判的制度空间将更大。可以想象，一个缺乏适度压力的谈判机制，谈判实施将是多么的“脆弱”。

（二）中国独有的工会模式使其很难独立性地就工资问题与资方开展谈判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工会模式主要是以区域和行业为主。和他们不同，中国工会模式是以企业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工会机构和业务运作都是围绕企业层面展开。在劳资利益一致的逻辑假定下，该模式的好处是：（1）有利于工会组织深耕基层，最大限度地将广大职工组织到工会队伍中来，巩固执政党的阶级基础；（2）有利于将工会的日常工作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紧密衔接，充分彰显工会的组织、宣传与教育功能；（3）工会与行政能够就利益的争诉较好地达成一致，即使在利益争诉出现差异时，制度的初衷也是将这种冲突控制在企业层面，抑制其可能诱发的社会风险；（4）还有一个重要的考量是，作为执政党，不希望在社会层面出现一个以区域或者行业为主体的社团组织。

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事实上的劳资利益高度一致，该模式的优势极为明显。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劳资利益的一致性尽管被不断强化，但在特定时点上的短期利益冲突客观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得还比较激烈。面对短期利益的冲突，企业工会理论上的行动策略有两个：一是受制于“路径依赖”的惯性思维，不断地去对工人进行“说教”，要求工人要处理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系；二是代表工人，与企业行政（或者资方）就工人的短期利益进行谈判，以期能够达成双方都能认可的一个结果，并为企业的正常运营创造稳定的劳资环境。

现实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是，企业工会更擅长于用第一种策略。不幸的是，这一策略尽管在制度层面得到鼓励，工人却选择了“用脚投票”，这就是在一些比较激烈的劳资冲突事件中，已有的工会总是被工人撇在一边的重要原因。

由于工人清晰地知道撇开体制内工会可能面临的制度风险，在理论上仍然愿意回归到工会可能采取的第二种策略，就是由工会代表工人去与资方就利益争诉进行协调。但工会这样做的基本前提是其独立性是否充分。

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中，工会的这种独立性显然是难以让人信服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很多企业的工会主席同时兼任行政的一些职务，个别企业甚至是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兼任工会主席。在工会主席乃至整个工会机构的运作经费都“仰仗于”资方供给的前提下，有多少企业工会主席乃至工会机构有意愿、有胆量或者有能力去代表工人协调这种利益冲突呢？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在工资谈判领域我们所看到的工会“三不问题”（不愿谈、不敢谈、不会谈）也就不用奇怪了，对工资谈判的成效也就不应该抱有更高的期望。

（三）“谈判文化”缺失也是制约工资谈判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无为政治》一书中认为，一个社会的两种基本形态是“冲突”与“合作”，而“横暴权利”和“同意权利”是不同社会形态下保持社会运行的基本制度方式，前者是一种“主从”关系，后者则是“平等”关系。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路径中，“主从”关系根深蒂固。体现在工资谈判方面，则是资方单独决定工人工资水平。究其原因有三个方面：

1. 工资谈判意识不够。谈判作为现代社会基本的运行规则，有效实施需要足够的权利意识的积累。这些权利意识表现为：（1）谈判规则是否完备；（2）有规则是否能够执行；（3）如果不执行，是否有相应的惩罚成本。

我国的市场经济不仅时间较短，而且在广度和深度等方面尚有诸多欠缺，再加上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客观现实，真正意义上的工资谈判并不多见。工会作为工资谈判的法定“代言人”，虽然在制度层面得到了充分保障，但工会依附于企业的客观事实使其很难在工资谈判中保持应有的“独立性”。如果将工会脱离企业虽然可以增强其独立性，但又与现实的国情和制度要求有出入。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资方已经在单方决定工资水平的路径上形成了习惯性依赖，任何尝试性的改变将使其难以接受，尤其是在资本话语权仍然较大的现实下，改变难度尤其巨大。

2. 谈判能力不足。广义而言，谈判能力有三个构成要素：（1）制度的解读能力；（2）策略的应用能力；（3）非合作协商下的“反制能力”。不可否认，三个要素我们都比较欠缺，尤其是在“反制能力”方面，当工会面对不合作的资方时，除了空洞的“劝导”和“耐心”的等待外，几乎很难有其他的反制措施。即使是在博弈层面的策略应用上，工会也面临信息不对称、谈判成本高昂的不利局面。

3. 谈判制度不完善。“不敢谈、不愿谈、不会谈”已经成为当前工资谈判的“软肋”，但问题的根本仍然是谈判制度不完善所致。从国外的经验来看，除了通行的所谓“劳工三权”外，还有微观层面的信息披露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等。在我国，已有的工资谈判办法不仅法律位阶较低，而且内容也较为空泛，对事关劳资双方理性博弈的数据信息也是轻描淡写地描述为企业应为工资协商提供必要的资料而已。再比如工资谈判后所签合同的审查，制度要求要报劳动部门审查，如何审，内容是什么，是否合理等，都语焉不详。而现实当中的这种审查更多的就是一种形式，至于合同是否是劳资双方，尤其是职工一方真实意思的表达，也未涉及。

三、关于工资谈判制度的改进

面对因分配失衡而诱致的劳资冲突，包括党政在内的社会各方就工资谈判制度的切实推行已经达成了高度的共识。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工资谈判制度写入并作为完善收入分配机制予以落实。中华全国总工会也明确要求：基层工会要主动向工资集体协商未建制、拒建制及工资协议到期的企业发出协商要约，对拒绝或变相拒绝要约、不按期响应要约等行为，由地方工会依法下达“整改建议书”；对拒不整改的，提请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处置，并对逾期不改的应配合劳动行政部门依法进行查处，追究其法律责任等。但从既往的经验来看，工资谈判制度要实现包括“劳、资、政”在内的多赢目标，实现制度意义与实践功能的耦合，以下三个方面的改进是重要的：

（一）加强制度救济，力争以较短的时间和较小的成本尽快彰显工资谈判制度的成效

在“强资本、弱劳工”短期内难以逆转的情况下，“制度救济”的直观含义就是：政府通过法律或者行政的手段，对弱势劳工利益进行补救的一种方式。所以，基于中国劳动关系形成的制度背景，制度救济是提升工资谈判质量的有效路径，这是因为:

1. 国家层面的“父爱主义”仍然是工人的一种期待。在中国的制度语境中，“相信政府”不仅仅是一种宣传口号，在很多实质性问题方面，政府确实能够解决其他组织不能解决的问题。语境形成的制度背景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政府不仅是社会资源的最大拥有者，而且更是社会资源分配规则的决定者，即使是在市场经济时代，政府拥有庞大资源的动能并未弱化，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不断强化的趋势；二是从工人观察到的既往经验来看，很多问题，特别是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确实也只有政府出面才能解决。比如在劳动关系领域曾经比较恶劣的“欠薪”问题，不就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通过四川一普通农妇熊希明的诉求得到了制度化的解决吗？

工人对国家“父爱主义”的期待并非没有依据，即使是在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工人也情愿将劳资领域的一些侵害行为视为是个别“无良雇主”之行为，仍然相信政府会给他们一个”公道”，政府从累积民意基础考量，也乐于展示这一亲民行为。政府虽然希望让劳动关系的问题回归劳资领域解决，在具体的行动方面，有意或者无意间也在向工人传递一种“父爱主义”的信号，特别是基于市场化内涵的劳动关系调整规范尚不完备时，政府适度的“父爱主义”是必须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因制度缺失所带来的破坏成本，并为适应市场化需要的劳动关系调整机制建立和完善争取时间。

2. 让中国工会成为联系执政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现实需要。中国工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团组织，其责任有两个方面：一是受执政党之托，巩固和扩大其阶级基础；二是受职工之托，表达和维护其基本权益。工会能否实现这一功能，关键要看有多大的力度去表达好、维护好广大职工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工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曾经面临挑战，直接的后果就是职工逐步远离工会组织。为扭转这一被动局面，执政党提出要把更多的资源和手段赋予工会组织，要把党政所需、职工所急、工会所能的事情交给工会组织去办，不断扩大工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习近平，2008）。在此背景下，中国工会继续加大了职工权益的维护力度，“有困难，找工会”等类似的宣传策略和工作方式不仅重新唤起工会在职工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而且工会组织的数量和工会会员的人数都在大幅攀升，特别是广大“农民工”不断加入工会组织后，中国工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得到了极大提升。可以想像，如果没有执政党的强大资源保障和制度供给，仅靠工会自身力量是难以形成今天这一局面的。

3. 工人权益意识的不断提升也迫切需要制度化的方式予以引导。在劳动关系领域，市场化改革的两个社会事实是：（1）工人基本上可以基于自己的自愿，适度配置自己的劳动力资源，即使是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工人在就业权的选择方面仍然得到了充分保障，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工人阶级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已基本成为历史；（2）工人的权利意识得到了极大地提升，并且已经开始学会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当这些权益不能在现有制度下得到保障时，他们会“巧妙”地制造一些事件来博取社会的关注，并进而推动问题的解决。2008年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则是很好的例证，它不仅是工人权利意识提升的制度化成果，而且为市场化劳动关系中的工人权益提供了切实的保障。

（二）加强工资谈判的技术建设，提高工资谈判的质量

工资谈判的实质是劳资双方关于劳动力要素价格所进行的博弈。理论上，劳方（工会）要想取得最优工资合约，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1）谈判力量均衡；（2）谈判信息对称；（3）经济权益对等。但现实的情况是，劳方在工资合约中的博弈劣势急剧显现，资本话语权空前增大。要弥合工资合约现实与期望之间的差距，我国工资谈判制度技术路径上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改进：

1. 加强工资谈判中的信息披露，使劳资双方拥有对等的博弈信息。从国外的一些文献中也发现，在许多情况下，劳资谈判会因为信息不对称而产生对质的局面（Craig & Amerinic，1997，2000，Craig & Clarke，1993）。在有关工资合约的谈判中，与谈判有关的信息，特别是财务信息的披露，将有助于谈判的效率和质量（金泰荣、卞荣焕，2004）。在我国，企业在工资谈判中的信息披露不仅存在责任不清、内容不明的问题，而且在信息的质量方面也缺乏基本的保障。一些在一线参与谈判的工会主席甚至发出这样的感叹：当前工资谈判“最大技术性困难是缺数据”（郑启和，2010）。因此，需要加强工资谈判中的信息披露和责任规制，确保工人（工会）能够取得全面的谈判信息，提升工资谈判的质量。

2. 加强工人（工会）谈判能力建设，特别是专业谈判队伍的建设。由于工资谈判的制度规定缺乏刚性约束，特别是在资方“非暴力、不合作”的情况下，工人（工会）更需要采取“软磨硬泡”的方式来获取资方的“让步”。工人（工会）的这一策略能否发挥作用，关键需要建立一支专门的谈判队伍。目前，中国绝大部分地方已经建立起了包括劳动、法律、经济等专业人员在内的工资谈判指导员队伍，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三）加强工会自身建设，使工会真正成为工人权益的利益表达者和维护者

从市场经济体的经验来看，好的工资谈判均有一个运作有效的工会组织。在中国，对工会在工资谈判中的作用也有一些研究数据，从工资回报到各项福利，工会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劳动者利益（姚先国，2008）；凡是开展工资谈判的企业，工人工资增幅均在10%~15%（张鸣起，2008）。中国工会在工资谈判中的作用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提升和强化：

1. 加强企业工会，特别是非公企业工会的谈判能力。中国劳动关系问题最多的是非公企业，其中约90%的问题都与工资问题有关。因此，加强企业工会，特别是非公企业工会的谈判能力至关重要。而当前要做的就是：（1）增强企业工会的独立性，当务之急是要调整企业工会经费供给体制，只有经济独立才能做到谈判地位的独立。（2）改变企业工会现有组建模式，在上级工会指导下，由工人公推直选企业工会主席。（3）与企业工会主席不相容身份应适度分离，特别是企业主的近亲、公司人力资源主管等，不宜担任工会主席，以减少工会主席在劳动关系处理中的角色冲突。

2. 建立和完善与制度特征相吻合的产业工会体制，提升产业工会在工资谈判中地位和作用。和其他市场经济体不同的是，中国的工会组建“重企业、轻产业”。就国际的经验来看，产业工会在协调劳动关系中有其特殊的作用。面对当前的工资谈判，加强产业工会工作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1）适度抑制资本话语权，提升工人（工会）在工资谈判中的博弈能力。（2）加强谈判信息的沟通和协调，降低谈判成本，提升谈判质量。（3）通过产业工会，加强对产业内基层工会的指导，提升上级工会在工资谈判中指导作用的效率和效果。

3. 加强工资谈判中的国际合作，特别是在跨国公司的工资谈判中，更加必要。“中国工会的作为，决定世界劳工运动的方向（布朗，2010）。中国作为世界廉价优质劳动力的最大供应地，全球劳资关系能否平衡，取决于中国对国际资本的策略选择。特别是以OEM为主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劳资利益整体打包的方式与跨国资本谈判已经成为必然。只有这样，工人（工会）在与国内资方的工资谈判中才有比较充分的利润空间。因此，在时机成熟时，中国工会有必要在外资企业的工资谈判中，加强国际合作，确保工资谈判的效果。

综上所述，失衡的分配制度是诱致中国劳资矛盾的直接性变量，但最终因素仍然是经济发展模式下的“亲资本、疏劳工”。面对日益紧张的劳资关系，中国的工资谈判制度应从制度意义回归功能意义，这就需要加强制度的改进。就现阶段而言，制度改进的重点应放在国家主导下的制度救济，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小的成本发挥工资谈判制度在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维护工人权益和促进劳动关系和谐中的作用。但基于劳动关系利益各方责任边界的考量，中国工资谈判制度改进的基本方向应该是：建构与国情特征相适应的劳动关系调整范式，这就需要建立和完善与国情特征相适应的工资谈判制度，赋予工人（工会）在工资谈判中适度行使压力机制的权利是重要的，也是提升工资谈判的有效选择。

注释：

①以2010年的最低工资为例，已有22个省市调整了最低工资，根据中位数计算的平均增幅在22.2%（根据各地劳动与社会保障局网站数据整理得到）。

②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尽管理论研究的结论各不相同，但许多分析家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就应归功于其不同寻常的经济方针与政策，即“混合所有制、基本财产权利和重政府干预”。美国时代杂志的前外文编辑乔舒亚·雷默甚至给它一个名字：北京共识。

③参见：http://www.labour-daily.cn/Web/NewsDetail.aspx?IssuanceID=187056。

参考文献：

［１］任小平，许晓军.职工权益自救与工会维权策略研究：基于盐田国际罢工事件的观察［J］.学海，2008，（5）.

［２］任小平，许晓军.劳资博弈：工资合约中的制度救济与工会行为［J］.学术研究，2009，（2）.

［３］任小平.中国工会：转型期的诉求责难与制度救济［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9，（2）.

［４］刘炎白.劳动关系稳定之法律调整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07.

［５］全泰荣，卞容焕.会计信息在韩国劳资关系中的作用［J］.王云霞，译.青岛科技大学学报，2004，（2）.

［６］姚先国，李敏，韩军.工会在劳动关系中的作用：基于浙江省的实证分析［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9，（1）.

［7］许晓军，曹荣.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原始动力——基于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视角［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