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城市管理论文

“十一五”时期，围绕成功举办“2008奥运会”和完成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等重大任务，北京城市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步伐明显加快，投入不断增加，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网格化管理初步实现城六区全覆盖，城市管理服务水平显著提高，人民群众对城市管理的满意度大幅提升，标志着北京城市管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国内城市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国内城市管理论文 篇1：

解密上海会议大使

编者按

国际会议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意味着什么？除了营销城市、展示城市魅力之外，更实惠的好处在于可以促进城市的发展。

据统计，全球每年召开大大小小的国际会议超过16万次，产值高达2800亿美元，尤其是一些高层次、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对经济社会的带动效应更为显著。这也是目前越来越多的城市把目光投向国际会议，争相成为国际会议主办地的动力所在。

而会议大使，作为一个为城市招揽会议的专业人士，也逐渐进入国内城市管理者的视野。上海，作为国内最早设立城市会议大使的城市，近年来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会议大使的职责是什么？如何选拔？对于会议大使来说，如何成功地“揽会”？国际上成功举办重大会议的城市和地区，它们有哪些有益的尝试？

本组报道的焦点，正是为了解答上述问题。

国内城市管理论文 篇2：

“十二五”期间北京城市管理面临的新要求与发展趋势

“十一五”时期，围绕成功举办“2008奥运会”和完成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等重大任务，北京城市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步伐明显加快，投入不断增加，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网格化管理初步实现城六区全覆盖，城市管理服务水平显著提高，人民群众对城市管理的满意度大幅提升，标志着北京城市管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十二五”期间是推动首都科学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全面提高科学管理城市能力和水平，实现北京城市管理精细化、智能化的关键时期。深刻把握《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制定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规划建议》）对城市管理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明确“十二五”期间北京城市管理工作方向，是提高城市服务管理水平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十二五”期间北京城市管理面临的新要求

经济社会发展跨入新的历史阶段对北京城市管理提出的新要求。2009年，北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越过世界银行确定的从发展中状态进入发达状态的标准线，第三产业比重超过76%，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超过72%，城市化水平达到85%，北京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北京步入后工业化时期意味着城市管理内容将发生新变化，对城市管理的要求也将更加严格。后工业化时期以服务经济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以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决定了就业人群结构的多元化，进而对城市管理提出了更加多样和个性化的需求。英国学者哈维认为，处于消费时代的城市，真正的竞争力主要体现为吸引消费的能力。城市为了吸引消费，应该将投资集中于生活质量提高、空间改善、文化创新和城市环境质量的改善，将城市塑造成为一个创新的、令人兴奋的、创造性的、安全的生活、参观、娱乐和消费的场所。《规划建议》提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建设国际商贸中心城市，打造国际一流旅游城市，显然与服务经济、消费拉动密切相关。顺应经济发展阶段的现实需要，北京城市管理的内容不仅面临更新换代，同时也要求北京的城市管理模式和管理水平必须向国际先进水平看齐。此外，率先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发展要求意味着城市管理的空间范围也将大幅度扩展，尤其是承担疏解中心城功能的现代化国际新城的管理任务和要求越来越高，城乡结合部地区改造后尽快纳入城市管理也已提上议事日程。

《规划建议》对北京城市管理提出的新要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全面推动“三个北京”战略、进一步提高“四个服务”水平、建设“五个之都”是北京市制订“十二五”规划的主要指导思想。“五个之都”是指努力打造国际活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企业总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人才聚集之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和谐宜居之都，推动北京向中国特色世界城市迈出坚实的步伐。“五个之都”是对“三个北京”、“四个服务”的进一步升华和细化，是贯彻一个主题、一条主线的具体体现。围绕上述指导思想，《规划建议》确定的城市管理的主要目标是城乡环境更加宜居。为实现城乡环境更加宜居目标，《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健全基础设施保障体系，大幅提升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和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建立健全城市运行管理机制，加强首都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提高城市抗灾应急能力和重特大安全事故应急能力，完善政府重要物资储备制度，保障城市安全协调运行。明确垃圾处理的属地责任，提高垃圾处理能力，建立源头减量、全封闭运输、全过程分类管理体系，提高垃圾处理资源化水平，努力解决城市垃圾处理问题。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完善政策，整合资源，提高水资源循环利用水平。由此不难看出，“十二五”期间北京城市管理既要“顶天”，为建设“五个之都”、迈向世界城市打基础，又要脚踏实地，在提高城市应急保障、垃圾处理等细节问题上取得突破。

切实提高科学管理能力和水平对北京城市管理提出的新要求。《规划建议》明确指出，提高科学管理能力和水平，不仅是推动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环节和当务之急，也是保障城市有序运行的基础性工作，是迈向世界城市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把管理提高到与发展同等的高度，全力提高科学管理的能力和水平。要强化管理意识，树立现代化的管理理念，推动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通过科学管理提高城市管理的质量、效益和水平。要加强城市管理的基础工作，健全各项管理制度，规范各项管理流程，加强关键环节的督促检查，提高管理的效能。要落实城市管理的责任，将各方面的管理任务落实到区县、乡镇、街道、社区，层层健全管理责任制，明确管理责任，明确管理任务，明确管理要求，推动城市管理重心下移。要积极借鉴和应用现代化的城市管理手段，认真学习国内外先进的管理方法，充分借鉴和运用信息化等各种现代化的管理手段，不断提高城市管理的效率。显然，从城市管理到提高科学管理城市的能力和水平，是一个质的飞跃。“十二五”期间，北京城市管理不仅要解决“有人管、管长远”，还必须向“科学管、管精细、重绩效”这个更高的水平迈进。

二、“十二五”期间北京城市管理的“六化”展望

深刻把握“十二五”期间北京城市管理面临的新要求，综合考虑城市管理的未来趋势和条件，“十二五”期间北京城市管理有望在“六化”上取得新进展。

城市管理高位协调体制有望得以固化和常态化。从一定意义上讲，城市管理高位协调体制是顺应城市管理日益复杂化、系统化的必然选择，是打破城市管理部门分割体制弊端的有效途径。2010年5月正式成立的首都城市环境建设委员会，是全面统筹协调首都环境建设资源，推进环境建设常态化，完善首都环境建设体制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城市管理体制高位协调的重要支撑。实际上，不仅首都环境建设需要强有力的协调体制作为保障，“十二五”期间，诸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等城市管理中的现实难题的有效缓解，也必须依赖高位协调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北京要有效疏解人口，离不开中央推动在京教育、科研、文化、卫生等资源的有机疏散，离不开中央支持北京市和周边省市加强合作平衡人口分布的探索，离不开中央支持北京市继续实施关于适度限制外来人口购房等一系列政策的配合。可以预见，“十二五”期间，北京城市管理中的高位协调体制将进一步得到强化、固化，并最终实现常态化。

城市管理的部门协同化和扁平化运行机制逐步完善。“十一五”时期，在城市管理实践中涌现出了捆绑执法、联合执法等新模式，取得了良好的管理效果。“十二五”期间，顺应科学管理城市的新要求，城市管理还必须彻底跳出末端管理的束缚，真正实现从规划、建设到运行管理的全过程、闭合式、协同化管理。也就是说，城市管理不能仅仅局限于消极地应对和解决城市管理中业已存在的现实问题，还必须有效预防和避免城市管理问题的发生，这就需要推进城市管理运行机制的部门协同化和扁平化。特别是各部门制定的城市管理政策措施，要避免在其他领域引起不良反应，引发新的城市管理问题，这种协同化内在要求城市管理各部门必须强化政策整合意识，建立健全城市管理问题的源头预防机制。城市管理各部门既要合理分工，又要确保无缝衔接，强化城市管理的目标、措施、队伍建设等全方位、多层次的协同。城市管理的扁平化运行机制，强调的是有效缩短城市管理问题发现、处置、反馈的信息传递链条和处理环节，提高城市运行管理的敏捷化程度。特别是要加快建立城市管理问题发现在基层、快速处置在基层的灵活处置应对机制，避免城市管理问题陷入“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怪圈。

城市管理的法治化保障加快推进。依法治理，发挥法制在城市管理中的导向、促进和保障作用，通过严格、细密、刚性的法律法规，实现对城市的管理与控制，是许多国家城市管理的共性特点。美国城市政府通常根据城市运行的实际情况，对城市运行环境管理中的各种事项在法律中作出严格规定，几乎不存在法律盲区。如，纽约市的《纽约市城市宪章》（City Charter）作为纽约市城市管理的指导性法律，详细规定了每个政府机构的职责范围、流程程序等，并设立了专门的“城市宪章修订委员会”，及时吸收来自公众及辖区机构的意见，根据新出现的情况修订城市宪章，使之始终符合城市管理的要求。香港城市美观、整洁，交通舒畅，工作效率高，人流、物流井然有序，很大程度上是长期坚持依法、从严管理城市的结果。香港在城市管理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健全配套的法律、法规，如《建筑物条例》、《城市规划条例》、《空气污染管制条例》、《废物处置条例》等数百项，确保城市各项管理中都能做到有法可依，并且严格依法按章办事。

相对于其他领域，北京城市管理的法治化保障较为薄弱。突出体现为城市管理立法相对滞后、部门立法的综合性协调性不足、立法可操作性不强。另外，城市管理的执法方式、市民的守法意识等也有待加强。值得肯定的是，“十一五”时期，围绕重大活动保障形成的一系列城市管理的创新实践，为加强城市管理的法治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有望逐步上升到地方立法的高度。《规划建议》也明确提出必须加快法治城市建设步伐。全面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进一步加强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生态领域以及城市管理、新农村建设、公共安全等方面的立法，依法推动科学发展、保障人民权益。大力推进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氛围。

城市管理的投入保障机制有望逐步强化。长期以来，城市管理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投入不足，特别是常态化的投入需求与一次性的投入保障之间存在巨大缺口，导致城市管理运行的长效机制难以建立。“十二五”期间是城市管理投入保障机制建立健全的关键时期，也是确保城市管理水平在更高起点上持续提升的关键时期。随着北京市将管理上升到与发展同等重要的高度，长期困扰城市管理的投入保障问题必须加以妥善解决。从政府财政收入看，政府完全有能力在“十二五”期间大幅度增加对城市管理的投入。数据显示，2005年北京市地方财政收入达到1007.4亿元，2009年，地方财政收入达到2678.8亿元，2010年有望突破3000亿元。“十二五”期间，北京市地方财政收入有望进入4000亿及以上区间，这无疑为加大城市管理投入打下了坚实基础。从城市管理的实际需要看，“十二五”期间，除开局之年的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保障任务之外，北京城市管理将全面步入常态化的运行区间，持续稳定、适度灵活的城市管理运行投入保障机制对提高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至关重要。

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有望逐步提升。随着城市网格化管理平台的逐步完善，加上物联网技术在城市管理领域的推广运用，北京城市管理正在由传统的物件、事件管理向人、地、事、社会组织单位等综合管理领域拓展，城市管理的信息化也由信息采集、传输、反馈向信息分析、研判、预测、预警等更深层次转化。《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充分发挥科技在城乡建设管理服务中的支撑作用，加快推进“三网融合”，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加强信息通信高速网络和枢纽建设，强化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加强电子政务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推动物联网应用实践，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和城市管理的信息化水平。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运用信息化手段，强化城市网格化和村庄社区化管理，实现城市管理精细化、智能化。

纽约、巴尔的摩等城市运行管理系统为我们提供了城市管理精细化、智能化榜样。它们的城市管理系统均建立了面向决策的分析系统，让市长能够看到各部门的实际运行情况，在出现新问题时，能够提升问题识别、问题回应和采取行动的能力。过去，各部门分别独立运作，彼此之间缺少交流。各部门负责人提交厚厚的工作报告，市长难以从中把握各部门的绩效状况。城市运行绩效管理要求根据统一的标准收集信息和数据，由专门人员进行独立分析，并通过图表、曲线图和地图等简洁方式显示出来，便于决策者迅速捕获有效信息和识别问题，并采取有效的决策行动。

“十二五”期间，提升北京城市管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首先需要强化基础信息的整合，大力培养信息专业分析人员，加强持续的信息分析统计，提高城市管理信息与科学决策的关联度。尤其是市级层面必须进一步强化对城市管理信息的统筹，挖掘现有城市信息化管理平台的潜力，提高信息化管理平台防范、发现、处置、评价、预警等综合管理能力，实现早发现、早预警、早预防、早处置，逐步推动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上升到新的台阶。

城市管理的社会化参与深入推进。近年来，控制政府规模，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发挥市场机制和培养第三部门参与公共治理已经成为国际大都市推进和巩固城市管理成果的重要方向。如，伦敦公务员数量从1991年占全部就业人数的7.9%下降到2001年的5.1%；香港公务员人数的比例也逐年下降，从1994年到2005年，每年降低约2%—6%左右，编制人数由2000年的19.8万人下降到2005年的16.4万人。在韩国，首尔市以建立“绿色首尔市民委员会”为载体，构筑一个能够联系市民、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力量的社会网络体系，动员社会力量完成城市环境建设目标。“绿色首尔市民委员会”成立之初，就设定“鼓励公众参与拯救环境”目标，由环境专家、宗教界、市民、企业、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的93位代表联合组成第一届委员会，分成“首尔议题21实施协议会”、“可持续发展政策”和“环境宣传教育”等三个专业小组。仅2006年就召开100余次会议，讨论20余件的政策方案以及环境宣传方案。“首尔议题21实施协议会”的职责是确定编制行动议题和行动纲领，这些议题涵盖大气整治、水质、交通、废弃物、生态、都市规划、文化、福利等八个议题的30条行动纲领；“可持续发展政策”和“环境宣传教育”专业小组的任务是开展环保宣传教育、做好环境监督和进行改善环境行动。此外，专门成立保护汉江环境的“爱江会”，由环境、治水、造景和历史文化等4个小组组成，共计85位成员。各专业组的活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从一定意义上讲，城市管理是对城市公民的行为加以规范，促使其养成严格遵守城市管理规定的习惯。随着市民社会参与意识的增强，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吸引外籍人口的增多，加上源源不断涌入的外来人口，北京城市管理的社会化参与水平必须有一个大的提高。尤其要重视城市管理中的组织化参与程度的提升，积极探索城市管理与社会服务管理创新的有机衔接，最大限度地组织动员行业协会、学会、商会等社会团体，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等群众团体在城市管理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以有效减轻政府在城市管理上的负担。

（责任编辑：文雪峰）

作者：宋洁尘

国内城市管理论文 篇3：

上海深圳南京城市管理的经验借鉴

2015年5月中旬，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改革办主任柴文忠带队，会同市委研究室（改革办）、市政府研究室、市编办、市城市管理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办公室的同志一起赴上海市、深圳市和南京市，就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城市管理目标、方法、模式现代化进行学习考察，交流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经验，深入区县、街道（乡镇）考察城市管理改革实践成果，探讨“新常态”下城市管理发展特点规律。通过学习考察发现，三个城市虽然功能定位、人口规模、管理基础各不相同，既有直辖市又有副省级计划单列市，还有省会城市，但在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结合各自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要求，在“大部制”“大城管”“大综合”，法制化、标准化、精细化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探索，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很多方面值得学习借鉴和参考。

一、上海、深圳、南京城市管理工作的实践探索和经验做法

目前，上海、深圳、南京的城市管理运行机制与北京基本相同，均实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体制，即市、区县政府两级管理主体，通过市、区县、街乡三个管理层级，采取在市、区县、街乡、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建立数字化网格的方式进行管理。主要有六个特点：

（一）突出统筹地位，成立城市管理议事协调机构

上海市成立了“上海市城市综合管理推进领导小组”，由主管副市长任组长，市政府相关部门和各区县、各相关单位主管领导为成员，主要负责城市管理领域重大问题的统筹指导、综合协调工作，初步形成了“全市统筹、统一协调、市区联动、区县为主、分工负责、各司其责”的城市管理工作格局。南京市成立了“南京市城市治理委员会”，由市长任主任，常务副市长、主管副市长任副主任，成员由市政府及城市管理相关部门负责人等公务委员和专家、市民代表、社会组织等公众委员组成，负责研究决定城市管理重大决策，统筹协调城市管理重大事项。公众委员以公开征集及评选的方式产生，目前已评选出公众委员45名。

（二）强化统筹作用，设立城市管理综合协调部门

上海市突出“党建统领”，成立了市委派出机构城乡建设与交通工作委员会（简称党工委），负责统筹城市管理系统以及中央在沪企业单位的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同时，强调统筹综合，在市政府设立“两委+若干专业部门”，“两委”即城乡建设和管理委员会（简称建管委）、交通委员会，“若干专业部门”即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城管执法局）、水务局和房管局3个部门，形成了“大部制”的格局。在管理体制上，党工委与建管委合署办公，市政府“两委+若干专业部门”的主要领导均为党工委党委委员。建管委负责城市管理相关政策、法规、标准、规范的制定和行业指导；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按照职责分工具体负责绿化、市容环境卫生、林业和城管执法等相关领域的工作；各区县和街乡负责具体工作的组织实施。深圳市和南京市也都设立了城市管理局，承担城市综合管理责任。

（三）强化法制保障，制定出台综合性城市管理法规

南京市经江苏省人大审议发布了我国第一部城市管理地方法规——《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站在城市治理的高度，把包括建（构）筑物管理、建筑垃圾管理、物业管理、市政设施管理、道路交通管理、停车设施管理、户外广告设施和招牌设置管理、应急管理及其他事项等城市管理事项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对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公众参与治理、监督和救济等工作作出明确规范和界定，进一步强化了城市管理工作的法制保障。三个城市都结合各自实际，制定了一系列配套的《条例》《办法》，编制了较为完善的各类城市管理标准规范，以网格化为依托建立“大数据”系统，实现城市管理工作的精细化、标准化。

（四）强化行政执法，赋予城市管理部门综合协调手段

上海、深圳、南京三个城市都很注重城市管理职能与综合协调手段的匹配性和统一性，强化城市管理与行政执法的整体性和互补性，在市级层面建立了“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工作体制，深圳市城市管理局和南京市城市管理局与本市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负责城管执法工作的组织实施、统筹协调、综合考评、监督检查和业务指导。南京市城市管理局还承担了市容景观、环境卫生、市政设施、城市绿化管理方面的行政审批职责，负责户外广告设置、拆除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渣土弃置场地、城市建筑垃圾处置等方面的审批事项，负责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城市河道、城市绿地许可等方面的审批事项，保证了城市管理的责权匹配，增强了权威性。

（五）强化监督考评，建立起了城市管理长效机制

上海市采取市级考评与区县自评、日常检查与实效测评、专业考核与社会评价相结合的办法，建立了“市民评判、社会评价、行政评定”的市容环境综合评价体系，综合考评结果与区县绩效考核、“以奖代补”等挂钩；每年开展两次市容环境卫生状况公众满意度测评，测评情况通过《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向社会公布。深圳市采取明检与暗检相结合的办法，区分行业考核（占比56%）、专项检查（占比20%）、数字化城管考核（占比10%）、舆论监督考核（占比4%）、社会满意度考核（占比10%）五种方式，每月按百分制进行考核，每季度和年度对各街道统一排名，考核结果通过市属主要新闻媒体定期向社会公示，并按季度和年度对前六名进行奖励，对一年内两次排名最后或两次不达标的街道主要领导进行问责。南京市采取“城区一周一查、郊区一月两查”的方式进行考核，每月考核结果在《南京日报》公布，编发《考核通报》点评，与“以奖代补”经费挂钩，对连续两月得分低于70%的给予通报批评并取消当年度综合评优资格，连续三月得分低于70%的由市、区纪检部门对单位分管领导及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并向市、区组织人事部门通报处理结果。

（六）强化社会服务，较早推行环卫作业市场化运行模式

深圳市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大力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行政（事）企分开、管干分离，明确规定环卫作业服务必须通过政府采购确定专业企业负责。目前，深圳市市政道路清扫保洁作业市场化率达到90%，垃圾清运市场化率达到75%，垃圾处理市场化率达52%。深圳是在全国较早实行环卫作业市场化运作模式的城市，一是坚持管理重心下移，实行市、区、街道、社区四级环卫管理体制，环卫作业实行全覆盖管理。二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限定服务企业准入门槛，推行公开招投标制度，确定合理的外包合同期限，实行环卫作业管干分离。三是在加大投入力度的同时，改变政府单一投资模式，广泛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和参与运营环卫基础设施，实现投资主体社会化、多元化。

二、对深化首都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的思考和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2月26日视察北京时强调指出：城市管理是一门科学，需要精心打理，打理好了还有很多可以扩展的空间。要加快形成与世界城市相匹配的城市管理能力，城市管理目标、方法、模式都要现代化。要健全城市管理体制，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市政设施运行管理、交通管理、环境管理、应急管理，坚持重心下移，积极推进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建设。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深刻认识和把握城市管理问题，进一步提高首都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指明了方向、明确了思路。结合编制“十三五”规划，参考上海、深圳、南京等国内大型城市和伦敦、香港、新加坡等国际城市的先进经验，建议将正在编制的《北京市“十三五”时期市政市容发展规划》更名为《首都城市管理“十三五”发展规划》，并采取以下措施：

（一）完善和强化议事协调机构

北京的城市管理比较特殊，统筹性、综合性、协调性特点明显，应借鉴南京等城市经验和北京奥运会做法，在进一步完善首都城市环境建设委员会职能的基础上，成立首都城市治理委员会，由市长任主任，分管副市长任常务副主任，中央国家机关相关部门分管领导和相关副市长任副主任，首都城市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任秘书长，成员由市相关部门、各区县长、中央国家机关相关部门和在京国有大型企业、解放军总部机关和北京卫戍区、武警北京总队相关负责人等公务委员及专家、市民代表、社会组织等公众委员组成。首都城市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可设在市城管委，办公室主任由城管委主任兼任，委员会及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决策和总体推进城市管理的顶层设计、综合协调、规划计划、目标任务、督查落实。区县成立相应机构，统筹落实本区域城市管理工作。

（二）设立城市管理综合协调部门

针对当前存在的重建轻管、城市管理领域统筹不够、缺乏顶层设计和综合协调等问题，按照“规建管并行独立、做实做强管理”的理念，在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的基础上，设立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简称市城管委），对市市政市容委现行的“三定”职能特别是城市综合管理职能进行梳理明确，强化综合协调职能，整合专业管理职能，理清职责交叉边界，统筹负责城市环境整治、环境秩序治理、市容环境卫生、市政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城市园林绿地等行业管理，实现对城市管理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执法督查和监督考评。

（三）制定城市综合管理法规

城市管理遇到的矛盾困境大都与法律法规缺失有关。目前，北京市开展城市管理的主要依据是《北京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等专业规章，没有一部综合性城市管理地方法规。因此，应从“提升城市管理地位、强化城市管理手段”的实际需要出发，尽快编制颁布《北京市城市管理条例》，将城市管理贯穿于城市发展、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的全过程，统筹市政设施运行管理、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城市园林绿地管理等城市管理主要职责，明确社会单位、市民群众参与城市管理的责任义务。

（四）理顺城市管理部门与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

北京的城市管理涉及规划、建设、市政市容、交通、环保、水务、园林绿化、城管执法等多个部门，也涉及中央国家机关和在京企事业单位、军队（武警）总部机关和驻京部队、各区县和市属各企事业单位。城市管理部门如何统筹协调？一是建立健全城市管理部门参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实施情况的评估反馈机制，城市管理部门协助相关部门做好城市基础设施建成后的验收和移交工作，防止出现“规划漏项、建设甩项”问题。二是加强对交通、环保、水务、园林绿化等相关领域内涉及城市管理内容的统筹协调，做到全市统一规划、统一部署，统一标准、统一验收。三是加强对中央驻京单位和解放军、武警驻京部队及各区县、各企事业单位内部涉及城市管理工作的统筹推进，明确标准，规定时限，跟踪督促，指导落实，真正形成城市管理全市“一盘棋”的工作局面。

（五）增强城市管理部门综合协调职能与手段的匹配度

针对城市管理部门承担综合协调职能，却没有综合协调手段，导致工作推进不力、责任落实不力、安全监管不力、隐患消除不力的情况，建立完善综合协调职能与综合协调手段相配套的城市管理工作机制，给城市管理部门增加管理职能或协调手段。如，地下管线综合管理，目前只有安全监管责任，缺乏安全监管手段，制定的年度消隐计划除了少数能随道路大修落实外，大部分隐患得不到及时消除，原因就在掘路审批分散在交管、路政、园林等部门，必须整合掘路审批和安全监管职能，确保城市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六）强化城市管理与行政执法并重理念

城管执法工作是城市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都是手段，城市管理为综合执法提供管理资源，综合执法为城市管理提供执法保障，如同“一体两翼”、“一车两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承担的城市运行管理职能，因缺少自己的专业执法队伍，只能依靠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和城管执法局开展，管理与执法难度加大，很多违法问题不能及时制止。上海、深圳、南京等城市管理实践证明，建立完整的城市管理与行政执法相配套的工作体系，形成统一决策、统一管理、统一执法的“大城管”格局，是新常态下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最有效模式。

（七）加强对检查考评结果的运用

针对城市管理考评内容设置和考评结果运用方面存在的问题，认真总结完善首都环境建设“月检查、月排名、月曝光”措施，科学确定考评对象，科学设置考评内容，建立科学的综合考评体系，加强对考评结果的运用，综合考评结果做到“五个纳入”，即：纳入政府绩效管理，占一定比分权重；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察，作为综合评价的重要参考或城市管理“一票否决”；纳入“以奖代补”，重奖先进；纳入政府信息公开，在官方媒体公布，接受群众和舆论监督；纳入政纪处分，对考评结果连续在末位的单位进行问责处理。

（八）加强网格化城市管理大数据支撑

加强“大网格”建设和管理，整合各类监控资源，加强城市管理网与社会治安网、社会管理网的有效衔接；升级网格化管理平台，加快推进网格化向全时段覆盖和向街道（乡镇）、社区（村庄）等基层延伸，为城市管理形成“大数据”支撑。建立“应发现尽发现、应处置尽处置”的问题处理机制，简化问题派发流程，缩短问题处理周期，落实问题处理责任，提高问题处理能力，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九）深入调动社会群众广泛参与

倡导“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的理念，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调动社会群众参与，形成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特约监督员的监督作用，增强建议、提案和新闻曝光问题的办理力度，形成良好的社会监督氛围；发挥街道、乡镇的属地管理作用，组织辖区内居民群众积极参与城市管理，培育和强化全社会的公民意识、法人意识、家园意识；发挥各类志愿者的引领作用，带动自发成立“4050劝导队”“社区联防安全员”等民间自治组织，实现城市综合管理由人治向法治转变、单治向共治转变、他治向自治转变。

（十）大力推进城市管理市场化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监督管理为保障，逐步建立“政府管理、社会监督、市场化作业”的城市管理模式和机制。借鉴深圳等城市的市场化管理经验，总结完善北京市开展的环卫保洁市场化运行前期做法，按照“政企分开、管养分离”的原则，成熟一项放开一项、成熟一个领域放开一个领域，逐步实现环卫保洁管理、路灯照明维护管理、户外广告设施管理、市容景观管护等城市管理各领域的全面市场化购买服务，解决当前面临的城市管理力量不足、手段单一、管理粗放、效率不高等问题，最大限度地降低政府管理成本，调动社会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城市管理的精细化、规范化水平。

（责任编辑：赵静）

作者：堵锡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