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文化看中日文化差异论文

全球化早已是经济、政治、文化、学术领域耳熟能详的话语，关于全球化的各类辨析似乎已有明日黄花之嫌。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从家文化看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从家文化看中日文化差异论文 篇1：

从中西“木兰”形象差异看中国人观念的转变

[摘要]《木兰诗》中的木兰与美国迪斯尼动画片《Mulan》中的木兰在文化形象上存在很多差异，但美式木兰仍然得到中国人的普遍接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近年来观念的变化。

[关键词] 木兰 观念 女性 变化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10.006

美国迪斯尼公司于1998年推出了以中国乐府民歌《木兰诗》为蓝本的动画片《Mulan》。尽管中式木兰与美式木兰的文化元素存在巨大差异，但影片在中国，特别是青年人中得到广泛认可。这种认可不仅仅归因于美国先进的影片制作技术，同时也反映出中国人的观念随着东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而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木兰诗》中的木兰——中国古代女性形象

1. 重孝道

《木兰诗》首段突出对木兰出征前的心理描写，以“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铺陈木兰替父从军的一片孝心。即使在征战沙场的过程中也用“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表述木兰对父母的思念之情。诗的末段再次通过“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描写家人团聚、木兰决定服侍父母的心情。“孝”是全诗的主题。由于中国文化注重家庭、亲情伦理等观念，“孝道”是中国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也是此诗之所以在中国千古流芳主要原因之一。

2. 女性发展受到制约

《木兰诗》虽然描写木兰替父从军的过程，但有意淡化木兰在战争中取得的成就。全诗仅用六句“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描写木兰参加的战争。随后“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的诗句也只是用皇上的封赏使我们体会到木兰在战场上的机智英勇。全诗并没有强调木兰作为女性在战争中所取得的成就。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古代社会，“三从四德”是女性的行为准则，“女子无才便是德”更是对中国女性发展的严重束缚。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并不希望女性取得巨大成就，而应该规规矩矩地按照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严格要求自己。

3. 中国古代社会女性地位

本诗中“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惶”说明从军的木兰始终保持着男性的身份。在当时的社会，木兰只有以男性的装扮才能参与战争。如果木兰在从军过程中被发现是女人，可能轻则逐出军营，重则以欺君之罪被问斩。[1]女性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被看作是男性的附属品，“男尊女卑”是基本的社会伦理取向。

二、动画片《Mulan》中的美国女性形象

美国迪斯尼公司出产的动画片《Mulan》中虽然含有许多中国元素，但所展现的木兰却美国味十足。与《木兰诗》中的花木兰相比，动画片中的木兰体现着美国女性的特征。

1. 强调对国家的忠诚

动画片《Mulan》将原诗中木兰的“孝”转变成对国家的忠诚。在影片中木兰的“孝道”被大大地弱化了，因为西方的家族观念不强，人与人之间强调平等和自由，子女并不必为父母承担过多的责任与义务，因此影片将西方人难以理解的“孝顺”转变为对国家的“忠诚”。动画片中，木兰依靠个人的机智击退匈奴，拯救了皇上和国家。

2. 突显个人价值的实现

同其他美国影片一样，《Mulan》也同样体现着凭借个人的勇气和力量征服所有的敌人。这样的影片之所以在美国长盛不衰主要是因为美国人崇拜个人价值的实现，推崇通过个人的不懈努力实现心目中的目标。在影片中无论是第一次大战单于还是将皇上从单于手中救出，木兰都是整个战争的主角，她的个人作用被夸大了，而这样的安排恰恰是美国个人英雄主义的体现。[2]

3. 女权主义的展现

由于受到基督教和《独立宣言》所倡导的“人人平等”观念的影响，美国人等级观念淡薄，女性地位得到很大提高。[3] 在影片中木兰拯救国家和皇上后，全城百姓向木兰下跪行礼。这些不可能在中国发生的场景体现出美国社会的平等意识和女权主义思想。

三、从动画片《Mulan》在中国得到的认可看中国人观念的转变

虽然许多中国人认为美式木兰与中国人心目中的传统花木兰形象有较大差异，但美式木兰在中国仍然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这从侧面说明现代中国人的观念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特别是近些年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诸如女性的发展，个人价值的实现等观念已被广大中国人接受。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从家庭本位到人格独立

长期受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的影响，中国传统家庭始终以父权为中心，实行家长专制。这种家庭模式扩大到国家就成为皇权高于一切的国家制度。忠于帝王和光宗耀祖成为封建社会的伦理网络。其弊端是“平等的人”与“独立的人格”被抹杀。本世纪初，中国现代启蒙思想家严复把带有独立人格、天赋人权等观念的西方著作译成中文。在随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在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人士的号召下，具有“独立人格”的中国人成长起来。[4] 近些年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中国人的人权意识愈发强烈，“以人为本”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2. 自我意识的发展

受集体主义观念的影响，传统的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往往只考虑“有意于他人的人”而不考虑自身，重“忠义”，强调“奉献与牺牲”。他们认为正是通过有意义的他人的交互作用，个人的生存才有了更深的意义。这种观念在五四运动之后被打破。在五四运动中，文化进步人士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和个人发展的需求，认为没有个人的发展就不会有整体和人类的进步。[5]人文精神，即个体为本的文化精神，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变革。在当代青年中，他们崇尚自由、民主、自强并强烈要求自己成为命运的主人。[6]

3. 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中国古代的妇女地位是低下的。法律苛求和礼教专制扭曲了封建社会妇女的人格和形象。“夫为妻纲”、“母以子贵”的观点不仅在行为方式上而且在深层的心理结构上严重束缚了女性的自主。近代以来，受西方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等观念的影响，中国妇女的地位发生改变。本世纪初，女性开始接受学校教育，并主张婚姻自由，实行一夫一妻制。解放以后，女性从被征服的地位变为征服地位。当代的中国女性不仅有着同男子一样平等的权力而且在个人事业的发展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四、西方文化影响中国人观念的意义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观念在近代受到了西方思潮的巨大影响。特别是随着科技进步，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便捷。通过影视、音乐、文学等渠道，中国青年人更多地了解西方文化。因此有人担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化将失去自身的特征，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其实，中西文化交流不仅不会使中国文化失去特色，相反，会促使中国文化的发展。

1. 中国文化会更加多元化

中西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必然需求。世界各地文化相互交流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吸取对方先进因素来丰富本土文化。目前，西方在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通过西方先进科技的大量流入才能取得更加迅速的发展。同时西方社会所推崇的人文主义也促进了中国人自我意识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不仅起到促进的作用，还会使中国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2. 中国传统文化不会消亡

在中国发展进程中，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某一阶段曾起到阻碍社会进步的作用，但其精华部分即使在现代化的今天仍起着积极作用。例如：文学、诗歌、绘画、建筑等成分不仅不会随着现代化进程而衰退，恰好相反，在现代科技的辅助下，它们会被注入新的活力来适应当代社会需求，从而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7]

3. 促进中国未来文化的形成

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我们能够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多维度的透视，可以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加宏观的展示出来。现代中国已从农业经济转变成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种需求法制、义利兼顾并鼓励个人发展的经济。这与中国传统观念产生诸多冲突。中国社会的发展不仅需求新型的价值观体系，而且未来的中国文化的发展必将依赖于传统文化的精华与西方文化的创造性结合。

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学会欣赏异族文化，同时还要学会接受各民族文化的差异，自觉地吸收西方文化资源来丰富本土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本土文化的内在价值，创造出更先进的文化体系。

参考文献

[1] 陈岚.中国文化影视媒介异域传播的彰显与异变.电影评介，2008（15）

[2] 华静，顾烨文.从《花木兰》到《功夫熊猫》看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正确解读.电影评介，2009（24）

[3] 高莉.试析《木兰辞》与美国电影《Mulan》中的中美文化差异.怀化学院学报，2006（3）

[4] 于语和.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论.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

[5] 宝成关.西方文化与中国社会——西学东浙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

[6] 江畅，戴茂堂.西方价值观与当代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7] 李泽厚.中国传统文化再检讨（下篇：西方文化与近代思潮）.商务印书馆，1987

作者简介

张铌（1974）女，硕士，讲师，沈阳工业大学外语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与跨文化外语教学。

阎立君（1966）女，学士，副教授，沈阳工业大学外语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

作者：张铌 阎立君

从家文化看中日文化差异论文 篇2：

低端全球化：香港重庆大厦的隐喻

全球化早已是经济、政治、文化、学术领域耳熟能详的话语，关于全球化的各类辨析似乎已有明日黄花之嫌。然而，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麦固敦教授（Gordon Mathews）于二○一一年底推出的新作《世界中心的隔都：香港重庆大厦》（Ghetto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Chungking Mansions， Hong Kong），则以香港重庆大厦这样一座位于香港黄金地段的“另类”大楼为基点，从一个自下而上的特殊视角，为我们展示出一幅“低端全球化”的全景画卷，进而指出：“香港重庆大厦的今天，在相当程度上预示着世界的明天。”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一座位于香港但不属于香港的大厦

重庆大厦位于寸土寸金的香港尖沙咀弥敦道南端，落成于一九六一年，由五栋十七层的联体大楼组成。虽然许多中国大陆民众对重庆大厦可能不甚了了，但它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名声远播。我曾经对一位挪威奥斯陆大学的教授提及关于香港重庆大厦的研究，她十分兴奋地说起自己八十年代在中国大陆留学时，每逢往返挪威与中国途经香港时，都住在重庆大厦。“因为那里特别便宜，而且方便。”她说，“那时在中国的外国留学生都知道香港的重庆大厦，很多人都在那儿住过。”迄今欧美出版的旅游指南，不少还将重庆大厦列入香港廉价食宿的首选之列。

如今，这座已有半个世纪楼龄的大厦正在“老”去，其破旧杂乱的外观与弥敦道周边豪华的街景形成鲜明对照。楼内底下两层分割成三百八十个大小不等的摊位，以出售来自近邻广东“珠三角”的廉价“中国制造”为主，同时亦出售来自南亚、非洲的特色食品或手工艺品。三层以上则开办了大约九十家廉价旅店，同时还有二三十家大小食肆散布各层。每天进出这座大厦的各方人士数以万计，而在此投宿的旅客亦时常有三四千。

重庆大厦人员的族群构成林林总总。大厦内公寓房或铺位分属九百二十余大小业主，他们多为香港人；但大大小小的经营者和上上下下的打工者，则主要来自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以及尼日利亚、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等非洲国家；而大厦登记资料则显示：曾在此投宿的客人已累计来自多达一百二十九个国家。

我曾数次随该书作者到重庆大厦实地考察，对那里一家紧挨一家令人眼花缭乱的各色店铺，对过道上摩肩接踵的不同肤色人群，印象极其深刻。有一次，作者带我们去楼内一家据说最地道的印度餐馆就餐，我们先是挤入一部老旧电梯，出电梯后又七拐八弯，搞不清走过多少风味各异的食肆，只觉得走一段是一种味道，有时令人垂涎，有时令人作呕，既走过顶板不断滴水的过道，也爬过似乎一用力就会垮塌的楼梯，好不容易才走入那家印度餐馆，虽然印度咖喱香扑鼻而来，但记得坐定之后我的第一想法是：万一失火可往哪里逃生？！

由于环境无序，人员混杂，这座大厦被贴上了“神秘”的标签。香港媒体的各类报道，更是不断强化这座大厦的恐怖色彩：从毒品走私、欺诈偷盗，杀手四伏，情色横流，到黑社会火拼，似乎每时每刻都在重庆大厦的某个角落发生。一九九四年，香港著名电影导演王家卫正是看中了重庆大厦的混乱、复杂、神秘与多元，将此作为其以贩毒、凶杀、爱情相互纠结为主题之影片的拍摄地，而该影片的名字就叫《重庆森林》。因此，许多香港本地人根本不屑或压根儿不敢踏入这座“黑暗的大厦”。

然而，对于生活在重庆大厦里面的众多南亚、非洲人而言，这里却是另一番天地：不管你是何方人士，只要愿意，都可打工挣钱。真到了饥饿无助的地步，还可以在大厦内找到宗教慈善组织，享受他们提供的免费饭食。总之，外来者尽可依赖大厦内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都无须走出重庆大厦一步。而且，他们大多也懒得答理大厦之外香港发生的大情小事。作者在书中提及这样一个细节：国庆之夜香港维多利亚港大放烟花，成千上万香港人蜂拥前去观看。当烟花礼炮声隆隆响起时，重庆大厦内那些在本国经历过战乱的非洲人却以为是发生了爆炸或爆发了战争，立即不顾一切争相外逃……

正因为如此，作者在书中深刻指出：重庆大厦只是“位于”香港，但并不“属于”香港（in Hong Kong； but not of Hong Kong），这是由外来他者在香港黄金地段筑就的一个另类孤岛，是繁华香港中一个底层世界的隔都。

一个非正规经济支撑的低端市场

为什么有那么多南亚、非洲人聚集到重庆大厦？为什么作为世界商业大都市的香港会长期容忍这样一个另类隔都？或曰，重庆大厦这样一个“低端卖场+廉价旅店+风味食肆”的“怪物”何以能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中心地段长期生存？

其一，重庆大厦因诸多不合香港主流的非正规生态而名声不佳，大大贬低了它的经济和社会价值，降低了它的基础营运成本，从而成就了一个大型的低端市场。重庆大厦落成之初是一座住宅楼，设计为七百七十个单位出售。由于其地理位置居于香港中心地带，随着香港旅游业兴起，有业主渐渐将住房改为类似西方青年旅馆的简易客栈，以低廉的价格吸引来自欧美的年轻背包客。有意思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西方嬉皮士运动的年代，到亚洲来旅行的欧美年轻人住进重庆大厦的廉价旅店，体验简单而随意的生活，感受并赞美贫穷；在震耳欲聋的摇滚乐中彻夜不眠，也不反对尝一尝大麻的味道。由此，闹哄哄的重庆大厦过客就与孜孜追求富裕的香港人拉开了距离，大厦名声迅速“败坏”。许多“受不了”的业主纷纷搬出大厦，将住房转租或转售给经营者。由此，原先的住宅楼迅速向商业楼转型。然而，由于住宅楼设计无法满足商业楼需求，经营者们于是各显神通，套房改成一个个带有小卫生间的“客房”，乱七八糟的电线、管道纵横交错，横穿楼道，住房改为食肆后因为没有烟囱而使楼道内终日弥漫着各种气味。虽然大厦内的小旅店大多冠以奢华的招牌，从“美利坚酒店”、“夏威夷酒店”、“巴黎酒店”到什么“迪斯尼豪华宾馆”，但非正规的混乱无序使其基础成本极其低廉，时至今日，一个带有空调、公用淋浴间的床位仍然只要五十港元一夜，而标准套房也不过一二百港元，几乎是仅有咫尺之遥的香港半岛酒店房费的三十分之一。

其二，重庆大厦非正规的物流渠道，大大降低了贸易成本。以近年来重庆大厦流通量最大的手机交易为例。根据作者的调查统计，近年来每年至少有一千万部手机从重庆大厦卖出，绝大部分销往非洲（如肯尼亚约70%的手机都源自重庆大厦）。那些非洲买家揣着现金从非洲飞抵香港，在重庆大厦的大小摊位上挑选着从最新款的十四天机（即曾经被人在十四天试用期内退回的手机），到能够以假乱真的二手机、仿制机、改装机，在你争我斗的相互砍杀中，手机价格可以便宜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虽然大型远洋集装箱货轮是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象征，但在重庆大厦的手机贸易中则失去意义。因为，乔布斯们的殚精竭虑已经使如今手机越做越小越薄越轻，非洲买家们尽可在航空公司规定的二三十公斤免费托运行李中塞进三四百部手机，再将一两百部塞进手提行李包，如此，四五百部手机的运费就全免了。而在进入非洲本国海关时，据说只要给相关人士送上几部最新款手机，全部行李就可顺利免税入关。

其三，重庆大厦大多数打工者从身份到雇用都是非正规的，因而大大降低了劳动力成本。香港是一个以开放性著称的城市，全世界约一百七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都可以“游客”身份免签证进入香港。虽然按规定外国游客不得在香港从事有薪工作，且多数国家免签游客在香港只能逗留七至十四天，但是，如此规定在重庆大厦内基本无人答理。有人认为：重庆大厦内只有大约40%是商贩或合法务工者，另有20%边打工边寻找理由申请难民庇护，余下40%则完全属非法滞留。虽然香港拥有相当优厚的福利制度，但这些人无缘享受，并且因为非正规身份只能忍气吞声接受超低工资。重庆大厦内执法的底线，是不能有明目张胆的盗窃和暴力，其他则听之任之。这些外来者在重庆大厦的地位可能很卑微，工作可能很乏味，但是，如果有朝一日能够怀揣大把美元、港币返回家乡，他们就是亲人眼中的“英雄”，这就是他们的梦想，是支撑着他们日复一日默默辛劳的动力。重庆大厦是香港人眼中的贫民窟，却是第三世界移民的“希望之塔”，是他们期待脱贫致富的幸运之地。

香港容忍这块“飞地”，是因为这里的商贸虽然逃税，但每天仍有一定量的税收源源流向香港政府；这里每天都有剥削、欺诈发生，但受害人基本都是“他者”。重庆大厦的香港业主们可以从出租自有住房中直接受益，香港广大民众也能从围绕重庆大厦而获得的旅游、商贸税收间接受益。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作为最终的价值仲裁者，非正规经济在跨国领域大行其道，这就是重庆大厦得以合理存在的理论解读。

一个低端的多元文化大超市

二○○七年美国《时代》杂志曾经将重庆大厦评为“亚洲最能反映全球化的地方”。在重庆大厦的大小摊位上，展示着从食品到音乐到宗教等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元素。店主们各自操着印地、乌尔都、尼泊尔、旁遮普或泰米尔语和同乡交流，放在摊位一隅的小电视机依店主之国籍终日播放着印度、巴基斯坦或尼泊尔的节目。

无论是大厦的管理人员还是负责该区域的警察，没有一人能听懂大厦内使用的各种语言，但是，没关系，不同口音的洋泾浜英语就是这里的“方言”或曰“普通话”。

一位记者曾形象地描述：“等电梯的长队在重庆大厦荧光灯照明的甬道里蜿蜒。这里有印度小贩和他们的菲律宾女朋友、筋疲力尽的背包客、神态平静的中年美国夫妇、别来惹我的俄罗斯人和穿着繁复印花裙的非洲裔妇女。”

就餐时分，香港人店主会揭开电饭锅盛出香喷喷的米饭，非洲人可能煮一根从家乡带来的深绿色香蕉当中餐（这在香港是买不到的），而印度人摊位上则一定咖喱飘香。

在这里，巴基斯坦人可能受雇于印度老板，分别来自相互敌对的卢旺达和刚果（金）的买家可能为同一商品而联手去向南亚商家砍价，而分别来自势不两立之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难民则可能相互商量着怎样才能得到难民庇护。他们说：印度和巴基斯坦是敌人，但我们现在不在印度也不在巴基斯坦，我们是朋友。他们认为：战争是政治家的事，我们在香港做生意，我们同命运。

这里有穆斯林，有印度教徒，有锡克教徒，即便同是基督徒，也可能因分别隶属于长老会、灵恩派或福音派而各有不同，还有一些人则只是虔诚地祭祀家乡的某一地方性神灵。然而，正如作者在书中所生动描绘的，他们共同信奉并昼夜实践着的，实际上都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辛勤工作，俭朴生活，改变命运。

正因为如此，在重庆大厦，文化差异只是生活方式，而不是冲突的基因。虽然人们的种族不同，信仰不同，但是，在改变命运、提升生活品质的共同追求中，文化上的相互宽容成为重庆大厦的基调，重庆大厦也因而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大超市，作者甚至认为：重庆大厦称得上是一个多元文化和平共处的典范之地。

一座连接中国与世界的低端通道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大厦最重要的功能，还在于它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通道。正如书中所言：重庆大厦如同一座巨大的中央火车站，将中国产品分流到世界各地，尤其是流向贫困落后的非洲大陆，从而使处于世界体系最边缘的非洲地区得以进入全球化版图，并从中获益。

全球化时代高端市场的交易可能是鼠标一点，巨额资金就在瞬间实现跨国跨洲流动。但是，低端全球化却只能在面对面的交易中进行，买家们必须带着现金飞越大半个地球去与卖方直接交易。作者据此认为，正是中国的廉价工业产品将遥远非洲的买家吸引到了重庆大厦，使他们能够在香港这样一个可与第一世界媲美的大环境里，以第三世界的价格廉价消费，海量采购。

伴随着作者的研究进程，作者发现，随着中国大陆日趋开放，环境向好，一些非洲商人渐渐直接跨过罗湖桥，到珠三角厂家以更为低廉的出厂价批发所需货物。于是，原先为了挑货、等货、买货，非洲商贩们在重庆大厦一住就是几周甚至几月，但现在他们大多只住几天，只把重庆大厦当成频繁来往于香港与珠三角的中转地。越来越多非洲商贩成为广州天秀大厦、三元里、登峰路的常客。作者于是听到了依旧固守重庆大厦的非洲小商贩的抱怨：“对做生意的人来说，中国内地是大洋，香港只是个小水塘”；“大鱼直接去了中国内地，我们这些小鱼留在香港。”因此，可以说重庆大厦因中国大陆的发展而兴，也可能因中国大陆的发展而亡。因为，随着大量中国企业开通了与非洲贸易的直接通道，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人直接走入非洲做生意，香港的中介地位正在下降，重庆大厦的地位也在改变。而且，随着重庆大厦自身日益破旧，而所处地段价值又不断飙升，重庆大厦的重建规划终有一日会被付诸实施。重庆大厦可能被拆毁，可能被改造，但是，作者认为：就广义而言，以重庆大厦为表征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地域性节点，不仅将长存，还将拓展。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十分认同作者为全书所做的结论：重庆大厦所展现的低端全球化不是世界的过去，而是世界的未来。类似重庆大厦这样在世界级繁华中心区自然形成的以低端、廉价、多元为特征的隔都，已经出现在从巴黎到纽约到内罗毕的许多地方，并且还将伴随着全球化的滚滚浪潮而遍布全世界。

（Gordon Mathews， Ghetto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Chungking Mansions，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作者：李明欢

从家文化看中日文化差异论文 篇3：

把自己作为方法，更是目的

一

“那位老人是一位地质学家，想必在海洋的表面感到孤独。”这种描写心理活动、忧伤而充满隐喻的句子想必不会出现在中国人类学家的民族志里，但在前人类学者所写的小说中，可能比比皆是。

作家淡豹的第一部小说集《美满》出版近一年，同时收获了赞誉和批评。批评的声音认为《美满》缺少成熟的故事和立得起来的人物，语言冗长、拗口、翻译腔，各种主人公都在说作者风格的大段独白。这些批评有其道理。在写小说之前，作者是一名记者及社评人;更早前她是一名从业近十年的人类学者。一方面，熟悉其风格的读者都知道，她在公共媒介上的发言常常是密不透风的，她总是试图达到令人无可辩驳、法兰克福学派式的沟通效果，思维进展得又太快了，以至于听者常常跟不上她的思路—写小说时也是这样。但另一方面，公平地说，就算不大懂小说语言的人，其实也能觉察到许多地方的叙述相当生动、紧凑、爽利。描述女主人公对丈夫出轨从愤怒到和解的心路历程，她写道：“像参加了十四天的欧洲旅行团之后终于吃到中国菜，早餐有热白粥和切成四瓣的咸蛋，一切都不僅得到了安慰，还得到了荡涤的感觉。也像给孩子换下太久没有更换的尿布，洗一洗，涂上红屁股膏。一切简单、干净、香、甜蜜，嘎嘎地欢笑，重新启动了。”写一个男人对女人的倦怠，看见她在手机上点餐，“与其说是在挑餐厅，不如说是在检查餐厅”。雕塑（语言）让大理石（作品）闪光，这样的例子在书中并不稀见。

赞誉多来自专业评论者，除了聚焦其富有洞见的女性主义写作立场外，还认为作者能够驾驭多样的题材、视角和风格，思想犀利深邃，是一部“知识分子小说”。一旦被标识为知识分子小说，无疑就表明了可以从历史与社会的角度，也就是小说的外部来讨论小说。这里我们不如更精准地说这是一部人类学者小说。作者从人类学者向专业作家的转型，曾被外界误解为对人类学的失望以及在写作中表现出反人类学倾向。因为人类学向来对伦理及主体性高度敏感，讲求让被研究的人群自己说话，她却公开宣称“写小说能让人物说出我要求他说的话，我不愿意放弃这种特权”。那为什么还可以称为人类学者小说呢？

在话语权力和修辞政治被放到后现代的显微镜下之前，现代人类学固然一直强调所谓本地人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学家书写民族志时，其实都是按照既有理论和观念的指导先构建了一个关于自然及社会的整体主义描述，首先土著的观点是在这个整体主义背景中被读者理解的，其次人类学家只是选择性地展示土著的部分说法，最后关于土著社会的分析和结论又是由人类学家做出的。所以，尽管我们看似听见了土著的声音，但是得到的印象和观点其实是人类学家决定的。作者宣称让人物说出她的话，与现代人类学的做派其实并没有抵牾。人类学者想必都心知肚明自己在借别人的嘴巴说话。

著名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是牛津大学人类学博士，最后也转行成为职业小说家。他说：“如果说历史学家和小说家都在观察一条河流的走向，那么前者是站在河岸的观察者，后者则是水中的游泳者或一条鱼—每一刻都有一百万种选择。”可见为高希所珍惜的是作为小说家的两个特征，一是参与感与代入感，而这本身就是人类学的特征;另一是因为虚构的特权而带来的丰盛可能。高希的话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人类学者小说的特质，如果将前一个特征归结为“把自己作为方法”—一种社会科学的进路，毕竟“游泳者或鱼”的目标是为了“观察河流的走向”，即对整体性社会生活的揭示和阐释，那么后一个特征则可以表述为“将自己作为目的”—一种文学的进路，毕竟“一百万种选择”所指向的是差异化的故事讲述，也即整体性社会浪潮中的独特个人体验或命运。人类学者小说的高明之处必定在于真正有意识且深刻地结合了这两个特质。
二

虽然早已有所谓自我民族志的说法，但“把自己作为方法”是由人类学家项飙新近提出并使其风靡中国学界：“把个人经验问题化是一个重要方法。我们关心的是世界，不是自己……要看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它的指向肯定是外在的，是把自己对象化，把自己的经验对象化。”《美满》的九个篇章固然涉及完全不同阶层、地域和人生阶段的人物，但是通过对普通个体及家庭生命经验的对象化和问题化，可以看出它们共同指向风险社会议题，也即对吉登斯和贝克所强调的“人为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的忧患意识。《美满》描述了风险社会的三种状况：

首先是生育困境。家庭是个体之上最小、最自然、最坚实的社会单位，在这一组织内进行探索，最能发现风险之深重。《过火》是关于乡村儿子与父母关系极度疏离的故事。从常规父母的角度看，这样的孩子似乎生了还不如不生;但站在闽南人的立场来说，再糟糕的儿子也是家族延续的担纲者。《山河》是关于私生女想象和等待不负责任的父亲的故事。从儿女的角度看，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似乎还不如不生;但是困局中的母亲，扯上女儿，加上偷偷摸摸的父亲合力上演了一场伪装家庭完整的把戏。《父母》是关于无端遭遇丧子之痛的故事。从家庭的外部看，美满是如此随机且脆弱;但是父母仍在通过尝试新生育来努力寻求美满的新可能。《女儿》是关于男女（更多是男性）恐惧生育的故事。从家庭的内部看，算是直接否定了家庭美满的可欲性;但是社会及国家都在歌颂家庭及人口延续的神圣性，却全然没有顾及，不同家庭对生育的偏好可能大相径庭。

小说绝对不是有意识地对生育带来的不美满进行分门别类的书写，但是通过仔细梳理还是会发现生育困境的多样性及逐步加深：令人失望的子女，令人绝望的父母，家庭美满的极度脆弱，家庭美满的彻底放弃。这些故事展示了相当程度的残酷面貌，它们等于告诉读者，生育困境绝不仅仅表现为生殖技术难题，生育的文化缘由和社会后果才是繁多且不可理喻的。

其次是离散遭遇。各个篇章下详细罗列的写作地点表明了作者是个世界旅行者，但这不是炫耀，每一个写作地点都隐含着一种特别的离散际遇和人生状态。作者当年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导的研究领域之一是海外华人移民，因此她对全球离散遭遇不但有切身的生命体验，更有学术性认知，她能够冷峻地打量因离散而来的跨文化遭遇，探究因跨文化敏感引发的对风险社会的全新认知。

《养生》的主人公是一名比较文学博士，在一家养老机构当业务员，在公司营销方案中她认识到“从青春到衰老都要寻找快乐是美国的任务”，而国内的生活经验告诉她“从青春到衰老都要寻找依赖是中国的任务”。在美国她不快乐，这几乎是背负中国文化和历史负担的知识分子离散者的宿命;在国内她又不依赖，因为她选择独自去新大陆当离散者，这也几乎是百多年来有追求的知识分子的宿愿，因此她“在海洋的两侧都失败了”。如果说人类学最喜欢强调跨文化人物的中介能力，小说则更敏锐地发现了他们的双重无力感。

失败者可以选择回归，《你还记得在上州给我变魔术吗？》的女主就回到北京。异乡生活是“天天忙碌，过一种营造出来的像是有意义的生活：政治就是争论的意思，文化就是尊重多样性的意思，把气候变化和身份认同顺利说出口，关心气候变化意味着去旅行但是按要求分类垃圾，关心身份认同意味着有同性恋朋友，每个国家的菜都夸赞味美可口”，这种没有根、浮于表面政治正确的生活固然令人厌恶，但是娜拉回来了又能怎样呢？一下子就进入了另一个极端。她表面上“到北京来是为了虚无缥缈的可以称为理想或价值的东西，实际为了钱四处做事”，她在为打工者组织的文艺团体中当志愿者，但打工者们有自己的主见和需求，并不买志愿者和捐助者的账，而且她最后连自己的住处都被拆迁了。这几乎是人类学者才会敏感地抽象出来的生活本质，也是一种带着痛感的左派生活，现实中却没有自己的位置，也没有同道试图像她一样展开对本土生活的批评，“出国去就好了呀”成为集体无意识。在她面前展开的仍然是变魔术与配合变魔术的生活：一种彻底的表演性。换言之，离散者即使回归本土，依旧是回到一种没有深刻意义的悬浮生活，与离散状态无异。通过书写离散—回归的过程，消解了离散带来的反思性。

《旅行家》的主人公和他身边的人不算标准离散者，而是在不同社会之间跳跃往返的人：在中国遇到危险了，紧急避险到欧美;等到风平浪静了，又回来享受岁月静好。精致、能耐、空洞。但正是这些跳跃者，一方面发现了文化差异的虚无，“以往靠敏锐的眼光和判断，而今借助光纤和算法，总能保证人及时掌握时势，从中得利。因此生活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实际上并不重要”;另一方面发现了社会断裂的虚幻，主人公说“我们都会活下去的”，“生活在‘九一一’事件后很快就恢复原状”，进而推论出“我真心相信我们生活在一个防范多于意外，保险早于危险的年代”。可以说，比《变魔术》更进一步，不但离散本身—空间变化—的意义被消解了，而且历史—时间变化—也是无意义的，风险在这里被处理成人类社会的固有之物，也变成了一种空洞之物。

最后是风险社会之风险。在信息时代，由于幸存者偏差，传播载体变化，以及无孔不入的推荐算法，我们似乎感觉到生活中充斥了更多的风险，就像小说中写的，“妈妈的同事从担心会意外怀孕到担心自己彻底不孕，只隔两三年的时间”，这两三年时间指的当然不全是年岁增长，而是关于生育问题舆论环境的急速变化。一方面，对于社会的真实风险程度，作者有基本理性的判断，她借男主人公的口吻说，“上网搜索上门维修工，肯定安全，百分之百，不用害怕，在那些公司下单经过线上登记和线下背景调查，比旧时候在街巷里小区边找熟悉的师傅其实还安全些……信任科技就注定会获得安全”;另一方面，她又充满反思性地揭露了我们面临的“风险社会之风险”：对风险社会的扭曲解释。出现变态杀人案件的社会“越来越像日本和美国了”，“当然每个人都有某种精神症状、恋物癖、千姿百态的性向，这里是美国”，这是在暗讽当下的集体潜意识，一种把自身社会存在的问题轻巧地推卸给外部世界，尤其是假想敌的思维方式。她关注精神疾病的社会环境，曾特别提及抑郁症成为当代高亮词的独特缘由，她清楚地意识到并非抑郁症比例突然加大，而是作为治理危机的替身而雀屏中选。人类学训练让她能够敏锐地从权力机制中发现风险社会某些特殊的延伸危机，社会的敌人并不是自然，而是在内部互动过程中发生的自我扭曲。

通过生育困境，她描述了风险社会;通过离散遭遇，她提示风险社会从观念中被消解的可能，避免丧失对风险的防范，同时揭示了人类学跨文化比较的潜在问题;通过风险社会之风险，她又反过来提醒读者注意风险社会被权力扭曲、滥用的危机，避免反应过激杞人忧天，同时也揭示了社会本体和社会概念对于个体生活世界的压迫。我们既可以说它是辩证周全的，也可以说是冲突拧巴的，而这正是我们所处的当代世界的真实写照。
三

文学不是学术写作，文学的最终目标是发现具体的人，真正的小说必须观照个体经验，把自己作为目的。如果说个人的选择必定来自社会影响，或者个人的行为必定产生社会后果，这是全然站在社会的角度来看的，是多么机械、简单化、决定论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是单向度的，如站在个人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在社会内化到人的内心的同时，人摆脱社会阴影的愿望也如此强烈。作者非常关注个人的复杂情感实践，她对群体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怀有深刻的怀疑，着意从中发现无法沟通、拒绝信任、放弃集体的个人。

脱离群体关系。按照人类学先贤们的定义，人类总是在关键性的仪式场合感知到社会的呈现，就像我们能切身体会到的白衣战士集体出征、将士在边疆许国、使团和翻译在外交席上壮怀等等。但是作者抱有必要的警惕，她仍然希望在群体中寻找个体性。比如《父母》中的校园杀人案件导致六个孩子无辜去世，既然六对家长肩负着同样极端的身份标签，毫无疑问，我们都预期他们将抱团取暖、共同进退，但是小说引导我们走向另一个方向，这一对父母始终游离于“痛失会”之外，“不想和他们一起生活于另册中。除了生命中都曾发生过这件事外，爸爸妈妈与他们没有共同点。犯人出狱后还要定期聚餐吗？”这句话简直振聋发聩，它直指虚假的集体性，试图在极端的社会范畴中郑重地发现个体的独特选择。

脫离横向亲密关系。夫妻是一个基于交付、横向结合的最小共同体，在作者笔下，它的基础是如此不可靠和不稳定，或者说在极端状态下会变得不可靠不稳定。在《父母》中父母一起经历了诸多的自救之道而不得，比如新的生育、心理治疗、宗教、搬家、整容，最后的结果是夫妻俩“日子过不下去了，至少与对方不能，但因为同样的原因，必须要与这一个对方，把日子过下去”。多么绝望啊，如果孩子还在，他们还可以通过离婚来拯救自己，而现在孩子消失了，他们之间从道义到现实，都只能永久地捆绑下去。这对形式上没有分裂的夫妻之间是完全隔阂的，妻子觉得“在黑暗中，他的肉体成为家具，是这个家的一部分。她是唯一的活人”。看看，家庭灾难不但无法加强夫妻团结，甚至让救赎的选项永远消失。而且，最相爱的人也是最算计的。在《乱世佳人》中，女主人公生活的唯一中心几乎都是丈夫，为了得到他的怜爱甚至疏远了自己的父母兄弟。经历了丈夫出轨后，丈夫病逝，女主人公拿到保险赔偿金，她拿笔计算赔偿金与丈夫在世收入的比例：最初她假设丈夫还应当再活二十年，使用了乘法算式，转头又觉得自己给丈夫规定了年龄，显得心眼过恶，又反过来用拿到的赔偿金做除法。这个细节像是一把手术刀，剖开了心底彻骨的私、假和冷。

脱离纵向亲密关系。父母和子女，是基于血缘、纵向结合的最小共同体。按照普通中国人的伦理观念，我们甚至期待它应当深于夫妻关系，但在小说中也呈现出令人绝望的面向。生育困境之一是拒绝生育，在《女儿》中男主人公清楚地知道，婴儿是“难以摆脱的累赘，需要终身为之负责的非理性的麻烦，无法控制的东西”，他“想象中的孩子必定是个小女孩，必定会是她的拷贝而不是他的，和她一样令人疲累”。在这里，对子女的拒绝，实际上还包含了对夫妻关系的进一步厌弃。《山河》中，父亲有一次来看望被自己抛弃的女儿，留了一张署名为爸爸的字条，作者借女儿的口吻指出：“署名为爸爸，也许是由于相对来说他更不愿意留下让他的真名实姓与我们有关的证据，类似于他与我们没有合影。”这是多么触目惊心而尖刻的心理活动。书中关于离婚夫妻应该如何分配儿女的讨论，也充满了精心的算计。这两者都是关于父母对子女的。反过来，子女对父母的关系更是理性到不近人性，《乱世佳人》中说“子女对于父母中谁应该先死，是有偏好的”，于是丧偶的母亲在内心设计了与女儿共同生活的各种得体的活法，只为了证明自己是值得后死的那一个。《旅行家》的结尾处，主人公在机场遇到一位在网上看房的美国年轻人，他看中了一套街区萧条、毫无特色、价格便宜的小房子，主人公想象他是一个终身不婚、像尘埃一样平凡的建筑工人，“他不需要家庭……我想象他的哥哥或弟弟或姐妹的孩子起了他的名字，他成为教父，并且一生舒适地独自一人”，这个想象的场景其实就是在反思、批判并且试图摆脱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横竖两轴的家庭和爱被彻底否定，全书在这一刻戛然而止。

人从群体关系、亲密关系中一再退出，剩下的是荒芜和悲凉。人还能往何处去呢？从根本上本书是寻找意义而不得，比如孩子在学校被杀，凶手本人也自杀了，而且凶手没有清楚的动机，于是“孩子的死没有意义，没有抹平什么不公，甚至没有慰藉坏人”。不管是大人、孩子，男人、女人，还是好人、坏人，这个追问，都直指生活本身的荒谬和个体在社会中的孤独感。
四

因为经常在媒体上代表女性发声，写作以恋爱婚姻家庭为主，因此淡豹往往被放在女性主义文学脉络中讨论。这个做法带来了一个吊诡后果，那就是女性议题天然地被限定了，女性似乎并不关心星辰大海。还有一些重要的评论指出，女性主义写作最终都会摆脱自身的狭隘，“逐步通向他者和社会”，这同样带来一个矮化的效果，似乎女性作家是被启蒙、被感召而逐渐走向进步的。

而事实是，像她这样的作家，在女性主义标签之下隐藏着真正关于人的困境的写作。她熟悉结构主义人类学，深刻理解只有在与男性的对立和联结中展开女性才是可靠的，她写女性的同时，花了同等精力描写男性，甚至以男性的口吻写作：“我站在内侧。新走进来的年轻男人走到中间的小便池前，解开裤子。当有三个空位时，大家通常都会下意识选择两侧的，无论为卫生、为隐私，还是为了避免某种有共识的不适，不是吗？”她愿为路人甲花一些精巧的笔墨，说明她对男性小世界的批判性关注无所不在。她不是为了摆脱女性的狭隘才逐步“通向他者”，他者始终在场;因为他者的在场，社会当然也就始终在场。甚至可以说，本书的内核是无涉性别的，它揭示的是人的普遍困境。当下的文学评论或许从未意识到这一点。

作者是个矛盾体。从她的小说中既可以梳理出一层层的逻辑推进，其实也能够抽取出许多前后抵牾。她既理性又感性，聪明又鲁莽，凡尔赛又小自卑，尖酸刻薄又悲天悯人，尤其是既注重社群主义的守望又强调新自由主义的自强，既爱世界又反社会。昆德拉说：“人跟世界的关系……甚至都不像一个演员跟舞台背景的关系。人与世界连在一起，就像蜗牛与它的壳;世界是人的一部分，世界是人的状态。随着世界的变化，存在也在变化。”这个说法可以部分解释作者的内在矛盾：当把社会视为人的本质属性时，那么描写每一个人事实上都意味着“把自己作为方法”;当把社会视为外在于个体时，人几乎本能地抵抗社会的制约，于是寻找独特个体自然就成为目的。女性作家不是简单地“通向社会”，而是对人及社会的本质构成，以及各自和相互的内在矛盾性有着清醒的认知和批判。

对淡豹及《美满》的讨论，至少在两层意义上会激起文学人类学界的浓厚兴趣：一方面，文学文本是人类学研究的来源，尤其是现实主义小说本身就可以视作民族志素材来使用，人类学家可以凭借其理论和方法从中挖掘出关于社会的洞见。另一方面，通过虚构的特权，小说带给我们在非虚构和人类学写作中经常丢失的敏感性和想象力，以及民族志无法提供的具体人物的内心想法和身体感受。虽然作者的初心未必是为了人类学界写作，但是学界却应当密切关注这位从人类學中出走、有着非凡勇气的作家，并继续引她为同道。

作者：郑少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