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尊右卑左”的文化现象研究

中国古代“尊右卑左”的文化现象研究（精选7篇）

篇1：中国古代“尊右卑左”的文化现象研究

中国古代尊右卑左的文化现象研究

摘要：尊右并不是一种盲目的行为，而是遵循着某种文化规定，是比较复杂的文化现象。本文对这种文化现象及其原因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和讨论，以及在实际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实事求是地处理尊右这种文化现象。

关键词：左右、尊右、文化现象

作者简介：严公芬，1987年出生，重庆人，现为四川大学文新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g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18-0214-02

左、右本义指左手、右手，引申为方位名左边、右边，但在《汉语大词典》里 左还有：不帮助、反对；不当、偏颇；相违、相反；偏邪、不正；偏僻；疏远、贬抑；下、卑；贬谪、降格等义；右有：亲近、袒护、超过、尊崇、权贵等义。同时，一些以左x形式出现的词和一些以右x形式出现的词的意思也很有趣，如：

左 次: 较差。右 姓: 豪族大姓。

左 迁: 贬官。右 客: 尊贵的客人。

左 授：降官；贬职。右 戚: 皇家贵戚。

左 秩：较低的职位。右 署: 高级官员。

左 腾：地位较低的妾。右 职: 重要的职位。

左 除/左 退：降官；贬职。右 迁: 升职

从上文中，我们不难看出左及左x的词往往含有低、下、卑、贱等语义；而右及右x的词往往含有上、高、尊、贵等语义。那么，为什么本指左手、右手的左、右二字，其隐含的意义差别如此之大呢？这恐怕还得从中国古代社会 尊右的文化现象谈起。

尊右在中国的影响是极大的，尤以《史记》、《汉书》为甚，一方面主要是因《史记》、《汉书》等著作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另一方面后人注疏又极力肯定尊右卑左。下面我们就举一些《史记》里的例子。

右贤左戚，先民后己，至朋之极也。［1］

乃以绛侯周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为左丞相,位次第二。［2］

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将而伐曲沃。［3］

既罢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4］

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女,汉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乌孙,乌孙王昆莫以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左夫人。［5］

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右高左下、右贵左贱、右尊左卑，这样的例证在《史记》里有很多。除《史记》之外，《三礼》、《左传》、《汉书》等著作中对尊右卑左的记载也相当丰富。

这种尊右卑左的现象，延及后世至今，影响也极大。在现今一些少数民族的礼俗行为中仍可以见到。如维吾尔、乌孜别克、哈萨克等族，他们在施礼时必须右手贴胸；给客人递送物品时必须右手上前；穿衣裤时先穿右腿右臂；进门先迈右脚；睡觉以右侧着床为吉。特别是云南永宁地区的纳西族至今仍保留着原始的母系氏族制度,盛行以女承家,妇女享有崇高的地位。他们认为右大于左,故妇女坐在火塘的右边,女家长占首席,其他的妇女根据辈分和年龄大小往外排坐；火塘左边的男人席位,同妇女一样按自己的辈分和年龄坐在自己应该坐的地方。无论是日常起居、吃饭、祭祀和举行成年仪式,两性都按照女右男左的规矩分开。死后,骨灰袋的安置也以此为序:女人的,放在墓地的右边,男人的,放在墓地的左边。［6］从这些少数民族的礼俗行为中，可见尊右卑左对后世人们生活和观念都有较大的影响。

任何观念都是在实践中产生的，那么影响如此深远的尊右卑左又是如何产生的呢？首先，这与人类自身的生理结构有关，左、右本义指左手、右手，一般的，右手比左手方便有力。

我们知道人类最初是没有科学文化知识、没有世界观、宇宙观的，人类最初认识客观世界，是从自身开始的。所以，古人最初创造出来的文字和这些文字所表述的各种概念，大多也是从自身开始，或从与自身直接有关的事物开始。左、右本义指左手、右手，左右之别最初是从人体出发的，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生理结构对这个问题的影响。据研究显示，距今有五十多万年的北京猿人上肢骨除它的内部结构外，完全具有现代人的形式，而且左脑比右脑发达，由于人类左脑主控身体的右半的神经，也正说明北京猿人早已具有运用右手掌握工具从事劳动的习惯。［7］所以，左脑比右脑发达，右手比左手方便有力。

而且，古人对此已有较为科学的解释。如：《左传·襄》十年：孔疏；人有左右，右便而左不便，故以所助为右，不助为左。《左传·昭》四年：杜注：左，不便。同时，《汉语大词典》对右臂的解释是：人大多惯于用右手做事，因以右臂喻事物的要害部分。这个喻象符号之所以用右臂而不用左臂，与人的右手在生产活动中的作用有关。右手比左手有力、灵活。换言之，在人类的文化活动中，右臂比左臂的作用更重要。右手方便灵活有力，遇事则惯于使用右手。我们想想，日常生活中的吃饭，写字，举手，敬礼等做那件事情不是用的右手（左撇子除外）。在古今中外已知的文明各国，都普遍流行右手方便的文化。

右手方便有力，左手不便，于是尊右卑左。这是人类从自身出发，产生的最朴素的尊卑意识。对此，杨琳先生肯定地说尊右源于右手的方便有力,这是可以肯定的。［8］常林炎先生也谈到尊右，是有着人体生理依据的，是唯物思想的体现。‘右便左僻’是块具有万钧分量的唯物基石，是用阴阳神秘观念所不可代替的。［9］所以，世界各民族这种尊右卑左习俗的广泛一致性，只有从右手方便有力而左手不便这一人类共有的生理现象出发，才能做出相对合理的解释。当然，对此问题也还是有人持不同的观点。［10］

其实，很多时候，尊右卑左这种观念并非任何情况下都是一清二楚的,不少场合下何者为尊,何者为卑,并没有明确的判定依据。同一朝代，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肯定是不一样的。就像杨琳先生说的：左右方位在人们心目中具有两种刚好相反的文化蕴涵,各自有不同的适应范围，笼统地说古人尊右、古人卑左,都是不全面的,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11］何浩先生也总结性地说：总的来说，尊右，涉及各国的典章制度及生活习俗、时代观念等诸方面，是一个比较杂难的问题。[12]所以在对待尊右卑左这个文化现象时，一定要以一种灵活变通的观物态度。

总之，尊右这种文化现象是比较复杂的，历朝历代因时因地而异。加之这种文化现象也是通过文人记录下来的，在文人笔下，时或按本朝所尚实录，时或按旧礼的习惯记载。就是一朝之内，文字记载也颇多悖乱。所以，在遇到具体问题时，我们还得根据当时的实际，审慎分析。

注释：

［1］司马迁《史记.孝文本纪第十》第429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裴骃集解：韦昭曰：‘右犹高，左犹下也。

篇2：中国古代建筑历史文化研究

中国古代建筑出于各种原因，或毁于兵火，或灭于天灾，可以完整保存到今天为我们所欣赏的实为罕见，尤其以宋代之前的古代建筑为主。在追寻中国古代建筑的很多时候，我们大部分是借助其他相关资料来考察的，如遗留建筑、随葬品、壁画等以此来替代建筑实物作为研究支撑。至于更早，连这样图画的支撑也无迹可循，只能依靠古代相关书籍和资料甚至通过文字中渗透的信息来勾勒当时的建筑形态，这也是研究古代建筑的一种重要的参考依据。

1. 中国古代建筑历史文化的背景。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涉及描述建筑的文章有很多，其中不乏极富文采者，其行文用辞，流畅隽永，令读者怡然神往。中国自古流传事物的林林总总，大体都是见于甲骨、竹帛和书籍，依赖文字传下为多。中国文字为象形文字，可试图从古文字中追寻当时建筑的模样。从单纯的文字来探寻当时建筑的形制是摸不着头脑的，从它们的组合之中是否更有把握，恐怕依然是不确定的。在我们没有实物可供对比的前提下，单单依靠这种诗词歌赋来凭空想象是不可信的。但这并非说古文不可解，在古典文献中，表示判断和描述事件过程是完全不同于还原建筑实体这一意图的，只要我们对比今天人们使用同一语言描述同一建筑的不同文章便可发现。同样，古代文章中所叙述的建筑，即便略去作者的夸张，我们依然要小心翼翼地追踪语言的变化，或许才能复原其貌之一二。

2. 中国古典建筑历史文化的韵意。

建筑在中国古代被归结为一种等级制度的体现。将建筑作为等级辨别的手段，巩固和体现封建等级制度。这样的限制导致在单体建筑中，抑制了营造者对建筑单体的创造力，使之转向于群体的组合。如清代的园林和皇家陵园，从不拘泥于规矩轴线，格局高低错落有致，更讲究建筑互相之间、建筑与自然形式之间浑然的搭配，可谓“因地制宜”。假如讲究建筑相互搭配是出于囿于建筑形态的僵化，“因地制宜”可谓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精巧绝妙所在。“地”之一字，即说明了建筑所限制的每种必备条件：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精力等；“宜”则表面非“权宜”，在特殊条件下，寻求最高境界、最好之意。

二、中国古代建筑历史文化的表现特征

中国古代建筑历史文化，一是表现在结构合理、容易加工制作的木框架结构上；二是表现在线条简单的大屋顶中各式各样的建筑形态；三是表现在“四合院”精彩的平面布局的空间意识。中国几千年建筑文化可总结为九个字，即“木结构”、“大屋顶”、“四合院”。中国古代建筑特征是精雕细琢、简朴婉约，堪称精品。

1. 中国古代建筑结构———木结构。

中国古代建筑是世界上仅有以木结构为主体的建筑体系。它的基本造型特征来自结构本身。中国现已发现最早的木结构建筑遗址在浙江余姚河姆渡，距今已有七千年的历史。据考古发现，在300平方米的范围内，最少有三栋以上的干阑式建筑遗迹，其中一座长约23米，进深约8米。木构件建筑遗物有柱、梁、枋、板等，许多构件上都有榫卯，这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已发现的最早遗存。中国古代建筑木结构建筑主要分为抬（叠）梁式和穿斗式两种。另外还有井干式，但它不是主要的结构形式。中国古代建筑木结构的主要形式是抬梁式构架，也是一种最为广泛应用的建筑结构形式。用料较少的穿斗式构架，密列的立柱也便于安装壁板和筑夹泥墙，具有省料、省工、便于施工和经济实惠的优点。因此，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各省，保留了大量明清时代采用穿斗式构架的民居。这些地区有些较大空间的建筑，采取穿斗式构架与抬梁式构架相结合的办法：在山墙部分使用穿斗式构架，当中的几间用抬梁式构架，彼此配合，相得益彰。

2. 中国古代建筑形式———大屋顶。

“大屋顶”对于中国古代建筑来说，几乎是一个历史奇迹———“大屋顶下的大一统社会”。因此，在所有中国的古代建筑中都能找到一个最基本的形式特征———“大屋顶”人字形。中国建筑的任何类型都是由民居住宅演变而来，以增加重复单位来解决人所要求的尺度和规模，外形基本都如一个篆书“人”字形，即双面坡屋顶。“大屋顶”，中国古代建筑最明显的特征是这个人字形屋顶。无论是住宅、宫殿，或是庙宇、寺观，无论是悬山、歇山、硬山、庑殿、卷棚，还是单檐、重檐、丁字脊、十字脊，不管是殿、堂、厅、轩、馆、楼、阁、榭、亭等，还是方的、长方的、圆的、角形、扇形、一字、凹字、工字、田字等组成的平面，或是三合院、四合院及像故宫的建筑群体，大屋顶可谓万变不离其宗，其通用性成为中国古代建筑构成的基本法则。它虽有大有小、有高有低、有长有短，但总体形式上规矩、统一，这就是典型的“大屋顶”。

3. 中国古代建筑空间———四合院。

中国人对内向型封闭空间的习惯要远大于对外开放式空间，使中国古代建筑形成了以“合院”为单位的封闭性组合体。这种中国古代建筑在平面上的群体组合，构成了独特的空间形式。早在殷商建筑遗址中就可看到四合院的布局方式，西周时期四合院布局已相当完整的，到了汉代，这种四合式院落已经很普遍了。从隋唐时期的绘画、明器中就可看到这种前堂后寝的四合院式宅第。对四合院布局，宋代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在厅堂和卧室之间形成了“丁”字形的平面，堂寝两侧有了耳房或偏院。目前，元代四合院虽无实物，但在元大都旧址上发掘出来的后英房元代住宅遗址中，还可看到这座遗址所反映的院落布局，它已十分接近近现代北京四合院。到了明清时期，四合院的已经发展非常成熟，而北京的故宫就是由大小不等的许多四合院组成。由此，四合院的建筑形式成为中国建筑中最典型的布局方式。

三、中国古代建筑历史文化的突破

《华夏意匠》以一种转折的态势，打破了中国建筑史研究领域中长期保持的沉静，带动了中国建筑史研究由单一的形制史学向多元化的体系转折。这是由中国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不得不说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文化的一种突破。

1. 在建筑空间研究方面。

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中率先涉及建筑空间理论的主要是园林，但近年来有关建筑空间的探讨，其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已超出了一般园林空间的范围。有着眼于从外部空间研究中国名楼负城特色者的（蔡晓宝《也谈中国古代楼阁》）；也有从视觉功能考察论及中国古建筑和内部空间的（刘宝仲《中国建筑视觉艺术》、张家骥《独乐寺观音阁的空间艺术》）；既有用形式构成理论来研究中国园林空间的（彭一刚《古典园林分析》），也有运用系统论探讨古典园林意境的范例，并通过对“全隔”、“半隔”、“不隔之隔”的空间把握，达到对意境表达的系统性理解（金学智《苏州古典园林的遮隔艺书系统》）。由此可见，有关中国古代建筑空间理论的研究，从量到质都有较大的突破。

2. 在城市研究方面。

在中国古代都城的研究中，建立了以重点构成为基础、以文化源流为脉络的理论框架。对于地方城市和中小城镇的研究，比过去那种静止孤立的都城研究别开生面，更具有开拓性，近年来所涉之广，亦前所未有。从建筑学出发探讨城市客体原型的，有马世之《试论我国古城形制的基本模式》等文。此外，贺业矩的《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和《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郑孝燮的《中国中小城市布局的历史风格》、陈桥驿的《<水经注>记载的城市地理》等文，均属对中国古代城市的宏观研究。这些研究的突出之处，在于将城市视为文化的组成部分。不难看出，近年来对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堪称硕果累累。相比之下，于宫殿、坛庙、陵墓、宗教建筑等方面的探索反形逊色。从发展来看，城市是错综复杂而又包罗万象的客体，近年来许多学者又孜孜不倦做了大量工作，故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是有可能发展为一独立的学科———“城市史学”的。

3. 在古建筑保护研究方面。

古建筑保护理论在近年的逐步建立，可视为第三个突破。对于古建筑及文物保护，随着历史文化名城的公布、生态环境问题的突出及建筑创新问题的深化，人们已开始注重“保护”的“文化层面”，遂形成古建筑保护理论。实际上，《历史文化名城建筑的更替》、《古都保护工作面临的新问题》、《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与面临的挑战》等文，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从文化角度保护古城、古建筑的意义。在维修和恢复古建筑的实践中，对于“修旧如旧”和“修旧如新”的争执在时代性与历史感的价值取向问题上，焦点还是“文化”。

总之，在中国古代建筑历史文化的认知下，中国古代建筑的构筑方式和空间布局，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文化发展的核心价值所在。从宏观到微观，从物质到精神，无不渗透着中国传统建筑独有的个性，这就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特点。它以巨大的感染力，时时刻刻地影响着中国建筑的发展，这是中国传统建筑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王鲁民.中国古典建筑文化探源[M].同济大学出版社.

篇3：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研究

关键词：古代饮食；文化；研究

0 引言

饮食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甚至任何历史时期都是居民日常生活中的根本内容。在我国夏商周时期以前，部落游牧时期原始部落居民的饮食文化充满着血腥与原始的气息，这种生产力发展十分低下的部落时代的饮食还没有形成完全意义上的饮食文化体系。随着夏商周时期封建时代的确立，生产力的发展让居民开始了定居生活。由此，吃穿住行各个生活的基本面才真正结合在了一起。饮食文化在封建社会随着朝代的发展演替，沾染上了不同朝代中制度层面与其他种族文化层面的新内容、新习惯。因此，饮食文化也在其内容上、习惯上以及自身的社会意义上一步步地走向多元化，并在不同的地区产生了地域性特征。本文在饮食文化的研究上，重点选取了几个历史时期作为研究参照，分析了古代饮食文化中存在的精华与糟粕，并对饮食文化与古代文化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相应探究。

1 饮食文化的内涵

饮食文化的本质是一种文化形式，是一种集合了物质创造与精神创造的人类财富。动物饮食称之为捕猎，人类饮食才能稱之为文化。以北京元谋人为例，他们可能已经懂得用火，并知道熟食与生吃的区别。这表明，他们在吃的问题上出现了与动物不同的方式。因此，元谋人的饮食习惯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算是饮食文化的一部分。

饮食文化并不只是吃那么简单。饮食文化是一个由多方面习惯与创造融合的文化体系。在饮食中，饮食使用的炊具，诸如明火橱灶；饮食使用的餐具，诸如锅碗瓢盆；还有饮食中食物的制作过程、烹饪技巧，人们的饮食行为习惯、禁忌讲究。另外，饮食中的食物、菜品等更是饮食文化中的重点内容。除了吃的以外，喝的也是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古人饮酒谓之吃酒，只是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吃酒的叫法改为了喝酒。饮酒饮茶或吃饭吃菜，其自身包含着的行为习惯也是饮食文化中重要的一环。

饮食文化不仅包括吃喝，在日常生活中，饮食活动、饮食节日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总之，任何地方、任何国家的饮食文化都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文化体系。精神产品与物质资料共同支撑起了饮食文化自身的整体架构。饮食文化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因为饮食本身是与人类共存亡的。

2 汉唐时期，古代饮食文化的重大转折时期

经过了秦朝统一六国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文化的历史阶段，饮食文化在此时期已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日常烹饪食物、烹饪方法上有了显著的变化与提升。汉唐时期是一个我国古代封建王朝快速发展的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局面相对稳定繁荣，国家战乱相对较少。同时又开展了与外域的商贸活动往来，中外文化在此阶段相互融合、相互学习。在如此安定且繁荣的封建社会王朝环境下，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富足，饮食方面发生的转折尤为明显。

在此时期，中国古代饮食生活方式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在饮食制度上，汉代之后开始形成了一日三餐的饮食习惯，在此之前，饮食生活在先秦时期主要是一日两餐制。从汉代开始，一日三餐制逐步确立，经过了漫长的封建时代的演替直到今天依然是居民饮食的标准餐制。

与此同时，汉唐时期的饮食文化还在烹饪调料上出现了创新。在东汉时期，我们日常烹饪中不可或缺的必加调味料酱油已经开始使用到饮食制作中了。醋的产生与老抽的生产虽然没有直接的历史证据证明，但从文献记载上，确实出现了关于西汉时期商贾经营贩卖醋与老抽的记载。而当时对这种调味料的称呼并不是今天的醋，而是酢。

汉唐时期起，中国古代饮食文化中出现了一大领域上的创新与变革，那就是茶文化的兴起。关于的茶的生产与饮用习惯，汉唐时期出现了很多流传于今世的发明和创造。据文献记载，茶起源于周代封地，巴。其地特殊产物“香茗”可能是茶的早期描述。在茶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茶从最初的药用发展为饮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困于原产地西南，缓慢地向东南方向传播。直到汉代三国时期，茶已经出现在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人们的日常饮用之中，以茶代酒的说法也由此产生。汉唐时期茶文化的兴起为古代饮食文化的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此外，汉唐时期饮食食物上，粟、稻米、小麦等粮食产物作为日常烹食的主食地位开始形成。肉制食品在日常饮食生活中所占比例较多并演化出屠户这一职业。蔬菜在汉代也出现了一些发展，如在温室培育韭菜。

3 古代饮食文化的精华，地方菜系

说起古代饮食，最先想到的便是古代形成并一直沿袭至今的地方菜系。鲁菜、川菜、粤菜、淮扬菜、浙江菜、北京菜、闽菜、湘菜、安徽菜，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古代传承下来的菜系。在古代饮食文化中，由于地区饮食群体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特殊饮食需求。饮食文化的地域性，正是因为长时间的地域磨合与改造而形成的。中国古代不同地区的人们有着不同的饮食背景，并由于自身的性格差异表现出不同的饮食喜好。具体分类来说，川菜主要就是四川、重庆的本土菜系，四川地区古代居民热情好客、性格火辣。因此自身菜系中也具有辣味十足的特点，颜色鲜艳、材料讲究，外来食客络绎不绝。鲁菜起源于山东，与京师相近。在长时期的封建王朝演进中，鲁菜常常被作为宫廷御膳。究其代表菜品来看，如糖醋鲤鱼、红烧大虾，表明鲁菜偏重于中和、清香的口味特点，在北方一直受到统治者的青睐。说到菜系，就不能不提老北京菜系，北京作为封建王朝的中心在饮食上也处于全国的中心地位，汉族、满族、蒙古族的政治定都全部以北京为中心，因此北京菜在融汇贯通不同民族的饮食文化精髓的同时，又与鲁菜有着密切的联系。北京菜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集多种烹饪方式为一体，菜品精致高端的特色。北京的主要代表菜品有：老北京烤鸭、涮羊肉、翡翠白玉羹等。

4 结论

通过对古代饮食文化的研究，以汉唐时期为重点，表明古代饮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具有很大的关系，安定的政治与经济环境是饮食文化发展的黄金条件。通过对古代饮食文化发展过程的探究，我们可以知道，不仅是生产力条件决定了人们饮食水平的高低，基于民族与地域的内在要求也使得饮食文化内容得以向不同方向进行延伸。结合地域特色观察古代饮食文化，有利于了解古代不同地域中百姓阶层与帝王阶层的生活风气和社会面貌。

参考文献：

[1] 班固（汉）.汉书[M].颜师古（唐），注.中华书局，2005.

[2] 司马迁（汉）.史记[M].张守节（唐），正义.中华书局，2005.

篇4：中国古代“尊右卑左”的文化现象研究

然而, 在肯定先生卓越贡献的同时还应该指出的是, “豪族共同体”理论并非尽善尽美。中国学者侯旭东先生在其著作《评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中提出了该理论的不足之处:该理论所提供的事实不足以支持其“共同体”理论;通过“贵族”来把握基层社会历史, 相对于以朝廷为中心的研究来说, 是分析重点的下移, 而不是思路的转换, 结果不免放大了贵族在乡里的作用, 而忽略了乡里的一般情况。夏毅辉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基层社会与文化研究》 (湘潭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 以下简称“《研究》”) 一书则认为“豪族共同体”理论最大问题并非侯旭东先生所提出的上述问题, 而是所谓“豪族共同体”这一概念本身运用得恰当与否还值得商榷, 并提出自己对东汉魏晋南北朝乡村社会组织的新看法——“乡村共同体”的概念, 同时为此领域的后续研究奠下发展基础, 可谓是一部具有启发意义的佳作。

《研究》全书共分为六个部分, 其中第一部分为全书的主体, 主要阐述了其核心理论即“中国中古‘乡村共同体’论”。作者在《研究》一书中充分肯定了谷川氏在研究魏晋南北朝乡村社会历史领域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指出了他们在一些问题上的研究出现错误, 提出了自己对东汉魏晋南北朝乡村社会组织的新看法——“乡村共同体”这一重要概念。

作者认为东汉魏晋南北朝“乡村共同体”的出现是先秦固有封建宗法关系的下逮, 即由西周至春秋的国家形态的封建宗法制度, 下延至东汉魏晋南北朝的基层社会, 隐藏于宗族和家族内部, 作用于乡里村落。不管以哪种形式聚集势力, “乡村共同体”都是“聚族而居”, 利用自然的宗法血缘关系形成“共同体”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而从东汉至魏晋南北朝, 当中国历史进入“地域宗法时代”时, 这种社会组织随着政治层面的王朝更替与社会混乱而急剧生长、发育, 最终成为这时期主要的社会组织。在本书中, 这样的“乡村共同体”大致有五种类型:先前血缘“共同体”——聚落;强宗大族生产“共同体”——庄田;宗豪避乱“共同体”——坞壁;流民生存共同体——保据之地;宗教信仰“共同体”——义邑或佛社。作者认为前四种共同体或多或少都与宗法血缘关系相联系, 属于古代血缘共同体的残存形态或衍生形态;后一种则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社会出现的一种由僧尼与在家佛教信徒混合组成或仅由在家信徒组成, 多数以造像活动为内容的佛教信仰共同体, 属于中国古代私社的一种。其中把“义邑或佛社”列入“共同体”的范围, 是一种新的尝试。

就东汉魏晋南北朝的“乡村共同体”社会而言, 作者认为它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合体。同时, 作者还对学术界有关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权力主要来源于社会伦理精神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认为“乡村共同体”作为一个特殊时期出现的社会组织或社会集团, 它的社会权力来源与组织呈现出种种“国家权力”的特征。这样单纯地从“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两个方面去了解是远远不够的。在针对这个问题展开的论述中, 作者运用了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曼曾在《社会权力的来源》一书中提出的有关社会权力网络的理论, 其中特别介绍了他的社会权力来源模型, 认为权力的四种来源为意识形态、经济、军事、政治。这一新理论的运用将中古“乡村共同体”的研究带入到一个更深的层次, 其中的内涵描述也更为清晰了。

《研究》以“乡村共同体”理论为基石, 对中国中古基层社会组织做了新的阐释, 细微之处亦不乏创新观点。以下举两例加以说明。

(1) 关于“豪族”这一称谓。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豪族”一词的界定范围, 即它是否包含了门阀性的世家大族, 学术界存在着一定的争议。针对这个问题, 作者指出, 谷川道雄先生试图通过“贵族”来把握基层社会历史, 这本来是一种好的思路;但是将“豪族”一词用于对所有贵族的称呼, 显然不符合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现实, 或者说不符合当时人们对于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分层习惯, 容易造成认识上的歧义和混乱。当时所谓的世家大族, 虽然具有政治、经济这两方面的社会地位, 但在身份性和门阀性上还是有区别的。简修炜认为, 世家大族分为世家与豪族两个部分, 一是“世家”, 即世代为官的家族, 他们由四种成分构成:其一, 由军功或功勋地主不断贵族化而形成的功臣世家;其二, 官僚世家;其三, 外戚世家;其四, 儒术世家, 即两汉“独尊儒术”后崛起的以经营儒家经学而形成的累世“儒宗”。这些世家, 因世世代代传其家, 并成为统治阶级的主要权力来源, 而享受其种种特权。而所谓“豪族”, 即非身份、非门阀性的地方强宗大族。他们源于战国遗留下来的六国旧贵族和汉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培养起来的区域性豪杰势力以及商人兼地主。因此, 作者没有从社会阶层或阶级去解读, 而从地域结构去解读乡村基层社会的视角无疑是独到且正确的。不论士族或豪强, 由他们所控制的“共同体”都存在于乡村社会, 属于“乡村社会”基本结构单元, 所以从“乡村共同体”这一概念去解释它们更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历史现实, 同时也符合社会学中有关“共同体”研究的基本理论范式。

(2) 关于“村”的起源。“村”作为乡野聚落的代名词由来已久, 然而关于“村”的起源, 学术界目前依然众说纷纭。作者于2004年所著《汉末魏晋南北朝坞壁考论》一书赞同日本学者宫川尚志《六朝时代的村》一文的“坞壁说”观点, 认为汉末动乱以来形成的坞壁之类的自卫性集团是村落, 特别是北方村落的来源。在《研究》一书中, 作者在继承和发扬“坞壁说”的基础上, 认为村制的形成实际上就是国家将聚落形态重新纳入政府控制之下的过程。这种控制形式于两汉时代基本实现过, 就是将先秦以来的各种聚落组织形态, 用“乡里”组织进行整合、编制, 因此造就了一个强大的汉王朝。然而由于两汉政府过于强调乡村控制的行政因素, 而没有重视其中先前“血缘聚居”的自然因素, 致使政府对乡野聚落的控制再次陷于混乱, 于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应时出现了一种新的对乡村社会进行控制的单位——“村”。村制的社会组织机理是:既有先前“血缘聚居”的自然因素, 又有按国家编户制组织的行政因素。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 “村”制的实行终于将魏晋南北朝基层社会混乱的局面扭转了过来, 最终也成就了一个强大的唐王朝。

综上所述, 《中国古代基层社会与文化研究》不是踵武前贤之作, 亦非无本之木。书中有关中国中古“乡村共同体”的研究以及晋唐时期“村落”的衍生与发展的研究, 既对日本学术界的所谓“豪族共同体”或“地域社会”的重要视角加以完善, 同时对谷川道雄先生等一批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基层社会的研究进行了必要的学术批判与商榷。其中最大的贡献在于发现了作为弥散性权力 (地方) 的“乡村共同体”与“村落”的权力来源极其复杂;同时《研究》对中国早期基层社会组织的“字源学考察”研究也是目前学术界比较完全、精细的,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学术意义。而从中国传统家族法规去关注宗教信仰问题, 也是本书的一个全新视角。中国古代“乡村共同体”的研究还具有现实意义: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当下, 研究中国古代基层社会的衍生、发展样貌, 了解中国农村、农民的历史变迁, 对于指导我们的现实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简修炜, 等.六朝史稿[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2]夏毅辉.汉末魏晋南北朝坞壁考论[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

篇5：对中国古代射箭文化的研究

【关键词】射礼；儒家思想；竞技娱乐

Study on Ancient Chinese Archery Culture

LV Jia-can

（Sports Institute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Lanzhou 730070，China）

【Abstract】The use of bow and arrow is a great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which made people can be accurate to kill its prey in the far distance and applied in the military to become a great destruction. At the same time， as a method of music to educate people to follow the moral etiquette class， it was advocated by king Zhou. Summarized unceasingly by good skilled archers， archery experience was formed to a complete set of theory， which has a great fit to Confucian thought. As a entertaining strong popular national sport， bows and arrows was very widespread in the whole social class. Both nobles and common people like this sport very much.

【Key words】archery； Confucianism； sports entertainment

在远古洪荒时代，人少而兽多，人们为了获取生活所需的食物，很多人团结在一起对野兽进行追打，把野兽追赶或诱至提前设好的埋伏圈或陷阱，或者是悬崖，使之失去抵抗力，用石块和木棒进行投掷，击毙猎物。面对一些大型的凶猛动物，这种方法显然不能奏效，于是人们就想到用延长身体的长度来增加对猎物的猎杀，削尖的木棒、石块、石球、飞石索被应用到实践中，剩余产品的出现使弓箭从单纯获取生活物质的工具变成了应用于军队的远射武器，弓箭在军队中是杀敌的武器，脱离了军队的弓箭就变成了礼仪教化的工具，增加了人们意识形态上升的高度。

1弓箭的使用与时代背景

原始社会人们获取食物的方式都是集体参与去猎杀野兽，以投掷石块、木矛为主。人奔跑的速度毕竟没有野兽快，随着狩猎经验的积累，人们开始尽量延长手臂的长度，把石头绑到竹片的一端，增加了对猎物的猎杀成功率，后来人们偶然发现树枝的弹力可以把树枝上面的鸟弹飞，“乌号弓者，柘桑之林，枝条畅茂，乌登其上，下垂着地。乌适飞去，后从拨杀，取以为弓，因名乌号耳。”（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慢慢地弓也就出现了，最初的弓只是把竹片拉弯，弓的弦是用动物的筋或者是有弹性的藤条系在两端。以一定形状的树枝或细竹作为箭来射杀猎物。“挥作弓，夷牟作矢，皆黄帝臣。”（《艺文类聚·卷60·世本》）远古人们受到启发，弓箭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的。

弓箭的使用始于旧石器时代的末期，在中国发现较早的一枚石镞，是1963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省峙峪村发现的一枚旧石器时代的石镞，这个石镞经过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距今约有28000年，这枚石镞长约2？郾8厘米，是用长的石片刮削而成的燧石片，加工精细，前端依然锋利无比，是目前发现较早的一类石镞〔1〕，说明在人类会使用弓箭之前就已经有制作精细的箭镞出现。

弓箭的使用使得狩猎已经不是获取生活物品的必须手段，食物的获取有很多种方法，开始出现以剩余食物和领地为媒介的争夺，弓箭也是在这一时期被使用，并作为强大的远射兵器起到决定胜负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步战逐步取代了车战，弓箭开始在战场上发挥作用，相对于近身肉搏，士兵的伤亡大大减少，士兵弓箭技术练习的重要性也是每位军事将领特别关心的事情。在军队中有专门教习弓箭的教头，射箭出现职业化、专业化训练，正如恩格斯所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2〕。

2统治阶层制度下对弓箭作为一种远射武器的改变

2？郾1弓箭政治化

2？郾1？郾1弓箭与射礼

射猎作为原始人类获取生活所需的食物的一种手段，并且作为一种主要的手段，被人们所掌握并应用，随着人们对食物需求的不断满足，弓箭作为一种礼仪性的活动开始普及。

篇6：中国古代“尊右卑左”的文化现象研究

一、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比较研究法。

二、分析比较

1. 古希腊体育的竞争性与中国古代体育的等级性

地理环境是不同民族体育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土壤。古希腊与中国古代各具特色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这两个民族不同的文明和民族性格, 并且深深地影响着体育文化的发展。

希腊是一个面积非常狭小的岛国, 海运交通便利, 商业较为发达。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国民的生产关系向契约形式转化, 致使森严的等级制度失去了繁衍的依托, 从而为民主、宽松的政治制度奠定了诞生的基础。古希腊体育中的赛跑, 其特征就是参赛者不论地位高下、年龄长幼, 一律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在同等的条件下跑完相等的距离, 最后以成绩显示谁之优劣。

与古希腊所不同, 古代中国的四周是高山、沙漠和当时条件下无法跨越的大海, 形成一个封闭的状态, 而内部的回旋余地又相当的广阔, 是发展农业文明的理想条件。农业文明为宗法等级制度的滋生提供了温床。等级制的延续和加强致使任何不遵循等级差别的文化因素不得产生, 否则就是对等级制的冲击, 也是对专制统治的不稳定因素。

2. 古希腊体育的健美性与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养生性

在同海上风浪搏斗的过程中, 勇敢的希腊海员们充分感到自身力量的重要性。于是肌肉发达、身体健美的形象便成为古希腊人崇拜的偶像。与古希腊体育繁荣相对应的是古希腊高度发达的哲学与科学。古希腊的哲学家用数学的方法研究动物和人体的结构, 这就使得古希腊体育有着特殊的发展轨迹和审美价值。在古希腊的体育雕塑中, 雕塑家们对运动员形体美的把握, 已经能够科学地运用数学上的“黄金分割”和解剖学原理, 体现了古希腊科学的发展水平。

与古希腊所不同, 中国古代体育的形成与定型借助的不是自然科学而是当时的哲学。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 人必须与大自然保持协同才能维系生命, 维持健康。因此, 在中国古代体育中, 养生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养生体育建立在宏观观察和直觉经验的基础理论之上, 与建立在以分解、分析方法为主体的实验科学基础之上的古希腊体育大相径庭。

3. 古希腊体育的身体教育与中国古代体育的道德教育

古希腊人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提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概念的民族。古希腊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宗教社会。古希腊宗教特有的神人同形同性特征与城邦公民职责相结合, 陶冶了古希腊人独有的人格意识。他们把“自我”视为一种客观化的认识对象, 从多方面去论证“人”, 他们注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注重体育在育人方面的作用。古希腊体育中尊重人的个性, 追求多样化与矛盾性的文化特征, 可以激发民族的扩张力、创造热情和冒险精神, 有利于体育教育中对人的个性培养和发挥, 然而却缺乏中国式的谦恭待人、稳健温和, 易导致物欲主义、享乐主义和个性的过分扩张。

中国古代的传统道德给中国古代体育打上了深深的“道德教育”烙印。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 其主旨精神始终是解决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 与古希腊文化的出发点是根本对立的。古希腊文化强调从个人出发, 个人与集体呈现出一种松散的状态。而在中国古代, 由于传统伦理价值观的作用, 单一的个人显得毫无意义, 仅表现为一种抽象的存在。求善与道德的一个特征就是自己的行为不能给他人带来否定作用。而古希腊则不同, 它是通过竞赛, 以其双方形成的胜负结果来肯定胜利者, 否定失败者。

综上所述, 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不同的地理环境、物质生产方式, 孕育了不同的传统文化和民族品格, 从而形成了古代中国和古希腊各具特色的传统体育个性。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 注重个人修养和道德性, 促进了以身心和一、动静结合为特征的东方传统体育形式的发展, 然而却削弱了体育的竞技性;

古希腊民族崇尚人的个性, 追求人的全面发展, 强调公平竞争, 对现代竞技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易导致个性主义的膨胀。

参考文献

[1]颜绍泸.世界体育史研究中的误区:东方体育.体育文史, 1990 (3) .

[2]谢凌宇.略谈中西方传统体育的个性特征.体育与科学, 1990 (5) .

篇7：中国古代“尊右卑左”的文化现象研究

关键词：医药档案；直接遗存；间接遗存；价值

在中医药学的发展过程中，档案是继承与发展之间的纽带。我们的前人，早已学会利用档案积累经验、发展中医药学，此外，历代封建王朝为了适应防治疾病、养生保健和司掌医药的需要，还建立了医事管理制度。中国古代医药档案遗存可分为直接遗存和间接遗存两类，笔者将以时间为序对其进行简要介绍，并附以科学文化价值的研究情况。

1医药档案的起源、形成与管理

1．1 医药档案的起源

中国古代的医药史，是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开始的。此外，原始社会还有“庖牺制九针”川以治病的传说。考古发现证明，远古时代的人们已使用了砭石、骨针等医药器具。按照正常逻辑推断。当文字产生后，人们就应开始记录病状和药性等，并因此产生了初期的医药文件、档案等。关于这方面的文献记载较多，如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载：“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定《本草经》，造医方以疗众疾。”又《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载：“于是雷公之化，授业传之，而内经作矣；历代宝之，未有失坠。”这些记载不但说明了远古时期已有医药文件，而且“历代宝之”，作为档案代代相传。

1．2 古代医药档案的形成与管理

周代已有记载病况和治疗结果并用以衡量诸医工作成绩、发给食俸的档案记录。而且，这种档案材料有专人保管，保管者就是医师所属之史官。在《周礼》的记载中，医师是负责医务工作的“众医之长”，其属员有上士、下士、府、史等。

汉代宫廷中也注意收集、存藏有关的医药档案。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在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侍医李柱国校订政府所收藏的医学和医药档案时，就已有“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两晋时期，医药管理还没有明确的分工，根据《隋书·百官志》中“梁门下省置太医令，又太医二丞中，药藏丞为三品勋一位”和《册府元龟》中“北齐门下省，统尚药局，有典御二人，侍御师四人，尚药监四人，总御药之事”的记载，可见南北朝时，医药管理已有了分工。

隋文帝建立政权后，除改周之六官外，其制度多依前代之法。唐承隋制，改动不大，隋唐两代的医事制度，主要建有三个系统：一是为帝王服务的尚药局；二是为太子服务的药藏局；三是为百官医疗兼教育机构的太医署及地方医疗机构。

两宋时期的医事制度大体上都是沿袭前代。宋代设立的翰林医官院，其官职分为：院使、副使、直院、尚药奉御、医官、医学、祗候等七级。其中院使、副使各一人，直院四人。尚药奉御六人，其余医官、医学、祗候等无定员。公元1076年成立了“太医局”。金制与宋制相同。

元制也是沿袭唐宋以来的官制，设有“御药院”、“御药局”，担任保管各地贡献的药品和制造汤剂。还有专为太子服务的“典药局”和“行典药局”。此外有“广惠司”、“回回药物院”、“广济提举司”、“大都惠民司”等组织。

明清皆设太医院，掌管宫廷医事。《明史·职官三》卷七十四载：“诊视御脉。使、判、御医，参看校同，会内臣就内局选药，联名封记药剂，具本开写药性证治之法以奏。烹调御药，院官及内臣监视，每二剂合为一，候熟，分二器，一御医、内臣先尝，一进御。仍置历簿，用内印钤记。细载年月缘由，以凭考察。王府请医，本院奉旨遣官或医士往。文武大臣及外国君长有疾，亦奉旨往视。其治疗可否，皆具本复奏。”

2 中国古代医药档案直接遗存

中国古代医药档案的直接遗存是指以原件形式遗存下来的中国古代医药档案。从这些档案遗存的来源上来说，有四种基本情况：档案部门保存下来的医药档案原件、考古出土和文博部门保存的医药档案原件、地面遗存的石刻医药档案、古人今人的科技医药汇编。

2．1 档案部门保存下来的医药档案原件

档案部门保存下来的档案原件一般时间较晚，主要是明清档案。从载体形式上。以纸质形态为主，其他形态则数量较少。明清宫廷医药档案分为脉案与药方两种，因御医的治疗涉及皇帝、后妃及王公重臣的性命，所以，每看病须保留这些脉案、药方，以备考察，且这些档案要由御医与太监联名签字或用印，共同负责。其档案则由太监及内务府保管。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的清内务府档案中，有不少此类医药档案。第一历史档案馆还与有关部门合作，汇编了《清宫医案研究》、《慈禧光绪医方选议》等。

2．2 考古出土和文博部门保存下来的医药档囊原件

迄今为止。共出土甲骨档案17万余片，关于疾病与医药的记载有近500条之多，是中国最早的医药档案，反映了当时医药卫生的水平。其内容记载的有头、心、眼、耳、口、舌、牙、喉、鼻、腹、臀、肱、膝、足、趾、尿、妇、产等30多种，称作“疾首”、“疾心(脑)”等。

通过考古发掘，我们还能看到一些汉代的医药文件、档案的实物。武威汉代医简，成书年代约东汉以前，本医简是1972年11月在甘肃武威出土的东汉医学简牍，也是迄今所发现的汉代比较丰富而完整的医药原始记录。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导引图》、《养生图》、《杂疗方》、《胎方书》等，竹简有《十问》、《合阴阳方》、《天下至道谈》，木简有《杂禁方》。其中，《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最为古老，是现今已知最早记载经脉学说的中医学文件。《导引图》则是最早的体育医疗图。

出土卷于是出土医药档案的重要内容，其中以敦煌出土卷子数量居多，敦煌医学卷子的很大一部分保存收藏于海外。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内，发现了封存九百余年的近五万卷六朝和隋唐五代时期写录的卷子书籍，现称为“敦煌遗书”，其内容涉及我国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是二十世纪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发现。这批珍贵文物在发现后不久即大量外流，其中以英人斯坦因和法人伯希和盗劫的卷子(今编号为S和P)最多，现藏英国伦敦博物院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

医经残卷有十余卷，内容包括《内经》、《伤寒论》、《脉经》的片断及《玄感脉经》、《明堂五脏论》、《五脏论》和《平脉略》等。

针灸残卷有六卷，包括《新集备急灸经》和灸疗图等。

本草残卷有七卷，包括《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食疗本草》等。龙530卷，现藏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首残尾全，基本完整。《本草经集注》卷一，内容

包括弘景序、序例本文及陶注。抄写时间，一说据卷末所记为唐开元六年(718年)；一说据不避唐讳及实物考证，为六朝写本。

医方残卷有三十余卷，共录方近千首。其中，有的题有书名，有的为唐人选录署名医家的医方，大多则不知书名及撰者。

藏医卷，是1983年罗秉芬和黄布凡编译出版的《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经藏医学家强巴赤列审订，内收敦煌石窟出土的用藏文抄写的四卷吐蕃时期的藏医文献。

2．3 以石刻为主的地面遗存的医药档案

石刻，是先在石头上写字再进行雕刻来传播知识的一种载体。在石头上刻字是原始人的一种风气，至今能见到的有石窟、摩崖石刻、石碑乃至庄重的“石经”。

龙门石窟现存窟龛2100多个，碑刻题记23600余块，其中久负盛名的“龙门二十品”和唐代书法家褚遂良的伊阙佛龛之碑，则是魏碑和初唐楷书艺术的代表作品。窟群中的“药方洞”洞壁上载有治疗40余种疾病的民间验方，用药150余种。摩崖石刻也是传播医药知识的方法之一。位于广西桂林南溪山的刘仙岩上，以粗健的楷书，书刻了宋代宜和年间，当地防治岚瘴之气所致病的药方“养气汤方”的来源、组方、煮服法与治疗效果。石碑传播医药知识较多见，四川绵阳李杜祠的石碑上以隶书为主，书刻了汉代名医涪翁隐居涪水渔父村时曾用针石治病取效的情况。北宋医官王惟一为铸造针灸铜人模型，首先辑写了《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不久将它用清秀的楷书写刻于石碑上，内容含十二经、657个穴位，供后人抄录流传，洛阳兴国寺的一块石碑上，用楷书刻写了宋代无际禅师留传后代的“换骨丹”药方。由于石碑上的宇可以不断地拓片流传，故为后来印刷术的发明打下了基础。

2．4 以编研成果形式保存下来的医药档案

档案汇编虽不是档案原件，但由于是根据档案编研而成，因此可以与档案原件具有同等原始性意义，它们也可被列为直接遗存。中国古代遗存下来的科技档案编研成果种类丰富，大致包括：数据汇编、图集、文件选编或汇编、案例汇集、科技手册、科技大事记等，而其中医药档案汇编主要是本草、医方、医案的汇编，如《新修本草》、《开元广济方》、《清官医案研究》等。医方是中医药工作的重要工具，收集、保存乃至整理汇编医方对发展医药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唐代的《千金方》、《外台秘要》和《开元广济方》即是隋唐两代致力于医方保存与整理编撰工作的结果。草药是中医治病的基本工具，因此，记录中草药形状、药性的本草档案就非常重要了。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医疗界对本草档案的搜集、保存与整理都非常重视。

3 中国古代医药档案间接遗存

中国古代医药档案的间接遗存是指以非原件形式遗存下来的中国古代医药档案内容，其主要形式是通过相关著作保存下来。这些著作，将医药档案的原始记录与作者的创作融为一体。所以被称为间接遗存。这种间接遗存以官方史志和私人科技著述为主。

3．1 史书申的中国古代医药档案的间接遗存

中国古代有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而编史修志又主要是以档案为依据，所以，我们把官修史书列为医药档案的间接体现。在古代社会，史书有官修与私修之分，这是两种长期并存的编史修志形式。就它们与档案遗存关系而言，官修史志中一般包含档案遗存较多。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的主体部分，是取材于淳于意答诏的实录，选用了淳于意往日诊病的簿记——“诊籍”中的25则医案。《旧唐书·经籍志》中丙部子录之末收录医学书目，分为“明堂经脉”和“医术本草、养生、病原单方、食经、杂经方、类聚方”两类。《明史·职官三》卷七十四载：“诊视御脉，使、判、御医，参看校同，会内臣就内局选药。联名封记药剂。具本开写药性证治之法以奏。烹调御药，院官及内臣监视，每二剂合为一，候熟，分二器。一御医、内臣先尝，一进御。仍置历簿，用内印钤记。细载年月缘由，以凭考察。王府请医，本院奉旨遣官或医士往。文武大臣及外国君长有疾，亦奉旨往视。其治疗可否，皆具本复奏。”由此不难得知，明设太医院，掌管宫廷医事。

3．2 方志申的中国古代医药档案间接遗存

《桂海虞衡志》是记述广南西路风土民俗的地方志，其中记载矿物药、动物药、植物药品种繁多。有治疗瘴气类的。有解各种中毒的，有清热药，有芳香药材。等等。明代林富、黄佐编纂的《广西通志》在二十一卷食货一章下，立“属”节，记载了一百余味广西产药物，明末清初，几乎各府县均有医学署。如郭世重纂辑的《南宁府志》记有“本府治居城中西南……后堂设有医学”，“武缘县开设医学”，“横州治设有阴阳医学，永淳县亦有医学。上思亦有之”，道光年间，在忻城土司衙门西侧建起一栋“大夫第”，莫氏土司第十九代孙莫述经就是“大夫第”里的专职医师，主管土司衙门大小官员及其眷属的医疗保健，兼理一些民间疾患，清代地方志有关科学技术方面的记载范围很广，《云南通志》物产门所记医药内容尤详，医案、医方等在方技(人物)有所反映。地方志是自然科学史料、社会科学史料的渊薮，也是中国医药学史料的宝库。现在尚未充分发掘利用。

3．3 政书申的中国古代医药档案的间接遗存

政书。是政府各部门规章制度和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及它们实行情况的记录，比较集中地提供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资料。政书涉及的内容很广，各种医药制度就包括在内。如《宋会要辑稿》中规定，翰林医官院受翰林院管理，而翰林院又隶属于内侍省，下统“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翰林医官院在宣祐门内之东廊，掌供奉医药及承诏视疗众疾之事，这说明此时的翰林医官院实际承担着中央医药管理机构的职能。其他的一些重要的政书主要有唐杜佑络撰的《通典》、唐玄宗时官修的《唐六典》、南宋郑樵编著的《通志》、元马端临编著的《文献通考》、宋王溥撰的《唐会要》、宋代官修的《宋会要辑稿》、元代官修的《元典章》以及被称为“清三通”的《清朝文献通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等。

3．4 类书中的中国古代医药档案的间接遗存

类书是我国古代采辑或杂抄各种古籍的有关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编次排列于从属类目之下。以供人们查阅的工具书。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很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古代科技档案信息、医药档案的间接遗存，是研究中国古代医药等重要文献资料的来源。较有名的有《古今图书集成》、《渊鉴类函》、《佩文韵府》、《骈字类编》、《子史精华》、《格致镜原》等。这些类书中有大量的医药档案的间接遗存，如陈梦雷的《古今图书集成》。收录了从战国到清初的医学文献120余种，并分门别类进行编纂，为我国历代最大的一部医学类书。全书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纵向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各科治疗，成为自成系统的综合性医书，横向以各科疾病为纲，先

引用历代医家的论述，后附选方用药。纲目分明，便于阅读。

3．5 私人著迷中的中国古代医药档案的间接遗存

间接收录我国古代医药档案的遗存在很大范围内体现在私人撰写的各类著作当中。“文学作品，以它特有的方式记载了中国古代科技知识而成为古代科技资料的组成部分。”私人著述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门论述医药知识，这些著述的作者多为当时的医家。内容也十分专业和系统。如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著述的《本草纲目》。“书考八百余家”，在药物分类、药性及药效方面多有新解，并通过本草考辨纠正了以往的大量错讹或谬误，总结了我国16世纪以前的药学成就，可谓药学史上的里程碑，其他比较著名的专著如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王叔和的《伤寒论》及《金匮要略》等。另一类是非专业论述医药知识的私人著作，即并非出于专门研究医药知识的目的所进行的创作，例如《山海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理书。但书中收载了不少植物、动物和矿物药。并明确指出其性能和功效，为后世中药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尔雅》是中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专著，是汉初学者缀辑周秦以来诸书旧文、递相增益而成，其中的“释诂”中对疾病名称多有注释。“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中对一些药的古名作了解释。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疾病的解释、对药物和有关医事的注解。都包含丰富的资料，该书涉及药物和病名各数百种，是后世医药文献注释的重要参考书。

4 中国古代医药档案遗存的科学文化价值

今天，中医药学术发展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其发展不能丢弃档案记录，而且必须依赖档案的支持，也已逐渐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古代医药档案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以及文献价值是毋庸讨论的，这里要讨论的是中国古代医药档案的现实价值。大略而言，有如下三个方面。

4．1 古代医药档案遗存是历史文化的真实见证

历史是空间和时间的组合。在时间概念上，过去了的历史是了无痕迹的，伹在空间概念上，历史为今天留下了丰富的遗存。我们无法回到过去。却可以通过历史的遗存来了解过去。古代医药档案遗存能够见证历史上的什么?首先，它可以见证中国或中华民族的历史。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历史总是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风俗等方方面面的东西，古代医药档案遗存可以见证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它可以见证中国医药卫生的历史。我们的前人在医药卫生方面付出的智慧和辛劳大量地被保留在古代医药档案遗存中，这些遗存可以重现当年医药卫生活动的众多场景。再次，可以见证中医学术发展的历史。档案遗存与文物不同，文物可以见证历史。但仅此而已，档案遗存除了见证历史外，还具有鲜活的现实意义。譬如。在晋代，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一书为诊治临床急证之专著。其所记若干的诊治病种中，首次记叙了“恙虫病”(即沙虱病)，早于西方数百年。在防治天花中，我们的先哲们首先发明了人痘防治天花。李时珍历20余年著成的《本草纲目》，不仅收载药物之多为空前，且创新了植物分类方法。

4．2 古代医药档案遗存是学术科研的传承载体

中医药学术既是系统的，也是专门的，因为它拥有众多彼此不同又密切相关的学说。如生命学说、疾病学说等，拥有丰富的概念和独具风格的判断与推理方法，研究的是关于人类生命与疾病的专门问题，而非一般知识或常识。学术必得承载的形式，方可以绵延生发。就档案和学术的关系而言，前者有形而具体，后者则相对无形而抽象，但二者又几乎是一体的，甚至是同一种存在的两种不同形式。可以这样认为：档案是学术的物化形式，中医药学术需要以档案的形式来保存和传承；学术是档案的精神内涵。中医药学术的客观价值使医药档案成为一种鲜活的存在。中医药学术系统和发展历程，主要是由医药档案遗存来架构和延续的。今天所有的中医药学术概念或理论，要么从档案遗存中直接发生，要么从档案遗存中辗转衍生。无论是中医高等教育系列教材中已作为定论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还是每天都在生发着的临床经验和感悟心得，以及大量的课题、论文、著作，乃至采用现代技术制造的中药新药，没有哪一样不是依据档案遗存的载述或受到档案的启发，才得以确立或据以进行的。《黄帝内经》即是借助当时的哲学思想，立足于综合分析，集中了当时的天文、气象、地理、物候、数学的有关知识与方法，系统地阐述了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以及疾病的诊治原则等，奠定了中医学术文化的基础，确立了中医学的基本观念和基本理论。

4．3 古代医药档案遗存是教育实践的有力先导

当代中医药工作者所接受的学院教育实际上是来自档案记录的，所获得的知识与档案有着直接的关联，即使个人的临床经验和感悟，也很难脱离档案的依据。因此。包括科研、教学、医疗在内的当代中医药实践过程，仍然受到档案遗存的深刻而强大的影响，档案遗存对当代中医药实践过程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医药档案遗存，特别是经典遗存，被出版社影印排印，被研究者校勘注释，被专家们阐释发挥，甚至在互联网上被发布传播，这一切都是出于中医药学术发展、临床实践、科学研究的需要。当代名老中医专家的学术水平高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档案记录中汲取营养、感悟精义。年轻学者要在学术上快速进步，也需要档案记录的指导和帮助。但是。档案遗存在发挥指导作用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作为。在当代中医药实践过程中，无论是一种观点，还是一种新药、一种方法，尽管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却很难超越前人。医药档案遗存尽管历经沧桑，却一直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指导着人们的作为，古人如此，今人也很难例外。整体观念、辨证论治、藏象学说、病因病机学说、麻黄的功用、白虎汤的煎法，等等，无不来自档案记录。科研项目、获奖成果、中药新药开发，等等，又何尝能脱离档案的依据或指导而超然独行呢?我们很难设想有一种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新的药品，会在不受传统影响、脱离档案遗存指导的条件下得到中医学术界的认同。

参考文献：

[1]淮南子·修务训[M].

[2][3]丁海斌，陈凡，科技档案史[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7：197、26.

[4]龙门文物保管所，龙门石窟[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2.

[5]和中波，吴鸿洲，中国医学文物图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30-31.

[6]王柏灿，壮族医药吏上的里程碑——《壮族医学史》述评[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1999(5).

[7]张秀宏，中国古代科技文献概况[J].图书情报，2005(5).

[8]史欣稳。论方剂文献的利用与研究[J].江苏中医药。2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