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探讨论文

[摘要]就目前而言，刑事诉讼法中的有效辩护原则已经成为最为重要的一部分，真正的有效辩护原则无法形成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现在所执行的诉讼法在辩护制度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针对这一问题，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完善，以便形成真正的辩护原则。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刑事辩护探讨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刑事辩护探讨论文 篇1：

重大责任事故刑事案件辩护思路探讨

【摘要】如何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刑事案件的当事人提供优质的辩护是从事刑事辩护的执业律师都在孜孜探讨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拟从笔者遇到的一个现实案例入手，来探讨重大责任事故刑事案件的辩护思路和方法，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关键词】重大责任事故；犯罪；辩护思路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类重大责任事故在各地经常发生，给人们的正常生活及生命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同时对国家、企业及个人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并且也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及生活秩序，给社会增加了很多不稳定因素。这种现象，已经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在面对司法实践中最常见、最多发的一类特殊过失犯罪时，作为执业律师，不仅应支持国家对被告人的惩处，但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为被告人提供优质的辩护，使司法机关能够正确地对其定罪量刑，以保障被告人的人权和尊严。本文从具体案例入手，来探讨律师在处理重大责任事故刑事案件过程中应掌握的辩护思路和方法。一、问题提出

2009年10月25日，四川重乐租赁机械租赁公司员工张某以该公司名义与四川省一建公司签订了《塔吊租赁合同》，承包他人，并挂靠于该公司的二台塔机，租给一建公司承建的某工地12、13号楼使用。根据《塔吊租赁合同》第六条约定，租赁公司应按时提供完整、可靠设备并安装完毕，提供二台有塔机操作证的熟练操作工人。张某（在逃）遂聘请了不具备塔吊安拆资质的朱东、张西、张南等人进行塔机的安拆工作。

2010年7月5日中午12时许，12号楼的塔机需进行顶升作业，在顶升作业人员完全不符合塔机顶升操作规程规定的最低人数的情况下，宋某（张某之妻，在逃）指挥朱东、张西、张南三人违规顶升作业，造成事故塔机倒塌，作业人员朱东、张西死亡，张南重伤的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在此之前，上述几人已经顶升作业过四次，但监理人员并未对上述人员进行验证查资。

事发后，四川省乐山市某区人民政府组成联合调查组，对事故发生的原因及性质进行了分析：该租赁公司违规接受私人塔机挂靠经营，无资质从事塔机安拆施工，对塔机作业缺乏监管；张某违规挂靠从事塔机租赁经营，施工现场监管人员缺乏，对施工现场监督管理不力；工人朱东、张西、张南违反操作规程冒险作业，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塔朵倒塌事故的性质为安全生产事故。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该塔机租赁公司的董事长周某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对塔机安装疏于监管，致违规顶升作业中发生两人死亡，一人重伤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本案中，主要争议的问题即被告人周某的行为是否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的问题？

下面，我们就结合这个案例来研究重大责任事故刑事案件辩护的思路和方法。二、重大责任事故刑事案件的基本辩护思路探讨（一）辩护思路之一：疏理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法律适用

作为刑事辩护律师，在受理当事人委托后，应当全面对我国重大责任事故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进行疏理，并且应当深入研究国家立法机关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立法背景以及相关刑法理论，这是从事重大责任事故刑事案件辩护的最基本的方法。

1.我国刑法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立法规定

重大责任事故罪是实践中常见多发的一种犯罪行为，我国1979年颁行的刑法第131条即有规定［1］，1997年修改后的刑法第134条又原样保留了该规定，根据我国97年刑法第134条规定，重大责任事故罪是指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由于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或者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刑法的此项规定，对规范生产秩序，严防重大事故的发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发展，该规定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司法实践的需要，其社会实效性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为预防事故、严惩犯罪分子，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六），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相关规定作出了如下修改：“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此次修改，扩大了该罪的犯罪主体范围，弥补了先前规定的主体局限性漏洞。同时，将“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变更为“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强令对象的“工人”变更为“他人”等，精简了陈述性语言，使得该罪的犯罪构成要素更加全面、合理。此外，修正案还加重了对犯罪行为的处罚。通过修正案的修订，将更有效的防止重大责任事故的发生，保障企业生产、作业的安全［2］。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司法解释

我国《刑法修正案（六）》，对完善危害生产安全犯罪的认定与处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危害矿山生产安全案件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我国办案机关仍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因有关定罪量刑的尺度不够统一，而影响到个案公平的现象也经常出现。

对于这种现象，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也希望立法机关尽快出台解决予以明了。为此，从2005年开始，全国人大法工委就组成执法检查组到各地检查了安全生产法的落实状态，特别煤矿行业的生产安全情况。各地法院以及安全生产监管机关都希望最高人民法院能够尽快出台有关司法解释。在此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经过调研，并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于2007年2月制定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矿山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2007年3月1日起施行［3］。

该《解释》第四条规定，发生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一）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伤三人以上的；（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三）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情形。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情节特别恶劣”：（一）造成死亡三人以上，或者重伤十人以上的；（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三百万元以上的；（三）其他特别恶劣的情节。

3.刑法理论界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认定研究

近些年来，我国刑法理论界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研究，应当是比较深入的。结合我国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立法规定，我国刑法理论界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概念界定及构成要件，大致概括如下：

（1）重大责任事故罪概念

重大责任事故罪：是指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

（2）重大责任事故罪构成要件

第一，该罪的主体是在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从事生产、作业及其指挥管理的人员，既包括1997年刑法规定的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也包括其他生产、经营单位的人员、个体经营户、群众合作经营组织的生产、管理人员，甚至违法经营单位、无照经营单位的生产、作业及其指挥管理人员等。只要是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造成不特定人员伤亡或者财产重大损害的，无论其生产、作业性质如何，均可以构成该罪［4］。

第二，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因此发生了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1、行为人违反了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这里的“安全管理规定”，不仅包括法律、法规，还包括规章，甚至还包括有关安全管理的规范性文件。不仅仅限于《安全生产法》，也包括了其它法律。2、行为人违反了有关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引起了重大伤亡事故，造成严重后果。也就是只要是构成“重大伤亡”和“严重后果”这两项标准之一，即构成此罪。关于“重大伤亡”和“严重后果”的认定标准问题，司法机关应当根据犯罪的具体情节、后果以及社会影响，并结合前述《解释》予以综合认定。

第三，本罪在主观方面的罪过形式是过失。这里的过失，是指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主观心理状态。

第四，本罪原侵犯的客体为企业、事业单位生产安全。由于修正案（六）取消了对犯罪主体身份限制，因此我们认为本罪侵犯的客体现应为生产、作业安全，即在生产、作业过程中发生的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安全［2］。（二）辩护思路之二：确定无罪辩护或罪轻辩护

传统刑事辩护方式主要有两种：无罪辩护与罪轻辩护。罪轻辩护又具体分为重罪变轻罪与重刑变轻刑的辩护。重罪变轻罪的辩护实际上就是此罪与彼罪的辩护，重刑变轻刑的辩护实际上就是量刑多与少的辩护。律师在从事刑事案件辩护的过程中，应当根据案件的事实和法律，作出自己的判断，或选择无罪辩护，或选择罪轻辩护。在本文所举的案件中，我们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为本案当事人所作的是无罪辩护。因此，对于罪轻辩护并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但是，确定辩护方式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直接关系到法律能否正确实施。因此，对于律师而言，应当慎之又慎。

（三）辩护思路之三：严格围绕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构成要件去辩护

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刑事辩护的两种方式。实际上，无罪辩护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事实上的无罪和证据不足的无罪。事实上的无罪辩护，主要是要根据当事人所实施的行为，从犯罪构成要件方面来论证当事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即虽然实施了行为，但该行为从法律上去评判是不构成犯罪，或者根据罪刑法定主义，目前刑法并没有将该行为纳入到犯罪的范畴。在我们所举的案例中，我们主要是从重大责任事故罪构成的主体要件和客观要件方面，从事实上来论证当事人的行为不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四）辩护思路之四：重视刑事证据规则

无罪辩护的另一种方式是做证据不足的辩护，即目前公诉机关所举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我们自己的当事人无罪。这种辩护也被称之为“疑罪从无”的辩护。因为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不同，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确实充分，即公诉机关所举的证据必须足以证明行为人有罪，即所有的证据组合能够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锁链，证据之间以及证据自身所存在的矛盾能够得到合理的排除。所以，对于刑事辩护律师而言，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像“啄木鸟”那样去寻找证据链条上所存在的“毛病”，只要能够找到其中一份证据存在违反“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之处，那么就会取得很好的法律效果。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律师必须重视刑事证据，清楚证据规则。目前，应当掌握两个《规定》，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五部门于2010年5月３０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两个《规定》对于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必须熟练掌握。

三、对于本文所举的该重大责任事故案件的具体辩护思路

在前面，我们已经论述了律师在重大责任事故案件中所应掌握的基本思路。对于本文所举的案件，我们主要是从以上基本思路入手，为当事人周某提供无罪辩护的。

总体来说，本案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周某犯有重大责任事故罪是不能成立的。

（一）被告人周某根本不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犯罪主体

在本案，从《刑法》第134条的规定可见，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犯罪主体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在生产、作业中直接从事作业的人员；一类是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的管理人员。本案中，周某作为某塔机租赁公司的董事长，并没有在现场直接实施塔机作业行为，也未指挥朱东、张西和张南三人违章冒险作业。因此，很显然，是不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犯罪主体的。在本案，谁是直接违章从事塔机顶升作业的人员呢？很显然是朱东、张西和张南三人；那又是谁指挥上述三人实施违章冒险作业呢？实际上，在公诉机关的《起诉书》中已经明确给出了答案。在《起诉书》第2页，《起诉书》称“在顶升作业人员完全不符合塔机顶升操作规程规定的最低人数的情况下，宋某（在逃）指挥朱东、张西、张南三人违规顶升作业，造成事故塔机倒塌，作业人员朱东、张西死亡，张南重伤的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由此可见，本案中，很显然是宋某及在逃的张某二人构成了重大责任事故罪，而非周某构成了重大责任事故罪。

（二）在客观方面，被告人周某并没有在从事生产、作业中“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

本案中，《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周某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对塔机安装疏于监管，致违规顶升作业中发生两人死亡、一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106万余元的严重后果”，对此，我们认为，这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在本案，第一，周某并不是在本事故中从事塔机作业的人员；第二，周某作为塔机租赁公司的负责人也并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作为公诉机关，应当明确周某到底违反了“哪部有关安全管理规定”，而不应以“模糊”方式来指控其犯罪。如果公诉机关拿不出具体的法律规定，那么自然被告人周某即构不成重大责任事故罪。

（三）在客观方面，被告人周某“对塔机安装”并不具有“监管”的义务

在本案，被告人周某作为租赁方的法定代表人，是否“对塔机安装”具有“监管”的义务，这在本案中也是非常重要的。要认定周某是否“监管”义务，应当从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来看。从我国有关塔机操作的法律规定来看，并没有规定“作为塔机租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对出租给其他单位的塔机负有监管的义务”。因此，既然法律并未有此规定，那么何谈“周某违反了安全管理规定，对塔机安装疏于监管”呢？另外，从双方所签《塔吊租赁合同》的内容来看，在该合同第六条约定，租赁公司作为甲方有三项职责：一是应按时提供完整、可靠设备；二是提供二名有塔机操作证的熟练操作工人；三是应安排完毕。本案中，假设张某与省一建司乐山分公司所签订的《塔吊租赁合同》上的公章是周某所盖，那么从本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重乐租赁公司已经履行了上述三项职责，提供了张某、宋某两个有塔机操作证的操作人员。关于塔机安装的监管职责，合同中约定的是承租方省一建司乐山分公司负监管责任，并没有规定租赁公司有此职责，因此，自然谈上租赁公司或周某“对塔机安装疏于监管”的问题。这好比是，汽车租赁公司将汽车租赁给张三，由于张三违章驾驶撞死一人，在此案中，显然汽车租赁公司对张三的驾驶行为没有“监管职责”，如果认为汽车租赁公司有监管职责，并认为此案中汽车租赁公司“监管不力”，从而追究该公司负责人的刑事责任，这简直是非常荒谬的。（四）被告人周某在该起重大事故中也无“责任”

从刑法第134条的规定可见，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还有一个关键要件，即行为人要有“责任”，而且应当是“直接责任”。“无责任”或“间接责任”是不构成此罪的。在本案，第一，很显然，造成本次重大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在顶升作业人员完全不符合塔机顶升操作规程规定的最低人数的情况下，宋某（在逃）指挥朱东、张西和张南三人违规顶升作业所致的”，宋某、张某以及朱东、张西和张南五人才是真正的“直接责任人”；第二，造成本次重大事故的间接原因是施工方特别是监理方极不负责任所致的。根据《四川省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21、22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和监理单位应当履行下列职责：“审核建筑起重机械安装单位、使用单位的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特种作业人员的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从本案证据来看，在本次重大事故发生之前，朱东等人曾违规从事过四次塔机顶升作业。然而，在顶升作业过程，施工单位特别是监理单位并没有认真审核上述人员的资质，甚至根本没有审查。由此可见，如果施工方和监理方能够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就可以完全阻止朱东等人继续违规作业，从而可以避免此次重大事故的发生。由此可见，施工方特别是工程监理人员对此次重大事故是有不可推拖的“重大责任”，但他们应当属于“间接责任人”。

（五）本案证据也不足以指控被告人周某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

1.公诉机关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并未提供该合同的原件，仅提供了复印件

根据法律规定，据以定案的书证应当是原件。书证的副本、复制件，经与原件核实无误或者经鉴定证明为真实的，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能证明其真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由于公诉机关无法提供该合同原件，因此导致辩护人无法核实其公章的真伪。所以，指控周某有罪显然证据不足。

2.本案也缺乏主要犯罪嫌疑人张某、宋某的完整供述

在本案，张某、宋某是主要犯罪嫌疑人，伪造资质证书及指挥朱东等三人违规冒险顶升作业等一系列行为都是他们实施的。由于张某、宋某在逃，至今仍未抓捕归案，因此，本案现在还缺乏上述二人对此次“重大责任事故”事实的“完整供述”这一关键证据，在此情况下，显然很难指控周某犯有重大责任事故罪。

综上，我们认为，本案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周某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罪名根本不能成立。本次重大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完全是由于张某、宋某指挥朱东、张西和张南三人违规冒险作业及张某现场管理不到位所造成的。张某、宋某对此重大事故负有直接“责任”。本案应当尽力将犯罪嫌疑人张某、宋某二人抓捕归案，而不应当纠着周某这个无辜者不放。因此，我们认为，从保障人权角度，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应依法认定被告人周某无罪。四、结语

在本案，由于我们采取了比较正确的辩护思路，最后，审理法庭认为辩护观点成立，作出了建议公诉机关撤回对被告人周某起诉的决定。以上辩护思路，仅是我们对重大责任事故刑事案件辩护的一些粗浅认识，希望能够引起各位法律人士的共鸣，以期提出对重大责任事故刑事案件更好的辩护思路和方法。

参考文献：

［1］刘志伟，梁剑.重大责任事故罪若干疑难问题研讨［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4.

［2］章礼本.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几点思考［J］.检察理论，2010.3.

［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就《关于办理危害矿山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问题答记者问.［Z］.

［4］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及实用指南［M］.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3月. 法制园地 法制博览LEGALITY VISION No.01 2012 No.01 2012

作者：郭金福

刑事辩护探讨论文 篇2：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效辩护原则的体现探讨

[摘 要]就目前而言，刑事诉讼法中的有效辩护原则已经成为最为重要的一部分，真正的有效辩护原则无法形成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现在所执行的诉讼法在辩护制度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针对这一问题，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完善，以便形成真正的辩护原则。

[关键词]刑事诉讼；有效辩护原则；刑事准则

无论是犯罪嫌疑人还是被告人，都有一定的权利获得辩护，这是刑事诉讼中最为基本的原则。然而，这里所说的辩护，也是那种相对有效的辩护，由于有效辩护在各国宪法中被广泛应用，因此，它成为一种原则是理所当然的。对此，本文将针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效辩护原则进行简要研究。

一、有效辩护原则概述

（一）辩护的含义

所谓的辩护也就是在刑事诉讼中，该辩护人受被告人或者相关人员的指定，针对控告方的指控，从两个方面进行辩护，也就是事实和法律，从而有效维护被告人自身所具有的合法权益的一种制度，对于辩护的含义，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理解。

第一，一般情况下，被告人由于不具有法律意识，也就无法对自身进行辩护，无论别人怎么说，也没有任何反驳的机会。甚至说，由于国家相关机关的地位摆在那里，造成他们产生一种惧怕感，基于这种情况，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可以帮助自己的人，以便维护自己的权益。这种帮助可以从两方面体现：第一方面是法律帮助，第二方面是辩护人员的安抚帮助，辩护人员的安抚，可以让被告人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去面对诉讼过程，尽可能的减少压力。也许正是因为被告人、嫌疑人自身所具有的这种特征，才致使辩护制度应运而生。

第二，刑事辩护过程中所面对的对象，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包括刑事追诉和指控。所谓的刑事追诉，也就是审判之前的准备工作，比如：针对案例立案，对案件进行追查等。刑事指控，简单的说就是国家部门或者是相关案件负责人员，根据自己的调查，向法院提出诉讼，从而借助法律手段进行权益的维护。过去传统的观念一直这样认为：没有进行控诉，也就不具有辩护权。也就是，传统观念一直认为在审判前期，作为国家司法部门所追诉的人，是不能享有辩护权的。然而，随着国家的不断进步，刑事诉讼得到广泛发展，如今的刑事诉讼则认为，无论是审判前，还是审判后，被指控人员都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享有辩护权，这一情况的出现，也就准确反映出了对国民权益的维护。

第三，所谓的刑事辩护，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实体和程序辩护，实体辩护，也就是从该案件的实际情况出发，找出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该案件并不是被指控人所为，没有触犯到法律，或者从法律方面着手，有针对性的借助适当的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等，这些都属于实体辩护。程序辩护，也就是辩护人从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原则出发，在过程中积极帮助被指控人员，一旦过程中该人员遭受另外一方逼供时，及时保护被指控人员的合法权益，这些属于程序辩护。当然，无论是采用哪种辩护方式，主要目的都是为了能够保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以便实现减免罪行的目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刑事辩护过程中所使用的手段也非常多，比如：根据自己所获得的证据，将其列举出来，陈述事实等，辩护人通过自己的辩护，要充分表达出自己的相关看法，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对自身人员有利的意见，以便让法院进行研究。同时，辩护过程中还具有一定的依据，这就需要辩护人员积极寻找对自己辩护有利的条件，采取各种手段进行辩护。当然，这些都是建立在事情真相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借助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二）辩护权的含义

所谓的辩护权也就是被指控人员最基本的权利。在现今的刑事诉讼过程中，被指控人员和自诉人员都是相对存在的，这两者之间可以相互制约，这也可以说是防止司法部门恣意妄为的最有效方法。但是，在对辩护权进行定义时，却没有相对统一的含义，我国相关学者认为，辩护权有两种含义，即广义和狭义。狭义的辩护权，主要就是针对那些自己辩护的人员来说，也就是被指控人员根据自诉人的指控，对于自己是否做过这一件事或者是否触犯法律的一种辩护权利。具体的说就是，狭义的辩护权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进行辩护。然而，广义的辩护权除了要具备相应的自行辩护外，还应该包括第三方的辩护，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辩护权的合法性。

（三）有效辩护权的含义

关于有效辩护权的含义，也没有相对统一的观点，综合最为常用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首先，作为最重要的当事人之一的被指控人员，理应在一定程度上享有所有权利，他们不但可以自己进行辩护，还可以委托他人帮自己辩护，当然，在对辩护人进行选择时，他们也有权自己选择；其次，司法机关还应该允许被追诉人自己聘请辩护人员为其辩护，同时，还应该对辩护人进行专业上的考核，必须具有相对专业的知识，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辩护过程中可以为自己获得相应的权益。并且，辩护人员还应该对自己的工作引起高度重视，毕竟辩护人员的工作态度将决定一个公民的自由甚至是生命，因此，这就需要辩护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将委托人放在第一位。对于国家机关部门来说，必须保障他们权利的行使，以便确保他们可以获得辩护机会。

为了能够有效保证辩护可以落实到底，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被追诉人的辩护权应该贯穿于整个过程中，甚至服刑过程中也可以进行辩护；被告人的辩护人在辩护过程中，可以从事实、证据等各个角度进行辩护，还可以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中进行辩护，同时，被告人也可以在过程中自己选择辩护人为自己辩护。

（四）有效辩护原则理念

将有效辩护原则作为最为基本的原则之一，其中最为主要原因就是：它不但可以维护人权，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充分体现出诉讼的不断发展，具体内容如下。

首先，人权的体现。在封建社会，一旦认为某人触碰到法律，就会采取各种手段严刑逼供，直到启蒙运动的兴起，逐渐对这一诉讼模式进行抨击，并提出相应的人人平等等原则，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这些原则也一一被上升为法律。

其次，所使用的有效辩护原则，是追求刑事诉讼的最为必要的条件，所谓的诉讼公正主要包括实体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单从程序公正的意义上来说，被告人不但享有辩护权，还能够在辩护过程中让他们真正认识到辩护的意义，这是实现诉讼程序最不可少的。然而，从实体上来说，间接地促使被告人具有辩护权利，使他们的辩护可以被采纳，更加有利于对案件进行调查，以免判决出现错误，这也是体现诉讼公正的一个表现。

二、有效辩护原则与我国刑事诉讼法

就目前而言，我国所制定的刑事诉讼法中已经有大部分对有效辩护原则进行应用，但是，从相关实践中可以看出，这些规定难以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层面。

（一）保障不足

1.会见难。所谓的会见权，也就是指辩护人在诉讼过程中，享有的会晤权利，它是辩护人员应该履行职责的基本条件，一旦缺乏这一权利，将很难保证诉讼的公正性，也不能保证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一旦被确定后，就可以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但是，如果涉及到国家秘密的案件，在聘请律师时，就应该首先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同时，在会见过程中，还需要指派人员在现场。这一情况的出现，也就间接导致会见过程中会出现各种问题，不利于对案件的了解。

2.阅卷难。所谓的阅卷权也就是指辩护人对相关部门所掌握的证据进行查看，这是辩护人员所享有的权利。国家在对阅卷权进行设置时，主要就是为了能够体现出公平性，保证辩护的有效性。辩护人的阅卷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通过阅卷，可以寻找到对自己辩护人有利的证据，提高辩护质量，保证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提高诉讼效率，同时，还可以在过程中实现控辩双方的对抗。当然，虽然辩护人享有阅卷权，但在过程中还是存在诸多问题：首先，范围窄。在阅卷方面，无论是起诉阶段，还是审判阶段，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范围，就起诉阶段来说，凡是涉及到相关案例的证据，都不能查阅，开庭过程中，可以将自己所调查的新证据提交；其次，缺乏保障，辩护过程中经常性的会遭到各种借口，造成辩护人无法进行查阅。

3.取证难。所谓的调查取证，也就是在诉讼过程中，向单位或者是相关人员进行调查，以便收集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这种权利只有律师才能行使，因此，也就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但可以对案情的调查起到良好的帮助，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法律的公正性。但是，调查取证过程中却经常遭到各种阻挠，毕竟律师进行取证属于个人行为，但是单位配合不配合也是个问题，相关法律并没有要求单位必须配合，也就致使取证比较难。

（二）职业风险

随着人权意识的不断深入人心，相对传统的诉讼模式正在逐渐改变，这种模式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为律师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然而，在1997年所修改的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如果在诉讼过程中，辩护人员对证据进行更改或者是销毁，将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时，则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由于辩护过程中律师作为主辩护人，这一规定无疑就是针对律师设置的，就现如今的社会来说，不少人把个人利益看得很重，经常会由于个人利益铤而走险，但是，还是有大多数人对自己的工作负责的。这一情况的出现，也就间接地致使律师行业存在一定的风险，一些律师不愿再进行辩护。

从另一方面来说，刑事法律也没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援助作用，导致被告人或者是犯罪嫌疑人无法真正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无法真正实现人人平等的原则。当然，上述所讲并不是很完善，还需要在以后的工作过程中，不断对其进行研究，从而借助更多手段促进有效辩护原则在刑事诉讼法中的实现，真正实现人人平等，进而促进国家司法制度的良性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就目前而言，还是没有针对有效辩护原则建立相应的机制，间接地致使无法实现其真正作用。基于这种情况，应该在实行过程中建立相关有效保障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促使该原则在刑事诉讼法中更好地使用，从而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使每个人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参考文献

[1]李明.我国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反思与重构[J].求索，2009（07）.

[2]施亚芬.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中的有效辩护原则看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完善[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0（02）.

[3]刘云.刑事诉讼全球化略论——以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为视角[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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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蓬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作者：黄蓬威

刑事辩护探讨论文 篇3：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刑事辩护制度变化

摘 要：刑事辩护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刑事诉讼制度的极大影响并推动刑事诉讼制度理论与实践的重大提升。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同时意味着刑事辩护制度的变化，以新旧法条对比的形式出发，详细解读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刑事辩护制度变化。

关键词：新旧条文对比;刑事辩护制度;诉讼法

在笔者收集刑事辩护相关资料的过程中碰到一个现象，就是大量文章将刑事辩护、辩护权以及刑事辩护制度等概念混淆，所以为了更好地确定本文的范围和准确理解本文，笔者必须首先厘定这几个概念及关系，以免发生在词语堆砌的文章之下的大量困惑。

一、相关概念的辨析

刑事辩护是刑事诉讼领域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被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专家和学者在立法与司法审判实践中普遍运用。但是，对于刑事辩护的概念与含义，往往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会不相同，像中国政法大学的顾永忠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赵秉志教授的许多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在参考他们的解释之后，笔者认为对刑事辩护从文字的解释上可以做这样的理解：首先，刑事辩护是包含了法律赋予的被告人及其代理人拥有的辩护权利、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辩护活动以及承担辩护职能的所有综合的概念。从性质上来说，

它属于一个上位概念。归根到底，刑事诉讼辩护其最本质的是辩护权，给我们呈现的形式是辩护活动，最主要的只能就是辩护，为的是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与检察机关的控诉、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一个抗衡的功能，其次，刑事辩护在这种语境之中，指的就是辩护权。与前一种不同的是，这种解释下，辩护一词是做名词，是在静态语义的理解。

笔者认为，刑事辩护制度，不单单只落脚在拥有该项权利的主体在针对控诉时候的防御与自身权益的维护，也不单单只是刑事诉讼活动中一小部分，而应该是在法律的许可之内有关辩护的一系列活动的总和。其实质是将刑事辩护理论思想放在实践之中，使其具有具体化、具备可操作化。

总的来说，尽管在学术界有很多将刑事辩护、辩护权及刑事辩护制度混为一谈的学说和理论不仅存在，还有很多。但是我们通过对比其本质，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明显的。只不过是每个学者采取的理解的方式不同，有的广义，有的狭义而已。在笔者的理解中，刑事辩护从广义上来说就是包括辩护权、辩护活动以及辩护职能的行为的总和。而狭义的刑事辩护就仅仅指刑事辩护活动。

二、新刑事诉讼法中刑事辩护制度的变化

1.重点关注“辩护人的责任”问题，把实体辩护与程序辩护放在同等位置。在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就有针对辩护人的职能与责任做出严格说明，其提出要根据以事实和法律为根据，需要提出证明文件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轻罪或者免罪，以此来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对于这一条，仔细研究之下，不难发现其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对于刑事辩护仅仅将其局限于实体辩护，只是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定罪量刑上。而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步，对于刑事辩护制度，已然从实体辩护扩大到了程序辩护，不单单是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定罪量刑上，还涉及程序方面，比如控诉方是否有超期羁押的行为，在法庭上是否有听取被告人的陈述申辩、是否有排除非法证据等。其次，在现代的刑事诉讼制度中，辩护人在提出辩护意见的时候也要提出相应的举证，如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的证据才能作为审判机关进行审判的根据，不然，辩护意见不被采纳，从控诉方的职能方面来说，这是有悖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举证责任规定的。

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上述条款有了以下的完善：首先是不再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针对指控在做辩护时提供要求的证明材料与意见。其次是辩方在进行维护自己辩护权益时仅仅是行使自己的权利，而不再要求承担举证责任。实体辩护依然重要，程序辩护的地位也被明显提升。这就是对辩护人责任问题的重新探讨。

2.明确了刑事诉讼程序中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法律地位。犯罪嫌疑人可以聘请律师为他提供法律服务是有严格的时间限制的，只能在被侦查机关采取第一次讯问后或者实施强制措施之后，这是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辩护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我国的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充当的仅仅是一个法律咨询的角色而已，其法律地位并不高。而只有当犯罪嫌疑人被逮捕之后，律师拥有为其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这一规定的不足之处在于律师介入案件的时间比较晚，而且在传统理论上，辩护仅仅指的是实体辩护，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权益无法得到最有力的保障。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将律师介入案件的时间由原来的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并且赋予其以辩护人的身份，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其在刑事辩护中的地位，有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更有助于实现侦查、控告、辩护三者的真正制衡。

3.完善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中，只规定了三类被告人在法院审判阶段如果没有聘请律师为其辩护，那么人民法院就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为其指定律师。新刑事诉讼法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有明显的进步：首先，援助的对象扩大到五类人，除此之外，还扩大到“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和“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人”;其次，法律援助介入的时间已经提前到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再者，以前主审法院对于法律援助的提供主体以及提供方式具有决定权，由谁担任法律援助的辩护人，出自哪家机构，都是由法院说了算，而在修改之后的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法律援助享有很大的自由选择权。而承担法律援助的机构从过去的由律师承担修改成为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承担，这从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法律援助这一规定走走过场的情况。

4.普遍程度上解决了刑事辩护中存在的“三难”问题。“三难”问题，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律师的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这一问题由来已久，并为学术界与律师界广为诟病。而针对这“三难”问题，新刑事诉讼法做出了修改与完善。在我国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中，当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进行羁押期间，如果要与聘请的律师会面十分困难，必须要经过侦查机关的严格审查与批准。新的刑事诉讼法中的第37条做出了明确规定，即不仅在侦查阶段律师可以与犯罪嫌疑人进行会面，并且在会面期间侦查机关不得派员在场，除非是法律明文规定的重大案件。在解决律师“阅卷难”的问题上，新刑事诉讼法有了新的突破。在新刑诉法中的第38条与第172条都明确规定了辩护律师的阅卷权，通过这两条法律的保障，我们有理由相信“阅卷难”今后将不再难。有关“调查取证难”的问题，新刑事诉讼法第41条完全保留了原第37条的规定，但是由于在其他方面所做的修改、完善。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以第39条的规定来完善和弥补了律师调查取证方面的不足。

5.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有权参与审查批捕活动，对检察机关应否批准逮捕发表意见。在原来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中，检察机关拥有审查逮捕的权限，但必须书面审查，不需要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的意见便可做出。但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第八十六条摒弃了这种“一家独大，自作主张”的做法，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在批捕与审查起诉的活动中，拥有对犯罪嫌疑人的询问权。而基于有些情况，则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

6.在新的刑事诉讼法中，重申了对非法证据规则的排除，从立法上杜绝了侦查机关的非法取证。新刑事诉讼法在原来的证据规则的基础之上，广泛听取了学术界与律师界等各界意见，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现有的刑事证据规则中，我们所知道的是，公检法理所当然依职权拥有对非法证据排除的权利。这是对公检法机关在办案的过程中对其的监督和制约。同时，在新的刑事诉讼法中，法院审判阶段还需要检察机关对其证据的来源的合法性正当性进行举证。毋庸置疑，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辩护权利。

7.死刑复核程序增加询问被告、听取辩护律师意见。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有关死刑复核程序中被告人的辩护也有明确的规定。因为死刑的特殊性，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进行死刑案件复核时，应当遵守相关的程序，即首先应当讯问被告人，而当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提出要求时，最高院应当听取其意见。这个条文的修改与完善，不仅是刑事辩护制度的又一大进步，也是我国促进人权保障、减少冤假错案的重大措施。

三、结语

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是对原来相关规定的完善，是其承认自己的不足，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仍然存在着不完美，比如律师权利的维护，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障，都还存在进一步修改的空间。但是任何法律制度，其法律效力与社会效益都是要在执行的过程中来体现的。所以通过新的刑事诉讼法，刑事辩护制度在立法上有所进步。因此，新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刑事辩护制度的严格实施，不仅对公检法等国家专门机关是一个考验，同时对律师来说，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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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10-20

作者简介：张琼（1984-），女，湖南衡阳人，讲师，硕士，从事侦查、刑事诉讼法研究。

（责任编辑：李鹏飞）

作者：张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