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中西文化论文

李安作为一名首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华裔导演，他的成功就在于他真正的跨越了东西方文化语境，将两种异质文化巧妙撮合起来，完美诠释了中西方文化中的冲突矛盾与弥合、交融，让更多电影人看到了中西文化碰撞后的种种结果，树立了新融合文化意识标杆。这种中西文化矛盾冲突中又有沟通与认同是极为难得的。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殖民中西文化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殖民中西文化论文 篇1：

从后殖民主义视角看中英互译中的中西文化交流

摘要：本文从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的视角，通过分析中国语境和英关语境下的中英互译活动看中西文化互动的不平衡性，提出关于正确看待中西文化互动不平衡性的建议。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　文化互动 话语权力 民族主义

一、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提出

作为翻译的文化研究的一个新趋向，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是于上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在翻译研究领域中的应用。“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以权力差异理论为先导。借助新历史描写的方式观察、研究和解释权力差异语境中译者自觉与不自觉的价值取向、翻译行为和策略选择”，认为翻译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该理论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前殖民地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翻译学者们的关注，这些学者借鉴并发展了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以此为研究模式研究和反思本国历史的和现实的翻译活动，视翻译为殖民文化的产物、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并试图通过建立新的文化传统取得与第一世界国家平等的政治文化地位。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经济、政治、文化距离不断拉大的国际形势下，借鉴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进行翻译研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以下便是以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为模式分析在中国和英美语境下的中英互译情况，以此加深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认识。

二、中国语境和英美语境下的中英互译情况

1、翻译流量的失衡

当客方语言被译为主方语言时，客方语言总会经历与主方语言的接触、冲突，进而在主方语言中兴起、流通并获得合法性的过程。当这个过程发生在强弱权力差异的语境中时，它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推动或阻碍。其结果就是弱势文化的语言很难流入强势文化，而强势文化的语言大量流入弱势文化。在翻译活动中便表现为弱势文化译介强势文化的数量远远超过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译介。在世界上，英美文本的翻译输出量最大，而翻译输入量最小，这些国家利用其经济、政治上的有利条件，通过大量翻译输出，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输入给第三世界的读者，以巩固加强其文化霸权地位。中英互译中同样存在流量不平衡的趋势。

首先，在外来词语的译介中，中国引入的英语词汇要远远超过英美国家引入的汉语词汇。从五四时期中国引入的如“民主”、“科学”等人文用语到当今引入的如“纳米”、“主页”等科技用语，由英语直接或间接译介而来的外来语已成为现代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英语中以汉语为词源的外来语则相形见绌。虽有“kongfu”、“taiii”等此类词语，但与意识形态直接相关的外来词汇却少之又少，西方通过外来汉语词汇的译介而受到的中国文化，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而在中国来自西方此种形式的文化冲击则是巨大的。以五四时期为例，中国在引入西方启蒙话语的同时，实际上也接受了西方的启蒙思想。因此这正如列文森在《佛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里所说的那样：“西方可能带给中国的，是改变了它的语言；而中国对西方所做的，则是扩大它的词汇。”

其次，中国译介的英美作品数量也大大超过了英美译介的中国作品。中国自晚清以来，除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期外，一直积极地译介英美作品，其中还出现了几次高潮。19世纪后期，民国时代和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中国对英美作品的翻译占所有外国作品翻译的一半以上。反观英美国家，只有为数不多的汉学家投身于中国作品的译介，而且作品大多是中国儒道经典哲学著作及古代诗词。

三、正视中西文化互动的不平衡

综上所述。在中英语境下的中英互译活动中，中西文化互动呈现总体上的不平衡现象，英美语境下的英译汉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带有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后殖民主义倾向。怎样面对中西文化互动的不平衡，如何应对成为了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一方面，我们不能对这种不平衡现象视而不见，不能简单地认为这只是当今全球一体化的产物，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抱着珍视自身文化的情怀，形成一种固守本土文化，排斥外来文化的民族主义。

既然我们应用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那么我们就要了解“后殖民主义”，弄清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尤其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出场语境。这对我们正确对待中西文化互动意义重大。

后殖民主义理论开始于20世纪40～60年代，“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福柯的话语理论为基础，旨在解构西方霸权的文本系统，揭示隐含于西方历史知识中的权利结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以色列学者萨义德从批评英国康德拉的小说《黑暗的中心》人手，分析西方学术理论体系及美学表达规范，指出西方文化中有一种“东方主义”，即强烈的西方优越感，把东方固定于落后、低劣、怪诞的模式中，置于从属于西方的地位，这实际上是一种霸权主义心态。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得到了来自前殖民地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学者的积极响应。他们纷纷以后殖民主义理论为。指导，回顾和反思本土文化在西方霸权主义文化统治下的历史与现状，并以此为武器与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作斗争。中国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了解首先是从上世纪80、90年代之交引人中国的德里克·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开始的。此后的几年里随之出版了有关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直至1999年，在中国才出现了《东方主义》的全译本从该理论在中国的译介过程可看到，中国读者是通过詹姆逊、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对立的角度认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然而，作为一位左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第三世界理论”虽然建立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但已背离了萨义德的原意。萨义德在揭示东西方话语关系时，并没有站在东方的立场，把东方与西方的划分绝对化，而只是“清理西方自身的知识体系，研究文化差异及其表述问题”。因此，排斥西方文化，制造以本土文化为中心的二元对立实际上是对最初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一种误解，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做法，这样不但不能保护民族文化，而且使民族文化无法健康发展。

四、结语

任何民族的文化，无论是第一世界还是第三世界，都是开放性而非封闭性的。“不同文化形态之间具有相互渗透、相互兼容、相互影响及相互促进从而达到相济相调、相得益彰的积极结果”。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当发生在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时，必然会产生不平衡的文化流动。这种文化的强弱关系不是永恒不变的，正因为如此，各民族文化才能既相互融合。又保持其自身的独立性。我们固然不能否认文化交流中的政治因素，但我们也要明白仅以此为目的的文化翻译交流——西方以文化侵略为目的的归化或东方以反抗为目的的异化——都无益于东西方文化的正常互动。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其最终目的也应该是通过建立东西方平等的话语权利，促进东西方文化的良性循环。

作者：初　春

殖民中西文化论文 篇2：

李安电影中的中西文化冲突与弥合研究

李安作为一名首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华裔导演，他的成功就在于他真正的跨越了东西方文化语境，将两种异质文化巧妙撮合起来，完美诠释了中西方文化中的冲突矛盾与弥合、交融，让更多电影人看到了中西文化碰撞后的种种结果，树立了新融合文化意识标杆。这种中西文化矛盾冲突中又有沟通与认同是极为难得的。

一、 李安的多重文化身份与“中国思路”

在众多华人导演中，李安无疑是一个标杆性人物，其视野与气质中无不透露着中西方两种不同文化文明的冲击与弥合，唯有他兼具了东方传统中的儒雅气质与西洋风格的洒脱不羁，也只有他拥有着开创不同题材电影的创作勇气，并取得了卓越的职业成就。无论是从李安的生活经历还是从影轨迹来看，他都拥有着跨国界华人的多重文化身份，这让他拥有了多重文化个性看世界的独到眼光。在李安心中，他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因为他的创作生涯也发迹于中国。而在他的思维意识中又流淌着西方文化的血液，正是这个年轻的移民国家给了他认识西方文化并交融和沟通中国文化去创作出更多拥有中西文化差异性、凸显他创作风格的电影作品。所以，李安自己也认为，他曾经一度产生过“飘零的迷惑感”，一种对自身文化定位的迷惑感。当然，曾经迷惑过的李安也在不断的电影作品创作过程中越来越明白，在自身多元文化的身份中找到了正确的答案，那就是运用他的多重文化身份，以东方文化特色这一依托来深刻借鉴西方的文化与技术，以此来抛弃后殖民心理所带来的文化虚无，同时也消除掉那些民族性的突显与张扬气质，平和地、自然地走中西方两种文化平等并行与对话的路线，让自己的作品具备一种崭新的、同时拥有中西文化冲突与弥合特质的世界性文本属性。

李安曾经说过：“我所关心的是人性共通的东西，比如家庭、文化、传统等等。尤其是在我将这些问题放到异地来表现时，我相信这些共通的东西也会在中西文化交融氛围下产生更让人感兴趣的话题。”[1]应该说，李安的多重文化身份主导了他对于电影创作的思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是一个国际人，他既不代表东方也不代表西方，而是代表一种全球化语境。同时，他也深刻地明白西方文化对他的认可也不能将他的东方本色抹掉，因为，西方世界就是要看他的东方特色，所以在《断背山》获奖以后，李安也全程用中文发表获奖感言，并骄傲自述自己能成功就胜在“中国思路”。

二、 李安电影中的中西文化冲突解析

李安被称为是“一位能够把中西方电影都拍到很地道的电影导演”。[2]他的作品以“家庭”主题起步，对包括家庭伦理、代际关系、情感生活、道德礼教等等方面进行了深度的文化主题剖析，而且他也能将自己的创作思维细致入微的延伸到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与社会思潮当中，利用这些西方传统文化主题来制造矛盾冲突，造成了中西文化的相互碰撞，這也是他能够吸引世界共鸣和注目的地方。而且，李安本人也深刻了解中西方不同文化观众的不同欣赏习惯，所以他巧妙地采用了“共存互补”的艺术创作形式，成功打通了横亘在中西文化中间的审美隔阂，为自己的作品打上了多元文化接受与认同的标签。

（一）存在于镜头语言中的情感对立结构与文化身份迷失

李安的作品是对百年中西文化碰撞冲突的集体记忆与梦幻投射，这一切都表现在他的镜头语言与叙事策略当中。他不但从作品中的个体情绪感受与内心体验出发展示了完美的“中国式表达”方式，也以电影化的形式来承载了西方思潮下角色的意识形态表现，正是这两种文化表达形式让他的作品时刻都存在着强烈的中西思想文化碰撞，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那种冲突后所酝酿出的文化情绪。这一文化冲突从他的发端作品《分界线》（1984）就已经开始。

可以说，李安作品的“中国式镜像表达”温柔敦厚，甚至有些迷情，其中无不透露着强烈的中西文化差异，这让李安的作品更加具有情感冲突结构张力，因此，李安的电影一直无法离开中西文化冲突背景下的情感冲突主题，无论是他前期的家庭作品，还是后期的武侠、甚至科幻作品。客观讲，这种爆发于镜头中的情感所呈现的是一种外力作用，但李安却能把这种矛盾冲突所产生的爆发力幻化成风，转化为含蓄委婉、温柔敦厚的细腻影像风格，这是东方人所特有的美学表达形式，用手卷式的镜头推移、推至中景重心，再将空间构建与气韵相互自然结合，最终形成“境韵”，这就是李安电影影像中所固有的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张力。这一张力所彰显的是人性诉求与思想意识的具象化声画组合内容。正如《推手》（1992）就以“诗经式”的镜头语言来深沉讲述了中西方文化在情感冲突中的真实形象表现。公媳之间的中美文化差异让冲突四起，隔阂就此产生，导致悲剧的发生。当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共居一室”时，这种来自于文化的冲突就是一种必然。在这里，李安的镜头语言表达不疾不徐，甚至有些舒缓温雅，叙事的角度也呈现以情感结构为主的个体化，这就让观众产生了无限遐想，想象在父慈子孝的异乡忍辱负重，当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与美国个人主义个性情感相冲突时，观众心中有的只是惶惑与不安，和影片中的朱师傅一样迷离难解，斑驳陆离。在美国环境中困惑、迷失，镜头由近景拉到远景，恰好要表达这一幕角色克服精神分裂，寻求身份定位的努力，但却无能为力。所以在李安的镜头语言中，人们能看到那种细致的、拥有无限张力的含蓄式表达，他轻描淡写、沉静自然地就将这种中文化情感冲突委婉表达出来，引人深思和回味。

（二）压抑空间中的现代理性文化和解

李安的电影作品始终在营造一种压抑空间，他希望通过压抑空间中的文化身份追求来确立作品叙事并凸显一种中西文化弥合的难能可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李安在电影中的惯用手法，就是将故事限定于压抑闭锁的叙事空间之中，传达出一种平静的、冷漠的疏离气质，在孤立无助、身份迷失、促使人性在不断异化的虚妄场合中来制造不同文化渊源下的相互冲突与碰撞。这种碰撞与冲突其实是李安在展示一种现代理性视域环境下的文化和解现象，这也体现了李安自身含蓄的、自省自敛的现代理性风格。这可以说是李安电影的标志特征之一。他在这种中西文化的相互浸染、冲突与矛盾中，拷问文化、审思人性、展现人情，在压抑空间中展示中西文化结构差异，这种理性的现代思考模式，无论在他的第一部电影《分界线》，还是后来的《卧虎藏龙》（2000）、《断背山》（2005）、《少年派的奇幻漂流》（2012）中都有明显展示。虽然这些作品的时代、文化背景不同，题材各异，但都是在较为精确缜密的故事情节与影音制备条件下来显示李安导演对现代价值理念的个性化解读，作品所烘托出的那种紧张、疏离、问题重重的内在文化困境正是希望刺激故事情节中人物之间的各种文明冲突矛盾，以都市浮世绘的形式来呈现这种惯有的、看似平常的细致化构图勾勒，最终展示那种细腻的、内敛的现代理性。就是在现代理性阳光的照耀下，中西文化才能相逢一笑泯恩仇，在冲突矛盾中看到弥合的希望。在《喜宴》（1993）中，这种现代价值理念矛盾与认同就是李安中西文化冲突与弥合的典型样本。高老夫妇虽然是典型的传统、内敛的中国夫妇家庭，但他们在自由、文明的现代西方文化价值观背景下，还是最终默许了儿子同性恋的事实。而儿子对父母的体谅表现在他宁愿委曲求全假结婚，这也充分融合了中西文化中现代价值的精粹部分。影片结尾，高父与儿子的同性恋人以及假儿媳握手道谢，也许有人会认为很无奈，但李安想要展示的却是一种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一个中国传统家庭的改变，这就是在文化差异下制造冲突，最后转化为理解和弥合，此时那种自省内敛的现代理性就在李安的作品中呼之欲出，毫无保留，这就是李安在他的作品中面对中西文化冲突的解决方案。

三、 李安电影中的中西文化弥合解析

有冲突撕裂也就需要弥合，这是李安在自身作品中对中西文化差异双重解读的另一面，所有历史性的、人性的、情感性的、民族性的异化文化处境，都在李安温婉的性格与平和的镜头中得到空前冷峻的细腻表达，给人一种意蕴深广的高级文化体验。在这种表达中，人们能深刻领略到李安对人性的剖析以及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反思，它展现了现代语境下中西文化交流叙事的深邃内涵，甚至有人认为李安真正做到了对华语电影的历史重构，它所建构的新中国电影艺术精神与文化性格，不但汲取了西方文明价值的现代化姿态，也以文化对照的方式融合了中华民族的社会现实与人格特性。透过影音画面，人们可以看见这种李安式的独特人文景观，他的镜头语言、文化立场、叙事策略甚至是结局处理，都在陈述着一种中西文化意欲弥合的“影响深层化语法表达”，这就是在日益频繁化的中西文化交流处境中，李安所为自身作品所找到的“文化弥合立足点”。

举例来说，在他的《卧虎藏龙》中，李安就希望以古代外套来打造一个现代故事，侠客俞秀莲与李慕白惺惺相惜，二人沉浸于当时文化传统所营造的意识笼罩氛围中，一直都在情感与理智之间冲突徘徊，最终造成了难以挽回的爱情悲剧。这所营造的就是一种现代语境化下的古代文化反思，李安又一次通过他的镜像表达成功展示了中西文化沟通过程中的矛盾与弥合，只是他运用了好莱坞式的通俗剧技艺来转化那种中国式道德伦理观，实现了一种更加为世人所接受的普泛化对立冲突局面。而作品中角色又在文化冲突下自省，形成文化互动与弥合，所融合的就是一种难得的大同世界景观图像。

再一方面，李安在中西文化沟通与弥合方面也希望彰显一种难能可贵的人文精神，以此来精确寻找两种文化的相互弥合点，营造东西方的和解氛围。在《喜宴》的结尾部分，李安刻意用一个镜头画面来同时表现男主角高伟同与萨门、葳葳以及高老父母，希望通过这样的影像构图来展示一种渴求两代人、渴求两类文化能够达到最终和解，但却无可奈何的一种尴尬的假团圆式结局，这其中耐人寻味、包含委婉苍凉的人文情怀令人唏嘘不已。[3]

结语

李安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他对中西方文化的全面对比与描绘，无论是文化交融、创作模式还是表现技巧，李安都在大胆地坚持自己的独特风格，希望为受众营造一种不一样的电影文化特色体验。正是这种坚持与自信，让他走到今天，走向成功。曾几何時，李式电影也受到过来自于各方的质疑，缺少勉励，但正如李安在自己作品《色，戒》的首映式上所说的的那样：“拍电影的人不需要别人勉励，需要勉励的人拍不了电影。”[4]

参考文献：

[1]莫小青.论李安电影的中西文化认同[D].广州：暨南大学，2004：23-33.

[2]王爽.从李安的“三部曲”看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D].长沙：中南大学，2011：20-29.

[3]祝涵杰.文化诗学视野下的李安电影解读——以家庭、同性恋、武侠世界为对象[D].苏州：苏州大学，2007：18-26.

[4]三联.李安的名言[EB/OL].（2015-12-04）[2017-02-03]http：//www.3lian.com/zl/2015/12-04/389843.html.

作者：刘允

殖民中西文化论文 篇3：

论中西文化精神比较研究的当代意义

在人类历史的文化宝库中有两颗璀璨的明珠：一个是以中国封建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一个是以西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人类文明80%以上的优秀成果都源于这两种文化。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文化遭到了西方文化的无情冲击，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个文化碰撞、文化比较、文化选择的过程。而这一过程还远没有结束。改革开放以来，中西文化冲突这一老话题又变得鲜活起来：

中华民族今天处于怎样的坐标中？面对西方全球化的聒噪，怎样重塑自己的文化自信？现代化等不等于西方化？随着经济的强盛，民族复兴需不需要传统文化的支撑，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这些问题的致思路径都指向一个基础的研究领域——中西文化精神比较研究。中西文化精神，即两种文化传统各自的核心价值及其所追寻的、珍视的、终归有所成就的方面表现出的思想及观念。中西文化精神比较研究的任务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平心静气和鞭辟入里的分析；对西方文化不是作由外而内的审视，而是浸润其中，把握精髓，掌握中西文化的长短优劣，为正确的文化改造和复兴创造坚实的理论基础。

20世纪80年代，摆脱文革阴影的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期盼再次与西方化联系到一起。知识界的精英们盼望通过重新举起启蒙的旗帜，在迈向现代化的同时，实现自由平等民主等西方式的自由主义理想。但当他们走出开放的国门之后忽然发现，那些曾经让他们魂牵梦绕的理想在它的发源地正受到质疑和挑战，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已遭到西方人自己的否定。以启蒙理想为基础的现代性价值观，也正在显现出种种缺陷和弊端，因而受到后现代性、后殖民主义等理论的解构与追问，而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挫败。中国的文化人再次感到了无所适从的悲哀。100多年来，他们已习惯于文化上的自我否定，已习惯于向西方去寻求答案，甚至丧失了支撑自己思考和表述自己思想的独立话语。此刻，他们不得不回头审视一个世纪来走过的路，调整对自己本位文化的立场，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进而对百余年来的文化选择作出反思。然而可悲的是，这种审视和质疑的动力和理论支点仍来自西方。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文化真的失去自我调整和更新的能力了吗？

一个民族能否保持自己的文化个性是其能否在全球文化融合过程中获得身份认证的先决条件。为此，我们需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整体检视，以彰显其富有生命力的因素，同时也指出它不容回避的缺陷，方能找到一条使中华文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复兴之路。

站在全球化语境中检视传统文化，必须正视与解决以下冲突：第一，现代社会个性自主与传统社会群体本位的冲突。第二，现代社会民主精神与传统社会家长制作风的冲突。第三，现代社会法治秩序与传统社会人治习俗的冲突。如何应对这些冲突，中国现代三大思潮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与保守主义现代新儒家派分别以“综合创新”“全盘西化”和“中体西用”为基本文化主张。事实上，“中体西用”论由于不可能带来中西文化在根本精神层面上真正会通，已在历史发展实践中比较充分地暴露了其内在局限性，后现代转向则使我们真切地看到西方文化的困境和“现代化的陷阱”。张岱年先生提出了“综合创新”的著名观点。这种观点依据文化系统的可解析性和可重构性，文化要素的可分离性和可相容性的理论，认为应该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对中西文化精神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审慎的筛选，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进行一种批判性的重建和创造性的转换。

这种观点是有着文化人类学上的依据的。文化是人的全部生活方式和习惯，是有一定的共性的，凡有生命力的价值观、思想都是可以互相借鉴、互相融合的。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融合发展的许多成功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对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前景应有一种乐观的心态。我们相信中华民族既然能创造震惊世界的古代文化，今天也不会甘于昏睡、沉沦，一定会在全球化的竞争与合作中迎难而上、返本开新，建设起让全世界更为震惊的、发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编辑 段丽君

作者：吴歧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