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监视法律论文

2022-04-18

摘要:国家管辖海域内的海洋权益需要国家实施海洋管理行为予以维护。目前,我国在南海权益立法、南海区域海洋管理体制及南海区域海上监视执法等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对南海区域海洋管理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强化南海区域海洋管理应该从完善海洋权益法律制度、健全海洋管理体制、整合海上监视执法队伍、贯彻落实南海区域发展战略等方面寻找应对之策。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行政执法监视法律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行政执法监视法律论文 篇1:

网络音乐著作权保护的实证分析

摘要:网络音乐作品已成为中国网民的一个重要网络浏览对象,人们可以方便地收听到自己喜欢的音乐,并且自由的下载。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2011年中国网络音乐市场年度报告(摘要)》显示,我国已成为全球互联网用户和移动通信用户规模最大的国家,在此推动下,我国互联网音乐行业在整体市场调整中获得平稳发展。然而报告同样指出了网络音乐市场的侵权和盗版顽劣现象。我国的网络音乐作品保护的法律体系落后于网络音乐作品的发展,对音乐作品的保护和救济仅停留在理论阶段,而在实践中缺乏一套完整体系的保护機制。文章针对网路音乐著作权保护的不足,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司法与行政结合的保护方式,构建合理完善的网络音乐作品保护体系。

关键词:网络音乐作品;网络音乐作品著作权;行政保护;司法保护

一、网络音乐作品现状

2006年,中华网因未经歌曲著作权方许可,擅自向客户提供周杰伦18首歌曲铃声服务,而被数码版权管理公司诉至法庭,该案件于同年6月由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判令中华网的侵权事实,并给予权利人5万元赔偿。该案件是国内首例因网络音乐侵犯著作权而侵权方被判处败诉的案例。 2014年8月,多家唱片公司和音乐著作权人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投诉称网易公司旗下网易云音乐平台播放的音乐作品侵犯其著作权,并且期间多次向网易公司发函通知要求网易公司将侵权作品下线,但始终没有得到网易公司的任何回应。之后,广州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根据多方受害人的投诉和指控,对“网易云音乐”进行检查,发现了一千余部涉嫌侵犯著作权的音乐作品,最终决定对网易公司展开调查。之后该案件火速升温,权利人向法院起诉,武汉中级人民法院向网易公司发出诉前禁令,要求其停止涉嫌歌曲的传播。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行政总队通过对网易公司的调查以及召开行政处罚听证会等方式,最终确认了网易公司旗下的网易云音乐的侵权事实,并且对网易公司做出行政处罚。

从中华网侵犯周杰伦著作歌曲著作权案到如今网易公司千余歌曲侵权案,近些年来,随着网络市场的发展以及网络音乐平台数量的增加,网络音乐侵权事件也在不断增加。保护网络音乐作品以及维护网络音乐市场迫在眉睫。

二、加强网络音乐保护的重要性

音乐作品的网络传播简化了音乐传播形式,使得大众更便利的获得音乐作品,并且对于权利人而言,大大减少了音乐传播成本同时也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是数字音乐作品的无形化也降低了网络音乐传播中盗版数字音乐作品的生产和交易成本,增强了网络音乐盗版者的侵权能力。而且大量涌现的搜索引擎网站,虽然不提供盗版音乐作品,但其所提供的服务,却大大地便利了盗版网络音乐作品的传播。百度数据表明,网民至少有500万歌曲资源可从网络中免费获取,而根据CNNIC的数据显示,2017年年底中国内地上网用户总数为9400万,其中使用宽带上网人数达4280万,如果按照正东的计算方式(即每首歌曲下载一次8元),那么音乐网络传播给唱片公司带来巨额经济损失。音乐作品的网络传播因为传播快捷的特征带来了更高的收益,但同时因为侵权行为的泛滥而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为了保护网络音乐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和音乐传播的正常运营,以及整个产业的发展,完善对网络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三、网络音乐作品营运模式和侵权特征

要做好对网络音乐作品的保护,首先应当了解音乐作品在网络平台上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侵权的体现。现如今,根据大众的喜好和电子设备的发展,音乐的传播载体由原来的的mp3和P2P转变成如今各种各样便捷的音乐APP和音乐服务网站,而大众在智能手机上通过互联网下载该音乐APP,便在APP内搜索并下载千万首歌曲,亦可从音乐服务网站直接下载和收听音乐。不难得出,在这样的网络音乐营运模式下,网络服务提供商和音乐作品提供商有共同的利益索求对象——大众。大众通过APP和网站下载、收听音乐并支付报酬,两大商行在该报酬中分取利益。而一个更可怕事实便是,网络服务提供商无需知道音乐作品的传播是否得到权利人的许可以及该传播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只要音乐作品提供方推广的APP和建立的网站能给自己带来经济利益,便会为音乐作品提供方提供畅通无阻的网络传播途径。

音乐作品下载人和使用人支付报酬,网络服务提供商和音乐作品提供商获得报酬,在如此的利益链条中音乐作品著作权人的权利被置之度外,而由于APP存在于个人手机,对于音乐的下载和收听相对比较隐蔽,当权利人发现作品被侵权时,已经无形之中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

四、网络音乐作品的保护措施及其缺陷

网络音乐保护最主要的方式是行政执法,行政执法是一种国家干预、强权介入的手段,其打击效果明显,是目前我国主要的网络音乐侵权保护的方式。

2014年08月,岳阳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人员根据群众举报,对岳阳市某网络会所机房服务器进行了检查。版权执法大队负责对某某网络会所涉嫌未经授权非法传播音乐作品行为进行调查。根据文化市场执法大队后期询问、调查取证,最终确认了该会所的侵权事实。执法机关决定处罚该会所停止侵权行为,并处罚款人民币10000元整。根据2013年国务院新修订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国家版权局将从五个方面加强网络音乐版权保护。一是严厉打击各类网络音乐侵权盗版行为;二是加强对网络音乐服务商的版权重点监管;三是支持网络音乐服务商加强版权自律;四是促进音乐作品的广泛授权和有序传播;五是推动网络音乐相关利益方开展版权合作。

网络侵权运作形式灵活,甚至在侵权手段内包含现代先进的技术,执法存在一定的困难。行政执法虽然具有强制性,但是面对新兴科技问题时,行政执法力量在网络上能起的作用是非常小的,不足以对著作权人的权益实施法律保护,因此行政执法对网络音乐作品的保护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由于行政执法的属性所在,导致侵权行为无法严厉遏制的同时,受害人的损失无法得到补偿。行政执法的目的是处罚,不是按照侵权法律法规的规定弥补受害人的损失,而且行政处罚力度远远不够,侵权人所付出的的侵权成本低,无法严厉打击侵权行为。根据国务院2013年最新修订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十九条规定:“…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没收主要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或者部件;情节严重的,可处非法经营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可以看得出,行政处罚的依据是违法所得再额外根据恶意的程度而增加罚金,然而在现实情况中,比起该法条的规定,网络音乐未经允许而非法供他人下载收听所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法规规定的处罚数额。

2. 行政执法队伍现代新兴技术的缺乏,导致发现、查处、以及提取证据存在难度。网络是21世纪快速发展起来新兴技术,其具有的显著特征包括无形性,快捷性,便利性。侵权人侵权手法也会极其隐蔽,直接导致执法存在极大的困难。在英特网络的运作中,网络服务终端机、网络服务提供点,网络服务使用点,都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一个侵权事件发生的开始便存在确定侵权地点和侵权人的困难。除此以外,侵权人还会利用高端网络技术掩盖与其侵权行为有直接联系的敏感网页,甚至一旦发现被执法人员监视,便立刻关闭服务点,网络信息线索断裂,最终导致执法人员无法发现。一般情況下,执法大队会根据举报群众提供的地点找到侵权发生地,但是,毕竟享受免费或者相对较便宜的音乐作品的对象是大众群体,人们会为了贪图小便宜而更倾向通过网络免费获得或者低价获得音乐作品。因为利益的驱使,群体大众大多数遇到这种免费音乐的下载和收听不会选择举报而选择享受他人带给自己的利益。

3. 由于行政执法方式有限,无法有效查处网络音乐公司大型侵权案件的法律规避手段。文章开头便描述了网易公司千余首歌曲侵权案,该案件的最终结果是网易公司受到市场文化行政执法机关的处罚,但是,在案件的调查过程中,以及在召开的行政处罚听证会上,网易公司采取各种手段以规避责任,其中最具有典型性的便是空壳公司的设立。广州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对“网易云音乐”进行执法检查,网易公司辩称“网易云音乐”网站域名属于杭州网易雷火科技有限公司,不承认“网易云音乐”业务是其经营。而行政执法大队经过核查发现网易云音乐在被举报之后变更为杭州网易名下,而后因为案件涉案音乐总数庞大、涉及面较广、影响较大,在后来的行政处罚听证会会上,网易公司的“空壳公司”主张未得到支持。

面对以上情形,行政手段无法解决,只有依靠案件对社会的影响和外部舆论来解决,这体现了行政执法本身的不足和缺陷。行政执法人员即使发现了侵权人不法规避手段,却执法不能,这是行政执法制度不完善所留下的执法空白,因此依靠单一的行政执法手段并不能全面地保护受害人,从而司法的必要性便显现出来。

五、完善音乐作品保护的双轨制模式

1. 加强对网络音乐作品的司法保护。随着英特网络的发展和进步,网络音乐侵权变得越加的快速和普遍,因此除了应当加强对应于作品的行政立法保护外,还应当将网络音乐作品归入著作权法,并在司法实践中予以重点保护。通过司法保护机制,权利人可以进行对侵权人要求索赔、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不利影响等一系列的民事、行政乃至刑事的维权行动。换言之,权利人可以直接运用著作权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司法审判没有行政手段的强制性,而且更注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增加并加强网络音乐侵权案件的司法保护,可以促进当事人的协调和和解。近期传出,腾讯公司旗下qq音乐与网易公司旗下网易云音乐共同宣布双方达成音乐版权合作。这是继国家版权局今年出台《关于责令网络音乐服务商停止未经授权传播音乐作品的通知》后,国内音乐平台达成版权合作的首个案例。网络音乐的不断发展、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使得法的强制性逐步退出,当事人的自由合作才能获得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共赢。除此以外,比起行政手段的强制性和保密性,司法审判程序透明,判决公正,在民商事案件中,更具有说服力。因此,网络音乐作品不能离开司法保护,如果说行政保护是网络音乐作品传播中的矛,司法保护则是网络作品传播中的盾。

2. 将通过行政检查搜集的侵权证据作为司法审判中的呈堂公证。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经过行政机关公正过的文书和证据,可以直接作为司法审判的证据。笔者认为,在网络音乐侵权案件中,由于行政机关网络音乐保护的职能,通过对侵权主体的强制检查得到的证据相对较全面和完整,可以直接反应案件的事实,因此应当将行政检查搜集的证据作为司法审判的直接证据。由于网络信息流动快速,且网络信息传播具有无形性,而网络作品的行政保护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没有司法审判过程中的繁杂程序,保全现场证据及时迅速,便于为后期的司法审判提供直接的现场证据。网络传播跨越的地区范围广泛,除了跨越在地区之间外,还可能跨越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而法院需要跨越不同地区进行取证,由于行政区划和地域管辖的限制,法院在跨界取证时除了存技术的限制,还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行政机关在自身职能范围内,分管着不同的地区,各个地区行政区划、各个行政部门各司其职。行政检查具有强制性,如果行政机关的强制手段和司法的权利人保护机制相结合,将大大提高网络音乐作品的保护力度。因此,为了提高法院审判工作的效益,应当将通过行政手段获得的网络音乐作品侵权证据直接用于司法审判之中。以此作为直接证据,不仅减轻了法院的取证负担,而且促进了审判工作的继续进行,最终实现权利人的利益诉求。由于司法审判过程漫长,程序繁杂,所以,在取证过程中应当依靠于行政手段,以保全证据的完善和全面。

3. 惩罚与赔偿并行。行政机关是国家机构的基本组成部分,代表国家依法行使政权,管理和组织国家事务。行政机关作为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和社会发展的引导者,以统筹规划与各部门各司其职相结合的方式维护着社会和国家的和谐稳定。与司法机关不同,行政机关统筹一个行政区划的一切事务,而网络音乐侵权案件的个案中,行政机关注重对侵权人的惩罚,以示警戒。在网络音乐侵权案件中,行政机关重点对侵权人的侵权手段和造成的后果进行检查,确定侵权人的侵权所得数额,并且根据侵权人的恶意程度,确定侵权人的罚款数额。如前文所述,仅对侵权人进行惩罚性处罚,并不能弥补受害人的损失,也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除此以外,如果处罚力度不够,不能完全打击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反而造成侵权事件一再增加的后果。司法机关主要是指国家的审判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司法机关的主要职能是对人们在民事、商事、刑事等案件中的纠纷进行公正审判,而在案件的审判过程中担当天枰,区分对错,保护受害人,惩处恶人。在网络侵权案件中,当事人可以协调和解,达成和解协议,实现双方共赢。如果和解不成,受害人可以向侵权人请求损害赔偿,最终实现缺失利益的填补,从而使得受害人合法权益在真正意义上得到保护。行政保护注重对侵权人的惩罚,而司法保护注重对被害人的保护,因此,笔者认为,行政与司法相结合的双规制保护模式将更有利于对权利人的保护和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

六、结语

2016年7月8日,国家版权局发布《关于责令网络音乐服务商停止未经授权传播音乐作品的通知》,责令各网络音乐服务商停止未经授权传播音乐作品,并于2015年7月31日前将未经授权传播的音乐作品全部下线。如今网络信息被广泛使用,而人们法律意识的薄弱,网络音乐侵权事件不断增加,我国正在逐步加强对网络秩序的整顿。网络音乐作品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不断增加,其保护也越加得到大家的重视,相信在逐步完善行政和司法的进程中,网络音乐作品能得到最完善的保护。

参考文献:

[1]徐璐,王福瑞.浅析音乐作品著作权的保护问题[D].天津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学院,2017.

[2]葛广辉.网络音乐侵权研究[D].河南大学,2016.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

作者:李镜

行政执法监视法律论文 篇2:

我国南海区域海洋管理的现状、困境与对策

摘 要:国家管辖海域内的海洋权益需要国家实施海洋管理行为予以维护。目前,我国在南海权益立法、南海区域海洋管理体制及南海区域海上监视执法等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对南海区域海洋管理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强化南海区域海洋管理应该从完善海洋权益法律制度、健全海洋管理体制、整合海上监视执法队伍、贯彻落实南海区域发展战略等方面寻找应对之策。

关键词:南海区域;海洋权益;海洋管理体制;困境;对策

引言

沿海国家对于特定海域实施管理的权力源于国际海洋法律制度所确认的海洋权益。国际海洋法律制度所确认的海洋权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现代国际海洋法律制度是由1982年制定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确定的。根据该公约,沿海国家拥有的海洋权益具有明确的层次性:第一层次:沿海国在内水和领海海域(及其上空、海床和底土)享有国家主权,性质上是主权管辖。领海的范围自领海基线以外十二海里:第二层次:沿海国有权在毗连区海域享有对某些特定事项的管制权。毗连区的范围自领海以外十二海里;第三層次: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享有主权权利、管辖权。专属经济区的范围自领海基线以外200海里。不仅如此,沿海国在大陆架享有针对附着其上的自然资源的专属性主权权利。大陆架的范围:不足200海里延伸至200海里,最远可以延伸至350海里;第四层次:国家管辖海域范围外的海洋权益。其权益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一国自然人、法人、船舶或其活动在公海和别国管辖海域所享有的权利和利益。其二,公海资源勘探、开发和收入分配等都含有国家利益的内容,这被称为准主权国际海底矿区。这种海洋权益无论是沿海国还是内陆国都享有。

沿海国家海洋权益所具有的层次性明确将海域划分为沿海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海域和管辖范围外的海域。沿海国家对于管辖范围内的海域明确拥有主权、管制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从而确认了其实施海洋管理的范围界限及权力内容。

一、我国南海权益的特殊性

在我国主张管辖海域范围内,南海区域海洋权益存在着不同于渤海、黄海、东海的独特之处。

1.我国政府关于南海诸岛的声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多次发表关于南海诸岛的声明,向世界各国主张我国历代政府关于南海诸岛的基本立场。尽管我国政府对南海的权利主张和立场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海洋立法的发展会有所变化和发展,但其核心始终未曾改变,即我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其中最为系统的一次声明是2009年5月7日,针对越南和马来西亚在南海的外大陆架联合提案,中国外交部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的一份照会中做出的: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并对相关海域及其海床和底土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上述声明实际上主张的是我国政府对南海诸岛所拥有的领土主权以及依附于领土主权的领海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等海洋权益。

2.南海“断续线”及其线内水域的性质。南海“断续线”是理解我国南海权益特殊性的关键所在。194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内政部重新审定南海东、西、中、南四沙群岛及其所属各岛礁沙滩名称,正式公布南海诸岛新旧地名对照表,并且在图中标绘11段线,构成了南海“U”型断续线。1948年2月《南海诸岛位置图》作为《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附图由内政部予以公布,从而为中华民族争取南海主权及权益确立了历史与法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将其承袭下来。

至于断续线的性质,大致有“历史性水域说”、“国界线说”、“岛屿归属线说”等数种说法。[1]就官方而言,1993年4月台湾当局制定的《南海政策纲领》前言明确指出,“南海历史性水域界限内之海域为中国管辖之海域,中国拥有一切权益”;随后台内政部在报请的《“中华民国”领海及邻接区法》草案第六条规定:“‘中华民国’之历史性水域及其范围,由行政院公告之。”并在此条文的说明中指出:“‘历史性水域’系指由历史证据显示,为中国最早发现和命名、最早开发和经营、最早管辖与行使主权之固有水域。”[2]125尽管1998年1月台立法院通过该法时删除了该条文,但我们仍然可以据此推断台湾当局试图将“断续线”的性质确定为“历史性水域线”,“断续线”内的水域确定为“历史性水域”(historic waters)。大陆方面,我国政府于1998年颁布《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其第14条规定“本法的规定不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的历史性权利”(historic rights) 。有学者认为,该条规定是专为南海而设。[3]由此可见,海峡两岸对断续线的性质及线内水域法律地位的理解略有差别,台湾方面明确主张断续线内水域为“历史性水域”,大陆方面明确坚持相关水域的“历史性权利”。但是在实际的维权及执法中,海峡两岸实质上均把断续线作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上分界线,并一致表明断续线内一切岛、礁、滩、沙的领土主权均属于中国。

3.“历史性权利”的现代海洋法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序言中特别强调考虑发展中国家特殊利益和需要。不仅如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5条和298条第1款都提到在划定海洋边界时如果涉及“历史性所有权”或“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的争端时,可以作为例外或特殊情况予以考虑。我们可以将上述表述归纳为“历史性权利”(historic titles) ,在其他文献中则表述为(historic rights),但未明确其确切内涵。必须明确的是,历史性海湾是基于历史性原则而享有历史性权利,这在国际海洋划界中有许多案例,而类似于我国南海“断续线”内的水域在国际海洋划界中相当欠缺,在实践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尽管如此,我国在南海“断续线”内水域所主张的历史性权利相对于其他南海争端国家而言具有明显优势:其一,我国的主张是历史性原则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结合,其他争端国家只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提出的。其二,我国主张的历史性权利是管辖与容忍的结合,更具有弹性;其他争端国家主张该海域为专属经济区,实施排他性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缺乏弹性。

4.我国南海“断续线”内海洋权益的层次性。基于上述分析,我国南海“断续线”内所拥有的“历史性权利”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和法律依据。这种历史性权利与“断续线”内基于“岛礁”领土主权而衍生出的其他海洋权益相叠加,从而使南海“断续线”内海洋权益呈现出独特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详言之,南海“断续线”内水域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附近水域;附近水域之外的“相关水域”;“其他水域”,即“相关水域”以外“断续线”以内的水域,是基于重大历史利益所主张的水域。[4]我国在上述三种类型水域可以分别享有主权,主权权利、管辖权和管制权,以及历史性权利。由于“其他水域”与周边国家所主张的海洋权益所对应水域会产生重叠,还可以将其划分为“权益不重叠的其他水域”和“权益重叠的其他水域”。

二、我国南海区域海洋管理现状与困境分析

一个国家海洋权益的客观存在并不等于实际上的占有、管辖或利益的获取,国家海洋权益需要通过国家的力量去维护才能实现。国家应将其管辖海域范围之内被国际法确认的包括主权、主权权利、管制权、管辖权、历史性权利等在内的各种海洋权益通过制定法律予以确认,以此为基础,各级海洋管理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才有条件执行上述法律法规、实施海洋管理;各级司法机关才能够及时裁决各种违反海洋法律法规的行政相对人,确保海洋法律法规得以普遍遵守并贯彻落实。基于上述原理,分析我国南海区域海洋管理的现状,可以看出其客观上存在的困境。

1.南海区域海洋权益立法方面。1958年9月4日我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确定我国领海宽度与领海、基线划定原则。此后,我国分别制定《领海和毗连区法》《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从而实现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确认的国家主张管辖海域范围内的海洋权益向国内法的转化,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两部法律视为我国海洋权益法律制度的基本法。

就南海区域海洋权益立法现状而言,1958我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明确东、西、中、南四沙群岛是属于中国的岛屿。根据199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明确将东、西、中、南四沙群岛确定为我国的陆地领土,这些群岛领海基线向陆地一侧的水域為内水;领海的宽度从领海基线量起为12海里;领海以外邻接领海宽度为12海里的海域为毗连区;该法第十五条则规定我国的领海基线由我国政府公布。根据1998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我国的专属经济区是领海以外从领海基线量起延至200海里的邻接领海的区域;大陆架则是领海以外依本国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如果从领海基线起至大陆边外缘的距离不足200海里,则扩展至200海里;该法第十四条则明确指出,本法的规定不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的历史性权利。根据上述法律,我国在南海的海域性质及所享有的权益都将由此而确定。

尽管如此,我国南海区域海洋权益法律制度仍存在如下问题:其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1996年5月15日我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基线的声明,公布了包括海南岛在内的连接南海的大陆领海基线及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台湾当局也于1999年12月31日在其第一批领海基线表里公布了东沙群岛、中沙群岛的领海基线。但是海峡两岸至今尚未公布南沙群岛的领海基线;其二,南海“U”型断续线虽然在图上被标识出来已有60余年,但是一个客观事实是,我国政府一直没有对断续线的法律地位和含义予以正式说明。我国政府承认南海有争议,所以对断续线持很低调的说法。例如,2009年3月我国在南海驱逐美国海军监测船,强调的是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并没有强调领海;其三,正是因为我国政府对于南海“断续线”持低调、模糊的立场,使得“依附于南海岛礁领土主权的水域”外“断续线”内“其他水域”的法律性质也处于一种模糊状态。

2.南海区域海洋管理体制方面。我国海洋管理体制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演进。1964年设立国家海洋局。根据1965年3月18日国务院(65)国编字81号关于设立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东海分局和南海分局的批文,1988年11月14日、1994年3月24日、1998年6月16日国务院先后批准的关于国家海洋局的职责,1995年9月29日国务院批准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下发的《国家海洋局北海、东海、南海分局机构改革方案》,2001年的《海域使用管理法》,2002年7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审批项目用海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及其他陆地各种资源开发行业部门管理职能向海洋延伸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过多年的演进,我国现行海洋管理体制已形成一种中央统一管理和授权地方分级管理相结合、综合管理与分行业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体制。

但我国南海区域的海洋管理体制还存在以下问题:其一,由于我国海洋管理体制是由较低层级的法律、法规、规章甚至国务院的相关决定、命令历时多年而确定的,缺乏宏观的总体规划及较高层级法律的统领,基于南海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及南海争端日益复杂化、国际化的客观现实,这一管理体制已难适应南海区域海洋管理及应对各种挑战的需要;其二,基于我国海洋管理体制,我国南海区域海洋管理的主体是国家海洋局及其南海分局、各涉海行业主管部门以及经国家法律明确授权的南海周边省级政府,从而造成我国对南海诸岛及其海域的管理存在“多头管理”和“管理真空”并存的现象,不但没有很好地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反而给了一些国家可乘之机;其三,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关于设立海南省的议案》,明确授权海南省管辖南海西、南、中沙群岛及其海域,但其管辖海域的具体范围缺乏法律的进一步授权。由于南海争端及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等原因,海南省难以对西、南、中沙群岛及其海域实施有效管理。不仅如此,国内法只是原则性授权海南省管辖南海,对于海南哪些行政机构享有管辖权、享有何种管辖权没有作规定。各涉海部门,如海事、海监、渔政、海关、边防海警等负责执法部门的具体职能和权限以及相互之间怎样协调,与海南省地方行政机构何种关系都不明确,对于司法管辖权的规定也不完善。

3.南海区域海上监视执法方面。相對于普通行政管理而言,海上监视执法对于海洋管理具有特殊重要性。这是因为海洋行政执法的领域是海洋,海洋权益被侵犯、资源与环境的违法违规事件基本都发生在海上,发现这些违法违规行为并获取证据必须在海上现场进行,由此决定了海洋行政执法具有不同于普通行政执法的特殊性。即海洋作为特殊区域,缺乏装备优良并能适应这种环境的监视力量,就不可能发现和处理海洋行政相对人违法违规事件,海上执法的行政行为也就不可能产生,海洋法律法规的实施也就没有保障。海上监视执法队伍是开展海洋行政执法的载体,这种队伍“既是海洋行政执法主体的组成部分,也是海洋行政执法的海上巡视、侦查和事故、事件现场调查、取证和应急处理的执行力量”。[5]299对于无法看见物理边界的国家管辖海域而言,强有力的海上监视执法队伍是国家海洋权益和开发利用秩序的保证。

海上监视执法队伍是作为海洋行政执法机关而存在的,是海洋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其机构设置、职责权限、运行方式等受到海洋管理体制的制约。在我国现行海洋管理体制下,海上监视执法是一种分部门管理体制。中国海监是隶属于国家海洋局的行政执法队伍,主要职能是对中国管辖海域实施巡航监视。此外,目前中国海上执法队伍还包括隶属农业部的中国渔政、隶属交通部的中国海事、隶属公安部边防管理局的公安海警及隶属海关总署的海关缉私等。

我国南海区域海上监视执法存在问题主要是:其一,立法不完善。主要表现为国内法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某些规定不一致,如我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十二条只是笼统规定了紧追权与登临权,但紧追权与登临权的界定、适用对象及行使程序等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其二,执法范围不明确。由于我国未完全明确南海领海基线、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的范围,也未明确传统断续线的法律含义和具体地理范围,管辖范围不明确也就成为有效执法的主要障碍。其三,执法机制低效。我国海上执法体制的一个最大弱点是多头管理,难以形成综合管理合力。而且由于各海上执法队伍职能权限不清,执法实践中容易出现消极和积极冲突问题,很难做到有效管理海域、有效防控各种侵犯我国海洋权益的行为。其四,缺乏争议区域执法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在争议区是否可以执法、怎样执法等问题国际上缺乏充足的法理依据,我国对于争议区域海洋执法经验不足。在目前南海周边国家纷纷扩军备战,域外大国强势介入的情况下,实现和平执法而不引起争端的难度在加大。

三、强化我国南海区域海洋管理的基本对策

南海作为我国主张管辖海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了我国的主要贸易通道,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和较高海洋生产力,并且具有广阔的战略纵深和独特的战略位置,是我国未来海洋发展战略的重心所在。基于落实我国海洋发展战略、有效维护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需要,强化南海区域海洋管理刻不容缓。

1.完善南海区域海洋权益法律制度。维护南海权益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所主张管辖海域的海洋法律制度建设,其中包括完善基本法,并且将基本法所确认的我国在南海海域中的群岛海域、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历史性水域所客观存在的包括主权、主权权利、管辖权、管制权、历史性权利在内的各种权利,通过制定足够数量的普通法予以明确规范并向国内外宣示,从而为南海区域海洋管理提供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法律依据和保障。

基于此,其一,我国必须早日向国际社会公布包括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在内的南海岛礁基点坐标,以此确定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外部界限,从而为我国南海海域范围内的海洋权益奠定基础。其二,尽管我国已经制定了《领海及毗连区法》及《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但是法律条文较为抽象,不利于法律的施行。因此必须在立法层面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等相关国内法规,使之具有操作性而易于施行。其三,对于我国所主张管辖的南海海域而言,其特殊之处在于南海“断续线”内、南海诸岛附近海域与相关海域之外的“其他水域”所享有的历史性权利问题。由于我国在南海“断续线”内的“其他水域”可以基于重大历史利益而主张历史性权利,因此我国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予以维护。基本做法是,通过制定我国海洋法律制度的另一部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南海历史性权利法》,将我国在南海“断续线”内“其他水域”所享有的“历史性权利”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并宣示。当然,“断续线”内“其他水域”也许会与南海周边国家主张的专属经济区产生重叠,而且这些国家也同属发展中国家。因此,基本应对措施是:“权益不重叠的其他水域”可以主张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各种权利;“权益重叠的其他水域”可以主张更加灵活、更具有容忍性、更具有弹性的权利诉求。

2.健全南海区域海洋管理体制。世界各沿海国家的海洋管理体制主要有集中型和协调型两种模式。集中型管理体制以韩国为典型代表,国家海洋管理工作集中于一个部门,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管理所有涉海事务。协调型管理体制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美国联邦政府海洋管理主要由隶属于商务部的国家海洋与大气局承担,但是政府中三分之二部门的职责涉及海洋。2004年12月,美国正式成立新的内阁级海洋政策委员会,以协调美国各部门的海洋活动,全面负责美国海洋政策的实施。

基于上述,结合我国现行海洋管理体制,在众多涉海部门之上建立强有力的协调机构并完善协调机制,是健全我国海洋管理体制比较理想的路径。这一海洋综合协调机构必须具有超越于一般海洋行业管理机构的权威,这种权威不仅来源于国家海洋法律法规所明确授予的权力,而且还来源于其具有完成所授予权力与职能的能力——包括经费支持、人员保障、保障性服务的提供等能力。在综合性协调机构中组建“南海管理委员会”,协调涉及南海区域海洋管理的各级政府机构或部门,统一协调南海区域的海洋管理工作,防止出现“多头管理”和“管理真空”。

现代海洋管理体制要求中央级政府海洋管理机构居于核心位置上,但是重视地方级政府参与海洋管理也是绝大多数沿海国家的普遍做法。因此,强化南海区域海洋管理必须充分发挥海南省在海洋管理中的职责和作用。其一,明确界定管辖海域。尽管国家授权海南省管辖南海西、南、中沙群岛及其海域,但是“及其海域”的具体范围并不明确。建议国家通过立法将授权海南省管辖的“及其海域”的具体范围予以明确。其二,合理划分管辖事项。总体原则是,在海南省管辖海域范围内,海南省可以提供诸如海洋环境监测、海洋环境预报、海洋灾害预警、海洋搜寻打捞、海洋信息供给、海洋测量服务、便民设施供给等一般性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而涉及全国性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则由国家海洋局及南海分局以及其他涉海部门负责实施。其三,将海洋管理作为三沙市的基本职能。2012年6月21日我国政府设置地级三沙市。三沙市管辖的岛屿面积只有1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不足500,加上渔民也只有1000人左右,但却管辖200多万平方公里海域,就其管辖地域的性质及其主要职责而言具有不同于普通地级市的特点。海南省是我国内地唯一授权管辖特定海域的省份,这一职责即由三沙市所承担。因此,海洋管理应为三沙市的基本职能。

3.整合南海区域海上监视执法队伍。目前,世界各沿海国家的海上监视执法队伍管理体制并不统一,但以建立一支集中统一、职责综合、装备准军事化的综合性海上监视执法队伍为主要趋势,并呈现出三种类别:国家海上监视执法队伍由政府某一部门主管,承担国家海洋法律法规的海上执法的全部活动,代表性的国家有日本、美国、韩国等;国家海上监视执法队伍由军事部门管理,执法任务由军队承担,代表性的国家有瑞典、荷兰、约旦等;国家海上监视执法队伍由执法部门和军事部门共同领导和管理,德国是典型代表。

我国现行海上监视执法体制是分部门管理体制。借鉴其他国家海上监视执法的成功经验,逐步集中海上监视执法力量,应当是我国海上监视执法体制的发展方向。就南海区域而言,首先应建立起中央与海南省分级管理的海上监视执法队伍,明确各自职责权限。海南渔政队伍由于经过多年执法,执法船队等基本建设较完整,对相关法规较熟悉,业务水平较高,可以以此为基础,组建海南省统一的海上监视执法队伍,在海南省所管辖的海域内监视执法。在海南省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可以适时组建国家统一的南海区域海上监视执法队伍,在南海海域分海区监视执法。其次,应研究制定《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监视执法条例》等操作性法规,将紧追权与登临权的界定、适用对象及行使程序等予以规范,从而实现国内法与国际法的接轨。再次,應丰富完善南海争议区域海上执法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并进一步明确海军在平时海上执法中的地位与权力,进一步提高海军等海上执法力量熟悉、掌握和实际运用国际法的能力。

4.贯彻落实南海区域发展战略。国家管辖海域内的海洋权益构成了沿海国家海洋管理的前提和基础。海洋管理是国家海洋行政管理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组织通过执行国家海洋法律法规,对涉海事务实施的公共管理和提供的公共服务。涉海事务是指由国内外自然人、法人在国家管辖海域的“上覆水域”至底土范围内以获取自然资源或利用海水水体为目的的活动,本质上是海洋权益的实现。为了确保海洋权益得以稳定、可持续的实现,需要国家将各类涉海活动控制在“秩序”范围内。这就是海洋管理的价值之所在。因此,为了维护和实现我国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必须尽快制定和实施南海区域发展战略。

2009年12月3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分析《意见》内容,可以发现国际旅游岛建设与南海资源开发具有极为密切的关联性。《意见》明确要科学论证、统筹规划岛屿的开发利用,依法加强西沙和无居民岛屿管理,明确要加大南海油气、旅游、渔业等资源开发力度,加强海洋科研、科普和服务保障体系建设,使海南成为我国南海资源开发的物质供应、综合利用和产品运销基地。

由此可见,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内容中包含大量的南海开发内容,但是并没有明确涵盖南海开发的全部领域和范围。有必要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战略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出南海区域发展战略并使之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已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战略升格为南海区域发展战略,以南海开发活动为南海区域海洋管理提供经济动力支持。

结语

尽管我国对于南海断续线内的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拥有无可争辩的历史与法理依据,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缺乏对南海区域尤其是争议岛礁及水域的有效管理,这是造成我国在维护南海权益方面日益被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强化南海区域海洋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谋划、顶层设计。基于南海争端日益复杂化、国际化的现实,在实施步骤上应该从低敏感领域入手,审时度势、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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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鹿守本.海洋管理通论[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孙 巍]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南海主权战略的海洋行政管理对策研究”(10BGJ004);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三沙市海洋管理体制创新研究”(13YJA810004);海南省社科联项目“三沙市海洋管理体制创新研究”(HNSK(Z)13-41);海南省社科联项目“海南省海洋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研究”(HNSK(GL)12-22)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江红义(1971-),男,武汉人,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副院长,山东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武汉大学法学(政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外政治制度;周理(1988-),男,贵阳人,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1级政治学理论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治理与地方政治。

作者:江红义 周理

行政执法监视法律论文 篇3:

民商法在警察执法中的地位及运用对策思考

摘 要: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法律体系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发展,民商法在法律纠纷案件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而公安警察在日常执法过程中涉及到的民商法的法律知识也越来越多。民商法在警察执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具有公平公正、权利保护等法律效用。本文主要结合实际情况,分析了民商法在警察执法中的地位及其当前警察执法存在的问题,然后论述了民商法在警察执法中的运用对策,希望通过本次研究对同行所有助益。

关键词:民商法;警察执法;地位;运用对策

随着社会进步,经济建设不断发展,人们的法制观念越来越强烈,这就对公安机关的执法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立民商法有利于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为整个法律体系完善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我国民商法包含了很多领域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为了保证公民的合法权益。民商法在警察执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建立和谐社会的今天,公安机关除了要加强管理执法之外,还应该注重重新对自己的角色进行定位,要重视对民商法的学习和普及,在执法过程中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

1民商法在警察执法中的地位分析

1.1正确行使行政执法权

法律所赋予人民警察的行政执法权力不能和各种利益相互联系,在警察行政执法过程中,应该将执法过程和法律责任相联系,确保执法权利使用和责任承担的相互平衡。警察利用自己行政权利执法过程中如果出现了执法失当的现象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在过去警察行政执法过程中我们常常会看到经常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中饱私囊,收受贿赂,严重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使得公安机关的形象遭受到严重损害,社会不公平事件经常发生。警察在进行行政执法过程中,如果不能很好的处理好自己手中权利和公民利益之间的关系,将会给社会秩序、群众利益造成严重威胁和影响。因此,就要求公安机关树立正确的行政执法理念,加强民商法学习。人民警察是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以及市场稳定运行的重要力量,加强民商法学习有利于警察从思想和行动上规范自己行为,科学使用自己手中的行政执法权力,保证执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1.2有利于形成服务社会大众的行政执法理念

任何法规都是以保护绝大部分主体合法权益为本质目的建立的,法律法规作为一种公共法规主要是对公民的自身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其中民商法就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一个有机统一整体。公安机关加强民商法学习有利于形成服务社会大众,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行政执法理念,正确行使国家法律所赋予的行政执法权力,真正做到为民服务。在法制社会体系中,人和权利联系最为紧密,其中人民警察的执法权力是最直接的权利。加强民商法学习有利于公安机关群体形成正确的执法价值取向,从而更好纠正官本位理念,消除公安人员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的态度和思想,有利于公安机关组织积极构建服务型执法组织,提高为人民群众服务意识,在警察队伍思想中真正树立权利是人民赋予,权利要为人民服务的执法理念。通过加强民商法学习,进一步强化人民警察人员保障意识,从而正确认识到自己手中行政执法权利的价值,处理好公权和私权之间的关系,保证公安机关能够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为人民服务方面,切实提高行政执法效率,提要服务质量,赢得人民群众的尊重和喜爱。

2当前警察执法存在问题分析

2.1存在违反法定办案程序的问题

首先,执法主体不合法。在很多公安机关中,一些不是正规警察群体协助办案,协警和保安参与办案的现象十分突出。在有的派出所甚至让实习生参与办案;其次,违法地域管辖。经常存在不经同意就跨区、跨境办案,派出所上路查处交通罚款的现象大量存在;再次,办案经常违法法定程序。在很多公安机关中,尤其是基层公安机关中,经常存在先调查后立案的现象,现场执法过程中不出示证件,处罚决定书送达不及时等问题也经常发生;最后,超越职权审批,如派出所所长审批刑事案件。

2.2执法办案中侵犯人权现象经常存在

首先,在有些公安机关中存在刑讯逼供,胁迫威胁,通过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此外,犯罪人员在收押期间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有时遭受到暴力侵害,生病后不及时救治;其次,滥用行政执法权力。例如对于严重暴力犯罪、经济犯罪等犯罪嫌疑人应该刑事拘留或者逮捕,但却存在取保候审现象。对不具备法定条件的违法犯罪嫌疑人,随意采取拘留措施,对犯罪嫌疑人的拘留室、住所进行监视。变相羁押犯罪嫌疑人。有时还会随意延长拘留时间,严重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

3民商法在警察执法中的运用对策分析

民商法在调整市场经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法律保障作用。公安机关主要承担了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重要任务,因此,就要求人民警察在执法过程中要熟知民商法各种知识。在处理民事纠纷和刑事侦查过程中要保证科学执法。上述两种执法看似都是针对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但是两者执法有着本质区别。首先,在刑侦执法过程中,结合民商法相关法律规定,確保执法程度恰当科学。对于构成犯罪事实的犯罪嫌疑人依然拥有生命健康权利,任何人都不得侵犯,刑侦执法过程中,对于违法犯罪嫌疑人可以限制其人身自由,但必须保护犯罪嫌疑人员的生命健康,不得以暴力手段侵害犯罪嫌疑人的生命健康;其次,在进行民事纠纷调解过程中,警察还应该注重保护纠纷双方的隐私权,不得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在解决公民上访问题时,应该耐心细致的调节,尊重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

总之,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是人民警察的根本任务,为了更好服务人员,服务社会,警察应该加强民商法学习,树立科学平等的执法理念,这样才能更好為人民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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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翁文.论新时期警察院校教学知识结构的改进[J]. 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 2012(01)

作者简介:

张蕾(1977.4~)女,籍贯甘肃,职称讲师,就职新疆警察学院法律系,研究方向:民商法。

作者:张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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