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传播理论分析论文

【摘要】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媒介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正改变着我们工作与生活，引发一次全球范围内的变革。对于新闻领域更不例外，网络媒介使新闻表现形式更加丰富，使新闻内容更具真实性，使新闻传播更加及时、快速。互联网媒介的传播使得网络媒体信息的传播形成了多样化的传播特色，这使得网络媒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形式的信息媒体带来一定冲击。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博客传播理论分析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博客传播理论分析论文 篇1：

5G时代电信通讯行业的深刻变化

【摘要】随着2019中国5G技术的全面商用，传统媒体、新兴媒体、智能媒体和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传播为技术主体的网站、电子邮件、短信、QQ、博客微博和微信等新型电信通讯媒体交织融合，构建起媒介融合向纵深发展的全媒体业态。在中国大力构建人类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时刻，又适逢中国机构改革破拆横亘电信通信和广播电视“篱笆”的良好机遇，赋予5G时代电信通讯行业的媒体地位，问道与论道电信传播理论，将电信传播纳入大众传播理论体系，科学完善新闻传播演进进程图谱，摆正电信传播既有的“宣传地位”“喉舌地位”，是构创中国特色“新大众传播”的必经历程和未竟里程，是以中国为圆心推进创建全球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也是全媒体时代中国媒体管理制度创新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5G  电信通讯  媒体地位  新大众传播  管理制度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21.006

当下，全球化“三网融合”浪潮不可遏阻，5G技术规模化在中国进入到全面商用时期，电信通信与传统广播电视的边界正在逐渐消弭，新的更大规模的电信通讯传播产品破壳而出。在中国大力推进媒介融合向纵深发展、推进构建人类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时刻，又适逢5G牌照发放、中国机构改革破拆横亘电信通信和广播电视的“篱笆”良好机遇，问道、论道电信通讯传播理论与实践，摆正电信通讯行业既有的“宣传地位”，确立电信通讯传播在“新大众传播”体系中的本我地位，建构世界领先的电信传播理论体系，为电信传播正名，是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蓄势腾飞的重要突破口，是建构与创新科学完整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的历史选择，是中国新闻传播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比肩世界一流并“弯道超车”的理想路径，是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建设中国网络强国的时代呐喊，是创建人类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论支撑，是创构“新大众传播”理论体系的重要內容和有力支撑。

赋予5G时代电信通讯行业的媒体地位，为5G时代电信传播理论问道与实践求证，既是对经典新闻传播理论的历史叩问，是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寻根逐源，也是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不忘初心”、尊重“幕后英雄”的真情拷问，是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而今迈步从头越”的使命担当;论道中国特色电信传播理论建构，考证中国特色电信传播实践价值，让电信通讯行业这一“幕后英雄”转向置身为新时期信息传播“真的英雄”，是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的新闻传播研究学术本色，是中国机构改革时期媒介融合向纵深发展与时俱进、除旧布新的潮头搏击。

5G赋能释放出电信通信行业丰富强大的“媒体”信号

当越来越多的人们将注意力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转向互联网络，世界政要、达官贵人也开始在网络徜徉，或与网民聊天或发表微博时;当越来越多的人们倾向于将尽可能多的功能集中于手机，甚至连政府机关的会议通知、应急时的紧急命令和民情安抚慰问等均是第一时间通过短信发布时;当4G陆续成为过眼烟云，5G技术、5G网络势不可挡地扑面而来，“新媒体”“人工智能”“智能传播”“5G传播”等新概念、新思想、新传播遍地皆是;当中国在全球率先发放4张5G牌照时，引发了中国传统广播电视与电信通讯行业的全新思考与论证，催发出中国新闻传播管理制度的全面创新。

我们应赋予我国电信通讯行业与传统媒体行业一样的“媒体地位”，既给予其新闻采访权，也按照新闻传播机构的管理模式实施“把关人制度”，充当起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建设全媒体的重要力量，与纷至沓来的“智能传播”“量子传播”“超算传播”“超智传播”等新兴传播理论有机融合，创构出新时期中国特色“新大众传播”理论的粗致模样。

（1）中国5G牌照发放，释放出电信通信行业从信息传播的幕后走向信息传播前台的强大信号，“电信传播”之概念与内涵为越来越多人所理解和接受，形成与大众传播并驾齐驱的竞合态势，电信传播纳入大众传播体系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电信传播、智能传播、全媒体传播共同汇聚而成的“新大众传播”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开展了实践应用。

2019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5G商用牌照，标志着中国在全球率先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这一中国“G时代”的里程碑事件，彻底激活了长期波澜不惊的中国传媒市场，既被视为“三网融合”的实质性公平竞争与合作，也是中国电信通信行业与中国广播电视比肩发展新时期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和新闻传播产业的里程碑。早在2016年5月5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颁发了《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批准其在全国范围内经营互联网国内数据传送业务、国内通信设施服务业务。这意味着，中国广电网络三年前已经成为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分庭抗礼的第四大基础电信运营商。

如果说中国广播电视进入电信通信行业势不可挡，那么，中国广电网络与三家中国电信通讯公司一起获颁5G商用牌照，就会为其新的商业平台开发产品，形成5G产业优势，形成5G商业应用优势，聚集5G产业资源，赋予占据牌照资源3/4的电信通信行业无限的关于传播事业的畅想和产业的畅想。按照经典传播学理论的概念，大众传播是由专业化的传播机构，运用复杂的技术手段面向不定量多数的受众进行的大面积传播活动。根据这一概念，当下活跃着的各类电信传播现象全部可以“对号入座”。如果说大众传播是高扬主旋律、实现国家政权“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带着深深的“权力”印痕，具有明确意义的“喉舌”功能。那么，电信通讯传播则是一个权力机构“喉舌”与普通百姓“自媒体”缠绕其中的多面体，其带有政府机构的权力和权威，在应急事件和危机传播中大显身手;同时，电信通讯传播又是电信通信行业技术创新与理论创新的有机融合，具有浓厚的市场经济印迹，是普通老百姓畅所欲言的传播殿堂，并有着极为巨大的产业规模和不可限量的未来空间。

（2）5G牌照发放并全面商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统领下的短信传播、网站传播、“两微一端”传播等电信通讯传播分化裂变加速，推进了电信通信信息传递向媒体转播的角色转换，在新闻传播实践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元G到4G时代，中国电信通信行业与广播电视行业没有本质上的“交集”，即使在国家战略层面大力推进的“三网融合”，也迟迟不见突破性的成果。转眼到了5G时代，中国电信通信行业与广播电视行业围绕新时期新闻传播开始了正面搏杀，并且依靠管理机制、技术力量和资本实力的后发优势在某些领域占得先机，与人工智能技术勾连耦合，形成电信传播、智能传播新势力。

放眼当下新闻传播理论与实际势力范围，网络传播占据了主导地位，传统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盛极一时风光不再。“新媒体”“电信传播”“算法传播”“智能传播”“5G传播”等新概念、新理论成为业界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当前，中国媒介融合向纵深发展势不可挡，以电信传播智能传播为主导的全媒体新势力的传播影响力日益扩大增强。这种前所未有的、与电信通讯技术与智能技术密切相关的电信传播、智能传播、超值传播、算法传播等传播新势力，既与大众传播有着某些相似之处，又有自己的独特方式，正在慢慢融入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成为新时期信息传递与交换的生力军，“新大众传播”理论呼之欲出。

电信通讯传播在中国更多地被认为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旁门左道”，其长期处于传统大众传播的从属地位，充当着为远距离信息传递技术保障的角色。当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传播为电信传播“正名”时，电信通信行业与传统大众传播行业不由自主地成为了传媒产业正面交锋的竞争对手。

当电信传播阵营中的电话传播、网站传播、电子邮件传播、博客微博客传播、QQ传播、短信传播、微信传播等开始更多地充当着大众传播角色，甚至某种时刻发挥着比既往大众传播更大的传播作用时，电信传播是否应该纳入大众传播体系统一管理呢？假设某个国家和地区赋予互联网络重大新闻的第一时间信息发布权，或者规定网站媒体、博客微博客媒体、短信微信媒体以及其他各种移动互联网媒体等电信媒体与传统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机器同样具有传输时政的功能呢？

当下，我国电信通讯行业一方面通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及其他各种电信通讯技术终端，担负着与传统媒体一样甚至更多的新闻传播业务;另一方面又没有像传统媒体一样的“媒体地位”，在很多场合（如高级别会议“兩会”、重大国际国内赛事全运会等）没有新闻采访权，这就既排斥了电信通信行业在“全媒体时代”的作为和担当，也失去了有关方面顺势而为强化监管的机遇。

长期以来，我国电信通讯公司更多地考虑商业利益最大化，由于电信通讯行业在电信传播领域缺少行业管理经验，运营商“擦边球”事件多有发生，各种有害信息乘隙侵入而防不胜防，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同时，国家信息管理处于中宣部、工业与信息化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等多头管理，形成了这些年来我国电信通信行业信息传播无法科学管理的乱局。要改变目前我国电信通讯行业“企业化”管理模式，结束“管理相对涣散，多头管理既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乱局，淡化电信通讯公司将商业利益最大化置于首位的既有观念，从管理制度、管理源头上杜绝互联网等新媒体传播的各种有害信息，亟需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民意的新时期信息传播的新型理论，在这样的时间节点推出中国特色“新大众传播”理论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电信通讯从来就是新闻传播的重要力量和无名英雄

在中外新闻传播发展历史长河中，时时刻刻有着电信通讯的身影。因其一直在传播领域身后默默奉献，长期以来充当“蓝领工人”，既没有“喉舌”的彪显地位，也没有“名记者、名编导、名主持”的风光盛名，甚至始终没有一个应有的新闻传播的合适名头、名分。邮差、发报员、接线员、话务员、后台技术支撑等是他们的代名词，“网络大咖”“网络作家”“网络黄军”“网络水军”只能说是他们的代言人。正因为如此，电信传播理论探索长期进入不了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者的研究领地范围，电信传播理论长时期不能纳入新闻传播理论谱系。

在大众传播活动中，电信通讯传播技术自始至终无处不在、无所不能。1848年，全球首家通讯社——哈瓦斯通讯社在巴黎与布鲁塞尔间使用电报传送信息。对电报技术的使用，使路透通讯社逐渐发展成为了国际性通讯社。1870年1月7日，哈瓦斯通讯社、路透通讯社和沃尔夫通讯社以“联环同盟”形式，搭建了世界范围的消息商品的生产和售卖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正是以各自对世界电报线路的垄断占用为前提的。1913年，美联社的新闻服务开始采用电报技术实现远距离新闻直达业务。1877年，第一份由电话传收的新闻电讯稿被送达波斯顿《世界报》，电话技术渗透到新闻传播业务实践。从那时到现在的100多年间，不断出现的电信通信技术一直是各大通讯社、报纸杂志社和广播电视台异地文字、图片、音视频的传输工具。[1]

在新时代传播阵营中，电信传播的价值地位日益显现。1992年，沃达丰公司通过手机终端发出世界上第一条短信息，这种即时文字传输为人类传播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随着电信通讯网络技术的升级换代，短信传播的使用人群和传播效果日新月异，群发短信成为了政府体恤民情并且在突发事件中实现“危机传播”的重要手段，短信投票一度是传统广播电视竞赛节目竞猜节目屡试不爽的互动利器。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在全球陆续实现互联、互通，各种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相关电信传播连续出现，弥补了传统大众传播即时性、互动性、灵活性不够的短板，达到了比传统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既往大众传播更大的传播范围和更高的传播效能。

既然在传统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的实际应用过程中，电信传播的各种技术手段和传播载体从来没有缺席过，为什么历经100多年、曾经为远距离大众传播作出创始性贡献的电报传播在大多数新闻传播著论中（新闻传播史论史学）几乎找不到“只言片语”？电话（传真）技术沿用至今，“电话连线”还时不时出现在广播电视节目中，为什么新闻传播管理机构和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人员视而不见，同样将其隐身在新闻传播“幕后”？在新时代传播阵营中，电信传播的价值地位日益显现，网站传播、电子邮件传播、短信传播、QQ传播、博客微博传播和微信传播等新型电信传播，其社会影响力足以与传统大众传播分庭抗礼，短信传播、QQ传播和微信传播等即时通讯在应急事件和危机传播中取代了传统大众传播的位置，为什么却得不到有关方面的确认？在未来传播理论谱系中，电信传播理论是否应该与原始传播、口语传播、印刷出版、电子传播和未来传播等量齐观，共同建设符合时代发展的“全景式”新闻传播理论谱系？

“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简称NCC或通传会），是仿效自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专业管理机构。“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委员由台“行政院长”提名，经台“立法院”同意后任命。在此背景下，中正大学下属的社会科学院传播学系亮出了“电讯传播研究所”的旗帜，这应该算是中国最早专门研究电信传播的学术机构。

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者近年来注意到电信通讯行业的传播价值，在各种场合开始给予了电信通讯明确的“传播地位”。2010年，曾静平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在《现代传播》杂志适时发布了《电信传播的研究路径与理论构架》一文，这是中国大陆学者第一次以全新的视野和视角论述传播学领域的新成员——电信传播，文章对电信传播的基本定义、研究背景、发展脉络、学科体系和学术价值等各个方面作了开创性的全面诠释。胡正荣在其2011年的《新媒体前沿》著作中，专门开辟“第二章：电信新媒体产业模式”，谈及“移动互联和融合开放”的内容。专家表示，5G是一项引发传播学学科范式革命的技术，将给传播学学科带来根本性的变革，或将成为传播学发展的决定性“拐点”，电信传播学呼之欲出。

5G时代电信通讯行业如何履行大众传播使命

电信传播理论的艰难曲折问道之旅，反映了当下电信传播理论研究的各种不顺、不畅、不到位、不精道。相比于欧美国家的电信传播著论，国内更多停滞于电信传播技术的历史回顾，是电信传播业务平铺直叙的阶段总结，对电信传播的应有地位和使命担当基本上没有涉及。即使是曾静平的研究论文，也没有明确指出电信传播的“媒体地位”，没有一针见血地指出电信传播就是大众传播的基本组成部分，电信传播+大众传播已经构筑成新时期“新大众传播”。以5G时代中国电信传播理论归位为起点，探究以电信传播智能传播构筑而成的“新大众传播”的现状与往来，是全世界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的为学之道，是中国新闻传播理论工作者面向中国机构改革国情和电信传播业务实际发展现实的“初心行动”，是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和实践检测着眼未来的创新、创造之举。

5G赋能下活跃着的各类电信通讯传播，全部可以对号入座“新大众传播”谱系。电信通讯传播是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云服务坚实平台，是技术创新与理论创新的有机融合，具有浓重的市场经济印迹，是普通老百姓畅所欲言的传播殿堂，并有着极为巨大的产业规模和未可限量的未来空间。

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搭建，越来越突出了电信通讯技术的“传播功能与传播地位”，传播与科学的结合被广泛接纳，欧美发达国家很多传播与科学学院（研究院）应运而生。中国即将开启的政府机构改革，有望让长期以来电信通信与广播电视融合发展相互掣肘的局面大大改观，“三网融合”各行其是的怪状可望扭转，电信传播迎来了大发展、大繁荣的“名正言顺”时期，电信传播归入大众传播体系，理直气壮地担当起党和国家的舆论宣传重任，发挥出新型大众传播机器应有的作用和功能，已然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时候。创新中国新闻传播管理制度，将电信传播“媒介”顺势而为修改为电信传播“媒体”，赋予电信传播媒体与传统大众传播媒体同等、平等的媒体地位，已经刻不容缓。

确立电信通讯行业信息传播主管单位，明确电信传播的“媒体地位”。经过电信传播理论与实践的问道与论道，电信传播回归大众传播谱系的主体地位毋庸置疑。在新一轮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征程中，中宣部、网信办有了更为明确的使命担当，国家级媒体旗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已经建立，电信通讯传播的主管单位、主体部门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明确。随着5G时代的到来，中国特色电信传播实现由“媒介”到媒体的华丽转身，确立电信通讯行业的媒体地位、喉舌地位自然是顺理成章。

在既往电信传播体系中，短信传播、QQ传播、微信传播一直就是电信运营商的业务范围，围绕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开展的网站传播、电子邮件传播、博客微博客传播业务，又涉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文化部、公安部和网信办等“多头监管”，导致文件频发，管理涣散而混乱，实际效果远远达不到预期目标。

在电信传播业务发展过程中，各种网络色情、网络暴力、电信欺诈、网络恶搞等泥沙俱下，网络气象映射社会万象，网络安全考验国家安全。通过确立电信传播的主管单位，树立电信传播的大众传播媒介地位，可以发挥电信通信传承与积淀上百年的技术优势，将各种不同类型电信传播的传播人群、传播特点、传播性能、传播渠道、传播终端进行大数据归类分析，从技术细节、技术源头对电信传播不良信息实施梳堵和打防管控。

通过确立电信传播主管单位，即机构改革之后新出炉的工业和信息化部，而不是當前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设的网络机构司作为其主管单位。这样，工业和信息化部传承多年的电信传播技术管理和协调优势将得以发扬光大。只有树立电信传播的大众传播媒介地位，电信传播的各种信息业务，才可以全部按照传统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机构的标准，设置各类信息“把关人”制度，将各种黄、赌、毒信息和假冒伪劣信息拒之门外，确保中国电信传播风清气正，确保新兴的中国特色“新大众传播”成为全球新闻传播的理论高地和实践示范区。

发挥电信传播的技术优势，在网络空间安全领域有所作为。确立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的行业主管单位，可以更加充分地发挥其对电信通讯传播工艺流程了如指掌的优势，加之各路技术精英掌握着各大电信运营商的“中枢神经”，对每一个电信传播产品的制造流程了如指掌，完全可以从技术源头堵塞各种漏洞，防范各种电信传播的信息风险，构建电信传播的和谐生态系统。

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各种媒体形态、平台、内容、手法相互交织，各有其不同的特性与职能。在此繁琐庞杂的电信媒介与海量信息中，仅对某一单一媒介或平台进行管理把关与设立门槛，或对某一信息内容检索、分析和整理为公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或服务的工作，不适应当前电信通信融合的发展需求。特别是在当前的多媒体的情境下，电信机构、电信组织及电信中介要依据不同的受众群体、媒介平台、媒介内容而营造或提供丰富多样的产品与服务。同时，由于电信媒介产品日趋呈现形态多元化的特点，电信传播从事人员也要了解、熟悉各种电信媒介的特性与操作技能，包括传统纸媒、磁带、光盘、网络书籍、手机书籍、影视作品或者其他数字形态产品，并形成将单一媒体加工转变成多种媒体的整合传播能力。

通过技术优化和技术创新，使得电信传播的参与、互动及多维联动鲜明特征更为显著。各种电信产品或平台的推出与应用，预示着新的技术和沟通手段的出现，都是以互动、参与和分享等为核心的赋权理念的彰显。因此，现代电信传播者要了解各种电信媒介，如手机短信、微博、微信、新闻组、论坛、社交网站等电信媒介平台上传播产品的信息，也要能够不断优化并提供良好的服务与产品，争取读者，拓展市场。同时，要学会同使用者、其他媒介从业者及机构的互动，从而不断发现和挖掘独特的创意点子;还要把握市场的动向和受众的心理，宣传自己的产品，建立品牌形象。此外，电信传播机构或电信传播从业者需要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的能力。一方面应自觉扶持反映优秀民族文化的作品;另一方面要对西方优秀的传播经验加以借鉴和运用，并抵制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渗透，从而不断提升本国的文化软实力。

创建电信传播理论，优化与完善现行传播进程理论图谱。经过我国新闻传播工作者的艰难问道，电信传播理论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积淀。中国国内电信传播学者在借鉴大众传播学时代独有的“电视人”“容器人”等的基础上，对互联网时代的“网络人”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手机人”“短信人”和“微信人”等的年龄性别、心理特征、意识形态、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和社会影响等展开了全面立体的剖析，深入探索了“网络游戏痴虫”“QQ痴虫”和“短信痴虫”的文化属性、地域分布和人群特点。例如，曾静平形象地将“网络人”和“QQ人”描述成“键盘虾米”和“蛐蛐幻影”，受到大多数人认同。[2]

在5G时代构筑的电信传播理论体系里，创造性地提出电信传播之“素养传播”前沿观念，是新时期新闻传播理论的全新内容。“素養传播”不是一般意义的概念把玩，而是确确实实地解决了“媒介素养”“传播素养”和“新媒体素养”等的研究属地问题，确立了素养传播研究的时代地位，是对传播学理论的巨大贡献。电信传播理论体系之“素养传播”理论，“以小见大”地厘清了电信传播的媒体属性，为电信传播的公信力权威性建设、矗立电信传播媒体品牌打下了坚实基础。电信传播之素养传播，强化了电信传播媒体品牌，为全盘布局培养电信传播通才创造了条件，打通了其通晓电信传播媒介特性的必经之路。

5G时代电信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演变，不仅仅是电信通信技术手段不断升级换代，不仅仅是电信通讯行业由“媒介”向“媒体”飞跃的凤凰涅槃，不仅仅是电信传播载体的不断丰富多样，不仅仅是电信传播影响力日渐扩大，更体现了电信传播作为传播品牌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号召力、感召力、统治力，是构创中国特色“新大众传播”的必经历程和未竟里程，是以中国为圆心推进创建全球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注释

[1]曾静平：《电信传播的研究路径与理论构架》，《现代传播》，2010年第10期。

[2]曾静平：《电信传播的未来发展演进趋势畅想》，《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12月上。

责 编/周于琬

作者：曾静平

博客传播理论分析论文 篇2：

网络媒体对经典新闻传播理论的冲击

【摘要】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媒介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正改变着我们工作与生活，引发一次全球范围内的变革。对于新闻领域更不例外，网络媒介使新闻表现形式更加丰富，使新闻内容更具真实性，使新闻传播更加及时、快速。互联网媒介的传播使得网络媒体信息的传播形成了多样化的传播特色，这使得网络媒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形式的信息媒体带来一定冲击。本文结合网络媒体对经典新闻传播理论冲击的实例，讨论和分析网络新闻传播与传统新闻传播在信息传播方式与内容上的异同点，形成对两种媒体传播特色的分析，并对改进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传播效果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网络媒体；经典新闻传播理论；冲击

经典新闻传播理论对推动人类传播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但网络新的传播特性对传统经典的诸多新闻传播理论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与冲击，一些经典的新闻传播理论所论述的媒体对受众的影响力，曾受到学界与业界的广泛关注，形成了媒体的种种现代神话。然而，网络传媒诞生以来，传媒机构在传统媒体时代的垄断与控制地位被打破，任何网民都变成了新闻传播的参与者，许多经典的新闻传播模式与理论已无法解释网络媒体新的传播现象了，这就使那些形形色色的经典的新闻传播理论受到了冲击与挑战。

一、网络媒体相对于经典新闻传播具有的优势

1、网络媒体具有极髙的时效性

相对于传统媒体形式而言，网络媒体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网络传输速率较其他媒体传播方式更快捷，具有极高的时效性，而以服务器为基础的信息传输更进一步加快了信息传递速度。网络媒体通过实时报道、滚动新闻、文宇直播或者弹窗新闻等各类方式将新闻事件近动态报道或者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传播给受众群体。其中，滚动新闻属于全时性发布以及全时性知晓，具有较大的新闻信息量，单位页面内信息承载量较高，而且具有较为醒目的形式，容易为观众所注意。

2、网络媒体具有极强的互动性

网络媒介增强了网络新闻的交互性。传统媒体和公众的沟通方式主要是问卷调查、电话和信件抒发观点，本质上新闻机构和公众不能互动传播。网络媒体设置了很多观众可评论专区，如电子论坛（BBS），还可以直接电邮给记者，方便了观众抒发对报道的意见和建议。这样，观众就可以直接参加到新闻报道中来，随时在网上与媒介人和媒介机构进行文字和声音和视频的互动交流，等同于面对面的互动传播。由于多媒体的优势，改变了公众以前只能被动接受新闻报道的现象。现在，公众可以自由发言和讨论，增强了交互性传播，使网络问题真正成为公众表达心声的媒体。

3、网络媒介使新闻易于检索

从技术上说，只要懂得网络媒体所使用的语言，就能成为信息传播的接受者。受众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标题查看链接上的内容详情，也可以查看相关题目的内容。新闻受众可以通过网络媒体的检索功能查看以前的新闻和资料，在传播时间上具有优于传统媒体的往复性优势。传统媒体如广播和电视，播放时间是固定的，很容易使受众错过。如果没有重播，受众就享受不到同一内容了。网络媒体没有播放时间的限制，受众可以随时在网上查看任何一家过时的新闻信息，他们通过关键词查找检索出所需内容。网络媒介更易于检索。

二、经典新闻传播在新媒体挑战下做出的变革

1、新闻借助网络媒介对新闻价值标准进行调整

在网络传媒时代，新闻价值的判定者是受众，受众对于传播的信息可以不喜欢、不接受。由于国家、地位、周边环境等外部因素以及性别、年龄、兴趣爱好等内部因素的不同影响，每个受众的兴趣点是不一样的，对新闻的判定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原来受到各种因素影响不能在传统媒体上及时发表的新闻事件，在网络媒体上就有可能得到及时有效地传播，從而实现新闻价值。网络时代的新闻价值标准千秋各异，不同的受众群体有着不同的评判标准。新闻工作者要根据受众的实际需求衡量新闻价值，适时更新符合实际需求的新闻报道，根据公众的新需求挖掘新闻热点拓宽公众视野。

2、传统媒介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结合网络媒体

要实现新闻价值，充分发挥网络传播途径的优势和特色，保证新闻事件的真实性，公众的信任是媒体的无形资产，信誉度的高低代表着一个媒体机构的质量和价值。传统媒体要充分利用经过长期努力建立起来的公众信誉度，并将其延伸到官网建设方面，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要大量输送新闻事件的实际情况到官网上面，使网络受众更清晰、更明了事件的来龙去脉。除此之外，除新闻的真实性之外，媒体工作者还要不断提高工作效率，保证新闻的时效性，定时更新新闻报道，从而赢取更多读者，实现新闻价值最大化。

3、传统新闻传播方式借助网络媒介形成反馈机制

新闻本身是一种舆论工具，这是由其特点决定的，既能够形成舆论，亦能引导舆论。伴随互联网的发展，群众的一些相对比较分散，且非公开的言论一旦通过网络媒介进行传播，便会在整个社会范围内造成一定的影响。互联网的发展促使新闻传播速度增快，网络信息量增加，新闻总数也随之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主流媒体的影响力。舆论是一把双刃剑，新闻舆论必须借助网络媒介形成良好的反馈机制。新闻工作者要根据受众的实际需求衡量新闻价值，适时更新符合实际需求的新闻报道，根据公众的新需求挖掘新闻热点，拓宽公众视野网络媒体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实现，借助网络媒介形成反馈机制。

三、结束语

媒介市场化环境下，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传播为了实现市场竞争的优势地位，在对各自的传播内容和形式上都进行了不同的探索。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在提升传播效果的过程中，依据自身存在的基本传播特性，对新闻传播进行探索。在形成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信息传播内容和形式上，双方存在的相同点来自双方在媒体传播探索中的共同传播原则，以及对媒介市场适应的新方式探索。而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在新闻传播方式上存在的不同点是媒体差异化发展现象的基础，给受众的信息接收方式带来更多选择，这在目前媒介发展形成了良好的媒体传播氛围，对提升媒体传播效果产生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 [美]休·休伊特. 杨竹山， 潘 浩， 译. 博客：信息革命最前沿的定位[M].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06（8），1.

[2] 张新宝. 互联网上的侵权问题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作者简介】

车颖（1982—），黑龙江工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新闻学、传播学。

作者：车颖

博客传播理论分析论文 篇3：

萨拉塞维奇情报社会传播理论观点归纳与评价

[摘要] 从情报研究对象、理论起点、理论主线与内容三个方面简单归纳和评价美国著名情报学家萨拉塞维奇的情报社会传播理论的观点，认为其社会传播理论是情报学界较为完整的，具有较高影响力的理论之一。

[关键词] 萨拉塞维奇 社会传播理论 相关性 情报系统

1 引言

如果从1945年布什发表的著名论文“诚如所思”（As we may thinks）算起，情报学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半个多世纪以来，情报理论研究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情报学家们各抒己见，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了情报科学理论百花争鸣的局面，在情报学理论体系构建过程中形成了各种流派。

美国著名情报学家萨拉塞维奇于1970年在其出版的论文集《情报科学引论》中认为情报学不同于文献学、图书馆学等学科，它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是专门研究人类通讯系统特性的科学。他把情报学分为两大分支——理论情报学和应用情报学。其理论情报学趋于社会传播科学；而应用情报学尽管趋于自然科学，但其理论体系大致包括交流问题、文献问题和情报系统问题三个方面的研究内容，也基本属传播学的研究内容[1]。尤其是当他借鉴哥夫曼的传染病传播理论来将他的概念、理论和观点统一起来后，就形成了较具影响力的社会传播理论。

2 情报研究对象——传播过程

萨拉塞维奇将情报的传播过程作为情报的研究对象，把传播过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重点探讨了社会背景中情报的宏观和微观传播规律；将情报过程看作是结果引起的从一个物（通常称为源）向另一个物的传递，称之为情报的一系列连续事件。情报科学的基本课题是从各个角度研究情报的行为、属性、效果以及影响人类和受到人类影响的各个传播过程[2]。

这个观点在研究基点方面和米哈依洛夫有相似之处，都是从动态的角度来考虑情报的传递活动。但随着与哥夫曼的传染传播理论、费桑的微观情报传播理论结合，他将情报交流从科技领域扩大到社会，并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坚实理论基础的传播理论及模型，走出了米哈依洛夫科学交流范围的局限，可以说是情报学理论体系研究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近些年来在情报界对情报研究对象的讨论一直很活跃，关于情报的研究对象莫衷一是。萨拉塞维奇认为情报的研究对象是其传播过程，但是纪宴平学者在其发表的《论情报定义》中明确说道“情报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人们为了利用情报，一是偶然碰到，二是自己去找，三是别人给送来，它自己是不会走的，所以情报本身无所谓‘传递’”[3]。其实我们仔细看，纪宴平学者的第三点“别人给送来”，这就是情报的“传递”，为什么给送来，就是萨拉塞维奇后面要说的“相关性”。纪宴平的说法正好从另一侧面佐证了萨拉塞维奇的观点。

人们对情报研究对象的分歧，反映了对情报本质认识的差异，由此产生不同的观点是正常的现象。正如英国哲学家休谟所说“假使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有一千种不同的意见，其中只有一种，也只能有一种是正确的、真实的，唯一的困难在于如何找出并认识这种正确的意见”。科学研究是无止境的，需要更多的学者参与到情报研究对象的争鸣与探索中来。

3 理论起点——知识传播

萨拉塞维奇认为，对情报科学来说，具有意义的传播研究是处理人类知识传播的研究，因为就人类活动而言，这种传播是最重要的传播。在情报科学领域内，关于知识的传播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入手进行：一是研究文献的行为，大多数应用统计方法和数学方法；另一个是研究用户的行为，大多数应用心理学方法[2]。

社会传播理论成型于20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人们都把眼光投放在数据和信息的传递上，萨拉塞维奇的“知识传播”无疑刮起了情报理论研究的一股新风，后来“知识”风波的涌起就是最好的见证。另外，他创造性地提出从文献行为和用户行为两个方向入手研究知识的传播。前一方向是从定量的角度度量知识传播的效果，后一方向则是从定性的角度考察知识传播的深度。

“知识经济”的到来使得人类经济的发展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依赖知识的产生、传播和应用。知识无时无刻不在产生，那么知识能否得到迅速传播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了。我们平日生活里的所见所闻，如学校教师所从事的教学活动；出版发行单位所从事的以知识信息的选择和组织，知识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和推广为主要目的的文献出版发行活动；各社会性文献收藏流通单位(如图书馆、信息研究所、群众文化馆或文化站)所从事的文献收集、管理及服务活动；社会成员之间所进行的有关知识或特定技能的交流活动；新闻传播活动以及网络环境中的信息交流活动等都是知识传播的范畴[4]。由此可见，萨拉塞维奇社会传播理论的起点——知识传播是有前瞻性的，在知识越来越成为社会行为主导的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 理论主线与内容

4.1 传播内容——知识与文献

在Information science一文中，萨拉塞维奇说到情报科学传播的内容从总的方面来说是知识，从具体方面来说是文献[5]。

早在16世纪，培根就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把知识作为传播内容在理念上提升和拓展了情报学研究的对象和概念体系。社会传播理论把知识作为动态传播内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尤其是在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原材料和能源日益呈现稀缺或不可再生的情况下，无形的知识资源因能够积累、增值和共享，而成为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科技、知识、信息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的今天，知识是真正的资本和首要财富[6]。

文献作为传播的静态内容能够消除传播过程中的空间和时间障碍。从美国著名学者加菲尔德1957年发表《科学引文索引》开始，文献就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来源，文献的传播还衍生出“引文分析学”，我们可以统计文献被引次数来评价一篇文献的学术价值，也可以统计学者的论文被引情况评价学者的影响力和学术贡献。学术交流是没有界限的，引文网络错综复杂，有跨学科的引用借鉴，也有相同学科的传承与创新，更有跨时空的研究探索。文献的传播从定量的角度支撑了社会传播理论。

4.2 传播者——情报创造者与用户

萨拉塞维奇认为情报的行为属性是指情报的传播特性以及与传播相关联的过程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研究传播模式。对情报学来说，有意义的传播模式是人类处理知识传播的过程，因为就人类活动而言，这种传播是最重要的传播。他还认为，情报传播活动的主体是情报创造者和使用者[8]。

情报创造者作为传播的源头毫无疑问也是情报的传播者，但这只是狭义的理解。从广义上来说，情报传播者是情报传播行为发生的主体。它包括其传播的组织机构、群体和个人。具体来说指图书馆、档案馆、情报中心、出版发行部门以及在这些机构中从事文献信息资源相关工作并使之有序化的人们，他们都是情报的创造者、发送者、传递者，是情报传播的首端[7]。

人们通常把情报使用者即用户当作信息栈的信宿，但是萨拉塞维奇把用户当作情报的传播者，这是其理论突破的一个方面。研究表明,虽然学术界对情报用户的研究开始得不算晚，但总体来说还是不太成熟。很多情报学理论体系结构都没有把其作为基础理论的一部分单独列出来加以研究，甚至有些直接忽视了用户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在国内。

把用户当作信息传播者在Web2.0时代有了更新的意义。Web2.0更注重用户的交互作用，用户既是网站内容的浏览者，也是网站内容的制造者。所谓网站内容的制造者，是说互联网上的每一个用户不再仅仅是互联网的读者，同时也成为互联网的作者；不再仅仅是在互联网上冲浪，同时也成为波浪制造者。比如在维基、博客中，人们可以自由地浏览信息，还可以任意地转载、发表评论、写博客、分享自己的想法。

把用户作为传播者同时也扩展了传播的内容。波拉尼(Michael Polanyi)曾把知识分为可表达的知识和不可表达的知识[8],也即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事实上,根据专家的估计,人类的知识大部分是这种“隐性知识”,而表现为文本、报告等外显形式的“显性知识”只占小部分,只是知识宝藏的冰山一角,也即“我们所知道的远远多于我们能够说出来的”[9]。而用户，则是这些隐性知识的主要载体。目前，随着知识管理理念的深入人心，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隐性知识管理的重要性，开始了对隐性知识传播的探索。由此看来，萨拉塞维奇的社会传播理论还是知识管理的先河之作。

4.3 传播量度——相关性

萨拉塞维奇认为相关性是情报传播过程中的一个最关键、最基本的概念和问题，是所有情报传播过程的效能的量度，情报系统要传播相关的情报，研究相关性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非相关性，提高情报的效用。他以最概括的语言对相关性做出了如下定义：“相关性是交流过程中来源与终点（接受者）之间接触效率的量度”[10]。

对相关性的研究，大约可追溯到1960年，当时，马罗(Maron)和库恩斯(Kuhns)将概率运算应用于计算机标引，以期建立一个相关性理论。萨拉塞维奇对相关性倾注了极大精力，终于使自己成为了一位相关性领域的专家。1969年，他完成了对相关性研究的基本工作。1970年，他应用布拉德福离散律进行相关性研究。1976年，他发表了Relevance: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a framework for thinking on the notion in information science，对早期相关性研究情况进行了评论，此文相当于相关性的一个原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1]。2006-2007年他又发表了3篇文章对相关性进行进一步完善。兰卡斯特对萨拉塞维奇所进行的相关性研究工作非常敬佩。马费成先生也曾著文论述过情报学的基本原理和理论体系，其中将相关性作为情报学的基本原理之一。但他只论述了情报检索中的相关性和知识系统中的情报相关性，对相关性本质的阐释和论述还不够深入全面[12]。

可以这么说，相关性是社会传播理论的亮点，是萨拉塞维奇情报理论不同凡响的地方。相关性可以度量信息的传播过程，信息因为与我们要解决的问题相关才得以传播利用，这种相关可以是算法相关、主题相关、需求相关、情景相关，也可以是社会认知相关[13]。从信息检索的角度看，相关性可以评价人类信息的需求，我们总是力图检索与需求相关的信息。但是，情报科学中的相关性实际上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用户的情报检索，另一则是客观知识体系的自组织建立起来的相关性。迄今为止，相关性研究仅仅注意到了前者却忽视了后者。

情报的相关性还可实现更深层次的知识组织，比如：①知识地图，通过揭示知识存储地和知识之间的关系，帮助人们快速准确地找到所需的知识。②知识表示，即对知识的一种描述，或者说是对知识的一组约定。它是把知识客体中的知识因子与知识关联起来，便于人们识别和理解知识。知识表示是知识组织的前提和基础，任何知识组织方法都是要建立在知识表示的基础上。③知识挖掘，即从数据集中识别出有效的、新颖的、潜在有用的以及最终可理解的知识。现在全球范围内数据库中存储的数据量急剧增加，人们的需求已经不只是简单的查询和维护，而是希望能够对这些数据进行较高层次的处理和分析，以得到关于数据总体特征和对发展趋势的预测，知识挖掘显得尤为重要。④专家系统，它是根据人们在某一领域内的知识、经验和技术来建立的解决问题和做决策的计算机软件系统，以对复杂问题给出专家水平的结果。这些都可以是相关性研究的重点。

4.4 传播控制——情报系统

萨拉塞维奇是将过程和系统放在一起研究的，他认为情报传播过程的实现必须依赖于情报系统，情报科学就是要研究情报系统的结构、目的、功能、属性、行为和性能。为此，他对情报系统进行了深入讨论，认为任何情报系统都具有5个基本功能：①存取功能，即存取信息、知识、数据、文献等；②情报描述功能，即以某种描述形式和结构对获得的情报进行概念描述，如用自然语言、索引语言、分类方法等；③文档组织功能，即储存材料和/或储存它们的表述；④查询和检索功能，即以组织的方式和约定的描述方式从系统中将所储存的东西取出来；⑤传播功能，即系统以某种有组织的方式按用户要求输出[2]。

情报系统，即情报传递交流系统，是将情报从情报源传递给有关用户的职能系统。情报系统是由包括人、设备、情报传递交流过程及目的等系统对象所组成的综合体，是人们为了搜集、处理、贮存、传递交流情报而建立的一种人工系统。萨拉塞维奇把情报系统放在“大情报”环境下，是大情报实践观的体现。他的情报系统从科技情报延拓到各类社会需求的情报，从单一领域的情报系统演变为综合的社会情报系统。它可以指导情报服务机构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突破早期科技情报的局限，拓宽情报领域，涉足社会、经济、文化、休闲等信息，改善服务方式，增强服务功能，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情报需求。“大情报”突破了米哈依洛夫情报学理论体系，推动了情报学科的理论建设[14]。

“情报”不应局限于某一具体的工作领域，“情报”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应建立综合的社会情报系统，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方面的社会情报需求。因此，笔者认为，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舆论在实践中的影响力日益突出，情报系统应该拥有网络舆情预警和监测的功能，及时监测网络舆论，为决策提供依据。这样的情报系统才能适应时代特征，推动情报工作实践的发展和情报学理论建设。

5 总结与评价

萨拉塞维奇把情报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目标看作是情报的传播过程，把人类的情报传播过程看作是与能量交换、物质交流具有同等地位的普遍性活动。并且把情报传播过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即将传播放在社会背景上来分析，着眼探讨在社会的不同平面上情报的宏观和微观传播规律[15]。这也是我们视其为社会传播派的原因之一。从社会角度研究情报传播的同时，萨拉塞维奇把研究的着眼点放在控制情报传播过程以及与过程有关的情报系统的原理上。社会传播理论概括全面，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尤其是其理论亮点情报传播量度——相关性，对后来的情报学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社会传播理论是情报学基本理论研究中较为完整和具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对情报学理论的建设做出了不菲的贡献。

6 结束语

萨拉塞维奇在其40余年的情报学研究生涯中发表了大量论著，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70年出版的《情报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Information Science）一书。该书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萨拉塞维奇对情报学理论体系的认识和观点，社会传播理论的基本观点也都囊括在内，当然，萨拉塞维奇之后又写了不少著作继续完善他的理论。作为情报界的泰斗，目前萨拉塞维奇仍然活跃于情报研究的各个领域。

参考文献：

[1] 张敏勤.情报学研究流派综述.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2(6):141-142,149.

[2] 靖继鹏,马费成,张向先.情报科学理论.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3] 纪宴平.论情报的定义.情报学刊,1984,5(2):17-20.

[4] 倪延年.知识传播功能论.中国图书馆学报,2002(5):13-16.

[5] Saracevic T. Information scienc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1999,50(12):1051-1063.

[6] 刘珺.知识传播与信息生产力.情报探索,2007(5):38-40.

[7] 陈寿祺.论文献信息传播理论的几个问题.图书与情报,1998(1):56-59.

[8] Argote L ,Ingram P .Knowledge Transfer :A basis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firm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2000(5): 150-169.

[9] 曹建东,潘杰义,司公奇.组织内隐性知识传播的影响因素及其量化研究.情报杂志,2007(8):69-72.

[10] Saracevic T. Relevance: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a framework for thinking on the notion in information scienc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1975,26(6):321-343.

[11] 谢新洲,王益明.美国著名情报学家——萨拉塞维奇.情报理论与实践,1994(3):43,55.

[12] 马费成.论情报学的基本原理及理论体系构建.情报学报,2007(1):3-13.

[13] 张新民,罗卫东.相关性与情报学.理论与探索，2008,31(1):12-14,64.

[14] 邹志仁.“大情报”观之我见.情报理论与实践，1999,22(4):228-229.

[15] 丁久辉,蔡景平.情报学理论学派与情报学研究热点分析.情报探索,2010(1):17-19.

[作者简介] 陈珏静，女，1987年生，硕士研究生，发表论文1篇。

作者：陈珏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