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概念探讨法律论文

刑事和解与我国当前所处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机能转型时期出现的一种制度，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公民之间的和睦相处有着积极的意义。我主要谈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刑事和解的范围。实践中，对刑事和解的探索是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进行的，并没有超越现有的法律规定。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刑事和解概念探讨法律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刑事和解概念探讨法律论文 篇1：

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匡定

摘 要：刑事和解指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刑事和解案件适用范围过宽或者过窄，都有可能导致被害人刑事诉讼程序中重新被边缘化。刑事和解原则上只适用于涉及个体权益遭受侵害的犯罪，并需要通过对故意与过失、轻罪和重罪等概念范畴的界分，来确定刑事和解的具体适用范围。

关键词：刑事和解；确定根据；适用范围

作者简介：戴承欢，男，湖南常德人，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副研究员，副教授。蔡永彤，男，江苏靖江人，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近年来，刑事和解作为中国刑事法治实践中拿来主义的典型司法制度，引起了实务部门、诉讼法学界乃至新闻媒体的热烈关注。不过遗憾的是，绝大部分论者都局限于刑事和解这个制度本身，倾向于单个地考察其理论基础，分析利弊得失，并从比较法上探寻必要的完善路径。有鉴于此，本文将采取一种稍微不同于学界惯常采用的视角，将从本土化实践的角度考察刑事和解在我国当下刑事司法中的最大触角外径。

一、问题的导出：刑事和解在不同案件语境下的不同命运

最早有据可查的刑事和解实践是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2002年开始试行的《轻伤害案件处理程序实施规则》，该《规则》规定，在轻伤害案件中，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达成和解的，检察机关可对犯罪嫌疑人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决定。不久，北京市政法委在整个北京市范围内试行轻伤害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此后全国一些省、市（地区）甚至县级政法机关纷纷开展了刑事和解的试点工作。

从这些规定所涉及的刑事和解适用范围上来看，基本上都主要适用于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犯罪嫌疑人，当然不同地区的检察机关或者政法机关之间又有所不同。就总体而言，起初其基本上只适用于轻伤害案件（当然是有被害人的案件），包括邻里之间、亲友之间、熟人之间的轻伤害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现有制定了规范性文件或者政策性文件的省和直辖市，就基本上将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都限定在轻伤害案件上。然而近年来这一案件处理模式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范围一再扩大，呈现出极度泛化的倾向。在一些命案处理中，因被告人家属支付了高额民事赔偿费用、获得被害方谅解而在量刑上轻判为死缓的情况时有发生。在这些重罪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制度也引起了人们的激烈争论。为便于问题的说明，笔者拟通过两个真实案例的比较分析，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案例一[1]：2006年8月5日凌晨，湖南省长沙市某公司职工陈某某驾车由南往北行驶至芙蓉路留芳宾馆地段时，将正在前方驾驶摩托车的范某撞倒，造成范某重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长沙市开福区交誉大队认定：陈某某应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8月23日，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以陈某某涉嫌交通肇事罪，将此案移送至开福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该院承办人认为该案符合《湖南省人民检察机关关于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定（试行）》，决定召开刑事和解会。在和解会上，犯罪嫌疑人陈某某表示了忏悔，并向检察院提出刑事和解的请求。被害人家属对陈某某表示谅解，并同意检察机关对陈某某作出不诉处理。

案例二[2]：2006年5月28日13时30分，汪霞（被告人方强威女友）等人与被害人章兵拉沙子的三轮车发生刮蹭引起争吵。汪霞等人即打电话叫方强威，方又打电话叫被告人陈战峰。两人先后赶至解放街与章兵夫妇发生厮打。方强威等三人离开后，在解放街156号门前碰见骑摩托车前去购买水泥的章兵，方将章拦下，双方再次发生厮打。方强威拿出随身携带的尖刀刺章兵，同时陈战峰也对章兵拳打脚踢。章兵在后退过程中摔倒，方强威又用尖刀捅刺章兵头部、胸部等处，致章兵死亡。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11月28日作出判决，分别判处被告人方强威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陈战峰有期徒刑五年；判令两被告人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30万元，由方强威承担24万元，陈战峰承担6万元，并互负连带责任。其后，被告人方强威积极争取被害人家属谅解，并给予一定经济赔偿。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4月11日作出判决，撤销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中对被告人方强威的量刑部分，维持其他部分；被告人方强威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看似不同的两起案件，其本质却没有多大区别：无论是案例一中肇事司机与受害人家属达成的情感契合与经济赔偿协议，还是案例二中被害人与凶手就忏悔和谅解形成的赔偿性合意，都属于刑事法理论中的所谓刑事和解。所不同的是，两个案例中的刑事和解协议及处理结果，因其在社会民意及正义理念前的可接受度不同而注定了其被社会公众所接受、赞同抑或否定、排斥的命运。方强威、陈战峰故意杀人案发生于我国司法实务部门推行刑事和解制度如火如荼之时，完全可以被人们解读为是刑事和解制度在重罪刑事案件中的运用。但该案的判决结果所引起的强烈的民意反弹颇有些令人意外。与案例二一样，在重罪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引起了人们的激烈争论。不无疑问的是，在目前我国的司法权威尚未获得社会的完全认同而司法腐败又时有发生的背景下，适用刑事和解过于泛化的倾向是否与司法正义的目标相去甚远，确实值得深度考量。

二、问题的展开：刑事和解案件范围扩张与限缩的必然

（一）为什么要适度的扩张？

从制度演进的原理来看，刑事和解制度要得到正常运转甚至推广适用，就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冲突双方都能从彼此达成的和解协议中获取最大的收益；二是司法机关有足够的动因去接受或推动这种制度安排。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将从加害方、被害方通过刑事和解得到的收益以及司法机关从中获取的收益这三个角度，分析刑事和解制度适用范围扩张的根本原因。

1.对于被害人来说，获得赔偿是被害人最根本的权利。加害人尽力补偿其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物质和精神损害是刑事和解赖以存在的基本前提，也是加害人取得和解利益的前置要件。就目前司法实践中大量的刑事和解案例而言，如果司法机关即便通过成功的起诉，最终将被告人定罪判刑，可能也至多将其判处较为轻缓的刑罚，如短期自由刑、非自由刑、缓刑等。尤其是对轻伤害案件，法院即便严格适用刑法，也只能将被告人判处3 年甚至1 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案件一旦进入审判程序，法院只能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被告人的经济赔偿问题。按照刑事司法的基本规律，一旦被告人被定罪量刑，被害人要想获得高额的经济赔偿，就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无论是被告人还是其近亲属，在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情况下，都会对经济赔偿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一般不再有积极赔偿的动力。正因为如此，法院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调解成功率往往很低，所作的民事赔偿判决也通常大大低于一般的民事赔偿标准，并且被害人的经济赔偿通常难以实现。这显示出，在传统的刑事诉讼格局下，法院的有罪判决并不足以确保被害人获得有效的经济赔偿。而在刑事和解中，由于它将被害人利益作为刑事诉讼的一种核心利益而不是“附带保护利益”来加以考量，高度尊重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这相对于原来实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做法来说，对被害方利益的保障显然是十分有利的。

2.对于加害人来说，与被害人有权利获得赔偿一样，犯罪人有回归社会的权利。但是，被告人一旦被法院定罪，就会对自己的前途充满失望，对被害人也经常产生怨恨，他们很难再向被害人表达悔过之情和赔礼道歉，在承担民事赔偿方面经常会百般推托。刑事和解制度的出现，使得司法机关对冲突双方达成和解的案件，不再追究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或者仅仅以极为轻缓的方式追究其刑事责任。尤其是在嫌疑人、被告人被作出撤销案件、不起诉的情况下，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会竭尽全力寻求被害方的谅解，积极主动地为被害人提供经济赔偿，尽量满足被害方提出的经济赔偿要求。在被害方接受了加害方提出的经济赔偿，并且双方达成谅解之后，加害人回归社会自然也就成为了可能。

3.对于司法机关来说，刑事和解节省了诉讼资源、降低了诉讼成本，使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的矛盾得以缓解。诉讼效益原则是评价法律制度是否合理的一个重要标准。正如学者指出的：“一个社会，无论多么‘公正’，如果没有效益，必将导致社会集体的贫困，那也谈不上什么公正，即使有这种公正，也是社会和人们所不取的。”[3](P337)（这里可否理解为仅强调效益的重要性）诉讼效益原则要求在诉讼中应当尽量节约诉讼资源，增加诉讼产品，把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益结合起来。而近年来我国犯罪率呈上升趋势的客观现实使我们无法不考虑日益庞大的犯罪规模与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艰难对峙。犯罪率的大幅度上涨，导致司法机关面临的工作压力日益沉重，司法资源严重短缺，监狱等羁押场所人满为患，国家用于罪犯改造的财政支出捉襟见肘。（如果没有和解，起诉和量刑的所有步骤都是必经程序，无法跨越，资源显然浪费。从这个角度说，这也是扩张的理由）以工作开展较早的上海为例，关押一个罪犯的平均费用高达2.53万元/人/年。[4]而这些被关押的罪犯中，绝大部分是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对这些轻微的刑事犯罪不加区分地提起公诉、定罪量刑，会导致大量的司法资源被浪费，使案多人少的矛盾更加突出，而刑事和解制度的适度扩张是使司法机构摆脱这一困境的重大举措。

（二）为什么要必要的限缩？

对于刑事和解制度能否适用于严重的刑事案件乃至死刑案件，我国大部分学者均持谨慎的态度。然而，在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尚处于改革探索阶段、还未法制化的当下，我国的司法实务部门却将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展至死刑案件，这一做法的正当性不能不令人感到忧虑。作为司法改革运动的一个子项，刑事和解制度一旦在泛化适用中被工具化，便可能偏离其核心价值，甚至与司法所追求的正义背道而驰。客观地讲，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过渡泛化倾向所揭示的掩藏于刑事和解一片叫好声中的隐患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

1.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过渡泛化可能产生罪刑不均衡的现实结果。从理论上讲，当刑事和解适用范围无限扩大与个案中司法机关享有的过度裁量权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最高司法机关轻刑化与非刑罚化政策取向的驱动，轻刑化与非刑罚化的泛滥便难以避免。例如，张某和刘某分别以暴力造成李某和王某轻微伤害，依据刑法第234条的规定，应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张某事后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主动与李某和好，李某也愿意通过刑事和解来处理此事，张某则可能会被免予监禁刑；反观刘某，在施害后仍不思悔改，王某也拒绝刑事和解，则刘某可能被处以监禁刑。（同种、同程度的行为得到的处罚却不同，这在形式上与罪刑法定是相悖的。依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任何人只要犯罪都要受到刑罚的惩罚，不因身份、财产等因素而区别对待。而实行刑事和解后，被害人可能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或慑于加害人的权威，被迫接受和解协议，从而使加害人逃脱刑罚的处罚。依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犯多大的罪，就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罪刑相称、罚当其罪；但刑事和解同样会使这条原则的贯彻效果大打折扣。）正如德国学者伯恩特•许乃曼所言：“刑事和解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平等原则。相对于属于社会底层的行为人因为经济能力的缺乏而无力履行经济赔偿，刑事和解为白领犯罪人提供了逃避刑事审判法网的可能性。”[5]

2.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过渡泛化可能导致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重新被边缘化。在我国刑事和解泛化适用的过程中，国家权力对程序的强力推进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达成和解”的结果成为评价司法机关工作业绩的显性指标，而达成和解的过程却遭到漠视。为了取得工作业绩，司法机关有时甚至充当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参与到利益博弈的交涉中，对被害人或其亲属施加压力。[6]这样，被害人在权力挤压中又重新被边缘化。另外，应当意识到的是，即便没有司法机关的上述行为，被害人有时会面临应该参加刑事和解，或者必须原谅犯罪人，否则就会被视为没有爱心，报复性强的压力。（公众认为，得饶人处且饶人。如有违反，拒不饶人，便面临公众舆论压力，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被”和解）很多被害人之所以参加刑事和解是因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他们去帮助犯罪人或者司法机关。由于这种责任感得到了那些主持刑事和解的司法工作人员的鼓励，所以这些被害人的参与，虽然常常不是强迫的，但也不完全是自愿的。因此就可能导致了错误地把刑事和解过程描述成了被害人的自愿参与过程。

诚然，刑事和解制度能否适用于一切刑事案件在世界各国均存在争议。虽然经过数十年的实践，在有些国家刑事和解制度已成为刑事司法的主流，但对刑事和解制度能否适用于严重的刑事犯罪，各国一直都持相当慎重的态度。但是，由于缺少立法的统合与规范，全国各地司法机关在复制其他地方司法机关推行刑事和解制度经验的同时，又在进行着某些“地方化”的创新，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在不断被突破。这一做法的正当性不能不令人感到忧虑——至少在局部地区，刑事和解泛化适用的后果已经显现——而这也正是需要对刑事和解适用范围进行必要限缩的根本原因。

三、问题的归结：刑事和解案件范围的适当匡定

笔者认为，刑事和解制度原则上应限定在轻罪范围内，但由于轻罪与重罪是相对而言的，因此，在立法中设定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需要明确的量化指标。界定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主要应考虑与现行的刑事法律、司法解释相协调，这既尊重了我国的司法惯例，也体现了我国轻刑化、非刑罚化刑事政策的连续性。

（一）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匡定之现实根据

1.刑事政策中构建和谐社会的方向性要求。和谐社会要求社会各阶层之间保持和谐发展，整个社会安定有序。在许多轻微刑事案件中，加害人和被害人都是熟人，犯罪的发生大都因琐事纠葛、邻里关系等民事纠纷引起，加害人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社会危害性相对较低。犯罪发生后，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纽带并未完全打破，双方都有谋求和平解决纠纷的意图。如果刑事和解的案件适用范围过分狭窄，对这类案件一概通过刑事司法程序定罪处刑，会进一步恶化被害人和犯罪人之间的关系，扩大双方的矛盾。这些都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素，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2.社会公众对刑事和解制度的认同程度。我国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数千年，民间多追求“和为贵”，民众对轻微的案件一般主张以“非讼”的方式加以解决，而不主张将矛盾激化。实践中民间对轻微刑事案件的处理不少也是以和解的方式解决的。以刑事和解模式处理轻微案件的方式符合普通民众对这类案件的处理习惯。另一方面，刑事和解的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观与现行刑法的国家本位价值观的对立，传统的报应心理与新兴的损害恢复观念的冲突仍然突出。社会公众出于对社会安全的期望，对于犯罪者一般深恶痛绝，希望国家机关处罚犯罪，维持社会安全，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对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轻微刑事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大多能够得到公众的理解和宽容。而对具有较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暴力性犯罪适用刑事和解，由于公众受公共安全需求心理的影响，容易形成“加害人花钱赎刑”的印象，刑事和解制度良好的本意就可能会被曲解。

3.我国司法资源的现实状况。在当前司法实践中，一方面严重暴力性犯罪、黑社会组织犯罪等恶性犯罪十分突出，打击难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罪行轻微的刑事案件大量存在，其侦查、起诉难度并不因为案件性质较轻而有所降低。轻微刑事案件分散了司法机关的精力，直接影响到对恶性犯罪案件的打击力度。将大量轻微刑事案件纳入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有利于案件及时分流并快速、合法、有效地得到解决，从而使刑事诉讼效率得到提高。但亦需考虑到，一旦进入一个开放式的纠纷解决机制，被害人拥有了决定加害人命运去向的巨大权力，加害人及其社会关系对被害人的潜在危险也会随之增大。

（二）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匡定之原则标准

1.从犯罪行为侵犯的法益上看，应不仅仅局限于侵犯个人人身和财产法益的犯罪，对侵犯公共利益的犯罪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适用。多数学者认为刑事和解主要适用于侵犯个人人身和财产法益的犯罪，而基本上不适用于侵犯国家和社会法益的案件，这是由刑事和解的内容和特点所决定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刑法分则中的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侵犯的都是社会法益，那么能否认为对这些犯罪都不能适用刑事和解？笔者认为，应当区别对待。我国刑法分则关于法益的确定具有明显的社会本位色彩，当社会法益与个人法益同时存在时，社会法益重于个人法益。但个人法益重要程度的日益提高乃是刑法国际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故笔者认为，对于侵犯社会法益的犯罪在一定条件下，仍然可以适用刑事和解。

2.从案件客观后果看，刑事和解应主要适用于轻罪案件，但并不应绝对排斥重罪。轻罪案件一般都没有严重侵犯国家和社会利益，对社会关系的损害程度较轻，刑罚惩罚功能的必要性不明显。加害方和被害方有平等进行交流和沟通的现实基础，加害方通过真诚悔罪和积极赔偿，较易取得被害方谅解，从而实现刑事和解的目标。因此，刑事和解主要适用于轻微案件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关于刑事和解能否适用于严重刑事犯罪案件，理论上尚存在争议。笔者认为，许多重大刑事案件对于社会关系的破坏并不都是不可修复的。刑法上的严重刑事犯罪，在具体实践中，由于各个案件起因、犯罪过程、犯罪情节等复杂多样，也可能存在着部分可以为被害人或者社会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得以谅解的情形。此时，如果法律斟酌赋予适度的刑事和解考量，不仅与刑事和解、修复正义理论不悖，且能使之贯彻始终，在维护刑事司法严肃性和权威性的同时，也更加有益于修复正义、改造加害人、促进社会和谐。

3.从犯罪主体上看，刑事和解不应仅限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部分地区的司法实践主要是将和解适用于未成年犯罪案件），同时对成年犯中的过失犯、偶犯、初犯、胁从犯也应该适用。对未成年人适用和解无论在理论或是实践上都已经不存在障碍，并且已经为国际社会所达成共识。但是如果仅仅限于这类案件，对成年犯一律排斥适用，那么该制度具体运用中的公平性将受到极大的挑战，所以刑事和解程序的适用在原则上不应区分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但是两类主体毕竟有别，而且受国家政策影响，即便对成年人适用，也应该有一定的限制。笔者认为刑事和解对成年犯罪嫌疑人中的过失犯、偶犯、初犯、胁从犯可以适用。这些犯罪由于其犯罪的主观恶性较浅，教育、改造的难度不大，从加害恢复的角度考虑，理应将他们确定为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

（三）刑事和解适用范围之具体设想

根据上文的阐述，刑事和解在具体案例中适用与否应当考虑多种因素。笔者认为，将侵害的法益、可能的宣告刑、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以及悔罪态度作为基本的衡量指标并加以个别评估不失为一种比较实用的确定具体个案是否纳入刑事和解范围的方法。在界定刑事和解的案件适用范围时，应结合我国刑法分则中所规定的十类犯罪分别界定。

1.不适用刑事和解的犯罪。包括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及军人违反职责罪等五类犯罪。由于这些犯罪不以公民个体权益为侵害客体，一般而言，不符合刑事和解的基本要求，应排除在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之外。

2.部分适用刑事和解的犯罪。包括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三类罪。上述犯罪中，只有个别犯罪可适用刑事和解。包括：危害公共安全罪主要是部分过失犯罪，如交通肇事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侵犯知识产权罪和合同诈骗罪等涉及个体权益被侵害的犯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寻衅滋事罪等不纯粹以社会秩序为侵害客体的个别犯罪。其他绝大部分犯罪亦应排除在刑事和解范围之外。

3.普遍适用刑事和解的犯罪。刑事和解主要适用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和侵犯财产罪。侵犯公民权利、民主权利罪中，除国家工作人员的侵权犯罪和少数不以具体个体为侵害对象的犯罪之外，其他过失犯罪和较轻故意犯罪均可适用刑事和解。侵犯财产罪中没有过失情形，因此除个别以公共财物所有权为侵害客体的犯罪外，大部分轻罪案件均可适用刑事和解。但无论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还是侵犯财产罪，在确定适用刑事和解范围时，都涉及到故意犯罪中的轻罪与重罪的界定问题，这也是刑事和解领域所面临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对上表中的其他评估指标作进一步考虑以综合认定。

四、结语：复仇的快意与宽恕的底线

卡多佐认为，“当需要填补法律的空白之际，我们应当向它寻求解决办法的对象并不是逻辑演绎，而更多的是社会需求。”[7]法律的这种社会性和实用性决定了法律只有在满足社会需求时才具有合理性。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的适度扩张正是说明了这一点。而合理化存在的刑事和解目前也面临诸多非议，需要进一步加以规制。因此，倡导刑事和解的必要限缩并不是要抑制刑事和解的合理存在，而是使它在法律规制下发挥辅助者的作用。

刑事和解的关注点不在报复和惩罚，而是着眼于治疗创伤和恢复破裂的社会关系。与传统的报复性司法不同，刑事和解是在寻求抚慰、宽容中伸张正义的。刑事和解有助于在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达成谅解，有助于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从而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南非图图大主教曾说过：“（他们）宽恕罪恶、放弃复仇的意愿实在令人敬佩。他们把自己从受害者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不再心怀怨言，死抱住创伤不放，从而开创出崭新的人际关系。他们给予罪行的制造者以机会，从内心的愧疚、愤怒和耻辱中解脱出来。这样便形成了双赢的局面。”[8]但是，宽恕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加害者必须直面真相，承认并悔恨自己的错误和罪行。这是对受害者人格和记忆的尊重，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正如图图所言：“罪犯应该承认真相，准备并愿意道歉。这大大有助于宽容与和解的进程。”[8]

图图大主教之言，亦足为本文收尾。

参考文献：

[1] 与撞子凶手签字言和，目击长沙市首例刑事和解[N].三湘都市报，2006-12-08.

[2] 本案例来源于浙江省长兴县检察院赵忠华的资料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3] 陈正云.刑法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

[4] 于呐洋.社区矫正亟需经费保障[EB/OL].中国司法部网http://www.legalinfo.gov.cn/misc/2006-04/09/content_296529.htm，2009-4-15.检索.

[5] [德]伯恩特•许乃曼.刑事制度中之被害人角色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2）.

[6] 王文军，黄洵.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现状与反思——基于对刑事附带民事程序的实证调查[J].法学，2008（3）.

[7] [美]本杰明•卡多佐. 司法过程的性质[M].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8] [南非]德斯蒙德•图图.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中文版序言）[M].江红,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彭介忠)

On the Application Scope of 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

DAI Cheng-huan1,CAI Yong-tong2

(1.Hunan Institute of Arts and Science,Changde 415000,China;2.Minhang District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Shanghai，Shanghai 201100,China）

Key words: 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determination basis;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作者：戴承欢,蔡永彤

刑事和解概念探讨法律论文 篇2：

专家访谈：刑事和解的理论探讨

刑事和解与我国当前所处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机能转型时期出现的一种制度，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公民之间的和睦相处有着积极的意义。我主要谈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刑事和解的范围。实践中，对刑事和解的探索是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进行的，并没有超越现有的法律规定。要想充分发挥刑事和解的制度价值，就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现有的法律规定，实现在和解范围上的突破。不仅是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独适用附加刑的案件可以进行和解，即使是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也可以进行和解。甚至是死刑案件，如果加害人与被害人双方能够达成和解协议，就不一定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是可以适用死缓。换句话说，要从广义上去理解刑事和解的范围，所有的刑事案件都是可以进行和解的。

第二，刑事和解的客体或者对象。刑事和解的客体应该是案件事实，而不能是证据和指控的罪名，对于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和指控的罪名是不能和解的。举个例子，不能因为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达成和解，而将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予以混淆。但是，案件事实是可以和解的。按照传统的观念，进行刑事和解也要查清案件事实。实际上，刑事和解的出发点就是要在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的基础上对案件事实进行模糊认定。通过对案件事实进行和解，从而在刑罚方面对加害人作出相对轻缓的处理。

第三，刑事和解的主体。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制度，刑事和解贯穿于案件的立案、侦查、起诉、审判一直到执行完毕的整个诉讼过程中，有的案件甚至还要延伸到某些非司法领域。比如说社区、司法行政部门。因此，刑事和解的主体是多元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监狱、司法行政部门、社会组织及相关人员都可能成为刑事和解的主体。由办案机关、人民调解机构或其他社会组织或者人员主持和解，都是可以的。例如，经过人民调解机构进行调解，加害人与被害人就赔偿问题达成和解协议，在此基础上，办案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对加害人的刑罚问题作出处理。

第四，刑事和解的方式。刑事和解的方式应当不拘一格，只要双方对和解的效果满意，法律就不应当限制。刑事和解的方式不应当局限于赔偿损失的单一方式，而应该是多元化的。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劳务补偿、公益性劳动、社会服务等方式，都是可以的。既可以采取其中的一种方式，也可以同时采取其中的几种方式，究竟采取哪一种或者哪几种和解的方式，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区别对待。例如，在山东省蓬莱市，就有通过给被害人盖房或者种树等方式进行和解的成功案例。

第五，如何保障赔偿的公平性。在刑事和解中进行赔偿，只要是出于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愿，那么根本就不存在赔偿是否公平的问题。也就是说，关于赔偿的数额，只要加害人与被害人能够接受并且愿意进行和解，本身这就是公平的。当然，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对贫困加害人怎样适用刑事和解？如果刑事和解的方式仅仅是经济赔偿的话，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贫困加害人进行和解的权利。但是刑事和解的方式是多元的，正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于贫困加害人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的和解方式（比如劳务补偿、公益劳动等）来进行和解。

第六，关于刑事和解衍生的权力滥用问题。刑事和解强调的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沟通与合意，一方面在加害人有和解意向时，需要得到被害人的同意才能进行和解；另一方面当事人可以选择是由办案机关主持和解，还是由人民调解机构或者社会组织等主持和解。因此，司法人员的权力滥用和司法腐败在刑事和解中存在的空间不大，应该不会成为影响和制约刑事和解制度化的突出问题。

一，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我们在谈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时，往往将关注的焦点放在那些障碍性因素需要克服的问题上，比如，如何处理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的关系。实际上，这只是涉及到刑事和解理论基础的次要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需要系统论证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正当性基础是什么的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理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这几个方面对于研究刑事和解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都不能构成刑事和解在本質意义上的理论基础。

对于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需要研究和论证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犯罪的本质属性到底是什么。犯罪的本质属性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对抗关系，还是社会成员之间的侵权关系，它对社会伤害最大的是什么？换句话说，是否需要承认犯罪其实也是一种纠纷。二是犯罪观的转变。研究刑事和解，应该深入研究犯罪观的转变过程，也就是对犯罪的认识从行为中心主义到行为人中心主义的转变。三是刑罚的功能。要进一步研究刑罚的基本功能究竟是什么，是惩罚犯罪还是教育和感化犯罪。如果仍然认为刑罚的功能就是惩罚的手段，我想也就很难谈得上对刑事案件进行和解了，所以要研究教育刑的思想。四是刑事司法的价值。刑事司法体现为多元化的价值观，这是刑事和解的重要理论基础。

第二，刑事和解的范围。按照和解之后案件的处理情况为标准进行划分，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和解之后终止诉讼程序的，比如作出不起诉或者撤销案件决定的，这类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要受到限制，一般应当限于对加害人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处附加刑的案件。二是和解作宽缓处理的，也就是和解之后诉讼程序继续进行，由法院在量刑时予以适当的轻缓处理。对于这类和解案件，在范围上不用限制，所有案件都可以进行和解而得到轻缓化的处理。另外，这两类和解的案件在事实问题上也可以区别对待。例如，如果是和解终止诉讼程序的，这类案件就不一定必须查明事实；如果是和解作轻缓处理的，这类案件的事实必须查清楚，只有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和解。

第三，刑事和解的主持机关。既然称之为刑事和解，就是要由办案机关来主持调解。公诉案件怎么可能让其他社会机构来主持调解，从法律规定的角度讲，其他的社会机构是不可能进入到公诉案件的诉讼程序中来的。至于人民调解组织、社区等其他社会机构，只是负责协助实现和解内容的，比如对加害人进行帮教，促使其重新回归社会。刑事和解，应该没有其他社会机构存在的空间。

第四，刑事和解的方式。刑事和解的方式应该是多元化的，可以是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也可以是劳务补偿、公益劳动，或者是其他任何可以弥补被害人损失的方式。在此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应当对这些多元化的和解方式有个大致的概括，能够予以分门别类式的加以规定。比如说，可以根据案件的类型进行划分，哪些案件适宜用经济赔偿的方式，哪些案件适宜用劳务补偿的方式，而哪些案件又可以同时采取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和解方式，等等。

第五，公平赔偿的问题。刑事和解不存在公平性的问题，只要加害人与被害人双方愿意，办案机关就不宜过多干涉。当然，对于公平赔偿问题，可以在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方面进行相关的研究。

第六，司法腐败问题。任何一项制度都存在着诱发司法腐败的危险，不能因为存在着诱发司法腐败的潜在危险，就否定一项制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较之于其他制度，刑事和解可能诱发的司法腐败问题可能是相对小的。至于如何彻底解决司法腐败的问题，设立司法审查机制是杜绝一切司法腐败问题的惟一途径。

构建和谐社会理论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我国司法机关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化解当事人矛盾的办案方式，公诉案件的当事人和解就是其中的一种。对公诉案件，由于法律没有使用“和解”的概念，其原则、方式及理念又与传统刑事司法有所不同，因而引发了许多争议。对此，需要在理论上进行以下探讨。

第一，刑事和解的基本含义及性质。所谓刑事和解，实质上是当事人对民事部分达成和解，并表达对刑事部分如何处理的意见，由办案机关根据具体情况对案件作出处理。与自诉案件的和解不同，在公诉案件的和解中，当事人直接处分的是民事权益（可能间接影响刑事部分的处理），而不是刑罚权。有观点认为，有些刑事和解案件通过赔偿，终止了追诉或者免除了刑罚，就是“以钱赎刑”。其实，和解和“以钱赎刑”是两个问题。和解中的赔偿问题仅仅是民事部分的问题，之所以不追诉或免除处罚，是因为行为人本身悔罪情况好且危害小，不能与用钱买刑划等号。即使是在严重犯罪中，双方当事人就民事赔偿达成协议，犯罪行为人认罪悔过，在判刑时从轻处罚，也主要是考虑其悔过情况、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情况，而不是金钱与刑事处罚的交易。

第二，刑事和解与法定原则。罪刑法定与程序法定构成刑事法上的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要求，认定犯罪和刑罚必须有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依据；程序法定原则要求，限制、剥夺人的权利，必须依据法律预先规定的程序进行。首先，从罪刑法定原则的产生可知，它产生于对中世纪刑罚权无节制扩张和滥用的斗争之中，所以，罪刑法定最基本的价值在于其消极的意义，是对“入罪”，即追诉与定罪的限制，而不是对“出罪”的限制。就是说，如果定罪，必须有法律上的明确依据；反之，法律有规定的，则未必一律定罪处罚。在这一点上，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并不矛盾。其次，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被视为积极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应当说，该规定是一项一般性的法律原则，与其他法律原则一样，在将其贯彻于具体案件而对犯罪人定罪处刑时，也要受到其他法律原则和规范的制约。譬如，对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由于当事人行使处分权，使依照刑法条文规定本来构成犯罪的行为不再被追究；依照不告不理原则，刑事案件如果没有控诉机关或人员起诉，就不能对现实中的犯罪行为定罪处罚；在某些情况下，由于追诉机关行使裁量权而结束追诉程序，就不再发生法院定罪量刑的问题。因此，在当事人和解的刑事案件中，由于符合法定条件而撤销案件、不起诉、从宽适用刑罚，与罪刑法定该方面的含义也并不必然冲突。当然，在实践中，存在法律规定的不起诉条件过窄而对和解案件适用不起诉掌握上过宽乃至突破法定条件的问题，这是具体刑事案件和解本身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的问题，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冲突问题。对于和解案件适用不起诉掌握上过宽乃至突破法定条件的问题，可以通过规范不起诉的适用、纠正违法不起诉或者修改法律而解决。最后，从程序法定的原本意义来看，其出发点是为了防止公权力在拘捕、搜查、定罪处刑等方面的滥用而提出的程序要求。这一点，在有关国家及联合国相关规定中都有所体现。法国１７８９年《人权宣言》第７条规定，“除非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所规定的程序，不得控告、逮捕和拘留任何人”。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９条第１款规定：“每个人都享有人身自由与安全的权利，任何人不得被任意逮捕或羁押，除非依据法律所规定的理由并遵守法定的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以上规定，都强调了程序法定对限制、剥夺被追诉人权利的控制。在刑事和解的过程中，国家公权力机关在追究犯罪方面更具有谦抑性，而不是扩张或滥用其权力，因而并不必然构成对程序法定原则的违反。当然，在进行刑事和解时，应当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进行，不能违反法律规定或者与法律原则相抵触。

第三，刑事和解与罪刑相适应。人危害社会的行为是行为人的反社会性、人身危险性的具体体现。机械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在十九世纪就受到了批判，后来提出了刑罚个别化原则。应当将罪刑相适应和刑罚个别化结合起来考虑。我国刑法第5条也明确规定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同时在第4章“刑罚的具体运用”中规定了从重处罚、从轻处罚、免除处罚的情形。这些刑罚运用的原则中，在考虑行为人犯罪行为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和反社会性，譬如关于自首、立功、累犯的规定等。因此，刑罚的基础不仅是犯罪行为，而且也包括行为本身反映出来的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和反社会性。一般说来，因刑事和解而结束追诉程序的案件本身的社会危害性就不是很严重，通过行为人认罪悔过，赔礼道歉，积极履行赔偿义务，也表明他的人身危险性、反社会性基本上不存在或者说大大降低了；即使罪行本身较为严重，如果行为人真诚悔过，积极赔偿，也表明行为人为消除犯罪后果、恢复法秩序作出了努力，反映其反社会性、人身危险性的降低，对其在量刑上从宽处理，是符合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因此，刑事和解与我国刑法规定的刑罚运用原则并不矛盾，相反，它更有利于刑罚运用原则的全面贯彻。

第四，刑事和解與诉讼公正。诉讼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实体公正的实现，是以准确发现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为前提的。刑事和解重在修复被害人与加害人关系，强调对被害人的补偿与犯罪者重归社会。在事实认定上，由于当事人双方以和解为目的，通过沟通、交流达致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尽管双方对基本事实不存在争议，但因和解的需要，失去了准确发现真相的动力。在法律适用上，加害人和解的动力之一，便是避免犯罪标签，或者获得较为有利的刑罚。因此，刑事和解虽然顾及实体公正，但不将实体公正作为其基本目标。就程序公正而言，正式司法程序中赋予被追诉人的各种程序保障，也与刑事和解方式的简便性和效率性有诸多不同。刑事和解并非必然排斥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实现，与普通程序一样，刑事和解可以通过自身规则的建立来保证公正尽可能得以实现。譬如，刑事和解不能同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精神相冲突。当事人达成的协议不能违反法律，不能侵犯他人的利益和社会利益；刑事和解强调的不是所有的案件都适用刑事和解，而要从有利于公共利益、社会利益的角度考虑；刑事和解坚持平等、自愿原则。加害人与被害人在和解时一定要平等，一定要保证他们意思真实、自愿；和解达成的结果要由有关机关或者机构审查；不能以和解不成，加重对加害人的处罚。没有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和解之后加害人有反悔，这种情况下应该怎样处罚就怎样处罚，不能因此加重处罚；等等。因此，刑事和解与普通程序之间的差异性，恰好表明了其相互之间的互补性。普通程序的规范性与刑事和解方式的灵活性，普通程序对事实真相和程序法治的追求与刑事和解强调对当事人意愿的尊重，正如普通程序与各种简化程序的设立一样，为刑事案件提供了多样化的解决方式，从而使解决问题的手段更具有针对性，从而使不同刑事案件能够适用更为适当的方式解决，更加符合处理刑事案件的规律。就其各自的功能而言，它们之间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互补性。

第五，刑事和解与传统刑事司法价值目标。传统刑事司法主要强调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刑事和解强调尊重当事人意愿、相互妥协和谅解、修复关系，体现了刑事案件解决机制对多元化价值的追求。与传统刑事司法主要强调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相比，刑事和解追求的主要是一种“关系的修复”。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关系的修复等，其根本追求是实现社会的有序和和谐。因此，和解并不否定对传统价值目标的追求，更不能取代对传统价值的追求，而是对传统刑事司法价值的补充。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和解与传统刑事司法方式一样，都以促进社会和谐为根本目的，只是关注点不同而已。联合国在《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的决议中，在强调恢复性司法促进社会和谐的功效时，也注意到实行恢复性司法就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能够灵活地适应已确定的刑事司法制度并与这些制度相互补充，同时要考虑到法律、社会和文化环境，认识到采用恢复性司法并不妨碍国家起诉被指控的罪犯的权力。这表明，恢复性司法并不能取代传统的刑事司法制度，其因各国的具体国情与所处时期的不同，发挥作用的程度有大有小。

我国司法机关对当事人和解的刑事案件办案机制的探索，对于修复当事人关系，实现社会和谐发挥了良好作用，但也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譬如，法律为刑事和解提供应有空间问题，当事人和解中民事赔偿的标准问题，和解方式与内容的多样性问题，贫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何适用刑事和解的问题，如何防止司法权滥用问题，对因和解而终结程序的加害人如何进行帮教、矫治的问题等。这些问题，有些需要通过法律完善予以解决，有些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以总结经验。

需要说明，许多法律制度都可能带来一些负面作用，对此，应当通过其他相关制度完善予以避免，而不应当一概否定其积极作用。对刑事和解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同样也是可以通过相关制度的

建立而予以避免或降低到最小程度的。

作者：陈卫东　汪建成　宋英辉

刑事和解概念探讨法律论文 篇3：

浅析刑事诉讼法修正后刑事和解制度之完善

[摘 要]刑事和解制度随着“恢复性司法”理念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而成为我国检察机关落实“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妥善处理刑事案件的新形式。随着《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颁行，新增刑事和解专章解决了无法可依的困境，对受案范围、程序启动、和解后的效果等方面也有了规定。然而，实践表明该制度在适用条件和程序方面等还存在问题。N市检察机关是较早试行刑事和解机制的探索者之一，其探索过程正是刑事和解适用、发展的一个缩影。选取N市检察机关处理刑事和解案件为研究样本，有利于完善新修订法律的实施和既往实践的对接。

[关键词]刑事和解制度；宽严相济；刑诉法修正案；检察实践

本文采取调查分析、个案观察等实证研究方法及规范分析方法，对N市2009年至2011年刑事和解案件充分调研，系统分析N市刑事和解制度的现状以及存在的不足，并结合最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衔接和执行，提出相关完善建议，以期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一、刑事和解概述

（一）刑事和解概念和内涵

通常认为，所谓刑事和解， 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作过程中， 被害人和加害人（即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 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以后， 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 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①其基本模式是受害人通过同加害人直接协商而达成以经济赔偿等为内容的和解协议，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有利于加害人刑事责任的诉讼活动。

（二）刑事和解制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

以合作的方式彻底解决矛盾，是刑事和解对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价值所在，它可以最大限度地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秩序。同时，它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是历史的使然。因而，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中，国家的刑事司法应当积极倡导一个有利于冲突双方和谐共处的司法架构，即以刑事和解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三）对刑事和解制度理论和实践的反思

在司法实务中，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存在以下不足：首先，该制度的实行可能导致实质上的司法不公。被追诉人的财产状况以及被害人人的财产状况均可以影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有无获刑罚的轻重。此外，刑事和解制度适用于自然人之间的特定刑事案件，这就容易导致自然人为被害人的案件和非自然人为被害人案件刑事不均衡；其次，可能导致被害人诉讼地位的进一步恶化。刑事和解制度以达成和解协议为条件，被害人对加害人的谅解是前提。而在求的“谅解”的谈判中，被告人是否成为犯罪或刑罚轻重的命运实际上掌握在了被害人手中。这就可能导致两个问题的出现：被害人不合理地漫天要价，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违心认罪，这样既不利于对被破坏的社会秩序重新构建，也会对无罪推定原则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

二、N市检察机关刑事和解现状及不足之处

本文通过对N市检察机关（12个区、县检察院）2009年至2011年三年处理刑事和解案件的调查统计，重点关注基层检察院刑事和解适用的情况。

（一）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数量

受制于刑诉法等法律、法规对刑事和解制度没有较为完善的规范，N市所辖区、县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程序处理案件的数量较为有限。表一为2009年至2011年适用刑事和解程序案件的总体情况。

以上数据显示，最近三年来N市所辖各区、县检察院使用刑事和解的案件数量较少，年平均办理刑事和解案件约为50件，年平均办理案件约为6500件，刑事案件和解制度年平均使用率为仅为0.81%。

（二）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类型

N市所辖区、县检察院所有刑事和解成功的案件涉及13个不同罪名，这些案由分布在《刑法》分则的第二、三、四、五、六章，尤其集中在《刑法》分则第四章规定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和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以及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交通肇事罪。表二为N所辖市所辖县区检察院刑事和解案件类型汇总。

以上数据显示，N市所辖县区法院适用刑事和解案件解决的案件类型较多。整体而言，涉及故意伤害（轻伤）、交通肇事、盗窃案件占有较大比例，超过了80%。此三类案件中法定刑在3年以下或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可能判处3年以下刑罚的占全部刑事和解案件总数的100%，这类案件中加害人的主观恶性不大，而且赔偿率较高，较容易达成和解协议。同时，其他案由的案件尝试采用了刑事和解，并取得了成功，如2010年M县检察院对一起危害公共安全的失火案立案处理，考虑到犯罪行为不大、犯罪嫌疑人属于偶犯、初犯，悔罪态度较好等因素，在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后，遂做出免于起诉的决定。

表三数据反映，85.7%刑事和解案件为法定刑3年以下或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可能判处3年以下刑罚的案件。在对刑事和解适用案件范围的调查中，约25%的司法工作人员认为应该以可能判处的刑法作为标准，35%的司法工作人员认为应以确定的案件类型作为标准，40%的调查认为应以可能判处的刑罚和案件类型作为双重标准。可见，仅从案由的角度确定案件的范围在实践操作上并不科学，而应该综合各种因素考虑案件是否适合进行刑事和解。

（三）刑事和解案件的处理方式

N市所辖县区检察院使用刑事和解程序办理的案件的最终处理方式有：退回公安机关撤销案件以及相对不起诉、提起公诉并提出从轻、减轻处罚等量刑建议三种。下表四位各处理方式具体数量和所占比例。

此外，立案起诉经刑事和解的91件案件中，检察机关提出从轻或减轻处罚司法建议比例为100%，法院对检察建议的采纳率为100%。提起公诉案件中判处缓刑、单处附加刑的共10件，占全部刑事和解起诉案件的11%。因刑事和解而不起诉案件占全部不起诉案件的63.9%，在起诉之后获得法院从轻或减轻处理，所占比例较大。另就因刑事和解而被不起诉数人数占全部被不起诉人数比例而言，所占较大，约为72.8%。从某种意义上也实现了让社会危害不大的轻微刑事案件加害人较快回归社会的目的。

（四）适用刑事和解的实际效果

就实际调研情况而言，N市所辖县区刑事和解的社会效果比较明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首先，部分社会矛盾得到妥善处理。通过刑事和解，一些发生在邻里、同事、亲戚之间的矛盾得到了较大的缓解。经破坏的关系裂痕也得以修复。

其次，既很好的保护了被害人的利益，又有效教育和挽救加害人。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中，被人认得到赔偿可能性较大，所获赔偿的数额较多，同时受害人的精神损害也能得到更好的补偿；加害人被判处缓刑或免于刑事处罚的比例相对提高，从而避免了传统刑罚可能造成的“交叉感染”现象的出现。

再次，通过刑事和解有效地挽救一批青少年。未成年犯罪案件近年来发生率较高，通过与被害人面对面交谈，了解被害人受到的伤害，从而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真心悔过，进而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并经检察机关审查通过免于起诉获得重新回到学校学校的机会。

最后，加被害双方都对案件的处理满意程度很高，彻底解决了纠纷。

（五）N市刑事和解实践存在的问题

通过总结过去的工作实践，由于没有“刑事和解的法律规定”可依，N市所辖县区各检察院开展的刑事和解工作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刑事和解在刑事诉讼法修改前没有明确法律依据。

第二，刑事和解案件没有统一公正的赔偿标准。

第三，刑事和解适用范围不统一。

第四，刑事和解程序不统一，很难实现司法效率和调解成功率的统一。

此外，N市区、县检察机关处理刑事和解案件还存在处置结果不尽统一的问题。从实践来看对于和解案件，检察机关一般采取以下几种处理方式：一是免于追究刑事责任，作相对不起诉处理；二是建议法院作从宽处罚，判决宣告缓刑等；三是检察机关在退回公安机关处理的同时向公安机关发出撤销案件的建议。但是，加害人自身经济条件的不同，可能使得刑事和解的结果不同。能够通过刑事和解达成协议的往往是那些家庭经济条获得从轻或减轻的处理结果。上述多个方面的不统一，给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三、完善之路径及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对接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出台粗略地勾勒出了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轮廓，也基本勾勒出了刑事和解程序的轮廓。为了更好地与新刑诉法的对接，本文在已有的刑事和解经验基础上，结合刑事和解的特别程序，有针对性地进行刑事和解制度的学习和探讨，以利于新刑诉法的更好实施。

综上，对刑事和解相关问题的探讨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新刑诉法的精神，使刑事和解这项新型的诉讼制度能够发挥其更大的作用，更好地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收到更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以推进我国的法治进程。

[注释]

①宋英辉：《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调研报告》[J].《当代法学》2009年第5期，第14页。

[参考文献]

[1]宋英辉等.刑事和解实证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葛林.刑事和解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

[3]陈晓明.刑事和解原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4]葛林.刑事和解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

[5]【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M].李琼英、林欣译.法律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6]萨其荣桂.刑事和解实践中的行动者——法社会学视野下的制度变迁与行动者逻辑[J].现代法学.2012（4）

[7]孔鹏，张海峰.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刑事和解制度——以恢复性司法为视角[J].陕西.陕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2）

[8]宋英辉等.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调研报告.[J]北京.当代法学.2009（5）

[9]殷正宏.刑事和解的利弊分析[N].江苏.江苏法制报，2010-07-22.

[10]卞建林，封利强.构建刑事和解的中国模式——以刑事谅解为基础[J].政法论坛，2008（6）.

[11]闫秀锁.西青区检察院实行“阳光和解”加强对刑事和解的内外监督[EB/OL].人民网.天津新闻中心.http：//www.022net.com/2010-

11-08.

[作者简介]王运华（1966—），男，广西博白人，广西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课题主持人）；陈立毅（1983—），男，广西防城港人，法律硕士，广西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办公室副主任，全国检察理论研究人才（执笔者）；高雪雷（1985—），男，河南鹿邑人，法学硕士，广东省汕头市政府办公室干部。

作者：王运华 陈立毅 高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