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社会学社会工作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社会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在内容选择上，要坚持保证课程知识的完整性的同时突出专业相关知识重点、基本理论体系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融入前沿理论成果以及基本原理与研究方法创新教育等原则;在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上，要坚持教师主导和学生参与的师生互动共进原则、理论教学与课程实践紧密配合的原则以及以多媒体教学为主和传统板书与之配合的教学手段互补原则等。
第一篇：社会学社会工作论文
构建整合的社会变迁、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理论体系
[摘 要]近些年来，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获得了高度关注，不仅取得了大量理论研究成果，也在实践中得到了快速发展。然而，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进入了一个“井喷”后的发展“瓶颈期”。追根溯源，限制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缺乏连贯一致的社会变迁理论。本文在综合多种社会变迁观点的基础上，以私人物品、俱乐部物品、混合物品与纯公共物品的供给为主线，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变迁理论模型，并将社会变迁理论与社会治理理论、社会工作理论予以整合。应用所提出的社会变迁理论，对70年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事实进行了简要解析，对中国当下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的发展提出了判断和建议。
[关键词]社会变迁;社会治理;社会工作
一、热门话题与来自实践的困惑
近三十年来，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大部分国家关注的热门话题。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ingovernance)一词，“治理”一词便被当作又一个“灵丹妙药”，广泛地出现于联合国有关机构的报告中。治理被界定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被看作是能够弥补市场手段与国家(政府)手段不足的中间道路。[1]然而，国际机构对治理的重视并未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根本变化，反而在许多地方呈现出“治理失效”的状况。
在中国，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采用了“社会治理”概念，提出要“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在此背景下，涌现了大量社会治理的创新活动，包括事业单位体制的改革、新型社会保障体制的确立、社会组织的培育和规范、社区治理体制的推行等。与此同时，社会治理进入了政治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得到学术界的广泛探讨。通过“知网”文献搜索可以发现，以“社会治理”作为篇名的文献从2012年以来出现“井喷式”增长，从之前的年均百篇之内，增长到连续多年都在年均1500篇以上。
社会工作实务与理论研究在中国同样获得了越来越高的重视。早在1991年7月，首家全国性专业社会团体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成立。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发展专业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和慈善事业，“社会工作”一词第一次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之后，社会工作研究快速增长，学术界对社会工作与社区建设、社会工作实务研究、社会工作理论探讨、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通过搜索“知网”发现，以“社会工作”为主题的中文文献从1996年以后增长到年度百篇以上，从2009年以后增长到年度千篇以上，2017年以来每年都有3000多篇相关文献。
在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的同时，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的实践却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发展“瓶颈”。在社会治理上，存在着“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社会自治的程度相当低，主要公共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还不够协调”等突出问题。[2]“政府一方面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强势，资源越来越集中，包办主义和全能主义特征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面对不断释放的社会需求和不断变化的社会事务，政府又总是处于能力不足、应接不暇的状态。”[3]在社会工作方面，也存在着诸多挑战。例如，1亿左右的五类重点青少年群体与日益加剧的老龄化带来重大压力;大城市集中了最丰富的社会资源，而在社会工作需求更强烈的中小城市、乡镇和农村的社会资源配置非常少;受助者形成救助依赖，救助越多，需求越大，被救助者的能力越来越低下，形成恶性循环;政府购买服务是一柄“双刃剑”，容易出现劣币驱逐良币，排挤专业机构和专业服务的问题;社工教育与社会需求的脱节，专业社工人才大量流失等。[4]
为何看起来很完美的时代“药方”却在现实中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究竟是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在实施操作层面出了問题，还是其本身的理论建构需要进一步完善?如果说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需要重构和完善其理论基础，其方向和内容可能是什么?这些都是社会学研究者需要冷静反思和开阔视野去探讨的。
通常而言，当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了反差时，要么是理论模糊不清，要么是理论存在着缺陷，需要重新停顿下来思考和完善原有的理论基础。对于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研究而言，不仅需要完善现有具体观点和事务，还要回归到社会学研究的框架中，建构符合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范式、规则与假说。具体而言，社会学研究要求理论是面向解释社会现象而不只是解决社会问题;理论是可以应用于多个国家、多种社会现象的解释，而非仅用于某一个国家、某一个社会现象的解释;相互关联的理论之间应该是具有逻辑一致性的，而非割裂甚至是各行其是的。
对照来看，当前的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研究，大多数是对策分析，较少是从解释社会现象出发的;大多数仅是以中国的合作治理为研究对象，较少从世界视野来比较解释多种社会治理现象。同时，这些研究大多数就事论事，缺乏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社会变迁理论、社会治理理论与社会工作理论。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在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的实践中难以理解和兼顾到时代的条件与发展趋势，造成“南橘北枳”“削足适履”的问题。
事实上，许多研究者意识到了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之间的重大关联性。他们认为，社会变迁必然会牵动社会关系格局，引发对既有秩序及其内在动力来源的调整;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也就意味着其所依托的社会发生了巨大转变。[5][6][7][8][9]逻辑推理与实践应用也表明，一个明晰坚实的社会变迁理论才是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基础。这是因为，三者之间存在着一个清晰的关系，即社会工作是为了落实特定社会治理而采取的具体方法手段，社会治理的出现则是为了应对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新问题。可以说，如果没有社会变迁的发生，也就不需要进行社会治理的创新，用原有的统治或管制、管理模式就足够了。进一步而言，如果不理解社会变迁的趋势及其内在决定机制，也就很难理解社会治理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地区的选择方式。缺乏对社会变迁阶段的深刻把握，也就容易不加区别地采取国际组织与发达国家学界的社会治理理论与模式。
因此，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需要建立在一個内在逻辑一致的社会变迁理论之上。依据这一社会变迁理论，进一步建构起一个整合的社会治理理论与社会工作理论体系。随着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实践的创新与丰富，又进一步为理解和发展社会变迁理论提供新的基础。
二、综合技术、制度与信仰的社会变迁理论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现代社会学在19世纪中叶的兴起，就是受到社会变迁研究的激发，早期研究者试图解释席卷欧洲的工业化和民主化，同时试图解释横亘于欧洲与殖民地社会的巨大鸿沟。因此，社会变迁理论作为社会学的一个核心理论，长期得到了全面的“耕耘”，在变迁模式上提出了进化论、循环论、均衡论和冲突论等，在社会变迁的内容上深入分析了自然环境变迁、人口变迁、经济变迁、社会制度和结构变迁、社会价值观的变迁、生活方式的变迁、文化变迁、科技变迁等。现在是时候在这些广泛而细致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变迁理论。如果没有一个综合性的理论模型，研究者不仅容易迷失在社会学的“理论丛林”中，也难以应用社会变迁理论对当今社会进行认知和评判。
具体来说，传统的社会变迁理论突出了三种因素的作用。第一种因素强调了技术进步。这一理论分析思路从马克思对生产力的强调到Lenski等人对信息技术能力的重视，[10]将技术进步看作是人类社会变迁的关键推动力量。第二种是制度因素。无论是制度学派还是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治理理论都强调了财产权利制度及其他法律制度在社会变迁中的关键性作用。特别是制度选择理论结合交易费用理论，在解释经济史的变迁与西方世界的兴起上展现了其价值。[11][12]第三种是文化信仰因素。这一分析思路从马克斯·韦伯开始，[13]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14]深入来看，这三种思路并不矛盾，只不过技术进步的视角侧重分析了社会变迁的驱动力量;制度与文化信仰的视角则强调了社会变迁的迟滞的力量。将三种思路结合起来，就可以更为全面地确定决定社会变迁向前、停滞以及倒退的关键因素。
在确定社会变迁外在作用因素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分析社会变迁的主体。通过对各具体社会变迁的内容总结可以发现，方方面面社会变迁的共同内核都是社会组织的推陈出新。例如，工业化是一个公认的重大社会变迁。其本质不过是更多人离开了传统的农村社区，加入了企业或公司这样的新型组织。价值观念的变迁的发生，也是因为人们离开了原来生活的农村社区，接受了企业或者所在城市社区的价值观念。因此，社会组织不仅是社会变迁的关键主体，也是解答“社会何以可能”这一基本问题的基础。[15]具体来说，社会较为常见地被定义为，具有适度固定边界、适度显著性文化和社会性制度的自我生产的人类群体。无论是广义上的国家形态、族群形态、文化认同形态、地区形态的“社会组织”，还是在狭义上的企业、社区、宗教、家庭的“社会组织”，它们既是社会变迁的具体推动者，也是社会变迁的显著后果。只有理解了多种形态的社会组织的形成与演变，才有助于解释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解答社会变迁的内在机制。由此，社会变迁的问题转变为为什么有些社会形态或组织被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成为主导性社会组织?同时，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另一些社会组织?
进化生物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人类演变出高层次的社会组织的原因提出了多种理论解说。[16]在这些理论中，一个得到广泛接受的假说就是群体或社会组织会比单个个体能够获得更高收益或者说更多物品，也就意味着具有更多的生存机会。这些物品不仅包括既有竞争性又有排他性的私人物品，也包括难以由市场交易提供的有排他性但无竞争性的俱乐部物品、有竞争性但无排他性的混合物品和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的纯公共物品(见表1)。事实上，在人类早期的家庭、族团、部落中，私人物品相对极少，绝大多数都是共享的食物、居住地等俱乐部物品和猎物等混合物品，以及正义、安全等纯公共物品。如果我们将提供上述4类物品看作是人类社会组织的基础性功能的话，那么就可以通过观察人类社会组织具体形态的演变来揭开社会变迁的规律。
为进一步分析，本文依据能否自由加入或退出，将社会组织划分为两个大的类型，一类是人们先天就加入的且难以退出的组织，如族群、省份户口、国家;另一个是人们后天自愿加入且容易退出的组织，如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等。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差异就是这两类社会组织在提供上述4类物品上的显著差异。这一判断得到了道格拉斯·诺斯等研究者的支持。诺斯等人认为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三种社会秩序。第一种是觅食秩序，即以狩猎者-采集者团体为特征的小型社会群体;第二种是权利限制社会(thelimitedaccessorder)或称自然国家(naturalstate)的社会;第三种是权利开放秩序(openaccessorders)。在后两种社会秩序中，都存在着公共组织和私人组织，但在自然国家、组织的创建是受限的，在权利开放社会中则不会。在权利开放的社会，创建组织的权利被认定为是一种所有公民都拥有的非人际关系化的权利。研究表明，组织的数量与经济、政治发展的程度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17]
综合经典的基于技术、制度与信仰的社会变迁动力理论和上述两类组织提供4类物品的判断，本文提出了一个初步的包括了社会变迁动力、社会变迁主体和社会变迁内容在内的社会变迁理论模型。在这个理论模型中，技术创新、制度与文化信仰共同提供了社会变迁的动力机制，其中技术创新为后天的自愿性组织(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的出现提供了潜在的收益，但信仰与制度却增加了离开那些先天存在组织(族群、省份户口、国家)的代价。只有当潜在收益超过信仰与制度改革的代价时，社会变迁才得以发生，才会有更多自愿性组织进入私人物品、俱乐部物品、混合物品甚至纯公共物品的供给。社会组织的推陈出新是社会变迁的主体，即有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先天加入的族群、省份户口和国家等社会组织，同时加入了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组织等。物品供给主体的改变则是社会变迁的具体表现，即私人物品、俱乐部物品甚至一部分混合物品的供给主体由传统的社会组织转变为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组织;只有纯公共物品和一部分混合物品仍然由传统社会组织供给(如图1所示)。
图1 技术、制度与信仰共同作用下的社會变迁模型
深入来看，是对各种物品的需求和永不止息的竞争驱动着人类社会的演变，个体选择参与不同社会与组织，使得社会变迁呈现出多方面的状况。例如，家庭的小型化是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其本质是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通过其他组织获得各种物品，也就逐步从传统的家族或大家庭中退出。社会治理也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从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变为现代多元参与共治的模式，其基础也是社会组织对各种物品的提供。事实上，“90年代以来善治的理论与实践之所以能够得以产生和发展，其现实原因之一就是公民社会或民间社会(civilsociety)的日益壮大”。[18]
三、作为社会变迁结果的社会治理选择
虽然大部分研究强调了社会治理的平等多元合作的特点，但却仅仅将社会治理当作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这样的界定和理解不仅模糊了社会治理的关键性质，也割裂了人类历史上社会统治、社会管理与现代社会治理的内在联系。从社会变迁理论模型出发，既有助于更为全面地理解社会治理现象的发展演变，又有助于判断社会治理选择的动因与约束条件。
基于上述社会变迁理论模型，可以发现社会治理的本质是提供人们需要的俱乐部物品、混合物品、纯公共物品以及私人物品的差异化的主体与方式。在许多研究中所提及的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或者如燕继荣所提出的“公益事业”与“公害事务”，都不过是多种物品的供给问题。[19]包括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五个方面内容的民生建设[20]都不过是私人物品、俱乐部物品与纯公共物品供给数量的不足以及结构的失衡。再如，作为社会治理重要内容之一的公共安全治理，其本质是一种纯公共物品或者是俱乐部物品的供给问题。
基于多种物品供给的视角，社会变迁理论为进一步理解古今中外的各种社会治理现象提供了基础。例如，虽然一些研究将“乡规民约”看作是一种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21]，还有的认为中国辖区的治理样态为士绅主导的基层地方自治，存在官方、士绅不同的治理主体，且有着一定的协作机制[22]，但是并未深入分析传统的社会治理与现代多元参与的社会治理有何联系与差异。社会变迁理论告诉我们，传统社会治理与现代社会治理的共同之处是提供了类似的俱乐部物品、混合物品及纯公共物品;差异则在于传统社会中的社会治理主体是官府和地位并不平等的家族或豪族，现代社会治理的主体则是地位平等的社区、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只有从社会变迁的视角看到社会组织主体的差异，才能够理解现代社会治理的源流及其创新。
与中国古代的社会治理相类似，传统的欧洲社会同样有着不同形态的社会治理。在中世纪的欧洲，虽然主要的社会治理主体是教廷和国王，但同时在威尼斯等城市中也存在着大量商业组织、工匠组织和银行组织(主要是意大利人经营的银行，犹太人的信用事业相对较少)，一些城市还出现了独立的司法自治和行政自治。[23]与中世纪欧洲上述社会组织所提供的各类物品相比较，之后在欧洲出现的现代化，其差别并不是物品的性质，而是提供物品的组织在数量和规模上发生了根本变化。具体而言，是大量的私人企业、社会组织、独立的宗教组织取代教廷和国王，成为大部分物品的提供者。这既是理解现代社会变迁的关键，也是认识社会治理转变的基础。
根据上述对社会治理的界定与理解，可以提出一个初步的以“组织-物品-治理”为架构的社会治理理论模型(见图2)。在这个模型中，要解释为何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人们选择了包括计划分配、公用事业、政府管制、法院判决、多元协商、协会自律、公益慈善、市场交易等多种社会治理模式，就需要分析是由何种机构提供了纯公共物品、混合物品、俱乐部物品和私人物品。
图2 社会治理理论模型
依据这一社会治理理论模型，一方面将社会治理的研究视角从解决问题转变为解释现象，即解释多种多样的不同社会治理模式存在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从社会变迁的条件与趋势来判断何种社会治理模式更为可取。具体而言，这一理论模型告诉我们，决定社会治理模式的差异不在于所提供物品的内容，而在于是何社会组织提供了何种物品。不同的社会组织提供了不同的物品，则需要采取相应的社会治理方式。
例如，政府既可以单独提供环境保护这样的混合产品，其社会治理就表现为政府管制或事业单位模式。如果是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提供相同的环境保护的混合产品，则表现为多元协商的社会治理模式或者是外包采购的社会治理模式，但是当由私人企业或社会组织来提供环境保护的混合物品时，如通过购买一座山的所有权来保护野生动物，则是市场交易的社会治理模式。
再如，当独立的法院成为提供“公平”这一纯公共物品的主体时，法院判决这一社会治理模式就会为大部分接受。这正是罗纳德·科斯在提出“科斯定律”时所依据的基础。[24]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了“自筹资金的合约实施博弈”，认为没有彻底的私有化，没有完全的政府权力的控制，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者可以通过自筹资金来制定并实施有效使用公共池塘资源的合约。这不过是合作治理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而已。[25]
此外，上述基于社会变迁的社会治理理论模型也有助于包容多种传统的社会治理理论资源。包括社会自治理论(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自治学说)、社会建设理论(如社区建设、社团建设等理论)、支持了社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社会资本理论(社会组织、社会联系、社会信任、社会规范、社会参与)等;基于“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自理”理论、“无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withoutgovernment)理论等都能够在上述理论模型中找到合适的解释，发现其所依据的社会组织类型以及所提供的物品类型。
四、在社会治理中得以应用的社会工作实务
社会变迁理论和社会治理理论不仅有助于理解社会工作存在的基础条件，也有助于在实践中创新和完善社会工作。这是因为社会工作的出现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如果没有现代社区与社会组织的出现，社会工作也就无从谈起。同时，社会工作也是现代多元社会治理的自然延伸。只有当社区与社会组织具有合法行动的身份，且成为部分俱乐部物品、混合物品和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时，社会工作才有存在和运行的可能。从社会治理模式来看，社会工作通常存在于公益慈善、协会自律、多元协商以及公用事业等治理模式之中。这表明，当建构起一个清晰的、面向解释的社会治理理论后，我们就能够发现社会工作的社会治理基础，真正把握社会工作的基础条件与本质特征。
具体到中国而言，无论社会工作项目来自政府采购，还是企业采购、公众捐助，社会工作的承担者都是社会组织与社区组织。狭义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广义的社会组织不仅包括社区社会组织、工商注册的社会组织，也包括人民团体、事业单位，还包括中介组织、社会企业。当然，在社会工作中也需要政府与家庭、个人的参与。但此时的政府仅仅是一个平等的主体，通常作为服务采购者而出现;家庭、个人则是零散的参与。一旦家庭或个人专业化的长期参与，就需要将身份转变为社会组织。
从社会工作提供的物品来看，通常包括俱乐部物品(大部分的公益慈善服务，以及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服务)、混合物品(环境保护等)、纯公共物品(治安等)。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可以建构起一个“组织-行为-效益”的社会工作理论分析框架(见图3)。
图3 社会工作理论模型
在这个理论框架中，需要深入研究和解释的社会工作现象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分析社区组织与社会组织得以成立的社会需求、法律基础以及资源条件，解释这些组织得以建立的原因。二是分析社区组织或社会组织在发展战略、组织文化、组织机构、经营模式、治理机制、管理制度、业务流程和标准规范等方面的基本行为特征，解释为何他们选择这些社会工作方式方法的内在原因。三是分析社会工作行为与效益(即所提供的纯公共物品、混合物品、俱乐部物品给服务对象带来的改善)之间的关系，解释社会工作效益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这些研究既是对社会工作的理论总结，也是对社会治理理论和社会变迁理论的具体展现。作为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从宏观变迁到中观治理，再到微观工作，共同促进了我们对于身处其中的社会的深入认识。
五、对70年来中国社会实践的解释思路
社会理论的生命力在于解释社会实践。上述面向解释的社会变迁、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的理论体系要用于解释丰富繁杂的社会实践，还需要大量的辨析、实证与检验。在此，笔者尝试应用这些理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社会实践做一个初步的解释。由于70年来的社会实践内容十分广泛，本文只集中对于上述理论体系密切相关的下列三个现象加以分析。
社会现象之一：为何在1949—1978年之间中国的非政府的各类组织萎缩减少，为何在1978年之后这些组织又得以快速恢复和增长?具体而言，到1978年，中国社会中的组织只剩下政府部门及其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事业单位;而1978年之后个体户、公司、社会组织相继快速增长，城乡社区组织也逐步向着自治机构发展。这一历史剧变虽然表面上看是政府行为的结果，但从理论研究来看，需要解释其内在的机制。依据前文提出的社会变迁理论，影响一个社会中组织形态的不只是技术进步，还有制度与信仰的合力作用。最粗略的分析表明，1949年之后，在受到全面封锁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组织演变来自技术进步的收益并不显著;同时，不仅原有的法律、政策与军事组织、强政府难以改变，而且就当时的信仰而言，绝大多数人的信仰还是保持了传统的皇权崇拜、个人崇拜和政教混合的状态，这就增加了改革传统社会组织形态的成本。而1978年之后各类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一方面得益于开放后与国际上的巨大技术差带来了组织创新的高额收益;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随着人们信仰的日益多样化，对于传统组织变革的成本逐步下降。虽然这样的假说还需要大量的实证来检验，但至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命题，有助于对中国社会变迁做更为深入的研究。
社会现象之二：为何70年来中国先后采取了社会改造、社会管控、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等多种方式的转变?依据张静的分析，1950年代中国的政治变革，推动了一系列的社会重组，包括社会关系、组织关系和治理关系的重组，建立起一套新而独特的“公共与个人”连接系统。在这种组织关系中，存在两个治理的角色：一是政府，二是单位，形成一种双重治理结构。[26]1998年在《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中，首次出现了“社会管理”一词。2013年，首次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实现了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27]依据前文所提出的社会变迁理论和社会治理理论来看，这些政府在社会治理模式上的转变，有着其深层次的社会变迁基础和社会组织、社区组织成长的条件。随着社会组织形态在技术和制度、信仰合力作用下的演变，有新的组织形态在提供各种物品时，就表现为新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出现。依据这一思路，通过比较不同时期社会组织的变迁，可以实证解释70年来中国社会治理方式的演变。
社会现象之三：从社会工作来看，为何一方面社会需求数量巨大，社会工作机构快速增长，但同时却出现社会工作就业人员不稳定，收入水平不高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同样需要从社会变迁、社会治理以及社会工作理论出发。从社会变迁理论来看，虽然中国近年来出现了大量的社会组织，但是作为社会工作重要平台的社会组织、社区组织并未具有完全的独立自治地位，政府组织依然在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成长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从社会治理理论来看，无论在现代的公益慈善治理模式中，还是多元协商治理模式中，政府都应该是与社会组织、社区组织地位平等的。然而，在实践中，社会组织及社区组织一方面受制于政府主管部门和民政部门的双重管理，独立性有限;另一方面大部分项目需要依托政府采购，自主性有限。从社会工作理论来看，当前不少社会组织、社区组织在战略、文化、机构、模式、運营、管理等方面先天不足，能力建设有待提升，必然抑制了效果的发挥。
上述三个方面的初步应用，只是展现了基于物品供给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社会变迁理论、社会治理理论和社会工作理论具有的优势和潜力，对于70年来的国家发展历程增加了一些新的思考和理解。
六、结论与展望
将社会治理、社会工作看作是一种需要科学解释的现象，是本文的出发点。为了解释社会治理、社会工作，又需要回顾和综合一个可以由此出发的社会变迁理论模型。通过对社会变迁、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理论的梳理，可以发现，三者之间不仅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在理论上也是相互关联的。而物品供给是联结三个看似各自独立的研究领域的内在因素。社会变迁改变了物品供给的主体，不同物品供给主体及其方式决定了多种社会治理方式的并存，物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又是社会工作的主要效果。这一分析思路对于今后社会变迁、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三个领域的研究都将带来一定的启发。
当理论建构的目的不仅是解决社会问题，而且是解释社会现象时，有助于我们更为客观、长远和深入地理解历史与现实，也有助于务实地分析和改善具体问题。本文也将对社会治理和社会工作实务提供若干借鉴。例如，对于社会治理而言，在社会组织与社区组织还没发展为独立自治时，还需要同时采取多种社会治理方式，特别是要重视传统家庭组织、企业组织的社会功能，积极鼓励这些组织参与提供各类物品。同时，要积极推动传统宗教组织向现代社会组织的转型，发挥其提供公益慈善服务的独特功能，壮大现有社会组织的力量。对于社会工作而言，需要在逐步增强社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独立性的同时，鼓励一部分社会组织在竞争中完善发展战略与经营管理。
过去70年的实践为中国社会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独特课题，当下正在实践的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也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研究素材。从社会学研究而言，就事论事并不容易发现整体社会事实，相反，只有借助理论建构，才能够更好地将个案分析、比较研究、问卷调查以及大数据联结在一起，形成新的洞见。本文所提出的社会变迁理论模型、社会治理理论模型和社会工作理论模型仅仅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够为中国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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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时 间)
[收稿日期]2019-09-21
[作者简介]张志鹏(1973—)，男，宁夏盐池人，南京工程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变迁理论、信仰与发展研究。
作者：张志鹏
第二篇：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学概论》课程教学应坚持的原则
摘要：《社会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在内容选择上，要坚持保证课程知识的完整性的同时突出专业相关知识重点、基本理论体系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融入前沿理论成果以及基本原理与研究方法创新教育等原则;在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上，要坚持教师主导和学生参与的师生互动共进原则、理论教学与课程实践紧密配合的原则以及以多媒体教学为主和传统板书与之配合的教学手段互补原则等。
关键词：社会学概论社会工作专业课程教学
一、 《社会学概论》课程教学内容选择应坚持的原则
1. 坚持保证课程知识完整性的同时突出专业相关知识重点的原则。
学生考研及理论学习的需要决定了《社会学概论》课程的教授内容必须是系统全面的，即保证知识的完整性。而同时，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需要，又决定了该课程必须突出有关社会工作专业方面的知识重点。近年来，国内高校社会学学科的硕士研究生考试一般采用《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主编)，所以，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等本科专业一般也把它作为教学参考书，但该教材篇幅大，内容多，对于大多数专业来说，要想把该教材的全部内容讲深讲透是不可能的，因此，就必须在全面介绍课程知识的前提下，重点讲授与社会工作实践相关的知识。
2. 坚持基本理论体系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融入前沿理论成果的原则。
社会学学科经过近二百年的建设与发展，对社会的运行与发展规律已经给予了多侧面多角度的深入研究，由此也构成了社会学学科的基本理论体系，保持这一基本理论体系的稳定性是社会学学科建设所必须坚持的原则。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也必然会不断涌现，对此进行研究的新理论新观点也必将不断产生。所以，将社会学的新的研究成果介绍并融入到社会学理论中来，以此推动社会学学科的发展，这更是社会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如对当前社会学研究的几个领域前沿问题进行介绍，包括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分层研究、和谐社会研究、社会组织与社会政策研究、社会建设与社会质量研究等。
3. 坚持基本原理与研究方法创新教育的原则
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是社会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两大支柱，也是学生学习社会学概论的基本内容，更是社会学学科的价值体现。因此，《社会学概论》课程必须保证这两大教学内容的并行教育。不仅在绪论中要保证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教学课时，各课程后面各章节的讲授中，也必须做到在分析理论的同时，介绍该理论的建构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同时，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都是需要不断创新的课程建设及教学的内容，在目前也是热点研究领域，如李培林等学者对“社会学理论上“中国经验”的挖掘与总结。探究了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与世界现代化规律的普遍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真正把“中国经验”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并上升到理论高度的结果。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也要进行反思和推进，如不能继续采用“把社会现象研究化约为自然现象研究”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了，要摆脱“用西方的理论尺度来剪裁中国的具体经验事实的“情景误置”的陷阱，寻找适合中国社会转型的社会学研究方法。
二、《社会学概论》课程教学手段与方法采用应坚持的原则
一门学科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有了共同认可的权威教材对课程教学来说既有有利的影响，也有不利的作用。有利的影响在于：教师可以深入研究并系统阐述该理论;不利的作用则在于：学生通过权威教材也可以获得系统的课程信息，教师的作用受到挑战。避免不利影响的发生，除了通过课程内容的科学选择外，主要靠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合理采用，教学效果也主要受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影响。
1. 坚持教师主导教学和学生积极参与的师生互动共进原则
作为教学活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教师的水平和对学生的引领决定教学效果的好坏及成败，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即教师在教学目标的确立、教学内容的选择以及教学方法和手段的采用等教学环节做出决策和进行正确引领。但同时，也要重视学生积极参与作用的发挥，因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如果不能积极配合，就无法使教学达到良好的效果。《社会学概论》课程可采用恰当的方法实现师生互动共进的目标，如在讲授生态环境问题时可采用“案例分析法”如对“2003年松花江水污染案件”进行分析。在讲授文化的功能问题时采用“小组讨论法”组织学生讨论目前我国的传统文化研究热潮问题，在讲授夫妻关系失调问题时可采用“情景模拟法”，采用“角色互换法”可以安排一些优秀学生尝试进行课程的讲授，以提升学生学习和研究社会学理论的兴趣。鼓励学生在学习中拥有自己的学术观点，鼓励他们对教材及课程内容进行质疑。这些活动可促使教师自己加强理论研究。真正达到师生互动共进的效果。
2. 坚持理论教学与课程实践紧密配合的原则
社会工作专业主要培养从事社会工作实务及社会管理等活动的应用性实务型人才，这就要求在教学中必须加强对学生社会实践的训练，社会学学科本身具有直接现实性等基本特征，因此，在《社会学概论》课程的教学中完全可以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配合，这也是由教学内容选择上要坚持的基本原理与研究方法并行教育原则所要求的。在教学中，要求学生运用学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去进行社会问题的调研，同时根据调研成果撰写分析和解决该社会问题的小论文。如通过学习生态环境知识调查生态环境问题，学习青少年社会化知识后调查青少年犯罪问题，学习家庭知识后安排学生调查家庭暴力及养老等问题。通过这些活动，培养学生的搜集分析资料的能力、口语和文字表达能力，尤其是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能力等。
3. 坚持以多媒体教学为主和传统板书与之配合的教学手段互补原則
实践证明，科学地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比单纯使用板书的效果要好得多，对于《社会学概论》课程来说，尤其明显，但必须制作出优秀的多媒体课件，为此，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课件必须发挥其生动形象的特点优势，避免把课件变成电子讲稿。必须恰当地采用图片、图标、视频等形式来增强吸引力。第二，课件必须纳入远比教案多的信息，包括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前沿理论成果、教学案例等丰富内容。可准备出让学生自己学习的内容提供给学生，以使学生接受更多的信息。而板书配合课件的作用在于：首先，将一次课程所讲授的章、节、目等内容写在黑板上。利用它可以使学生清楚地看到理论的推演进程及其逻辑关系。其次，在黑板上写上所讲授的课件之外的一些重要概念、人物等信息，以加深学生的印象。最后，利用写在黑板上的内容来总结一节课所讲授的知识，在给学生重新梳理所授理论的同时，再次强化了该节课的知识体系，从而产生最佳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张兴杰.社会工作和社会学专业基础课程“社会学概论”教学的几点尝试[J].社会工作，2010，(2).
[2]章杨.情景模拟法在《社会学概论》课程中的运用[J].教育实践，2012，(1).
[3]韩凤晶.社会学概论教学思考[J].林区教育，2007，(8).
作者：卞文忠 梅梅 张艳
第三篇：聚焦社会：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观照
摘 要：社会治理的重要意涵是发挥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社会主体是多元主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是理解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和关键所在。我国目前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还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是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措施。为此，需要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下，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洞悉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生成缘由，缕析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律角色，解读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需求，通过法治为各类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赋权增能，助力提升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成效。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社会治理;社会主体;法治观照
作者简介：蔡宝刚，扬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扬州 22512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20&ZD004);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加强道德立法的理据与进路研究(19AFX001)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1.06.011
社会治理的重要意涵是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根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的要求，可将我国社会治理主体划分为公共主体与社会主体两大基本类型，前者包括各级党委和政府，后者主要包括公民、社会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企业等。党委领导和政府负责在我国社会治理中一直受到重视且成效显著，但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还存在重视不够、活力不足、成效不佳等问题。
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和关键所在，研究和创新社会治理需要聚焦社会。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推进和保障社会治理的重要措施，但目前关于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认知与研究因疏离社会治理的固有属性和基本特质，常常滞留于一般意义上的法治化进路层面，尤其缺乏针对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观照，使得社会治理法治化问题难以找到对症下药的解决方案。本文认为，研究社会治理法治化问题必须聚焦社会，对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进行深度法治观照，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分析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生成缘由、法律角色和法治需求，通过法治赋权为各类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增添能量。
一、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生成缘由
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根植于社会治理所涵摄的社会治理理念、社会治理社会化、社会权力机制和社会规范调整的内在要求。洞悉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生成缘由，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前提。
(一)社会治理理念与社会主体参与
社会治理源于和秉承治理的理念。“治理”是20世纪末在西方国家兴起的新概念和新理念，治理理念的提出主要是针对作为“元治理”的政府治理的失败或低效而提出的，希望通过更多主体参与形成更为有效的治理状况，“治理比政府更为广泛，包括了非政府行为体”1。政治上的正统观念认为经典的或者科层式的规制能够奏效，但是，“‘治理’理念强调国家与非国家主体之间的互相依赖，强调治理发生于较少科层而更多网络化体系之中的趋势”2。善治是治理的理想状态和追求目标，“善治是政府、公民社會组织和私人部门在形成公共事务中相互作用，以及公民表达利益，协调分歧和行使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的各种制度和过程”3。西方学界对于治理的表述和强调的重点不同，但对治理在认识上形成了约定俗成的意涵，即治理是多主体参与的、共同解决公共问题和处理公共事务的过程，治理是区别于由传统国家政权进行统治或管理的理念。治理理念传入我国引起了政治学、法学等学界的高度关注，并被广泛用于改进国家或政府治理的诸多领域和层面。21世纪以来，治理一词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内的流行语和一种分析工具，“治理理论的滥觞，为破解政府失灵和解释社会崛起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并进一步助推着全球性的治理浪潮”4。中国的社会治理一直都是由国家力量主导。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执政党和政府几乎包揽了所有社会治理任务;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力量的成长，社会治理的复杂性、艰巨性日益增强，执政党和政府关于社会治理的理念发生变化，将社会治理的任务逐渐移至社会主体面前。我国对于社会治理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和完善的过程，“治理”引入我国现实政治并作为重要理念还是近年来的事，党的重要文件逐渐将治理的理念正式纳入执政党的执政话语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社会治理”的概念，使得社会治理成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传统的以自上而下管控为特点的“管理”或“统治”理念，转变为强调国家与社会主体合作共治的现代治理理念。当然，我国的社会治理理念与西方国家治理理念的根本区别在于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政府负责，在此基本原则和前提下，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和社会组织等社会主体的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5。
(二)社会治理社会化与社会主体参与
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属性和走向。从我国社会治理的前行方向和运行主线就可以看出，从社会控制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走的是一条政府不断放权、社会不断赋权的道路，展现的是一幅社会治理不断回归社会的社会化景象。因此，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社会治理社会化命题对于社会治理具有极为重要的方向性意义，“这一命题既是中国社会情势发生变化、治国理政思路转换的新选择，又是中国理论界‘知识转型’的新起点”1。社会治理社会化引发治权主体的嬗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主要体现为社会主体广泛参与社会治理，让非政府主体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使各种社会主体天然地成为社会活动的发起者、组织者、决策者、参与者、享有者，成为社会治理中最活跃、最具有活力的因素”2，打造包括社会主体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确认了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水平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首要任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包括“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在内的社会治理体系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不仅对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提出了明确要求，而且充分肯定了其重要地位和作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为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指明了路径。因此，社会主体参与是社会治理社会化的显著特征。在党委领导和政府负责的前提下，推进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充分发挥社会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我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路径。
(三)社会权力机制与社会主体参与
社会治理主体参与治理必须具有一定的权力和依凭一定的权力机制。“权力是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核心构成要素，没有任何一个治理行动能够摆脱与权力之间的联系”3，强调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原因在于要充分发挥社会权力的作用。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行使的是一种社会属性的权力即社会权力，社会权力是与国家权力相对应的一种权力形式。迪尔凯姆认为：“每一社会事实都是一种力量，而且是一种支配我们的力量的力量。”4福柯认为，传统权力理论有着诸多值得质疑和需要改进的方面，“如果我们在看待权力的时候，仅仅把它同法律和宪法，或者是国家和国家机器联系起来，那就一定会把权力的问题贫困化”5。权力是多元的和分散的，权力是一张无处不在的网络，它在无数的点上被运用，能够成为社会的规训力量，穿行于各个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比之于国家权力和法律等宏观权力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和高效。当代社会治理面临复杂的社会关系、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社会风险，加之处于百年未遇的世界大变局之中，国家权力不可能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社会治理，“传统的政府，因其垂直的上下关系、臃肿的治理体系以及事事都要横加干涉，无法适应急速变化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6，诸多的社会事务需要让位于社会主体拥有的社会权力进行调整。社会权力具有精细化机制、规范化机制、民主化机制以及协商化机制，能够适应和嵌入基层社会治理领域。因此，有着治理意识和理念的国家致力于为社会赋予权力，“传统的合法的‘掌控权力’已经被情境中的‘赋予权力’所取代”7。各种社会主体运用社会权力在各自不同的范围内不断发挥其支配力和影响力，对于社会纠纷的化解、社会秩序的形成、特定社会结构的形成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实践已经证明，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社会权力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为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福祉的实现发挥着积极的作用”1。
(四)社会规范调整与社会主体参与
社会治理强调多重规则的作用。社会规范是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治理则是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的，这个目标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规定的职责，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依靠强制力量克服挑战而使别人服从”2。传统中国长期运用一种广义的“多元的法律体系”进行社会调整，其中有大量的社会规范，“包括家父和族长以及家法家规、村长与里老、地方乡绅、地方民团、盗匪、兄弟会、行会以及国家法律机构，或多或少依递减的次序适用于普通人”3。当今的社会治理需要更多地发挥自治和德治的作用，需要更多的社会规范发挥调整作用，“各种各样的‘民间法’、‘软法’、社团规范、乡规民约、道德习俗、纪律政策等发挥着法律无法替代的作用。根据社会自治理论和社会治理创新的客观规律，凡是法律规定属于社会自治的事务、领域和地方，政府尽可能不去介入;已经介入的要尽可能及早退出来”4。习近平总书记在分析乡村治理时指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因为乡村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人们大多‘生于斯、死于斯’，熟人社会特征明显”5，要深入挖掘熟人社会所蕴含的道德规范。社会规范建设是当代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內容和任务。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明确提出了促进社会规范建设的任务，要充分发挥社会规范在协调社会关系、约束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加强居民公约、村规民约、行业规章、社会组织章程等社会规范建设。社会规范的运用已经在诸多方面产生了很好的治理效应。社会规范是一定社会主体制定的约束一定社会领域成员行为和调整本领域社会关系的规范体系，其运行主体是居民、村民、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等社会主体，社会主体既是社会规范的制定者也是社会规范的执行者和遵守者。社会治理中如果没有社会主体的积极参与，就不可能有社会规范的创制与实施，社会规范调整意味着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
二、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律角色
学界关于社会治理主体分类看法大致相似，如“执政党、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众是较为常见和普遍接受的共治主体”6，“以权力、权利主体作为依据，可把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主体分为官、民两类”7。笔者从国家与社会分野及其行使权力性质的视角，将其分为公共主体与社会主体两大类型，前者包括执政党和政府，具有官方性质，后者主要包括公民、社会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企业等，具有民间性质。各类社会主体在社会治理中具有不同的法律属性和角色，相应承载着不同的社会治理功能。
(一)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及其法律角色
公民是社会治理的基本主体。公众参与是我国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的根本途径就是要鼓励人民群众参与，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广泛性和有效性体现社会治理的基本属性和最终效果。公众是由公民个体组成的，公民是有权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律主体，我国宪法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公民参与社会治理体现了民主化属性和进程。西方学者认为，治理民主化的理由与个人和团体的解放有关，公民参与因而被看作是一种“民主的学校”，“在这个学校里，个人可以学着就大众利益和公共事务进行理性辩论。”1在我国，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是人民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传统的被管理者个体身份已由臣民转变为拥有权利的公民，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是公民行使权利的法律角色的体现。在社会治理的进程中如果缺失公民个体的正确认知和积极作为，其他社会主体的治理就失去了基础，“虽然治理精英的存在且能量强大是不争的事实，但平民的广泛参与才是社会治理多元主体选择的理想目标模式”2。我国普通公民的积极参与已经成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各地采取了诸多鼓励和加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措施，形成诸多有益经验，如北京市在群防群治领域有全国闻名的五张名片，即西城大妈、朝阳群众、海淀网友、丰台劝导队、网警志愿者，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3因此，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工程，只有坚持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社会治理才会卓有成效，社会治理共同体才能形成。“在这个共同体中一切人都为了每个人;‘一即一切’，‘人’再微小也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主体，生活在共同体中的每个人都为了一切人。”4
(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及其法律角色
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社会组织是由一定数量的社会成员按照一定的规范并围绕一定的目标聚合而成的社会群体。对于社会组织的概念和范围存在不同的说法。社会组织一般是指在政府部门和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之外的组织形式，自治性、独立性、非营利性和公益性等是其主要特征。我国《民法典》第八十七条规定，为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营利目的成立，不向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所取得利润的法人，为非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从而为相关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设定了法律主体资格，各类社会组织专门立法为社会组织赋予了参与社会治理的权能。社会越变得复杂，社会组织的作用就越大，“国家愈益限制它自己，致力于法律的执行，而将道德、习惯及伦理准则的推行留给地方团体、同业机关或这类的社会组织”5。为了解决公共事务的治理问题，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奥斯特罗姆提出了公共事务的多中心治理之道，在政府和市场主体治理之外，各种自发成立的相关内部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形成对于公共资源更为有效和有序的自主治理，自治组织可以自己制定行为规则、自己监督规则的执行、自己选择制裁方式，“许多社群的人们借助既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市场的制度安排，却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对某些资源系统成功地实行了适度治理”6。我国社会组织性质复杂、形式多样，截至2018年底，全国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已达到81万多家。社会组织依托其专业化优势通过接受委托、参加合作、购买服务、从事公益活动等方式参与社会治理。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社会组织的作用，财政部、民政部还专门制定了《关于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指导意见》，支持和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
(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及其法律角色
基層群众性自治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社会组织中的一种特别主体类型，在社会治理中的法律角色及其功能不同于一般社会组织。我国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指的是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民法典》明确了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村(居)民委员会具有不同于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的特别法人资格，为其在社会治理中依法开展履行职能所需要的民事活动、更好地为群众提供公共服务确立了法律主体资格。2018年12月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规定了明确的权利义务。因此，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具有进行社会治理的专门职能和法定义务，某种意义上具有政府与一般社会组织的双重属性，在社会治理中承担着近乎“准政府组织”的职能，不仅其自身能够直接参与社会治理，还需要组织和管理其他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基层是社会治理的主要场域，基层社会治理面广量大事多，直接面对群众，随着我国社会治理的任务逐渐向基层转变，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任务繁重，需要深入到社会最基层的神经末梢，“村委会、居委会只是自治性组织，社会治理必须通过村庄、社区而着力到具体的社会成员”1。这就使得社区组织的作用显得至关重要。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内容就是发挥社区组织的基层治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在全国65万个城乡社区日夜值守”2，构筑起了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社会治理功能，提出明确的政策指引。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指出，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乡社区治理事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贯彻落实，事关居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广泛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四)企业参与社会治理及其法律角色
企业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单位和组织类型，根据我国《民法典》第七十六条、第八十七条对法人的分类以及第一百零二条对非法人团体的规定，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企业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他企业法人等营利法人和以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等为代表的非法人组织，为企业参与社会治理赋予了明确的法律主体资格。我国企业涉及的数量多、人数多、事务多，截至2017年，我国企业数量增加到1809.8万个，占全部法人单位的82.2%，5年间增长了118.4%，年均增长16.9%，机关和事业单位合计占全部法人单位的比重仅为4.9%。3通过企业的社会治理事关整个社会治理的成效，在企业外部，能够发挥其在资源、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治理优势，“调动他们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为维护公共安全发挥更大作用”4。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承担社会责任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自从我国单位制退出历史舞台，现代企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社会企业同时追求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有着造福社会、促进公益的能力。企业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功能是社会治理，它涵盖了内部员工与外部社会，能够提升社会福利与公众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和谐。”5在企业内部，规章制度对于企业成员来说具有很大的约束力，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决定性的约束力，对于化解企业内部矛盾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企业等市场主体的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探索企业职工参与管理的有效方式”，为加强和创新企业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指引。
三、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需求
各类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有其特定的法律角色，但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体在社会治理的作用，还需要法治的助力与推进。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有其必然的法治需求。“我国国家制度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能够有效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1
(一)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及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的要求，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和保障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确立了全面的法治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社会治理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题中之义，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推进和保障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根本遵循。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是人民权益的根本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依法治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2。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并将这一任务嵌入于社会治理制度和体制建设之中，即“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进一步明确了法治保障的要求。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提出：“加强社会治理法律、体制机制、能力、人才队伍和信息化建设，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和法治化水平。”2021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指出，“广泛推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作为指导思想，将“坚持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作为主要原则，将“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显著提高”作为总体目标，将“健全社会组织、城乡社区、社会工作等方面的法律制度”作为完善社会重要领域立法的内容。
(二)社会治理社会化的法治化保障
社会治理社会化是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和重要特质。社会治理社会化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体在党委领导和政府负责的基础上运用社会权力参与社会治理的景象。实现社会治理的社会化需要法治化措施的保障，社会治理社会化与法治化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社會治理的社会化属性催生法治化，社会治理社会化内蕴的治权结构嬗变引发法权关系及其内在法理的结构性调整。社会治理法治化促进和保障社会治理社会化，没有法治化保障的社会化只能是空中楼阁，“要使社会治理因社会化而深刻，因法治化而稳定，将社会化与法治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中国社会治理良性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康庄大道”3。社会治理法治化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法治化方案，“社会治理法治化既不是某些抽象、统一、宏大、普遍的传统法治理念或法学原理的当代展开，也不是西方法治模板的简单拷贝与移植”4。只有嵌入社会治理的本质特征和面向社会治理的社会化背景，才能有理想可期且务实管用的法治化前景，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需要法治视野的观照及法治力量的保障，促进和保障社会治理的社会化也是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全面依法治国，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但社会治理回归社会是最主要、最核心的方面”1。推进和保障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是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引领和推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确保社会治理过程人民参与、成效人民评判、成果人民共享;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深化城乡社区依法治理;加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规范化建设，修改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全面推进基层单位依法治理，广泛开展行业依法治理，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作用。这些要求为社会治理社会化的法治化保障指明了方向。
(三)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问题的法治解决
社会治理实践中，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还存在一定问题，主要表现为参与治理的社会主体类型不明、社会主体参与治理的动力机制不清、社会主体参与治理的能力不足、社会主体参与治理的动力不足等，正如一些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尴尬处境下的社会以及社会组织和弱势的民众群体是制约我国社会治理的主要困境”2。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解决，社会治理就有可能走回社会管控的老路上去，“因为缺乏一定自治权的多元主体无法摆脱自上而下的官僚控制，无法限制公权力的扩张，与共治的开放、平等、协商的理念相背离，限制了各主体发挥各自功能和优势，无法实现共治的目标，重新折回到一元治理模式”3。解决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途径和方法是多元的，其中通过制度创新尤其是法治创新是重要出路。一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放权或对政府限权是一种面向，在社会治理中对于政府权力的态度更多考虑的是要划清政府的权力边界、限缩对于社会领域事务的过多干预，“不是强化公共权力，而是软化公共权力，使公共权力增添温和的、充满人性的色彩”4，这一面向的法治观念和措施已经得到重视和实施。二是社会参与的保障，社会治理法治化既是贯穿于整个社会治理过程的总体要求，更是推进和保障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保障。“法治积极回应迈向社会治理的变化及其带来的需求”5，为社会治理铺就一种底线性的规则和共识，其中为各类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明确具体权利与义务、加强社会组织的统一立法等都是重要的法治对策。
(四)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激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6调动人尤其是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提升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关键。法治的重要使命就是赋予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权利，形成法治激励的权利体系。权利以社会主体的参与资格与利益回报为指向，为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奠定合法性基础和拥有法定的行动自由，只有通过法治的赋权，给所有参与社会治理的社会主体相应的参与资格和利益回报等法定权利，才能激发社会主体的参与意识、增强社会主体的参与能力和实现社会主体的参与目标。“在共治结构下，要实现依法治理，首先要解决治理权的法定化问题，即所有治理主体的行为均要在法律上找到明确依据或概括授权。” 7因此，如果社会主体仍然凭借社会资源优势获得的社会权力参与社会治理，那么参与的动力和能力是难以持续也难以保障的，社会主体权利的不足势必会造成其社会权力行使能力的不足，推进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更为重要的是来自于国家法律的权利赋予。“社会权力在民主法治国家下并不会被消除，但其存在形式将由起伏不定的政治形态演变为确定的法律形态或权利形态。”1权利蕴含和保障权力的获得与实现，“法律上的权利就权利人有权要求他人作出一定行为或抑制一定行为来说，实际上也是一种‘权力’”2。因此，社会主体的社会权力是驱动社会治理的内生力量，社会主体的权利赋予是驱动社会治理的重要保障。
四、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赋权
为了有效推进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重点任务和措施就是要通过法治赋权为各类社会主体增添能力与能量，“法律应当赋予村民、居民、村委会、居委会、各种社会组织以权利，这是促进和推动城乡社会治理秩序的基础，权利配置是制度建设的核心”3。
(一)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赋权
我国已经建立了以宪法为主导、以一般法律法规为主线的保障公民参与权利的相关法律制度。在民事权利保护方面，我国《民法典》对公民权利保护体系的完善将会大力调动和维护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和动力，让社会主体更有安全感和获得感，从而更加自觉和积极地参与社会治理，“保障个人的人格尊严，维护个人的人身安全，这就可以在激发个人活力和创造力的同时，充分发挥个人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而不是仅仅将个人看作被管理的对象”4。在民主政治权利保护方面，公民参与社会治理主要是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更为重要的是保障公民的民主政治权利，我国宪法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根本大法的权利保障，如《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和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等。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保障公民的参与权利，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巩固基层政权，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保障职工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进一步深化了完善公民权利保障体系的要求。总体而言，我国在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方面还有待完善，一些权利还停留在概念和规划的层面而未能得到有效的落实，从而影响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力、动能和效能。只有公民的各项权利得以切实维护，社会权力才能够得以有效行使和保障，完善和落实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保障措施，是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赋权增能的基础工程和关键所在。
(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赋权
我国针对社会组织的法律规范主要有《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志愿服务条例》等单项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这些规定的主要内容在于对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与监督，更多确认的是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监督与被监督关系，更多地规定了社会组织的设立程序、组织架构、职能范围以及需要履行的社会义务，而对关系到社会组织的权利、主体资格等内容却鲜有涉及。针对以上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2016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提出：“支持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作用，使之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主体。”该意见体现了为社会组织赋权增能的精神，提出了降低准入门槛、稳妥推进直接登记、逐步扩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范围和规模、支持社会组织与行政机关脱钩、落实国家对社会组织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还提出了加快修订出台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研究制定志愿服务和行业协会商会等方面的单项法律法规、适时启动社会组织法的研究起草工作。这些要求为将来通过立法为社会组织进一步赋权增能奠定了基础。各地纷纷探索给社会组织赋权增能的措施和办法，如湖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 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实施意见》，出台了9大方面给社会组织赋权赋能的29条具体政策措施。未来，我国社会组织的立法工作有待加强，尤其是为社会组织的法治赋权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赋权
我国相关法律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赋予了明确的职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规定了居委会进行社会治理的法定职责，包括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办理本居住地区居民的公共事务的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协助政府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青少年教育等项工作，向政府反映居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但总体看来，当前社会治理中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自治宗旨没有得到充分彰显，自治权利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和保障，国家权力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多方面介入，行政权的扩张挤压自治权利的生存空间，“在各种自上而下的指令构成的‘压力型’任务环境中，本来是‘群众自治组织’的居委会、村委会被事实上吸纳为行政体制的一环”1。为了保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自治性，就需要加强相关的法治建设，对于政府哪些工作可以下放到社区完成，哪些不允许交办给社区完成都应该有具体的法律规定。相关法治建设正在得到加强，《民法典》赋予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特别法人的资格，为其参与社会活动、进行社会治理提供了依据和动力。《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要求，“区县职能部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减负赋能原则，制定和落实在社区治理方面的权责清单”，为在社会治理中政府放权和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赋权明确了方向。总之，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还必须回归自治宗旨，需要赋予充分的自治空间和足够的权利保障，法治建设需要在此方面进一步着力。
(四)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赋权
我国《民法典》第86条规定了企业的社会责任：“营利法人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守商业道德，维护交易安全，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外部表现方式，是对企业以外的社会领域進行的治理，“营利法人之社会责任的基本内涵，就在于参与社会治理”2。我国的公司法等法律对公司的章程、企业的合伙协议等规定是企业进行内部治理的依据，是企业成员通过法定或约定的程序实现自我管理的途径，这些法律中对企业权利义务的细化为企业独立自主地参与民商事活动、进行内部治理提供了依据和动力。我国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则要求企业在进行内部治理时要以维护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为目的，减少用人单位与企业成员之间的纠纷，并防止企业内部矛盾外溢为社会风险。虽然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为企业的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提供了一定的法律支撑，但实践中仍存在企业融资难、审批难、经营难等现实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可能性和积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军民融合等方面，为民营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环境，要完善政策执行方式，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3，其中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为企业和企业家赋予更为广泛的权利。为此，需要分别从企业外部治理与内部治理寻求可行之策，针对企业参与民商事活动权利的不足，要“为企业法人的权利能力松绑，允许企业法人从事任何法不禁止的营利或非营利事业，只要在章程中公示其目的和范围即可”1，通过权利赋予提升企业的经营能力和创新能力，这样企业就会获得更多营利以回馈社会和履行社会责任。针对职工代表大会、工会流于形式的难题，要不断完善企业自治机制，健全民主管理机制，更好地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不断提升企业的内部治理效能。未来需要通过企业权利的拓展，探索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新领域和新措施，鼓励引导其奉献公益事业，不断为社会治理增添新能量。
结 语
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主要是通过契约关系、社会规范进行自治，但自治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自治需要法治的支撑与保障。面对社会治理中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社会矛盾，法律既不能越位更不能缺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是法律的基础，法律要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2因此，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需要聚焦和面向社会，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以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和能力提升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向应该紧扣社会治理社会化的基本逻辑与现实背景，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重要路径就是完善推进和保障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律制度，需要在剖析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生成缘由和法律角色的基础上，从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需求出发，通过法治建设为各类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赋权增能。
作者：蔡宝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