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

第一篇：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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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

与你息息相关的公益诉讼—— 最高检发布《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

最高检公布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制定经过

7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外发布《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改革试点方案》)。依据该方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免缴诉讼费。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中,被告没有反诉权。

公益诉讼是指对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由法律规定的国家机关或组织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它包括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

依据《改革试点方案》,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污染环境、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没有适格主体或者适格主体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造成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由于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没有也无法提起诉讼的,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试点期间,重点是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的案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据悉,公益诉讼案件中,检察机关是以“公益诉讼人”的身份提起诉讼。民事公益诉讼的被告是实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政公益诉讼的被告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

为提高检察监督的效力,发挥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能动性,有效节约司法资源,《改革试点方案》设置了诉前程序。规定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前,检察机关应当依法督促或者支持法律规定的机关或者有关组织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在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之前,检察机关应当先行向相关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纠正行政违法行为或依法履行职责。 好问律师APP

经过诉前程序,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没有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的,检察机关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向法院提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行政机关拒不纠正违法行为或不履行法定职责,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的,检察机关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向法院提出撤销违法行政行为、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的诉讼请求。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应当有明确的被告、具体的诉讼请求、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初步证据,并应当制作公益诉讼起诉书。

最高检: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免缴诉讼费 设有诉前程序

7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外发布《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改革试点方案》)。依据该方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免缴诉讼费。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中,被告没有反诉权。

公益诉讼是指对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由法律规定的国家机关或组织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它包括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

依据《改革试点方案》,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污染环境、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没有适格主体或者适格主体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造成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由于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没有也无法提起诉讼的,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试点期间,重点是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的案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据悉,公益诉讼案件中,检察机关是以“公益诉讼人”的身份提起诉讼。民事公益诉讼的被告是实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政公益诉讼的被告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

为提高检察监督的效力,发挥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能动性,有效节约司法资源,《改革试点方案》设置了诉前程序。规定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前,检察机关应当依好问律师APP

法督促或者支持法律规定的机关或者有关组织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在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之前,检察机关应当先行向相关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纠正行政违法行为或依法履行职责。

经过诉前程序,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没有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的,检察机关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向法院提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行政机关拒不纠正违法行为或不履行法定职责,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的,检察机关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向法院提出撤销违法行政行为、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的诉讼请求。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应当有明确的被告、具体的诉讼请求、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初步证据,并应当制作公益诉讼起诉书。

地方检察院拟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需报最高检审批

7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外发布《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改革试点方案》)。依据《改革试点方案》,最高人民检察院选择在北京、内蒙古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检察院开展为期两年的改革试点。试点期间,地方检察院拟决定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一律先行层报最高检审批。

最高检新闻发言人肖玮表示,试点进行中,最高检将与最高法共同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指导和监督检查,适时就公益诉讼案件管辖、起诉、审理中涉及的具体问题,联合作出实施办法,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并及时就试点情况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中期报告。试点期满后,对实践证明可行的,适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改完善有关法律。

肖玮向记者介绍,为确保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工作稳步推进,检察机关还将加强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的沟通联系,并积极与最高法协商,共同加强对改革试点工作的部署、推进和监督检查,使改革试点的各项工作有序开展。(正义网)

一图读懂公益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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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在担心环境污染没人管吗?你还在发愁吃到有毒有害食品无处说理吗?现在有招儿了，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了，这些问题统统帮你解决。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检在北京等13省市区开展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看似“高大上”的公益诉讼其实与你息息相关

第二篇：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问题调研报告

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问题调研报告免费文秘网免费公文网

“>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问题调研报告2010-06-29 19:15:36免费文秘网免费公文网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问题调研报告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问题调研报告(2)

刘安成交通肇事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刘安成，男，1978年11月10日生，汉族，初中文化,系个体货运司机。因涉嫌交通肇事罪，于2004年11月10日被逮捕。

被害单位苏州市路灯管理处，全民事业性质，住所地苏州市干将东路870号，法定代表人薛昌。

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

人刘安成犯交通肇事罪向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就被害单位苏州市路灯管理处的经济损失向该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认为：2004年10月28日18时左右，被告人刘安成驾驶挂有伪造的苏e-45348车辆号牌的东风中型自卸货车，由西向东行驶至本市宝带西路友新路口附近时，由于对路面情况判断失误，操作不当，致使汽车右偏驶上绿化隔离带，从而将正在该处推小三轮车的被害人唐大妹撞到，致使唐死亡，同时造成苏州市路灯管理处价值人民币元的路灯等公共设施损坏，肇事后被告人刘安成逃逸。经苏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沧浪大队认定，被告人刘安成负该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了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刘安成的犯罪事实，作出了如下判决：1.被告人刘安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2.被告人刘安成赔偿苏州市路灯管理处人

民币元。

二、主要问题

1.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成立条件;

2.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

3.检察机关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地位。

三、具体论述

1.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成立条件

(1)以刑事诉讼的成立为前提条件。《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由此可见，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而进行的诉讼活动。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从

实体上说，这种赔偿是由犯罪行为所引起的;从程序上说，它是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提起的，通常由审判刑事案件的审判组织一并审判，其成立和解决都与刑事诉讼密不可分。

因此，附带民事诉讼必须以刑事诉讼的成立为前提，如果刑事诉讼不成立，附带民事诉讼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被害人就应当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而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此外，如果刑事诉讼程序尚未启动，或者刑事诉讼程序已经结束，被害人也只能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而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2)必须是国家、集体的财产遭受了物质损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主体范围包括被害人(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人民检察院。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呢?《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作出了规定，即只有在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时候，检察机关才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这里用了“可以”而没有用“应当”，可见这个规定还不明确，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作出了进一步的更为明确的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受损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因此，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且受损失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当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时，应先由受损失的单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受损失的单位知情后仍不提起的，检察院才有权代表国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从本案的情况分析，由于被告人刘安成交通肇事的犯罪行为，造成了被害单位苏州市路灯管理处(全民事业性质)

财产损失人民币元，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该刑事案件时，发现了这一情况并及时告知被害单位，但被害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这样的情况下，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有权在对本案提起公诉时，就被害单位苏州市路灯管理处的财产损失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2、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

(1)是物质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失。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从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限定为物质方面的损失，虽然法律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表述，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用的是”物质损失”，同

第三篇：程回顾检察机关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立法过

检察机关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立法过程回顾

吴明童

提要: 中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是近几年来法学界十分热门的一个话题。2003年9月14日至18日，中国诉讼法学会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民行检察厅，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共同举办了第七届全国民事诉讼法学术研讨会。会议对中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进行了深入讨论。本刊特邀请了参会的几位著名学者，各陈已见，以期进一步推动这一问题的研究。

一、民事诉讼法立法中检察机关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的提出

1979年12月拟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草案(初稿)》(以下简称《初稿》)第12条写进了人民检察院参与民事诉讼的问题，民诉法起草小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注：这是指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条、第6条规定的精神，考虑到今后涉及国家、集体利益的经济案件必然增加，为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和国家利益，认为人民检察院有提起、参与民事诉讼的必要性。因此，参照苏联、蒙古、法国等国家的民事诉讼法，写了人民检察院有权监督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工作，有权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的条文。[11]

《初稿》印发全国各有关单位讨论，征求修改意见。各地检察机关反映《初稿》规定的人民检察院提起或参与诉讼的范围、内容太广，而且很抽象。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意见是将其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民事案件提起诉讼或者参与诉讼”，并要求在其他条款作出相应的规定。民诉法起草小组以高检院的意见为基础，在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草案(第二稿)》(以下简称《二稿》)中，写了对涉及国家、集体和人民重大利益的民事案件，有权提起或参与诉讼的内容。起草小组认为这样

能够比较全面地表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同时，在“诉讼参加人”章规定了检察院在提起或者参与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便于在第

一、二审程序中适用。[12]对其程序在有关章节中作了相应规定。

二、起草小组人员坚持写检察机关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的理由

民诉法草案《二稿》于1980年6月8日经法制委员会委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征求有关部门的修改意见。起草小组对各地区各部门的修改意见进行了归纳整理，对人民检察院参加民事诉讼问题作了重点探讨。

(一)人民检察院是否要参加民事诉讼。一种意见认为，为了加强对经济领域的法律监督，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为了维护法制的统一性，检察院对于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一些重大的经济案件，应当进行干预。因而，参加民事诉讼是完全必要的。另一种意见认为人民检察院刚刚恢复，任务重，人员少，没有力量去参加民事诉讼。如果规定检察院参加民事诉讼，就要相应的增加检察人员的编制。民诉法起草小组认为从我国进行经济建设的长远观点看，前一种看法是有道理的，检察院应当参加民事诉讼。《二稿》第1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起或者参与涉及国家、集体和人民重大利益的民事诉讼”，说的是“有权”而不是“必须”。检察院可以根据需要与可能决定是否行使这项权力。如果由于条件限制，一时做不到或不能完全做到，也不是检察院违反民诉法。可以积极创造条件，逐步行使这项权力。

(二)人民检察院参加民事诉讼是否有法律根据。有的人提出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民诉法草案规定检察院参加民事诉讼，是没有法律根据的。起草小组认为宪法第43条的规定，是我们制定民诉法时考虑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的法律依据。(注：详见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3条。)民诉法是国家基本法之一，它不受检察院

组织法的限制。民诉法一经公布施行，就给检察院参加民事诉讼提供了法律根据。只要有实际需要，就会在适当的时机对检察院组织法作出相应的修改和补充。

(三)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诉讼，检察员在诉讼中的地位。这是各地讨论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民诉法起草小组讨论时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二稿》规定检察院提起民事诉讼时，检察员享有原告权利，降低了检察机关的地位，使检察员不能代表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因此，建议把原告一词改为公诉人或公证人，使检察员在参加民事诉讼时，和刑事公诉人的地位相同。另一种意见认为，检察员享有原告的诉讼权利，并不等于检察员就是实体的原告。经过认真研讨，起草小组认为后一种意见是对的。检察院是民事案件的提起者，但并不享有民事的实体权利，而是代表国家社会利益提起诉讼的。检察员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人民法院就会立即通知实体原告参加诉讼。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不同，规定检察员享有原告的权利，就是规定检察员按照民事诉讼的特点，按照民事诉讼的程序制度办事，在法庭上和民事被告平等地进行诉讼活动，而不是像刑事诉讼那样和被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但是，检察员在诉讼的全过程中，又始终代表国家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在这里，检察员是一身二任的。所以，规定检察员在提起民事诉讼时享有原告的权利，丝毫没有降低人民检察院的法律地位。亦有个别人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检察院在民诉与刑诉中都是代表国家提起诉讼，没有双重身份，既规定检察员享有原告的诉讼权利，又规定行使法律监督权，是自相矛盾的，应把检察员叫公诉人或起诉人。

(四)人民检察院提起的诉讼，被告可否对检察院提起反诉或上诉。有的人提出，检察员既享有原告的诉讼权利，被告就有权对检察员提起反诉，在不服一审判决时，还可以以检察院为被上诉人提起上诉。这样，就使检察机关处于被告地位。起草小组认为反诉或上诉，是为维护民事实体权利的诉讼制度。检察院提起民事诉讼，是它在民事诉讼中行使检察权的一种形式，并不享有实体权利，也不承担实体义务。反诉、上诉只能对实体的权利义务人提起，不能对检察院提起。因此，在诉讼程序中根本不发生检察院作为被告

或被上诉人的问题。[13]也许有人会问，民诉法起草小组人员中的法官们是什么意见呢?起草小组的人员除从事民事诉讼法学教学科研的人外，有各级法院的法官参加。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人，北京市、天津市、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各1人。法官们紧密联系审判实践，认为民诉法应当规定检察机关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的内容。正因有统一的认识，才形成提交社会广为征求修改意见的民事诉讼法草案稿本，否则不会出台。起草小组人员意见统一，在后来的《民诉法草案》各稿本中，亦就不断地对检察机关提起或参与诉讼的内容进行了完善。

三、修订完善民诉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某些案件提起或参与诉讼

检察机关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重大研究课题，理论界与实务界均有不同的认识。由于各人观察问题的视角不同，我认为要将各种观点完全统一，是永远不可能的。正是各种主张都有，民事诉讼法草案中写检察机关提起或参与诉讼的条文在1981年11月被全部删除了，致使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1991年正式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均无此内容。

我认为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及人民检察院的性质，结合我国当今实际，参照我国检察制度史，借鉴外国经验，应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予以修订完善，重新审视检察机关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的问题。建议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涉及国家、集体和公民重大利益的民事案件提起诉讼或参与诉讼。”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涉及国家、集体、公民个人利益的重大案件越来越多。一些处于弱势地位的单位和公民，民事权益受到侵害，往往无力与强者平等。检察机关提起诉讼或参与诉讼，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依法治国，就应适度扩展检察机关的民事公诉权，赋予检察机关对某些民事案件提起或参与诉讼的权力。

第四篇：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

内容提要：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比较简单，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与法院判决的定罪标准在表述上几乎一致，证明标准均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即检察机关掌握的证明标准与法院判决掌握的标准同一，且规定得比较抽象、概括，在司法实践中比较难以把握和操作。由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过高，且标准单一，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控制和追诉某些犯罪超出了所能。本文通过评析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并与国外相关做法相比较，认为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应区别于法院判决的证明标准。根据司法实践经验及借鉴国外相关经验，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应确定为：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应低于定罪量刑的标准，且不再应以客观真实为标准，以确保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关键词：刑事诉讼;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证明标准

Abstract: The our country code of criminal court provision concerning proof is more simple, the proof standard that indict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urt judicatory sentence the standard at the watch said the top almost, proof standard all is standard that proof standard that“ fact clarity, proof assuredness, well”, namely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ce control sentence with court to control same, and provision comparison abstract, generalize, in judicatory practice hard confidence with operate. Because the proof standard that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ce indict over high, and standard one, from but cause the judicatory practice the inside police organization control with pursue for some crime beyond the reach of can. This text passes the proof standard that critique police organization indict, and compare with related way of doing in abroad than, think that the proof standard that indict should discriminate between the proof standard of the court verdict. Practice the experience and draw lessons from the related experience in abroad according to the judicatory, the proof standard that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ce indict should make sure for: The proof standard of indicting should be lower than to sentence the penal standard in deal, and no longer with objective true for standard, to insure the accurate carrying out the law availably. Key phrase: The pertaining to crime litigation, police organization, indicts, the proof standard.

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机关，是以国家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指控特定的犯罪，请求人民法院审理并对被告人判处刑罚。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是指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运用证

据证明被告人犯有某种罪行，要求其承担刑事责任，并据以交付人民法院审判所应达到

的程度，即检察机关运用证据证明到何种程度方可将案件提交法院审判。标准是一种质的事物的上限，也是另一种质的事物的下限。因此，准确地说，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实际是提起公诉的最低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定、充分”作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这一原则性的规定，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惑。由于没有确定一个科学而完善的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似乎顾虑重重，作法很不统一，特别是，检察机关极力追求起诉的成功率，强调有罪判决率，对没有十足把握指控成功的案件不愿起诉。此举极易导致对大量犯罪，尤其是重大的犯罪疏予追究，不利于国家法律的贯彻实施。证明标准问题已是当前我国证据法学理论中备受关注和亟需解决的一个课题，也是司法证明实践中迫切需要统一认识和做法的一个问题。在这里，笔者仅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及相关问题，浅谈几点认识和建议。

一、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及其主要特点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和法院作出有罪判决所要求的证明标准都是一样的，证明标准均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由此可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总体性地，一般性的原则，其作为提起公诉证明标准具有广泛性和绝对性特点。

(一)刑事诉讼法对提起公诉证明标准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据此，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就是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从法律条文来看，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也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与法律规定的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证明标准是一致的。所谓犯罪事实清楚，是指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和情节都必须查清。所谓证据确实充分，是对作为定罪根据的证据质和量的综合要求。“证据确实”是对证据质的要求，就是据以定罪的每一个证据都经过查证属实，能够证实案件的真实情况;“证据充分”是对证据量的要求，就是指案件中的全部证据对事实有足够的证明力，足以排除其他可能性地证明整体案情。根据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一般通过以下标准加以衡量：(1)客观化标准，即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均已查证属实，为客观存在的事实;(2)相关性标准，即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均与案件事实存在客观联系;(3)合法性要求，即据以定案的证据都符合法律规定要求、程序和表现形式;(4)一致性标准，即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应彼此照应、互不矛盾;(5)排他性标准，即作为证明对象的每一部分内容都有相应的证据足以证明，全案事实清楚，能得出唯一的结论，合理排除其他可能。

(二)提起公诉证明标准的主要特点

提起公诉证明标准与法院判决的标准同样，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证明标准的绝对性。这种绝对性要求全部刑事案件都要整齐划一地实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审查起诉阶段、开庭审判阶段，都要把这一证明标准作为办案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力求予以实现。否则，对案件的处理，即可能导致刑事诉讼程序的中止，即对案件作出存疑不诉之处理，也可能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被判决无罪，导致诉讼价值的无法实现。

2、证明标准的广泛性。表现在它涵盖了全部刑事案件，无论是重罪案件，还是轻罪案件，无论是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或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都要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证明标准。

二、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证明标准的反思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41条，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标准作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存在不少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过高，且标准单一。主要表现在：

(一)起诉标准等同于定罪标准，与法理相悖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中，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与定罪的证明标准是一致的，均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我国的刑事诉讼庭审方式所作的一个重大修改，就是增强了诉讼的对抗性：一是律师可以提前介入并有权调查取证;二是案件卷宗不再移送法院，庭审成了决定案件事实的关键阶段。由于辩护律师可以调查取证律师掌握的证据检察官在起诉阶段无从知晓，再加上庭审中证人作证、控方举证和论辩情况等都是未知数，这些都使起诉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而谈不上证据确实、充分。而且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材料只有经过控辩双方质证后才能作为定案依据，从而也谈不上证据确实、充分。反过来看，如果要求提起公诉时证据真正达到了确实、充分的程度，与法院有罪判决的要求完全一样，设立辩护人制度似乎没有太多的意义，控辩式庭审方式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因而在这种诉讼模式下，要求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达到刑事证明的最高标准即定罪的证明标准，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将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等同于判决的证明标准，至少有以下弊端：一是易使控方站在审判者的角度处理案件，片面追求有罪判决率，使大量案件因证据不足作不起诉处理，造成对犯罪的放纵，导致国家控诉职能弱化甚至缺位。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实践中，我国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不仅考虑手中的证据情况，往往还站在审判者和辩护方的角度对案件进行审视，只有在有十足把握确信可能被法院判定有罪时，才提交法院审判。因此，我国公诉案件的有罪判决率是相当高的。据某检察院的统计数字显示，1999年至2003年底，该院共起诉各类刑

事案件508件，被有罪判决506件，有罪判决率高99.6%，法院无罪判决率很低(在1%以下)。而从有关资料显示，1985年到1988年间，英国刑事法院和治安法院无罪判决的案件比例分别从16.7%和12.5上升至17.6%和23.8%。[1]二是易使检察机关为确保在起诉前证据达到定罪标准，可能采取一些有违刑事诉讼法的做法，例如庭前就证据与法官沟通，或放任公安机关使用其他手段获取证据，影响了刑事诉讼的公正性。因此，将起诉证据标准拔高到与有罪判决证据标准相一致是不合法理的。

(二)过于追求客观真实

我国传统证据理论认为，案件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因而也是可以认识的，是认识论的乐观主义，认为所要查明的案件事实，就是“事实本身的真实，也即事实的真情，事实的真相”。“司法机关所确定的事实，必须与客观上实际发生的事实完全符合，确实无疑。”[3]并且认为，“从根本上看，任何案件事实，通过正确地收集、分析证据，是可以查清的。”[4]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也规定，公、检、法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强调“忠于事实真相”。认为每一案中的定案证据，都应当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而由这种证据所证明的案件真实，应当是一种绝对确定的客观事实。因此，有人提出我国现行的证明标准应以“实事求是”命名。[5]应该说，这种探求客观真实的愿望是好的，但这毕竟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的司法境界，用这种可望而不可求的理想境界来作为具体诉讼中所要达到的证明标准显然是不合适的。这种乐观主义的认识，似乎忽视了诉讼的具体条件和个案的不同情况，是对可知论的机械搬用而非辩证应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是绝对的，同时又是相对的。恩格期在《反杜林论》中明确提出：“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须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时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实现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6]可见，我们对具体案件事实的认识都是认识的“个别实现”，都是接近于案件真实的“相对真实”，而不是“绝对真实。”其次，诉讼证明作为一种回溯性的证明，它是司法人员根据法律的规定，运用合乎法律规定的证据，以推论的方式对已经发生过的具体事件加以“再现”。这种证明必然受到证明主体、证明客体、证明时空和资源以及证明程序和规则等限制，不可能在本原上再现或重复案件事实本身，最多也只能是一种接近于“客观真实”的法律意义上的“真实”。再次，诉讼的目的是正确解决事实争议和法律争议。实现这一目的，当然要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为基础，但发现事实真相并不是刑事诉讼的唯一追求。刑事诉讼不仅是实现刑罚的工具，它还有自身的目的：通过程序正义实现社会正义，“现代诉讼证明，不仅要努力查明案件事实，使办案人员主观对案件客观事实的认识尽量符合或接近客观事实真相，使证明的途径和程序符合现代司法民主和文明的理念,具有正义性、合理性、公平

4 [2]

性。”[7]笔者认为，在法治社会中，确保程序上的公正与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同样重要。追求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容易使司法人员为追求客观真实而不择手段，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比较普遍的现象即证实了这一点。

(三)注重证明标准的客观性，否认其主观性

强调证据的客观性，强调案件事实的客观方面。主张证明结论应当是排他的，唯一的。但不用“排除合理怀疑”等带有主观色彩的概念来限定和解释排他性。这种注重客观而不注重主观的态度，强调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有利于防止偏重于主观而容易导致臆测和随意性的弊端，但另一方面，走向客观主义而忽视诉讼证明的主观因素，难免造成认识的偏颇。应当看到，对案件事实的认识毕竟不是实验定里的科学实验与技术验证，而是依据一定证据所进行的主观思维过程。如我们过去在证据理论和司法实中也常说，证明结论应当具有排除其他可能的“排他性”，而进一步探讨，这种“排他”也并非绝对排除任何可能(包括似是而非的，主观臆测的可能)，实际上只是在司法人员主观上排除合理怀疑，即合理排除其他可能性。因此，“排他”之他，即为“合理怀疑”。因而从本质上看，“排他性”是一种带有主观性的要求，只是我们过去碍于客观主义的立场未作深究，未予承认而已。

(四)影响司法机关各自职能的发挥

在刑事诉讼中检、法两家要在各自履行职能基础上使案件的处理能够上下街接得当，最终达到共同查明犯罪，惩罚犯罪的目的。因此，检、法两家职能不同、任务不同，强调检察机关起诉证明标准与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应当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检察机关的公诉职能和法院审判职能的充分发挥。公诉职能中最主要的是依照证据、法律的前提下对犯罪案件提起诉讼，从而引起审判程序的开始。当检察机关及检察官在分析现有证据的基础上内心已确信被告人已犯罪且应当受到刑事处罚时，既使存在某些影响定罪量刑的不确定因素，一般也应提起公诉，通过审判程序进一步查证，由法院作出最终判决。否则，如果证据有点问题就不向法院提起公诉，就会丧失一次进一步查证的机会，使罪犯逃脱法网，就会造成打击不力，执法不严。同时，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和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相同，使大家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用审判结果作为衡量公诉工作质量的观念，这严重制约着公诉工作的发展。在新的抗辩式庭审方式下，对抗因素增大，起诉结果的不确定因素逐步增多，法院判决取决于控辩双方的证据，而非检察机关单方面提供的证据。因此，不能用最后审判的结果来反证起诉时对证据标准的掌握是否正确。

经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检察院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存在一些不合理因素，关于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的有关规定亟待改革，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与法院判决的标准相一致的规定，值得商榷。

三、对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的认识及完善其规定的构想

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比较简单，特别是公诉案件提交法庭审理所要达到的证明标准，更是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的问题。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1条、162条之规定，提起公诉与法院判决的证明标准均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规定得比较抽象、概括。其内涵是否同一，认识不一。提起公诉的标准区别于判决标准，已是目前国内多数学者及检察机关的许多同志的共识。笔者认为，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应低于定罪量刑的证明标准，且不应再以客观真实为标准。理由是：其一，从比较研究看，这种区别是各国的普遍做法。如国外以“排除合理怀疑”或建立“内心确信”为定罪标准，而起诉标准则是“合理的根据”(美国)，“有犯罪嫌疑”(日本)，“足够的嫌疑极有可能被判定有罪”(德国)，“根据充分的理由估计被告人 将来可能被确定的罪行，即可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法国)等，与定罪标准都有一定区别。其二，从检察机关的性质和功能看，检察机关应当是一个能动的积极的维护国家法律程序的机关，它应当对于具备起诉条件的一切违法犯罪者进行追诉，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法制。降低起诉证明标准，有利于检察机关职能的发挥。其三，从公诉与审判的关系看，因为控诉与辩护这种“相对制度”的存在，国家法制允许某种程度的无罪率，否则，就成了控诉决定一切。或者像日本学者所说，刑事司法成为“检察官司法”。这就意味着允许检察官对某些可能作出无罪判决的案件提起公诉，然后由法院来做最后把关。其四，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看，我国审判方式改为控辩方向法庭举证的所谓“控辩式”诉讼以后，辩护的空间扩大，辩护性证据的产生可能增加公诉后果的不确定性。鉴于这种情况，应当采取积极的起诉方针，尽量对可能起诉的案件提起公诉，因为起诉后还可以争取获得新的定罪证据。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提起公诉证明标准的规定存在过于简单且缺乏可操作性、现实性、针对性的弊端。我们应当适应司法实践的要求和诉讼理论的发展，结合司法实践和国外相关理论、做法，兼容现实标准与理想要求，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完善其规定，确立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笔者就此提出如下思路：

(一)改变目前要求达到“客观真实”的起诉证明标准，从而建立一个适当的主客观相结合的证明标准，使之具有明确性与可操作性

要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要求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犯罪事实，这是任何国家刑事起诉制度的一个基本要求。如英国指导检察官从事检控工作的准则规定，检察官在考虑是否提起诉讼时，应首先确定证据的充分性，即确保有可采纳的实质性的充分的和可靠的证据证明某一特定的人实施了法律规定的刑事犯罪，否则不应提起诉讼或继续诉讼。美国多数州的法律规定，检察官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是具有“盖然性理由”，其含义是检察官要有足够的证据，认为该嫌疑人确有可能实施 了指控的犯罪行为。[8]在法国，预审法官经审查，根据充分的理由估计被告人将来可能被确定有罪，即可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德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对于所指控的犯

罪行为已有足够的事实根据证明存在犯罪的嫌疑。对于这个标准，德国刑事诉讼法学家斯密特教授解释为：“有足够的不利被告人的证据，可以正当地要求被告人在法庭的公开审判中回答对他提出的指控。因此，检察机关是根据充分的重大嫌疑对他提起公诉的。”[9]在日本也是如此，日本要求检察官严格掌握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要求“根据确定的证据有相当大的把握可能作出有罪判决，反之不得决定起诉”。对于检察官提起公诉应具备的证据条件，日本法学界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共同的认识是：检察官起诉必须具有一定的证据，检察官在完全不具备有罪证据或证据极不充分的情况下提起公诉，是滥用职权的行为。[10] 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不能定得太低，以防止检察机关滥诉，侵犯人权;但也不能定得太高、太原则化，那又不利于追诉犯罪，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在确定这一标准时，应坚持考虑两项基本原则：一是证明标准应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理由是：提起公诉的证明活动，是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的，不仅仅是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再认识过程，更是检察官的主观判断的活动。证据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是判断案件的依据，需要有判断者检察官的主观感受。无论是英美法系的“惑然的理由”、“排除合理怀疑”，抑或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充分的理由估计”、“内心确信”，无疑都要求判断者主观上的认识。二是要从检察机关行使公诉的职能与任务出发，以交付审判为落脚点。确立证明标准的意义在于指导办案，因此，证明标准应具有可操作性以及实际价值，而不是含混的、原则的。具体而言：(1)从客观上说，并不要求检察机关掌握的证据能够达到“客观事实”的证明标准，只是要求检察机关应掌握“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案件的基本事实。所谓“足够的证据”可以从下面方面去考查：①也能够据以确认一定事实的基本证据已经收集，并且基本证据之间能相互映证，没有根本的、不能解释的、无法解决的矛盾。②收集的证据能够使案件基本事实清楚，即对定罪量刑有重要影响的事实都有相应质量与数量的证据证明。根据现有的证据，有定罪的较大可能性。(2)从主观上讲，要求根据现有证据，能够使办理案件的检察官形成相应的内心确信，有合理的理由应提起公诉。证据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是判断案件的证据，需要有判断者的主观感受。

(二)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不能太高，不要求必须达到法院判决所要求的证明程度，实行有区别、有层次的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可从三方面进行把握与适用

究竟多少证据才是“足够”，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解释，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这里所说的“足够”要低于刑事案件判决的证明标准。大家知道，英美法系刑事判决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是“内心确信”，国内许多学者认为二者不过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刑事判决证明标准的不同表述，其实质是相通的，具有同质性。从概率上讲，有些学者认为二者的准确率应该在90%以上。对此，美国法学界普遍认为，法庭对案件事实的重建不可能达到100%的准确，“排除合理怀疑”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很高的证明标准了。作为刑事判决的前一阶段，检察官决定提起公诉当然不必达到如此高的证明标准，因为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并等于肯定被告人有罪，也不会产生象

有判决那么严重的后果。为此，美国学者将不同阶段的证明标准分为七个级别：第一个级别最低，为“无意义的证明”，指没有具体事实依据的猜疑，只允许司法机关采取不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第二个级别是合理根据，指嫌疑人确实有实施犯罪的可能性，可以采取一些临时性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第三个级别是盖然性理由，或合理性理由、可能性理由，指嫌疑人具有实施犯罪实质的可能性，适用于逮捕罪犯的决定;第四个级别是优势证据，指根据已掌握的证据，嫌疑人实施犯罪的可能性大于没有实施犯罪的可能性，适用于交付预审等决定;第五个级别是表见证据或表面证据，指根据公诉方的有罪证据，可以排除合理怀疑，证明嫌疑人有罪，是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第六个级别是排除合理怀疑，是刑事诉讼中证明有罪需达到的标准;第七个级别是最高，是绝对有罪的证明，一般学者认为，这种标准很难达到，也没有必要。[11]实践中，美国司法界也基本是这样做的。英国对起诉的证据要求也低于判决，相对于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起诉时的一般要求只具有“或然的理由”。英国总检察长1983年发布的《刑事起诉准则》指出：“不能只看是否存在足以构成刑事案件的证据还必须考虑是否会合理导致有罪判决的结果，或考虑在一个依法从事的无偏见的陪审团审判时，有罪判决比无罪开释是否具有更大的可能性。”有人将其称为“百分之五十一规则”。日本法学界也认为，检察官起诉时所依据的证据不一定要达到法院有罪判决所要求的证明程度。日本检察实务中，将有犯罪嫌疑作为起诉的条件。解释何为“犯罪嫌疑”时称，“被嫌事实，有相当大的可能做出有罪判决时，才可以认为是犯罪嫌疑”。

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应是在何种程度呢?我们知道，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诉机关，其职责就是代表国家追诉犯罪、指控犯罪，它作为控方，与辩、审两方共同构成了现代刑事诉讼的大三角格局。从追诉犯罪的职责出发，一般来说，只要有证据证明嫌疑人有犯罪嫌疑，检察机关就可以提起公诉。但是，刑事诉讼毕竟不同于一般的民事诉讼，它关系到当事人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权。尤其是在公诉案件中，举证责任原则上由检察机关承担，检察机关不但要运用证据说服法官接受自己的控诉主张，而且还要有证据或合理的理由驳倒对方的合理辩解，使法官对自己的控诉主张形成内心确信，否则就要承担因证明不力而败诉的风险。而被告人和辩护方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外，不承担举证责任，他只要反驳和辩解控方的主张不成立就可以了，不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因此，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又不能定得过低。

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不宜定得过低，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缺少类似于英美等国家“陪审团”或“预审法官”这样的“案件过滤环节”。在英美法系，检察官享有的只是请求审判的权力，案件是否交付审判，则由“陪审团或”“预审法官”决定，即除非“陪审团”或“预审法官”相信起诉有充分的根据，否则，案件将不会交付审判。在我国，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对于提起公诉的案件，只符合“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人民法院即应决定开庭审判。如果起诉证明标准定得过低，会有不少弊端：一方面会使移送法院的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容易造成讼累，加大诉讼成本;

另一方面会导致错误起诉率上升，使一些无罪的人被错误起诉，会给嫌疑人造成精神上的伤害，侵犯其合法权益。同时，如果错误起诉率上升，也会有损耗司法行为的严肃性，影响国家法律的权威。

因此，检察官在做出起诉决定时，在案件证据上必须达到这样的程序：虽说不一定确保得到一个有罪判决，但是，检察官在将一起刑事案件送交法庭审判的时候，起码应该有信心赢得这场诉讼，或者说他应该相信法庭做出有罪判法的可能性大于无罪判决的可能性，否则他就不应该提起公诉。在达到这种确信程度，检察官就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的控诉主张。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可确定为：检察官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被告实施了犯罪。

结合办案实践，对这一标准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把握和理解：

1、在客观上，首先是所指控的犯罪的各个构成要件事实均有证据证明;其次，据以定罪的证据一般能有相应证据予以印证即不是“孤证”，或者该证据虽然没有相应证据予以印证，但依据常理或者惯例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如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年龄问题，如果被告人和有关方面没有提出异议且无明显体征差异，以户口簿的记载为准，即可排除合理怀疑，但这并没有绝对排除户口簿的登记错误或被人为改动的可能性;第三，据以定罪的各证据间及其内部不存在根本的不能解释或难以解释的矛盾，即它们的证明方向和证明结果基本上是同一的——指控被告人有罪。这就是说，在证据体系中，可以允许证据间存在矛盾，只要是检察官认为属于非实质性矛盾或可以得到合理解释即可;第四，对被告人的辩解有证据或合理理由予以反驳。

2、在主观上，即从内心确信角度，检察人员在现有证据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经验、理智和常理以及办案的整个过程，通过对案件证据的亲身感受，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真诚的”相信犯罪嫌疑人实施了被指控的犯罪。如果检察官自己对案件尚有疑虑，就不能提起公诉。这与美国提起公的证明标准——表见证据基本上是一致的。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排除合理怀疑”，是检察官根据手中已掌握的有罪证据所作出的判断，不同于法官在经过法庭抗辩后所作出的“排险合理怀疑”，因此，它与英美国家定罪的证明标准是不同的。

3、从对诉讼结果预测角度，根据现有的证据，被告人很有可能被判有罪。由于起诉后是否定罪判刑的不确定因素很大，检察官在起诉时应当充分考虑辩护证据对事实认定的影响，考虑审判过程中案情可能性的大小。一般情况下，只要考虑了这些因素，特别是考虑到手中的证据经过辩方“攻击”后，仍有较大的定罪可能性，就可提起公诉。

从盖然性的角度来讲，“有足够的的证据”的证明标准其实就是一种“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所谓“高度盖然性，”是指证据能保证控方单方立论成立。[12]为什么控方单方立论成立仍属于“盖然性”呢?这是因为在刑事诉讼中，法庭才是最终发现法律真实的场所，证据只有经过庭审质证、对抗的检验，才能被采信，才能说是确实充分的。在检察机关单方立论成立的情况下，虽然各构成要件事实已有证据证明、对现存的无罪辩解已有证据反驳，但证据能否被采信、证据是否充分、反驳能否推翻辩护意见等问题，

还未解决。因此，这时的证据还不可能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而只能得出盖然性的结论。但同时，由于这种盖然性是高度的，它存在着向确定性转化的可能。如果证据在法庭上经受住质证的考验，抵御住对方的“攻击”而为法庭采信，它就会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转化为确定性或真实性。应该说，这一标准也是不低的，而且是必要的。

(三)要完善证明标准的规定,应树立疑难的重罪案件交由法院裁判的观念 一般而言，检察官认为有足够的证据或证据达到“高度盖然性”时，就应将案件提起公诉。但还必须考虑到一种特殊情况，这就是重罪案件，特别是侵犯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人身权利的重罪案件。笔者认为，对这类案件的处理，可借鉴美国的做法，即降低这些案件的起诉证明标准，规定只要检察官认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被告人应当接受 法庭审判，证据达到优势证据的标准，就可以提起公诉。这主要是由于这类案件社会危害大，社会反响强烈，如果由检察官作不起诉处理，会严重损害法律的公正性。同时，降低对它们的起诉标准，也可以加强对严重暴力犯罪的打击力度。此外，为加强对暴力犯罪的打击，减轻检察官的起诉负担和成本，美国法律还强调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的起诉。美国法律家协会制定的《刑事检控准则》第9条规定：“对于那些严重威胁社会公众的案件，好使检察官所有的司法管辖区的陪审团往往对被控犯有这类罪行的人宣靠无罪，检察官也不得因此而不予起诉”。一些州还对不同性质的犯罪采用双重起诉证明标准。如在华盛顿等州，对于侵犯人身权的暴力犯罪，法律要求的起诉证明标准比较低，公诉方只要有足够的证据让法庭相信被告人应该接受审判，就可以提起公诉;而对于侵犯财产权利等其他犯罪，法律要求起诉人证明标准则比较高，公诉方必须有足够的证据使有罪判决成为可能时才能提起公诉。

为此，就要求检察人员必须树立起将疑难的重罪案件交由法院裁决的观念，要敢于承担败诉的风险。根据诉讼职责划分，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准确有力地指控犯罪，对案件的裁决则是法院的事，法院才是案件的最终裁判者。再者，从维护程序公正的角度，也应该将一些疑难的案件交付法院审判。因为案件在提起公诉前，基本上处于控方控制下的封闭状态，缺少中立方的介入和辩方的抗辩，控方即使实际处理得很公正，外界也会认为不公正，因为程序需要公开性。因此，检察机关在办理这些案件时，只要认为被告人确已实施了犯罪且应当受刑事处罚，即使在某些环节上存在影响定罪的不确定因素，原则上也应提起公诉，是否构成犯罪，应由法院来裁决。如果法院认为证据不足以证明指控的犯罪事实，可根据刑诉法第162条第3项的规定，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四)要完善证明标准的规定，需改变检察机关的工作评价标准

如何看待公诉机关起诉后被法院判无罪的所谓“错案”?在司法实践中，有很多是将法院作出的有罪与否的判决作为公诉机关提起公诉正确与否的衡量标准。根据本文的上述观点，这种衡量标准是不妥当的。在提起公诉阶段，常常存在某些影响定罪的不确

定因素，但是公诉机关在充分收集证据、准确估量控诉行为的法律效果的基础上，仍应当作出起诉决定。即使法院最终否决了有罪指控，也不能将检察机关的决定定性为“错误”，因为犯罪事实并不总是确定不移、易于把握的，而且审判的结果并不一定是衡量起诉质量的标准。判决结果受侦查取证的影响、受审判中举证和调查的影响，取决于双方的证据而非检察机关单方面提供的证据，而且由于辩方的示证与质证，使得法院据以判决的证据范围扩大，影响判决的因素大大增加，有一些是检察机关难以预料和把握的，在这种情况下仅因判决结果与公诉意见相反就苛责检察机关，将其正当的犯罪控诉行为定性为“错误”是不大妥当的。

国外的做法是，只要按照法律程序公正地处理案件，就不应追究办案人员的办案责任。笔者认为，这是有道理的，因此，我国错诉的界定应以徇私舞弊、枉法裁判、故意违反诉讼程序等故意行为和执行程序法的过程中因玩忽职守导致的错诉为限，那些因对法律的理解、证据的认识和取舍不同而导致的败诉不能认定为错诉。特别是不能将法院的无罪判决作为认定错诉和考核起诉质量高低的依据，这种以下一诉讼阶段的处理结果作为评价上一诉讼阶段工作优劣的做法是荒谬的，它违反了诉讼规律，必须予以纠正。

(五)大胆行使公诉权，维护法律尊严

在我国，检察机关是唯一行使公诉职权的机关。检察机关能够有效地保证国家追诉犯罪的主动权，以更好地维护国家的利益，保护受害人的正当利益，依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实现真正的法治。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公诉权，正是要求其积极的发挥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作用，过分的抑制公诉权的发挥，使其瞻前顾后，使一部分犯罪分子逃避了刑事责任的追究，客观上不利于人民利益和社会秩序的保护。因此在确认起诉与判决的标准有区别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应采取积极起诉的方针，对一切需要起诉、能够起诉的案件提起公诉，当案件证据中有某些弱点，是否起诉可能会有争议时，也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提起公诉，大胆行使公诉权，维护法律尊严。

综上，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两家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合作、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确保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在刑事诉讼中检、法两家要在各自履行职能基础上使案件的处理能够上下衔接得当，最终，达到共同查明犯罪、惩罚犯罪的目的，因此，检、法两家职能不同、任务不同，对证据要求也不同。法院的判决是对案件、被告人的最后定性，其证据要求应当是最高层次的，而检察机关只是代表国家对被告人提起公诉的法律监督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据要求是基于公诉时所获取的证据材料，是一种阶段性的要求，其作用是引起审判程序的开始以及控诉犯罪，它与判决时总结全案提出的证据要求是有区别的。要确立与完善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一定要关注刑事诉讼的目的，即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和保护人民，我们看到过高的标准往往束缚检察机关的手脚，影响其发挥追诉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责。因此，在确定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时，应当做到宽严适度，全面兼顾刑事诉讼的目的。

参 考 文 献

[1] 江礼华等主编，《外国刑事诉讼制度探微》，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 [2] 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3] 巫宇苏主编，《证据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页。

[4] 张子培主编，《刑事诉讼法教程》，群众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192页。 [5] 龙示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法学研究》1996第6期，第119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7页。

[7] 卡建林：《略论我国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人民检察》，2000年第11期，第50页。 [8] 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页。 [9] 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59页。 [10] 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11] 陈卫东译，《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12] 樊崇义著，《刑事证据法原理与适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1年版，第14页。

第五篇：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诉中监督探析

漯河市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处

燕红

李林

民事诉讼的检察监督在广义上包括三种形态：诉前监督、诉中监督和诉后监督。这是从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实施法律监督的时间纬度和程序阶段上着眼所进行的划分。但这三种监督类型所奠基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并不相同，尤其是诉前监督与诉中监督、诉后监督有很重要的区别;诉中监督和诉后监督在法理基础和功能追逐上大体一致。诉前监督是指检察机关以原告人的身份提起民事诉讼;诉中监督是指在民事诉讼开始后、结束前，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参与到民事诉讼过程之中，对其合法性、公正性等实施监督;诉后监督就是通常所说的检察机关对生效裁判的抗诉再审监督。本文将对诉中监督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作一些分析。

一、诉中监督的基本特征

据前述定义，可以将诉中监督的主要特征解析如下：

(一)时间上的过程性。诉中监督非常鲜明地凸显出了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监督的时间阶段性，此种监督既不是发生在诉讼开始前，也不是存续于诉讼结束之后，而是发生在诉讼正在进行之中。这种时间上的过程性特征是诉中监督区别于诉前监督和诉后监督的重要标志，一定意义上也可以将诉中监督看作是连接诉前监督和诉后监督的桥梁;正是诉前监督、诉中监督和诉后监督构成了检察监督的全部内容。广义上的诉中监督包括三种形态：一是诉前监督的继续延伸，二是单纯的诉中监督，三是诉中监督向诉后监督的演化;狭义上的诉

1 中监督仅指上述第二种情形，也就是单纯的诉中监督，这种诉中监督既非渊源于诉前监督，也不延伸于诉后监督。然而实践中的检察监督往往表现为广义的监督。

(二)内容上的程序性。由于诉中监督存在于诉讼尚未结束前，因而不可能针对法院的生效裁判而实施监督，监督的内容只能是不涉及实体正义与否，仅限制于程序公正与否。如：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实行了公开原则、回避制度等等实施监督，而对法院的裁判是否错误，在诉讼监督阶段，尚不能纳于监督视野。但这里所言的监督内容上的程序性，仅仅是说诉中监督不涉及对生效裁判的结果评价，而并非在诉中监督中就绝对不能涉及诉讼解决的实体问题。比如说：对法院就证据的判断采纳，检察机关就可以实施监督，提出相关的评论意见，甚至检察建议，这个监督的内容便是实体性的，而非纯然属于程序监督。事实上，诉中监督的程序性往往与实体性密切地关联在一起，有时难以截然界分。

(3)方式上的建议性。诉中监督发生在诉讼的过程中，此时法院尚未就案件的实体事项形成肯定性的判断，法院的审判独立性需要获得保证。检察机关的过程介入，虽有必要，但是必须保持必要的限度，这个限度就是检察监督的方式不能影响审判的独立性，更不能以一种方案取代法院的审判方案，也不能对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构成某种压服。因此，检察机关的诉中监督，在方式上应定位于建议性，检察机关如果认为法院的审判活动有不妥当的地方，或者有违法之处，也只能以检察建议的形式提出，该项建议也非具有强制性，法院可以

2 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强调检察机关诉中监督的方式建议性，是妥善处理检法两家诉讼关系的重要选择。检察监督始终要恪守一项基本原则即：不能影响审判的独立性，审判独立这项由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只能由于检察监督的介入而获得强化，而不是相反。

(4)目标上的公益性。检察监督对民事诉讼的全部介入，无论是诉前介入、诉中介入抑或诉后介入，其目标均是为了保障公益的实现。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诉中介入，特别需要强调它的地位超脱性，检察员既不是当事人的代言人或代理人，甚至也不单纯就是公益代表者，它是诉讼中的第四方主体，也就是他有别于原告、被告、法院，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它之所以介入民事诉讼，乃是为了实现多方面的功能，其功能的具体化表现乃是根据需要和情景而有变化的。它在帮助弱势当事人进行诉讼时，其外观上类似于代理人，但实质上有别于代理人;在该当事人实施有违诉讼法规则的行为乃至扰乱诉讼秩序时，它又会向法院提出制止该行为乃至处置该当事人的诉讼建议。可见，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诉中介入，其地位始终是超脱的、独立的、不带偏见的，同时也是动态的、辨证的、变化的。

二、事后监督方式存在的弊端

一直以来，我国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案件监督的主要形式是对已生效的法院裁判提起抗诉，这种事后监督方式不能全面有效地体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者地位，同时其自身也存在一定弊病。

首先，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确立了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监督职能应是指对法律实施的全面监督，不仅包括对刑事

3 法律实施的全面监督，也包括对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实施的全面监督。在民事行政案件中具体体现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过程和行政审判过程实行法律监督，纠正错误的裁判，保证审判活动公正、合法，维护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包括：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依法对已生效的错误判决、裁定提出抗诉;发现或查处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审判人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犯罪行为;对审判及诉讼过程中存在的其他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及建议等。抗诉只能是民事行政案件检察监督的一部分，而不会是全部。事实上，随着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日趋深入，仅仅依靠抗诉，难以有效遏止民事行政案件审判中的司法不公。应当将民行抗诉与再审建议、出席法庭等监督形式结合起来，对民事行政案件审判实施监督;运用自行侦查、检察建议，对民事行政案件审判、执行中是否有违法犯罪行为实施监督;通过向党委、人大报告、法律解释，等等，来加强民事行政案件法律监督工作。而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行政案件的审判活动正是扩大检察监督的一个方向。

其次，对生效裁判提起抗诉属于事后监督，这种监督方式难以及时发现和纠正审判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违法行为的特点是即时性与迅捷性，且审判活动是在较为紧张的氛围中进行的，从而导致了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容易被忽略，给以后的证据收集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这种被动的监督方式使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不能落到实处，也损害了司法的权威与公信。同时，抗诉意味着法院的审判质量存在一定问题，在当前实行错案责任追究制的情况下，法

4 院可能会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检察机关的抗诉工作，如一些法院再审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存在“三不改”原则，即能够不改的尽量不改;可改可不改的一定不改;必须要改的，则采取庭下和解庭上维持的做法，规避原判的改变。此外，法院在审理程序、审理标准、结案方式、审判业务管理机制等方面设置各种措施，也给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再审改判增加了难度。

由于上述弊端的存在，彰显出诉中监督的必要。

三、完善诉中监督的方法措施

(一)明确检察机关与当事人及法院之间的关系。诉讼法律关系是发生在诉讼过程中，存在于诉讼参加者之间的诉讼权利与诉讼义务关系。一般认为诉讼法律关系是法院与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以及诉讼参与人相互之间在诉讼中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占诉讼法律关系的核心地位，其他法律关系围绕这一法律关系产生、发展并与这一法律关系共同构成统一的诉讼法律关系。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不仅包括人民法院、诉讼参加人、其他诉讼参与人，也包括人民检察院，检察机关是基于检察监督权参与诉讼活动，并服务于其监督职能。检察机关介入民行诉讼并不会打破原有的诉讼结构，检察机关既不是一方当事人，也不是当事人的代理人，而是法律监督者，承担着自己独特的诉讼职能。检察官并不参与具体的审判工作，法庭上行使审判权的主体依然是法官，检察官的主要任务是对审判机关的裁判是否正确以及审判人员是否存在诉讼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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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确检察机关的权利与义务。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行政诉讼，必须享有一定权能，才能将相关的监督落到实处。借鉴公诉人在庭审中享有的职权范围，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监督权应包括以下权能：

(1)知悉权。即检察机关有了解和掌握审判机关审判过程及所有与此相关信息的权力。知悉权是检察监督权中的一项最基本的权能，是开展检察监督的基础。

(2)调阅案卷权。在民事行政案件的诉讼过程中，相关的案卷材料都掌握在法院手中，检察机关必须能够及时从法院调阅(包括复制、摘录)相关案卷，才能了解案情，为监督做好准备工作。

(3)发表意见权。检察机关作为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应享有就有关案件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的权利。该权利主要是针对法官在审案中的违法渎职行为，检察机关不应过多地就具体的案件审理发表意见，以免干预法官独立审案。

(4)调查取证权。该权利是检察监督权中一项至关重要的权能，使检察监督权能够发挥实质性的作用，检察机关针对审判机关是否遵守法定程序，是否正确认定事实以及适用法律进行相关调查取证。

(5)采取强制措施权。检察机关应有权对妨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行为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该权能是检察监督的保障。

检察机关在实施监督时也必须承担相应义务，具体来说就是依法监督和合理监督。依法监督就是检察机关必须遵循法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监督，合理监督则要求检察机关必须把握监督的尺度，不得借行

6 使监督而干涉法院的审判独立，始终把自己放在监督者的地位，而不能越俎代庖充当审判者。

(三)改进诉中检察监督的方式。检察监督在审慎运用抗诉权的同时，必须向纵深拓展，结合检察建议、纠正违法、立案追查等方式构建诉中检察监督制度。

检察建议是实践中产生的一种监督方式，针对法院在民事行政案件审判中的轻微违法行为提出的监督建议。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检察建议书的方式，向法院提出完善制度和规范运作的建议。

纠正违法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重要监督方式，通过纠正违法通知书的形式，纠正审判机关的严重违法行为。民事行政诉讼也可以运用这种监督方式来纠正违法。当审判人员涉及违法犯罪时，就必须通过立案追查这种最严厉的监督方式予以追究，使审判监督具有权威性和强制力。

四、完善诉中监督的意义

(一)诉中监督是全面落实检察监督宪法原则和诉讼原则的需要。检察机关是宪法所确立的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同时三大诉讼法(民事、行政、刑事)也都将检察监督确立为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据此，检察院有权对诉讼审判活动的过程实施监督，而不仅仅是对审判的结果实施监督。但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检察监督这项宪法性的基本原则在内容上被压缩为抗诉再审，这显然是立法资源的闲置或浪费，应予改变。改变的—个重要方面，就是细化检察监督的具体方式，使各种检察监督的具体方式形成—个有机统—的体系或系统，而克服

7 其中的盲点，从而使检察监督原则摆脱抽象的原则性倡导局面，而不断地制度化、实效化，由此彰显检察监督原则的制度性功能。

(二)诉中监督是为了保障审判独立和审判公正的需要。有一种观点总是担心检察机关的诉中监督会影响甚或损伤审判的独立性，其实诉中监督是有助于审判独立性的保障的。法院在感到无力排解影响审判独立性的外在因素之时，最为可靠的救援力量便应是检察监督，检察监督所指向的矛头，不仅仅是法院的审判公正，同时也指向其他的执法机关，如行政机关等等，在这些机关违反宪法以及诉讼法关于审判独立原则的规定之时，检察机关也有监督之职责。检察机关对审判公正的保障，最终也有助于审判独立原则的充分实现。审判公正是实现审判独立的事实前提，而审判独立是实现审判公正的逻辑前提。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诉中介人，对审判公正度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有监督总的来说比没有监督更能够实现审判的公正性。

(三)诉中监督有助于确保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实质性平等，并有力地制止当事人滥用诉权或诉讼权利的现象。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包含了直接监督和间接监督两个方面:直接的监督乃是直接面向法院的审判活动，比如法院的审判该公开不公开，对此检察院可以提出监督意见;间接的监督乃是对当事人诉权行为的一种监督形式，比如对当事人滥用诉权的行为，法院该采取措施制止或惩戒而未能或拒绝采取相关的措施，从而导致了当事人诉讼地位在实质上失去了平衡，或者侵害了对方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和实体利益，或者扰乱了诉讼的公序良俗，此时检察院就可以对法院怠于作为的消极审判活动实施

8 监督，提出监督意见。尤其是，如果侵害、损伤当事人诉权或诉讼权利的因素来自于法院本身，则检察院的此种监督更有必要。因此，检察院参与民事诉讼，对当事人的诉权行为既可以起到监督作用，也可以起到保障作用。

(四)诉中监督有助于保障国家利益、社会公益和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可以更好地引导诉讼程序向着符合国家司法政策的目标运行。在现代民事诉讼的格局中，行使审判权的人民法院日趋中立化，并且消极裁断的司法理念也日益深人审判者的人心，所谓不告不理原则、诉权制衡审判权的原理、不得超出诉讼请求范围实施裁判的原理、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原理、程序主体权受充分保障的原理等等，一系列制约、制衡法院中立而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制度、原则和程序不断生成，—些原本由法院肩负的国家监督和干预职能，就无可避免地会留下种种的空白点，而这些职能是必须要由某个特定主体肩负起来的，由检察院发挥相应的作用，既是理之所归，又是势所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