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社会服务工作论文

摘要：在国家主导的社会服务供给方式的变革过程中，契约外包或合作治理的精神并未得到真正落实，社会服务走向了内卷化。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派社会服务工作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派社会服务工作论文 篇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天主教社会服务浅议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天主教社会服务迅速发展，教会在赈灾助残，扶贫济困，预防艾滋病宣传，捐资助学，开办孤儿院、安老院、诊所，开展义诊等各种类型的慈善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天主教融入中国社会、探索天主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不断努力，产生了较大影响。文章主要以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和甘肃五省市为例，展现中国天主教社会服务的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若干建议。

关键词： 改革开放； 中国天主教； 社会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步得到贯彻和落实，中国天主教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天主教会在福传牧灵事业得到健康发展的同时，更积极地推进了社会服务。自20世纪80、90年代起，一些地方的天主教会就已开始从事公益服务活动，教区性的社会服务中心、办公室、慈善性的基金组织陆续在各地成立。为响应全国各地基层教会社会服务发展的需要，1998年，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①成立“中国天主教经济开发和社会服务委员会”（2004年更名为“中国天主教社会服务委员会”，2010年中国天主教第八届代表会议更名为“公益慈善与社会服务委员会”），作为全国天主教社会服务的指导和协调机构。2001年，全国宗教会议发出“要鼓励宗教界多做善行善举，在国家的引导和管理下，宗教组织可以从事一些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公益事业”的倡议。2005年7月，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发出《中国天主教社会服务委员会关于广泛开展社会服务活动的倡议书》，天主教会的社会服务迅速发展。目前，全国多数教区包括个别未经国家认可的主教所在教堂都设有规模大小不一的社会服务机构或组织，“18个教区性的社会服务组织机构（如社会服务办公室、中心、善会）分布在西安、北京、沈阳、（河北）衡水、邯郸、重庆、万州、南宁、昆明/昭通、上海、汕头、兰州、吉林、（山东）临沂、（山西）太原、沂州和长治”[1]6，其中较著名者有北京教区社会服务部、上海光启社会服务中心、辽宁省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又名“辽宁省盛京仁爱社会服务中心”，简称“盛京仁爱”）、兰州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天水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云南省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西安教区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天主教邯郸教区社会服务中心、天主教衡水教区社会服务中心、赤峰市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天主教汾阳教区社会服务中心以及河北天主教会下属的河北进德公益事业服务中心（简称“进德公益”）等。它们在赈灾助残，扶贫济困，预防艾滋病宣传，捐资助学，开办孤儿院、安老院、诊所，开展义诊等各种类型的慈善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天主教融入中国社会、探索天主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不断努力，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主要以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和甘肃五省市为例，展现中国天主教社会服务的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若干建议。

一、天主教内人士的社会服务观

中国天主教社会服务的不断发展归因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一便是教会对社会服务的日益重视和教内人士对社会服务的不断探索。开展社会服务是天主教融入当代中国社会的良好途径，这已经成为中国天主教界的共识。早在2005年7月12—14日，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社会服务委员会在山西太原召开的七届一次会议中，中国天主教会便提出“广泛开展社会服务工作的倡议书”，号召全中国500多万天主教神长教友“广泛开展社会服务事业，以实际行动践行信仰”，倡议在“有条件的省（市、区）‘两会’和教区，考虑建立专门的社会服务机构，负责组织协调本地区的社会服务工作，使服务工作逐步有序化；把各种资源整合好、利用好，并主动求得政府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帮助，兴办一些公益事业；帮助人们提高文化素质，丰富其精神生活，开拓致富门路”。

教区主教和神父们也认真思考并积极探索中国天主教与社会服务的关系。北京教区已故的傅铁山主教在生前积极倡导服务社会、造福人群。他在2002年8月31日于北京教区隆重举行的“北京天主教为首都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表彰会”上，深入阐述了天主教会开展社会服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指出“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每个基督徒和整个天主教会确立了在社会中的基本位置，那就是服务和奉献的仆人位置。通过为众人服务，为民族服务，为社会服务，去见证基督，去做光做盐，赢得社会的信赖……服务人群，首先是要服务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家和民族，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整体利益；要服务于首都的两个文明建设。这就是天主教会的大服务，是爱德的集中表现。作为首都教会，作为一名首都市民和基督徒，我们应该倍感荣耀，因为我们承担着为首都服务和为中国教会服务的双重责任。这两种责任集中一身，需要我们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坚定的信德和热烈的爱德，投身到爱国爱教的神圣的事业中去。以基督徒的善言美行去美化环境，净化心灵，善化他人，圣化生活。”[2]北京教区的赵建敏副主教对教会与社会服务的关系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曾发表“当代中国天主教的社会服务”、“宗教参与社会服务的宗教性前提条件”、“天主教参与和谐社会构建的途径”等文章阐述其理解和认识。在他看来，在当今中国社会由传统迈向现代的转型期中，中国的天主教可以从四个方面参与到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即主动融入社会、见证和平和谐，发挥道德优势、营造社会和谐，积极服务社会、抚平心灵创伤，力行慈善仁爱、缓和社会矛盾。[3]河北沧州教区的李连贵主教认为，教会和教区要大力支持慈善机构开展社会服务，中国教会的社会服务应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外援。辽宁省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负责人张克祥神父不仅是天主教社会服务的积极行动者，也是理论探索者。他在一些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如“解析宗教服务机构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宗教背景的社会服务机构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以辽宁省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为例”、“心存感恩、服务社会——记辽宁省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等，以他所在的辽宁省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为个案，探究天主教社会服务的角色与作用。他认为，社会服务工作是现代化社会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备因素，是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的具体途径；对教会，尤其是中国的教会来讲，社会服务不仅是生存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的主题，更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和研究的课题；开展社会服务工作，不仅是基于实践爱德这一信仰的内在诉求，也是天主教发挥自身优势、服务社会的价值路径。[4]进德公益主任张士江神父不仅领导并积极投身天主教社会服务机构的工作，而且重视相关理论的研究，多次发起组织相关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论文阐述对天主教社会服务的见解，主张“有信仰背景的公益组织不必在乎事业大小，而要重视质量、效果、自身定位，强调见证信仰的力量，发挥信仰理念的感召作用，鼓励和带动全社会奉献爱心，共同关心公益事业，以其参与建设和谐、健康和幸福美好的社会。”[1]24天津教区的朱立戈神父主张用心把教会的社会服务做好，“努力扩大社会服务的空间”，“用基督的精神做准则、用基督的教诲对待人、用基督的劝勉引导人，使中国教会的圣善事业、福传发展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5]

在中国天主教会的大力号召下，在主教和神父们的不断探索与倡导下，天主教社会服务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并产生较大影响。正如2012年2月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民政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出的“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所指出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高举爱国爱教旗帜，坚持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发扬济世利人精神，积极参与和开展各种公益慈善活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二、天主教服务机构及其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天主教会积极开展公益事业，从事多种形式的社会服务，如开办老人院、诊所和医院、幼儿园、残婴院，安老扶幼，救治患者，赈灾济困，扶助贫弱，助学支教，为农村修路打井。修女们还参与政府开办的麻风病康复机构的服务等，其中以安老、助残、医疗三方面所设的服务机构最多。较著名的老人院有北京的天颐安老院、天津的鸿臣安老之家、河北石家庄的进德老年之家、河北沧州的河间露德庄敬老院、河北邯郸的思高安老院、辽宁沈阳的晚年关怀养老院、甘肃兰州的关爱夕阳居家安老服务小组等；残婴院在河北省内较多，如邯郸圣神安慰会修女院残婴院、大名残婴院、沧州任丘若瑟残婴院等；诊所和医院在各个教区都有，较有影响的有天津的北洋医院、北京的天爱诊所、河北邯郸的魏县大众医院、辽宁抚顺的天主教门诊部等。此外，很多省市还成立了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以推进服务工作。

总的来看，天主教社会服务活动大多是通过上述服务机构（包括服务中心）来实施的。这些服务机构或属于教会、或隶属于教区、或由修会主办，也有个别由教友开办。其工作人员既有神父，也有修女、贞女，还有一些被招募的服务者和志愿者；其服务经费或来自教区的资金投入，或来自教友的捐助，或与社会企事业单位合作，还有一些来自国外相关机构的捐助等。通过不断努力和勤奋工作，天主教会开展的社会服务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社会影响也逐渐扩大，而且不同教区各具特色。例如，北京教区地处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其较有特色的社会服务是在国际性重大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如1990年9—10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一届亚运会期间，北京教区在亚运村专门设立了祈祷所，接待有天主教信仰的官员、运动员和记者，为他们的宗教生活提供服务，包括接待几位奥运理事会副主席，并派神父给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送弥撒。2001年8—9月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期间，北京教区专门派出2名神父和1名修女为运动员提供灵性服务。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教区组织了17人的志愿者团队进驻奥运村，实行24小时轮班接待服务。又如，北京天主教文化研究所多次主办“天主教研究青年学者论坛”，为热心和有志于天主教文化研究的青年学者提供学术交流和信息沟通的平台。自2008年首次举办以来，至2010年已开办5届“天主教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天津教区的医疗服务较有特色，其开办的北洋医院在当地颇有影响，已成为天津市城镇职工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院。2006年9月，天津市部分政协委员曾到北洋医院视察，“对北洋医院在不断发挥医院自身优势，救死扶伤，扶危济困等方面做的大量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6]天津教区的修女们还开设了3家药店，主要是为当地居民特别是农民提供药用服务，其服务特色有三：一是质量有保证，其所售药品均从正规药厂进货；二是服务多元化，不仅仅局限于售药，还提供量血压、为病人介绍相关知识如药品的功能与作用、服药注意事项等；三是收费较低，对极贫困者免费服务。河北天主教社会服务的特色在于，其社会服务机构数量很多，且拥有中国内地第一家也是最大的一家天主教非赢利组织，并在当地民政部门正式登记注册，其服务不局限于河北省内，还面向全国；辽宁教区的社会服务形式多样且广泛利用社会资源，吸引大学生志愿者参与，产生了较大影响；甘肃教区的社会服务则以扶贫助贫为主，其居家养老服务也较早开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天主教会对麻风病人和艾滋病感染者的服务，以天津仁爱会修院和辽宁省盛京仁爱社会服务中心的相关服务较为著名。从2004年起至2010年，天津仁爱会修院服务麻风病人的工作已有8个春秋。在此期间，修院中先后有14位修女轮流到云南省马龙县麻风病院“与20多位老人朝夕相处，倾注全部的关爱和温暖，赢得了麻风病人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敬”。辽宁省盛京仁爱社会服务中心的成立源于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关注，自2004年成立以来至2011年，该中心服务的艾滋病个案和家庭总计700多例，服务项目从单一到多元，“从最初简单的关怀到现在的综合服务。既有人性层面的关爱，如家庭探访、自助小组活动、生产自救、手工艺品制作、感染者子女助学、心理咨询等；也有医疗方面的服务，如医疗健康营养知识讲座、陪同感染者就医、资助感染者部分医疗费用、为农村偏远地区感染者提供‘医疗小药箱’等服务。”②在2012年9月国家宗教局主办的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经验交流会上，天津仁爱会修院和辽宁省盛京仁爱社会服务中心分别介绍了它们的服务经历和经验。

三、天主教社会服务的困境与难题

改革开放为中国天主教社会服务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上述社会服务活动的广泛开展即是很好的例证。但是，其困境和难题也明显存在，主要可概括为五个方面。

（一）天主教社会服务机构众多但发展并不平衡

在注册、资金、人才、服务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各天主教社会服务机构之间的差距，甚至是较大的差距。注册问题是首要问题，且可引发其他一些问题，以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而论，除河北进德公益（其前身是“北方进德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外，其他的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均未能在当地民政部门注册。登记注册后的益处主要包括：一是将成为合法社团，以合法身份服务社会人群，可以公开向社会各界募捐，可与国外更多的基金会进行合作；二是可以享受基金会税收优惠政策；三是可以扩大服务范围，为更多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未能登记注册则不能获得法人地位、合法地开展工作。在现有未注册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的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都面临一系列困难，除资金问题外，还有其员工的待遇问题，如各种保险等难以保障，不利于人才的吸引和挽留，有些机构甚至不得不精简人员。再说残婴院和养老院，有相当的这类机构也未获准注册，因此，不能得到政府的补助，维持经费完全靠自筹。一些养老院虽然面向社会收取一定费用，但大多收费较低，且对孤寡老人减免费用，故多靠开办这些机构的教区或者修会资助，其经济状况的好差和服务质量的高低与教区或修会的经济资助数量多少直接相关。

（二）天主教社会服务机构之间沟通、协作不多

一方面，中国天主教社会服务不断发展，各类社会服务机构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各地区之间、各机构之间的沟通、联系和协作还是较少。尽管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社会服务委员会曾召开会议，对各地教会社会服务工作加以回顾和总结，并交流经验，河北进德公益也曾组织过养老院院长等培训，辽宁省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也举行过基督宗教艾滋病防治工作交流会议等。但这种机会毕竟不多且为不定期，而且，各机构之间经常性的服务信息交流很少，不利于相互之间共享资源、最大程度地发挥教会服务社会的潜能。

（三）教会社会服务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不够

参与教会社会服务的人员既有神父也有修女，尤其是修女在一些服务机构如残婴院和安老院以及诊所中担任主力，除诊所的专业性条件较高、担任医生护士的修女具备相关的专业资格外，在教区或修会主办的安老院、幼儿园、残婴院中服务的修女并非都受到过专门的培训。而且即使是受过专业医疗培训的修女，也有必要在医术上精益求精，为患者提供有特色的、更好的服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的需求不断涌现，教会医务人员的再培训是有必要的。要想让教会医疗服务可持续发展，人才是关键，特色是生命。此外，有关教会管理人员如会计、出纳、教产管理与开发者等的培训也很少，而他们的工作对于教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也至关重要，其能力的高低对于教会经济状况的好坏不无关系。总的来看，中国天主教会目前缺少高水平的教产管理者和经营者，当务之急是重视对这类人才的培养，以便很好地管理教产，并增加教会的经济收入，在保证教会充分自养的基础上，更好地开展社会服务。

（四）对社会工作教育重视不够

总的来看，在天主教社会服务机构中具有社会工作教育背景或者接受过相关专门培训的人才较少。一方面，在培养神职人才的中国各神学院中，基本上不开设社会工作的课程；另一方面，被派出国培训的神父和修女在国外也主要是接受神学方面的培训，缺少社会工作的专业训练或者相关培训，而这对教内人士开展社会服务工作是有一定制约的。

（五）社会服务资金有限

资金不足是天主教社会服务机构普遍存在的一大问题，其资金来源都多少存在困难，各地各机构的情况不尽相同。总的来看，绝大多数服务机构都面临程度不等的经费紧张，因此，很多服务中心的服务项目都是因具体经费而设、因经费多少而定规模，缺少较长远规划，不利于教会社会服务的长效性。

客观地看，上述问题和困难的出现既有教会自身的原因，也有现实环境因素的影响，需要教会全体人士的共同努力以及相关环境的不断完善。因此，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天主教社会服务的前景美好，但也任重道远。

四、进一步完善社会服务的建议

中国天主教社会服务不仅有利于教会自身发展，也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其意义重大，机遇与挑战并存。为求更好的发展，教会可在下述四个方面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一）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合作

中国天主教社会服务机构发展的不平衡，既有大环境的因素，也有其自身的原因。从大环境来看，中国的宗教社会服务还处于初期阶段，宗教社会服务的范围和项目尚需进一步拓展，其社会服务的力度和影响仍然有限，在注册等方面遇到困难与此不无关系。因此，天主教会还需要大力发扬其服务社会的传统，加强与社会各界的积极合作，用自己的优质服务、特色服务赢得政府和社会更大的信任。另一方面，各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存在差异，对教会及其社会服务机构的影响也各不相同，教会社会服务机构在资金、服务、人员等方面自然有别。它们之间差距的缩小既有赖于社会大环境的改变，也需要教会自身的努力，例如，相互之间经常性的沟通、交流、互助、共享资源等。

（二）建立全国天主教社会服务机构之间的沟通协作机制

针对天主教社会服务机构之间沟通、协作较少的现状，中国天主教会以及各地天主教会需要共同努力。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天主教社会服务机构之间的沟通、协作还是有的，问题在于这种机会的不定期和覆盖面的不够广泛，特别是对于一些处于经济环境欠佳、资源较少地区的教会及其服务机构来说，分享这些资源的机会并不多。因此，全国天主教会内经常性的信息沟通、互帮互助很有必要。正如2005年7月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社会服务委员会在山西太原召开的七届一次会议中建议的那样：要建立全国各地教会信息共享机制、建立互助结对机制，形成全国教会团结、友爱、相互帮助的良好局面，建立各地教会的人才库和资源信息库，并形成全国性的网络，便于向有需要的教会提供较为专业的技术支持和业务帮助，包括各种形式的教会培训机构和援助机构，提升内地教区社会服务的水平和能力。

（三）健全专业技能培训机制

教会开展社会服务不仅需要热情和爱心，还需要专业技能和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培训。现状是，并非所有服务人员都有培训或再培训的机会，资金缺少是原因之一。对此，中国天主教会可以组织一些集中培训或者委托社会上的某些机构代为集中培训，以较少的成本获取较大的成效。而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缺乏的问题则可以通过在神学院校中，为在校学生开设相关课程或者为进修学生开设讲座来弥补。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还可以借鉴基督教社会服务团体。如基督教青年会等的经验，引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推进社会服务的专业化。

（四）拓宽社会服务资金渠道

资金问题是天主教社会服务机构普遍面临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注册了的机构如进德公益解决这方面问题的途径较多，而未注册的机构则较少。此外，养老院、残婴院的资金更显紧张，即使是在入住率较高的一些养老院也是如此。而注册问题的解决恐非一蹴而就，资金问题还需要教会和修会集思广益，开掘多条渠道。对此，辽宁教区、北京教区、沧州教区进行了一些尝试与探索。例如，辽宁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成立初期，多做一些耗资较多的项目，如打井、农业技术指导等服务。今后则准备以提供更专业化的、所需资金较少的服务项目为发展方向，同时适当收取一定费用，以使服务持续开展。针对现有养老院资金不足甚至困难的状况，该中心认为居家养老模式是一种更好的安老服务，可以在未来多做尝试。北京教区则从2001年起就开始尝试兴办实业，注册成立了“北京圣达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教区房产的管理、开发、物业管理及圣物经营开发等，有利于教区的自养和发展。教会自养问题解决好了，其社会服务工作才能得心应手、不断发展。沧州教区一方面注重教产的开发和利用以增加教区收入，另一方面充分发动广大教友的力量支持社会服务，使教会社会服务越办越好。

需要指出的是，天主教社会服务的资金充足与否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快慢有密切关系。仅从教友捐助一项来看，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教区的社会服务亦受惠较大，富裕教友的捐款为天主教社会服务提供了较大的帮助。而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教友自身的收入较低，能为教区提供的奉献也很有限。因此，国家安定、社会和谐、经济发展与中国天主教社会服务之间的关联显而易见，前者为后者提供发展空间，后者有助于前者的更优化。

五、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急速的社会转型和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经历着两个重大转变。一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即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变；二是体制转轨，即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另一方面也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悬殊、社会资源占有不均、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就业问题严峻、城市人口流动量加速加大、法制不健全不完善等，使某些弱势群体陷入困境，社会公平受到严重伤害，社会凝聚力松弛，社会认同与政治认同弱化，对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构成严重挑战，呼唤中国社会服务的大力开展。天主教社会服务是中国社会服务的组成部分，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当代中国天主教会在社会服务方面已经做了不少的工作，其服务对象不仅有信徒，也有非信徒；不仅有老人，也有儿童；不仅有弱势群体，也有普通社会成员。其开展服务的区域不仅在城市，也在乡村；不仅在教堂内，也在社区。其服务社会的善行不仅有助于塑造其自身良好形象，也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2012年2月，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民政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出“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指出，“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有深刻的信仰基础、悠久的历史传统、较高的社会公信度。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是新形势下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然要求，是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积极作用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有益补充。”中国宗教社会服务迎来了又一机遇。我们相信，中国天主教社会服务尽管还有一些困难和问题，但随着教会自身建设的不断推进和社会环境的不断改善，其社会服务事业将会有更大的发展，并将对社会和谐做出更多的贡献。

①一会一团指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

② 国家宗教局.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经验交流会交流资料，2012年。

[1]张士江，魏德东.中国宗教公益事业的回顾与展望[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2]晏可佳.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天主教[EB/OL].（2007-03-21）.http：//www.humanrights-china.org/cn/zt/jiaodian/zgzj/zjgk/t20070321_220593.htm.

[3]天主教参与和谐社会构建的途径[N].信德报， 2006-12-01（34）.

[4]张克祥. 关于宗教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思考——以辽宁省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为例[J]. 中国天主教， 2008（1）：14.

[5]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圣神光照中国教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五十年来的辉煌足迹[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343.

[6]市政协委员视察北洋医院[N].天津日报，2006-09-24.

（文字编辑：王才章 责任校对：邹红）

作者：左芙蓉

派社会服务工作论文 篇2：

社会服务内卷化及其发生逻辑：一项经验研究

摘要：在国家主导的社会服务供给方式的变革过程中，契约外包或合作治理的精神并未得到真正落实，社会服务走向了内卷化。在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这一改革过程中，社工主动或是被迫地卷入政府部门的行政事务中，或者在提供社会服务的名义下从事并承担政府的行政性任务，虽然在表面上看来社会组织完成了合同规定的一系列服务指标，但是这种服务提供方式在实质上并非有内涵的发展，社会服务的专业精神并未得到体现，并表现出“没有发展的增长”态势。导致社会服务内卷化的主要因素有来自基层政府的权力约束、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非对称的资源依赖关系、组织成员的理性约束等。

关键词：社会服务：内卷化：发生逻辑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进入治理转型时期，国家意识到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强调应该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加强与社会的合作共治，变革传统的由政府主导的社会服务供给模式。在这一背景下，社会组织被吸纳加入社会服务供给过程，承担了大量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项目。该项制度创新行为的蓬勃发展及其呈现的实践困境，也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并累积形成了一定数量的文献。这些文献涉及的问题包括：社会服务购买与国家治理结构转型之间有何关联性？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制度形态是怎样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实践运作呈现出哪些特性，遭遇到什么困境和现实问题？有研究指出，社会组织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新角色，这些组织作为行政机构的合作对象，在保护生态环境、扶助弱势群体等方面作出了贡献。一方面，随着社会治理转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政府无法独立处理的失灵情境不断涌现，社会组织可以发挥拾遗补缺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资源紧张的压力驱使社会组织向政府谋求生存的空间，并凭借政府的权威地位和经济力量发展自身，这意味着社会组织和国家形成了一种“共生态”的协作关系。

同时，很多研究也关注到，在我国行政权力仍然居于中心地位，公民社会远未发展成熟的条件下，居民日益提高的社会服务预期以及自上而下发起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改革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并未实现改革初衷，反而可能强化了行政体系对社会施加控制的能力，甚至为其攫取部门利益提供了便捷途径。在上述情境下，社会组织已经具备法律规范的形式要求，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却具有高度行政化的特点，在资源汲取以及人事安排等重要事项上严重依附于政府部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行政职能的外部延伸。支配着很多社会组织的甚至还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具体的部门利益，社会组织依附于官僚部门，沦为职能部门争夺市场资源以及行政权力的工具。落实到政府购买的末端环节——社会服务上，则是很多社会组织未能像具备自主权与独立性的合作伙伴一样提供专业化的社会服务，而是像政府雇佣的职员一样忙于协助行政机构应付上级政府交办的各项行政任务。社会组织以合同规定的各项指标为标准提供社会服务，但是专业化服务的基本技巧和理念却未能有效融入进去。社会组织没有成为政府的伙伴，而是变成了伙计。为什么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政策的实践效果并不理想？社会服务未能遵循专业化的轨道运行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对于所有希望国家与社会之间能够实现良性互动，推动我国从一个“总体性社会”走向更为开放、多元、民主的社会的人而言，构成了必须加以认真回应的追问。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在国家主导的政府购买下，社会服务表现出内卷化倾向。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内卷化”概念在中国受到热烈追捧，特别是在学术研究领域，该词使用频率较高，影响范围较广泛。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最早运用内卷化概念分析社会文化问题，他指出：当一种文化模式发展到某种终极状态时，它既不能进入稳定状态，也很难转变达到一种新的状态，唯有不断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美籍华人黄宗智将内卷化概念应用于分析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指出将大量劳动力投入到有限的土地上，进而获得的总产量的增长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印度裔美国人杜赞奇参照西欧国家转型的特征来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提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一重要概念，其意指不成功或有悖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目标的无效行为，换言之，虽然在数量上国家政权的正式与非正式机构表现出同步增长态势，但是国家呈现出徒有扩张，却无收益的窘境。本文将内卷化概念用于分析说明社会组织承接的社会服务供给状况。本文所指的社会服务内卷化是：在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这一改革过程中，社工主动或是被迫地卷入官僚体系的行政事务中，或者在提供社会服务的名义下从事并承担政府的行政性任务，虽然在表面上看来社会组织完成了合同规定的一系列的服务指标，但是这种服务提供方式在实质上并非有内涵的发展，社会服务的专业精神并未得到体现，甚至被伤害了，结果呈现出“没有发展的增长”的趋势。

本文选取的案例为A社团承接J街道的社区服务项目，通过对该案例进行深度调研，本文希望对如下核心问题予以反思与回答：在社会服务项目化的运作过程中，政府采取了什么行动策略？这些行动策略对于社会组织产生了什么影响？与之相对应，社会组织又开展了哪些策略性的实践活动给予回应？以上述剖析为基础，本文将进一步探究社会服务内卷化及其背后的发生逻辑。相关资料的主要来源是笔者的参与观察、会议记录、个案访谈以及相关政府文件等。

二、个案分析

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具体运作过程中，基层政府作为提供社会服务的第一战线，与社区居民最为接近，构成观察社会服务效果的绝佳窗口。此外，作为社会服务体制转型支柱的各种社会组织，在基层最为集中，发挥的作用也最为充分。因此，面对社会服务内卷化这一问题，基层政府开展的政府购买行为无疑构成一个十分恰当的微观样本。

（一）责能困境：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动力

随着经济建设的强力推进，我国也进入了治理转型的新时期，国家意识到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强调应该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加强与社会的合作共治，变革传统的由政府主导的社会服务供给模式，从这个角度看来，社会服务购买是在政府管理方式不断创新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除了自上而下的推动力之外，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政策的推进，与目前普遍存在于基层政府的“责能困境”密切相关。一方面，在社会利益分化不断加剧、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的现实情境面前，上级政府及社区普通居民都对基层政府提出了更多要求，希望其承担起更加繁重的社会服务责任；另一方面，由于基层政府处于行政体系的末梢，这决定了基层政府的权力和资源储备是比较有限的，而其社会服务供给能力则更是存在不足。为缓解上述困境，以理性逻辑为牵引，基层政府往往会在体制弹性给予的有限自主范围内，调整行政体系的行动方式，加强应对外界需求的能力。除此之外，在上级行政机构的推动及帮助下，利用外部力量，与社会组织合作提供社会服务就成为基层政府的首要选择。

具体到本案例中，自2008年以来，S市全面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提倡转变社会治理方式，将政府与社会力量相融合，提升社会主体的自治能力。从政治高层开始推进的社会转型使J街道面临服务供给方面的责能困境。随着街道财力不断增强，居民需求日益增多，J街道需要承担更多社会服务事项。然而，J街道的资源调动能力不足、社区工作人员社会工作专业水平有限，致使其难以有效回应居民诉求。J街道办副主任Z就指出：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我们目前就是这种工作状态，很多工作挤压到基层，我们需要完成的工作太多了，单靠街道、社区居委会的同志，很难完成，压力很大。而且养老、助残、青少年服务、社区矫正这些服务项目，需要为特定服务对象提供专业帮助，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是弱项。工作做不好，不仅考核的时候通不过，社区居民也有很多意见，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意，影响基层的稳定。现在提倡政社合作，把有些专业性比较强的服务事项外包出去，交给社会组织做，我们街道也在探索这方面的工作。

因此，在面临责能困境时，基层政府将外部社会力量作为增强自身服务能力、回应社会和上级政府需求的重要资源加以利用，这种路径符合“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理念及基层政府的切身利益。然而，在选择合作对象时，基层政府又有另一番考量。J街道办副主任Z直言：

社会服务属于政府的新兴职能，引入社会组织来承接这块工作，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这块工作完全交出去，放开也有很多风险，不是我们自己的人，也不好管控。我们更多的是希望把零散的外部力量集中在一起，好好地利用起来，发挥社会功能的同时，为政府服务，让我们能更好地开展管理工作。

从这个角度加以审视，社会组织经由政府认可并承接社会服务项目，并不代表行政体系愿意与其他组织共享权力，政府吸纳外部环境中的新兴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延伸管理半径，加强自身的社会监管能力。

（二）被动性入场：政府的主导性地位

如上所述，为缓解责能困境，基层政府希望将社会力量引入社会服务的供给过程中来。然而，为了在利用异质性资源的同时保持对社会的管控能力，减少管理风险，基层政府在政府购买的“入场”环节更多扮演的是一个主导型的角色。

1.成立外源性社会组织——A社团。以自发生成抑或外力推动产生作为衡量标准，可以将组织划分为内源性组织和外源性组织。外源性组织是由外力推动成立的组织，例如由政府出面投入各种资源成立的社会组织就可以被归为这种类型；内源性组织的发起人就是组织成员，他们为了实现某项目标自发成立的组织可以被称为内源性组织，例如某些公益活动家集结在一起，为了实现某个公益目标而成立的社会组织就可以被归为这种类型。通过实地考察可以发现，A社团并非组织成员出于公益目的自发成立的，而是在J街道的倡议与支持下自上而下成立起来的外源性组织。J街道的工作人员M谈道：

2008年年底，依据上级政府的相关政策，我们街道牵头成立了一个民办非企业性质的社团。街道为社团的成立投下了很多心血，包括支付了启动资金，办理社团注册，帮助社团招聘社工。街道领导还出任A社团的理事会成员。可以说，A社团能够比较顺利地成立，跟我们街道的大力扶持与投入密不可分。

2.A社团对街道的资源依附关系。在J街道的扶持下，A社团顺利地成长起来。然而，由于J街道成立、孵化社会组织是为了实现“为我所用”的目的，因此A社团在形式上是独立于科层体系的社会组织，其本质仍然是一种体制内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在社团成长期间，从办公场所到运作资金，从章程制定到合法性获取，A社团都需要J街道的帮助，这导致A社团先天生长存在很多缺陷，缺少独立意识和自主能力，最终演变成为“准政府”或“二政府”，与行政机构之间的同一性程度越来越高。A社团负责人L就指出：

街道给我们出经费、找办公室，的确在社团发展上给了很大帮助，但这给社团也带来了一定问题。我们很多资源都指望街道给，作为社团，也需要在街道工作中起到一些辅助性作用，像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就需要我们的支持，帮助街道做好。

资源依附的现实决定了A社团参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初始条件.A社团与J街道更多的是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为了能顺利地获取项目资源，A社团采取了主动配合J街道的行动策略。在汲取政府更多支持的动力推动之下，A社团甚至违背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基本原则，协助政府进行某些暗箱操作，这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异化埋下了伏笔。

（三）形同质异：政府购买执行过程

作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核心要义是以招投标与合同管理制度为基础，对政府与社团组织间关系予以重塑。J街道以招投标方式将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外包给A社团，并在合同管理的约束条件之下对政府购买的全过程施加必要的监管，然而，在政府购买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一些与相关制度规则、运作方式和实践逻辑相悖的异化情境被不断揭示出来，这些异化情境主要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1.设立隐形进入门槛。出于维系自身利益的考量，作为社会服务购买方的J街道希望将“自己人”-A社团作为承包商的首选。但是，上级政府在相关政策文件中明确规定，选择承包方需要通过竞争性的招投标程序。为了规避招投标程序给合作双方带来的程序性约束，减少交易成本，J街道采取了设立隐形进入门槛的行动策略，该策略最集中的表现是在服务需求设定上的高度针对性。在对项目进行设计的前期阶段，J街道并未优先考量服务对象的需求，而是通过调研、协商等沟通渠道深入了解A社团的业务领域，同时，在摸清社团发展方向的基础之上撰写项目需求书。此外，为增加中标几率，J街道还指导甚至直接代替A社团撰写标书。这样一来，即便有竞争性招投标程序予以约束，在对彼此情况十分熟悉的前提下，A社团自然也能被打造成为政府最理想的合作对象。

2.形式化的竞标与评标。在隐形进入门槛的限制下，J街道与A社团业已达成合作默契，竞争性招投标的实质意义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其形式化的作用被凸显出来。换言之，竞争性招投标更多是形式上的要求，为了顺利履行招投标程序，J街道与A社团实施了变通性的行动策略。例如，根据政府采购法及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在招投标过程中至少需要有三个以上的竞标者，否则政府购买项目会自动流标。为规避上述风险，J街道暗示甚至鼓励A社团采取包括陪标策略在内的一些规避措施。而已和J街道结成统一战线的A社团，则主动寻得另外两家社团参与陪标。又如在评标阶段，项目评审委员会一般由项目需求方、评审专家等人员构成，但项目需求方在其中的话语权更大，其偏好会对评标结果带来直接影响。因此，即便已有政策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操作规程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与约束，但是其实际操作系统仍然是一个缺少规制能力的软约束系统。

3.规避合同管理的约束。在2010年以前，上级政府相关部门并未出台政府购买的制度规定.A社团与J街道的合作并未签订规范化的合同。然而，随着政府购买规章制度的完善，上级政府大力推进项目化管理模式，合同就成为需求方与供给方合作的一项必要条件。为了不受合同条目的过多制约，合作双方签订的合同十分简洁，基本不涉及服务技术标准、服务数量与质量等内容。此外，政府购买合同规定，A社团需要依据标书列出的条目提供社会服务，然而，招投标只是走过场式的行为.双方签订的标书内容简单，且不成熟，这种标书一经实践，错漏在所难免。即便双方合作有明晰的合同条文予以规范，A社团遵守履行的可能性也很小。其原因在于约束政府与社团的并不是实质性的书面合同，而是双方的隐性合作关系。在这一隐性关系的支配之下，A社团只能拨出部分资源完成书面合同预设的工作内容。

上述形同质异的政府购买执行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行政体系在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下所实践的一种变通性行动策略，即在形式上挑选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的职能，内里却是在拓展自身的行为边界。在这里，社会力量在形式上进入了公共服务供给领域，但是，在本质上仍然是行政体系通过“代理人”在自行运作。

三、后果的呈现：社会服务内卷化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组织变革，其本来目的是要转变政府职能，打破政府单一服务主体状态，通过重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探索社会服务供给的新机制。然而，J街道在2008年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后运行至今，我们所观察到的情况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基本意蕴存在诸多矛盾之处。社会组织并未体现其专业化优势，社会服务陷入了内卷化情境中，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专业社工服务让位于行政任务

在我国，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实现社工机构的创建及运作是一种重要的制度创新，但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认识和理解却并不一致。很多基层政府并没有摆脱统管一切的传统思维，仍然将社会组织作为附属单位或下属部门，并且对它们的内部事务和自主权利进行干预。基层政府官员认为社工是自己管的人，既然花了钱，社工就得听从政府部门的指挥。在这种思维的指引之下，A社团被动吸纳加入到行政任务的执行过程中。特别是面临“创文”、“创卫”、举办大型活动等工作的时候，J街道需要额外组织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加以实施，这时A社团及其社工就成为一股重要的支持能量。除此之外，经常会有兄弟单位、上级部门到A社团进行参观和视察，这一类型的行政任务往往会被强制性地布置给A社团完成。这些额外工作，挤占了社工的本职工作时间，稀释了原本应当用于社区矫正服务的资源，也经常使他们感到苦不堪言。然而，社工在本职工作之外的这些辛劳，并没能换取街道的重视与信任。如果将社工与居委会、社保中心的工作人员以及政府一些科室的协管员相比，街道似乎更倾向于将后者看成是“自己人”。社工将理应贡献给专业性社会服务的时间和资源投放到完成政府的行政性事务上，这也为专业服务的非专业化和形式化埋下了伏笔。

（二）专业服务的非专业化

作为针对弱势群体提供的专业性工作，社会服务需要在社工与服务对象之间搭建起专业联系与信任关系。要做到这一点委实不易。一方面，A社团大部分社工是从社会上招聘而来，在其所服务的社区缺乏根基，难以进入当地的服务网络。因此，社工倚靠个人或社团很难获取服务对象的相关信息，需要高度依赖基层政府。然而，在基层政府将社会服务交由A社团完成的过程中，双方工作如何实现顺利衔接和互动配合，尚无相关规章制度出台。针对这一情况，社工要么通过各种方式获取基层政府的信任与支持，要么利用私人关系完成专业工作任务，这种人情式的非常规工作方式让很多社工颇感困扰与不便，也不利于社会工作的深入有效开展⑨，同时也对社会工作的专业属性产生了侵蚀。另一方面，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合同将案主的重新就业率、户口、证明、低保及补助办理等非专业化工作设置为绩效考核指标，而服务对象在接受个案辅导之后能否重新树立自信，真正做到自立自强并且回归社会等专业性内容则没有得到重视。这样一来，社工的专业化特点逐渐被消解和隐化，社工最终和社区居委会的工作高度重叠。

（三）专业服务的形式化

书面管理、文牍主义、形象工程、数字化政绩等是当今政府科层机构存在的流弊。作为政府一手扶持起来的社会组织，A社团深受政府运作模式的影响，并在与政府的经常性交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政府组织文牍式管理、过于追求形式化、例行公事、缺少责任感等问题。首先，强调文书工作，忽视实际工作。考核表中，社工应完成的文书工作要求占考核总分数的比重有1/3多，A社团要求社工在工作完成之余填写各项表格清单，如果不遵照执行，将受到扣奖金等惩罚。其次，重视数字化指标，忽视实际工作效果。考核表对于社工的服务人数、招募志愿者人次等数量化指标尤为强调，然而对服务对象在社工的服务下是否取得了进步，进步了多少却没有关注。考核指标还十分重视社工开展的活动次数，然而对活动是否取得预期效果，存在哪些要改进的地方等问题却没有规定。考核表还将社工与案主谈话的次数、内容进行了要求，但是忽视了对谈话中社会工作方法和技巧运用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工作考核表对社工开、结个案的数量进行了明确规定，却忽视了个案的特点以及社工工作难度。第三，强调结果，忽视过程。社会服务是根据专业价值观念、运用专业方法帮助有困难者走出困境的长期性活动。从这个角度而言，绩效考评应重点引入过程性变量，例如案主心理和行为的改变等。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考核指标主要集中在结果变量上，过程变量则退居其次。

在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下，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这一制度创新在名义上指向政社关系的重构，但实际上不仅未能实现政府职能的有效转变，而且更深刻地、更全面地强化了官僚机构的社会控制能力，而社会组织提供的社会服务呈现内卷化倾向。从形式上看，政府为社会服务购买设置了相关规章制度，然而，其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并未得以有效实施，反而表现为一种象征性的东西。社工在政府部门的指挥下，被吸纳进入行政任务的执行过程中，社会组织提供的社会服务在形式上符合合同的相关指标要求，但正如前所述，这种服务提供方式在实质上并非有内涵的发展，社会服务的专业精神并未得到体现，甚至被伤害了，结果呈现出“没有发展的增长”的趋势。

四、社会服务内卷化的发生逻辑

要分析社会服务内卷化的发生逻辑，可以从社会服务供给的合作双方来进行剖析。一方面，政府的科层体系带有极强的行动惯性，基层政府极为强大的权力架构、行政导向的工作作风渗透至尚不成熟的社会工作领域，导致后者受到行政思维和行动模式的影响，其独立性、专业性的工作方式未有良好凸显。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与基层政府关系十分密切，其对行政体系的资源依赖程度较高，而在理性选择的约束和引导下，社工也逐渐被科层体系同化，甚至主动融入其中。具体而论，导致社会服务内卷化的主要因素有：

（一）来自基层政府的权力约束

组织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社会组织作为承接服务的供给主体，其本身蕴含着专业自主的社会工作精神。然而，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表现出内卷化趋势，其原因除社会组织自身存在缺陷，还可能是受到外在力量的控制而呈现出的反应。这个外在的、强大的组织实施控制的目的在于，通过强力和诱导使社会组织的一切活动按照它所规定和期望的方式进行，从而保持两个组织之间的目标一致性。站在社团的立场，这股强势的外部能量来源于行政机构。J街道作为单一属性的权力运作中心，从本质上而言，它具有高度科层化的典型特征，其核心职能是在维持社会稳定和公共秩序的基础之上推进基层治理。J街道在管理与社团的合作关系时，更加愿意在传统的行政关系框架下执行购买项目，而社团本身也很弱小，难以对其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出于权力的控制性惯习，以及维护自身利益范围的动机，基层政府会不遗余力地将自身的规程、行为范式向社会组织复制。这就是社会服务内卷化的核心动力。

（二）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

激励机制和任务环境是解读基层政府行为逻辑的关键，科层制当中的压力型体制、向上负责制和晋升机制使得基层官员对来自于上级的指令十分敏感。基层政府位于行政体系的末端，它需要回应上级政府下达的多样化、高强度的任务要求，提供面向居民的社会服务只是其中之一。然而，基层政府能够动员的资源却是十分有限的，与需要完成的行政性任务之间存在持续性的紧张关系，因此基层政府需要将稀缺的资源投放到对其而言最为关键的领域。如果购买的社会服务属于基层政府认可的重要领域，那么政府与社会组织就可以达成以社会服务为主导的共识。在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中能否做到这一点，取决于基层政府对社会服务重要性的认知。如果居民对社会服务的意见和态度对于基层政府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外在约束机制，那么社会服务的重要性就只取决于它对于居民的价值，即能否为有需要的弱势群体提供帮助。然而，在我国，基层政府仍然是向上负责而非向下负责的，基层政府的任务、指标是上级部署下达的，检查、评审是上级组织的，激励、处罚是上级安排的。在上述情境之下，社会服务对于基层政府的重要性就取决于这些服务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它们回应上级政府重点关注的指标和任务。如果社会服务难以与上级政府的关注点相契合，则纷繁复杂、期限紧迫的行政任务就会成为基层政府的优先选项。更有甚者，则是基层政府将社会组织作为一种辅助性力量运用于执行行政性任务，从而导致社会服务走向内卷化。

（三）非对称的资源依赖关系

在资源依赖理论看来，一个组织的生存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资源获取能力。对资源的需求构成了组织对外部环境的依赖，资源的重要性和稀缺性决定组织依赖性的本质和范围。A社团要维系自身正常运作，也需要资源支持。其首先要获取的资源即为经济性资源，在这一点上，A社团主要依赖的是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经费。在经济性资源之外，A社团还需要政府在人员、服务对象、制度环境等多个方面提供支持。政府作为A社团的强力后盾，为促进A社团的快速成长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但在客观上也引发了诸多不良后果，包括社团先天发育不良、缺乏自主意识和自治能力，这也使得A社团被吸纳进入行政架构之中，成为科层系统的编外人员。在社会服务之外，社工还需要完成团建、党建、应付检查等行政性事务。其服务越来越多地反映了政府的意志，以服务对象的需求为本的专业使命受到威胁，实现社会善治的专业承诺受到怀疑。

（四）组织成员的理性约束

社会服务表现出内卷化还在于A社团组织成员表现出“准行政化”的倾向与色彩。理性选择理论认为，组织成员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会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选择某些利己行为。如前所述.A社团在成立之初，J街道为其提供了许多发展的有利条件，其中就包括人力资源的输入。现在A社团主持工作的L是S市司法系统的一位退休干部，具有体制内成长起来的背景。此外，A社团一部分社工也是从J街道借调过去的，拥有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编制。当然，将内部人派驻至A社团，可以帮助缓解其组建初期社工队伍数量不足的困境。然而，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来自于体制内的选调社工带有政府部门的行动惯性，特别是当政府的行政任务与社会服务发生矛盾时，他们往往倾向于服从政府的安排。选调社工的工作方式也会对社会社工（从社会招聘而来）带来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资源依赖非对称的情境下，即便社会社工最能体会到“社会服务”呈现出“没有发展的增长”的趋势，但为获取政府、A社团管理层的支持与认可，这些社工仍然会在无奈和自愿的矛盾心情中配合甚至强化这种趋势。

总之，通过赋予社会服务新的主体要素，社会服务供给方式发生了改变，但这种变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囿于基层政府的治理结构、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非对称的资源依赖结构和组织成员的理性约束，社会组织像传统事业单位一样成为政府行政职能的外部延伸，其所提供的服务在某种程度上陷入内卷化，服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并未得到实质性提升，其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实质意义。

五、结论

社会建设时代的基层政府陷入“责能困境”而亟需社会管理创新，从实践来看，政社合作提供社会服务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举措。我国越来越多地在社会管理体制方面开展创新与变革，吸纳社会力量加入社会服务过程。有研究认为这意味着中国依托基层行政体系的创新性行为，逐步摆脱威权垄断体制的约束，正在累积社会监督能量，以进一步增强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本文观察的案例对上述判断有所质疑，基层政府正在利用社会力量创新社会服务的供应方式，但是这个过程并非昭示政府逐步放权，相反，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社会服务供给的垄断性权力不断扩大。这主要是通过科层体系掌控决策权，并促使社会组织行政化运作得以实现的，其结果是导致社会服务陷入了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化境地。

更进一步分析，社会组织承接的社会服务呈现内卷化倾向，其根源在于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没能在相互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建立起良性的合作关系，行政机构依然延续着支配和控制的行为方式，并且在合作的实施过程中习惯性地以行政任务目标排挤和替代社会组织为民众提供服务的基本目标。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这一旨在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制度创新行为，并未真正推动行政机构实现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职能政府的转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导致行政机构社会控制能力的进一步强大， “政府在场”的范围更加广阔了。

需要指出的是，在社会建设的另一面向，也存在大量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案例，社会组织具有相对独立性，与政府关系界限比较清楚，所提供的服务专业性较强。这些社会组织在既有资源和行动能力的范围内，也会与基层政府展开“讨价还价”，坚持社会服务的专业精神，致力于满足服务对象的真实需求，提升社会服务的供给效率。这些案例实际上已经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走向形质合一提供了良好的榜样，但在我国这样一个刚刚从总体型国家转型过来的制度环境中，要真正推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调整现有的某些偏差性行为，还取决于以下两个条件：一是政府是否能做到真正割舍自身的管理情结和管理惯性，允许社会自主性力量生根发芽；二是社会自治力量是否能更大程度地滋生出与国家进行对话的力量。

作者：吴 月

派社会服务工作论文 篇3：

农村社会服务人才培养与应用研究

摘 要：农村社会服务人才作为农村社会建设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培养和应用方面问题不少。对此，需要深入剖析农村社会服务人才不足不强的原因，加强与涉农服务有关各方合作培养和应用农村社会服务人才的力度，不断完善农村社会服务人才培养应用机制等，以此实现“致农村社会之治者在人才、成农村社会之才者在教化”的良性循环。为此，该文对农村社会服务人才培养和应用现状进行了较全面的阐述，对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农村社会服务人才的培养应用策略，以供从事“三农”工作研究参考。

关键词：农村社会；人才培养；人才应用

1 引言

人才是任何组织团体和社会形态竞争致胜的核心要素。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推进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高素质以及创新人员的引进和培养问题（郑叶秋子，2015），尤其是适合现代“三农”全面发展需要的农村社会服务人才的培养和应用问题。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有关农村社会人才队伍建设的系列政策文件，各地方也加强了农村社会所需人才的引进与培养，一些兼容涉农理论知识技能、勇于开拓涉农业务、具有战略思想和策划水平、熟知经济管理及相关学科的个体人才与群体人才、专门型人才与复合型人才纷纷投身于农村社会的广阔天地，促使了农村社会旧貌换新颜、一年一大变。虽然如此，由于农村社会仍然面临生存发展环境不理想、人财物条件先天不足、亲农为农意识行为有所缺失、轻农弃农伤农害农现象有所存在等问题，都使得农村社会服务人才来源渠道单一而狭小、培养基础不实不厚不稳、应用范围和领域受限受阻；要想达到国家所愿、“三农”所需、地方所想的数量和质量要求，难度依然较大。因此，如何更好更快更多地培养、留住并吸引、用好农村社会服务人才，乃是目前各级政府尤其是农村社会面貌改善任务重、综合治理难度大、建设发展瓶颈多的地方党政亟待思考并尽快寻到对策的重大课题。

2 农村社会服务人才培养和应用的现状

2.1 农村社会服务人才的素质现状 目前，农村社会服务人才多是当地的政府官员、农村实用人才和留守农村的农民等，来自于本地之外的则主要是一些城市对口支援部门和人员。这些人才中一些虽有涉农专业知识和技能，但缺乏基本的职业化素养、技能和能力；一些对农村社会发展现状和态势不热心、不关心，对农村社会的服务对象和内容不清楚；一些只想管理而不会管理，只为经营而不善经营，只说服务而不做服务，只是完成任务、走走过场、摆摆样子，没有真正下功夫于农村社会的改革发展、幸福谋划和小康建设，更别说成为农村社会发展所需的创新型人才了。

从高校进入农村社会的村官、三支一扶人员、志愿者等，他们虽有投身农村社会的热情和干劲，有较好的复合型人才所需的理论、知识和视野、思想等，但他们仍然缺少对农村社会的一些基本认知，不太知晓农村社会及其建设的具体情况，不很熟悉农村社会管理服务的模式和规程、运行规律和操作方法。因而也就由于其所受学校教育时理论与实际的脱节、认识与实践的偏离等而使其缺乏从事农村社会工作所需的基本能力和素质，在工作中常常处于被动地位、只能按指令按部就班行事，达不到农村社会服务人才应具的标准和要求。虽然一些地方对这些人才有组织地进行了专门培训，加大了工作指导，但由于社会机构和社会力量培训时不少是对付官员履职的期望和从业者完成任务的需要，因此，其质量和效果可想而知，仍然达不到农村社会服务人才的执业标准和要求高度。

2.2 农村社会服务人才的培养现状 如果把农村社会服务人才界定在“具有一定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面向或立足于农村这一广阔领域，为其经济、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生态等的科学发展提供创造性、价值性服务的各类劳动者”，那么农村社会服务人才的培养就有学校、农村和社会三大方面路径。而目前在这三方面的现状都不容乐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

2.2.1 学校培养多遗缺 虽然现在仍有部分涉农院校、涉农专业培养和输送一些农村社会服务人才，但他们真正到农村社会工作，以农为家为业的依然是极少数；即或有一些在干涉农相关工作，也会因对“涉农”的偏见或误区而不全力、不尽心。在村官、三支一扶、志愿者等广泛服务农村社会的情况下，却也因他们涉农理论、知识和技能的欠缺而只能是短期性的、定向的服务，无法长期性、全面性地保证农村社会所需各种服务的需求满足。如果再考虑这些人才所在院校、所学专业的培养定位不清晰、培养思想不具体、培养规格不合理、培养误区不破解、培养目标不科学、培养条件不充分、培养技术不高效等因素，农村社会服务人才的学校培养可谓成效重大、问题不少。

2.2.2 农村培养无基础 农村社会服务人才对农村社会而言，可以采用从外引进和就地培养的方式。从外引进不仅成本高，而且数量也相对有限，这对尚处于发展不足的农村社会来说，在资金、环境、条件等先天基础方面显然无优势可言；更别说那些本来就有“跳出农门”和远离农村思想意识的人才是不会自愿或情愿回到农村社会并提供服务的。而由农村自己组织培养，不论是内部培养还是送出培养、岗位培养还是职位培养，既要领导者懂专业、会管理、善用人，也需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经济条件，但这方面对目前的大部分农村来说也是短板，甚至是困境。即使现在有一些地方对农村社会服务人才培养很重视并有所成效，但也明显暴露出其在培养方案和教案设计、培养主讲和组织安排、培养时段和实效运用等方面基础不牢的弊端。比如，地方政府对当地农民的内部培训，不论是农村实用人才、农村专业户还是从学校、研究机构、培训机构请人来进行培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经费紧张、场地受限、时间较短、内容单一、针对性不强、系统性不够等问题，无法达到预期的人才培养之功效。

2.2.3 社会培养常应付 农村社会服务人才的培养因学校和农村社会存在一定的不足，就催生了开展涉农方面的专业培训为主要工作业务的社会机构和社会力量的大量存在。但是，由于一些不良培训公司鱼目混珠，讲师及其所设的课程质量不高，课程内容与“三农”实际偏差过大、针对性和指导性缺乏；以及一些行政村甚至乡镇及其干部抱着应对性（应对农民技术提高的呼声和心愿）、应景性（应景其他地方和社会的时髦做法）、应付性（应付主管部门的要求和安排）态度对待农村社会服务人才的培养尤其是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等；就直接促使了这些公司或讲师在开展涉农理论知识和技能培训时往往是“应付了事”，包括培训公司或讲师的声誉和形象宣传、培训内容和效果的渲染、培训方法和手段的选用等都严重处于应付之中，这种由社会机构形成的对付性“文化大餐”、“知识快餐”、“专业剩餐”，是根本无法促进农村社会服务人才多文化、厚知识、很专业的，甚至是有害无益的。即使是对农村社会服务人才进行的认证，如种植大户、养殖能手、经营专家、编织巧匠、服务明星等，也缺少科学的培训考核机制，基本上是处于一种对付状态，起不到真正经过培训而认证其资格的作用。

2.3 农村社会服务人才的应用现状 目前，农村社会服务人才一般主要包括：一是市、县、乡（镇）、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中直接从事“三农”工作以及间接为“三农”工作提供服务的人才，其报酬全部由政府财政承担，其服务是政策性、长期性的，如农业相关部门的人员、城市企事业单位定点帮扶和援助人员等。二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从事“三农”工作的人才，其报酬主要由政府财政承担，其服务随着项目走。三是从事涉农工作的一些行业组织、协会、研究会、合作社等相关人员，其报酬主要靠自我发展、自筹解决，其服务与其所从事的具体工作内容而不同，如农民专合组织、农村供销社等。四是直接参与农村社会建设发展的农民、开发商、经销商、供应商等，其报酬全部是按劳取酬，其服务直接与“三农”相关。五是不定期或临时地为“三农”提供服务的人员，如根据需要聘请或邀请的技术顾问、栽培专家、培训讲师等。这些人才在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社会延伸、促进人才合理流动和人才价值实现、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密切党群干群和城乡与市民农民关系、加快农村社会文明进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不容忽视的如下问题。

2.3.1 思想认识不到位，社会认同度不高 有的地方不能正确看待建设新农村、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和加强农村社会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辩证关系，存在着“外来的和尚会念经”，“重技术人才轻经营人才、重管理人才轻服务人才”，“只认组织安排不认民间介入”等思想。有的地方对农村社会服务人才认识模糊、缺乏应用农村社会服务人才的工作热情和体制机制，农村社会服务人才应用方式方法尚未摆脱传统的、行政的模式；有些地方仅把农村社会服务定位于乐善好施、扶危济贫、解疑答惑，没有将其与开发人的潜能、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结合起来进行队伍建设，更没有把农村社会服务人才应用作为提高农村社会整体质量有效环节的高度来认识。

2.3.2 职能定位不准确，面上工作不平衡 在目前对农村社会服务人才的认识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农村社会服务人才的职能不可避免地存在认识偏差，定位不准，不同程度存在政府“统管一切”现象，直接削弱了农村社会工作服务职能发挥，也制约了来自于非政府组织和非行政安排的农村社会服务人才的使用和作用。特别是乡村一级本来就负有权益保障、社会救助等责任的相关人员，普遍没有明确的岗位职责、统一的工作任务和具体的任用标准，导致农村社会服务工作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同时，因为农村所处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和资源禀赋，农村社会服务人才本身的素质和能力以及“三农”自身发展状况等，都使得农村社会服务的面上工作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因景而异，出现较大的不同步性、不平衡性和不持续性。

2.3.3 保障措施不落实，服务能力有欠缺 目前，党委统一领导、政府职能部门密切配合、有关方面齐抓共管、各种力量积极参与的农村社会服务工作格局尚未真正形成，包括激励、评价和考核等在内的农村社会服务人才应用的长效机制没有建立健全，国家引导、支持和鼓励全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型农民培养的系列政策还没完全落实，农村社会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尚未真正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除了相关单位统一组织或安排之外的其他农村社会服务人才基本是各自为战、各行其是，缺乏有效的配合和协作，导致有些地方农村社会服务人才扎堆，而有些地方有些涉农内容长期无农村社会服务人才问津的现象。

与此相伴，由于目前从事农村社会服务的人才年龄偏大、学历偏低、专业偏弱、思想观念老套、工作方法落后、教育培训缺失，无法有效应对和解决新的、复杂的“三农”问题，仅凭工作经验、群众威信和感情关系开展工作的居多。加之目前不论是直接或间接还是专业或业余从事涉农服务的农村社会服务人才多是工作待遇低、升迁机会少，导致优秀人才引不进、留不住，自愿支农为农的人才很少，接受服务“三农”的人才又不安心不尽力，留在岗位的人才不尽职不尽责。可以说，一些责任心不强、荣誉感欠缺、亲农利农思想不够的农村社会服务人才是不利于农村社会的创新驱动的，更不利于农民致富、农村幸福和农业发展的。

3 农村社会服务人才的培养应用策略

3.1 深入剖析农村社会服务人才不足不强的原因

3.1.1 参与者转型不够 农村社会服务人才应是以较高素质和能力为农业改革发展、农民权益保障、农村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的人。这些人既要有走向农村、面向农业和服务农民的自愿心、自觉性，也要有提供涉农事务的指导、咨询、培训、经营和管理等素质和能力；两者不可偏废。因此，要做好做实农村社会服务的各项工作，就需要其中的参与者不断转型，了解涉农基本政策法规、明确涉农服务内容要求、掌握涉农技能技巧技术。就目前看，农村社会服务人才发展体制和应用机制尚未真正建立，农村社会服务参与者自身专业学习基础缺乏和兴趣不浓等问题仍然存在，使得参与农村社会服务的有关人才的素质、能力和创新性并未得到相应的提升，原来半路出家的仍在半路上溜达而未到“家”，原来转行转岗的还在“行”外打转、在“岗”之外转悠，原来不自觉自愿服务农村社会的依然超脱于农村社会，而真正地成为农村社会服务的行家里手的人才极其稀少。

3.1.2 社会供应偏向 目前，大部分农村社会仍然存在服务人才短缺，尤其是服务于老年、服务于物业业主、服务于互联网+等新型人才更是稀有。一些地方经常开展社会服务培训，仍然只是围着现有的服务参与者或从业者的内部培训打转，没有从更大范围更广领域进行涉农全面性和全程性的全员培训。

3.1.3 思想认识误区 在现阶段，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整个社会对农村社会服务的思想认识都存在着很大的偏差和误区。比如，认为农村社会服务人才低人一等，农村社会服务只是提供劳务和资金；比如，城市人认为到农村社会进行服务是被安排的，可有可无的，农村社会则认为接受这些服务是应该的、无偿的。诸如此类的思想认识，将农村社会服务人才推到了一个十分低下甚至低劣的位置，也就致使很多人不愿意加入这个队伍。

3.1.4 资源投入较少 农村社会服务人才的资源投入是相关部门和组织为提高农村社会服务参与者或从业者的素质、知识、经验、能力和技术以及确保参与者或从业者健康、安全，给予参与者或从业者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成长条件，在教育、培训、薪酬待遇等方面所进行的资金、实物和劳务、服务投入；是一项长期而巨大的投资。它一般表现为人力资源管理上的投入（包括人才引进、稳定、管理、激励、培养等）和人力资源本身的投入（包括对人的脑力体力开发、健康安全保障以及思维能力创新、成长进步等方面的投入）。综观当前农村社会服务人才的资源投入，其主要问题在于：一方面，意愿性不够。地方政府、农村基层组织和涉农服务机构要么对资源投入的全面性、全员性、全程性、全新性认识不到位，其意愿性缺乏，至少不明显；要么因其规模小、实力弱、参与者或从业者流动性大而不敢或不愿进行投入；要么虽然思想上很重视，但行动性意愿不强；要么只有培训意愿，改善提高福利待遇、改善环境、优化管理等方面的投资举措。另一方面，方式和内容单一。主要是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一些简单投资，基本上是内部培训，小范围的培训；对人力资源方面的投资较少，或者说不很注重。即使是内部培训，也多是上对下式的指令性、任务性训话，很少请进来、送出去培训；即或是有请进来的培训，也主要是针对某一主题或专题，时间1～2h；有的地方或组织也送出去，但基本上是参加一些会议的方式，时间1d左右。

通过分析农村社会服务人才数量不够、质量不高的原因，各级政府和服务提供相关单位或机构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对策，从农村社会稳定、发展与和谐着眼，从农村社会服务人才的开发和培养、引进和留用着力，不断增加农村社会服务人才的资源投入，不断加快农村社会服务参与者或从业者转型的步伐，不断克服社会供应偏向和思想认识误区的弊端，以优良的农村社会环境吸引各类人才的迅速加入，使农村社会服务人才的选择、培育、增加有着更大的空间。

3.2 积极加强与涉农服务有关各方合作培养和应用农村社会服务人才的力度 农村社会服务的供给，涉及政府部门、农口部门、企事业单位、社区组织、社会机构等，需要相应的服务人才适应农村社会的建设发展及其所在的部门单位或组织机构的工作需要，当然就离不开这些有关各方合作培养与支持，以此实现农村社会服务人才的交互利用。这方面急需各地农村基层党组织下功夫，增强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能还是处于被动接受城市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派人派工的状态，不能还是以“只为利、不为人”的合作态度消极接招，不能还是嫌麻烦，不愿接受新人的进入、项目课题的流入、机构组织的介入。尤其是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农村各项建设的领导核心和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的贯彻落实，更需在创建学习型、服务型和创新型党组织过程中，广泛借鉴“1+3模式”、“乡村之星”培训班、“雨露计划”等经验，借力生力，多渠道多途径进行农村社会服务人才的合作培养和应用。一些地方早年兴起的农村服务合作组织集国家、集体、个体三股力量联合协作而结成各种纵横联系的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合作体系，实际上也可作为一种农村社会服务人才联合应用的好形式。

3.3 不断完善农村社会服务人才培养应用机制

3.3.1 明确农村社会服务人才培养应用的着眼点 首先要明确“农村”这一基点。农村社会服务人才固然要以拥有农村户口的人群为主，但还需考虑到一些不断流入农村社会进行投资发展、项目对接、技术指导、提供咨询、产品经营、资金援助等的“城市人”、“外乡人”、“单位人”。可以说，凡是为农村生产生活、农业发展进步、农民致富等提供服务的一切人员，都应纳入农村社会服务人才范畴，都需在培养应用时予以充分考虑。其次要明确“服务”这一要点。农村社会各项工作的有效有序开展，必须地要抓好与“三农”问题解决相关的“人”的工作，体现出“人”的服务性和服务的社会性；要认真做好具有一定知识或技能、不断为农村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提供服务支撑、在“三农”问题解决中真正起到示范带动作用的农村社会服务人才的引导、教育、管理工作，切实激发出他们干好农村工作、促使农业升级、助推农民幸福的热情和干劲。最后要明确“人才”这一重点。在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的时代，广大农村社会需要包括农村实用人才、农村农业管理人才等在内的各种服务人才。这种人才是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文化修养，在生产实践、技术水平、业务能力、服务意识等方面具有一定水平的懂农行家、技术专家。

3.3.2 突出农村社会服务人才培养应用的着力点 首先要建立人才信息库。农口主管部门和当地农村党组织要建立农村社会服务人才个人档案，分类分项归档管理，为农村社会持续发展与农村社会服务的持续开展提供人才支撑和人才管理依据。其次要加强日常培养工作。在依托党校培训基地、农民工培训基地、职业学校定点培养基地的基础上，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和送出去、引进来相结合，对具有涉农理论知识或涉农专业技术的服务人才通过到有关大中专院校或科研单位学习、或不定期组织他们到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参观、学习与考察等，帮助他们更新知识，提高水平；对涉农理论知识或涉农专业技术知之不多的服务人才，在服务之前进行服务相关内容的培训学习、在服务之中进行服务相关内容的指导咨询，在服务之后进行服务相关内容的总结反思，以此为后续的服务打下良好基础。对本地的农村社会服务人才也可聘请有关专家、教授到农村开办有关经济、科技、经营、管理、人文等方面的讲座，传授先进的理论知识和技术，或者组织有一技之长的“土专家”通过传、帮、带等形式对年纪较轻的人进行培训或到田间、地头、养殖场等进行现场指导。对乡土民间文化有很深造诣的匠人培养成传播乡土民俗文化的“能人”、“强人”和“名人”；对外地的农村社会服务人才可以根据其职业专长和服务内容等进行一些关乎农村政策和风俗、农民喜好和习惯、农业知识和技术等的普及培训，增强其服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最后要抓好重点培养。各级党组织特别是镇（街）、村级党组织要对优秀农村实用人才、农村农业工作先进典型、技术能手、服务标兵等，不断创新致富载体，搭建服务平台，开展惠民活动，使其在接任务、压担子中得到培养，进而充分发挥出示范带头作用，不断展示出为农亲农价值。要建立重点帮扶机制，各级党组织要在科技应用、技术推广、政策宣传等支农、惠农、助农项目上予以优先安排，对优秀农村实用人才、农村技术能手、农业服务标兵等拥有的重大意义技术、诀窍、规程等，各有关部门要在资金、技术和专利申请诸方面给予支持，并创造条件予以推广。

3.3.3 灵活农村社会服务人才培养应用的切入点 农村社会服务人才培养应用需要不断创新方法、灵活方式、规范管理，不能只局限于其中的优秀、典型、先进，也不能只针对本地方、本部门、本系统。要从思想观念转变着手，把培养农村社会服务人才作为服务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加大农村社会服务人才的培养力度和应用广度，挖掘潜在人才、激活现有人才、开发优秀人才、打造带头人才。要对农村社会服务人才参与的培养活动及其应用中的表现进行客观公正、平等公开的考评，力求做到定期考评与不定期考评相结合，群众考评、（下转42页）（上接8页）单位考评与评审专家考评相结合，民主测评与短信、网络考评相结合，背对背差额考评与面对面考评相结合；并对其中考评优秀的，优先推荐村级后备干部、中共组织发展、县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技术职务晋升等。要建立乡镇（街道社区）重要会议邀请优秀农村社会服务人才旁听制度，实行重大事项决策征求和咨询优秀农村社会服务人才意见制度，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将更多农村社会服务人才留在农村。同时，也要对农村社会服务人才实行动态管理，将违反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一切不良人才清除，净化农村社会服务环境和人才队伍，树立新时代农村社会服务人才良好形象。

（责编：张长青）

作者：靳能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