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文化断裂现象研究论文

【摘要】河南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厚重，资源丰富。大众媒介是文化符号宣传和建构的重要渠道，河南卫视《梨园春》贴近乡土、荟萃精华，将豫剧这一典型河南文化符号传向世界，为提升河南形象立下了汗马功劳。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书法文化断裂现象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书法文化断裂现象研究论文 篇1：

城市文化基因分子的提取与传承

摘  要：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催生出一些因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重大的历史变迁而名垂青史的城市，这些城市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然而，在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下，文化之间不可避免地频繁渗透、交融，中国丰富的地域文化也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因缺乏清醒的自我认知而深陷同质化的困境。各区域不同的文化决定了地域人之间思维、行为及地域发展的差异，文化基因作为文化系统的遗传因子，对其深入研究将大有裨益于当前的城市文化传承。城市规划领域内，依据文化基因的功能、属性将其分类为主体基因、附着基因、混合基因，立足各类文化基因的特性选择相应的传承路径，通过文化生态保育、文化战略嫁接、文化基因植入等手段保护文化资源并使其转化为文化资本，引领城市文化的良性继承和发展。开封作为著名的“五大古都”之一，“八朝建都”之地，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和个性鲜明的城市特色。以开封为例进行研究，对其城市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出谋划策，也对其他历史名城的文化传承提供借鉴。

关键词：文化基因;地域文化;传承路径;开封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文化是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软实力。然而在“西风东渐”的语境下，多元的文化世界正被“推土机”般的西方文化强势摧毁[1]。进入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浪潮的出现，“千城一面”“空心城市”“文化与活力双重缺失”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人们往往容易将某类文化现象视为地域文化的精髓，甚至不假思索地“拿来主义”，盲目套用国内外城市的一些实践经验和艺术样式，为城市文化建设带来一些不良后果。本文试图以开封为例，在城市规划的背景下，将“文化基因”作为切入点，挖掘和梳理城市文化基因探索适合中国土壤的文化传承路径，希望以一种全新的生物遗传学视角对地域文化的保护、发展与传承提供借鉴指导[2]91。

一、文化基因的相关研究

（一）文化基因的内涵

文化基因是与基因类比而产生的一个概念。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生物遗传学的迅猛发展，一些文化学者亦开始尝试以“基因”的视角来研究人类文化进化规律，探索文化中是否存在类似生物基因那样能够遗传、控制性状的“文化基因”。1976年，英国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中创造了Meme一词，指代“文化传递的基本单位”。他认为，文化可以像生物基因那样复制、变异、选择。自此，西方很多学者掀起了对Meme的研究热潮。1988年牛津词典将“谜米”定义为一种文化要素并录入其中，可视为一种非基因手段的复制[3]。1999年，苏珊·布莱克摩尔（Susan Blackmore）出版了《谜米机器——文化社会传递过程中的基因学》一书，类比生物学基因的功能和作用将模因的理念应用于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中，掀起了模因领域的新高潮。之后，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纷纷展开对模因的研究，涉及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语言学等多个领域。文化基因是隐性的，却可以物化地表现于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展示于城市文化的各种要素之中。正如Daniel Dennet在2008年3月8日TED Confrrence 2会议上所指，文化基因具有竞争、并存、复制、繁殖的功能，比如语言就是一种有声的文化基因[4]。

国内的文化基因理论发展相对滞后，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陆续展开了对“文化基因”的研究。1990年刘长林在《中国系统思维：文化基因透视》中提出文化基因是一种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和心理底层结构[5]。毕文波认为文化基因是一种隐身于各种文化现象中，能在时间和空间上传承和作用的基本理念或基本精神，包括具有這种能力的文化表达或表现形式的基本风格[6]。虽然赵传海对前者的观点高度评价，但他指出这个定义没有看到有些传统文化可能被激活而成为文化基因的一部分，文化基因是那些具有复制性和复活性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要素[7]。王东认为文化基因是决定文化系统传承与变化的基本因子和基本要素[8]。乌再荣认为，文化基因和生物基因相似，都是可进行传播与遗传的复制因子[9]。

综上所述，作者认为文化基因是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类似于生物基因遗传、变异和选择功能的信息传递单元，用以指导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相互关系。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不同地域和不同时期均有不同的文化基因，形成了文化的多样性，文化之间的交融也导致了文化基因的良性和恶性变异，促使了文明的前进或倒退。

（二）文化基因的类型划分

解析文化基因首先要对文化基因进行分类，不同的划分原则下种类亦不相同，较为普遍的是物质文化基因和非物质文化基因的分类方法。物质文化基因以实物为载体，通过物质材料、结构、色彩、样式等呈现、传播与传承，如建筑文化、饮食文化、生产文化等，而非物质文化基因则以意识形态方式存在，通过思维模式、艺术审美、行为方式等来表达和传递，如信仰文化、语言文化、制度文化等[10]。

需要说明的是，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并非必然对立，有些文化基因兼具物质与非物质属性，如河南林州的红旗渠号称“人工天河”，供人欣赏的同时又兼具非物质文化的特质——“红旗渠精神”。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类别下的亚类文化基因又可再分，如居住文化可分为建筑文化、街巷空间、聚落形态等，信仰文化又可分为宗教信仰、民俗文化等，各种文化基因相互影响制约形成地域特有的文化[2]91-92。

此外，文化基因也可按照功能特性进行类型划分，参照刘沛林教授对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分类，本文遵循以下原则：1.是否占据主导地位;2.对文化有无辨识功能;3.是否具有良性变异价值，将文化基因分为主体基因、附着基因、混合基因[11]（如图1）。其中主体文化基因占据主导地位，它记录着核心信息，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地域文化的发展趋势，是其他文化衍生母体，如周庄，纵横交错的河网孕育了临河而居、粉砖黛瓦的江南风采，水文化成为周庄的主题基因。附着基因是存在于某个载体上的遗传符号，能够高度反映历史文化片区的文化特征，且有利于加强对主要基因的认知，如物质文化基因中具有高辨识度的建筑构造、装饰纹样（徽派文化的马头墙、天井），非物质文化基因中的地方方言、戏剧技艺等（如东北地区的二人转）。混合基因不是某个地域所特有的，但却记录了该区域某一时段重要的历史信息，是地方文化基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2]。

（三）文化基因的要素

生物界的基因通过碱基配对来完成物种繁衍。而探索人类文化系统遗传密码的文化基因是如何实现“碱基配对”，便需要首先搞清楚这类遗传密码中包含哪些文化要素，各要素间如何识别、配对和转录等。传统的历史文化、民俗艺术、宗教信仰、聚居形态等各种文化元素依据自身属性和内在的逻辑关系有序的排列组合，最终形成全面性记录地域文化的特定基因结构[13]。构建地域文化的结构模式图就是我们层层解答上述问题的过程，该图能够清晰展示文化基因的内容、特性及相互关系[2]91。

（四）城市文化基因对地域文化传承的意义

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遗留下各种各样的历史文化信息，而这些信息蕴含着地域重要的文化基因，地域文化的传承就是文化基因延续的过程[14]。然而，在当下的中国城市发展中，地域文化基因的深层次特征并没有很好地被挖掘和运用，导致了千城一面和文化断裂问题频出。同时，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差距和人们主观重视程度不够等方面的原因，不同城市的文化传承状态不尽相同，尤其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保留民族文化的灵魂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提炼、挖掘城市文化基因，探索地域文化传承的优化路径，对于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历史文化名城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文化基因最为集聚的区域，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借此，文章选取中原城市开封为例以文化基因的视角探讨地域文化的传承路径。

二、开封城市文化基因的要素解析

（一）开封概述

开封地处河南省东部、中原腹地和黄河之滨，是全国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优秀旅游城市。便利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水系使这座至今4100余年建城史和建都史的城市，孕育出汉唐以后、明清之前、影响深远的“宋文化”。北宋时期的东京是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更是世界性的国际大都市，经济、文化、科技发达。从某种意义上讲，开封的城市文化是以“运河和宋都文化”为主体的历史文化演绎发展而来的文化体系。因运河而造就了璀璨一时的宋文化，并通过现存建筑遗址、生产生活方式、民俗技艺等得以呈现及延续;在后续的历史潮河中，连同衍生或者汲取而来的文化基因，连同前者共同交融形成了如今独特的开封文化[15]。

（二）开封城市文化基因的要素解析

基于上文中文化基因的划分标准，在借鉴参考大量的开封市历史文献、名人拜访、居民口述，以及实地调研等基础上，对开封的历史、人文、地理等深入研究，文章试图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层面构建开封的城市文化基因结构，并从中提取出具有深层次、高影响性、强生命力的文化基因要素，对其进一步解析，借此期望探索开封地域文化的内核，并为后续文化基因传承路径的研究，创造良好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如图2）。

1.运河文化基因

开封是大运河沿线的重要节点，拥有丰富的运河文化遗产，包括汴河故道开封段、州桥遗址和开封古城等[16]。运河沟通、交流、包容兼并的特征使得开封在历史上，尤其宋时期，人员流动和物资信息交换频繁，经济、文化、商业、科技达到巅峰。这座因运河而在世界荣极一时的城市，繁华的都市景象都被张择端清晰地描绘在《清明上河图》中，包括商业生产、文学艺术、建筑园林、民俗文化等。尽管现今虹桥、州桥、汴河遗址等多因地质、河流冲刷等原因深埋地底，但以汴河段為代表的大运河所产生的灿烂文化，却为这座城市积淀下深厚底蕴，是开封不断前进的文化之基，没有汴河就没有宋东京城的繁荣，没有东京城就没有历史文化名城开封。运河文化无疑是开封的主题文化基因。

2.聚落文化基因

聚落文化主要从街巷文化、院落文化、建筑文化方面进行分析。开封现存的历史建筑类型多样，包括居住建筑、宗教建筑、商业建筑、公共建筑等，建筑形制、空间、色彩及装饰比较丰富，如大相国寺、开封府、包公祠、铁塔、繁塔、延庆观、刘青霞故居、山陕甘会馆等。

开封街道众多，历史悠久特色鲜明的有书店街、马店街等商业性街道。星罗棋布的胡同纵横交织，其中大部分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有着较为深远的历史渊源，素有“七角八巷”之称。其中七角：县角、行宫角、崔角、丁角、吴胜角、都宅角、府角，演变成大街的有丁角街、吴胜角街。八巷：双龙巷、贤人巷、聚奎巷、保定巷、金奎巷、南京巷、慈悲巷、第四巷，第四巷今改名为生产中街。因曾居住过两位皇帝而负有盛名的双龙巷现存12处名人故居，是国家历史文化街区。

遗落在胡同中的院落多数形成独具特色的窄院模式，即由传统的北方四合院历经演变而成的院落，前面的宽场主要用来从事农业劳作，多用来打谷、脱粒;近代以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农业活动逐渐退出居民生活，前场淘汰，仅保留后面院落[17]。这些院落面宽较窄，最窄的只有0.9米，进深较长，因此称其为窄院，以徐府街中的窄院住宅较为典型。居住建筑一般沿袭清末明初的建筑风格，则有典型的豫东特色，多以青瓦、砖石、木材等为原材料，采用“一明两暗”或“明三暗五”的单体形制，砖木混合承重的抬梁式结构，建筑立面常采用青砖铺砌，装饰手法一般为石雕、砖雕、木雕或辅以彩绘，装饰题材以崇德思贤、君子之道、福禄长寿等为主[18]。

诸如上述这些依附于物质载体的街巷布局、院落形制、装饰纹样、建筑色彩等具有高辨识度和符号意义，是开封的附着文化基因。

3.生产文化基因

生产文化主要从汴绣、朱仙镇的木版年画、宋朝官瓷说起。汴绣素有“国宝”之称，因其工法精致、针脚细密、图案严谨、取材高雅、色泽秀丽而著名，宋时便已驰名全国。2006年汴绣被确定为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朱仙镇的木版年画为开封另一特色传统技艺，可分为门码、神码、年画三大类，内容多源于神怪传说、民间故事、戏曲等，画作古朴夸张、线条简洁粗狂、色彩丰富，充分体现了中原劳动人民的质朴豪爽[19]。而北宋官瓷，存世较短，仅有文献和文物可考，制法工艺尚在研究中。三者高度反映开封文化特征，属于附着文化基因。

4.饮食文化基因

开封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早在魏、后梁、后晋、后汉、后周时便已作为饮食文化中心，在北宋时期更是达到顶峰，并将中原饮食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了280余种豫菜，均有千年历史。深厚的传统食文化底蕴使开封饮食业具有“名吃、名店、名产”的特色[20]。除此之外，灯火辉煌的夜市中独具特色的小推车、琳琅满目的特色小吃、含有浓厚腔调的叫卖声带着开封传统文化的痕迹，“吃小吃，去夜市”已成开封独特的饮食文化。开封饮食文化是以主体文化为母体衍生而来，融合了南北特色，归属于混合文化基因。

5.信仰文化基因

民俗文化方面，这里是中国菊花名城、书法名城、“戏曲之乡”和“盘鼓艺术之乡”，民间技艺繁多，既有传承的艺术脉络，又有后人开拓的新品[21]。随着深厚文化资源的积淀，打马球、 蹴鞠、斗鸡、斗狗、秋千、抖空竹、高跷、旱船、秧歌、空竹、盘鼓、摞石锁、麒麟舞、唢呐、蹦杆轿、二鬼摔等民俗活动代代传承，生生不息。每度菊花节时，赏菊花灯、开菊花会和品菊花酒更成为开封独特的节庆活动。这些一般性的民俗活动和普通化的宗教信仰亦属于混合文化基因的范畴。

6.城市建设文化基因

以“八朝古都”著世的开封，前后相继有夏朝、魏国、后梁、后晋、辽朝、后汉、后周、宋朝、金朝等朝代在此定都，城市建设几经更新，文化底蕴深厚。尤以宋时开封城市建设、风景园林、生产生活、艺术审美等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通过现存的城市遗址和历史文献画作不难发现，“大宋东京”显然成为开封走向国际化舞台的名片，宋文化亦属于开封的主题文化。此外历史中屡因黄河泛滥等自然环境和人为因素，不同朝代的古都古城相互叠加深埋于黄土之下，构成了今日的“城摞城”奇观，是开封独有的城市建设文化特色。

三、城市文化基因视角

下开封城市文化传承路径研究

（一）城市文化基因的传承路径

文化基因类似于生物基因，同样面临适者生存的淘汰机制，其传承的路径涵盖：异质文化入侵、文化物种竞争、文化因素演替和文化基因突变等，而基因突变是文化继承和进化的基本力量。良性的变异，即在不破坏原有文化基因的基础上，移植文化基因于生产、生活、娱乐休闲中，将地域的文化资源变为文化的发展资本[22]，此外通过转换初始功能和植入符号元素等途径实现城市文化的复兴，创造一个富有特色、生机勃勃的历史文化名城[23]。而恶性突变，例如以开发文化项目的旗号谋取商业利益，大拆大建或盲目地将外来元素强加于传统的建筑或文化中，最终将导致地域文化的变异和城市传统风貌的破坏。因此，在传承文化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保证的是不破坏其原真性和地域性，将所有能够记录历史信息的原始文化基因进行原样保护和保存[24]。同时，采取合理的途径利用基因的变异促进文化的优化和传承（如表1）。

文化生态保育 侧重文化资源的保护，将所有能够记录历史信息的原始文化基因进行原型遗传和协同保护;如博物馆对文物的收集保护，文化遗产单位的确定，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立。

文化战略嫁接 提取优秀的文化基因，移植到文化衍生品、公共实施、节庆活动、艺术产业等领域，使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本，实现城市文化复兴的战略部署。

文化符号植入 将原文化基因移植到其他具有发展潜力的基因或物质载体中，演变出能体现原文化基因特性和内涵的衍生品。

（二）文化基因与传承路径关系梳理

地域文化像是一条载有文化遗传信息的DNA 链，不同类型文化基因的特性和承担的功能不尽相同，所适宜的传承路径亦各有差别。

首先，主体基因占据主导地位，是其他地域文化基因衍生变异的母体，必须采用生态保育的方式使其得以原型遗传。然而，文化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文化资源的转换和运作实现文化价值的积累。把文化产业作为纽带，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联姻”，将分散的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本成为城市发展的永续动力才是传承主体文化的关键路径，即文化战略嫁接模式。此外，主体文化基因通常具有高辨识度，文化符号提取便利，亦可采用文化符号植入的模式。

其次，附着基因同主题基因一样具有识别地域文化的功能，并且有加强主体基因的作用。现今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在取得物品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外， 高度关注产品的符号价值。传承地域文化时采用文化符号植入的模式，从附着基因中提取文化符号植入文化衍生品、公共设施、城市空间、新兴产业、节庆活动等，不仅可以增加文化的符号价值，还使文化更具地域性与归属感。

最后，混合基因不为该地域特有，不具备识别功能，属于一般基因类型，但对于维持地域文化的生态平衡和多样性意义重大，适宜采用文化生态保育的传承方式（如图3）。

（三）开封文化基因传承路径研究

开封文化隶属于中原文化圈，其丰厚的历史底蕴与耀眼的运河文明、宋文化是中华大地上的沧海遗珠，地域文化的传承路径选择如下：

1.文化战略嫁接模式

运河文化是记录开封历史变革的主体文化基因，大宋文化亦是其他文化的衍生母体。首先，将运河文化、宋文化作为开封文化的核心，通过宋文化主题公园——清明上河园、大型情景剧《东京梦华》及一年一度的中国菊花旅游节等节庆活动，塑造城市形象，打响开封“运河明珠”“大宋京都”的文化战略。其次，开封地处平原，交通便捷、气候温和，“一城宋韵半城水”，文化遗址琳琅满目，适宜挖掘城市传统文化资源，聯合西区的一些新建项目如城摞城主题博物馆、开封博物馆、城市规划展示馆等，建立“开封文化生态核心区”。最后，开封文化战略还应围绕汴绣、木版年画、宋瓷、历史典故、国学等附着文化基因，搭乘郑汴一体化的快车，利用开封西湖的地理优势使该片区成为集休闲宜居、商贸交流、国学培训、影视基地、动漫开发为一体的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联合发展传统文化产业和现代文化产业，展示开封文化风貌，成为著名文创基地[25]。

2.文化符号植入模式

对主题文化基因、附着文化基因中极具辨识意义的文化元素进行抽取，提炼为文化符号，通过设计手段应用于城市建设的方方方面，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居住、休闲、生态和文化空间，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同时根除同质化的城市弊病。

首先，由于旧城改造和现代化建设等原因，如今开封老城区日益破败，风华残褪，街巷空间遭到严重破坏，但所幸整体格局仍保存较为完整。因此，我们在疏通堵塞巷道，保证街巷空间体系完整的基础上应对传统空间进行提炼分析，抽取院落单元转化为设计符号，进行演变组合，修复城市肌理。

其次，传统建筑作为城市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的风貌特色。开封现存的传统建筑多为楼院式民居，抬梁式坡屋顶、青砖墙、石雕、砖雕、木雕等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依据建筑自身及城市建设需要，我们可以将传统民居中具有标识意义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饰纹样、色彩等元素提炼为文化符号植入建筑、景观、雕塑、小品中，塑造开封特色。修缮、整治与周边环境不协调的建筑，营造城市空间历史氛围，延续古城特色风貌。

此外，汴绣、木版年画和宋瓷等非物质文化元素同样可以采用文化符号植入模式应用于民俗节庆活动或者公共空间建设中，延续地域文化。

3.文化生态保育模式

对开封进行整体性保护，包括古遗址群、古建筑群、城墙、街巷空间和工艺技巧等主体文化和附着文化要素（如繁塔、双龙巷、汴河遗址、城摞城遗址、汴绣和木版年画等），以及民俗节庆、传统饮食等混合文化要素。协调各部门联合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严守城市规划紫线，管制历史风貌区周围的城市视线廊道、景观风貌以及建筑体量、高度、色彩等;修整相应的历史遗迹、文物进行静态展示，并辅以多媒体技术对文物内涵及价值演绎解说达到活态传承的目的，保护文化基因系统的多样性。此外，随着大运河申遗的成功，可借助当前旅游热潮，围绕特色饮食，如八大碗、灌汤包等，打造美食文化节，辅以配套作坊，让游客参与制作，提升游客的体验度;利用杂技、高跷、舞龙等民俗表演传承混合文化基因，再现市井开封。

如何使文化基因发生良性变异，将文化资源转换为文化资本并有效运作是促使地域文化保持旺盛生命力、实现代际繁殖的关键所在。至于具体传承路径的选择，需要综合权衡对地域文化的传承作用、经济效益与实施的难易程度。总之，进行城市总体规划与产业规划时，应优先构建运河宋都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促进运河文化和宋都文化的战略嫁接形成自主品牌并实现经济价值最大化;与此同时，在制定城市详细规划时，明确开封特有的生产生活文化、手工技艺及建筑与空间特色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保护对象，提炼符号融入生态景观、城市中心区与社区建设形成开封生态文化核心区。

四、结语

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地区的文化剧烈碰撞，地方优秀的特色文化正悄然发展、演变甚至流亡，千城一面、文脉断裂的问题频出。传承城市文化决不能止步于文物保存等单一的静态途径，本文试图在城乡规划视域下，以一种全新的生物学视角，将文化基因作为研究对象，解析地域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基因、非物质文化基因;并把文化基因梳理归类为主体基因、附着基因、混合基因三种基因类型，依据各类型的功能属性相应的选择文化战略嫁接、文化符号植入或文化生态保育等模式的传承路径，保护地方文化、促使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并引导文化基因的良性变异，最终实现优秀地域文化的传承延续。与此同时，希望借助本研究对地域文化的保护、发展与传承提供借鉴指导。

参考文献：

[1]仇保兴.城市文化复兴与规划变革[J] .城市规划，2007（8）：9-13.

[2]赵鹤龄，王军，袁中金，马涛.文化基因的谱系图构建与传承路径研究——以古滇国文化基因为例[J].现代城市研究，2014（5）：90-97.

[3]赵静.中华文化基因的特点探析[J].文化软实力，2017（4）：77-82.

[4]钟伶俐.国内外模因研究综述[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5）：107-111.

[5]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文化基因透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6]毕文波.当代中国新文化基因若干问题思考提纲[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1（2）：27-31.

[7]赵传海.论文化基因及其社会功能[J].河南社会科学，2008（2）：50-52.

[8]王东.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与现代传承（专题讨论）中华文明的五次辉煌与文化基因中的五大核心理念[J].河北学刊，2003（5）：130-134+147.

[9]乌再荣.基于“文化基因”视角的苏州古代城市空间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3.

[10]程翠英.武汉文化定位及推广策略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6.

[11]刘沛林.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构建与应用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2011.

[12]谢芳，谭程.文化基因视角下民俗文化旅游衍生品的演化路径——以广西“渡河公”节庆民俗为例[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86-91+123.

[13]波拉克.解读基因：来自DNA 的信息[M].杨玉玲，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14]陈虓.文化基因视角下的小雁塔历史文化片区保护与利用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8.

[15]汪平西.基于基因植入理念的传统古镇的保护与开发——以淮南上窑古镇保护规划为例[J].城市问题，2017（3）：43-48.

[16]高婉斐.隋唐大运河开封段遗产保护与展示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0.

[17]刘晓东.开封徐府街窄院型住宅保护式更新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12.

[18]黄盼盼.豫东地区传统民居的类型与特征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14.

[19]陈倩雯，郝昕奕.文化基因视角下古镇地域文化的传承路径研究——以开封朱仙镇为例[J].城市建筑，2019（1）：155-158.

[20]路明霞，李陇堂.河南省开封市“宋都”特色饮食文化旅游开发研究[J].宁夏工程技术，2007（4）：406-410.

[21]左倩，汤琳.城市文化资本与城市软实力提升研究——以开封城市文化为例[J].今日南国（中旬刊），2010（4）：82-83.

[22]张敏，刘学，等. 南京城市文化战略及其空间效应[J].城市发展研究，2007（5）：13-18.

[23]王璠.历史文化名城开封特色保护与开发策略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5.

[24]张松.文化生态的区域性保护策略探讨：以徽州文化生態保护实验区为例[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8-35.

[24]刘涛，甘桂芬，钱钰.论古都文化形象的内涵、特征与塑造[J].中国名城，2015（10）：11-29.

[25]柏强.基于文化生态学的开封古城保护与更新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13.

作者简介：刘晓娜，河南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建筑学院）建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规划。

段汉明，河南工业大学城市科学与区域发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刘晓娜 段汉明

书法文化断裂现象研究论文 篇2：

《梨园春》对河南文化符号传播的影响和启示

【摘要】河南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厚重，资源丰富。大众媒介是文化符号宣传和建构的重要渠道，河南卫视《梨园春》贴近乡土、荟萃精华，将豫剧这一典型河南文化符号传向世界，为提升河南形象立下了汗马功劳。“梨园春现象”启示我们，立足本土，大胆创新，敢于担当，利用传统媒体，重视新媒体，充分借助大众媒介这一宽阔平台，提炼和宣传河南典型文化符号，完全可以提高河南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使其真正成为中部崛起、中原经济区建设的主力军。

【关键词】《梨园春》；文化符号；河南形象；传播效果

传播学理论把“符号”定义为用来指代或代表其他事物的象征物。符号可以表示某物、某事等具体存在，也可以表示精神抽象的概念。文化符号，是指具有某种特殊内涵或者特殊意义的标识。文化符号具有很强的抽象性，内涵丰富。“文化符号通过其自身的天然性、独特性、创造性和不可复制性成为国家、地域形象的最好代名词和关键词。文化符号是地域文化精神的象征，是一国、一地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形成的具有代表性的符号，是构成地域形象的重要因素和表现形式。”[1]比如，作为美国文化符号的华尔街、百老汇、好莱坞、麦当劳、NBA……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汉语、书法、北京故宫、长城、孔子、道教、唐帝国、丝绸、瓷器……

国家、区域形象，在各国、各地区发展进程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良好、稳定的形象是扩大其影响力、提升其软实力、增强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筹码。河南省，地处中原大地，底蕴丰实，文化厚重，拥有许多能够代表河南形象的文化符号。

“事实证明，近年来河南媒体一些有影响的节目和栏目都是依托中原文化创意加工而成的，因此，地域化、特色化、差异化、个性化是传媒乃至整个文化发展的规律。”[2]河南卫视电视戏曲栏目《梨园春》，以代表河南形象的典型文化符号豫剧为基本点，以海纳百川、广采博收的戏曲情怀，对河南形象的传播和推广发挥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现如今，《梨园春》本身也已成为代表河南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发挥着传承和建构河南形象的重要作用。在众多的河南文化符号当中，《梨园春》依靠媒体属性优势，影响力逐步提升，对其他文化符号的建构与传承也产生了良性影响，其自身发展所表现出的强大传播影响力更值得我们研究、探索，从中，我们也许会得到更多有关文化符号传播规律的启发。

一、河南文化符号的传播困境

（一）丰厚的底蕴与发展的瓶颈

“素有‘九州之中’的河南地处中原，文化积淀深厚。从人类文化发展历史来看，在中原地区形成了殷商文化、河洛文化、仰韶文化、宋都文化及汉魏文化，这些灿烂的文化之光凝聚着中原文化的精髓与灵气；长期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中原地区，又逐步形成了独有的地域文化、帝都文化、宫廷文化、民俗文化及民情文化，造就了中原人较高的文化品格、丰富的文化心理及纷繁多样的文化形态。”[3]但另一方面，作为文化大省的河南并没有成为文化强省，这些拥有“丰厚底蕴”的文化符号，似乎只是属于历史教材，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要么被湮没，要么因缺乏创意性的继承，断裂在历史发展当中，成为博物馆中的尘封品，非常可惜地沉睡在人们的记忆中，甚至有一些还难以逃脱被遗忘的命运。

（二）可爱的本性与形象的扭曲

河南文化符号的另一传播困境源自国内媒体对“河南人”形象的歧视性报道，无论是在传统媒体还是在互联网媒体当中，但凡出现“河南”或“河南人”的报道，似乎都是负面的。无论这些报道是否真实，也不管形成众多有关河南及河南人负面报道的原因何在，其对河南文化符号传播的阻碍影响是一定的。比如一些有影响力的河南籍名人，本身都可以成为河南文化符号，但由于媒体报道所形成的“河南偏见”，一方面使得这些名人羞于公布自己的河南籍身份，另一方面媒体也刻意回避报道他们的河南籍身份。名人文化符号如此，其他企业、旅游景点也因此遭殃，只要有一丝“风吹草动”，都会和扭曲了的河南、河南人沾上边。其实，大多数河南人民是朴实而可爱的，这是客观事实，然而现实中可爱的河南人形象在媒体所构造出的“拟态环境”中却遭遇着被扭曲的困境。

（三）时代的机遇与现实的挑战

经过长期的历史、社会发展，许许多多能够代表河南的优秀的文化符号被创造和推出。比如：提到河南戏曲，人们会想到“豫剧”；提到河南旅游，人们会想到“少林寺”“龙门石窟”“云台山”等；说到河南美食，人们会想到“烩面”“胡辣汤”等；说到河南的红色记忆，人们会想到“红旗渠”“焦裕禄”……这些文化符号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河南，成为河南形象的具象表达。河南文化符号是对外展现河南形象的一扇窗，是提升河南软实力传播的重要载体。这个时代给予了河南文化符号传播的机遇，但当下河南形象的传播遇到了一些阻力，面临着巨大挑战，这些挑战也被政府部门高度重视，重塑河南形象、增强河南文化符号传播力更是河南人民的共同梦想。

区域形象的塑造与提升离不开大众媒介。在媒体宣传上，无论是传统媒体如报纸、电视、广播、杂志，还是网络媒介如网站、微博、微信、APP，都利用各自优势，调动各方力量，整合传播资源，开拓报道思路，深入、创新宣传典型河南文化符号，挖掘、打造新的河南文化符号，对传播河南文化、重塑和宣传河南形象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旅游产业的推广是传播文化符号的重要渠道。河南是我国的历史文物大省，历史文化名人、名城众多，文物资源丰富，古建筑品类众多，这些不仅是河南的文化符号，还成为其丰富的旅游资源。“截至2014年底，河南全省共有A级旅游景区327处。其中4A级以上景区126处，5A级旅游景区9处。截至2014年6月23日，河南省共有5项24处世界文化遗产。”[4]诸如龙门石窟、少林寺、云台山等旅游文化符号，早已成为河南旅游形象的代表。旅游文化符号是较容易被外界所认识和接受的信息符号，它不仅能反映出区域的风貌风情，更能反映出区域人民的民俗民风。近年来通过各方努力，河南的旅游产业对文化符号的推广和宣传颇有成效，在增强河南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上功不可没。

河南形象的重塑迫在眉睫，作为河南形象传播的有效载体，河南文化符号的发展需要继续加大传播力、影响力和持续力，需要政府的支持、民众的努力和媒体的坚守。

二、《梨园春》作为河南文化符号的特殊传播价值

（一）《梨园春》自身影响力的形成

“在城市文化符号的建构过程中，大众媒介已经成为重要的渠道。尤其是在互联网使用并开始普及的今天，信息呈现出爆炸式增长态势，媒介是传统文化符号传承与建构的重要渠道。”[5]尽管新媒体的崛起对传统媒体的“革命暴力”显而易见，但作为传统媒体典型代表的电视媒体，在当下依然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河南卫视依靠本土化资源，高擎“文化”大旗，为河南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形象塑造提供了坚实而强大的助力。河南卫视原创类电视戏曲栏目《梨园春》开播于1994年10月，至今已经走过21个年头，节目情结在戏曲，诞生在河南，辉煌在全国，传播在世界。而“梨园春现象”被学界讨论，被业界效仿。《梨园春》作为保护和弘扬河南民间传统文化、宣传河南精神、提升河南形象的重要渠道和文化载体，开辟了电视媒体传承和建构传统文化符号的新的发展空间。

1.根植豫剧，贴近本土，弘扬和保护河南传统文化符号

河南是戏曲之乡，是戏曲繁衍生长的一块沃土。“资料显示，20世纪80年代，河南有专业剧团270余个，民间剧团700个以上，河南的专业戏曲表演团体数量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强，居全国之首；戏曲专业从业人数近两万人，业余的在万人以上，特别是豫剧，演员群体中居然有九个民族成分，充分说明豫剧在全国影响力之大。”[6]豫剧，又称“河南梆子”，大约产生在清代乾隆年间，豫剧的音韵通行于北方方言区，它语言通俗，唱腔高亢，热情奔放，极具亲和力和感染力。豫剧这一文化符号包含着丰富的河南民俗文化、风土人情信息，中原文化烙印极为明显。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宣传和保护的滞后，中国戏曲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河南的戏曲事业也一并陷入了低迷的状态。河南卫视逆向思维，敢于尝试，贴近本土，利用电视媒体的独特优势，采取电视与戏曲联姻的方式，将观众喜好和地方戏曲相契合，创办了电视戏曲栏目《梨园春》，开辟了戏曲艺术全新的发展空间。

“《梨园春》开办之初，以河南豫剧为基本点，这是正确的。栏目高举豫剧大旗，弘扬豫剧艺术，把好久不再唱戏的艺术家聚集起来，把观众已经十分疲软的戏曲心态激活，把200多个专业团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豫剧首先在电视屏幕上大展风采。”[7]尽管创办初期的《梨园春》并未立即引起轰动，但却立足本土、贴近观众，并凭借电视技术的特点，以电视化的手段重塑戏曲，增强画面感和艺术表现力，获得了老戏迷观众的追捧并逐渐开始培养新的戏迷观众。

与此同时，除豫剧之外，《梨园春》也将曲剧、越调等河南戏曲剧种逐步搬上荧屏，拓宽节目视野，丰富节目内容，也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时的《梨园春》虽然在全国的知名度并不大，但却将当时陷入困境、发展萧条的豫剧拉出沼泽，给河南戏曲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2.多元并举，荟萃精华，传承和发展河南文化符号

1999年5月，《梨园春》升级改版，节目定位以人为本，强化平民色彩，节目形式从被动转为互动，从封闭走向开放。其中，“戏迷擂台赛”的增设，将“真人秀”概念在戏曲节目上成功演绎，实现了台下观众从被动欣赏到主动上台积极参与的质的飞跃。“戏迷擂台赛”增强了节目的群众性、娱乐性、互动性，极大地调动了观众的热情。

改版后的《梨园春》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梨园之风”席卷全国。2003年借助栏目管理体制的大调整，栏目组拓宽视野、求新求变，增强擂台赛的激烈性和可视性，扩大参赛擂手的年龄层面，提升参赛擂手的形象包装，更为突出的是引入新唱段新剧种，将京剧、评剧、越剧、黄梅戏、二人转、河北梆子、晋剧、眉户等多个剧种逐步引进，通过改编、合作、专题等方式，实现豫剧等河南传统戏曲与各地剧种相互交流，既满足了观众的多元需求，又将河南民间传统文化进行了很好的传承和发展。

在《梨园春》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遍及全国的同时，也获得了学界的关注、业界的效仿和政府的认可。“梨园春现象”被广泛学习和讨论，各地电视戏曲栏目纷纷开办，各种奖项如河南省十大文化成果奖、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栏目奖、首届电视戏曲兰花奖特殊贡献奖、全国优秀文化（文艺）栏目奖等被纷纷揽获。《梨园春》多元并举，博采众长，将以豫剧为代表的河南戏曲艺术推向全国，使河南传统文化深入人心。

（二）打造平台，增强文化符号传播力

1.利用传统媒体，加大河南文化符号的传播持续力

《梨园春》的成功，离不开创办初期“电视+戏曲”的创意构想。《梨园春》中演员现场演唱，乐队现场伴奏，在将戏曲舞台搬上荧屏的同时，利用电视语言技巧将“舞台”处理成符合观众心理需求和审美感受的电视戏曲节目，将河南豫剧通过电子荧屏传向千家万户。

尽管媒体环境日新月异，媒体技术不断更新，但传统媒体对河南形象及文化符号的推广和宣传依然不容小觑。报纸、电视、广播、杂志等传统媒体，在遭遇新媒体挑战的同时，也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传统媒体应利用各自优势，继续提炼代表河南形象的典型文化符号，加大河南文化符号的传播力和持久力。

2.重视新兴媒体，拓宽河南文化符号的传播影响力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3117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7.9%，较2013年底提升了2.1个百分点。”新媒体来势汹汹，新闻网站、微博、微信、APP等新兴媒体以其快速便捷、互动性强、影响广泛的传播能力，成为文化符号推广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力量。

另外，媒介不同，对文化符号的推广和建构也存在差异。《梨园春》非常注意分析媒介的各自特点，适时调整传播模式，促使文化符号在传播过程中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梨园春》的与时俱进，不仅体现在重视新媒体的运用，更体现在善于运用、懂得运用，借助其发展平台，多渠道、多层面、多方位、多角度拓宽其作为河南文化符号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三、《梨园春》对河南文化符号传播的启示

（一）要体现出文化符号传播的本质特征：情感

《梨园春》栏目的坤卦标识，寓意深刻，符合易理，蕴藏国学玄机，《易经》中有六十四卦，而“梨园春”独用坤卦，其中一个重要寓意就是“人和”。梨园是中国古代对戏班、剧团、戏院的别称。梨园离不开大地，所以选坤卦来代表。戏剧中的“坤角”即女性角色，就是源自坤卦。坤为母，河南大地犹如母亲一样孕育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功不可没，同时又如慈母一般笑迎天下客。坤为腹，河南人民自古以勤劳善良智慧而著称，包容万物，满腹经纶者比比皆是。河南号称“戏曲之乡”，也是当今公认的戏曲大省，以豫剧名闻天下。无论是海外游子还是本土民众，提起豫剧就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而《梨园春》作为豫剧文化的符号象征，每被提及，这种亲切的情感总是油然而生。《梨园春》的诞生也正是抓住了河南人民与豫剧的这份浓浓深情，把乡情与对豫剧文化的喜爱之情紧密结合，促成了这个文化符号的诞生与传播。

（二）应抓住文化符号传播的关键：作为文化主体的人

从《梨园春》最初以戏曲晚会的形式与观众见面，把众多戏曲名家推向电视屏幕，到后来改版，以戏迷擂台赛环节的设置使节目具备了参与性和竞争性的特点，相继推出了众多明星擂主，如大家熟悉的少儿明星擂主孔莹。2004年9月，刚满3岁的孔莹被《梨园春》栏目导演偶然发现，得以登上舞台，并荣获2004年度金奖擂主。接着，孔莹相继成为2006年央视《星光大道》年度总决赛上最耀眼的小明星，2007年央视《非常6+1》非常明星，第九届全国戏曲小梅花奖金奖得主，央视“中华宝宝”全国少儿才艺大赛形象大使，连年参加央视、文化部、河南卫视、湖南卫视等春晚，连续两次主持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颁奖晚会，多次受邀主持河南卫视《梨园春》栏目。以孔莹为代表的一系列擂主已经成为从《梨园春》走出来的明星，他们也将成为河南的文化符号，与培养出他们的电视节目一道为河南文化添彩。

“名人”符号，凸显河南形象。通过区域“名人”效应，可以使大众更真实直观地了解认识区域形象。河南人杰地灵，名人辈出。无论是历史上的老子、庄子、张衡、张仲景、杜甫、韩愈等，还是现当代的魏巍、二月河、常香玉、马金凤、刘国梁、宁泽涛、洪战辉、曹爱文、海霞、马艳丽等，都成为河南形象的文化符号。在河南形象的塑造和宣传上，“推名人、树名人”被越来越重视，已成为提升河南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三）要扩大文化符号传播的视野：全球性

《梨园春》在不断摸索和成熟的过程中，更加清晰和明确栏目的定位和责任，即坚持平民化道路，坚守文化传承使命。不仅立足本土，贴近百姓，还要将本省的优秀传统文化推广到全国，介绍到海外。

2001年5月，《梨园春》在北京举办了为期8天的“《梨园春》北京戏曲周”，演出震撼，盛况空前；2002年8月，《梨园春》赴台湾演出；2005年3～5月，《梨园春》先后同山西、天津、辽宁、河北、安徽等省市电视台进行联合演出；2006年9月，《梨园春》的“梨园飞歌”戏曲交响音乐会在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跨海直播；2007年2月，《梨园春》远赴委内瑞拉、巴西两国进行巡演，在当地掀起“河南热”；2010年《梨园春》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现场直播“梨园春色别样红”大型戏曲晚会；2011年，《梨园春》再赴新疆哈密，举办“豫疆情”慰问演出……

作为河南的文化使者，《梨园春》不负使命，将豫剧带出国门，走向世界，通过豫剧让世界了解河南，通过戏曲让世界了解中国。如今的《梨园春》已经是河南的一张文化名片，拥有更为强大的文化自信，对推广河南文化符号、宣传河南形象、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更厚重的担当。

（四）找准文化符号传播的目标：形成文化产业

《梨园春》如今已经开播有20多年了，可以说是中国寿命最长的电视戏曲栏目，它的长寿基因得益于栏目制片人与导演的文化产业思维，他们从豫剧文化的丰厚土壤中寻找灵感，形成了《梨园春》栏目，再从栏目的传播到“梨园明星制造”，形成新的文化传播符号。《梨园春》经过多年的积淀，已然形成了自己的一条文化生态产业链，这使得即使在传统媒体备受新媒体压迫、电视媒体呈现衰落之势的今天，《梨园春》依然可以保持优雅的身姿继续鸣响它的擂台。

四、结语

河南历史文化悠久灿烂，能够代表河南的文化符号更是不胜枚举，然而，河南文化符号依然存在典型性不够、传播力不足、影响力不强的问题。河南形象的提升离不开文化符号的传播，文化符号的传播需要政府、民众、媒体等各方的努力。2014年，第二十三届星光奖将“优秀栏目成就奖”授予河南卫视《梨园春》，《梨园春》对艺术体裁的创新，对文化传承的坚守获得了各方的一致认可。媒体作为区域文化符号传承的重要渠道，作为展示区域形象的重要窗口，需要开拓创新、不负使命。“梨园春现象”值得思考、分析、借鉴和学习，河南文化符号的宣传和推广更是要全局规划、脚踏实地，唯有如此，才能提升河南的正面形象，提高河南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河南真正实现中部崛起铺平道路。

[本文为2015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媒体环境下河南区域文化符号传播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5CXW005）]

参考文献：

[1]李天娇.地域形象与文化符号传播研究——以河南省为例[D].上海：复旦大学，2013.

[2]辛欣.中原文化的媒介呈现及传播创新[J].新闻爱好者，2013（5）：33-35.

[3]张艳红.论河南地方戏曲的繁荣与发展——来自“梨园春现象的思考”[D].开封：河南大学，2007.

[4]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link？url=8R3DpRiUC_Zxjm_cyfIymWY8KEno-BkBzdouwlrWJ1QD-mu3S8KWNW6bWr2a9ge8TdIQGRBev_fkqFpdPTcZAGDJCAxMluq2dm3MI9KGnrG

[5]于丹，朱玲，刘人峰，余灵.北京文化符号的媒介建构分析[J].现代传播，2015（4）：16-21.

[6]张艳红.论河南地方戏曲的繁荣与发展——来自“梨园春现象的思考”[D].开封：河南大学，2007.

[7]刘敏言.关于《梨园春》的文化思考[J].中国戏剧，2004（8）：26-29.

（作者单位：中原工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编校：郑 艳

作者：梁亚宁

书法文化断裂现象研究论文 篇3：

回族文化模式转型论

摘要：回族自先民以来主要经历了“伊斯兰宗教文化模式”、“回族伊斯兰文化模式”两个主要时期。当前回族文化模式正在向以伊斯兰文化为核心兼收并蓄中外文化的“开放型回族新文化模式”方向转型。回族文化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部分地区的文化“断裂”和整体上对现代科学技术文化吸纳不足。本文认为，回族文化要有“自知之明”，要自觉更新以适应新的时代，要了解世界文化并成为其构建的组成部分，才能够真正实现文化模式的转型。

关键词：回族；文化模式；文化转型

可以窥见回族社会变迁的趋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对大城市回族社区文化模式变迁的思考，探讨了回族文化模式转型的有关问题，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回族文化模式的演变

民族文化模式关系到民众的信仰、思想意识、经济、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和器物等各个方面。社会学把能够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最小单位称作“文化特质”，如筷子、和服、礼拜帽、蒙古包等。又把若干功能上相互整合的文化特质群称作“文化丛”，如“宗教文化丛”包括经典、建筑、礼拜方式、服饰、语言等文化特质。最后，将一系列互有关联的文化特质和文化丛的构成方式和稳定特征称作文化模式，如藏族文化模式、蒙古族文化模式、回族文化模式等。民族文化模式有外层、中层和里层之分。外层是物质层面的，指人们使用的器物，即物质文化；中层是心物结合层面的精神产品，又被称作制度文化；里层是心理层面的，主要包括价值观、心理状态、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宗教感情、民族精神等，即精神文化。

一个民族在接受外来文化时最容易接受的是物质层面的文化。中间层次的文化接受起来就比较困难。最困难的是接受里层的文化，因为接受了里层的文化就意味着本民族原有文化内核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会使原有文化特征消亡。历史上很多民族消失了，是因为这些民族的后人不再坚持自己民族的文化内核，最终被同化了。相反，有些民族虽然在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等很多方面接受了其他民族的文化，但是其本身的文化内核没有改变，这些民族仍然至今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自回族先民来华至今，回族文化模式经历了两个主要时期(唐宋时期和明清时期)和两个转型期(元初至明初和清末以来)。唐宋时期(约7世纪中期—13世纪中期)回族先民多居住在“番坊”之中，形成了“伊斯兰宗教文化模式”。他们以伊斯兰宗教文化为核心，以阿拉伯、波斯等非汉语语言为主要的内部交流工具，以海外贸易为主要经济来源，形成了一套从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到“番坊”制度，再到清真饮食、婚丧嫁娶等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文化特质和文化丛。回族先民中虽然有如李波斯者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甚至能够参加科举考试并获取功名，但毕竟人数不多，不是普遍现象。中国在唐宋长达6个世纪的时间里基本上是开放社会，中外交通便利，不断有阿拉伯、波斯等国穆斯林来华，补充伊斯兰文化因子，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民族的人能够和平共存。回族先民的“伊斯兰宗教文化模式”父子相传，代代承袭。

元初至明初是回族文化模式的第一个转型期(约13世纪中期一15世纪前中期)。元初大量回回来华，并出现了许多懂汉文的回回学者和官员，作为文化标志的“胡服”、“胡语”、“胡姓”逐渐减少。回回“华化”程度加深了。明朝以后，无论陆路还是水路(明中期后)，中外交通都一时受阻，加上明初政府“禁胡服”、“禁胡语”、“禁止胡人自相嫁娶”等汉化政策的推行，伊斯兰宗教文化的输入和传承都出现了问题。回族先民的“伊斯兰宗教文化模式”不得不转型。回族大量吸收中华文化因子，并最终形成“回族伊斯兰文化模式”(这也是回族正式形成的标志)。

明清时期“回族伊斯兰文化模式”稳步发展(约15世纪中期—19世纪中后期)。这一文化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以伊斯兰信仰为核心，尽量吸收那些与宗教信仰不相矛盾、不相“抵触”的中华文化因子。甚至对某些有一定“抵触”的文化因子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地加以利用，以利自身生存。与伊斯兰信仰不相“抵触’’的文化因子，如汉语、汉文、服饰、中医、节日、宫殿式建筑、书法、艺术、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私塾和书院制度等全部吸收。对于中华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也加以整理吸收，如忠君爱国、忠孝仁义、君臣父子、中庸之道等。与伊斯兰信仰有某些“抵触”但尚可重新解释的也不得不加以利用，如某些清真寺长期保存皇帝圣旨；一些清真寺长期存放明太祖朱元璋的御制天方百字赞；在“以儒诠经”运动中回族学者们力图将信主和忠君思想结合起来等。

19世纪中期以后世界形势和中国国际国内环境又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文化倚仗枪炮和先进科学技术冲进了中国。中国为求民族生存，爆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和文化革命，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随着社会环境的大变革，回族文化模式再一次转型——向“开放型回族新文化模式”转变(约19世纪中后期—估21世纪中期)。经过清末一民国和新中国两个阶段的发展，“开放型回族新文化模式”的特点初露端倪，但没有完全定型，正处于转型时期。转型时期回族文化的总特征是，物质生活明显改善，科技文化水平和受教育层次明显提高，婚姻家庭、职业经济、文化教育和社区社会结构等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伊斯兰价值观的核心地位虽在，但明显受到了冲击。

清末一民国，为了救亡图存，回族同中华其他民族一道不得不大量接受西方文化。“留东清真教育会”、“中国回教俱进会”、“中国回教学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等现代社团组织相继成立；新式学校教育、新式报刊杂志在全国各地回族社区普遍出现；回族日常生活不断接受外来“洋货”等等。但是回族在不断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仍不忘自己的民族文化内核，并积极利用现代技术宣传民族文化，如《竹元白话报》、《醒回篇》、《月华》等回族伊斯兰教报刊杂志的出版，成达和伊斯兰师范学校等现代中等教育机构的创办，一些地方伊斯兰布道会等传教组织的出现，各地新式回民小学的兴建等。

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数回民中小学，改为公办，演变成普通中小学，传授科学文化知识，不再传授传统文化知识。清真寺不再被允许办普通学校。回族青少年同汉族接受一样的教育，大多没有条件接受正式的伊斯兰宗教文化教育和熏陶。回族民众的科学文化知识有了很大提高，不少人成为科学家、文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教师、医生、律师等等。回民大众大多成为具有一定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普通劳动者。

二、当前回族文化模式转型中存在的问题

任何民族文化都在不断变迁之中，但是在某一特定时期又是相对稳定的，特别是那些处于核心层的精神文化理念更是保持着长久的生命力。民族文化内核——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主要标志——不容轻易改变。然而文化并不是死的东西，更不是远古时代的遗传，而是要满足人们功能需要的。不能满足人们现实功能需要的文化就注定会被历史所淘汰，成为死文化。回族文化模式变

迁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如何保持自身的民族文化内核，同时又能够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文化先进成分，并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成为非常重要的涉及民族前途的大问题。

南京七家湾回族社区有600多年历史，明末清初先贤王岱舆等人曾经长期在这里研讨伊斯兰教哲理。民国时期这里曾经出版过十多种穆斯林期刊。“中国回教青年学会”、“南京回教青年会”、“中国回教协会”等回族社团都曾在这里长期活动，并对全国的回族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南京七家湾回族社区在东部沿海大都市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对七家湾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和研究，希望通过对大城市回族社区文化结构变迁的研究来把握回族文化模式的走向和存在的问题。我们发现，回族文化模式转型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如下两个方面是主要的。

(1)部分地区民族文化出现“断裂”现象。

一般说来，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主要依靠三种途径：家庭、学校、社区(会)。现代社会家庭的教育功能正在逐渐外移，普通学校的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少之又少，不少城市的传统回族社区已经或正在面临城市现代化的改造，处于“消失”之中。新型的适合城市现代化需要的回族社区还没有普遍建立起来，回族文化传承面临新的挑战。对于许多城市回族民众来说，没有地方礼拜，没有民族小学上学，缺少清真食品，缺少民族文化交流的空间，总之缺少民族文化传承的条件，他们正面临是否放弃传统文化的艰难抉择。广大农村回族社区也同样面临城市化浪潮的冲击，再也容纳不下如此众多的农业人口，大量农村回族穆斯林不得不同汉族农民一样外出打工，寻找新的生存空间。然而由于城市回族社区的文化支持不足，许多流动穆斯林陷入了“要么改变穆斯林身份，要么离开”的文化窘境。

我们在七家湾的实地调查发现，55个被调查的回民中明确表示信仰伊斯兰教的只有33人，占被调查人数的60％，明确表示已经没有信仰的回民达19人，占总数的34．53％，同时已经有两个人明确表示信仰基督教和佛教。在问卷调查中，我们问，“您是回民，每年大约去几次清真寺”。回答“从来没有去过”的14人；回答“平均1年1次也不到”的6人；回答“平均每年1次”的10人；回答“每年2—3次”的8人；回答“每年5—10次”的3人；回答“经常去清真寺(每月1次以上)”的12人。可见“从没去过清真寺”和“1年1次也没有的”合计已达20人，占回民被调查总数的36．4％。这一数字和明确表示没有信仰的回民几乎相等，这证明了七家湾回民中已经有三分之一离开了伊斯兰教信仰。^{[9](P10—22)}

我们还利用户籍资料，对七家湾回族的婚姻状况进行了统计。单身回民(独立户籍)101对，男女双方都是回民的119对，男回女汉通婚的143对，男汉女回通婚的95对，合计共458对(户)。如果把单身的独立户和夫妻双方都是回民的算作“纯回民户”，不管男女任何一方为回民的称作回汉通婚户，则“纯回民户”为220户，回汉通婚户为238户。很明显，回汉通婚户已经超过了“纯回民户”。再从年龄上来看，出生在1910—1920年代的绝大多数是“纯回民户”；出生在1930—1940年代的至少有一半是回汉通婚户；1950—196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几乎全部是回汉通婚户。总的看来，建国前几乎没有回汉通婚现象，建国后回汉通婚明显增加，文革时期及以后回汉通婚已经是普遍现象。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全国回族同其他民族通婚的比重为21．05％，其中男11．21％，女9．84％。1984—1992年，南京净觉寺曾建立“回民婚姻介绍所”，前来登记的回民青年250多人，经过介绍最后建立家庭的只有12对。这说明“回汉通婚”已经是大城市回族婚姻的主要形式。

然而，建国以来南京市回族人数不但没有减少，而且有了较大发展。1953年全市回族2．95万人。1958年为3．03万人。1976年估计为3．3万人左右。1982年5．55万人。1990年6．44万人。2000年达到7万人。可见40多年中南京回族人口翻了一番还多。调查中我们发现无论父亲还是母亲，只要有一方是回族，一般情况下孩子就申报了回族。有这样一位回族女士，丈夫是汉族，但是自己仍然长期保持着回族生活习惯。她儿子刚出生时，在其本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孩子奶奶报户口时申报了汉族。一直到孩子中学快毕业，年满18岁之前，她还执着地主动要求公安、民政部门和民族宗教局将孩子户口改为回族。这说明无论回族如何分散，民族文化传承多么困难，回族民众对本人的民族身份还是相当认同的。

从七家湾回族社区文化发展来看，一部分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始终坚持不渝，风雨无阻，守护着心灵的“一片净土”，坚守民族文化内核，甚至放弃“读书”(获得实际生活技能的机会)专门“读经”；另一部分人专门“读书”，不再懂伊斯兰文化，远离了传统，成为“户口回族”。这两部分人将回族文化引向两端，使民族文化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裂”。

这种文化“断裂’’所产生的‘‘两难选择”是近代回族文化模式转型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好的大问题。回族传统经堂教育、近代新式回民教育以及现代民(回)族学校教育等都没有真正完成这个历史重任。其原因在于经堂教育忽视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授，学生难以获得在社会上拼搏的生存能力。近代新式回民教育办学时间短，时局动荡，战乱频繁，加上经费没有保障，办学地点大多在城市，远没有普及到大多数回族社区。现代民(回)族中小学没有传授民族历史文化知识，民族文化内核的传承面临挑战。当前一些清真寺举办的成人文化补习班、一些回族聚居地方创办的中阿(语)学校以及政府创办的伊斯兰经学院正试图调试“读书”和“读经”问题，但是规模小，远未普及。

(2)整体上对现代科学技术文化吸纳不足。

回族受教育年限明显低于其他民族。在南京市的“兰州拉面馆”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处于“读书黄金时期”的十几岁青少年在从事饮食服务工作。中国少数民族中回族的受教育水平处于中等偏下，远低于朝鲜族、满族、蒙古族等。2000年宁夏回族成人文盲、半文盲率为23．76％，比全区高8．04个百分点，其中回族女性比全区女性高10．46个百分点。回族青壮年文盲率16．56％，比全区高7．49个百分点，其中回族女性比全区女性高10．57个百分点。回族劳动力人口文盲率为18．3％，比全区高4．06个百分点，回族女性为25．98％，比全区高5．31个百分点。回族十五周岁及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7．1年，比全区低1．5年。

多数回族聚居地区的基础教育相对薄弱。中、小学回族学生占本民族人口的比例，不仅低于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而且严重存在失学和中途辍学等问题。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回族学生较集中的中学，因教学质量差，每年毕业学生考入大学的寥寥无几，甚至几年考不上一个，终因生源无济，不得不停办。西安回族中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为数不多，平均每年高考录取的回族学生尚占不到少数民族录取学生的一半。多年来占全市少数民族人口一半的回族聚居地莲湖区被录取回族学生远低于其应占

比例。

1999年一项对兰州市民族中学的调查显示，回族穆斯林学生占初中学生63％左右，占高中学生25％左右，而该校高中升学率为35％左右，且该校初中毕业的回族穆斯林学生绝大多数报考本校高中(比非民族高中低20分)。至少50％的回族穆斯林学生没有进入普通高中继续学习，初中毕业就踏入了社会。该校高中回族穆斯林学生的高考升学率不足10％。金城关回民中学的高中升学率更不容乐观，回族穆斯林学生升学率还不到12％，基本上没有人考入重点高中。

河北省回族比较集中，有回民小学303所，回民中学45所。当前同样面临许多困难，主要表现在：1．办学条件差；2．师资素质差，教学质量低；科班教师不愿到回民中小学任教，多数回民高中教学质量上不去，升学率低；3．回民学校，特别是农村回民小学，入学率、巩固率、合格率多数低于当地同类学校平均水平；4．饮食习惯的特殊性限制了求学之路；5．回民学校相关照顾政策落实不够；6．民族教育机构不健全，影响国民教育发展等。^[15]

可见回族民众平均受教育年限较少，对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的掌握明显处于劣势。而这种文化上的劣势最终又会成为回族民众提升经济和政治文化生活的羁绊，影响民族文化模式的顺利转型。

三、积极构建开放型回族文化新模式

中国改革开放更加深入，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同时世界范围的文明冲突和文明对话进一步发展，传统文化的价值正在被人们发掘和认识。任何民族都不能再回到历史的封闭世界中去建构自己的文化了。在这种形势下，回族文化模式的转型和创新就变得异常重要和艰难。我们认为，要完成这个已经持续100多年的文化转型任务，必须站在全球文化的高度，从世界文明三大板块的碰撞中寻找灵感。

事实上文化转型的历史任务并非回族独有，它也是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的历史任务。为此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了“文化自觉”的命题。他说，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首先要自觉到自身文化的优势和弱点，懂得发扬优势，克服弱点；其次要对过去条件下形成的旧文化，即传统文化进行新的诠释，使其得到更新，有益于今天；第三，还要审时度势，了解世界文化语境，使自己的文化为世界所用，成为世界文化新建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才是对自己文化的全面的自觉”。坚持“文化自觉”是一个民族自尊、自重、自信的体现。在民族文化转型过程中既要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又要反对文化中心主义，既要尊重传统，又要积极创新。因此我们认为，进一步推动回族文化模式转型的基本思路应该是：

(1)对回族文化要有“自知之明”。

要构建开放型回族文化新模式，就必须从“文化自觉”、“自知之明”开始。杨怀中先生认为，伊斯兰文化是回回人的精神支柱，是一个没有中断过的世界性的大文化，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构成了回回民族文化来源的二元一体结构。也就是说回族文化的来源有两个：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今天，从中华文化的视角来看，回族文化的独特之处就是其伊斯兰文化，而从世界伊斯兰文化的视角来看，她的特色就是中华文化(历史上主要是儒家文化)。可以说回族文化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边际文化”，回族人在某种程度上是“边际人”——带有一定伊斯兰文化特色的中国人。在中华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两大板块之间出现一些带有一定过渡性质的“边际文化”是非常正常的人类文化现象。回族正是这两种不同文化交流、对话的结果。“边际人”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充当两种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边际人”如果放弃其文化构成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她就失去了“自己”。

(2)对传统文化自觉更新，使其适合于新的时代。

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更新必然要求我们对传统文化进行适合新时代的“扬弃”。实践证明伊斯兰文化中认主独一、两世吉庆、体恤孤寡、重视义利、善于经商、吃苦耐劳、团结互助、饮食清真等都是值得传承的优秀品质。传统文化中哪些是不适合时代的，哪些是不符合伊斯兰精神的等等，就需要回族宗教领袖们带领回族知识分子认真反思，从回族社会和时代的现实需要出发，重新解释经典理解传统，融合新的思想和理论。同理，对待中华文化传统，也应该采取扬弃的态度分别对待。现在看来经过“五四”以来80多年的文化洗礼，儒家文化传统在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已经所剩无几，但是儒家文化中重视教育、忠孝并重、重视人伦纲常和家庭、强调集体意识、实现天下大同的思想还是可以挖掘并继承的。

没有继承，回族文化就会“断裂”。要防止回族文化断裂现象的发生，就要在回族自治地方和散杂居地区的回族(民)中小学普及民族传统文化知识，包括伊斯兰宗教知识和儒家传统文化知识。在各清真寺举办成人学习班、暑期大中小学生补习班，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重视城市回族社区的改造和利用，为城市和农村进城的回族穆斯林提供伊斯兰文化传承的平台。

没有创新，回族文化就不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要创新，回族就必须广泛吸收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文化和人文精神。西方文化中的不断进取精神、民主政治、市场经济、重视科学、技术、环境和资源保护、提倡自由、平等、博爱、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重视发明和创造、学术和言论自由、讲求诚信、不断反思历史文化传统和现行政策、多元文化共存等，尤其值得学习和借鉴。但是西方文化中的惟利是图、霸权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则需要反思和抵制。

(3)要了解世界文化，使回族文化成为其构建的组成部分。

伊斯兰文化、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三大文化板块，覆盖人口近50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80％。回族具有对这三大文化板块的优秀成果全面吸收的优越条件。回族文化模式中具有伊斯兰文化的“根”，又在中华文化的母体中发育成长壮大，同时还具备向西方学习的现实条件和基础。如果失去伊斯兰文化的“根”，回族就失去自己的文化内核，就会失去自己的特质，本身就会消失。如果脱离中华文化的母体，回族就会失去前进的给养和动力，难以屹立世界民族之林。如果不能够广泛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回族就会远离现代科学技术，失去“搏击长空”的力量，因为科技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第一生产力。

中华民族正在不断地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加入WTO不断引进西方“游戏”规则，力图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文化体系之中。回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理应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应当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发展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力争率先实现现代化。只有这样回族文化才能最终成为世界文化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认为，开放型回族新文化模式的“理想类型”应当是三种文化的有机结合：即以伊斯兰文化为核心，以中华文化为母体，广泛地吸收世界各民族文化，尤其是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和人文精神，最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模式。

这种新文化模式必须是完整的、开放的、动态的，以伊斯兰文化为核心的，而不是分裂的、封闭的、保守的，完全脱离伊斯兰的。要对回族伊斯兰文化传统进行重新解读，使其不断适应新的社会要求。同时也要防止回族文化“断裂”现象的发生。而要完成这样的历史跨越，靠少数人的努力是难以成功的，它需要回回民族精英分子的普遍认同，并且需要回族的民族领袖们协力推进，最终得到多数回族民众的认可，才有可能实现。

[作者] 白友涛(1963—)，男(回族)，安徽寿县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主任、副教授，社会学博士，长期从事回族学和城市社会学研究。

(责任编辑：廖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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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友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