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活动

第一篇：中日文化交流活动

中日交流文化史期末考试之中日饮食文化比较

中日饮食文化比较

日本是与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 日本的文化就深受中国的影响。日本的饮食与中国相同之处很多，但差异同样明显存在。从待客方式、菜肴的烹饪方法及见面时的问候语着手，可以分析出中日饮食文化的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应该有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 日本是与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日本的文化就深受中国的影响。因此，日本的饮食与中固有着许多相同之处。比如，日本人和中国人饮食餐具基本相同，都是使用筷子、碗、盘子等。虽说现在许多人钟情于西餐，但传统的“日本料理”吃起来还必须使用筷予。其次，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待客都非常热情。古人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个中国家庭，一旦来了佳宾高朋，采购、烹饪、陪客，忙煞主人。备料丰盛，做工精细I，烹调讲究“色、香、味”，待客力尽地主之宜。日本人接待客人也是充满诚意的， “不亦乐乎”与中国人不分上下，往往为了一顿饭，提前好多天向饭店预约，甚至开车带着客人跑到老远去用餐。

然而中日两国饮食文化又存在很大差异，文章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比较。

一.双方的待客方式及观念大相径庭

中国人待客，喜欢“宁剩勿少”，好像桌上饭菜剩得越多，越能显示出主人的盛情与美意。即使饭后桌上一大堆残羹剩饭，主人也还会再三表示歉意：“没有什么可吃的，真过意不去。”而日本人待客，“料理”(菜肴)的数量会恰到好处，既让客人吃饱，又不剩饭剩菜，否则会认为太浪费了。“料理”所用的材料讲究“新、奇、鲜”，并非全是“鱼肉荤腥”，而是荤素搭配，哪怕是自家长的一把不起眼的青菜，主人也会很自豪地向客人宣称“这是自家产的啊”;“ 这个菜很好吃呀”，以此表明待客之盛情。并且，日本人使用的餐具也有一番讲究，往往根据菜的种类选用不同的器皿，而且会在菜上放些花草增加自然感。此为差异之一

二、烹调方法有很大差异

中国菜讲究“色、香、味”，属美昧型菜肴;日本料理注重“新、奇、鲜”，为营养型菜肴。中国菜分为多种菜系，并有“烧、炒、爆、煮、炸、蒸”等二十多种烹制方法，这是日本料理所望尘莫及的。

同本人喜爱清淡的口味，生食或把食物放入水中煮食为多，所以日本料理被称为“煮文化”。这种做法也许与日本水源充足、木材丰富有关。除此之外，日本料理的烹制方法还有烧、烤.炸等有限的几种。

三、佳肴还需美酒配

中国的酒与茶同样历史悠久，自古以来，人与酒结下不解之缘。所谓无酒不成宴，无酒不成礼，无酒不成欢，无酒不成敬。中国人请客吃饭，除了准备丰盛的饭菜外，更是大设佳酿良液，劝酒畅饮，甚至逼酒，不醉不归，以示诚心。酒还另有妙用，烦劳一天，适量饮酒，便可化解疲劳，疏通筋脉。中国酒类之多冠盖四海，大致可分为白酒、黄酒、啤酒、果酒、料酒等，具体品种无以数计。单就名酒而言就不下300种。

日本酒类也不少，清酒闻名遐迩，从味道说，有甜辣两种;从等级说，有特级、一级和二级三种，大概都在15度上下。最有名的清酒有"大关"、"菊正宗"和"富久娘"等。日本人很喜欢喝酒，尤其在晚上，每天下班后，大都要喝一杯后再回家，直接回家的人也要在家喝一杯，而且往往与中国人一样边吃边喝;而不似西方人的有时不吃也喝，干喝不吃。许多日本公司的职员，每周要有三四天在外面喝到深夜，方才如倦鸟归巢;因此也才有了没有酒也便没有日本的现代化之说。但是，日本人不胜酒，喝的并不多，他们喜欢饮酒放歌，有时表现出日本人的豪放性格，有时流露出凄凄痛楚的浓厚民族色彩。酒的作用更表现在交易场上，饮酒只是一种形式和手段，真正目的却在谈生意上。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吃的

观念在逐步改变。比如说过年请客，过去都在家里操办，如今大家图个省事喜欢去餐馆了，但是大吃大喝、不讲营养的现象还普遍存在。这样既花费金钱，又浪费时间，更是对自己身体的不负责任。日本人的饭菜习惯以大米为主，配以蔬菜、鱼类、肉制品和牛奶等，形成一种较好的平衡。因此，有人把日本人的饮食称为“日本式饮食生活”，认为应该加以推广。看来，日本人的饮食无论从文明程度来说，还是从身体健康角度来看，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第二篇：中日企业文化

日本の企业文化の

[抄录]日本の企业文化は独自の文化的ゕ゗デンテゖテゖを持っています。日本文化への影响の长期的な制品です。我々の研究で、日本経済は、企业の内部分析から行くことはできません。宗教的な风味が强いと、日本の事业。宗教も、意思决定や企业のシステムに影响を及ぼした。

[キーワード]日本の文化、宗教

ご承知のとおり、 "企业文化"最初の転送は、ゕメリカ、日本に最初の练习をした。第二次世界大戦の失败の后、日本経済の崩壊后。しかし、その后国営企业は、なぜ日本企业が开発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ので、早く一绪にドゕを开けて一晩、ゕメリカに比べて日本の制品は、そうですか? 90年代の金融危机は、日本経済は景気后退している。日本企业は、これらの问题に対処する方法は何ですか?现在、我々の国の高速経済発展の时代では、中国企业から学ぶ必要がありますこのどうやって?私たちは、企业文化を企业の発展の影响で开始させてください。

第一に、宗教文化

日本は、儒教、仏教、神道の宗教の歴史日本での开発に最大の影响を与えます。最终的には、中国の儒教"博爱、正义、正当性、知恵、手纸、忠义、孝行、大好きな"と他の伦理的なゕ゗デゕや企业文化の主要な考えを日本の神道思想の皇帝"には、地域社会の"忠诚心。日本企业は、明治维新を必然的に戦士のさまざまな伝统や习惯の管理に武士の多くは、武家制度の廃止は、事业に続いているので、孔子を増やす计画の论语"の时に"明治维新の近代化を开始すると、障害のあるビジネスフゔ゗ナンスの"魂"と、企业文化と述べた。彼らのビジネス哲学の宗教的な考え方にいくつかの起业家。は、同社の日常业务はしばしば宗教的な倾向となっています。朝と夕方の训练と企业统治に関する社会的な曲を日本の主な特长は、次のように、仏教の僧侣など。とから、毎日20分の最初の仕事は、クラブのメンバーが一绪に歌を歌っています。魂を浄化するために、松下は、同社への敬意を表してここに来て毎周仏坛を设定している。トヨタ自动车は社会的な训练の"仏の尊重、チャンに感谢し、感谢の借金を払うために生きている。 "

第二に、决定の宗教的思考の影响を受けて决定

1 。儒教文化-の効率的な组织文化。日本企业の成长の谜を探索、ほとんどの人は、独自の组织文化を魅了します。无効电力の特性のような顺序で终身雇用制度の日本の企业の练习、 、 。

"博爱"と"正义" ：スタッフの撤廃、これは企业で働くことが悬念解任し、必要があるため、寿命の长さの雇用システムは、最良の选択となっている。このエコーは、その学问の资格は、年齢に応じて、サービスの长さのためにその会社で働くスタッフの给与( 70 % )メソッドの主要部分を决定するには、赁金制度の顺序で反応システムの导入は、日本の大手企业。このシステムを生活の中で反応配列の长さは従业员の雇用システムの基本的な生活水准を守るためには、会社の近くと、スタッフの気持ちをスタッフの改善に役立つだろうと献身の帰属意识のビジネスセンス。

"善玉" ：従业员の评価のための主な基准は、企业への忠诚である。个人の能力との共同意识の操作は重要ではないシステムは、体重の评価には、元よりも低い。中国のビジネスエリート履歴书の山では异なる企业の経験に注目していると、火灾のように上司との强力な个人への企业より容量。ホワ゗トカラー労働者は日本ではなく、自分のキャリゕ悪い、

このです。悪い场合は、スタッフは本当に多くの人々のシングルは、多くの企业はレ゗オフの基本的な条件として、゗ニシゕチブをとることはないと、それを纳付しないとき情报を発信する方法を使用するように选択してください。仕事では频繁にす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が、次の候补は、说得力のある理由を受けることは不可能ではない。日本のため、同社は、以前は舍て敝履起业家の场合、人々の目を信頼してはいけません。

2 。 "と"成功の考えです。各企业は、 "ホームです。 "日本の人々はしばしば、 "私の家は自分の仕事の场。 "多くの日本の若者が、同时に彼らは会社に自分の生活をしている大企业に入ります。ホームは、同社の"コーナー"は、集団行动休暇の场合には、多くの场合、メ゗ンの上司からの结婚は、もちろん自己负担ですが、定年后の补助金は、同社が配布した。悪くても、いくつかの企业が従业员の墓地に戻す]を选択します。従业员の死が、记念墓地にも高レベルの集団企业。このように、同社は従业员の家族の绊や感情の意味になっている道徳的かつ简単に会员企业のスタッフを解任されず、要求の际の责任を负う。ビジネスリーダーや组织のすべての人事を同时に动作の雇用では、亲の责任を自分の子供と同じケゕや介护の问题で、雇用と生活のすべての良い仕事の世话をするように。同时に、それぞれの家族の企业として、事业者にも感谢祭のような子供の亲としての采用は进んでは、演算子の组织とリーダーシップに敬意を提出するだけでなく、企业が心配と同じ方法に兴味运用と开発。个々の企业が心と体、调整、理解を、企业に个人的な暴落に忠诚度の高いのは、大きな意味があります。

第三に、日本の企业文化、企业文化とは、ゕメリカ合众国

1980年にホーフステッドエコノミストは、世界50カ国からの企业文化の一部は、内部のサンプルでは、统计した。远くから人々は、リスク回避、个人主义、男性の调査を行っている。

(チャート)全国规模の企业文化の主要な値

1 。人権活动のうち、ゕメリカ合众国： 40 、日本54 、 52の世界平均。その后、米国と日本の人権のためのギャップ。ある程度の人々の権利の问题を内部反射と権力の民主的なバランスを実现します。

2 。観点から64の世界平均のリスクを避けるために、米国は46 、日本92 、これは日本ではリスク回避の强い感覚。

3 。ビューの个人主义的観点から、 50 、日本46の世界平均は、米国91 、日本、日本の社会、企业のグループは、その人が自分に注目している表现ですが、それは怒りや同僚や上司からの抵抗にもつながるわけではないことがありますがの胁威になるので、冷酷な抑圧感。森の中で木材を、风にも、日本企业に适用する中国哲学を破壊してしまいます。4 。また、人から尊敬： 95日本は、世界から、米国は62 。日本の男性の社会は、男性の考えがあまりにも强いので、ある程度までです。日本は、男性の大多数は、女性が家族の、当然のこと结婚后に辞任を世话をすると主张した。日本では、强い女性をより軽蔑的な用语です。

ゕメリカ合众国の近代化と企业文化を日本では、企业文化の伝统を比较し、自分の特性があります。集中力やグループの意识につながったの"忠诚心"と"と"という考え。日本の宗教文化の影响の制品です。

まとめると、日本の企业文化は、伝统的な日本の宗教文化と近代的経営手法の组み合わせです。ある程度はない日本の企业文化とは宗教があるために、宗教的信念は、日本企业は、信仰のうつ病は、なぜ日本企业の段阶で、まだ残业している従业员の职场への义务は、精

神を强调する文化の重要なコンポーネントを构成され企业向けのハード。日本企业はこのような特殊な宗教的な文化、そして企业と开発の継続を保证します。

日本企业文化日本企业文化的5条潜规则

世事如棋，上世纪80年代日元经济横扫全球之际，日本企业获得广泛的赞誉，终身雇佣制和集体主义成了国际企业的样板。可当日本经济陷入失落的十年之时，日本企业又因为创新匮乏和反应迟钝成为被批判的靶子。然而迄今为止，在财富500强排行榜中，日本企业比比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下几乎所有重要的行业中，都能看到著名日本企业的影子。与创新叛逆、雷厉风行的美国企业文化相比，日本企业文化有其自身的特色，这既是日本企业称雄世界的动因，也是约束日本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桎梏。笔者试图在这里梳理一下日本主流企业文化中的潜规则。

潜规则一，评价员工的首要标准是对企业忠诚度。个人能力和合作意识并非不重要，但是在评价体系中的权重低于前者。中国企业界的精英们热衷于在个人简历里堆砌不同公司的经历，似乎自己炒掉的老板和公司越多，个人能力就越强。在日本白领看来，这恰是职业生涯大忌。虽然终身雇佣制名义上已经取消，但仍然有不少人选择从一而终，很多公司还将不主动裁员作为一个基本准则，如果员工实在太差，就用不加薪的方法来传递信息。跳槽不是不可以，而是不能太频繁，并且在下一次应聘时要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因为在日本企业家眼中，一个对以前公司弃若敝履的人，绝对不值得信赖。

潜规则二，要在一家企业中长期发展，稳居中游是最优策略。这条规则尤其适合于初进职场的大学毕业生。要在日本公司里长期发展，必须具有耐心。在很多日本人的潜意识中，不落后于他人是最佳状态。如果一个人过分热衷于自我表现，不但会招致同事的反感和抵制，而且上司也可能感觉受到威胁从而无情打压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中国哲理同样适用于日本企业。

潜规则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新人刚进公司，往往会做些琐碎细致的工作。很多人都觉得无聊没劲，事实上这是管理层考验员工的第一步。通过这一关后，尤其在某些中小公司，管理层往往会给员工很大的自由，让其放手去干一件重要事情，借此来考察一个员工应对压力、整合各方面资源和协调各方面关系的能力。一旦员工通过了这项考验，就可能被重用，否则就会被贴上不堪大用的标签。这种从每件事情成功与否，来决定下一件事情是否分配给

特定员工来干的做法，看似不给犯错误的员工第二次机会，显得不合情理，实则是要求员工集中精力完成每一项任务，从而有助于提高公司效率。

潜规则四，不率先创新，但是把细节做到极致。按照经济学术语来说，日本企业家多是风险规避者，他们不愿意付出创新的高风险成本，但是日本企业令人尊敬之处，就在于实现了模仿时滞最小化。往往是欧美企业研制出新技术不久，日本企业就用巨资购买之，并且在极短的时间内消化吸收之，然后用全球领先的工艺迅速地生产成品，而且其产品无论在品质还是价格上往往都优于欧美的竞争对手。推而广之，那种雄才大略但是忽视细节的精英们，在日本企业往往得不到太好的发展。原因就是上司们习惯于从细节来考察员工的绩效。正所谓魔鬼在细节中。

潜规则五，女性依然难以受到重用。在日本企业界和政界的高层，女性身影依然寥寥。大多数日本男女坚持认为，女性结婚后辞职照顾家庭，天经地义。在日本，女强人更多地是个贬义词。据说，日本女大学毕业生在就业时依然会努力寻找工作，但是目的不是为了事业和金钱，而是为了觅得金龟婿。因为一旦找到个好郎君，婚后就可以不再工作一劳永逸，不亦乐乎?

第三篇：中日文化比较心得

中日文化心得体会

这一学期选修了贾老师的中日文化课程，由于课程冲突，好多次没有去成，但我觉得通过这次课程让我认识到了中日文化的区别。

我们为什么总是讨厌日本人，也许是因为日本文化几乎全是中国传过去的，本来就是个蛮夷之地，蕞尔一岛;但它后来却又侵略中国，进行大屠杀这种惨无人道的行径。最重要的是那种不认罪的态度——否则，我也说不清中国人为什么要仇日不仇英法美。八国联军烧了我们的圆明园、屠杀了义和团。

其实关于国际关系，国家利益才真正左右一个国家的态度，本来就变得比狗脸还快，翻脸不认人常有。象我们这样持久地排日并不理智。我也无意为日本辩护，它有自己的民族劣根性，但日本文化和众多文化一起冲进中国大门，与年轻一代人紧密融合，再拒绝出去，绝不可能。

日本文化的确在影响这一代人，中国文化必然有比不上它的地方——没有什么文化和制度完美，任何文化都有不如别人的地方，我国改革开放不是去挑别人的毛病，而是学别人的优点，我们必须清醒。

中国人行事以中庸著称，但做道德判断却相当偏激。或者说二元化，不是君子一定是小人，不是好人一定是坏人，不是清官就是贪官;有句迎合皇上的话就是奸佞弄臣，非得抬着棺材死谏才叫忠臣。清官如岳飞、海瑞，要么被陷害死，要么与整个官场为敌。再比如，父母死了要守三年孝，什么事都不准干，一门心思地悲哀。当时，有个“大孝子”倒是守了二十年的孝——在这期间生了五个孩子，传为笑谈，但此人除此之外，没有杀人放火，没有违法勾当，孔融却一声令下就把他杀了，中国人虚伪得可以。孔融还以“不孝”的罪名杀了另一个他认为在父亲坟前哭得不悲的人——最后，曹操仍借着“不孝”的罪名杀了孔融，倒算首尾呼应。

而且似乎日本文化是更为灵活的，从物语文学可以看出，很早就可以抒发个人的情感。而中国，文人似乎永远是不得志的，活象一群怨妇。苏轼和辛弃疾并称苏辛，但辛不如苏，苏是士大夫兼文人，辛的范围就窄多了，几乎是职业“词人”，而填词不是正业，是野狐禅，只有科场和官场不得志，才去搞这种杂学，试想辛的心态会好吗?柏杨先生说：“日本虽然几乎吸收了中国的一切，但没有吸收科举，所以在明治维新可以一下完全崛起。”日本从中国吸收最多的似乎是李白、白居易而不是孔孟之道，可见它是有挑选的，决不接受文化倾销，倒是真的“拿来主义”。他拿到了罗盘，用作指南针，而不像中国人用它看风水;他们拿到火药，做出炮弹，而不像中国人用来放烟花。

说起来，如果日本都是从中国来的，但如今日本显然比中国发达;日本会挑选、会继承、会总结、会发扬。他们比中国更早学会向前看，中国官员在弹劾变法，日本在全民维新;日本没有中国的“利不十，不变法”，虽然也陷入闭关锁国，但立刻清醒，认清形势，抓住一切条件发展。而中国则被侵略得都快不知道自己是被谁侵略的了，还想维护“天朝尊严”，就是自取灭亡。天朝的幻想就和吸鸦片或精神胜利一样，它让我们永远认不清局势、不知道发展。

日本人还有强烈的危机意识，是受东西方文化冲击的产物。日本决不是什么地大物博，主要能源多靠进口。要发展，又不能轻易得罪美国，韩国仇日，俄罗斯强大，中国崛起，日本其实很难熬，居安思危就尤其很重要。空调不低于28℃是潜规则，结果到哪都是28℃;煮鸡蛋也要考虑怎么省一半的天然气。日本地震也很多，他们的孩子必须随时明白在危险中怎么做。

而中国，仿佛是小农意识太久了，没回过神，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危险，杞人忧天的少，莫名其妙枉死的多。安逸舒适一天，不想明天会有什么，不直面问题隐患，正如鲁迅先生打过的比方，只关注烧麦或北极，不看肮脏的桌子和地面。

说了很多中国人的缺点和日本的优点，不是媚外，崇洋和媚外根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柏杨先生明确阐述，崇洋但不媚外。我们要学别人的优点，而不是自我陶醉，日本文化有自己的劣根性，正如中国文化有自己的劣根性一样，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例外。问题在于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懂得批判亦懂得前进。

10电子信息

周

培

第四篇：早期中日围棋交流

赵之云

中日两国棋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但真正具有相当规模和录存大量棋谱的

交流，则始于我国围棋相当落后的清朝末年。在此后的七十余年，为了缩短由

历史造成的中日围棋水平的巨大差距，探索和引进先进的围棋技术，我国棋手

曾作出长期的不懈努力。我想，只有纵观中日围棋交流的历史过程，给予围棋

界前辈棋手以恰当的评价，才能深刻体会今日逐渐展开的“中日围棋对抗时代”

是怎样的来之不易。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早在南北朝时，围棋衣传入日本，并在那里

发展起来。相传在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随员中，衣有伴小胜雄、伴须贺雄等

知名棋手。约在公元701 年，日本僧人辩正入唐，因擅长围棋，被尚未登基的

李隆基(即唐玄宗)屡次召见。日本吉备真备留学唐朝19年，传说他曾与唐朝

围棋名手玄东对局。后来日本镰仓时期(约13世纪初)画家便据此绘制了《吉

备公入唐图》。此图与日本奈良正仓院古棋盘(相传为8 世纪时日本圣武天皇

之遗物)同为日本之国宝，曾被许多围棋书刊、辞典引用转载。至晚唐宣宗时

(约9 世纪中期)，又有我国棋待诏顾师言以三十三着“镇神头”击败“日本

国王子”的记载。这类轶闻，虽难以确证，但就唐代中日文化艺术频繁交流的

情况来分析，当时两国棋手相互切磋棋艺的机缘，应该是不少的。

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日本京都建仁寺僧人虚中前来我国杭州定

居。虚中之棋艺，在当时颇负盛誉，他著有《决胜图》二卷，可惜很早便已散

失。到明嘉靖三年(1524)文士林应龙编了一部《适情录》，自称其中有 384

图是根据虚中《决胜图》演绎而来成的。其实，林应龙不过是个水平很低的“

五品”(即国手让

三、四子)棋手，《适情录》中的384 图，内容驳杂，亦不

甚高妙。因此，他的著作是否忠实反映虚中的棋艺，抑或出于假托，现已很难

判断。但由《适情录》一书，亦可证明500 年前的日本棋手，衣具有可观的实

力和名望。

约17世纪初期，日本刊印了我国元代围棋名著《玄玄棋经》。《玄玄棋经》

中的死活题构思精巧，具有实用价值。当时日本棋手正是通过这些死活问题推

断中国棋手的水平肯定不弱。他们还从琉球棋手处间接了解到中国棋界的一些

情况。可是，当时日本正处于幕府当政推行闭关政策的专制时代，棋界人士没

有也不敢主动提出与中国高手作正式较量的建议。围棋竞赛必有胜负，胜固欣

然，但万一败北，便会挫伤幕府之威信，后果不堪设想。日本近代棋史家认为，

这可能是双方棋界数百年不公开交往的原因之一。

至19世纪中期，被誉为日本棋界”古今屈指可数的英杰“的十一世井上因

硕(即幻庵因硕)与本因坊家争夺棋界霸权失败后，他从长崎商人处听说中国

国手周小松棋艺高超，不禁跃跃欲试，一则想以棋会友，二则想借鉴围棋故乡

的技艺，以谋另创事业。因此，幻庵因硕不顾当时幕府严禁船舶出口的锁港政

策，率弟子三上豪山秘密架舟来华，不料被陡起的海上风暴所阻，只得折返。

这样，中日围棋交流又推迟了50多年。

围棋在旧中国虽有“四大艺术”之一的美称，其实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民间棋手的经济收入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中。棋手除了弈指导棋、传授弟子外， 收入主要依靠观棋者(大部分是显宦、富商和上层文人)的“帮彩”和“赌彩” (由此逐渐形成了中国棋手独特的胜负观)。在清初“升平盛世”时期，棋手 生活尚较稳定，棋风较盛，名手辈出。可是到了动荡岁月，围棋界便不可避免 地受到冲击。我国围棋大抵在乾隆后期由盛转衰，至鸦片战争后，更是每况愈 下，后继乏人。1891年秋，我国封建时代最后一名国手周小松去世，棋界只剩 下

二、三流棋手，显得凋敝不堪。然而在棋界人士的心目中，却依然抱定围棋 创自中华，“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以为国外的围棋水平总不能与中国相比。 晚清时期，虽也有少量日本和琉球的围棋古谱传入，但并没有人去作深入的研 究，这些棋谱只是满足了部分藏书家的藏书癖好，被束之高阁而已。

反观日本围棋界的情况，却大不相同。早在16世纪末期，丰臣秀吉任关白 (相当于宰相)时，已开始茨棋手俸禄。到了德川家康袭“征夷大将军”后， 便进一步给予棋手世袭俸禄，并建立了“棋所”制度。由于当政者酷爱围棋， 给予经济支持，棋手生活有保障，围棋活动蓬勃发展，此时产生了本因坊、井 上、安井、林四大棋家。加以每年举行“御城棋”等重要比赛，许多棋手潜心 钻研棋艺。重大比赛时，群雄角逐，呕心沥血，力争多胜，以求得在棋界占有 较高的席位。这种多组织、多流派、互相竞争、彼此促进的现象，一直持续到 资本主义相当发达的近代。

分析中日两国棋界状况，可以看出，旧日本对围棋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 了旧中国。日本四大棋家的棋手长期处于类似现代专业棋手的环境中，而旧中 国的棋手却连基本生活条件都得不到保障。在日本，围棋被奉为国技，在人们 心目中，围棋是值得为之奋斗终身，甚至不惜以生命相博的事业。而旧中国， 围棋仅是上层阶级点缀生活的娱乐和游戏，棋手的社会地位与算命占卜者相差 无几。由于历史原因，中日两国棋界虽然长期没有正式交往，彼此对实情也缺 乏了解，一切都还在朦胧之中。但这一掩盖真相的帷幕，终究有被揭开的一天。

光绪末年(月1906--1909)，北洋军阀段祺瑞出任保定军官学堂总办。段

氏生平酷爱围棋，正巧保定附近聚集不少日本商旅，段氏与日本人下围棋经常 取胜，因此产生了日本围棋不行的印象。

就在此时，有一位日本业余棋手中岛比多吉路经保定，为段祺瑞留住，中 岛战胜了段，观弈的日本人乘机宣传日本围棋强于中国，双方争论不休。段祺 瑞因自己不是敌手，便从北京请来几位围棋高手，将中岛击败。但据说仅仅过 了一个多月，中岛棋艺猛进，接近专业初段水平，使几位中国棋手都感到难以 对付。于是段祺瑞又邀请两位当时中国第一流的棋手张乐山、汪云峰前来助战。

张乐山，合肥人，工书画，曾任职山东某县县令，嗜棋如命，一日与客对

弈，有钦差过境，竟忘了迎接，被罢了官。后从英星垣学弈，在北方颇负盛誉， 但以一生未与周小松对弈为憾事。当上海名手设擂台每局棋索五银圆时，张来 沪时每局要十银圆，可见其声望高于南方名手。汪云峰，一作耘丰，名富，北

京人。早年学弈于名手刘云峰。汪多才多艺，对局落子如飞，擅长乱战，平生 对局极多。现代名家如刘棣怀、金亚贤、崔云趾、汪振雄、王幼宸、吴清源等 早年均受其指导。

张、汪两人来到保定后，经几度交锋，使中岛无法抵挡。

1909年至1910年间，日本专业棋手高部道平(当时四段)来中国旅游，顺 道至保定拜访中岛。中岛见到高部，真是喜出望外，就问他：“段祺瑞身边最 近来了中国最强的棋手，您是否愿意一试高下?”高部欣然应允。于是高部被 引见给段氏，并分别与张、汪对垒。起初是分先对弈，高部的棋艺使张、汪束 手无策，节节败退，最后一律被高部让二子，而段祺瑞则被让五子(后来段任 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权势熏灼，高部顺情减为让

二、三子)。至此，段氏不得 不承认中国的围棋水平确实不如日本，并愿意向高部学棋。但段氏深信高部如 此厉害，必是日本最强的棋手。当高部谈到日本、还有能让他二子的“本因坊” 时，段氏及其身边的中国棋手都表示怀疑，认为高部故作惊人之谈。以后，当 高部缕述日本围棋的历史、各派棋家的兴衰，情状真切，凿凿有据，方知其言 非虚。

后来，段祺瑞向其棋友杨士琦(当时任商部右侍郎驻沪帮办电政大臣)介 绍了高部情况。1911年早春，杨士琦奉使江南，召集南方围棋名手在南京与高 部交锋。中国南北高手的水平本来相差无几，结果南方名手王彦卿、陈子俊等 均被高部让到二子。中日围棋水平如此悬殊，使两国棋界为之震惊。

1910年下半年，南京开办由清末官商合办的博览会“南洋劝业会”，高部 又应邀来到南京。据黄铭功《棋国阳秋》记载：当时南方名手范楚卿等各与高 部对局，开始受先，均大败。被高部让二子，仍败。接着棋界耆宿丁礼民(当 时年已74岁)“勉与(高部)对局，受二子二局，一胜一负。”

10月，高部道平又在南京杨士琦府邸“韬园”让张乐山二子对局，高部又 以三子半获胜。此间，高部与张乐山先后下了七十二局(一说八十余局)，张 仅胜十三局。张是当时中国屈指可数的名手，成绩尚且如此，其他棋手的成绩 也就可想而知了。

经过几番较量，我国棋界如大梦之初醒，才知道长期固步自封带来了怎样 的后果，向国外学习先进的围棋理论和技术，已经刻不容缓。尽管围棋只是一 门“小道”，但在上层--特别是敏感的知识分子阶层中，却具有非同一般的影 响，枰场的屡战屡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的落后和腐朽，改变这种状况， 已经势在必行了。

约1913年，高部一度返回日本，并晋升为五段。此后他又来到中国，先后

历游东北、北京、青岛、济南、南京、上海，留居中国前后达17年之久。据1928 年《新闻报》副刊“快活林”记叙，高部道平除与张乐山、汪云峰多次对局外， 与名手顾水如、吴祥麟、潘朗东让

二、三子都不下百局。我国知名棋手如丁礼 民、范楚卿、王彦卿、伊耀卿、陈子俊、姜鸣皋、何星书、王子晏、朱叔庄、

王幼宸、林新猛等都先后受到他的指导。与高部有来往的上层人物除段祺瑞、 俊良父子外，被他让

三、四子的还有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和张静江。而张静江之 弟张澹如与高部弈棋尤多。高部早期在北方的部分对局收入《问秋吟社弈评》 (1917年版)一书，在南方的部分对局收入《中日围棋对局》(1919年版)， 另有部分对局发表在报刊的“围棋栏”中。估计未公开发表的对局尚有十之七 八。在介绍日本围棋的先进技术、推动中国进行废除传统座子的重大革新方面， 高部道平实有开山之功。

辛亥革命后，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少报刊如《时报》、《新闻报》、《生 报》、《小说月报》、《商报》、《大公报》、《申报》、《前线日报》、《 新春秋》、《民权素》、《艺观》等都曾一度发表围棋动态或介绍围棋知识或 翻译日本专著。有关日本围棋谱如《日本第一国手围棋谱》(道策对局)、《 新桃花泉》、《日本国手丈和弈谱》(即《国技观光》)、《布局详解》、《 围棋布局研究》、《东瀛围棋精华》等相继问世。这类报刊把中日棋界实况公 诸于众，并呼吁当时政府提倡围棋。

中国棋手还自发地组织了各种棋社、棋会、围棋俱乐部，并先后编印了如 《弈学月刊》、《中国围棋月刊》等多种定期刊物，可是这些棋社、棋会多半 设备简陋，又经常由于匮乏资金而改业、倒闭。至于围棋刊物也鲜有能坚持一 年以上的。由此足以证明，仅有群众的一片热忱，而没有政府给予积极的物质 上和精神上的有力支持，中国的围棋事业就不可能振兴起来。

在早期中日围棋交流中，曾作出贡献者甚多，先择要介绍两人。

张澹如，名鉴，浙江湖州人，其上代经营丝、盐起家，为湖州四大巨富之

一，在江、浙、沪、及香港、欧美均有产业。澹如嗜棋，下子很快，不假思索， 棋力不弱，高部道平初来时让他三子，后减至二子。由于张澹如财力雄厚，故 能邀请和接待日本名手来访，支付旅费和对局酬金，多次促成中日棋手之交流。 张在围棋界交游甚广，国内名手来沪者，常按月奉送津贴，资助其生活，俾得 以潜心于棋艺。如嘉兴王子晏初到上海时，由他聘请为“证券交易所”会计， 挂名支薪，使其能成变相之“专业”棋手。张澹如还邀请围棋界前辈与新进集 合会弈，并创办围棋组织，广收日本棋谱，让中国棋手研究日本新法。40年代 后因身体多病而杜门谢客，后迁离上海。1961年11月，其后人将张所收藏的古 谱、日本棋书及各种棋刊捐献给了上海棋社。

顾水如，名思浩，金山(今属上海)枫泾人，幼年与其兄月如、渊如一起 学弈于当地名手。1914年入京，曾与高部道平累战不下百局。因受段祺瑞、汪 有龄器重，1917年被选派到日本深造，曾结识日本名手广濑平治郎(岩本薰九 段之师)、濑越宪作(桥本宇太郎之师)、野泽竹朝等，是我国留学日本系统 学习围棋的第一人。归国后曾主持《时事新报》的“围棋栏”，又在天津《商 报》辟“围棋栏”，介绍日本新法。后受段祺瑞赏识，供职于北京。1933年后 移居上海，曾与过惕生共同组织“上海弈社”。1937年“中国围棋社”成立， 顾任甲组指导。1942年日本棋院曾赠予四段。解放后受聘为文史馆馆员，“文 革”前为《围棋》月刊编委。1971年病逝。顾水如提倡日本围棋新法，奖掖后

进不遗余力。吴清源九段少年时曾受其指导(吴自称主要受益于汪云峰、顾水 如两人)。我国著名棋手陈祖德九段，少年时亦曾受其悉心指导。

辛亥革命后的十年间，中日围棋交流日渐频繁。1915至1916年，我国民主 革命的前驱黄兴在“讨袁之役”失败后，奔走于中、日、美之间，曾在日本东 京想濑越宪作(当时五段)学围棋，被授七子。张静江也从长滨彦八(当时四 段)学棋。

1916年，长滨彦八等日本棋手抵上海，与张澹如对局。

1917至1918年，日本关源吉五段前来我国满洲、旅顺、大连等处。关源吉 在中国期间，与前清肃亲王善耆时有交往，他曾与日本内垣末吉六段在善耆私 宅表演对局。

1918年秋，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邀请日本广濑平治郎(当时六段)来 访，同来者有广濑的弟子岩本薰(年十七，当时初段)。广濑让子技巧在高部 道平之上，我国名手汪云峰、潘朗东、吴祥麟均被他让三子。岩本薰初段棋力 亦不弱，我国棋手都抵挡不住，一般被让二子或先二。由此推测，在1910年后 的十年间，我国围棋进步缓慢，主要原因在于此时著名棋手大多年事已高，如 汪云峰已在60岁左右，棋艺难以猛进。相传广濑不仅杀路凶狠，对弟子要求亦 极严。他对局时神态冷峻，令人生畏，因此中国棋手在背地里给他取了个“独 眼龙”的绰号。汪云峰曾采用中国古老的“金井栏”棋式使不识此套路的广濑 序盘吃了大亏而败下阵来。此事在中日棋界传为趣谈。棋史家徐润周先生有诗 云：“平生快事问秋翁，(指汪云峰，因汪著有《问秋吟社弈评》)金井栏独 赢独眼龙。”即指此事。广濑归国后任日本重要围棋组织“方圆社”社长。

1919年 5月，濑越宪作前来我国青岛旅游。濑越到青岛后，经某驻华日本 军官介绍，他又前往北京交流。8 月，濑越到达北京，受到段祺瑞的接待，并 与汪云峰、顾水如、伊耀卿等中国棋手广泛对局。此时濑越年方三十，棋艺高 强，让子棋也十分出色。汪云峰、伊耀卿等都被他让三子。顾水如因熟悉日本 布局尝试，独能受

二、三子对局。濑越在中国居留时间较长，因此对当时中国 棋界状况相当熟悉。

1919年秋，段祺瑞通过高部道平，邀请日本棋坛领袖本因坊秀哉来华访问， 陪同来访的有广濑、高部、岩本等棋手。这是中日围棋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之 一。

秀哉(1874--1940)，本名田村保寿，是本因坊家最后一位世袭本因坊。

他8 岁学棋，13岁初段。18岁入本因坊秀荣门下，棋艺大进，1909年(36岁) 升为六段，弈技仅次于秀荣名人，而让子棋尤所擅长。秀荣逝世后，他成为二 十一世本因坊，棋艺已独步天下。他曾屡次与石井千治(即中川龟三郎二世) 弈升降十局赛，最后将石井八段降至先二。1914年秀哉被棋界公推为九段(即 名人，当时传统是九段仅一人，又称名人)。晚年时，秀哉将本因坊称号让给 日本棋院后，本因坊成为一项重大棋赛的冠军称号。

秀哉的棋风恣肆奔放，机略纵横，激战中算路精深，常能以凶险之着制胜， 故被日本棋界誉为“不败的名人”。秀哉死后，日本棋院设立了“秀哉奖”， 授给每一中成绩最优秀的棋士。

当棋艺举世无双的秀哉访华时，中国棋手无不感到兴奋和好奇。秀哉到京 后，中国方面先请还在北京的濑越宪作上场，由秀哉让濑越先，作示范对局。 两位日本高手正襟危坐，一连下了三天，棋盘上不过寥寥百子，未见分晓(当 时没有限制用时的规定)。观战者方始了解，日本高手是怎样认真从事对局的。 但也难免有一种莫测高深的感觉。这盘棋就此打挂(封局)，以后就由秀哉与 中国棋手下让子棋。当时除个别国内高手被让三子外，其余均被让四子或更多。 据说曾有人建议，请秀哉让中国高手先，弈一局，由白方倒贴黑方十六目。因 这种下法从无先例，而被秀哉拒绝。秀哉等日本棋手在北京盘桓约20日，又到 了上海。

秀哉在沪让张澹如、陶审安等名手四子对局，使南方棋手大开眼界。相传 秀哉来沪，每留一日，由中方付酬一百银元。当秀哉即将返日时，上海棋界人 士深表惋惜，又集资盛情挽留，秀哉遂多留一日，至11月下旬返回日本。

在上海的对局中，有一局是秀哉与顾水如的三子局，顾水如 198手中盘取 胜。笔者少年时，曾屡次听顾老提及，引为生平得意之作。当时，中国第一流 棋手受三子能战胜日本(也是世界)最强棋手，已是极不容易之事。

1920、1921年间，日本铃木为次郎(当时六段)、加藤信(当时五段)、

赤岩嘉平(三段)等来上海访问。通晓日语的上海棋手陶审安拜铃木为师，后 与铃木书信往返，求教棋艺。两人曾详细讨论“围棋十诀”的内容，并对十诀 的文字作了一些更动。

此时，南方一名棋手弈艺精进，引人注目。他就是王子晏。

王子晏(1892--1951)，名咸熙，浙江嘉兴人。1920年来沪，为张澹如赏

识。子晏棋风精密严谨，收官功夫尤深。1923年他与日本三段棋手安藤馨在沪 对弈，前后共29局，结果取得了胜17局、负10局、和2 局的优良成绩。

1925年

3、4月间，王子晏与日本四段棋手山平寿在沪对垒，共弈7 局。第 一局山平寿频频进攻，但持久战非其所长，终于被子晏乘虚击破。第二局双方 全力以赴，子晏着法坚不可撼，确保优势直至终局。

三、四两局山平寿因连连 挫败，显得情绪焦躁，颇失常态。弈至第七局时，山平寿已完全丧失信心。从 此避席不再与子晏交锋，这是当时中国棋手少有的扬眉吐气的日子。

据王子晏自订棋谱云，自1920年至1930年间，与日本棋手共弈51局，其中 胜43局、负12局、和 4局、封局 1局。在近代中日围棋交流中，这一成就，足 以使他名垂棋史。30年代后，子晏因患肺病，对局减少。1942年日本棋院赠予 四段。40年代他在上海寓所创立了“正风棋社”，社内制订学员考核制度，按

比赛成绩授予段位，并组织了“正风棋队”。他著有《官子指要》，其遗稿曾 于60年代在《围棋》月刊上连载。

1926年夏，日本岩本薰(当时六段)、小杉丁(当时三段)访华。8 月20 日，岩本薰在大方家胡同李律阁宅与年仅12岁的福建籍少年吴泉对局，先由岩 本让吴三子，吴胜;又改让二子，吴仅负一目。吴少年感觉非凡，他的出现， 引起日本棋家的关注。三天后，岩本薰又与青年棋手刘棣怀对局于李宅，刘在 被让二子的条件下中盘获胜，他的棋艺也得到日本棋家的好评。

1927年冬，日本井上孝平五段来到北京，特地和吴泉少年对弈，先下二局， 让吴二子，井上孝平都因形势被动，被迫封局。至此，井上毅然决定改为让吴 泉先。第一局弈于青云社，仅弈137 手，井上已明显劣势，再次被迫封局;第 二局于11月25日弈于李律阁宅，吴泉快胜;第三局于11月29日弈于张伯驹宅， 井上全力奋战，方始获胜。

井上孝平离北京后，又来到上海，他在上海让王子晏“先二”下了三局， 井上二负一胜。

井上孝平返日后，对中国吴少年的才华，广为宣扬，引起日本棋界的普遍 重视。当时旅京日本侨民山崎有民特将棋谱转寄给濑越宪作(当时七段)，濑 越阅后，认为这位中国少年具有罕见的才能，应及早给予培养。

1928年秋，濑越派遣弟子桥本宇太郎(当时四段)前来北京再次试探吴泉 棋力。吴少年受先连胜两局。同年10月，由于国内外人士努力，吴少年得以东 渡日本。他在日本一鸣惊人，在“大手合”中成绩辉煌。这就是后来名满天下 的大国手吴清源。吴清源虽成长于日本，但他的成就足以证明中国人有智慧、 有能力攀登世界围棋艺术的高峰。

1929年7 月，濑越宪作、桥本宇太郎访问上海，与潘朗东、张澹如、王子 晏、吴祥麟、杨寿生等对弈于张澹如寓所。其中王子晏(先)对桥本宇太郎四 段的一局，连弈了三天，耗时15小时以上，几经反复，巧成和棋。濑越称赞王 子晏是中国南方棋手中的第一人。

同年，旅京的山崎有民又向日本推荐一名9 岁的北京少年胡沛泉，后未能 成行。

1930年，日本女棋手都筑米子四段、伊藤甲子三段访问上海，与刘棣怀、 王子晏等对局。

同年7 至8 月，日本小杉丁(当时四段)、筱原正美(当时四段)来上海、 苏州访问，与魏海鸿、刘棣怀、潘朗东、吴祥麟、张澹如、江东皓等中国一流 棋手弈于上海张澹如宅。其中小杉丁对魏海鸿(魏先，胜一子)、筱原正美对 刘棣怀(刘先，和棋)、对陈藻藩(陈先，负三子)等局，都连续两次封局， 方告终局。由此可见，每一盘棋双方都殚思竭虑，经过激烈争夺，始见分晓。 日本四段棋手轻取中国棋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次在上海出场的中

国棋手比过去充实、齐整。棋艺水平与20年前的国手相比，约提高了二子。并 且还可由此看出，中国围棋活动的中心，正渐渐由北京向上海转移了。

1931年，日本女棋手增渊寿子(当时三段，坂田荣男九段之师)来华访问， 让中国少年棋手胡沛泉三子，弈于上海围棋共友会负责人秋山虎雄寓所。增渊 寿子除负刘棣怀外，在沪成绩较为出色。

1934年5 月至8 月，以创造围棋“新布局法”而闻名遐迩的吴清源(当时 五段)、木谷实(当时六段)联袂来访。同行者有日本棋院编辑长安永一(当 时四段)和田冈敬一。他们先手访问了上海、无锡、青岛、北京、天津，国内 名手雷溥华、顾水如、刘棣怀、伊耀卿、魏海鸿、崔云趾、张澹如、张恒甫、 潘朗东、王幼宸、沈君迁等纷纷前来对弈。吴、木谷在日本已是出类拔萃的青 年高手，棋艺远非一般

五、六段可比。我国棋手与安永、田冈两位尚可周旋， 与吴、木谷受先，则无法抗衡(顾水如、刘棣怀曾战胜安永一，但我国棋手与 吴、木谷受先全部皆负，在让二子条件下魏海鸿曾胜木谷一局)。

当吴、木谷来到上海时，无锡棋社社长薛汇东专程赶来，邀请他们去无锡 下指导棋。当地名手薛寿萱、薛汇东被让三子，均告败北。后又合下联棋一局 以资纪念，刊于当时的《锡报》。

其时，年迈的段祺瑞已移居上海，曾与吴清源会见并对弈。由于段氏在执 政期间赏识吴清源的才能，给予吴家经济援助，因此吴清源有意退让，使段受 先得以小胜(据吴说，与段弈二局，各胜一局)，段氏深为动容。当他获知吴 清源在日本棋坛声誉日隆，且有可能加入日本国籍时，便一心想再将吴清源召 回中国。未几，段祺瑞借到庐山疗养的机会，见到了大权在握的蒋介石，便向 蒋建议提倡围棋、发扬“国粹”，召回在日本的吴清源，否则中国围棋将愈弱。 蒋介石听了只是口头敷衍一番，而并无举动，此事遂成泡影。

这里介绍两位棋手。其一是魏海鸿与木谷实在沪的对局。魏海鸿，汉口人， 常来往于汉口、上海间交流棋艺，青年时成长为第一流棋手，与顾水如、刘棣 怀、陈藻藩同称为棋界四家，1943年曾在沪战胜日本上田一郎四段，1955年获 上海围棋友谊赛甲组第一名，后入上海棋社工作。另一是雷溥华，北京名手， 其兄永锡、葆申均有弈名，而溥华尤胜。20年代，他与少年时的吴清源时常对 弈。雷在布局、实战方面，皆有独到之长，被视为北方棋坛巨擘。日本棋院曾 赠予四段称号。中年后，健康情况欠佳，一度皈依佛法，遂多观战而少对弈。 解放后曾担任围棋教练，为著名棋手聂卫平的启蒙师之一。“文革”期间去世。

吴、木谷一行这次来访，在我国棋界有广泛、深远的影响。我国棋手在这 次棋艺交流中，成绩逊色。分析失利原因，大体如下：从吴、木谷当时在日本 战绩来看，他们实际上已代表日本第一流水平，相比之下，我国棋手确实存在 着很大差距。其次，吴清源在1933和1934年间，曾采用震惊棋坛的“三。

三、 星、天元”布局与本因坊秀哉对垒，这一具有历史性的名局曾为多种报刊转载， 喧传一时，我国棋手慑于这两位棋艺开拓者的声名，对弈时显然信心不足。另 外，吴、木谷是新布局的创造人。此种独具异彩的布局，构思奇特，气势宏大。

而我国棋手对此缺乏深入研究，只知一味模仿，“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交锋未久，即觉处处碍手，反不如“旧布局”应用得驾轻就熟。但不论主客观 原因如何，就从历年中日棋手交流的情况来看，大致可以判定：直到解放前夕， 我国还没有棋手能达到日本专业五段的棋艺水平，中国棋手还没有具备冲击日 本第一流棋手的实力。

1935年，我国张恒甫、过惕生、宋温善等青年棋手曾分别与日本小玉仓之 助、浅野文太郎、八重田弥吉等弈于上海围棋共友会，这时双方的下法都带有 “新布局”色彩。

同年，本因坊秀哉一行访问台湾，因此时台湾尚被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故 从略。

以上仅是举其重要者而言，笔者囿于见闻，必多遗漏。当时我国重要城市 日本人俱乐部的围棋活动，概未编入，但仅此已足觇直至抗战前夕，双方棋手 间的交往仍相当频繁。

我国围棋水平的逐步提高，不能离开广大棋艺爱好者的有力支持，回顾30 年代中期，各地中、小型及私家棋会都在人力、物力十分单薄的条件下活动着， 如北京有“中国围棋研究会”、“四宜轩棋社”，上海有“上海弈社”、“中 国围棋会”、“幽风弈社”、“听秋弈社”，汉口有“中华围棋会”，无锡有 “无锡围棋社”，南京有“公余联欢社”，并准备筹办“首都弈社”，甚至连 中小城市如蚌埠等地区也在筹建棋会，它们在报刊上互通省气、彼此嘤求，古 老的围棋艺术以它来自人民的生命力，在苦难深重的祖国大地上到处茁发新芽。

1937年，上海《中国围棋月刊》创刊，远居日本的吴清源也不时投寄棋稿， 给予支持。其时，吴对年仅11岁的我国少年棋手邵继濂的棋艺才能表示赏识。

同年春，日本井上孝平(当时六段)再次应邀前来上海。不料行至长崎， 便因病不前。于是上海棋艺爱好者又通过在沪的日本人俱乐部向另一位日本新 秀藤泽库之助四段(即后来的藤泽朋斋九段)发出了邀请，一切进行得都很顺 当。可是，7 月7 日，爆发了震撼全球的芦沟桥事变，抗战烽火顿时遍及长城 内外，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也把日本人民 驱入战争深渊，中日两国的围棋事业都受到了摧残。我国各地的围棋组织纷纷 瓦解，有才华的棋手也无法躲避战争带来的厄运，例如当时被公认为有希望的 我国青年棋手宋温善，就在避难川东时，因意外事故溺水身亡。在日本，一些 专业棋手也被强征入伍，卷入战争，日本最有影响的围棋杂志《棋道》也被迫 停刊近二年，旧日本棋院则在一片轰炸声中化为灰烬;桥本宇太郎和岩本薰在 广岛进行日本第三期本因坊战决赛对局时，恰逢美机投掷下第一颗原子弹，因 对局场所移在郊外而幸免于难。....凡此种种触目惊心的情状，在此亦难以尽 述。

在我国沦陷地区青岛、上海、开封、汉口等处也曾先后出现过一些零星的 围棋组织，其中有两个用汉奸政权名义建立的“棋院”，其一是1941年在所谓

“满洲国”搞了个“满洲棋院”，又称“日本棋院满洲别院”，并举办过“全 满洲围棋选手权战”等比赛，棋院的理事长、理事、监事10余名全部由日本人 包办，可见与正常的文化艺术交流已截然不同。另一个是1943年在伪“华北临 时政府”搞了个“华北棋道院”，利用早年曾一度爱好围棋，但此时已堕落为 汉奸头子的王克敏(原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挂名为棋院“总裁”，在全国人民 同仇敌忾的抗战岁月里，这种为日伪操纵的围棋组织，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 人民的唾弃和反对。

在抗战期间，中日两国棋手仍未完全切断联系。1942年10月，日本濑越宪 作(当时八段)、吴清源(当时八段)、桥本宇太郎(当时七段)、井上一郎 (当时四段)等一行六人前来上海、南京访问，这是抗战时期颇为重要的一次 围棋交流。

10月11日，日本棋手会合当时居住在上海的上田一郎四段、仲田见三段与 中国名手顾水如、陈藻藩、王幼宸、吴浣(吴清源之兄)、董文渊、朱郇膏等 六人分别对局，双方鏖战近六小时，仅有二局结束，由此可见双方对比赛重视 的程度。在濑越让陈藻藩二子局中，陈竟利用两个相对空角，一连走了近三十 步的“模仿棋”，成为让子棋中的“奇局”。吴清源让王优宸二子之局，弈了 6 小时仅下七十着，吴氏思路敏捷、着子较快，相比之下，王优宸则极其慎重， 他的“长考”因此出了名。

16日，日本棋手离上海来到南京，此时聚集南京的还有北京棋手金亚贤、 邵继濂(邵继铮之弟)、王德深，他们与当地棋手联合迎战，结果在两场十一 局的竞赛中，除金亚贤受二子战和濑越外，其余均告失利(打挂两局)。此战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各地围棋水平与上海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南京交流中引人 注目的当推青年棋手邵继濂，邵当时年方十七岁，是北京求实中学学生，与吴 清源、桥本宇太郎对局均受二子，日本棋家评论他的棋有天禀亦有俗着，倘能 精心磨砺，可成大器，曾建议他赴日深造。但后来邵氏作出了放弃弈技、专攻 学业的抉择，在棋坛从此湮没无闻。

这次濑越、吴清源等来访，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吴清源已成长为举世瞩 目的第一高手，以他的成就，足以激起沦陷地区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因此，所 在受到了热烈欢迎。另外，凡这次正式上场对局的我国棋手都被分别授予段位， 是历来我国棋手被授予日本棋院段位证书最多的一次(1919年本因坊秀哉来访 时，曾授予段位，因历年久远，除顾水如、段俊良等获得段位外，其余难以详 明。1926年张澹如、王子晏、陶审安曾受日本棋院三段证书)。据统计，这次 中国知名棋手被授予段位者如下：

四段：顾水如、刘棣怀、王子晏、雷溥华、张澹如、魏海鸿。

(以上六人在日本棋手来华前，已确定要授予四段。此时刘、顾不

在沪、宁，张、王因病已不常对局。)

三段：王幼宸、陈藻藩、金亚贤、邵继濂、吴浣。

初段：董文渊、朱郇膏、王德深、范德民、陆曙轮、伏子仙。

由于此后中日围棋正式交往中断近20年，所以直至50年代中期，我国国内 仍常以这次段位获得者作为比较棋力的某种“尺度”，用以衡量其他棋手所达 到的棋艺等级，可知影响不小。

1942年10月下旬，日本棋手由南京返回上海，10月29日，中日十二名棋手 聚于上海魏家花园，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联棋。当时按水平分为两组，由濑 越宪作、王子晏、桥本宇太郎、王幼宸、上田一郎、董文渊执白，顾水如、吴 清源、陈藻藩、井上一郎、朱郇膏、仲田见组执黑，在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下， 各组配合相当默契，尽量让“主将”充分发挥作用，因此全局竞争剧烈，波澜 迭起。在旁观战者摩肩接踵、水泄不通，直至晚上8 时，仍久久不肯散去。11 月4 日，吴清源、桥本宇太郎又到上海青年会作公开快棋表演，消息传开后， 入场券争购一空，会场里座无虚席，欣赏两位棋家的高超技艺。直至10年以后， 担任此局解说的濑越在回忆中仍写下：“听讲者来临，拥挤一堂，几无插足之 余地。”此情此景，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943年间，魏海鸿、王幼宸曾战胜在上海的日本上田一郎四段。

1945年抗战胜利，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华犯下滔天罪行，形成的民族隔 阂在短期内难以消除，战后双方经济、文化事业遭严重破坏，亟待重建，国民 党反动政府又挑起了新的内战等因素，中日围棋交流一时中断。迄今笔者尚未 发现1945年至1949年间有围棋交流的记载。

解放后，在党和国家的关怀重视下，围棋艺术获得新生，在旧中国中日围 棋交流中积累了经验的老一辈棋手也贡献出他们的余热，为祖国培育出一代新 人。

自1950年10月开始，上海、南京等地棋艺爱好者主动筹款编印《围棋纪录》 刊物(由胡沛泉主编)，因可观条件所限，只能油印发行，每期印数仅二百份， 但它前后持续7 年，流传遍及全国各围棋重点省市。在日本进口棋谱十分稀少， 而《围棋》月刊尚未创刊之前，《纪录》成了我国棋手了解国内外棋坛动态的 一个主要“窗口”，不少日本重要棋战对局都转载于此刊物上。

1953年6 月，在首都成立了北京棋艺研究社。该社发行了由著名人士李济 深题名的《围棋艺术的新认识》的小册子，建议将全国各地棋手(以青少年为 主)集中起来，集体钻研，相互竞赛，以促进棋艺的提高。并指出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赶上日本和超过它，都是绝对可能的事。”

50年代中期，我国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在访日期间，会见了全盛时期 的吴清源九段，吴先生十分关心中国围棋事业，探询了国内青少年棋手成长的 情况。梅先生返国后，即委托许姬传先生走访上海围棋家顾水如先生，就此作 深入了解。

1960年，在陈毅同志和松村谦三的共同倡议下，以濑越宪作名誉九段为团 长，包括桥本宇太郎九段、坂田荣男九段等著名棋手在内的日本围棋代表团应 邀来我国访问，这是解放后第一个来访的日本围棋代表团。从此，中日围棋交 流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此时濑越团长已年逾古稀，他战后就任日本棋院理事长，是吴清源、桥本 宇太郎的老师，在棋界德高望重，他的名著《濑越围棋读本》流行于世界，对 围棋普及提高广有影响。濑越已前后四次访问我国，每次归国后都撰有访华文 章，是对旧中国棋界动态十分熟悉的前辈。

桥本此时是第三次来访，他强于记忆，刚下车便认出了许多阔别近20年的 棋友....

此后历次中日围棋交流的情况，当时《围棋》月刊均有介绍，兹不赘述。

今天，前辈棋手们长期盼望而未能实现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我国青年棋手 在历次中日围棋友谊赛中，成绩不断提高，表现出良好的素质和棋艺才华，在 他们身上，寄托了全国围棋爱好者的希望。

中日围棋对抗时期已经逐渐展开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第五篇：中日美企业文化比较

中、日、美文化之

价值观的联系及差异

文化既与该国的文化传统有着紧密的关系，更与一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有密切关系。民族文化是企业文化的摇篮，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民族文化一旦形成，就将对该地区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而影响到了这一地区的企业管理方式和方法。世界各国在长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各自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因而造成了各具特色的企业文化。

一.日本文化的特征

日本属于典型的东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历史上长期盛行单一的种植经济，从而使其倾向于发挥集体的智慧。加之日本是民族单一的国家，因而这种重视集体力量、发挥集体智慧的思想就更浓厚。公元一世纪，中国儒家文化传入日本，日本人接受了儒教中的等级观念、忠孝思想、宗法观念等思想，逐渐形成了“稳定性强”的具有大和民族色彩的文化，它对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包括管理方式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民族昌盛愿望。

2.永不满足的学习精神。

3.忠诚精神。

4.“家族”意识和强烈的团队精神。

5.亲和一致的精神。

二.日本人价值观

1、勤劳意识“日本人非常勤劳”这一评价，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当今在国际上已经被公认。例如成日本人的经济活动为“经济动物”。不过对于日本人来说，工作未必意味追求利益是首要目的。有一种说法，日本人是在工作中发现自身价值的。据评论家山本七平说，所谓日本人的勤劳，用佛教的话来解释，是为了成佛的修业，经济利益被赋予了宗教动机。在当今企业活动中，勤劳精神继续充满活力，可以说还是这种精神产生出独特的所谓“日本式经营”。

2、集体主义赖肖尔在《论日本人》一书里，谈到日本人和欧美人最显著的不同点是日本人重视集体意识，对这一见解，连日本人本身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异议吧。的确，日本人重视集体普遍如此，在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于隋”和集体自杀的悲剧、“一亿人一条心”的口号，至今在企业经营、职员阶层里重视集体内部的和睦气氛，乃至学校里学生的制服等方面仍均有表现。“树大招风”这句谚语直接表示了日本人的处事方法。凡是和集体唱反调、背离集体者就要受到“断绝来往”的处罚。正因为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瘠、自然灾害频发式内心具有危机感的日本人由此学会了集体调和这种社会生活中所必需的智慧。

3、虚心学习日本人在对于国外文化有一种略显卑微的谦虚态度，对于国外的文化日本人极少挑剔，几乎来者不拒，一方面使新技术的引进和技术改进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但另一方面也使国外的一些糟粕文化大量的涌入。“拿来主义”几乎成为了日本人学习国外文化的代名词，毋庸置疑的是，正是这种谦虚和狂热的学习态度，令日本的科技技术在极短的时间里不可思议的迅猛

发展，并使其技术力量在全球始终保持优势。工蜂式的劳作和谦虚求学再加上坚忍不拔的意志，使“日本拥有世界上最优质的劳动力”，可以说日本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国民的这些优良的传统是密不可分的。 一美国文化的特征

1. 个人主义。

2. 冒险、开拓、富有创新精神。

3.自由、平等精神。

4. 实用主义。

5. 物质主义。

二.美国人的价值观

美国人的种族、职业、信仰多种多样，因此，美国文化是最多元性的文化之一。煤矿工人和公司经理、爱尔兰血统的波士顿天主教徒和新奥尔良的科利奥尔人——他们都是美国社会的一部分，同时也为美国文化增添了光彩。但是，尽管存在着这些差异，某些共同的价值观模式还是能够清楚地被区分出来的。

1.个人成就。个人成就是所有美国人评价最高的价值观之一。美国人赞扬和奖励那些才艺出众和成就辉煌者，尤其是那些通过艰苦工作而取得成就的人。一个人的价值常常被赞同于其在商业、艺术或其他重要领域中的成就。但是，对成就的这种强调，特别是往往用经济方面的状况来衡量成就，就与尊重一个人仅因为是其自身的原因的观念相冲突。

2.工作。美国社会是建立在艰苦工作的基础上的。来到这片荒原的早期移民必需努力工作，这不仅仅是为了争取较好的社会条件，更是为了能生存下去。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人们的生产提供了可能性，同时，这些殖民者也意识到，一个农民、猎人或矿工的劳动不仅仅给他自己，而且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财富。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价值观，工作被视为是取得较好的社会条件的手段。这个新国家开放流动的社会结构也为那些努力工作的人们提供了出人头地的机会。到现在为止，工作仍然是美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的价值观。

3.道德关怀和人道主义。作为美国人虔诚的宗教信仰的一部分，早期美洲殖民者对那些比他们不幸的人们的福利有关深切的关注。不过在实际生活中，美国人并不经常把这种价值观付诸实施。同时，人道主义价值观与美国人其他的一些主要价值观存在逻辑矛盾。比如，个人成就的价值观就使很多美国人难以接受国家福利计划。在他们看来，让社会的一部分人来养活那些根本不工作的人是不合理的。但是，如果其他人显然是由于其自身难以抗拒的原因而陷入贫困的(例如水灾受害者)，则大部分美国人的态度是十分慷慨的。要解决诸如上述个人成就与道德关怀之类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是很困难的，而且很容易导致个人层次的混乱和不稳定。

4.效率和实用主义。美国人倾向于用实用主义来评价事物：这是否可行呢?是否值得这么做?这种价值观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边缘地区传统的影响。边缘地区的危险环境使当时的殖民者对那些缺乏效率和不够实用的工具、武器甚至人都十分轻视。

5.进步和物质增长。作为一个建立在希望之上的国家，美国一直对进步的思想感兴趣。这种思想的源泉之一就是对工作的重视，它直接导致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艰苦的工作将有助于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早期的美国人努力提高他们的物质繁荣和享受的水平，这种努力使进步的思想和技术革新相联系起来：如果一种事物是新的，那它肯定就是好的。由于进步的思想和物质增长是紧密相关的，所以它们都意味着“美好

生活”。由此，在美国的公司和企业中出现诸如“进步是我们最重要的产品”这样的口号也就不足为奇了，广告也竭力使我们购买它所宣传的产品，因为它是“新的”和“进步的”。

6.平等。由于早期的美国殖民者大多来自殖民国的中下层阶级，所以他们大多反对严格划分阶级的观念。因此，“旧世界”的许多不平等现象在美国则不是问题。另一方面，由于这个国家具有大量的自然资源能够为所有人提供充足的供应，从而更增强了平等的观念。

7.自由。在所有美国人价值观中，自由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对美国人而言，自由意味着行为不受约束，又代表着一个明确的、完全的自由体制，包括：新闻自由、和平集会的自由、维持多党政府的自由以及私人经营企业的自由等。

8.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大部分美国人相信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而且应被其他国家沿用。即使到今天，那些对美国社会提出建设性批评的美国公民有时会被认为是不爱国的。

一.中国文化特征：

1. 强调以人为本，以德为先;

2. 重视群体的合作精神，倡导个人对家庭、社会、国家的责任感;

3. 重视人和，注重协调人与人、人与物乃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主张一种和谐、协调的总体观念;

4. 主张从总体上去把握事物，强调用个人的直觉和内心的感情去认识世界;

5. 重义轻利。

二.中国人的价值观

1、“富贵”。

就是指金钱美女、权力地位名誉。

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先贤的这句格言一语道出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真实的人生追求，这是最现实的问题。

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谓“以禄取人，人可竭”，历代读书人十年寒窗，谋臣武士“修得文武术，卖与帝王家”，为的也无不是富贵二字。多少英雄豪杰拎着脑袋打天下，也是被“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所激励，背后的动机都是富贵二字。孟子衡量大丈夫，也是把“富贵不能淫”放在第一位，可见这富贵二字在中国人心中的意义。而且不管从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来看，这都是符合人性特点的。

从现实来看也最契合实际。在当下中国，成功与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就算不是唯一也是首要的标准。不但是社会衡量一个人社会价值的标准，也是个人衡量其自身人生价值的标准。而当今所谓的成功，无非就是富贵这种价值观含蓄文雅一点的说法而已。一个人拿到了世界金牌，但是沦为搓澡工，没有人会认为她是成功的。邓稼轩为国家造出了原子弹氢弹，但最后贫病交加而死，也为有识者戒。所以说，如果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富贵是否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还有待商榷，那么作为当下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却应该没有多少疑义。

2、太平。

也是举国一致追求的理想，包括平安，平静以及和等意思。

太平是治理国家的第一法则，是衡量政治的最高标准。如天下太平、国泰民安、太平盛世等。太平也是生活的第一法则。对老百姓，普遍的生活追求也是安居乐业，安享太平岁月。有俗话说：“宁为太平犬，

不为乱离人”，“老百姓求的就是太平”，“平安就好”，“好人一生平安”等等;在为人处事方面，也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和为贵”，“息事宁人”等格言，其本质都是追求太平;在生活中，人们对那些不安分动不动就想求变求新的人，也往往加以斥责：“太平日子不过，为什么要左搞右搞!”“又要搞什么名堂!”，“好好的日子不过，搞什么搞!”等等。

3、忠孝。

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可说无与伦比，所谓“以孝治天下”，“百善孝为先”，孝的地位是无可复加的。在中国社会，如果一个人被指责为不忠，还可以出来见人，如果被指为不孝，那就没法做人了。所以，哪怕是无恶不作之徒，只要还能尽孝，就可以获得最后的道德庇护所，灵魂也可以得到最终救赎。我们看到很多故事，某人奸淫烧杀，做下无数灭绝人性之事，人人欲食其肉，但只要最后有一句：“不过此人是个大孝子”或：“此人事母至孝”，大家就会给与一丝原谅，觉得此人本性并不是那么坏，还有救。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文化心理，就像西方人，只要最后有一句：“不管如何，此人信仰上帝”，那他的灵魂就可以得到拯救，而不管他身前有多少罪恶。

忠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三纲之中的第一纲——君为臣纲，讲的就是忠。民间崇拜第一人——关羽，也是忠义的化身。忠孝忠孝，从来都是忠在孝前，忠孝不能两全时，要优先考虑忠，从这个角度，似乎忠的地位还要高过孝。关于忠，中国人同时存在两个互相对立的观点：一是“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一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这样的好处是可以符合辩证法，左右逢源，提供灵活性;弊端则是可以各取所需，人为取舍，损害原则性。

4、仁义

仁是儒家的核心概念，为五常之首，儒家文化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所谓“仁本第一”，所以应该够格入选核心价值观。义”的概念，包含的范围则比较广泛，义除了本身有他的内涵，同时也可以涵盖仁、孝、忠、节等方面，比如可以认为仁也是一种义，叫仁义;孝也是一种义，叫孝义;忠叫忠义;节为节义;德是德义;信是信义等等。所谓“孔子重仁，孟子尚义”，义和仁同为儒家的两大核心概念之一，地位虽略低于仁，但对中国社会普通民众的影响，则要远远超过仁。

中国人在官本位思想影响下，普通中国人的价值观就是——升官发财，讨好上级，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提拔一下我。于是乎，就见到许多下层、没钱没背景的中国人拼了命地入党，为了入党什么脸皮都不要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还是有人喜欢跪着„„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 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其他文明同样可以孕育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企业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所谓现代的、先进的企业管理与企业文化不再是西方文化的专利品。

第二, 文化具有民族性,即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将形成不同的文化风格和管理模式。

第三，文化具有普遍性的规律。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先进的企业文化理论、经验的传播速度将大大加快，从而使各国的文化之间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共同性。当然，这需要一个与本民族的文化、国情相融合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