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法律思考论文

摘要刑事辩护与刑事代理制度是刑事诉讼中保障当事人基本权利的两项重要制度，对确保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两种制度既有相同点，又有较大区别。通过对比可以发现，相较于辩护制度而言，我国的代理制度还不完善。本文主张应通过建立指定代理、赋予代理人相对独立的诉讼地位等措施来完善我国的代理制度，从而更加合理地保障被害人的权益。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刑事辩护法律思考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刑事辩护法律思考论文 篇1：

对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法律思考

2017年10月最高法院以及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该《试点办法》是我国在推进司法改革的一步重要措施。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制度，实质上是对被告辩护权充分保障的制度，要想进行司法制度改革，首先考虑的应是如何解决法律援助问题①。

一、《试点办法》的进步之举

（一）扩大了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

《试点办法》第二条明确的将指定辩护的范围扩展到了所有的普通程序，即现在的法律援助是普通程序辩护的全覆盖，同时对于不属于普通程序的简易程序、速裁程序有值班律师在看守所等地提供法律帮助。这样针对不同的程序进行分类提供法律援助事务，是对被告人权利保障的新发展。

（二）增加了未指定法律援助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试点办法》的第十一、十二条规定了如果法院或者援助机构没有为被告人指派法律援助律师，属于重大的程序违法，不仅仅要发回重审同时还要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这两条从否定的角度出发，规定了如果未指派法律援助应该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完善了追责体制。

（三）完善了对援助律师的权利保障

在《试点办法》中不仅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律师的知情权等基本权利，同时做出了许多的细化规定，例如对于律师阅卷的细化规定②、律师的救济途径。这些规定不仅仅能够保障律师的合法权利，同时也在调动律师的积极性，间接的提高律师的辩护质量。

二、《试点办法》的不足之处

（一）仍然是政府责任，没有从国家责任角度出发

例如英国、法国等国家很早就以国家的名义制定法律援助制度，例如英国法律援助的转折点的《法律咨询与援助法》、2012年颁布的《法律援助、判决和刑事处罚法》，再例如法国1991年颁布的《法律援助法》，这些国家都是从国家责任的层面出发，以高位阶的形式制定相关的法律。但是我国目前为止，除了《刑诉法》中寥寥几笔的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其余的都是散见在各种条例之中，一直是以行政机关指定的法规作为指导，而没有一个高位阶的法律予以确认。

（二）没有进一步的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

1.没有在《试点办法》中增加死刑复核程序应当法律援助

虽然死刑复核程序是一种特殊程序，但是死刑复核程序是一件死刑案件最后的一道关卡，最能体现程序的正义，如果连基本的程序都不能保障，如何又实现的了实体的正义呢？并且许多死刑案件的被告人其实是不懂法律并且也没有经济能力在一个案件的每个环节都花钱请辩护人，所以笔者认为应当对死刑复核程序严格把关，提供法律援助律师保障死刑案件的被告人。

2.没有将刑事被害人纳入到法律援助的范围

在司法实践中，其实很多的刑事被害人或者近亲属都是不会请律师参加附带民事诉讼的。笔者曾做过一份调研，对某中院的刑事一审案件进行数据分析，在调研的100个案件中，只有20个案件的被害人或者近亲属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比例仅有20%。而在这20个案件中，只有一个案件的被害人请了律师，比例仅占5%。问其原因，有些被害人或者近亲属是觉得麻烦不想请律师;有些被害人或者近亲属是不舍得花钱请，自己照着网上搜索的格式写一个附民状就提交了;有些被害人或者近亲属是认为即便请了律师，被告人也赔偿不出来，因此不想专门花钱请一个律师。而第二、三个理由是占绝大多数的。

刑事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本来在刑事案件中就属于弱者，我们不仅要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考虑到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不能让他们“二次流泪”。如果能够像被告人在没有辩护人时法院就会指定法律援助一样，我们就可以为被害人指定律师，保障被害人的权利。

（三）没有规定侦查、检察机关指定法律援助的责任

《试点办法》的第三条规定了法院在受理案件后的三日内有告知的义务，但是没有规定侦查机关、检察机關应当在几日内有告知嫌疑人的义务。虽然也有规定要在侦查、检察阶段为被告指定法律援助，但是在司法实务中指定率非常低，远远低于法院指派的法律援助率，并且当前司法实务的问题就在于以“侦查卷宗”为中心，审判只是“走过场”，排出非法证据很多也是因为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受到了刑讯逼供，所以在讯问阶段、起诉阶段指派法律援助非常有必要。

（四）没有明确法律援助律师的质量问题

对于法律援助的质量问题其实很多学者早就已经开始呼吁了，无论是在试点之前还是试点之后，法律援助律师的辩护质量不高、援助律师自身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早就暴露无遗。在某一个制造、运输毒品案中，该毒品案的两名被告人是共犯，对于两人的辩护律师特做此表进行分析。

被告人 页数 辩护词特点

吴某的委托辩护人的辩护词 56页 分点明确且逻辑清楚，把案卷看的非常仔细，例如将毒品送检验的过程中，公安机关没有按照规定延迟送检了三天，该辩护人将法律规范以及页码都标注出来。做无罪辩护。

余某指定辩护人的辩护词 1页 其核心思想就是余某系初犯、从犯，希望能够减轻处罚。做量刑辩护。

司法实务中这样的案例不计其数，笔者认为规定法律援助律师的辩护质量确有必要，并且最好能够细化规定，从律师的有效辩护转变为有效果的辩护。

三、对策建议

（一）制定《法律援助法》，从政府责任上升至国家责任

制定《法律援助法》是大势所趋，不仅仅是在国际上很多的国家都已经从国家责任的角度出发，而且在我国进行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制定《法律援助法》能够推动改革，间接的促进公平正义的实现。

（二）在《法律援助法》中进一步扩大法援范围

根据上文的阐述，在《试点办法》中没有将死刑复核程序以及刑事被害人纳入到法律援助的范围是很可惜的。因而如果未来真的要制定《法律援助法》，也应将死刑复核程序纳入到应当有法律援助的范围内，同时也应当为没有委托律师并且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

同时，要进一步规定侦查机关、起诉机关为嫌疑人指定法律援助的责任，可以学习域外的经验在讯问阶段就应当有辩护人进行合法合理的保障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例如英国就规定了在警察所也应当为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

（三）提升法律援助辩护律师的辩护质量

1.学习英美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

我们可以学习美国的法援经验，在我国规定由专门的机构负责公招法律援助律师，在公招时提出一定的条件，只有符合条件的人报考，这样既可以解决很多大学生、硕士生就业难的问题，同时也可以间接的提高法律援助律师的质量问题。

也可以学习英国的法援经验，法律援助律师要签订合同才可以进行法律援助事务并且要依据合同，法援律师要保障最低限度的法援质量。并且在英国，为了提高法援律师的质量，对在警察所给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不仅仅有律师，还有非律师，对于非律师的考核更严格，从而促进两方力量相互竞争，间接的促进法律援助律师质量的提升③。

2.设立一定的监督机制

（1）设立事前的监督机制。在事前监督中，可以对法援律师擅长的领域进行分类登记，并且在有案件时对案件进行划分，将不同类型的案件划分给擅长这份领域的律师，这样可以间接的促进法援律师进行有效果的辩护。同时，可以定期性的对法律援助律师进行培训、考核，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

（2）设立事后的监督机制。事后的监督机制，采访受援人并且让其进行评价是最适合不过的。可以在法援律师结束援助后，对被告人或者其近亲属对援助律师进行评分和评价，对于合理的评分评价予以采纳。当一些援助律师的评分长时间的过低或者经常遭遇投诉的，要采取一定的处罚措施。

在这样双重评价机制的作用下，一定会提高法律援助律师有效果的辩护。

四、结语

此次《试点办法》尽管有些许不足，但无可厚非的便是该《试点办法》是我国法律援助标志性的一步，是我国深化司法改革跨越的重要一步，是增加律师同公诉机关从而保证被告人获得公平审判的重要一步。虽然在法律援助未来的道路上还会有很多的艰难险阻，但笔者坚信在我们各方的努力下，会有越来越多高质量的刑辩律师加入法律援助的队伍，会让庭审变得“有声有色”，会让被告定罪量刑都形成在法庭，同时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注释：

①参见顾永忠《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刑事辩护突出问题研究》。

②《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第十五条。

③参见麦高伟、杰弗里.威尔遜主编的《英国刑事司法程序》。

参考文献：

[1]王迎龙.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中国模式—刑事辩护全覆盖之实现路径[J].中国刑法学杂志，2018年第2期.

[2]樊崇义.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构与展望[J].中国司法，2017年第6期.

[3]陈光中，张益南.推进刑事辩护法律援助全覆盖问题之探讨[J].法学杂志，2018年第3期.

[4]顾永忠.刑事诉讼律师辩护全覆盖的挑战及实现路径初探[J].中国司法，2017年第7期.

[5]顾永忠.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刑事辩护突出问题研究[J].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

[6]张云霄，宗帅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历史回顾与精进之路[J].中国司法，2019年第3期.

[7]顾永忠.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具有历史意义的新创举[J].中国律师，2017年11月.

[8]上海普陀区法律援助中心.刑事法律援助路径、问题与对策研究[J].中国司法，2019年第2期.

[9]麦高伟，杰弗里.威尔逊.英国刑事司法程序[M].法律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李琳（1994.2～ ），女，四川攀枝花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律硕士。

作者：李琳

刑事辩护法律思考论文 篇2：

刑诉中辩护人与代理人的区别

摘 要 刑事辩护与刑事代理制度是刑事诉讼中保障当事人基本权利的两项重要制度，对确保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两种制度既有相同点，又有较大区别。通过对比可以发现，相较于辩护制度而言，我国的代理制度还不完善。本文主张应通过建立指定代理、赋予代理人相对独立的诉讼地位等措施来完善我国的代理制度，从而更加合理地保障被害人的权益。

关键词 刑事诉讼 刑事辩护 刑事代理

一、刑事辩护与刑事代理

我国的刑事诉讼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追诉讼罪，解决被追诉人刑事责任的活动。刑诉以惩罚犯罪分子和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为目的，所以不仅涉及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秩序，而且关系到公民人身、财产等重大权益。为了充分保障和平衡诉讼过程中各方的权益，法律规定了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和代理制度。辩护是指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反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指控，提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事实和理由，以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应当减轻、免除处罚，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诉讼活动。刑事诉讼中的代理是指代理人接受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委托，以被代理人名义参加诉讼，由被代理人承担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的一项诉讼活动。

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两项基本制度，刑事辩护与刑事代理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无论是刑事辩护人还是代理人都与本案的处理后果没有利害关系；其次，作为维护对立两方当事人利益的代表，他们介入诉讼的时间是相同的；第三，范围相同，能担任辩护人的就能担任代理人；最后，无论是哪一方，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来开展自己在诉讼中的活动。

二、刑事辩护与刑事代理的区别

尽管有相似之处，但刑事辩护与刑事代理两种制度间仍有着很大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生根据不同。

辩护人参加刑事诉讼是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授权或者法院的依法指定。而代理人参加刑事诉讼则是根据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授权。虽然双方都可以根据当事人的委托进入刑事诉讼，但代表的却是不同的利益。在刑事辩护中，为了保护被告方的合法权益，法律还规定了指定辩护制度，而代理中则无此规定。

（二）诉讼地位不同。

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具体体现在其独立于公、检、法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据事实和法律进行辩护，不受委托人意志约束，不是被告人的代言人。而代理人则不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依照被代理人意志从事代理活动，是被告人的代言人。

（三）诉讼任务不同。

辩护人维护的是被告人的权益，所以其诉讼任务主要是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以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代理人则主要是应当协助被代理人在刑诉活动中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

（四）公民委托方的身份不同。

辩护人接受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而代理人的委托方范围则要宽泛一些：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随时委托律师作为代理人，而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附民诉讼的当事人有权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委托代理人。

（五）活动名义不同。

辩护人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都以自己的名义参与，这是由于辩护人独立的诉讼地位所决定的。而代理人进行诉讼活动使用的是被代理人的名义，其所进行的法律行为后果也都由被代理人来承担。

三、对代理制度的思考

从以上的比较中可以发现，相较于辩护制度而言，代理制度还存在着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虽然在刑事活动中，公诉机关也从某种程度上能够保护被害人的权益，但是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中，公诉机关的侧重点肯定是前者。这就造成被害一方的权益保护可能会存在漏洞，因此代理人的存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笔者认为应该通过增加代理人的权限、增设指定代理、赋予代理律师相对独立的诉讼地位等措施来使代理人能够更加全面合理地保护受害方的权益。

（作者：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专业：法律硕士）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2]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3]王公义.刑诉法修改中关于辩护与代理若干问题.中国司法.

[4]叶青.刑诉法修改与刑事辩护制度完善.人民法院报.

作者：彭莎

刑事辩护法律思考论文 篇3：

关于律师伪证罪的思考

收稿日期］2007－04－09

［作者简介］张淑娅（1982—），女，浙江天台人。教师，研究方向：法治教育与道德教育。

［摘 要］我国刑事辩护律师屡屡涉嫌伪证罪的浅层原因是律师伪证罪在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立法上存在缺陷，深层原因却是我国法律从业人员的诉讼价值理念还有待提高。因此，要保护刑辩律师的合法权益，应从完善律师伪证罪立法和提高法律从业人员诉讼价值理念这两方面入手。

［关键词］律师；伪证罪；刑事诉讼价值理念

［

1997年新刑法适用至今，接连发生律师因涉嫌伪证罪被追诉的案件。律师界对于律师伪证罪的批评不绝于耳，甚至把规定律师伪证罪的刑法第306条称为“悬在刑辩律师头上一把随时可能坠落的利剑”。与此同时，许多律师明确表示不愿接手刑事案件，因为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风险太大。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分析律师因伪证罪频频遭追诉的原因并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措施。

一、律师频频涉嫌伪证罪的原因

（一）浅层原因：立法存在缺陷

目前，不管是国内的实体法还是国内的程序法都存在一定缺陷，这直接为刑事辩护律师屡屡涉嫌伪证罪埋下隐患：

1.实体法上的缺陷

对于实体法最大的争议莫过于我国刑法第306条第1款的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该条的罪名确定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

由于在刑事诉讼中担任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角色的绝大多数是律师，因此该条规定的罪名又被成为“律师伪证罪”。分析该款的规定，可以发现其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将犯罪主体特定化。我国刑法第306条的犯罪主体是特定的，即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而实际上，只要实施了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等行为，不管是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还是检察官、警察都应受到相应惩处，没有必要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单独规定罪名。第二，“引诱”等术语的含义不明确。由于对“引诱”等术语的理解不一致，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出现一定的扩大性适用该条的现象，比如把协助当事人收集证据误认为是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把“引导”证人作证误认为是“引诱”证人作伪证。

此外，我国实体法上的缺陷还表现在对于一般的违反职业道德行为与犯罪行为尚未作出明确区分。我国律师法第45条明确规定了“提供虚假证据，隐瞒重要事实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隐瞒重要事实”只有在构成犯罪时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换言之，上述行为存在违反职业道德和构成犯罪的界限。然而，在实践中，即便是律师轻微违法职业道德的行为也可能受到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侦查和起诉。

2.程序法上的缺陷

程序法上的缺陷主要表现为回避制度、变更管辖制度和职业道德惩戒程序的不完善。首先，侦查、起诉律师伪证罪没有完善的回避制度和变更管辖制度。侦查、起诉律师作伪证的往往是同一个案件的侦查人员和检察人员，这中间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回避制度和变更管辖制度，致使“报复性执法”成为可能。其次，我国也尚未建立完善的职业道德惩戒程序，律协对于律师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惩戒，致使律师一般违法职业道德的行为也遭到侦查、起诉。全国律师协会曾对23个律师伪证罪的案例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其中11个案件涉嫌的律师被无罪释放或撤案，6个获有罪判决，1个被免予刑事处分，5个尚未结案，错案率5O%以上。^〔1〕也就是说，律师因涉嫌伪证罪被立案追诉的不在少数，但真正定罪的却很少，这种局面的形成与职业道德惩戒程序的不完善、公检机关代替律师协会“管理”律师一般违反职业道德行为有直接的关系。

（二）深层原因：刑事诉讼价值理念有待提高

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缺陷固然是律师权益得不到保障的重大隐患，然而更为深层的原因是我国法律从业人员2的刑事诉讼价值理念还存在问题。

从历史上看，中国社会一直重视人治而不是法治，一直盛行权力本位、义务本位而不是权利本位。同时，人们对于律师制度的理解和认同也非常欠缺。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我国没有律师制度的传统，代人诉讼被认为是低下的职业，统治阶级的司法制度中更没有这种职业的位置，这种观念及制度的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消除。十一届三中全会律师制度恢复以后，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仍然常常被指责为“惟利是图”、“为坏人说话”等等，即使是律师本身对律师职业也缺乏充分的认同。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尽管辩护律师与公、检、法机关追求的诉讼目标是一致的，即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但在具体的职责上却存在矛盾对立，特别是公、检机关与辩护律师之间更有可能出现摩擦。毋庸置疑，这种摩擦的产生是个人认识差别和各司其职的必然结果。然而，一些公、检机关却因此把这种摩擦归因于律师的个人人格问题并错误地动用司法权力侵害律师合法权益。

从律师伪证罪的立法上看，虽然刑法第306条第1款的规定有失偏颇，但刑法第306条第2款也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而规定一般主体伪证罪的刑法第307条也在其第3款中指出“司法工作人员犯前两款罪的，从重处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司法机关的强势地位，这些规定通常得不到很好的执行。这反映出相关人员对于诉讼的公平正义、司法平衡、人权保护等理念缺乏充分的理解，对于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也缺乏尊重，导致的结果便是律师的权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律师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而不能竭尽全力为当事人辩护。

二、关于完善律师伪证罪的思考

法庭上当然不能由公诉人唱独角戏，否则犯罪嫌疑人会因缺少有效的专业辩护而可能导致自己权益受损或者得不到有效的维护，司法机关也有可能因缺少充分监督而枉法而偏离司法正义与公平的中心。因此，应当从完善律师伪证罪立法和提高法律从业人员诉讼价值理念上解决律师伪证罪难题。

（一）从立法上完善律师伪证罪

关于律师伪证罪的立法完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取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伪证罪的单独立法。如前所述，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作为特殊主体规定一个独立的犯罪，实际上就是针对律师而设，因为在刑事诉讼中担任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角色的，绝大多数是律师。即便立法者在修订刑法典时没有歧视律师的意思，但客观上法条表述所传递的信息却是不利于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执业的，就是说似乎会令人感到律师更容易毁灭、伪造证据，更容易妨害作证，那么对于律师就应当予以更为严厉的刑事责任评价与制裁。^〔2〕社会上对于律师的职业本来就缺乏理解，单独规定律师伪证罪会在社会上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会使公众对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职业操守更加怀疑。因此，应当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伪证罪的立法纳入一般主体伪证罪的范畴。

（2）对于“引诱”等术语的解释应明确化。应当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引诱”术语的含义，比如严格区分“引诱”跟“引导”，避免实际操作中的主观随意性，当出现律师“误导”与“引诱”难以认定的情况时，应结合相关证据进行判断，考察其是否有犯罪故意，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律师在行为时是故意的就不能定为犯罪，如果证据不够充分也应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作有利于律师的解释。

（3）明确区分一般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和律师伪证罪的界限，建立律师违反职业道德惩戒程序。一方面，律师法与刑法在立法上要有衔接，只有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才构成犯罪。另一方面，把律师职业道德维护的惩戒权交给律师协会，作为其自治管理的一部分。应在律师协会建立两个机构，一个是律师职业道德维护委员会，基本功能是接受对律师的投诉，并加以调查，但没有裁判权。另一个就要建立律师惩戒委员会，它不拥有调查权，但拥有裁判权。当然，这个惩戒委员会成员可以包括警察、检察官、法官、政法委的成员等。经过听证作出律师严重违反职业道德、需要吊销其律师资格的判断时才能提交司法机关处理。^〔3〕

（4）建立回避制度和变更管辖制度。如果经过相关程序确定律师涉嫌伪证罪，那原来案件的侦查、起诉人员也应实行回避，甚至侦查、检察机关也应变更管辖，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职业报复，也有利于有效解决律师被拘留、逮捕后案件久拖不决、超期羁押等问题，保护律师合法权益。

（二）提高法律从业人员的刑事诉讼价值理念

这里讲的刑事诉讼价值理念主要包括人权保障理念和司法平衡理念。再好的法律如果没有具有良好法律素质的人去执行，也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因此，从立法上完善律师伪证罪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法律本身，更重要的是向社会和法律从业人员传递维护司法平衡和保障人权的诉讼价值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提高法律从业人员的法学理念远比简单的法律规定重要。

人权一般是指人在其生存过程中依其本性所应当和实际享有的各种基本权利。刑事诉讼的过程要保护被害人的人权，但也同样不能忽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是有犯罪的嫌疑而受到侦查、起诉，在法院做出判决之前，谁也无权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为专业知识和行为约束等原因而无法在强大的权力机关面前充分保护自己的权利，这就需要刑辩律师来帮助他们保障人权。在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过程中，律师也容易引起各方面的误解、不满、指责、干涉、妨碍甚至打击和迫害，相对民事、行政诉讼代理而言职业上的风险系数也比较大，因此也需要加强对律师人权的保护。律师的人权保护既是律师作为刑事诉讼中的诉讼参与人、作为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应当享有的权利，也是出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需要。

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格局是审判、控诉和辩护三种诉讼职能分离，机构分设，裁判者居中裁判，控诉方和辩护方平等对抗，这是刑事司法公正和司法平衡的要求与体现。现代刑事诉讼引入辩护制度、代理制度，其中一项很重要的意图在于通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组成的辩护方与由侦查机关、检察机关、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组成的控诉方从不同的角度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辩论，弥补因为种种条件限制而造成的对事实和法律的曲解，使审判机关最大程度地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以实现司法公正。因此，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职责是依据事实和法律，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些行为不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更不是“故意跟公检机关人员过不去”。如果因为各种原因造成律师不敢大胆地行使辩护权，必然打破控辩双方平等的诉讼地位并影响到法院的公正判决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保护，也无法实现由纠问式诉讼模式向控辩式诉讼模式的转变。

总而言之，应当提高我国法律从业人员刑事诉讼中的保障人权理念和维护司法平衡理念，惟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律师伪证罪”问题。而法律从业人员刑事诉讼中的保障人权理念和维护司法平衡理念的提高可以从完善的立法上体现出来，也可以通过针对法律从业人员的各种培训、交流得到实现。

［参考文献］

〔1〕郑国锋.中国律师之痛〔J〕.中国律师，2006（1）：60—62.

〔2〕赵秉志，时延安.辩护律师执业豁免：近在眼前还是遥不可及——关于律师刑事责任两个热点问题的研讨〔J〕.中国律师，2001(7)：30—34.

〔3〕陈瑞华.反思《刑法》306条〔J〕.中国律师，2001（12）：4—5.

〔责任编辑：金风平〕

作者：张淑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