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约派诗词研究论文

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婉约派诗词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宋词“豪放”与“婉约”体派之分,起于明代,清后词的写作和评论藉此展开,当代学者对此纷争不断。词的豪放与婉约两大流派各有千秋,互有影响,正是在相互竞争、相互影响中的发展,才给后人留下丰富的宝贵遗产。

第一篇：婉约派诗词研究论文

翻译研究的语言派和文化派之间的调停

摘要：鉴于翻译研究的语言派和文化派之間的持久对抗，文章尝试探求一种调停方式。首先介绍了语言派及其译观、文化派及其译观，阐述了两派的争鸣主要集中于翻译的本质和对对方的质疑。重点介绍了吕俊作为对文化派（及其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反思及借鉴，吸纳“科学社会学”和“普遍语用学”的理论养分的“建构主义翻译学”或“建构译观”。它基本做到了调停语言派和文化派之争，也从语用视角讨论了“言和”的其他可能性，如“语用翻译学”。

关键词：翻译研究；语言派；文化派；建构主义翻译学；语用翻译学

作者简介：侯国金，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研究中心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语用学和翻译学（福建 泉州 3620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汉英认知辞格及其ERP实验的当代隐喻学研究”（15XY001）。

一翻译研究的语言派及其译观

有什么样的语言观，就会有什么样的翻译观吕俊：《建构翻译学的语言学基础》，《外语学刊》2004年第1期，第96页。。纵观各种观点，大致可分为：“语言过程观、语言结构观、语言行为观”。

“语言过程观”的代表人物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他说语言本质上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语言绝不是产品，而是一种活动”。任何社会个体都具有一种“语言禀赋”，是“精神不由自主的射流”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年，第121、125、127页。。他的语言活动观具有个体主观主义和神秘主义特点。正因为如此，它很难形成系统的语言规律研究吕俊：《建构翻译学的语言学基础》，《外语学刊》2004年第1期，第96页。。“语言过程观”相应的翻译观是“语文学式的翻译观”，强调译者的个人天赋，而忽略对语言本身及其各种规律进行研究吕俊：《建构翻译学的语言学基础》，《外语学刊》2004年第1期，第96页。。这样一来，像朱生豪、傅雷、许渊冲等翻译大师之所以能如此翻译也就没什么规律或道理可言，纯属天赋而已。

“语言结构观”始于Saussure广为翻译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他以描写主义和共时研究的方法，对作为语音和语义网络的语言（即语言的内部结构）的对立关系及其相应的价值进行了研究。Saussure把语言分为“内部语言、外部语言”，前者是语言系统内部的各种关系即邻近或对立关系的网络，后者是交际主体或使用者在一定语境中参与语言使用的实际情形。由于外部语言的规律性很难寻找或者干脆没有，他鼓励语言学家研究内部语言的规律和规则。可见Saussure及其追随者们的“语言结构观”把语言当成封闭、静止、自足的系统吕俊：《建构翻译学的语言学基础》，《外语学刊》2004年第1期，第97页。。吕俊认为Saussure直接促成了Sapir和Wholf的语言决定论（或语言中心论）。“语言结构观”的翻译观强调语言的共性和普遍性，甲语言能够表达的内容都能用乙语言传达出来，译者需要的只是各种转换技巧或规律。与语言或系统即静态的语词和语句意义无关的任何因素也就不会认真考虑或计较，如此一来，翻译被“简单化、机械化、程式化”了。传统的“语言派”就是如此，但Nida、Newmark等就不同。

“语言行为观”起源于Austin和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受到更强调社会规约的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普遍/规范语用学”的补充和发展。人是社会个体，就要用语言参与社会活动，所参加的是其语言，其语言代表着各种态度或作为，即言语行为，简称“语为”（pragmatic act或pract）。语言的使用要遵守两套总规则，一是“构成性规则”（Constitutive rule），二是“调节/协调性规则”（regulative rule）。前者相当于遵守语言结构观所研究或强调的内部语言的种种规则，也即生成语言学或普遍语法所说的种种“良构性”规则，否则就是违反语言规则（语音规则、语法规则等）的病句，让人不知所云，正所谓“在语法面前，国王也要鞠躬”“To grammar，even kings bow”（JBMoliere，Les Femmes Savantes，Pii）。。除此之外，人们还要遵守身处的语言社会、集团、团体、组织、单位、群体等的大小不一的种种规则，大到宪法、法律、规约、守约、规定、道德、伦理，小到习俗、习惯、（临时）约定。由于一个人独处地球是不存在的，就是存在也不会有语言交际的必要，因此，交际、交往、交流都是针对双人对话、三人会话、群体话语活动等的，除了语言的良构性，还要有语为的切当性（即适当性、适切性、合适性），也即需要调节性规则。“语言行为观”相应的翻译观，吕俊称之为“建构（主义）翻译学”（constructivist translatology），“既是经验的，又是开放的”。吕俊认为，首先，“建构（主义）翻译学”是“理性的重建”吕俊：《建构翻译学的语言学基础》，《外语学刊》2004年第1期，第99页。。这里的“理性”是“交往理性”，代替了上述语言观及其翻译观的封闭性、混乱性。上述两套规则中的“构成性规则”相当于语言的“真、准、正、对”，“调节性规则”相当于语言的“善、美、巧、好”。其次，他认为，“建构（主义）翻译学”使翻译研究走向“真正的开放”。前两观及其相应的译观一个是封闭静止的，另一个则是无关现实因此也无关真正翻译的译观（因此后者的“开放无益于翻译（研究）”），“建构（主义）翻译学”则不同，是兼顾内部语言系统和外部语言（社会文化规约）的开放研究。第三，“建构（主义）翻译学”促成了翻译研究从语义—句法模式走向了语义—语用模式。也即，翻译研究者不必拘泥于句法问题，而可以在语义学和语用学的意义观之间驰骋，探寻意义和效果的翻译方法。最后，“建构（主义）翻译学”以其崭新的“交往伦理学”，创造了建立“翻译理论学”的可能（详见下文）。

二翻译研究的文化派及其译观

文化派译观的代言人之一是Tymoczko，根据其“转喻/换喻说”，假如人类思维主要分属隐喻类（选择和代替，译者就是选择者、代替者），和转喻类（联系和创造，译者就是联系者、创造者）赵彦春：《对“摆布派”译论的译学反思》，《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3第4期，第68页。，那么语言派等都属于隐喻类，认为翻译是语言的字词句、语法结构、文化标记和文学形式的译入语等值再现（替换）。文化派则属于转喻类，Tymoczko认为原文本具有部分性（partiality），即原文本只能显露部分意义（其意义具有多层次性和不确定性），译者的译文只能部分地反映原文本的意义，因此，按照Tymoczko的观点，“忠实”不能作为翻译的标准，翻译研究应着重历史时代、思想意识形态、译者的文化地位等因素对翻译的影响李欣：《翻译的换喻过程——Maria Tymoczko教授论翻译》，《福建外语》2001年第4期，第43页。。文化派的Bassnett和Lefevere就是对她的阐发和扩大。他们认为文化派译观已经处于世界译界的一级（primary）或中心（central）地位，语言派的“忠实”和“等值”观念则边缘化了Bassnett，S1998Research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 case for doctoral researchIn PBush & KMalmkjoer （eds）Rimbaud’[KG-*2/3]s Rainbo：Literary Transl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8PP105-118。

以德國语言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为代表的“语言本体观”认为，语言不是使用者主体的工具，语言是人存在的“家（园）”或方式吕俊：《建构翻译学的语言学基础》，《外语学刊》2004年第1期，第97页。。虽然存在先于语言，但不借用语言是无法抵达存在的，或者说任何事物没有命名就没有真正地“出场”或存在。“语言本体观”是“元语言学观”而非“经验语言学”，语言摇身一变成了一种“纯思辨的对象”，与现实隔离，Saussure所说的“能指、所指”也被隔离成“两家人”了。

解构主义者就是借用语言本体观对语言结构观（的封闭性、静止性、自足性、系统性、语言中心论等）发起冲击的。解构主义者否定意义的确定性，强调语言的主体（间）性。每个解读者因为所处文化背景不同因而其“前理解结构”各不相同，因此就会产生各不相同的解读结果（意义），所谓“一千个人读或译哈姆雷特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王秉钦：《季羡林翻译思想“三论”》，《中国外语》2009第5期，第91页。。“语言本体观、语言解构观”其相应的语言翻译观是，怀疑翻译是否能形成一门科学，所形成的翻译文化派都不是真正意义的语言翻译研究，几乎成了文化翻译、意识形态翻译、权力翻译等。吕俊认为此种翻译研究具有多元性、矛盾性、紊乱性、去语言（中心）性吕俊：《建构翻译学的语言学基础》，《外语学刊》2004年第1期，第96—101页。。

翻译的文化派主要代表人物Bassnett和Lefevere都认为，“翻译当然是对原文文本的一种改写”Lefevere，A1992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London & NY：Routledge1992Pvii，扛起了“去原文中心主义”的大旗。

Bassnett通过2004年7月世界各地的各家媒体如何“编译”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法庭审记的笔记进行研究，发现大家的立场即态度不尽相同徐建国：《作为翻译改写手段的编译》，《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第4期，第117页。。他们认为文学翻译都是改写，否则就没有文学翻译或翻译文学。翻译“改写论”多半认为翻译的改写（rewriting）是源于译事被政治意识形态或特殊权力的操纵（manipulation）或左右，因此也叫“操纵派、摆布派”。

这里的“操纵、摆布”还有一层意义，那就是，正因为上述的“政治意识形态或特殊权力的操纵”，译者在翻译中也就这样或那样地“操纵、摆布”原作了。

译者作为读者对任何文本的理解不能确保百分之百，而译者又不能等到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才能动手翻译，从作者的角度看，“这里你误解我了”“我不是这个意思”等误解情况就时有发生。如果使之合理化，就得给他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潜藏于翻译的“目的论”（Skopos）和“解构主义/重构主义”（deconstructivism/reconstructivism）的温床上。上个世纪70年代德国的功能派认为翻译是要服务于一定的社会目的的。其代表人物Vermeer认为，从事翻译实践者不能愚忠于原文文本而忽视原文或译文的交际目的，译者应竭力使译文服务于译入语文化社会或团体的某种需要的目的或任务Vermeer，HJ1996A Skopos Theory of Translation （Some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Heidelberg：Textcontext VerlagP33。不同的翻译目的直接影响译者的翻译态度和方法，甚至影响其对原文的理解和取舍。当然，这里的“目的”可能是出版社的目的，也可能是委托人的目的，也可以是团体或（译者）个人的目的，也许三者交融而有主次之别，其合力制约着译事和译品的时空、方式、质量等因素。出版商也罢，委托人也罢，作为译事的“发起者”（initiator），其译事决定权最大。

三两派的争鸣：语言派对文化派的质疑

（一）文化派打出的牌

文化派把翻译当作跨文化交流的事件，其成败只是部分地决定于语言、文字、意义等的甲乙语言之间的转换正误或成败，更多的取决于“文化”交流效果的高低。例如，文字上无论多么出色，假如由最小的出版社出版，也没有什么有效的宣传，最后也可能是无人问津。由2012年的“国际翻译日”（9月30日），到当今的“翻译职业化”（我们历经了宗教典籍翻译和文学翻译的时代）的各种各样的口笔译需求的时代，谢天振等认为，我们再也不能抱着适合前两种翻译（时代）的“信达雅”标准不放谢天振：《海上译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80页。。谢先生在多次报告谢教授于2014年4月17日和11月10号分别在四川外国语大学宏文楼和华侨大学图书馆做了几乎同题《翻译的职业化时代：理念与行为》的讲座。中指出，宗教经典翻译时期，在人们和译者心中上帝和佛祖是至高无上，经文都是他们的“圣训”，翻译者敢不忠实？听说西方翻译界就有译文不忠实而被烧死的案例呢。文学经典（如罗马和希腊神话）翻译时期也是要苛求忠实的，因为只有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美的文学经典才值得翻译，不忠实的翻译岂能不失真失美？如今是“翻译的职业化时代”，翻译资料是联合国、国家、企事业、个人等的社交外交、经济贸易、法律诉讼等五花八门的集实用性、时代性、网络化特征于一体的文字或非文字文本甚至超文本资料，翻译篇幅有大小之分，翻译时限有松紧之别，往往需要多媒体、多译者快捷合作的删译、节译、编译等。此时若一味求“信”求“忠实”，就是“愚信、愚忠”。谢教授说，若要“信、忠实”，也只能信于客户，忠于出版社、编辑部、读者等的文化需求。

谢教授说，电影“Lost in Translation”片名没有采用语言派的译法“失落于翻译”“翻译中失去的”，而是文化地译为“迷失在东京”谢天振教授说也可译为“失落的真情”，只是逊色于“迷失在东京”。，虽然是意义层面的“误译”，但从剧情内容上看，后者更合适，而且“迷失在东京”更“高雅”脱俗谢天振：《海上译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1页。。谢教授在书中和上述报告中从翻译的古今中外定义，如《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牛津英语词典》以及当代学者（如费道罗夫、奈达等）的定义，通过细腻的比较看出，今人多半不如古人（如唐代的贾公彦和古罗马的西塞罗）的认识（所强调的是语言文字的“易”（换一种说法）是为了使对方“相解”），今人可谓“翻译者迷失在翻译中”。谢教授反复强调翻译的实质是“跨文化交际”，他从口笔译的差别、翻译的方向、文化的强弱、翻译的时期、翻译的种类等问题切入展开讨论。以往的翻译方法是针对笔译的，口译是借用而已，都通用么？关于翻译方向问题，“译入”和“译出”是截然不同的。假如渴求外国强势文化的中国人对译入的要求是“忠实、通顺”的译文，那么，假如为不那么在乎中国文化（作品）的强势文化读者翻译中国大部头典籍，人家需要的是“忠实、通顺”的全译本吗？当然不是。谢先生在报告中多次提到美国汉学家和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莫言小说英译问题，说译者大胆改写和删节，才使得莫言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二）语言派打出的牌

蔡新乐蔡新乐：《“文化转向”无向可转？——巴斯奈特论文<文化与翻译>批判》，《外国语文研究》2015年第1期，第78—85页。批判了文化派的代表人物Bassnett的代表作“文化与翻译”Bassnett，S2007Culture and translationIn PKuhizezak & KLittau（eds）A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2007PP13-23的核心观点，认为其宣称的“文化转向”根本“无向可转”，因为她犯下了很多错误，如语言错误、逻辑错误、概念错误、理论错误、方法错误等。蔡新乐引述海德格尔（HeideggerHeidegger，M1982Vom Wesen der menschlichen Freiheit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Gesamtausgabe，Vol29）（edby HTiejen）Frnkfurt：Klostermann 1982）的话。说及所谓的“U字转向”（Umkippungen），相当于汉语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海德格尔认为人们常常以“常识的方法”是难以理解“U字转向”的，因为往往把本属一类的事物误分为两类或“立场改变”，也就是对“结果比较”。真正意义的“U字转向”一定是“由客观的必然性作支撑”的，根本上是“内在连续性的标记”。因此，其实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什么根本的“立场变化”。

蔡新乐认为，目前的国内外译界文化派没有多少人是从海德格尔所说的，我们理应理解的文本翻译（研究）的“内在连续性”的视角，也即把所谓的“文化转向”作为真正的“翻译研究”的“内在的变革”，来加以研究探索的。相反，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海德格尔所批判的以“常识的方法”进行肤浅的“结果的比较”，把翻译研究中的同类肢解为异类并使之对立，以突显所宣扬的转向主张。根据蔡新乐的文章，巴氏的文章没有一项超出了海氏所言之“常识（的方法）”：所谓的“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s） Theory）在巴氏论文中（14-16页）其焦点定为翻译文本（TT）在接受文化里的命运；“目的论”（Skopostheorie）的主旨为目的使所采取的手段合法化（14页）；“女性主义”（Feminism）指控翻译常常是作为历史（history = his story，即英语“历史”，意即“男人的故事”）的重男轻女的产物（16页）；“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其核心观点是翻译是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或文化侵略等制约下的权力关系之下的事情；“解构主义”其要义为“去文本中心主义”（de-textcentrism）或“去逻各斯中心主义”（delogocentrism），即Lefevere所说的“语言是最不重要的”（翻译制约因素）Lefevere，A2004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Pxii。总之，蔡新乐认为，上述巴氏译观（或曰文化派译观）都未能超越“常识（的方法）”，失却了本应具有的翻译研究“内在连续性”的观察，因此也就束缚住了很多译论者的手脚。

蔡平認为，“文化翻译”这一术语虽然滥用但含义不同甚至矛盾蔡平：《“文化翻译”的困惑》，《外语教学》2005年第6期，第75—78页。。

1In other words， a good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must not be a “cultural translation” Rather， it is a “linguistic translation”Nida，EA& CRTaber1969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Leiden：EJBrill1969P13

2文化翻译是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翻译，即对文化以及语言的“表层”与“深层”结构进行研究，探索文化与翻译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谢建平：《文化翻译与文化“传真”》，《中国翻译》2001第5期，第4页。。

3文化翻译的任务不是翻译文化，而是翻译容载或含蕴着文化信息的意义。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83页。

4翻译是两种语言沟通的桥梁，主要任务是在“译文/的文”（target text）中再现“原文/源文”（source text）的思想内容。译者翻译源语（source language）时必然在介绍和传播源语所体现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语际翻译必然是文化翻译。邱懋如：《文化及其翻译》，《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第4页。

蔡平认为，1）的“文化翻译”实际是“文化转换”的意思，2）是“文化翻译研究”，3）的是“文化意义的翻译”，4）是“源语文化的介绍或传播”。那么，根据蔡平，文化翻译的困惑之一是，文化翻译是文化转换还是文化保留？请看他的例子：

（1）你这是寅吃卯粮。

译1：You’re eating your corn in the blade

译2：You’re eating your rice of the mao moment instead of the yin moment

译1是文化转换，译2是文化保留，但哪个是文化翻译呢？曾宪才认为译1是文化翻译，Nida也是的，因为他书中的“文化翻译”的定义就是“某种程度上”“改变信息内容”以及“增补隐含信息”曾宪才：《语义语用与翻译》，《现代外语》1993第1期，第26页。另见Nida，EA& CRTaber1969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Leiden：EJBrill1969P199；更多的读者会说译2才是文化翻译，因为它保留了原语的文化特色——在他们看来，译1是“文化误导/遮蔽/蒙蔽”，绝非“文化翻译”。

文化翻译的困惑二是，文化翻译究竟是翻译内容类型还是翻译方法类型？若是前者，就有必要区分狭义的文化（翻译）和广义的文化（翻译），前者涉及文化异质，后者是语言符号承载的任何信息（都是文化）。若是后者，一般按Nida的看法把翻译分为“语言/字面翻译”和“文化翻译”。若如此，Nida的文化翻译，如上文所说，是文化转换，那么真正的文化翻译就是其“语言/字面翻译”了，这也符合他的后者定义Nida，EA& CRTaber1969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Leiden：EJBrill1969P203。

困惑三是文化翻译是以原语文化还是译入语文化为标准？该问题是归化和异化之争的变体，异化是以译入语为标准的，即保留异域特色，甚至不论译入语文化的可接受性。但是，即便是文化派内部对归化还是异化才是以译文读者为标准还存有争议。Bassnett就借用莎士比亚第18首十四行诗的summer的翻译为题，说不应该在夏天不温和的语言文化里译成“夏天”，也即她的文化翻译是以译入语为依托/标准的。

蔡平认为，“文化翻译”目前至少有8种含义：1）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翻译；2）有关文化内容/因素的翻译；3）一种翻译方法，把一种语言文化的表达方式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文化的表达方式；4）一种翻译方法，把一种语言文化的表达方式保留到另外一种语言中；5）从文化的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6）文化与翻译；7）文化的翻译；8）从事有关文化内容翻译的人。蔡平认为我国目前多数人所说的“文化翻译”是指也应该是指2），“易于理解，乐于接受”。我们认为“文化翻译”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理解为上述1）至8），但作为翻译研究的流派应该指“文化派”。另外，若是翻译方法，受到文化派的影响，我们建议取4）义，即在译入语语言文化中尽量保留（借鉴）原语文化（的异质成分）的方法，如上文“寅吃卯粮”例的译2。

赵彦春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是对文化派质疑的极端质疑者，认为我们所说的翻译实质上是文本/文字翻译，一切讨论都要“归结”为文本/文字的意义的转换和传达。因此他融合Nida的“等效”和Sperber & WilsonSperber，D& DWilson1986/1995，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的“关联”，以便指引人们进行关联等效的翻译（分析从略）。

四语言派和文化派的言和：语用维度

文化派认为改写是因为政治意识形态和特殊权力的操纵和摆布从而致使译者这样对待原文本，或称“改写”。其实，从严复等改写译例可看出，实际上可能出自不同的原因（谭晓丽（2008）谭晓丽：《“改写”和翻译本质》，《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57页。就简论了意识形态之外的“改写”）。第二，我们承认，因为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矛盾，直译和意译的矛盾，归化和异化的矛盾，语言和文化的矛盾，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矛盾，等等，翻译即使是语言和功能方面有时也是很难一一对等的Gentzler，E2004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2004P25，若如此，一切翻译文本都存在一定的改写。第三，如上述，有整体改写、局部改写和或然的改写，而所谓的改写一般是属于后面二者，且为权宜之计，不可绝对化。第四，我们认为，Bassnett、Lefevere等的“改写论”只能理解为一种夸张表述，连他们自己在清醒的时刻也会意识到文化派应该涉及语言意义层面的编码和解码过程张美芳：《翻译与文化建设——介评巴、拉合著的新作〈建设文化—文化翻译论文集〉》，《中国翻译》1998第6期，第4页。，因此，改寫之说不可盲目扩大化。假如忽略其间差异，所有的翻译研究也许可以二分为“语言派、文化派”，那么二派的主张果真会如此不兼容？

语言派强调忠实，译文对原文的正确解读和正确翻译。正确的解读基于对原文的形式（字词句、构式、风格等）的正确解读。同样，在翻译中，译文应该尽量保留原文的这些形式，因为不同的形式承载不同的形式意义（词汇意义、构式意义、风格意义等），也即，意义寓于形式之中。这样一来，从句法（学）和构式语法视角观之，原文的陈述句最好译为陈述句，祈使句译为祈使句，感叹句译为感叹句，疑问句译为疑问句，或者说，主谓构式、因果构式、让步构式、条件构式、三段式归纳推理构式、三段式演绎推理构式，等等，都一概尽量一一相对应、相对等、相近似。也即，句式和构式上不能“串式”。从Leech的七种意义言之，概念意义、外延意义、搭配意义、反映意义、社会意义（含风格意义）、主位（主题）意义，它们在翻译中应该尽量保持不变、少变、小变。从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视角看，阐述译为阐述，询问译为询问，指令译为指令，承诺译为承诺，抒情译为抒情，宣告译为宣告，也即，语为（pragmatic act）、语力（illocution）上不能“串为、串力”。

以上忠实论其基调近似于Nida的“对等、等值、等效”之说。NidaNida，EA1984Approaches to translating in the western world《外语教学与研究》1982年第2期，第14页。等说equivalence是意义和风格上尽量equivalent，后来（他们）迅速补充以译文读者阅读的反应等于原文读者阅读的反应。意义即功能，意义服务于功能，其功能相当于上述的语为、语力，即说一句话是为了实现什么交际目的，可以更具体为什么样的阐述，什么样的承诺，等等。于是他改称之为“功能”上的equivalence。再后来在前面加上dynamic（动态）一词Nida，EA& CRTaber1969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Leiden：EJBrill1969PP12，200，201De Waar，J& Nida，E1986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Functional Equivalence in Bible TranslationNashville：Thomas Nelson PublishersPviii。为了避免误解，Nida多次告诉读者，这里的equivalence是大致的、接近的、相似的“等”。因此笔者多年来坚持“等效”的译名，而且坚持“等效”的“近效”解读。NidaNida，EA1984Approaches to translating in the western world《外语教学与研究》1984年第2期，第14—15页。再次强调了追求译文文本和原语文本的等效时必须考虑两种文本的读者阅读的感受或阅读语效，虽然“绝对等效”（absolute equivalence）是不可能的，但由于各种语言、文化和认知上的很大程度的相似性，“有效翻译”（effective translating），即“相对等效”（relative equivalence）则是可能的。可见，“等效论”就是“忠实论”的拓展或翻版。

文化派则强调译者在译事前中后整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思想约束性、权力机构（新闻出版局、出版社等）和/或委托人的权力约束性，也即译者翻译过程的文化制约性。文化派还强调翻译的文化传播性，认为所谓翻译就是为了让原作或原作者所有或所属的文化意图（连同语义意图）在译入语及其文化中有效传播开去，否则，谁也不会组织或建立佛经译场，谁也不会组织或建立一个翻译场所和事件，那么《四库全书》的英译也罢，四大名著的英译也罢，中国近现代小说的英译也罢，联合国各种资讯的外译也罢，都是不可思议的。以Bassnett为首的文化派通过大量实际的、实地的文学翻译对比研究發现，大凡成功的文学译事都有各种类型、各种程度的“改写、操纵、摆布”。也即，译者在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的压迫张力下，尤其是受到译入语文化的大写文化部分（政治、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思维方式、历史背景等）的“操纵、摆布”，于是他们在翻译时自觉不自觉地对所译进行了这样或那样、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操纵、摆布”，其结果是，局部看来，译文本（TT）不等于原文本（ST），有不少变形、走样、背叛，即“TT≠ST”，故有“改写”之名。

任何社会都是社会人、文化人和语言人的社会。没有一个人不具有社会性、文化性和语言性。关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从古至今一直都是争论的焦点，几乎成了“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在德国语文学家Humboldt和美国人类学家Sapir和Whorf的“沃尔夫假说”（Whorfian Hypothesis）那里并没有终结。语言学界、人类学界乃至翻译学界的共识是，既有文化决定语言的佳例，又有语言决定文化的佳例，但总的来看，语言和文化是互相依存、不可缺少的关系。

翻译研究的语言派探讨翻译问题时强调其所强调，并没有贬低文化派之所强调。反之，翻译研究的文化派探讨翻译问题时强调其所强调，也不应该贬低语言派之所强调。一者，“术业有专攻”，各有自己的研究旨趣和范围，难以（其实是不必）统一起来。二者，“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两方面应该互相学习，协同发展。外国人文社科研究者在发表核心论点时往往附上“Other things being equal”“in general”，意思是“一般说来”，也即“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前提下”，我国论者也沿袭这种避免绝对化和言过其实的单表“程序意义”（标识行文的先后位置）和“社会意义”（作者的谦虚礼貌）的表达式。当语言派发表论点时，有没有这句“语用状语”（pragmatic adverbial）都可理解为有。也即，该语言派翻译论者此时无暇考虑含文化因素的其他因素。文化派译论者有没有这个“语用状语”都可理解为有，也即，该文化派译论者无暇考察含语言因素的其他因素。问题是，当两派争执时，往往是攻击对方无暇考虑的那些其他因素。正如我们不能因为乔姆斯基无暇研究语用学、语义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翻译学等而进行武断的、无端的批评，我们也不能因为一个学派或一个学人无暇顾及其他理论或因素而进行批评、批判。两派争执的另一个缘由是，他们在研究自己学派的专题、话题时过于执著，“走火入魔”，对任何其他学派都不能容人、容忍。两者争执的第三个因由是，研究者为了捍卫自己的研究领地往往怀有“抵御外侵”的防范意识即学科自保意识，于是容不得任何不同的声音，尤其是“对立”学派的“不和谐”声音。两派争执的第四个原因是，学术界为了理论的目的有“破立”“不破不立”“在破中立”的辩论性、思辨性、批评性、批判性，稍有放纵就会胡乱批评、乱树靶子的危险。两派争执的第五个理据大概是揪住“异己”学派的幼稚言论和/或幼稚、欠妥、错误的译例不放，小事化大，大事绝对，无限夸张。其实任何大家在诸多论著中难免有薄弱环节或幼稚言论，何况每个学派都有中青年学者，“孰能无过”？而错译误译更是难免，一词一句的错译，也许完全是疏忽大意，或者是误用译技，或者是借用的以讹传讹，纯属“器”上的瑕疵，不能“上纲上线”，乱扣理论谬误的“帽子”，即归结为“道”上的荒谬。

例如，语言派说翻译table时要翻译出其意义，根据不同的语境，可译为“桌子、单桌、茶几、梳妆台、饭桌、餐桌、赌桌”等，必要时还要译出语法意义，如数的意义，单数就译为“一张桌子”，双数、复数等可译为“两张桌子、几张桌子、这些桌子”等。假如是做动词用，后接计划、教案、蓝图等，那么table就要译为“搁置、以后研究、今后讨论”，因为凡是暂时不考虑的都放到桌子上（也许是桌子下（屉子、篓子）的一堆文件的最下方）。语言派强调语言的形式和功能，可说“plan the table”，也可说“table the plan”，因为plan和table在两个短语中的形式（构式（位置））的差异而产生词义差异，不能模棱两可或张冠李戴，应该分别译为“计划（一下）宴席”（即请多少人吃饭、吃什么规格的饭、什么饭、何时何地吃饭等）和“取消/搁置/暂不考虑这个计划”。这样的翻译言论没有涉及文化语境，就是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se）的研究，和绝大多数语法著作和词典同出一辙。假如必须涉及文化（语境）敏感问题而避而不谈，那是另一回事了。

又如翻译研究的文化派理论家说，翻译马致远的诗歌“天净沙·秋思”时，应着重考虑作者马致远所处的元朝政治、历史、文化、文学语境以及诗人创作此诗的可能意图。如此一来，论者可能挖掘和展示马致远的很多个人信息，涵盖生辰、家境、教育、“豪放派”代表，以及这首选择名词短语堆砌的特殊诗歌方式其背后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理据。文化派译论者还会指出，这是马致远的“小曲”，仅有二十八个汉字，每个名词短语乃至每个汉字都勾画出一幅“羁旅荒郊图”，而且汉文化的中国文人都能巧妙地连接起来构成一幅动画全景，这是诗人借“断肠人”的凄凉寂寞之情，营造和抒发了自己的“冷落暗淡”“怀才不遇”的悲凉、悲观、悲思、悲剧。论者认为译者应该尽可能多地捕捉和再现这首短诗言辞之外的东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译好。这样的翻译言论没有涉及多少语言学分析或字词句本身的透析，完全是（社会—文化）语境化的文体风格及其翻译可能性的研究，若是有几个不同的译本，则对比研究不同译者对原作（及其作者）的上述各方面以及文本本身的阐释的千差万别，以及相应的翻译差别。文化派的此种“笔风”也是语言派无可厚非的。

语言派的“忠实、等效”是尽可能的、近似的意义、意图、风格等的“忠实、等效”，必要时可进行语用变通（俗称“调整”）。其译法是去语境化的纯语言层面的等效转换，该派自己也反对“愚忠”，即缺乏必要的语用变通之“硬译、死译”。文化派的“改写、解构、操纵、摆布”是以尽可能的、近似的意义、意图、风格等的“忠实、等效”为前提，不得已而为之的“改写、解构、操纵、摆布”，必要时可进行语用变通。其译法是语境化的、基于或多于语言层面的意义和价值的有效转写，该派自己也并不贊成没有任何文化（政治、意识形态、文学、心理等）条件的胡乱改写（乱改、乱扩、乱缩、乱编）。二者的共同点是求“效”（effect），“效”字是语言派和文化派之间调停的桥梁，因为我们须知，若彻底舍弃文化层面，语言派无效可求；同样，若彻底舍弃语言层面，文化派无效可依。

文化派处于译学的“一级、中心、前沿”地位么？翻译理论中的“中心（地位）”之说其实只是“热点”而已，而非翻译学本身的什么中心或焦点赵彦春：《对“摆布派”译论的译学反思》，《外国语》2003年第4期，第67页。。翻译研究的永恒中心或焦点只能是意义。既然翻译就是理解和翻译原文的意义，那么只要捕捉到了原文的（各种）意义，译者首先要有忠实于这个原文意义的根本翻译态度，其次是在翻译过程中始终竭尽所能地忠实，行有不得时，尽量采取补救措施，把语义损失降低到极限，若如此，译者也是在“尽忠”，即原则上和行动上都追求忠实。这样的译文也就是等值、等效、近效。正如Nida所说的等效其实就是近效一样，国际译联《翻译工作者章程》也说，“忠实于原文并不等于逐字逐句的直译。译文的忠实性并不排除为使原文的形式、气氛和深层意义得以用另一种语言再现而进行的适当调整”陈小慰：《翻译功能理论的启示——对某些翻译方法的新思考》，《中国翻译》2000年第4期，第4页。。

五建构主义翻译学：一种语用路径

对文化派（及其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反思/后思，所得之一就是吕俊吕俊：《何为建构主义翻译学》，《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年第12期，第35—39页。所介绍的“建构主义翻译学”（constructivist translatology）或“建构译观”。当然，反思的“建构译观”不能也不会全然抛弃其他译派或译观如解构派的译观，而是“扬弃”它们，即批判其不足之处，借用其合理成分，吸纳“科学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ce）和“普遍语用学”（universal pragmatics）的理论养分，建构起全新的翻译理论——“建构主义译论”，将随时担起翻译研究的“认识功能、解释功能、预测功能、批判功能、实践功能、方法论功能”等职责，即帮助译界尤其是理论混沌者认清翻译的（本体论）本质，阐释翻译理论和现象，预测和导向人们的翻译行为及其社会伦理走向，批评不恰当和走极端的译观和译法，在口笔译中贯彻正确的译理，给译者和译论者提供有用的理论指南，等等，其基本观点如下吕俊：《何为建构主义翻译学》，《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年第12期，第35—39页。：

（一）虽然承认读者和译者的个体差异，但不能夸大他们的“先有先识”性的“前理解结构”，因此提出种种制约机制/条件，这样就可限制语言的意义生成，不至于无限增生。人是社会人，社会性意味着任何知识的“成、住、坏、空”变化具有“社会依赖性”和（知识）“共享性”等特点。一个语言社会的个人或人群的“认知基础、知识来源”大致相同，至少相通。

（二）强调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在人们认识和解释事物的过程中发挥的“奠基作用”。共同、共享的社会生活是广泛的“意义基础”，或者说解读他人的“共同参照（物）”。不承认绝对的“语言王国”或对话真空，个人对文本世界的认识或建构离不开共同的“现实世界”和“意义基础”，其选择、过滤、筛选等的主观能动性是以此为条件的、相对的，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三）强调语言或语为的构成性规则，或曰“制度性、规范性、良构性、合理性”，更要尊重语言或语为的“调节/协调性规则”，或曰“交往性规则”（social/interactive rule）。倘若你我都我行我素地说话，一不管语言的基本语音、词汇、句法、构式、语义、语用规则，各种语病和失误俯拾即是，二是没有语言集团约定俗成、广为接受的各种行为规则（如礼貌原则的六准则），时刻冒出失常悖理（例如违反“三纲五常”“五伦”、损己尊人（原则）的话语），那么，我们的语言也就迷失了服务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目的的本来方向。

（四）强调任何文本（或非/超文本）的任何类型的“对话性”（dialogicality）具有规范性/规约性的保障。强调对话的社会实践性，或曰“话语实践”。把翻译看做“译者用另一种语言对原作者用原语在他所在的社会中对他的生活世界的建构结果进行再次建构的过程”，作者和读者/译者是协商地“共建”。作者、读者、译者及其相应的“三个世界”（物质世界、心理世界、社交世界）都不是白纸或白板，都或多或少地作用于翻译。因此，既反对翻译中出现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倾向，也反对译者固守译入语文化“桥头堡”，不愿意忠实地接纳原语文化的内容，从而进行蓄意的篡改、歪曲、增删。视翻译为跨文化的社会性双边文化对话活动/互动，不认可去社会文化土壤及大小语境的话语或“理想化对话”，也就不看好起源于此的随意任意的“解构”。

（五）承认赞助人、委托人、出版商等机构和个人对翻译文本、翻译方法和策略等的选择的“话语权力”，但鉴于权力和话语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既有权力的话语化，也有话语的权力化，此外还有内部和外部操纵之差异。还要注意内部操纵和外部操纵的双向性：“话语建构权力”，同时，“权力控制话语”。至于意识形态的操纵问题，就更复杂了，更需辨证地、深层地、多维地考察。

（六）必须部分地继承文化派（解构主义者）所反对的传统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的一些成分。认为人类的语言交际归根结底是社会行为（活动），那么，就必须有上述构成性规则（与结构主义语言学（观）吻合）可遵守，还需要调节性规则（与言语行为理论和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的主旨吻合）。这样一来，翻译这种跨文化交往就具有双重的社会性、行为性，或简称为“社会行为性”（socio-actionality）。坚持语言工具论，认为人善于运用和调节自己创造的语言这个特殊工具来进行各种社会交往，包括作为跨文化交往的翻译活动。

总之，建构主义翻译学既“扬”了其他译派如文化派解构论者的合理思想，又“弃”了它们的不合理因素，在科学社会学和普遍语用学的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译理，显得更加合乎科学社会学和普遍语用学（的社会行为思想）的精神，在传统的语言派译论和解构派译论中间做到了一定的调和，而且还有不少超越。

六结论

本文粗略地梳理了翻译研究的语言派和文化派的译观脉络，试图把两派从长期的争鸣中拉出来，使之握手言和。我们认为，译学语言派和文化派各有其重，各有所长。语言派主要是从语言学视角研究原作和翻译的语言问题（下图的L），涵盖音形义各方面及其“忠实、等效”再现的可能性、问题和方法；文化派则从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文学等视角“文化地”考察原作（及作者）的各种非语言意义，或者说“文化意义”（下图的C），并探索在译入语文化中有目的地、有效地再现和传播的手段和策略。二者共享种种翻译技巧，以对方（及其研究或发现）为预设或背景（而非重点或前景）。任何一个研究者为了研究的便利要么选择语言派，要么选择文化派，“从一而终”，但是，这只能是出于便利以及能力、偏好等原因的考虑，而非此真彼伪、此善彼恶、此优彼劣。还有些研究者，因为话题性和目的性的制约，此时语言派成分多于文化派，彼时则相反。因此，语言派和文化派二者是翻译研究的两个不同而关联的视角或途径，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根本上是一而二，二而一，至少是互补互利、协同发展的关系。有趣的是，两派有时具有趋同的译观，例如都赞同季羡林的翻译态度和方法陈历明：《季羡林先生翻译思想综论》，《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114—120页。，虽然我们认为季羡林自己的翻译实践更倾向于语言派侯国金：《季羡林翻译实践偏向“语言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4-27。。

图1语言派和文化派的关系

吕俊教授介绍的“建构主义翻译学”算是调停翻译研究两派纷争的最有力的尝试，该模式基本算是语用翻译学思想，因为它的主要理论基础是言语行为理论的经典论述和普遍语用学论述。但它能根本解决纷争问题吗？

作为横跨两派的研究者，笔者多年来尝试以“语用翻译学”（pragmatranslatology）的探索，试图从语用学的各个原则既“语用语言”（pragma-linguistically）地又“社会语用”（sociopragmatically）地探討关联等效翻译的策略和方法候国金：《语用标记价值论的徽观探索》，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候国金：《语用学是非和语用翻译学之路》，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

总之，语言派和文化派都是讨论语言文本的翻译，都要翻译意义和语效，只是有着自己的研究兴趣、途径、方法等，自然不必针锋相对。文化派的译观可以丰富翻译研究，各学派可以联手研究翻译，取长补短赵彦春：《对“摆布派”译论的译学反思》，《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3第4期，第74页。。除了“建构主义翻译学”，还能如何做到两派互补，或者说语用翻译学应该如何发展，这些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感谢华侨大学语用修辞研究创新团队以及徐玲玲、代曼漫的帮助）

Key words：translation studies；linguistic school；cultural school；constructivist translatology；pragmatranslatology

作者：侯国金

第二篇：宋词的“豪放”与“婉约”体派之争

摘 要: 宋词“豪放”与“婉约”体派之分,起于明代,清后词的写作和评论藉此展开,当代学者对此纷争不断。词的豪放与婉约两大流派各有千秋,互有影响,正是在相互竞争、相互影响中的发展,才给后人留下丰富的宝贵遗产。从文学艺术上看,婉约派反映了生活中的“阴柔之美”,豪放派反映了生活中的“阳刚之美”。“豪放”与“婉约”交相辉映,编织成色彩斑澜的宋词之美,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审美价值和借鉴的意义。

关键词: 宋词 豪放 婉约 体派之争

阅读研究或论及宋词,多以“豪放”、“婉约”之分。特别在当代,“豪放”、“婉约”二分法几乎是文学史家叙述宋词何以展开的思维框架,以豪放、婉约论词,亦成为定性五代两宋词家优劣的主要解释语言。关于这一词学范畴,引起了许多词学研究者的关注和争论,我摄取一些学者的观点,以飨读者,共同品味。

词有“婉约”、“豪放”之分始于明代张綖。他在《诗余图谱》“凡例”之后附识曰:“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籍,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以“豪放”、“婉约”之审美标准论词几乎是学人阅读、研究宋词绕不开的问题。清代王士祯则更借张说,于《花草蒙拾》中说:“张南湖论词派有二,曰婉约,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又以李清照和辛弃疾为两宗代表。因以称之,并靠拢李辛二氏,词的写作和评论也就藉此展开,不仅可概言宋词,而且可窥视宋代前后的词作风貌。

宋词的豪放与婉约之争,一直不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胡云翼1961年版《宋词选序》[1]中云:“这个选本是以苏轼、辛弃疾为首的豪放派作为骨干,重点选录南宋爱国词人的优秀作品,同时因为照顾到其他风格流派的代表作,藉以窥见宋词丰富多彩的全貌。”这里的“其他风格流派”包括以晏殊、欧阳修为代表的上层文人词、柳永俗词、姜张格律词派。他在《宋词选》[1]前言中这样说:“(豪放派)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在磁力形成一支波澜壮阔的主流。”“(婉约派)代表南宋士大夫的消极思想和个人享乐思想,在词里形成另外一支逃避现实,偏重格律的逆流。”在谈到苏轼时说:“他作词不纠缠于男女之间的绚靡,也不喜欢写那些春愁秋恨的滥调,一扫晚唐、五代以来文人词的柔靡纤弱的气息,创造出高远、清新的意境和豪迈奔放的风格。……到了这时候,‘词为艳科’的概念才有所改变,词的内涵才更丰富,风格才更多样化。”

万云骏持不同的意见,他在《词话论词的艺术性》[2]中提出:“前人所称豪放派与婉约派,就是词的两个最主要的流派,而历代绝大多数的词人及其作品,都可以说是属于婉约一派的。……个人认为,不仅像苏轼、辛弃疾这些豪放派的词值得我们学习,就是周邦彦、姜夔等这些婉约派词人的词,也值得我们学习。”他认为,重视词的艺术性,不要低估了婉约派词人在文学史、诗歌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吴文治在《婉约派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3]中认为:“婉约派词人,他们的词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以委婉的闲雅的笔触,来抒写缠绵悱恻的情思。无论是写伤春、悲秋、离别、相思,都显得十分迷离惝恍,柔靡虚华。虽其中也不无佳作,但有不少作品却存在着较为浓厚的感伤情调,有的还不免流于色情。……再加上词这种体裁适宜于抒情,具有丰富的音乐性,很容易迷惑一些人。这对广大读者的思想影响,无疑是非常不好的。”“‘词为艳科’、‘诗庄而词媚’,这是婉约派词人对词的基本概念。他们认为作词就是为了‘娱宾遣兴’,‘用佐清欢’,没有更多的社会功用。”“在婉约派词人的作品中,最容易毒害青年的东西,除了描写色情的作品外,还有那些感伤情调很浓、宣扬人生无常的作品。豪放派词人的有些作品虽然也有‘人生如梦’的感伤情绪和宿命思想的流露,但这种情调表现得最为突出的,还是婉约派词人的一些作品。”“婉约派词人在艺术上虽有一定的成就,但由于他们很少反应当时的时代精神,很少抒写当时人们的感情,因此总的评价不可能是很高的。我们决不能仅仅因为看到‘其表现手法,有时比较曲折而深婉’,因而抬高对他们的评价。更不能因为古人说他们是‘优秀的作家’,我们就一定得把他们评价很高。”此文章的观点和立场更为尖锐,强烈地否认了婉约派。

万云骏在《试论宋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的问题——兼评胡云翼的〈宋词选〉》[4]一文中更加强调了自己的观点:“对豪放派和婉约派,都应该做两点论,不能厚此薄彼。”接下来他一一例举应该辩证地看待婉约派在词史上的地位,他认为婉约派的艺术成就更高,对于政治而言也无毒害,更肯定婉约派。

在随后《词的“派”与“体”之争》[5]中,施蛰存和周楞伽先生之间就婉约豪放的问题也展开了一场争论。施先生认为:“因有许多人向同一风格写作,蔚成风气,故得成为一个流派。”也就是说“派”:落脚点更侧重写人。“体”落脚点是在作品,相同的风格类型。这个争论一致的地方是:派有共同的追求,就是一种粗放的风格,作品是体。争论的关键是,不是此派之人不可以创作此派风格的作品。

我认为,中国古代对诗词也不是很严密地划分派与体,古人的认识也是模糊的。体派可以不成为论争的焦点,为何此时会成为论争的焦点?就争论的线索我们可以看到,文革前,豪放派的地位被捧上了天,主流逆流,违背了词的创作情况,并非艺术趣味的不同,而是把艺术问题变成了社会甚至是政治问题,将其社会化、政治化。其实艺术的本性也就是多元化的。胡云翼、周楞伽先生之所以会持这样的观点,可能是受文革前主流词学观的影响,也可能是他自己的一种艺术情趣,只是这种观点特别适合当时的主流艺术形态的需要。

八十年代,吴世昌又重提了宋词无流派的话题,他认为:“自唐五代到北宋,词的风格很相像,各人的作品相象到可以互‘乱楮叶’,一个人的词掉在别人的词集里,简直不能分辨出来,所以也无法为他们分派别,实际上北宋人自己从来没有一人提到他的作品是属于哪一派。”在《有关苏词的若干问题》[6]中重申了“北宋根本没有豪放派”的观点,在其遗著《词林新话》[7]中,他反对将宋词分为婉约、豪放二派:“词之形式,‘豪放’、‘婉约’,乃由题材决定,非欲故意创某派、某风”,“北宋无豪放派,只有少数豪放词”,“苏辛有词,豪放无派;豪放有词,苏辛无派”,“今世之论词者,多称东坡、稼轩为豪放派,其他北宋词家为婉约派,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凡强分宋词为‘豪放’、‘婉约’两派者,乃欲放婉约之‘郑声’,定宋词于‘豪放’之一尊耳。无奈北宋无此豪放一派耳”。他又列举了反对将宋词分为“豪放”、“婉约”二派的十条理由,说:“机械的分派,堵塞了自由研究之路。”他认为分派完全没有必要:“一个批评家只有在失去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能力时,才只好乞灵于分派这个以偏概全的笨办法。”吴氏的观点一反众见,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其中一些学者表示了不同意见。刘乃昌在《宋词的刚柔与正变》[8]中承认:“把词体分为婉约、豪放两类,用婉约派、豪放派概括宋代词史,容易导致辨析风格的简单化,忽视个性风格的多样性。”又说苏、辛有继承发展关系,可以成为“词中一体、词苑一派”。李秉忠在《也论宋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兼评吴世昌先生等人的观点》[9]中也认为吴的观点片面。我们也可以窥见,这时候的争论更为尖锐,吴世昌先生的观点是相对片面的,他否定了豪放派的存在,这样的观点矫枉过正,引导了后面的文章。虽然这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当时需要这样的文章。

文革后的豪放婉约之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表现为对豪放派的否定,甚至否认豪放派的存在,不属于正常的学术讨论。第二个阶段,进入了学术本来面貌的辩论。在这场论争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关心词学的前辈们试图按照流派来梳理词学的脉络,尝试着所谓的“正本清源”,但是不是某一阶段总是以某流派占据词坛主要地位为特征呢?“婉约”、“豪放”的两分法,以及后来的体派之争,今天的学人是否仍在以自己的认识去归纳总结甚至认定某种词派呢?当我们把历史越来越系统化的时候,也许我们就离历史的真相越远。这无疑让今天热爱词的人感到困惑。我们究竟是还原历史,还词一个本来面貌,还是硬要赋予这种文体一个历史或是社会责任呢?是不是我们一定要用社会学的眼光来衡量艺术呢?

中国诗歌风格的形成,当在魏晋南北朝。《诗经》和《楚辞》主要是代表着北与南两种文化特色,是风格的发轫期。汉代文人诗歌衰落,“汉乐府”又类同“国风”,在风格的形成方面,很难作更多的肯定。至魏晋南北朝,曹操之苍劲,曹植之沉郁,阮籍之遥深,陶潜之自然,皆自成一家,可谓中国诗歌风格的形成期。诗至唐代,尽展风采,几乎展示了诗歌所能包藏的全部风格之美,唐末司空图著《诗品》,分唐诗风格为二十四品,犹如青春少女的多彩风姿,然而,一切差异性最终必然要归结为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唐诗风格在发展中进一步分化与融合,终于在宋词中出现了豪放与婉约两极对立而互补的现象,形成了典型的阳刚与阴柔两大诗美形态。如果我们承认事物由差异走向对立统一是其发展的必然归宿,那么,我们必然也要承认,中国诗歌的风格由唐代的多样化发展为宋词豪放与婉约的两极对立,完成了中国古典诗歌风格美的定型,标志了中国古典诗歌风格美的成熟。

王世贞说:“词须婉转绵丽,浅至澴俏,于闺詹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至于慷慨磊落,纵横豪爽,抑亦其次,不作可耳。作则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婉转绵丽、浅至澴俏”的婉约词,以抒发违背“大雅”的情感,追求审美快感为己任,“旖旎近情”,符合“词贵感人”的特质,而“慷慨磊落、纵横豪爽”的豪放词,以词体的形式,表达了“诗言志”的内涵。正是由于两派在题材、主题、意境、情调、手法、语言等各个方面的不同,也就是词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上的不同,因而才能从总的词风上造成了婉约与豪放之别,也才形成了中国词坛上婉约与豪放的流派之分。

豪放与婉约两个流派虽各有千秋,却互有影响,正是他们在相互竞争相互影响中的发展,才给我们后人留下了这么丰富的宝贵遗产。今天我们从艺术上来看待婉约派与豪放派,可以这么说,婉约派反映了生活中的“阴柔之美”,而豪放派反映了生活中的“阳刚之美”。即便对具体的作家能作出优劣、高低的评价,但两个流派对于我们,都具有认识价值、审美价值和艺术借鉴的意义。

宋词是美的,其形、其韵、其质、其神、其风空前绝后,自然之美、性情之美、语言之美、词境之美、忧愤之美、爱国之美、欢畅之美、消闲之美、婉约之美、豪放之美。美作为一根有形无形的精髓,编织成色彩斑澜的艺术词堂,而每一种美都是不可替代,更是不应被藏匿的。宋代是词的国度,词的世界;宋代唯有词的兴盛与繁荣,才显示了与前朝和后代文学现象的不同特征,以及不可取代的一代独有的文化艺术现象。愚以为,文学首先应该打上那个时代的印迹,还他真实的面目,是好是坏,我们都应该真实地呈现出来;是非功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然,热爱词的人们都抱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美好心愿,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有时候不应让文学背负得太多,唯有海纳百川、厚德载物的襟怀,才能让文学再次产生轰动效应,再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世华章。

参考文献:

[1]胡云翼.宋词选序[M].宋词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

[2]万云骏.词话论词的艺术性[J].学术月刊,1962.2.

[3]吴文治.婉约派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光明日报,1964-8-30.

[4]万云骏.试论宋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的问题——兼评胡云翼的《宋词选》[J].学术月刊,1979.10.

[5]施蛰存,周楞伽.词的“派”与“体”之争[J].西北大学学报,1980,(3).

[6]吴世昌.有关苏词的若干问题[J].文学遗产,1983,(2).

[7]吴世昌.词林新话[M].北京出版社,2001.10.

[8]刘乃昌.宋词的刚柔与正变[J].文学评论,1984,(2).

[9]李秉忠.也论宋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兼评吴世昌先生等人的观点[J].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1988.1.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2007级中文系古代文学高校教师在职研究生)

作者：王晶晶

第三篇：战国策派研究述评

摘要：通过整理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对“战国策派”的研究文献，文章对其进行了学术分期，同时就各个时期的时代背景和研究特点进行评述;并通过具体的分析归纳指出此类研究中的理论和现实尴尬;因此，该课题有必要在新角度和新理解的前提下重新予以认识，以便推动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战国策派”研究;学术分期;研究述评

文献标志码：A

一、引言

“时移世易，文之于史，较然异辙”纵观近百年以来的中国文学，便往往因在与时代或远或近的关系上拿捏不准而产生诸多纷争。现代文学史上“启蒙与救亡”双重主题的相互纠缠便是其中最为核心的关节所在。

21世纪进入所谓的“全球化”时代，即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也无法忽视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自身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征以及已然形成的不平衡性历史。因此在一定历史时空的范畴内有意识自觉清理自身文学和文化遗产显得大有必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这个著名论断对于重新审视对“战国策派”研究的当下意义有着贴切的理论价值。

二、学术研究分期

所谓“战国策派”，是沿袭自20世纪40年代(战时)以来颇具争议的一个学术流派的统称。其发展衍变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历史误会、有意无意的遮蔽、主客观的以讹传讹等等，至今仍然有着欲说还休般的模糊感。本文就伴随“战国策派”产生、衍变至今的相关研究进行简单梳理，尝试做简单分期。

(一)20世纪40年代至文革

所谓的“战国策派”自20世纪40年代产生之日起便因着其独特的精神气质、独特的学术思路和独特的学术创见独树一帜，特立独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推延到整个20世纪40年代都在国内学术界引发了相当激烈的文字及口舌争论，特别是受到以胡绳、茅盾、潘梓年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的批判，并直接被贴上“法西斯主义思想”代言人的形象标签。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性质的评论实际上已经脱离了思想文化和文学领域正常的理论分析范畴，并直接影响“战国策派”在此后相当长时间内政治批判视野中一直备受排斥和批判，最终渐而趋于话语沉默的边缘。总之从20世纪40年代起大约40年内，囿于时代的局限，对“战国策派”的评论都基本上持批判和政治否定态度。

(二)20世纪整个80年代

经济政治思想，一切都仿佛春天刚探头的雏芽。这个时期的相关研究论述仍多沿袭之前的政治定性，少有超越。一切也大都在因袭和彷徨中积蓄着进一步发展的力量。可以称之为“转型期”。

对其中的沿袭及弊端，一些研究文章已经谈及，近年学界已多有涉及，如江沛在2001年发表的博士论文《战国策派思潮研究》第一章第二节“学术史的整理”中所言;另外据中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文化综合格局中的战国策派》(山东大学，2006)，《民族想象与国家叙事》(浙江大学，2004)等对20世纪80年代的相关研究局限也颇多总结，此不赘述。“战国策派”在学术思想上的不合时宜，并不能遮蔽其合理积极的一面。同时，我们也看到少数相关论著在文学意义的评价上开始有了局部肯定。如文天行《重评陈铨抗战时期的文艺创作》，(《抗战文艺研究》，1989年第1期);杨义《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9月版)中则第一次在国内文学史著作中单章节评论陈铨的小说，并肯定了陈铨的早期小说的特质。

包括香港在内的所谓“海外研究”之前较少受到大陆学者的关注。其实这些学者因为批评空间的相对自由，反而可能多了一份“旁观者”的清醒。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香港学者司马长风，他早在1976年版的《中国新文学史》(中)就对陈铨早期的小说《革命前的一幕》进行了客观的评价，认为：“结尾虽有点和屠格涅夫的《罗亭》相似，但无碍其整体中的独创风格。作者的文字轻妙，结构匀称，在笔法和意境上都自成一格，有大家风范。”这一评论，实在是一种局部的盛赞!因为在差不多同时期出版的海外现代文学史论著作，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面陈铨这样水准的小说家及其作品根本就没有选择。这或许是因为对意识形态倾向的反感(比如说对鲁迅艺术上为政治“呐喊”的微词)，导致陈铨这样的作家根本人不了夏氏的法眼。即使是司马长风，他也在《中国新文学史》下卷末尾的“跋”中毫不客气地谈到陈铨在政治上的倾向性。虽然司马的指责仅仅只是一个论断，并无什么证据;但我们也看到，即使是夏志清、司马长风这样的学者，即使处在美国、香港等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里，意识形态的批评视角依然成为了一种强大而近乎本能的观照力量，在不经意的惯性间，推动整个评价体系天平的升迁位移。

而这种状况恰恰也说明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还没有余暇和空间来为这些思想史上的“失语者”们挪出回归人间的立锥之地。

(三)20世纪90年代

本时期相关研究虽仍有少数沿袭，但外因经济繁荣之机缘，内秉思想启蒙递延之趋势，虽有波折，仍不断递进，故关于“战国策派”的相关研究渐成规模。可谓研究之发展期。

随着社会经济的改革开放及文化思想方面的逐渐自由宽松，学术界对近现代以来的思想史、文学史方面的诸多争议话题开始有了更广泛更自由的讨论和重新评价，反思“战国策派”的文章、专著也慢慢在更阔大的时代背景下参与到广泛自由的学术交流中来。这种源于时代变迁带来的自由空气极大推动了学术的进一步发展，文史哲等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诸多学者开始撰文论述，以论文、专著等各种形式出现的相关研究，在整体研究、个案研究、文化研究、文学研究、历史研究和哲学研究等各个层面展开，丰富并拓展了这一学术话题的纵深内涵。

从1980年到1999年，在这一学术领域的集大成者是江沛的博士论文(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的专著《战国策派思潮研究》，简称《战》，下同)。从该专著附录索引文献及行文论述来看，《战》的基本完成大致在1999年，可以说是对国内1980年以来近20年(当然这个时间跨度的起点甚至可以直接上溯到1940年)“战国策派”相关研究的总结和升华。

对江沛的研究，魏宏运在《战》序言里不无担忧地提出三个根本性的理论前提：“如何历史地看待它(战国策派思潮)的产生与影响，以什么作为评判它的标准，如何在抗战时期的政治纷扰中把握这一思潮的学术意义?”我们看到《战》比较好地解决了这几个问题。

现在来看，《战》最引人注目的成绩就是对1980年代以来相关研究的总结和归纳。而这种总结和归纳有着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我们认为《战》最突出的成果是认为“战国策派”延续了近代和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基于“救亡与启蒙”压力下的“尚力”传统，在20世纪40年代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怀着对时局的批判及对文化改造的责任感而产生的一脉倾向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潮。这是迄今为

止，我们所看到的在“战国策派”整体研究方面的最令人信服的高度概括。

作为第一部“整体评价战国策派思潮的著作”，《战》从历史主义角度出发，在“战国策派是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背景下，继承19、20世纪之交的尚力主义思潮及吸收近代西方文化观念，以关注人类文化命运并以探讨中国文化发展规律及其走向为宗旨，松散的学术集合体”的文化学认识基础上，进而强调“战国策派思潮不是一种政治思潮，而是一种文化思潮，更不应以近代政党模式视之”，由此奠定了整部书的现代文化学的理论基调。接着在“文化本体的诠释”、思潮与现实的关系等章节里对“战国策派”思潮的基本定性、文化形态史观的评价及其对传统政治批判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关于“民族意识”的倡导、围绕《野玫瑰》展开的超越文学的意识形态批判，以及“战国策派思潮”的理论缺陷等问题，均有精到细致而别开生面的论述，令人耳目一新。

除了针对“战国策派”为人诟病的诸如“尚力论”、“文化史观”、“战国论”等节点进行理论的细致分析外，还对争论的焦点“《野玫瑰》事件”进行了历史还原。虽然是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切入，但作者还是第一次大量引述陈铨的文学作品进行细读式分析，贴切而令人信服。尤其在研究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方面，即便是许多专从文学角度人手的文章都未能超越，确也难能可贵。

在第八章第三节“未来：冲突还是融合?”里，作者做了更深入的构思和探讨：信奉“文化形态史观”的战国策派学人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世界里所可能做出的理论或现实构建。当今的中国文化如何在所谓“全球化”的世界图景当中，重新审视、打量并塑立本土文化的立场和形象?经历过半个多世纪的时空曲折，再来考量这些严肃而天真的思想者们的思想在新世纪又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这些思考无疑有着巨大的现实穿透力和重新建构学术史的远见与良知，正如在行文之初所言，我们无法忽视现代中国(包括文学等各个范畴)已然形成的不平衡性历史，也有必要重新有意识整理归纳自身的文学和文化遗产。《战》在这方面无疑是先行者。

20世纪90年代的相关研究除了《战》在整体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外，还有许多其他研究成果值得关注。特别在历史学方面，如王敦书、侯云灏等人的研究;在哲学和美学方面，如王向远等人的研究③;在文学文化方面，如温儒敏等人的研究④。季进、曾一果合著的《陈铨：异邦的借镜》(文津出版社，2005年)在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方面也可说是相关研究中的代表。

(四)21世纪以来

自1999年以来，社会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相关研究出现了诸多新特点，为进一步的研究继续积蓄力量，可谓转折期。

比较于前面几个时期，举其大不同而归纳如下。

1.学位论文逐渐重视

新世纪以来，随着1999年研究生学位的扩招，研究生教育的普及，显示了国家发展对高学位高素质人才的重视和渴求，但学位论文的写作也成了一项必须完成的学业任务。在这种巍巍壮观的社会现象背后博弈的双方其实是国家经济社会的巨速变化与人才供求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反而适度激发了相关研究的飞速发展。这与上面所谈到的研究生扩招和教育模式的转型有着必然关系，同时也与高校和研究单位的岗位考评制度相关，在与此相关的被研究人员纳入到研究视野的课题中，“战国策派”的相关研究只是冰山的一角。

这首先体现在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写作上，之前较为偏远冷僻的“战国策派”的相关研究也受到了学位论文的重视。表1为检索的对比目录。

前后两时期的研究情况比较一目了然。单就后一时期的4篇相关博士论文简述如下：

易前良在其博士论文《国家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2004年南京大学文学博士论文)中认为“战国策派”是一种“国家主义”的文化派别，认为“战国策派”不是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表现，而主要是文化上的表现。

宫富的博士论文《民族想象与国家叙事——“战国策派”的文化思想与文学形态研究》(2004年浙江大学文学博士论文)则展望“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文化、文学面临本土化与全球化、民族性与世界性、古典性与现代性的矛盾，‘战国策派’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方略，既使在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中，重新估定其价值也有切实的现实意义”。

郑先兴《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1900-1949》(2004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论文)从所谓历史观点立论，得出“战国策派”失去了学者应该有的理性风范，其战争论有“非理性”倾向，与法西斯的战争论实际上无分彼此。又从所谓文化史研究的观点，认为“战国策派”对于中国文化史的探究，诸如历史分期、官制腐败等问题的分析论述，有一定合理性。

路晓冰的博士论文《文化综合格局中的战国策派》(2006年山东大学文学博士论文)比较有代表性。他在绪论里称之前研究的弊端在于：关注史哲，对整体研究不够;局限性研究不够;左翼文艺界对其批判的历史现象研究不够。这个观察抓住了一些问题，但仍然有隔膜。

比如说第一点认为整体研究不够，实际上上述所引4篇博士论文无论在理论的深度和思考的广度而言，皆没有在整体上超过江沛的《战》。我们认为路的《文化综合格局中的战国策派》前面两章基本上是材料的梳理，与《战》比较几乎没有创新之处，只有在体现其论文特点的第三章“从对战国策派的批判看现代文化批判的常规模式”中对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文化批判现象进行了梳理，虽然无论从篇幅、材料，还是行文、立论看，显得薄了一点，但其“从一定程度上集中展示了现代史上文化批判的常规武器与常规战法，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可以视之为左翼文艺思想的最终确立及斗争模式的成熟之前的一次成功演练。其最主要的常规武器便是基于政治的定性”的定性结论还是显示了较为深刻的理论洞见，对于20世纪40年代的相关研究有着借鉴之处。

我们可以说江沛的《战》开启了相关学位论文在“战国策派”研究领域的先河。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后面的几篇博士论文的整体超越，但这起码展示了一种开放的学术心态和学术环境，而这是学术进一步发展的沃土。

2.论文和专著逐渐增加

基于同样的背景，相关论文也纷纷加入到这个探讨中来。

表2资料检索来源：“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目录是文史哲;检索词为“战国策派”。

按照个案研究的统计分类如表3。资料检索来源：“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目录是文史哲;检索词为“战国策派”。

按照个案研究的学位论文统计如表4。资料检索来源：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系列数据库。博硕学位论文;目录：文史哲。

这除了说明相关研究有比较明显的增加之外，我们还发现一般所谓“战国策派”成员的受关注程度也大相径庭。

一般认为“战国策派”以雷海宗、林同济、陈铨、贺麟、何永估等5位为代表，我们采用江沛的观点，即以“雷海宗、林同济、陈铨”3位为核心，其他则是一些自由发表言论的自由知识分子。因其学术背景和关注角度的差异，体现在相关研究文章里面大致可以看出：研究雷海宗的文章主要着重在其历史学方面;研究林同济则重其文化美学;研究陈铨择其文学创作;贺麟往往以哲学家面目出现，与所谓的“战国策派”渐行渐远;而何永估在今天几乎无人知晓了;其他如沈从文、朱光潜、费孝通等就更不再视为“战国策派”之列，而以文学、文论及社会学理论为世人称道。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这个研究现象了。

三、不算结语的个案研究

文章结尾又看到2004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石曼著《雾都剧坛风云录》(重庆出版社2001年9月版)，其中收录《我所知道的<野玫瑰>》一文，对其战时曾经亲历的所谓“野玫瑰”事件，专章论述。观点内容且不论，但就作者石曼先生对“战国策派”诸学者的激愤的态度来说，竟有着近半个世纪的一致性。这种惊人的一致性，也构成了一种别样的文学评论的风景。

这种至今的不宽容无疑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的色彩。石曼老先生声言随着时代的疏远，所谓新理论新观点逐渐层出不穷，但有一点后来者应该记取，那就是历史亲历者永不磨灭的记忆是后来的研究者难以仅仅从学术分析推理而来的。

这其实反映出一个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因为时代思想的自由开放等诸多因素，在学术研究领域，各种所谓“翻案文章”不断出现。但问题也随之产生，就是如何保证这种新理论阐释下的“旧问题”的新面貌的合理性?换言之，就是研究者们应该培养一种自觉的反省意识，即使认为我们的研究已经超越了以往历史时空的局限，但还是需要一种清醒的自觉，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我们所关注的对象的同时，也需要反观自省，反思我们所使用的工具、方法及结果甚或危害等等。

作者：袁继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