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图书馆藏书文化探讨论文

2022-04-29

摘要2016年8月26日，由国家图书馆、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南京图书馆联合主办的第三届玄览论坛圆满举办。参加此次论坛的专家学者围绕“一带一路与人文交流”“创新出版与文化传承”等热点问题，探讨古代典籍中记录的中外文化交流等，希望对两岸更好弘扬与传承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启发与帮助。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中西图书馆藏书文化探讨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中西图书馆藏书文化探讨论文篇1：

晚清文教改革中的本土图书馆萌芽

摘要晚清时期，我国知识分子自发产生、且在一定程度上具备近代图书馆学色彩的思想萌芽及实践，是我国近代图书馆学学科起源的重要环节。本文选取张之洞为代表，盖因其作为晚清重要的政治领军人物，在文化教育领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我国近代图书馆学孕育自传统文化土壤的可能性，对此可能性进行梳理和归纳，可有助于全面构建我国近代图书馆学史的学科体系。

关键词图书馆学张之洞图书馆史近代图书馆事业

分类号 G250.1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20.11.012

The Thought Germination of Local Library in the Reform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aking Zhang Zhidong’s Thought Evolution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odern Library Cause in China as an Example

Zhang Xiaoxin

圖书馆学界对张之洞的研究，大抵围绕张氏所撰《书目答问》及其书中体现出的目录学思想进行阐发，集中于学术流变、书目分类、导读意义等方面。然而，将张之洞放入时代背景分析并探讨其思想演变的研究比较缺乏，更鲜有从近代图书馆学视野出发展开的论述。近来有研究者注意到了张之洞《书目答问》中体现出的知识观和人才观，提出超越目录学学科视域揭示《书目答问》的学术价值[1]，深化了图书馆领域对张之洞的研究内容，可仍然囿于《书目答问》一书所揭示的范围。笔者认为，充分挖掘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晚清封建士大夫阶层在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演变轨迹，有助于切实还原扎根于我国本土文化土壤中的图书馆学萌芽场景，而选取张之洞作为研究对象，一是由于张之洞作为晚清名臣，在文化教育领域开展了众多的实践改革，有着巨大影响;二是由于其生平事迹中曾数次参与到实际的图书馆事业建设之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本文以时间线索梳理张之洞处身时代困局当中，对图书馆从认识到接纳，再到参与实际建设的过程，揭示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诞生之际本土文化自发驱动力的推动作用，从而更为客观地认识到我国近代图书馆学学科发展的独特性质。

1 张之洞与图书馆相关事业的渊源

1.1 超越目录学功用的《书目答问》

《书目答问》的刊刻，使张之洞成为改革传统四部分类法的近代第一人。由于其刊行于西学渐盛之际，《书目答问》在分类目录上进行了改革创新。首先是在四部之外设丛书部，其次是将西洋翻译过来的书籍放入子部的兵家类和天文算法类，打破了传统以经学为主导的学术体系。《书目答问》刊刻后流传盛广，仕门学子，几乎达到了人手一册、家置一编的程度[2]，成为其时立志于救国图强的文人学子可资参考的权威书目。《书目答问》五部分类法在近代图书分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也是使张之洞得以进入近代图书馆学研究视野的重要因素，但张之洞的突出贡献，不应被限制在目录学领域，而是应该置于历史情境下来考察。《书目答问》初刻于四川省尊经书院，与张之洞的学政身份密切相关，它的编撰因此与晚清书院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脱离或忽视书院教育的背景来谈《书目答问》，自然不可能全面，甚至会出现一些认识上的盲点[3]。按照部分学者的观点，从编撰《书目答问》开始，张之洞的学术取向中已包含“西学”，虽然他对西学的追崇只停留在“技艺层面”，并最终发展成为“中体西用”的主张[4]。《书目答问》虽然是一部极受文人士子欢迎的目录学著作，其问世之初却遭受了众多目录版本学家的批评，因其取材编排多列举清人著述以及通行版本，大大有别于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考察张之洞编撰此书的深意，其目的并不仅在于“指示读书门径”，初衷乃在于“借此调整与改变以往学政衡文校士与教士的方式，更有深意在于劝勉士绅刊刻书籍，以文治润色中兴，积极应对晚清大变局。[5]”与此相对应的是，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的编撰中尽显对时代潮流的把握，除设置“丛书”类收纳今人著述外，所附“别录”，包括群书读本、考订初学各书、词章初学各书和童蒙幼学各书，其主旨乃在于切合实际。也因为它很好地体现了当时图书出版的状况，具备极强的生命力，这个五部分类法到上世纪80年代，我国编纂国家级《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仍在沿用[6]。

可见，虽然长久以来《书目答问》被视作近代版本目录学的经典著述，但张之洞的本意更多地在通过该书传达出他所坚守的“中体西用”文化观，带动中国本土文化的转型，进而达到富国强民的最终目的，这也印证了张之洞对《书目答问》一书的定位。“作公牍观，不可作著述观。[7]”也即是说，虽然《书目答问》的主要功能在于“指示读书门径”，但其最终目标是为了通过恰当的书目选择，影响书院乃至学校的教学内容，进而造就时代需要的人才，从这个立意上来说，《书目答问》就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目录学范围。

1.2 家国危机映射下的文教改革实践

张之洞历任四川學政、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期间，先后创办了尊经书院、经心书院、广雅书局、广雅书院、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武备学堂、农务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前身）、湖北师范学堂、三江师范学堂等文化教育机构。张之洞的教育及文化思想在这些教育机构的创办和发展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但其教育理念也体现出一个渐进演变的过程，概括言之，就是对西学的态度和观念演变。他早期在四川学政任上所创办的尊经书院，以北宋胡瑗（安定）的“湖学弟子”为典范，整个办学设想基本未见“西力”的影响。这也和中国传统书院历来讲求“重在自修”“自求多福”，原不怎么特别注重“管理”（仅整体上概而言之）有关[8]。尊经书院创办的初衷，是为了弥补当时旧式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造就不广”的弊端，为了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张之洞为尊经书院设置了一系列章程，包括藏书及借书制度。有学者因此特意指出，尊经书院的例子多少提示着近代中国的传统书院教育在尚未怎么受到“西法”影响之际，其自身演进的内在理路即已孕育了与“西式学堂办法”相向而行的倾向[9]。但随着清政府在对外战争中的日益弱势，强烈的家国危机映射出中国传统教育面临国家危亡时的无力，张之洞任湖北总督期间，开始推行一系列渗透了西方教育元素的改革，兼备中西学浓厚色彩的近代教育也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1891年，张之洞创办湖北算学学堂，开设方言、商务两科。1893年，创立湖北自强学堂，学制5年，设置方言（英、法、德、俄四科，后增设日语）、格致、算学、商务四科。1898年，建成湖北方言学堂、湖北农务学堂（后更名为高等农业学堂）和湖北工艺学堂（后更名为湖北工业学堂）。期间张之洞还设置了一些专门学堂，如师范学堂、军事、警察学堂等，从这些学堂的名称选取和学科设置中，不难看出其与创建书院时期不同的思想历程。按其时社会需求来看，“西学”成为救国图强的重要途径，张之洞在创办两湖书院时有意识地加大了西学讲授的内容比重，设经学、史学、舆地、时务四门，后又增加格致、体操课程，规定算学为学生通习课程，从实践来看，张之洞主导变革了传统书院的教学内容 [10]。随着民族危机的迫近，传统经学显然缺乏力揽狂澜的魄力，向西方探寻先进的技术理念成为士大夫阶层的共识，1898年3月，张之洞上奏设立湖北工艺学堂，建议“选募东洋工学教习二人，一教理化学，一教机器学[11]”。有学者指出张之洞趋向于西学的办学理念，体现了“张氏欲以制度落实其“中体西用”的观念，他在趋新方面的某些革命性突破，也正体现在其办学理念之中[12]”。正因为张之洞对武汉文教的锐意系统改革，为武汉成为近代全国首屈一指的文教中心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3]。我国最早的近代公共图书馆之一——湖北图书馆落址武汉，我国第一所图书馆学高等学府——文华大学图书科亦出现在武汉，不能不说均与张之洞在湖北的文教改革有密切关联。

1.3 新式教育制度设计与具体图书馆实践

随着“博通时务，讲求实学”的人才需求日益迫切，对现行教育体制进行彻底变革已成为举国共识，清政府在此内忧外患的困局下，不断尝试推行新的学制改革。1898年5月，张之洞与时任湖南巡抚陈宝箴一道向朝廷上奏《妥议科举新章折》，提出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增加实用科目的主张，建议科举考试应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考试内容应涉及“中学经济”，即“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西学经济”，即“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政如各国地理、学校、财赋、兵制、商务、刑律等类，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14]。1904年1月，张之洞主导下的《癸卯学制》颁行，将整个学堂体系划分为初、中、高三级，在横向上又划分为普通、师范、实业三类，每一级每一类都尽可能地根据实用的标准而设置课程。《癸卯学制》彻底革新了传统中国的教育体系，确立了近代中国的学校教育制度。而在兴学改革的过程中，张之洞认识到图书馆对于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因此他在倡议建设学堂的同时，也着手筹建相应的图书馆机构，于1904年设“学堂应用图书馆”，以满足采购各学堂学术用品所需。同年，湖北图书馆成立。

张之洞早在广东设立广雅书院时期就注重藏书建设，推动了学堂开展藏书建设的风气，因此其创设的诸所学堂也重视收集藏书并提供利用，例如在两湖总师范学堂，设有南北两个书库供师生阅览图书、报刊、杂志。维新变法运动期间，康梁主张从振兴教育、孕育人才、开通民智入手，具体措施有设学校，开报馆，建图书馆等。在这样的时代思潮影响下，张之洞必然也意识到建设图书馆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在他的极力促成下，湖北、湖南图书馆得以成功创办。湖北图书馆作为我国近代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其成功开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差不多时间创建的湖南图书馆，同样被视为我国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先锋。可以说，近代图书馆率先出现在湖南湖北，与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期间广泛开展的文教改革实践有密切关系。自此，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由此迈向长足发展的道路。

湖北图书馆成立后，张之洞赴京为军机大臣，仍保持了建设图书馆的热情。宣统元年（1909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张之洞还在上奏请设京师图书馆，虽然在其生前未能等到京师图书馆落成，但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年，清廷颁布《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折》，倡议各省设立公共图书馆，各省公共图书馆相继蓬勃建立起来，自此，我国图书馆事业不再囿于传统藏书楼的封闭模式，正式迈向以平等、开放为标志的近代化新征程。

2 晚清文教思潮孕育中的本土图书馆思想萌芽

作为晚清举足轻重的政治文教人物，张之洞对待图书馆事业建设的演变态度，反映了我国传统知识分子在致力于文化教育变革的过程中，自发地意识到图书馆对于实现文教改革目标的重要性。

2.1 从《书目答问》的微观导读层面到《癸卯学制》的宏观制度建设

《书目答问》影响了几代中国学人，是近代目录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从图书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书目答问》是张之洞参与到书目导读领域的一次成功尝试，学界因此将张之洞视为近代重要的目录学家。从历史背景来考察，彼时的中国知识系统正值以四部为框架转向以学科为主体的新知识系统的关键时期，鸦片战争之后大量被学者译介的西學书籍，正迫切需要四部以外的分类框架将其纳入知识体系，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无疑是其典型代表[15]。但作为洋务派首领和晚清治世大臣，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之后不再涉足目录学领域，而是在文化教育领域持续地开展了一系列改革，在其晚年推广和主导了《癸卯学制》的确立。这意味着随着时代思潮演进和个人认识的发展，张之洞意识到单纯为士人指示读书门径或是在教学内容中加入西学已经不能减缓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必须从制度上加以变革。从这一层意义上说，吻合近代史发展中物质→制度→文化的演变规律[16]，这虽然是张之洞个人的自觉选择，但也暗暗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百余年前的《癸卯学制》改革，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节点，它是在1902年拟定、却未得以实施的《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基础上，由张百熙、张之洞等人再次修订、确立下来的教育体制。核心体系取法日本，仿照日本中小学模式设置从小学到大学的普及教育，由此改造十九世纪晚期以来新式学堂分散、单一，只看中简单的技艺性教学、不重视普通教育的弊端。按相关学者的考察，《癸卯学制》所设立的普通教育体制，既体现了现代教育的内在需求，又反映了西学东渐大背景下传统体制的应对，张之洞在这个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推动作用[17]，从《书目答问》到《癸卯学制》的转变，正好反映了张之洞在文教改革事业上的不断总结和升华。

《书目答问》刊行于1874年，时年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正值盛年，政治生涯正在起步。《癸卯学制》施于1907年，距张之洞离世只有五年光景，当属张之洞暮年的奋力一搏。《癸卯学制》的施行，代表着中国的近代教育体系得到了官方正式确认，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它的制定主体毕竟是具备深厚本土文化滋养的知识分子、官员阶层，所以不可能做到全面地取法西方教育体制，所以有学者考证，若细按《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与《奏定学务纲要》的文脉，不难发现其间尚有一些相当突兀的部分，与取自西洋、日本的近代教育模范格格不入[18]。虽然如此，《癸卯学制》已经是旧制度下焕发出来的绝佳生命力量，从编撰《书目答问》到制定《癸卯学制》，张之洞完美诠释了晚清士大夫阶级努力寻求变革的积极态度。虽然他的种种努力在后来的革命浪潮中注定了失败的结局，但就当时的局面而言，张之洞的挣扎也为近代中国的文教发展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

2.2 西学压制下坚守中学的努力

晚清一代的学术发展，一直处在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纠葛之中，早在《书目答问》问世百余年前，清廷编修《四库全书》就曾困于汉宋之争，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相似的一幕又在上演，不过已然演变成为中西之争。与前者的趋于调和不同，中西之争最终以西学压倒性胜利结束，但西学的全面胜利并不是一蹴而就毫无曲折，在中西对抗的过程中，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传统士大夫就传达了对中学的坚守态度。

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运用“经济—社会—思想”的思路，认为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结构变化，反映到思想界从而引发变革。清代立国之初，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顺利，有意推行宋明理学，且把“以夷制夷”的传统策略反向运用的“以汉制汉”的特殊手段[19]。康熙帝着意扶持理学，到了乾隆中叶以后汉学又开始兴盛起来，表面上形成了“汉宋之争”的场面。由于“汉学”和“宋学”都属传统经学范围，“汉宋之争”虽在乾嘉年间达到高潮，但彼时学界仍然存在汉宋调和、汉宋兼采之风，汉学家与宋学家之间既相互贬抑，又彼此调和，兼采对方之长为己所用。如被认为“汉学之大本营”的《四库全书总目》，一般被视作汉学之体现，但依据学者的考证，以纪昀为代表的总纂官并没有对由宋学家撰写的、偏向宋学的提要予以批判，从思想上并没有予以根本改撰[20]。有学者认为，汉学与宋学最终趋于互相调和，预示着学术嬗变的契机已显现，学术演进将有新趋势[21]。晚清时期，学术界的争论焦点全面从汉宋转向中西之争，固然属西方势力直接干预的结果，但其间也蕴含着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这是今天考论近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不可忽略的。

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洋务派就寄希望于引入西方的先进技术以救国图强，但引入西学到何种程度，却一直是个争论不断的议题。洋务派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改良派提出“中体西用”，革命派号召全盘西化，论争贯穿了半个多世纪。正所谓，“古今中外”之间的紧张与汇合，是中国近代学术的最为鲜明的特色[22]。在这个各方角力的过程中，西学最终以压倒性的优势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样的结果容易让人们忽视中西之学互相论争的长期曲折过程，也掩盖了西学猝然立足下中华本土文化的传承现实。

对中学的坚守一直是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传统士大夫在面临西学日盛时的坚定立场，晚清之际这一政治文化团体的种种努力，其实并没有因西学体系的全面设立而消融，而是包裹上西学的外壳融入到了新的制度体系中。西学的全面胜利，表面上虽然是西方文化的全面输入造成的，但其实还包含了中华本土文化力量演变叠加的结果。就近代图书馆学的演进发展来说，早在清乾隆年间，就有学者著《儒藏说》倡导储藏天下之书“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并且拟定《儒藏条约三则》用于指导具体的藏书实践，涉及书籍来源、经费、地点选择、藏书管理、人事及借阅制度等[23]。1876年徐寿暨英国人傅兰雅在上海创办的格致书院，不仅开中国近代新式教育之先河，其所设立的藏书楼在辅助教学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清光绪年间的潘克先在《中西书院文艺兼肄论》中，论述推广书院以培养人才的重要举措就包括了“购藏书以供讲习”，要求“院中必多备经史子集自不待言，而又必广购西书以为诸生朝夕讲贯”[24]。而民国初年的诸多新式学堂，也是在传统书院的基础上改建而成，我国早期近代图书馆所制定的章程，大部分也来源于传统书院的藏书条例[25]。这些历史实践无不彰显出我国本土图书馆学的萌芽态势。张之洞作为“中体西用”说的坚决拥护者，直到晚清末年，还在《劝学篇》《奏定学堂章程》中大力推行读经、讲经在近代教育中的重要作用，《癸卯学制》也规制了相当数量的经学课程，以当时文化教育界追求全面转轨西方的趋势来看，张之洞这样的做法难免有逆时代潮流的意味，但恰恰体现了其时文教改革者对中学的坚守。

惜乎辛亥革命之后，时代发展已没有留给中学持续坚守的空间，民国初年教育部正式下文停止中小学经学教育，为近代教育的中西之争划上句点。但如前所述，西学体系的架构并不意味着中学的完全消失，就近代学科体系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来看，整个历程也与中华传统学术分类密不可分。

2.3 从四部之学到七科分立

我国旧有学科体系反映在已有的图书分类体系之中。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以《七略》为标志的六分法开始，到唐代修《隋书经籍志》定下完善的四部分类体例，此后虽曾陆续出现如南朝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等略有不同的分类论述，但大抵不出经、史、子、集的四部类分范围。直到19世纪中后期，由于“西学东渐”的影响，西学各科目图书渐次增多，传统四部分类体系已难以适用，采用新的图书分类、设置新的学科内容才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特别鸦片战争之后朝野上下大力推行经世之学，近代学堂、书院等大多以讲授西方格致科目为主业，传统的经理之学受到冲击，引发了学堂、书院的课程科目改革浪潮。但需要注意的是，晚清时期的新兴分类体系，大抵在四部分类的框架内进行调整和改革，而不是直接移植和沿用西方的分类框架。

一般认为，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是最早打破四部分类的目录学尝试，但其实早在清乾隆年间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时，学者们就已然开始将西学书籍纳入子部进行著录。《四库总目》在“子部·天文算法类”中收录了数十部明清西方传教士及中土人士译著的西方科学书籍，如利玛窦的《乾坤体义》、熊三拔的《表度说》、阳玛诺的《天问略》、徐光启的《新法算书》等，将非自我的西方学术典籍融入《总目》，其理论基础是“西学中源”[26]，也可看作是后來张之洞“中体西用”说的理论来源。张之洞在创立广州广雅书院、湖北自强学堂、湖北两湖书院的基础上，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术配置模式，主张废除传统理学、文学两门课程，保留经学、史学、地舆学、算学外，再加上外政、天文、格致、制造四门西学，将学术门类扩展为“八门”。1901年，又综合当时各国大学分科设置情况，以日本“六科分立”制为蓝本，提出了经学、史学、格致学、政治学、兵学、农学、工学的“七科分学”方案[27]184-185。民国初年，教育部正式规定大学取消经学科，设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七科，这个“七科之学”方案，基本上是在1903年张之洞之“八科分学”和王国维之分科方案基础上形成的[27]197，预示着中国以传统“四部之学”为主导地位的知识系统，终于完成了近代学术分科性质的转变。

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转变，是我国近代史上各种政治、经济危机背景下学术流变演进的结果。在这个持续前进但又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我国近代学科体系依循西学的基本框架建构起来，但这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无奈选择，并不意味着带来的都是正面影响。桑兵教授就认为，全盘接受西式教育体制及其知识系统，导致中国的知识体系前后两分，影响至深且远[28]，设若中国近代化的转变不是处于内外交困的特殊时期，那么我国传统“四部”到近代“七科”的演变是否仍旧如此？这是值得今日学者深思的问题。

通过上述对近代学科设置的路径演变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本土文化力量在这个过程中的挣扎和延伸。梁启超将清代学术的走向描述为考据学→公羊学→西学[29]，这条线索本身就暗含了我国近代所引入的西学，无法脱离我国旧有学术文化传统的意味。从我国近代图书分类法的发展过程来看，我国中西新旧图书统一混合分编经历了以中学统摄西学和以西学统摄中学两大历史阶段，前者如1904年《古越藏书楼书目》，后者如1911年《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最终，古代典籍在“科学”或“学科”的名义下被重新解读，并按照西方的知识体系予以重组，从而使中国传统的知识观念和知识体系获得了近代形态，成为传统学术近代化的重要方式[30]。事实上，自1917年沈祖荣、胡庆生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以来，我国在图书分类法的设置上就不是单纯的“拿来主义”，而是一直在仿杜、补杜、改杜的基础上持续本土化和民族化，这是张之洞等传统知识分子长期坚守中学承继的结果，表明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学体系的建立，并不全然借力于西方新式教育理念。

3 结语

晚清之际中国人被迫打开国门，卷入近代化浪潮，也开始了对西方的考察，包括对西方图书馆的了解[31]，因此一般认为我国近代图书馆是“欧风美雨”的产物，这个观点忽略了中国近代图书馆起步之初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国近代图书馆虽然最终效法西方体制，确立了西方式的近代图书馆制度，但它的起源和发展从始至终都是在中华本土文化土壤中滋养、融合、发展起来的。程焕文就曾肯定清代藏书观念在理论指向性和实践操作性上对近代图书馆的正向激励作用[32]。民国初年全国各行省推行的公共图书馆建设，乃至更晚时候的“新图书馆运动”，本质上都具有深厚的本土文化色彩。

有学者考察近代书院改制时指出，书院改制更多的是出于晚清社会这一特殊背景下一种无奈的政治选择，未必符合教育规律[33]，我国近代图书馆体系猝然以西方图书馆为参照建立起来，也未必符合图书馆的发展规律。中国的近代图书馆学，从一开始就是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图书馆学，只是其本土文化内核被掩盖在了西方更为先进的制度设计和技术手段下，我们今天应该剥去这层西方式外壳，挖掘潜藏于其中的本土化内涵，以更为有力地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事业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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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00。

（收稿日期：2020-08-08 编校：左静远，刘明）

作者：张晓新

中西图书馆藏书文化探讨论文篇2：

海峡两岸第三届玄览论坛述略

摘要 2016年8月26日，由国家图书馆、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南京图书馆联合主办的第三届玄览论坛圆满举办。参加此次论坛的专家学者围绕“一带一路与人文交流”“创新出版与文化传承”等热点问题，探讨古代典籍中记录的中外文化交流等，希望对两岸更好弘扬与传承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启发与帮助。

关键词玄览论坛传统文化海峡两岸

分类号 G256.1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6.11.023

“玄览论坛”由南京图书馆和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迄今已成功举办两届。两馆在历史上皆源于1933年筹建的国立中央图书馆，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时至今日，南京图书馆和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图书文献资源，而且积淀了深厚的学术研究传统。如何更好地激活两馆雄厚的文献资源，使其在当下发挥更大的价值，同时延续两馆悠久的学术传统，是两馆面临的共同课题。2011年5月，南图学术代表团访问台北汉学研究中心，两馆商定以举办论坛的方式，搭建两岸图书馆界沟通交流的高端学术平台，加强合作，增进两岸图书馆界的认识，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普通百姓更好、更深入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4年10月，经文化部批准，南京图书馆和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在南京联合举办“首届玄览论坛：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海峡两岸60多位专家出席论坛。首届玄览论坛圆满举办并赢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中国文化报》、新华网、人民网、求是网等主流媒体均对论坛进行了报道与转载。2015年8月两馆联合国家图书馆、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共同举办“第二届玄览论坛”，以“阅读经典，精彩人生”为主题，研讨经典阅读与阅读推广，力图营造阅读经典的氛围。台湾地区对玄览论坛的成功举办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已经成为两岸文化交流之品牌，两岸文化之盛会。

为了巩固“玄览论坛”前期成果，进一步加深两岸图书馆界、出版界与高校之间的交流，南京图书馆与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共同发起海峡两岸第三届玄览论坛，于2016年8月26日在南京开幕，论坛设南京主会场与南通分会场。本次论坛敬邀国家图书馆、佛光山文教基金会联合主办，两岸著名图书馆馆长与专家学者、高校知名教授、出版社社长及造诣精深的佛学界人士出席了此次论坛，以“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为主题发表演讲，探讨如何将古籍焕发出现代风貌，重现经典之美，共同为此极具意义且有价值的文化传承而努力，让古籍重现新气象、新发展。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陈力、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主任曾淑贤、佛光山副主持兼南华大学使命副校长慧开法师、南京图书馆馆长徐小跃分别代表主办单位致辞。两岸图书馆界人士、专家学者、高校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约200余人参与，并在现场交流互动，探讨典籍保护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期望能更好地利用两岸图书馆界珍贵资源，唤醒沉睡在库房中的古籍，彰显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价值，营造全民阅读氛围，全面提升图书馆的影响力。

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陈力在发言中首先从玄览论坛的命名出发，回顾玄览堂丛书收藏经历，向郑振铎等爱国人士在抗战期间冒险抢救整理古籍的英勇行为致敬，高度称赞论坛在继承先贤遗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保护中华典籍方面的重大意义。其次结合此次论坛的主题，介绍国家图书馆丰富藏书，以及国家图书馆在服务领域的新拓展。多年来国家图书馆在致力于文献的收藏、保护和研究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开拓创新，采取讲座、论坛、夏令营、公开课等多种形式，拓展图书馆的服务领域，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鲜活起来而不懈努力。近年来，国家图书馆专门成立了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了中华优秀典籍系列展，与大中小学和社会各界合作，策划了走进典籍博物馆大课堂，国图公开课等社会教育活动，同时以中华典籍为元素，独立开发了一百多种文创衍生品。无论是展览文创衍生品，还是各类社会教育活动，都以普通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多角度地展现了优秀典籍，社会反映强烈，让传统的阅读方式得到了延伸，让典籍在参观者的心中活跃起来。最后，陈力馆长对此次论坛在弘扬和推动传统文化、加深人民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上寄以厚望。他指出本届玄览论坛以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为主题，这意味着我们所要讨论的内容已经不单纯是古籍的保护和研究，更重要的是让古代的思想和文化能够为普遍百姓所理解，让古代典籍中鲜活的正能量，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增强以文化为内涵的民族凝聚力，探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精神密码。

本次论坛的台湾参访团团长曾淑贤馆长于开幕致词中指出，本次与南京图书馆共同举办之“玄览论坛”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为了重现古籍的价值，让书写在古籍中的文字可以被欣赏，并将古人的智慧运用于现代生活，图书馆通过复刻出版，举办讲座和展览，规划多媒体的多元化展演活动，以及多元活泼的课程和影片的设计，让不同年龄层的民众乐意接近古籍文献，容易阅读古籍文献，并贴近古人的生活和社会，运用古人的智慧。此外，通过对古籍中的文字及图像通过加值运用产生经济价值，并美化人们的生活，亦成为近年古籍典藏单位的文创开发新尝试。人类的智慧，经过千百年岁月的蕴涵，尽显图书群籍之中。古籍除了审慎典藏维护之外，更应随时供学者研究利用，藉广流传，进而阐扬中华文化，让许多特殊又珍贵的出版品重新赋予生命，以全新面貌与当代的读者接触。曾淑贤馆长最后强调，本论坛主要价值为弘扬文化、经验分享及维系情谊，共同打造中华典籍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全面提升图书馆在海内外的影响力，引领和推动学术进步。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与南京图书馆在开幕式中互赠图书，增益馆藏，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以《日治时期的台湾》《世纪容颜》《寄给时间的漂流记：华人世界明信片图像写真精选集》赠送南京图书馆，相信对于祖国大陆研究台湾地区发展的学者专家，是极为重要的研究资料。

佛光山副住持、南华大学使命副校长、教授慧开法师代表佛光山文教基金会致辞。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一直重视阅读对提升全民素质和净化社会风气的作用，在星云大师的精神感召带领之下，很早就开始在佛光山范围内推广全民阅读，举办读书会。慧开法师结合印度和中国古代社会有关文字起源的说法，指出语言文字具有神秘的魔力。而中国文字由于统一已有两千年之久，可以直接通过文字去了解两千年前古人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是其他文化难以望其项背的。慧开法师结合自己亲身经历，讲述印度学者对中华古典文化的高度赞扬与羡慕，并指出“我们推行中华文化到全世界正当其时”。他认为中国现在已经酝酿了恢复汉唐盛世的潜力，中华古典文化不止要在中国发光发热，更要影响到全世界。他盼望通过这次论坛让古代优秀思想与文化活跃起来，真正影响现代人的生活，再现中华盛世。

南京图书馆馆长徐小跃教授在主旨发言中以“五书”论，回答如何“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是“展书”，通过展览的形式将深藏在库房中的典籍展示给民众；二是“出书”，有计划地将重要典籍出版发行，让更多的人能读到；三是“读书”，即引导民众阅读古籍、喜欢古籍；四是“研书”，对古籍进行科学研究，将古书中的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他认为真正要做到“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跃起来”，还在于第五点“用书”，即用记载在古籍中的思想、精神和信仰去改变社会与人生。

参加此次论坛的专家学者围绕“一带一路与人文交流”“创新出版与文化传承”“中华古籍与文创价值”“佛学典籍与文化融合”“经典研究与教育推广”五个热点问题，探讨古代典籍中记录的中外文化交流、地方出版社如何传承地方文化扩大影响力、图书馆文创加值服务、佛教经典与文化的关系等。在第一场论坛中，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涛以《中文和阿拉伯—波斯文古籍中的“一带一路”》为题，介绍古代中国与阿拉伯在古籍中有关丝绸之路的记载。虽然张骞通西域有着重大的意义，但丝绸之路的全面繁荣要到隋唐时代，而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则全面超越陆路。中国古籍中有一些古人经历“陆海”丝绸之路及对异域人民生活的记录，对了解古人交通、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有着重要的帮助。与此同时，中东地区的阿拉伯统治者发起、支持的“翻译运动”对消化、吸收、保存外来文明有着重大作用。华涛教授以阿拉伯翻译运动中保存的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地理学著作和地图绘图法为例，指出阿拉伯“翻译运动”对欧洲文艺复兴的贡献。阿拉伯古籍中亦有对古代中国生活的记载，阿拉伯的地理学对中国、日本、朝鲜均有一定启发，其航海技术推动了中国航海事业的发展。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陈力在点评华涛教授的发言时特意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时候，常常忽略了把它放在世界文化范围内来去认识它”。中国古代文明不仅对世界文明有贡献，而且世界文明亦影响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到今天，应该说是世界优秀文化的一个集大成者。”国家图书馆展览部主任林世田介绍了国家典籍博物馆首展七个专题中展出的典籍对中外文明的交流的记录。“敦煌遗书”多角度展现了我国中古时期灿烂辉煌的文化，也是见证古代中外文明交流融合的重要实物。从敦煌遗书中可以看出儒释道三种文化的融合发展、新的书籍装帧形式、中外文化传播的记录。中国特有的传拓技法——拓本，不仅克服金石器物无法完整保存的缺点，而且记录了中外文明交流的信息。西文善本展记录了16—18世纪“东学西传”和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两段历史，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思想对西方的影响，以及近代中国了解学习西方文化的进程。“样式雷图档”不仅是中国传统建筑资料的集合体，而且也有中西建筑合璧的范例，记录了西方建筑样式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影响。“舆图展览”中的外文古旧地图精品，展现了西方先进的制图技术以及对明代中国制图的影响。“名家译稿”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传播媒介，是后人近距离感知中外文明交流的桥梁。“民族记忆精神家园”展现了丝绸之路上各民族文化、技术交流借鉴的信息。陈力馆长在点评时指出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为普通百姓理解有一定困难，讲好古籍里的故事需要对古籍、文献有深刻的研究，同时还需要用很浅显的、让老百姓能够看得懂、听得懂的语言呈现出来。

第二场的论坛主题是创新出版与文化传承，主办方邀请四位优秀的学者专家做相关的论述，分享他们的经验和心得。南京出版传媒集团的副总编辑、副总经理兼南京出版社社长卢海鸣以南京出版社为例，就图书出版跟地方文化传承做了一些介绍。南京出版社首先明确出版重心，创建了以南京学为核心的图书出版体系，以出版南京地方历史文化图书为重点，包括辞典图录、文献档案、学术研究、大众普及和文创产品这五大类。其次构建以“最南京”为主题的公共阅读空间，在金陵书苑的四家书吧设立阅读区、座谈区、展销区、活动区，集中展示南京出版社出版的以南京为题材的图书，再次，举办南京传世名著的评选、阅读等系列活动。南京出版社通过挖掘、整理、弘扬南京地方文化，不仅表达了出版人对这个城市的敬意，出版社也找准了自己的定位，获得了不菲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出版社也得到了个体的读者和社会各界以及政府的广泛认同，实现了出版人的自身价值。台湾图书馆馆长杨玉惠博士以《图书馆跨领域整合加值服务：以台湾图书馆为例》介绍台湾图书馆在创新服务方面的成果。台湾图书馆前身为台湾总督府图书馆，保存大量的日文台湾文献资料，为推广珍贵的史料，并使读者认识百余年来台湾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激活丰富的馆藏资源，让不同的读者群都能不受时间、空间、语言与阅读形式的限制，轻松地贴近古籍，近年来，台湾图书馆通过“行动展览馆”业务，达到一次策展多次利用的效果；通过“异业结盟”借力使力，开发不同场域的读者，提升图书馆的能见度；通过“文创加值”将特色馆藏的元素融入生活之中，展现图书馆的创意与活力。南京图书馆研究部徐忆农主任的《东亚活字印刷术在世界史上的价值》一文，针对西方学界对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历史价值认识不充分，认为活字印刷术在东亚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欧洲印刷事业有决定性影响。同时指出由于社会需求小导致活字印刷术在中国未能盛行。南通市图书馆馆长施冲华在《百年通图再创辉煌》一文中介绍了南通市图书馆新馆建设的目标与特色，以及如何通过创新管理，完善制度、体系、推广全民阅读等，努力打造现代化、人性化的图书馆。

来自中国台湾图书馆界与高校的学者专家围绕“中华古籍与文创价值”开启第三场论坛，向听众热情洋溢地介绍台湾图书馆文创品牌开发的最新案例与成果。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主任曾淑贤以《揭开古籍文献与历史图像神秘面纱：谈古籍资源创意教育推广及文创加值》为题，向与会者介绍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如何通过复刻出版、讲座、展览、展演活动、课程和影片等多元的加值运用，重现古籍的价值，让现代人接受欣赏古籍。中华图书资讯馆际合作协会副理事长、博士生导师柯皓仁教授在报告中介绍台湾师范大学校园文创品牌的开发与行销，阐释图书馆出版中心如何规划、经营校园礼品，打造自己的独特品牌。台北书展基金会董事、台湾大学图书馆馆长陈雪华教授，讲解台湾大学图书馆如何采用数字化的方法开发利用馆藏资源，并介绍了如何推广这些数字化资源，让其为民众服务。

第四场论坛由佛光山副住持、南华大学使命副校长慧开法师和国家图书馆李际宁研究员主讲。慧开法师针对华人社会祈求宗教庇佑的心理和多神崇拜特征，以及上世纪知识分子在西方宗教观点影响下忽视东方宗教特征等现象，以佛教为例，从宗教本身立场与观点诠释“宗教”的深层文化意蕴。他指出无论东西方，真正的宗教信仰与活动都不是消极与被动的接受，而是积极与主动的参与及融入。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我们更要注重文化与心灵建设，而正向的宗教恰可以净化民众心灵，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李际宁研究员在报告中，通过山西地区发现的几件早期雕版印刷弥勒经典，介绍其雕版印刷特征，如外观、版式行款、字体风格、纸张等，指出其在雕版印刷史和研究山西民间宗教信仰上的意义。

来自台湾地区的吕春娇馆长和温琳琳主任在第五场论坛中向听众分享了各自图书馆有关数字推广和基层服务的案例。吕春娇以公共资讯图书馆为例，介绍该馆如何利用网络推出典藏资源学习推广计划，通过数字教材的开发、推广，辅助学校教学以及中小学生了解历史。桃园市立图书馆中坜分馆主任温琳琳介绍该馆在新时期通过行销图书馆、办理阅读推广以及空间改造等方式创新服务，获得民众更多认可。

论坛结束后，与会代表前往南通进行文化参访，受到南通市政府部门、南通图书馆、南通博物苑、南通文化馆的热情接待。代表们先后参访了中国最早的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我国早期公共图书馆之一的南通市图书馆、南通文化馆三个文化事业单位及相关机构，对奠基缔造南通的文化、教育、工业等实业的张謇所作出的成就与贡献表示深深的钦佩与崇高敬意，对南通市努力打造省内一流国内领先的市图书馆给予充分肯定和一致认同。南通市图书馆结合少年儿童特性，以温馨、柔和、现代与科幻为主题，采用综合性、开放性、多功能性相结合的设计，引进国内外先进的设施设备打造的全国一流的少儿借阅学习场所，更是给参访嘉宾留下深刻印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作为典藏传统文化重要场所的图书馆，无疑承担讲解、弘扬、传播传统文化的重大的责任，海峡两岸玄览论坛对如何更好地使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文化、现代社会，为更多人接受，做出了积极的探讨，对两岸更好弘扬与传承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启发与帮助。

作者：马晴

中西图书馆藏书文化探讨论文篇3：

浅析新桂系统治时期广西的高校图书馆建设

［摘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桂系对高校图书馆建设比较重视，先后建立了广西大学图书馆、广西省立师范学院图书馆、广西医学院图书馆等几所高等院校图书馆，为广西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基础保证。广西高校图书馆在抗战时期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不断克服各种困难，顽强生存并取得突破性发展，表现了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

［关键词］新桂系；高校图书馆事业；评价

［

20世纪30年代初期，新桂系统一广西之后，开始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四大建设。经过数年的苦心经营，广西的社会面貌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被时人喻为“模范省”。对于新桂系时期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建设成就，学术界已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索。然而，对于这一时期广西高等学校图书馆建设方面的历史涉猎甚少。因此，对新桂系统治时期广西高等院校图书馆曲折的发展历程及其内部管理方面的情况进行初步的梳理是很有必要的。

1 发展历程坎坷的广西高等院校图书馆

20世纪20年代末期，新桂系从“注重培植比较专门之人才，以期适应本省环境之需要”的目的出发，开始创办广西高等教育学校，共创办了广西大学、广西省立医学院和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3所高校。广西大学校址设在梧州三角咀蝴蝶山，广西省立医学院院址在南宁民权路，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校址在桂林良丰。［1］抗战爆发以后，沦陷区的著名文化人士云集桂林，从事抗战文化活动，使桂林的图书出版业繁盛一时，桂林成为著名的抗战文化城。1942年和1943年，在桂林还先后成立了私立西南商业专科学校和桂林榕门美术专科学校。1944年，著名教育家雷沛鸿发起筹建西江学院，次年2月正式成立于百色。［2］40年代，广西专科以上高等学校最多时达10所，1944年豫湘桂战役前夕，有7所。［3］1180-1181在新桂系创办的以上这些高等院校中，图书馆建设以广西大学最为著名和最有成就，其次是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和省立广西医学院。其他院校由于学生和教职员工的人数相对较少，创办经费有限，学校图书馆建设成效不大。［3］1180-1181

1927年，广西大学开始筹备。1928年10月10日开学，校长为马君武，副校长为盘珠祁，教授13人，学生300余人，这是广西最早成立的综合性大学。［4］学校刚开办时，首任校长、著名学者、教育家马君武十分重视图书馆建设，亲自为图书馆购买古籍和外文书刊。［5］1927年，中国近代风云人物康有为病逝，其在广州的家属有意将其遗书出卖，马君武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前去接洽，花了6千余元，将康有为的遗书购运到梧州广西大学图书馆。［6］马君武校长认为“没有充裕的图书资料，完善的仪器设备，就办不好理工科大学”，［7］29因此，从开始创办广西大学之日起，他就非常重视图书馆和实验室辅助教学的作用。广西大学图书馆于1928年秋落成。至1929年春，第一批选购的各种图书由上海运到，规模稍备，旋因粤桂战事，馆务随着校务的停顿而中止。1931年复校后，即由学校经费每年拨款2万元用以添购图书，又将原有馆址大加扩充。当时馆内古今中外各版本的藏书价值达40 609元。有中外文图书4 938册；善本古籍24 007册；中外文杂志6 850册；还有中外文报纸28种。［7］29-301940年，广西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已达7万6千余册。［6］1944年，藏书量增加到10万余册。

1932年春，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成立，同年9月学校图书馆开幕。［8］1在教育家唐现之负责筹办师专之初，就购进教育、农业、文史等方面的很多图书。［9］7首任校长杨东莼非常重视学校图书馆的建设，他从12万银元的开办费中，拨出2万余银元购买图书，购入大量的新兴社会科学、新兴文学书籍及进步书刊等，十分丰富。［9］141936年夏，广西省政府通过整理本省高等教育方案，省立师专并入广西大学，改组为文法学院，所有图书全部移交广西大学图书馆。［8］1941年11月，广西省政府重建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曾作忠任校长，设教育、史地、理化三科。1942年4月，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改名为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院。1943年8月，桂林师范学院改为国立，广西大学的中文、数理化、史地三个师范专修科拨归该院。一批国内外著名学者如林砺儒、张映南、欧阳予倩等被聘请到该院任教授，学术风气和民主氛围十分浓厚，桂林师院成为大后方著名的高等师范院校之一。［2］当时学院图书馆藏书量达到11 135册。［10］16

广西医学院图书馆创设于1934年9月。广西医学院图书馆成立之时，“馆中图书，以数学、物理、化学等类为多。数量虽少，惟因当时仅有本科第一班学生一班，教职员亦不如今日之盛，故未感缺乏”。［11］431935年春，广西医学院开始向海外订购大批医学图书杂志，数量不下1 000余种。其后又继续添购，以致在短短二年之内，“该馆所藏医学图书杂志之富，颇有可观”。［11］441939年3月，日军进犯广西南部地区，广西医学院图书馆不得已“迁避田州四厢乡公所，假人余屋以居”。［11］44由于受桂南战事影响，广西医学院图书馆事业发展陷入停顿。1940年春，广西医学院图书馆奉令随学院迁往桂林，乃将一部分图书先运往万冈，再陆续启行，“不意于七月中旬，第一批图书方在中途，忽遭敌机惨炸，毁三大箱，计450余册”。［11］44从医学院图书馆的藏书量来看，当时有中日文医学书、西文医学书、中文普通书、西文普通书，加上省立医院存书，总计4 317册；中西文医学杂志557册。［11］44中西文图书和杂志两项合计4 874册。当时广西医学院图书馆的藏书量不及5 000册，属于藏书量较少的高校图书馆。

抗战末期，日军为挽救南洋战区的败局，于1944年4月发动了打通中国内地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广西的高校图书馆又经历了一次辗转流离的疏散历程，馆藏图书遭受了严重损失。

1944年6月，湘南战火逼近衡阳、宝庆一带，广西大学图书馆决定疏散。一方面派员赴柳州、融县等地设立办事处，踏勘疏散迁移地点；一方面将图书、仪器和其他公物择要拆卸装箱，以备移送。张先辰教授临危受命担任总务长，负责全部撤离疏散的工作；石兆棠教授在柳州协助水陆两路的撤离组织工作。自6月28日起，将公物、图书及重要档案等80余大箱，先行分批经柳州转迁融县。1944年8月14日，柳州沙塘方面的农学院将图书仪器120箱运交黔桂铁路新圩站转运南丹。桂林良丰校本部方面继续装箱，至8月28日，又将第二批公物198箱经柳州转运融县，其余10箱乃零星带运。［7］112-113广西大学的师生历经磨难，将学校馆藏图书及其仪器运往融县，再迁往贵州榕江。1945年8月中旬，馆藏图书仪器遭受了一次意外损失：“8月13日深夜至14日凌晨，山洪暴发，榕江城内外一片汪洋。仓皇之中，私人行李及学校的图书仪器不及搬出，被洪水浸吞，损失空前”。［7］118抗战胜利，桂林光复，经历战乱之苦的广西大学复校，但已经物是人非：“图书、仪器、机械在马君武时代颇称饶富，为西南之冠。今损失甚巨，复员后补充不多，中西文书籍现仅有41 908册，中英文杂志516种，仪器、机械更微乎其微”。［7］128但是，在困难面前，广西大学校方决定重建图书馆：“经本校卅五年十一月卅日第卅二次行政会议决议，拨款51 924 665元筹建新馆。全馆面积11 656平方英尺（1 083平方米），为二层楼房”。同时，进一步充实图书馆藏书：“已购入图书在编目中者约200余册，在邮寄途中者约值国币2 000万元”，“1947年10月、11月间，图书馆又购入新书近5万册”。［7］131，133经过一年多的修建，新建的广西大学图书馆于1948年春全部落成并交付使用。

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图书馆有藏书11 000余册。在疏散流亡期间，“疏迁三江县属丹洲，但不及二月，局势日紧，经黔省下江、两妹、剑河、鑪山等地进入云贵高原地带。沿途挨饿受冻，又时受敌人的威胁，是院史上所未有过的坚苦阶段。然而由于全体师生的坚苦的奋斗精神，终于克服了一切困难”。［12］1945年1月，师生经过长途跋涉，进入贵州平越经文沙，借用前交通大学校舍为临时校舍，直到抗战胜利返回桂林。鉴于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图书仪器损失不大：“回桂迄今，有学生456人，教师60人，职员33人，图书13 225册，除职员而外，各项皆有增加”。［10］16正当学院复学并力图向前发展之时，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悍然发动反共内战，桂林师范学院及其图书馆再次遭受迁徙之苦，“民国35年秋，本院又奉令南迁南宁，暑期新招之一年级同学先行迁邕上课，至民国36年1月，二、三、四年级全部离桂迁邕。甫告安定的学习生活，又受到搬迁的动荡而不安”。［13］

广西医学院图书馆更是直接遭受两次迁徙流亡之痛，损失更大：“待至桂林，方欲大事整理扩充，又遭沦陷，警报传来，各部各室，待迁器物，堆积如山”，“以一时人力有限，交通工具缺乏，不得已乃将一部分不重要图书1 800余本，暂存桂林。结果存桂者全失”。［11］44可见，日军两次入侵广西，使原本藏书较少的广西医学院图书馆，由南宁辗转迁移田阳、万冈、桂林、融县、三江、平乐、昭平等地，藏书更加减少，以至于“该馆图书，以连年战乱，数经迁徙，且经费有限，外汇艰难，故虽竭尽全力，数年添购，殊属不多，其有碍于研究，良非浅鲜”。［11］44直到1945年桂林光复之后，局势安定下来，医学院图书馆才有所发展。

2 广西高校图书馆的地位、建筑风格及内部管理体制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广西高校图书馆学习国内外图书馆先进的管理经验，逐渐形成了一套切实有效的管理制度，为建国以后广西高校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2.1 广西高校图书馆的地位

西方著名学者、教育家吉尔曼说：“大学图书馆是大学的心脏”，这一名言道出了大学图书馆的重要性。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梧州辗转迁移到桂林雁山的广西大学图书馆终于稳定下来，图书馆有了较大的发展。此时，图书馆在广西大学中的地位是“供给知识粮食之总库，学术研究进修之所”，［8］4可以看出，这种定位非常重视学校图书馆的作用和功能，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定位。此外，广西大学图书馆还设有陈列国父孙中山遗教、遗物及有关革命文献的“中山室”以及专门研究室二间，作为高深研究学问之所。［8］36当时图书馆原来打算每一个系设立一个研究室，后因房屋面积不敷分配而作罢。可见，在经历了创办初期的艰辛探索后，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马君武校长的精心治理之下，广西大学图书馆建设逐步走向成熟，并且将图书馆的知识中心地位与学术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尽管抗战时期环境特殊，学校教学和图书馆建筑面积有限，但是重视大学图书馆的建设，并且将提升图书馆的利用价值与教学科研有机结合起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此外，广西大学图书馆的管理者提出要正确处理“收”“藏”和“用”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收者，征集也；藏者，保藏也；用者，流通也。三者缺一，即失去图书馆之效能。收而不藏，则图书易失。藏而不用，则无异如藏死书”。［8］25征集、保藏、流通和利用好图书是高校图书馆的基本功能，与今天高校图书馆的价值定位是一致的。与此同时，新桂系赋予高校图书馆以知识中心的地位，将其作为辅助学术研究进修之所，特设研究室于图书馆，给予高校图书馆以较高的社会地位，这是很有历史发展眼光的。

2.2 广西高校图书馆的建筑风格

二战以前的西方图书馆建筑，在式样上像纪念馆，阅览室和书库有明显的界限，两者之间相隔一定的距离。［14］位于桂林良丰的广西大学图书馆的建筑风格与欧美国家各大图书馆的建筑风格非常近似，“图书馆建筑采用‘工’字形，欧美各大图书馆，亦多采用之”。［8］5图书馆这种‘工’字形设计，分为前后两座建筑，但是两座建筑又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前座两层，分为办公室、阅览室和研究室，后座楼高三层，主要为书库。广西大学图书馆的这种建筑风格，与新桂系开明的治理政策以及马君武校长留学欧美的背景密切相关。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后，光复的广西大学决定按照原来样式重建图书馆。从建筑风格上可以看出，广西大学图书馆深受西方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其在学校当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广西省立医学院图书馆由南宁迁往桂林之后，学院当局认为图书馆地位非常重要，“决定在解剖学研究馆前面，建宏大壮丽之图书馆一座。大窗大梁，使同时能容阅览者百人以上，内设分科阅览室及普通阅览室二种。普通阅览室供一般阅者及一般图书阅览之用，分科阅览室则供教员及六年级应届毕业生研究之用。”［11］46虽然这只是规划当中的建设蓝图，但也反映了新桂系和医学院当局对于高校图书馆建设的重视。

2.3 广西高校图书馆的内部管理制度

受国外图书馆先进管理理念的影响，广西的高校图书馆先后建立了科学的管理制度。例如，广西大学图书馆建立了严格的内部管理制度。图书馆设主任1人，“商承校长及教务长之命”，综理全馆事务。主任之下，分设总务、征集、编目、流通、阅览、参考、典藏七股，每股设股长1人，股员若干人。［8］3同时仿照国外各大图书馆通行的做法，重视参考工作，设立参考股，与阅览股分开。参考股有四项职责：其一，指导阅读。编辑图书馆使用法手册一种，每学期开始分发给新到校之师生；其二，解答问题；其三，代寻资料；其四，介绍图书。新编图书及普通参考书使用法，按时编制提要于布告牌上公布，并刊登于学校周刊上。［8］34-35对于图书的管理，分为征集、点收、登记、分类、编目、典藏、图书统计等11大项。图书分类，馆藏西文图书采取杜威十进分类法，中日文图书，采取王云五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8］10此外，广西大学图书馆还制订了58条管理规则。对于暑假期间学生和教员的借书办法也进行了详细的规定。［8］37-47

广西省立医学院图书馆具有自己的管理特色。例如，由于馆舍及经费关系，“仅设兼主任一人，馆员二人，分任采购、编目、阅览等事务”。［11］44对于馆藏图书编目比较繁杂的情况，学校当局聘请朱彭寿教授重新设计编目，将馆内图书杂志，“悉数按新制陈列、分类、编号。其分类方法为：先大类，次小类，再次则为书次与册次。此种编制，由书可知其号，由号可知其书，简明而外，并可略得其梗概”。［11］45从而加强了图书编目管理，提高了馆藏图书的使用效率。为进一步规范图书借阅程序，省立医学院图书馆还制订了17条借书规程，制订了7条指定参考书借阅规章。［11］37-38此外，还特地为学生制订了3条图书馆规则，要求学生进入图书馆要保持肃静，必须遵守图书馆的相关管理规则等。还制订了10条图书审购委员会条例，规定图书审购委员会由“教务处主任、总务处主任、训导处主任、附属医院医务主任、会计主任、图书馆主任、由院长聘请全体教授组成”。［11］14对图书采购、募捐、经费预算和开支等方面也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从而加强了医学院图书馆的内部管理。

3 对新桂系时期广西高校图书馆建设的评价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桂系在创办广西高等教育的同时，非常重视高校图书馆建设，其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首先，奠定并促进了广西高等教育及其图书馆的发展，有利于广西社会进步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广西地处西南边陲，经济文化向来比较落后。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在尽力整顿社会秩序、兴办各项事业而经费极为紧张之时，拿出经费创办广西高等教育及其图书馆，在当时实属不易之举。例如，在广西大学图书馆的创办和发展壮大过程中，新桂系起了重要的作用。1936年夏，新桂系通过整理本省高等教育方案，将广西省立师专并入广西大学，其图书资料归并广西大学图书馆，停办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将其图书资料归并文法学院资料室。［8］1这一举措使广西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得到进一步丰富，为后来改称国立广西大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又如，新桂系任命著名教育家马君武创办广西大学，实是知人善任的明智之举。抗战时期广西大学之所以发展成为西南地区著名的高校，校长马君武的作用不可忽视，广西大学图书馆的发展壮大，也离不开马君武的鼎力支持和高度重视。

其次，在新桂系“穷干”加“巧干”的精神熏陶之下，涌现出马君武、曾作忠、周泽昭等著名教育家和实干家。他们以甘于奉献和乐于吃苦的精神，注重高校图书馆建设，从有限的经费当中，拿出高达20%的经费用于购买图书和试验仪器等设备，为高校的教学和科研提供了较好的物质基础，促进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广西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尽管20世纪30年代的中日战争使广西高校图书馆的发展历经坎坷，但是在新桂系和广大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将学校珍贵图书和仪器疏散并加以妥善保存，使抗战胜利之后广西的高等教育能够迅速恢复和发展。例如，1946年5月，光复后的广西医学院院舍被毁，为选择优良的教学环境，广西省政府特令拨“桂林市法政街前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原址，为本院新址”。［11］3经过1年多的建设，1947年7月，教师、学生全部迁入新院址办公上课。

再次，抗战时期特殊的环境，使得国内大批著名文化人士云集桂林，新桂系开明的知识分子政策和马君武等高校领导的招贤纳士，延聘了众多知名教授到广西大学等高校任教，促进了广西高等教育水平的整体提升和广西高校图书馆的发展。例如，自由的学术氛围、宽松的学习环境、疏散流亡的经历，使广西高校学生学习更加勤奋，使图书馆的利用效率大为提高。桂林光复，桂林师范学院复课以后，学生们“此次归来，倍觉勤奋，课室中、图书馆内，几无时不人满”。［10］17又如，广西大学学习氛围浓厚，自由研究蔚然成风，“同学们平日在教室勤奋学习，图书馆亦经常满座，各种报刊杂陈，方便探讨研究”。［7］109

当然，必须看到，新桂系创办高等教育，建立高校图书馆，主要目的在于培养为新桂系统治服务的新型人才。特别是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之后，蒋桂合流，新桂系进一步加强了对广西高校行政和人事的干预，禁止学生参加一切进步运动，这证明新桂系创办广西高等教育及其图书馆的政治目的性是非常明确的。例如，20世纪30年代初，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因不满新桂系的学校军训等政策，与白崇禧不和，被迫辞去广西大学校长，由黄旭初兼任广西大学校长。后来在国民党政府的干预下，马君武才得以第三度复任，这证明新桂系对广西高校的控制是比较严格的。［15］同时，由于动荡的抗战环境，加之落后的经济和文化基础，使得新桂系时期广西高校图书馆的建设成效受到一定制约和影响。

总的来说，新桂系创办高等教育及其图书馆的建设实践，是近代广西高等教育图书馆事业的发轫，有利于广西高等教育走向现代化。回顾新桂系创办高校图书馆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安定的社会环境和雄厚的经济基础。正确认识和评价新桂系时期进行的高校图书馆建设的得与失，为今天广西高校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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