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刑事侦查期间之设定——以侦查前期羁押为视角探讨人权保障

2022-09-12

新刑事诉讼法的修订随进一步完善了拘留期限和侦查羁押期限的固化对保障犯罪嫌疑人尤其人身权, 发挥着指引和示范作用。可令人心悸的是, 正是由于过多的将目光和对权利限制的资源配置在侦查中后期阶段, 使得侦查前期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正当化诉权 (特别是人身自由权和亲权) 得到忽略。公安机关侦查案件从立案起到侦查终结的侦查期限未设定合理的法定期限。刑诉法仅对侦查阶段的各个分阶段细化不同类型强制措施的期限, 整个侦查阶段未规制总期限使得细化的分段期限不能有效的衔接, 更容易肆意的 (在侦查取证进程遇阻, 抑或突发新事实情况的情形下) 使侦查机关在各个细化法定期限内的最高点之间简单的连线截取, 这样所谓“合法”的侦查期限就成为侦查机关对抗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及近亲属和公众舆论最有利的工具。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深层次的思考:披着合法外观形式的“羁押刑”强制措施其内在的合理性是否能够得到民众的接受及认同。

一、正确界定羁押含义及延伸

关于羁押含义的界定应当从两个角度予以扩大适用。一是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侦查阶段的羁押目的是高强度的控制犯罪嫌疑人活动自由, 密切了解动态, 以便于更加从容, 便宜的完成调查取证整个过程, 最终实现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 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终极目标。二是从羁押对象的群体性和自然属性方面考虑:自然人处于群体性的社会之中, 割裂与社会整体之间的联系, 人的自然属性也就消失殆尽。尤其是中国转型阶段正处于“熟人型社会”, 高速化和快节奏为标志的社会人群关系网络的建构使得最朴质的“人与群体”的情感联系相关的价值理念在新的时代上升到价值追求目标体系的较高阶段。拘留和逮捕将很难再成为“羁押”涵盖及适用范围的唯一来源, 羁押的内在诱因应当向前扩展到拘传, 取保候审, 监视居住等阶段, 并将后者此种软性的强制性控制人身措施也定性为“羁押”的应有之义。

羁押的本质内涵应当以“人身控制”为出发点, 只要侦查对象处于侦查机关的控制之下, 人身自由即受约束并潜在的已经颗以不合理的负担, 侦查对象的人身权利保障方面隐性的风险已经存在。相对于侦查对象而言, 即使是接受公安机关的拘传—最轻微层次的约束其人身自由的刑事强制措施 (其暂时的在较短时间内与紧密熟识的社会联系的中断, 已在其内心形成恐慌亦或者不舒适的境况。) 更不提侦查对象所处的讯问环境氛围和贴上标签的“有罪推定”不公正的对待。羁押所造成的心理强制已现实存在, 人身自由受束缚的客观事实也是不容否认, 对羁押定性应当适当的予以延展才能更好地基于法理的层面给予犯罪嫌疑人的人身保护予以重视并强化对侦查前期刑事强制措施下“羁押”的监督制约。

二、我国对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人权保障不利之现状—侦查阶段

近年来随着我国庭审方式的改革, 尤其是增强庭审的对抗性, 强化律师介入职能, 检察机关派员参与庭审等一系列举措, 致使在审判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得到极大的改善。另一方面, 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 完善司法体制, 推动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改革试点, 完善刑罚执行制度, 统一刑罚执行体制的提出, 尤其是在执行阶段, 执行机关的确定性和运作程序的规范性得以树立, 使得被告人在羁押执行方面的监督力度加强同时也间接使得被告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得到保障。然而在侦查阶段, 公检机关的搜查取证却屡屡彰显事端, 近几年来平反的冤假错案从侧面印证侦查阶段 (尤其是刑讯逼供的高度盖然性) 使得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财产权利收侵犯的肆意度更为浓烈。

就国内学者对相关侦查期间刑事强制措施及犯罪嫌疑人问题研究的研究综述分析, 鲜有学者从侦查期限的整体设定以及着重对侦查前期的人权保障问题进行研究分析, 笔者从合理侦查期限设定和前期保护为出发点, 进行整体性阶段的分析各个阶段设定之合理性中蕴含的人权保障精神, 并进一步完善侦查阶段的制度规范来激励侦查行为的迅捷合法合理, 另一方面也使得善良公民处于不当追诉状态和人身财产受拘束的境况得以缓解。同时另一方面也体现对办案人员的自我保护机能。从法律规范及制度涉及层面—设定合理的刑事侦查期间, 以此突出制度层面的规范合理性对社会行为人活动的制约和监督, 来彰显其基础和根本性的功能效用的发挥。

三、刑事侦查期限之立法规范瑕疵和司法实践的困局

立法层次的缺陷:

(一) 在侦查期限内立法上未对犯罪嫌疑人的财产性权利与人身性权利保护给予同等的重视。新刑事诉法在侦查期间的强制措施主要为2个方面。一是对犯罪嫌疑人的财产规定的查封, 扣押和冻结等强制措施;二是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规定的拘传、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刑诉法对约束人身自由的压迫性措施作了相对完善法律规定:各个刑事诉讼强制措施规定了法定期限及适用条件。却忽略对犯罪嫌疑人财产权利的保护, 刑诉法未对财产的查封, 扣押做出相对明确的侦查期限, 其往往与案件的实际侦查期间重合。待刑事案件侦查终结, 被采取查封, 冻结和扣押等强制措施的财产才具有从国家公权力机关控制下得以释放的可能性。侦查过程就是证据搜集过程, 其最终刑事进程结果可能是犯罪嫌疑人被不起诉或撤销案件, 那么对财产采取的“掠夺性”强制措施就可能造成经济成本上的损耗以及对财产所有人带来不可回转的经济损失。

(二) 其次对人身性质控制的强制措施, 针对公安机关侦查案件和自侦案件设定不同的标准。新刑诉法没有规定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侦查期限;却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规定相对确定的侦查期限:1.对未采取取保候审, 监视居住, 拘留, 逮捕等强制措施, 侦查部门应当立案之后两年内侦查完毕。2.对已经采取上述强制措施应当在解除或者撤销强制措施之日起一年内侦查完结。更为重要的是, 相对于在侦查阶段有一定期限限制的检自侦案件在其确定性的标准上也存在相当的模糊性。其侦查期限的起算点并非完全从立案之日起开启, 对于采取强制措施解除后一年内侦查终结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仍留下较大间隙。犯罪嫌疑人在被采取强制性措施的种类, 持续性, 以及解除该措施之前经历何种不公正的待遇都是模糊性的, 也并未配置相关的侦查期限启动程序的事前调查机制。

司法实践的困顿局面:大量存在公安机关“侦”而不结, 托案, 挂案等不应存在的棘手问题, 导致刑事侦查机关往往借侦查为名行非法权利之实, 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财产及民主权利。刑事侦查期限遥遥无期, 被一直的拖延下去有违刑事诉讼效率原则, 同时只约束限定犯罪嫌疑人而无追责涉嫌滥用侦查权利的责任人, 使得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救济。最终刑事侦查所取得的证据将激起犯罪嫌疑人的强烈对抗以及民众对由此超期侦查所得之完美“证据链条”之怀疑。由此激起一系列不良社会效应:司法机关采纳侦查机关提供的超期证据导致司法公信力的丧失。正是由于公安机关侦查案件对社会涉及面最为宽泛, 更应当建构起更为严格的细化标准。不否认无期限的侦查期限设立对追诉犯罪嫌疑人和打击犯罪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但是此种不加以节制的滥用侦查权的行政行为使得保障人权的刑事司法精神被破坏殆尽。基于公安机关作为强大地行政机关调查取证能力更强, 积累的调查经验和社会脉络关系更为丰富, 以及案件性质 (其解决更为迫切, 多集中于危害人身财产及社会秩序等方面犯罪) , 应当对其设定较检自侦案件更为短暂的侦查期限。即使重大复杂案件, 证据搜集随不完全但疑点很重等案件也应当严格适用侦查期限, 不得肆意报批延长。最后, 对侦查期限不同阶段做出期限明晰程度不同。侦查中后期对其适用期限做了明晰化规定;对侦查前期的拘传, 取保候审, 监视居住规定的往往细化情形几乎为空白, 仅仅规定其强制措施期限而未界定具体适用情形的明晰化期限。其以模糊化的期限标准在立法上呈现出来, 往往给予司法的适用者滥用侦查取证期限留以余地, 使得此种人身束缚性相对宽松的强制措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使得处于侦查前期阶段的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置于摇摆不定的状态。

四、侦查期间羁押期限变更问题

(一) 管辖权与羁押期限

在管辖权变更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持续的仍旧受到拘禁性质的束缚压迫, 其羁押期限是否中断累计计算抑或重新计算问题的研究依然成为热点。如移送管辖:以级别管辖为例, 上级法院可以审理下级法院的案件, 下级法院也可以请求审理下级法院。高法解释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对于无期徒刑, 死刑案件应当移送, 对于重大复杂, 新类型, 法律适用可指导案件可以移送。如在侦查期间, 甲县公安机关发现所立之案应当由丙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此时犯罪嫌疑人拘禁于甲县, 案件移送丙市后甲县公安机关侦查搜集证据耗费之侦查期限应当视为丙市公安机关侦查期间之进程经过。犯罪嫌疑人在移送前后均置身于公安机关控制之下的不自由状态,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丙市公安机关可在直接采纳甲县侦查机关搜集之材料, 节约了司法损耗时间。累计计算羁押期限这一点在保障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方面得到终局性等得体现。由此可见研究管辖权问题最本质的目的是防止各级机关推脱管辖权争议无限制的造成侦查期间貌似合理的变相延长。

(二) 补充侦查与羁押期限

此处探讨的侦查阶段补充侦查应当指包含两种:一是审查起诉阶段的补充侦查, 二是审查批捕时的补充侦查。前者以高检规则为依据, 对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犯罪嫌疑人, 具有《高检规则》143和144条规定情形的, 人民检察院做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应当说明理由, 连同案件材料送达公安机关执行。需要补充侦查的同时应当那个通知公安机关。由此规定浅而易见得出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期限应当累计计算, 并且对此补充侦查期限应当计算到整个侦查期限总和之内, 否则则有超期羁押之嫌。再保障人权角度分析也是合理的, 在申请批准逮捕时, 犯罪嫌疑人多受制于拘留强制措施境地。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司法实践中仍然处于被羁押控制的状态 (人身自由处于禁锢且公安机关偏爱于此种“悬挂”状态) , 其实质上被羁押控制的境地人权更容易受到侵犯。后者以刑事诉讼法条为依据,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案件时, 对需要补充侦查的, 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也可以自行侦查, 必要时可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对于审查阶段的补充侦查外观为审查起诉阶段实则仍属侦查阶段。对此要明析两个方面:一是针对检察院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其实质上为公安机关尚未侦查终结, 当然应当涵盖并受整个侦查期限限制。二是针对审查起诉后检察院自行补充侦查, 其实质仍然是侦查阶段中侦查行为之延续。虽然貌似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 犯罪嫌疑人此时受拘禁状态已然从公安机关转移到检察机关控制下 (此时羁押即使超期也因分数两个不同的诉讼阶段得以化解) , 在笔者看来其侦查羁押不过是变相的加长超期, 使其徒有形式上的合法外观实质上缩短侦查阶段羁押时间相对的却延长了审查起诉阶段的羁押期限。

(三) 强制措施的变更与羁押期限

司法实践的当中, 犯罪嫌疑人近亲属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长遭受阻力使得犯罪嫌疑人不能使其归责与其行为成比例相适应。亦或者侦查机关为变相延长侦查办案期限更为充分搜集证据, 无节制无条件适用变更强制措施的方法长期将犯罪嫌疑人处于其控制之下。笔者归纳为三类情形。一是变更强制措施有严厉到宽缓:例高法解释133条从逮捕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 监视居住或其它措施。二是变更强制措施由宽缓转化为严厉:例高法解释129条变取保候审为逮捕和高法解释130条变监视居住为逮捕。三是程度相当强制措施之间相互转化:采取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因需继续查证) 之间相互转化。对此要坚定三个原则:第一, 一种强制措施期间届满升级或者宽缓为其它强制措施后, 不得再回转为强制措施。公安机关或经检察机关批准变更强制措施不得肆意, 要维持国家机关权威性和严肃性, 同时分类的强制措施期间届满即意味着该种强制措施适用之终结。第二, 无论经过何种强制措施的变迁, 对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期间所作的整段总期限不能超越, 以此防止侦查机关以出现变更强制措施的新情况新理由出现变更措施, 使得每次采取的强制措施期限均控制在法定期限之内, 实为变相超期侦查羁押犯罪嫌疑人。必须认识到强制措施之本质意义所在, 其不是惩罚措施而是以保障措施为目的来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三是, 虽每种强制措施的适用设有相对严格的适用条件, 但立法却为其留下口子, 适用条件存在兜底条款此钟非穷尽式列举:如依法应当存在变更的其他情形。即使是性质上相差不大的强制措施其适用条件也有细微的差别, 故法定机关在申请批准并适用不同强制措施时, 应当慎重且适当选取, 防止其任意的滥用行政权力或司法权力。侦查期间穷尽变更强制措施后仍为在规定期间内未能办结之案件, 应当终止办理并准入下一刑事诉讼阶段。若不设定公安机关侦查的侦查期限, 那么侦查机关肆意的反复变更强制措施就意味着刑诉法规定的分类强制措施的法定期限形同虚设。强制措施变更中也是犯罪嫌疑人权利最易受到侵犯之处, 因此应当且紧迫需要设定整个阶段侦查期限, 来限制肆意之变更以达到制约监督的目的。

五、小结

从查明案件事实, 追诉犯罪嫌疑人的角度来看, 对未决羁押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然实践情况来看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在侦查阶段是最易受侵犯的, 尤其是在侦查前期阶段。由此下一步改革的趋势便是降低羁押率并配置更为严格的适用规范, 针对学者提出扩大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使用比例, 学生是不支持的, 针对羁押内涵迁延和公民对人权意识理解的多元化, 即使在侦查前期的强制措施也要慎用或者或更要慎用。提出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是必要的, 如替代性羁押措施 (用经济惩罚来取代人身禁锢而不能一味减轻人身拘押的程度) , 同时也要强化对强制措施适用的功能限制, 并从根本上提高公检机关的取证调查能力, 以便在“两者”之间寻找利益的平衡点。

摘要：本文讨论之最初目的是从制度层面设定合理的侦查期限来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身及财产权利。针对“侦查前期”刑事侦查阶段的宽松型强制措施的人权保障问题研究, 通过法定期限设定督促侦查机关慎重选择强制措施并良性地提升办案效率从而使犯罪嫌疑人亦或者被告人的人权得到尊重和保障。本文论述为五个部分:第一, 正确的界定羁押的含义并使之适当扩展。第二, 提出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不利之现状, 突显制度层面的设定问题才是其根源。第三, 从立法规范制度层面和司法实践的瑕疵等现状来分析侦查期间人权保障之松弛。第四, 从管辖权, 补充侦查, 强制措施变更等三个方面分析侦查期间最易超期或者非法羁押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权的棘手情形。第五, 寻求强制措施与人权保障举措的平衡, 进一步强调侦查期间整阶段得人权保障问题。

关键词：侦查期间,侦查前期,羁押,制度层面,人权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