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程序及其完善

第一篇：行政问责程序及其完善

完善行政首长问责制

完善行政首长问责制,建立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干部问责制度。行政首长问责的条件不以行政首长主观上存在过错为前提，只要其管辖范围内发生规定的应当问责的事项即可问责。行政首长问责的重点包括：违法决策和严重不当决策行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推诿拖拉、敷衍塞责等行为;在社会管理方面特别是在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方面失职渎职的责任;在机关内部管理中应为不为、放任不管以及个人言行严重损害政府形象等行为。 为防止行政首长借“集体决策”推卸责任，对集体讨论、集体决策的问责，要创新问责方式。一是要明确决策责任由主持会议的行政首长或党委书记负责。二是要实行重大决策失误的集体辞职制度，使“集体决策”承担“集体责任”。三是要建立决策讨论、辩论、投票记录与备案制度，对于决策会议上持赞成态度的要严厉追究责任，对于不表明

科学划分行政责任。如不同层级之间责任划分、正副职之间责任划分不清。针对这一问题，一是要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二是合理划分正副职之间的职责权限。应根据各自明确的分工范围来划分正副职之间的责任，行政正职负领导责任，副职就分工范围内的具体事项负直接责任。三是合理划分部门之间的职责权限，有针对性地调整职责分工，减少职能交叉、责任不清、事权分离等现象。四是将政府各部门的职责和工作任务、工作目标分解落实到内设机构、各个岗位及承办人员，建立主体明确、层级清晰、具体量化的岗位责任制，建立岗位之间、部门之间的无缝责任链条，形成责任闭合环路。五是落实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职责，明确划分行政首长与其他人员的职责权限，准确界定有关人员的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

健全干部问责的制度体系。在干部问责制度方面，谁来启动问责、如何启动问责、责任分配、受责官员复出等问题仍需进一步的制度设计和规范。一是要加强异体问责，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对干部的问责、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对干部的问责、司法机关对干部的问责、民主党派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等。要扩大干部问责的主体，使问责的启动主体多元化，不仅由上级行政机关提出问责要求，而且应当允许一定数量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甚至公民个人联名提出;扩大启动问责的范围，通过立法方式规定及时启动问责程序。二是要规范干部问责的事由和情形。三是要建立科学规范的干部问责程序，如提案、立案、调查、申辩、审议、决定、复议、申诉等，实现行政问责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四是要加强责任监察，充分发挥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的问责作用。五是要完善被问责官员的复出程序。被问责而辞职或免职的官员复出，其程序应当公开化，接受社会监督。

完善干部政治问责机制。政府的一切施政措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行为都必须以民意为依据，如果政府决策失误或行为有损国家和人民利益，就要承担政治责任。一是要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追究政府及其组成人员政治责任的最重要手段——预算控制权。二是要完善人大的罢免权。对启动罢免的情形、罢免案的提出、罢免案的审议与表决等程序要予以明确的法律规定。三是要完善引咎辞职制度。对引咎辞职的责任主体、过错的性质和大小、过错的具体情形、引咎辞职的具体程序以及引咎辞职的监督等都用法律法规的形式予以明确。四是要完善质询制度。要依法规定质询案的相关规则，如质询案的提交期限、质询人的提问、被质询人的答复和辩解权利，质询情况的通告和报告等。要明确规定，人大代表有权对国家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的重大或严重不当行为提出质询。还要健全与完善国政调查制度、不信任投票制度。强化责任追究制度，加强对违法、不当行政行为的责任追究。要严格问责制度，把问责制贯穿到履责的全过程，事前问责进行提醒，事中问责进行督促，事后问责进行诫勉。要强化对违法行政行为与不当行政行为的责任追究，对不贯彻落实、拒不执行或不正确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上级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和命令的行为，不认真履行职责、不及时履行职责、拒不履行职责以及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行为，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行为，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二篇：完善行政问责体系的探讨

围绕政府管理机制创新，建立与人事管理、绩效管理等制度相配套的行政问责制。首先，行政问责制与行政文化有关。建立行政问责制需要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责任意识，要通过加强政府机关日常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形成有利于增强时代感、责任感、使命感的行政文化。其次，行政问责制与政府人事管理制度有着直接的关联。要健全公务员管理和跟踪考核那一世小说网 穿越小说网 网游小说网 http://机制，加强公务员保障机制建设，建立被问责干部的政治经济待遇等保障制度，形成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机制。第三，行政问责制与政府绩效管理制度有着最直接关系。建立和完善政府和公共组织绩效评估机制，特别是通过评估公共政策的执行标准、执行程序、执行时效，评估行政机关的工作效能，行政问责才有科学依据和处理标准。第四，行政问责

执行力、公信力是政府工作的生命。行政问责制和各项管理制度都是为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行政问责制通过加强对权力运行过程和结果的监督与问责，在“底线”上标出了“可以做”、“不能做”、“不能做的做了或该做的不做会怎么样”等符号，具有很强的惩戒作用。同时，作为一种规范的制度形式，它又具有重要的警示和导向作用，成为引导政府和公务员正确履行职责的关键。

围绕政府决策、执行、监督的全过程，建立行政问责制的执行体系。行政问责执行体系是行政问责制的内部运行制度。问责机制不是一个单一直线的工作轨迹，是贯穿在政府决策、执行、监督的全过程中的。行政问责制的执行体系要把涉及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各个环节、法律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治理格局各个方面、管理工具的各个领域都考虑进去。这就要求我们理清行政问责制的内在要素及要素之间的关系，以立法形式对有关规定加以整合，形成包括问责标准、问责程序、问责范围、问责主体，问责救济在内的、全国统

一、结合实际的问责法律法规体系，以提高行政问责的质量。

针对当前行政问责实践中存在的“重事后”、“轻过程”问题，应以建立行政问责制为契机，强化政府运行和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的全程监控。在决策环节，要建立决策议题与民意征集制度，落实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公示制度、专家咨询论证制度、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形成行政决策责任体系。在执行环节，要贯彻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根据部门职能调整梳理执法依据，分解执法职权，确定不同部门及机构、岗位执法人员的具体执法责任，根据违反法定义务的不同情形，依法确定其应当承担责任的种类和内容，形成行政执法责任体系。在监督环节，要健全政务服务电子监察系统，实行政府服务承诺制度，各级政府部门每年将履责情况向社会公布，接受公民和社会评价，形成行政监督问责体系。

行政领导和广大公务员都属于被问责的对象。不能认为问责的对象仅仅是行政领导，具体工作人员同样需要按照法律和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推行行政问责制要进一步明确问责的范围和边界，克服“一两个人吃药、其他人病自然好”的现象。当然，在初创行政问责制时，可以先建立行政领导问责制，待时机成熟再扩大问责的范围。但是，在行政领导问责制设计中，要注意预留“接口”。

要重视对问责结果的应用。问责的结果，不仅要体现在责任追究方面，发挥问责制在事后惩戒中的作用，还要发挥问责制在事前预防、事中监督中的作用，发挥其教育警示和舆论导向功能;不仅要通过问责制建立政府的责任体系，还要通过问责制促进服务型政府和廉洁政府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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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关于尽快研究制定《国家行政问责法》、完善“官员问责

制”的提案

摘要：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提案第00390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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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案 由:关于尽快研究制定《国家行政问责法》、完善“官员问责制”的提案 审查意见：建议国务院交由监察部办理

提 案 人：潘复生,沈文庆,葛志荣,李晓红,寿子琪 主 题 词：行政,监察 提案形式：联名 内 容：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推进，我国的行政问责建设得到了不断发展。2006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2008年行政问责制首次写入《国务院工作规则》和国务院工作要点。2009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更是把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实施和推行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理论界也对这一政治现象或行为进行了颇多思考，很多专家和学者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使得相关理论逐步趋于丰富。但具体到落实层面，怎样才能保证真正意义上的问责制的有效、合法、合理推行还有许多问题。集中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问题：

一是对官员问责的界定不够明确，从而在具体实施上表现为问责的力度不够与问责的混乱。这种界定不够明确首先体现在问责主体和问责客体的界定上。问责主体即由谁来实施问责，理论上说，政府官员经过授权拥有公共权力，责任对象是人民群众，问责主体应该是人民群众。但具体到每一个官员的问责上，需要由对其有权问责的部门来负责问责。但就目前看来，官员问责大多还是局限于行政部门内部的上下级之间，即内部问责(同体问责)，在具体问责方式上也大多是“行政问责”，还远没有达到“政治问责”的高度。表现在实践中，就是行政机关充当了问责主体，而立法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出现“话语缺失”现象，人大的问责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很好体现。与问责主体相对应的是问责客体，即被问责的官员，从现实来看，如何准确确定官员的责任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在已有的问责案例中，问责客体大多还局限在重大事故或灾难中失职的官员，对于一些官员盲目决策造成巨大损失，以及有关部门在选人用人方面的失误失察，问责尚少。特别是目前，一些各部门“齐抓共管”、“集体决策”的事情，个人责任的判定就更加困难，甚至出现“集体负责”就是无责的情况。

二是问责的内容和范围界定不够清晰。问责的前提是在不同的部门之间有严格的权、责、利划分，并以宪法和法律来规定官员责、权、利。但是现实中法律问责却是少之又少，使得官员问责的效果大打折扣。单就某一个官员而言，在问责中，具体承担什么责任，是直接责任还是间接责任，是政治责任、行政责任还是法律责任，现在还是粗线条的。如果在每一部门和每一官员不能明确自己的权责、也无法通过恪尽职守避免失误发生的情况下，仅为“以平民愤、暂避风头”而去问责，甚或将推行问责制仅作为有利于宣传和提升政府形象的举措，难以令官令民心服口服，而且还会让官员们无所适从甚至有朝不保夕之虑，甚至可能沦为选择性惩罚以防止责任范围扩大，从而掩盖更大责任。表面上可能问出了一个大快民心的“责任”，但最终仍然“问”得一头雾水，这样的问责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

三是问责监督不到位。民主问责的前提是公众要有知情权，对政府政务要有了解，对于问责的过程和结果都应该有所知晓。而不公开、缺乏透明度的问责往往会留下制度外操作的空间，出现所谓的“伪问责”。这种监督的缺失，当前主要表现为：一是问责过程中的监督不到位，由于尚未形成程序性的官员问责，这样，在问责中，谁来监督，监督什么，如何监督就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问责过程中监督缺位对问责的质量和公正性构成了一个挑战;二是问责后的监督缺失，包括问责效果如何，公众有何反应，受问责的官员的处理和具体安排等，现有的官员问责在这方面还呈现一种“真空”状态。形成良好的监督机制及其氛围，使公众参与问责，以使官员问责在监督中进行仍是目前完善官员问责的一个议题。

四是缺乏问责官员的权益保障机制。官员问责涉及不少“高官”，从某些方面来说他们也还是对国家的事业做出了不少贡献的，是否问责于他们而言就是“永不使用”，还是可以“将功补过”。同时在一些问责事件中，涉及官员种类差异很大，有时为了平“民愤”，“问责”又追求迅速，难免会出现考虑不周的情况。这样，就很难保证每次问责都是公正的。这就出现了对这些官员的合法权益如何维护，在不公正问责中遭受的损失如何弥补等问题，需要相关的救济机制作保障，以维护官员问责实施的相对公正性。

上述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了问责工作推进难、问责工作操作难和问责工作监督难“三大难题”。这些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问责制度上的不健全，目前还没有真正实现由“权力问责”为主向以“制度问责”为主的转变，问责的法律体系亟待完善。目前问责制适用的法规、条例散见于各种政策文件中。这其中，既有党的条例(如《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也有政府的规章(如《大连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重庆市的《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等);既有由中央部门出台的，也有不少是由一些地方政府制订的。这些规定一方面在问责的范围、惩处的尺度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因而实施起来也没有统一的标准，问责的弹性较大。另一方面已有的法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责任政府理念，但由于没有相应的统一法律制度做支撑，可能会导致该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也正因为如此，当一些官员被问责后，有些社会成员提出了种种疑问，包括这些官员是依据何规何矩被追究责任的，被追究责任的官员会不会重新异地做官，允许一些“问题官员”辞职是否可能导致其逃避法律责任等等。因此，必须以立法形式，对有关规定加以整合，形成一部全国统一的问责法律或法规，并在操作层面出台和规范细则。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1.创造条件，尽快制定《国家行政问责法》，科学规定问责的范围、对象、事项、处理程序、惩罚措施。特别是要明确和细化问责的启动程序、问责事项的调查和确认程序、问责决定的形成程序、问责结果的公示程序和问责的监督程序。只有出台《国家行政问责法》，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2.中央相关部门在《国家行政问责法》出台之前先制定实施行政问责的指导意见，指导地方有关部门在现有的法律规章基础上结合地方实际制定配套文件规定和细则，从制度入手，从程序上细化，增强问责的严密性和可操作性。 3.创造环境和条件，强化异体问责。由于同体问责是指行政系统对其官员的问责，或者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的问责(执政党对于政府及其官员的问责，在性质上仍然属于同体问责)，容易影响问责的公正性。目前启动的政治问责制大多数是同体问责制。而异体问责是指系统外部对内部成员的问责，主要包括人大、检察院、法院对同级的政府及相关官员的问责，人大对检察院、法院的问责，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问责、民主党派对政府的问责等，但核心是以人大为代表的民意机关的问责。异体问责更能体现公正性。因此，广义的政治问责制应该偏重于异体问责，离开异体问责的问责制是缺乏公正和缺乏持续性的问责制。因此，必须创造环境和条件，强化异体问责。

来源：中国政协网

第四篇：社会管理创新完善行政问责制途径

【摘要】在现代民主社会中，问责制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管理体制中的基本内容，其本质在于对公共权力予以有效监督并对权力行使中的过失行为进行责任追究，最终目标是保证政府系统正常运行、遏制公共权力滋生腐败以及保障公共利益免受损失。责任观念强烈、问责对象明确、问责程序严格，是谋求行政高效率和社会公信力的现代政府的外在品格与内在约束。因此，将行政问责制视为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切入点，厘清其所反映的内部逻辑，明确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探讨制度建构的有效路径，对于规范政府权力运行以及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内容】

一、序论

1.中心论题：社会管理创新完善行政问责制途径

2.写作意图：创新社会管理是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与新变化的时代课题。我国用三十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历经上百年所走过的发展之路，社会变革持续深入，不同阶层日益分化，资源流动不断加速，利益格局呈现多元化，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矛盾，于短时间内在现阶段的我国得到了集中展现。经济社会领域的急剧转型迫切要求我国政府把握时代脉搏，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系。而在创新社会管理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行政问责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本论

(一)、我国目前社会行政管理制度

社会管理创新完善行政问责制途径要实现，首先应当明白我国目前社会行政管理制度到底面临着哪些问题。

1.行政管理机构设置不合理。从纵向结构上看，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都存在着问题。目前，中国的管理层次则普遍存在着偏多的情况。从中央到地方，有4到5级的管理层级，这就导致了很多管理职能上的重合以及互相推卸责任的情况。这种现象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仅大大增加了行政成本，还带来了大量的超编制人员，给我国的纳税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纵向结构还体现在管理幅度上。管理幅度即一级行政机关或一名行政领导者直接领导与指导的下级部门或工作人员的数目。学者一般认为3-9或4-12个为好。不过，在中国省一级，改革前均管辖70-100个县(市)，为此，自1983年实施地市合并改革以来，增加地级市一个管理层级，试行市管县体制;然而另一方面，在同级政府内部，又往往存在管理幅度偏小，“官多兵少”现象。同时，纵向结构的不合理还不利于政令的畅通，此外层级过多也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地方保护。这些都是制约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障碍。

从横向结构上看，中国的部门结构即同级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平

行分工关系有着很多的不合理。这种现象带来的影响也是严重的。在每个部门各自的工作的范围内，各个部门为了争取好的业绩纷纷各自为战、缺少合作，这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竞争，也消耗了很多无谓的竞争成本;在每个部门职能有交叉的范围内，各个部门又会互相拆台，同时为了避免责任，往往会踢皮球而采用无作为的方式来对待这部分工作，这样，显然会带来行政效率的低下，不利于政府服务社会、服务大众。

2.行政组织编制及其管理混乱。行政组织编制是指法定行政组织的人员定额及职务的配置，必须根据职能的需要来设置即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三定”。目前，我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很多岗位因人而设，编制因人而定，这会导致编制本身过大，而且在编的人员并不一定是该岗位最需要的人。这样必然会使得行政管理工作无法正常开展，还会滋生腐败。同时，由于对编制确定的不严肃，还会带来很多编制外的人员进入行政管理部门。这使得官僚机构越来越膨胀，而根据帕金森定律可以知道，行政机构中的工作数量和人员的数量是成反比的，越来越多的人消耗了纳税人越来越多的钱，却做着越来越少的工作。

3.行政监督明显不足。我们知道，中国目前的行政监督主要由系统内部监督和系统外部监督两大部分。系统内部监督主要包括上级行政机关的监督、行政监察、审计监督。由于每一级行政机关都有自己繁重的工作，所以要求上级行政机关能对下级行政机关进行长期有效的监督显然是不现实的。行政监察机关虽然有法律赋予的监察权，但由于监察机关只能处以撤职以下的行政处分，而且由于历史传统、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原因，监察机关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审计机关这些年影响力有了空前的提高，但由于审计监督只是审计机关依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的财政(务)收支、个人收入、财经法纪等方面情况实行的一种专门性审核活动，它的职能范围仅限于财务方面的审核，所以也很难全方位的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我国的系统外部监督包括执政党监督、立法机关(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司法监督、社会舆论、参政党、政协的监督以及公民的监督。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情况下，执政党实际上承担了很多行政职能和其他公共权力行使的职能，因此，它不可能把自己完全置于中立的位置去监督行政行为;同样，目前的中国，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地位还是无法和行政机关同日而语的，它们也很难切实地起到监督的作用;至于社会舆论和普通公民的监督都必须还要借助法律的途径，并不是最直接的手段。可见，我国的行政行为是缺乏有力监督的。

4.行政法制不健全或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我国的行政领域上还有很多法律空白，比如行政审批的手续非常繁琐，而且各地都有不同，这方面就需要相关的法律规范来加以规定。较之无法可依，其实有法不依的危害更为严重。我国的行政机关管理人员普遍缺乏依法行政的意识，这不仅极大的破坏了法律的权威，而且也不利于提高公民对行政机关的认同感。

(二)、行政问责制的提出对我国行政制度的重要性

中国行政出现那么多问题，于是行政问责制度便应时出现。行政

责任是近代国家责任政治发展的产物，是“主权在民”及“权力分野”原则的必然要求。在政府系统的运转过程中，“行政”与“责任”从来都是一对孪生兄弟:获取权力，必然产生相应的责任;行使权力，必然形成必要的制约。行政问责制正是在“行政责任”上述内涵的基础上演化出的一个新概念。根据问责主体和问责客体涉及范围的不同，关于行政问责制的理解也会产生不同的释义。概括起来，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种观点:狭义的行政问责制是指针对各级行政机关中的主要负责人，在其任职期间于法定职权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过失没有履行或错误履行法定职责，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利益，或给行政机关造成负面影响和不良后果，进而从行政机关内部予以监督和追究的制度。广义的行政问责制是指社会公众针对政府部门所实施的行政行为进行质询，质询的范围包括明确权力和责任的归属，并形成的常态化、系统化的制度规范。行政责任追究的内容不仅包括政府部门错误或违法做出的行政行为，而且溯及政府系统运行中所表现出的能力不足、推诿扯皮等方面。面对社会公众提出的“合理质疑”，政府公职人员有义务就与其自身职责相关的绩效水平及社会效果接受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因此，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政府部门及其公职人员等问责客体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由于没有履行或错误履行法定的职责，影响了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以及政府机关的口碑、信度或效度，甚至损害了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从而追究其相应责任的一种制度安排。

(三)、行政问责制在我国遇到的现实困难

行政问责制的构建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公共管理创新的一大特色和重要内容，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形势下是一项不断探索创新发展的复杂的系统工程。行政问责制的推行能够有效地督促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努力工作，全面正确地履行各自的职责，保证政府管理的高效运转，提高工作效率，并有助于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及社会公众对政府管理工作的满意度。目前，在行政问责制建立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难题和困境亟待解决。

1.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失衡，以同体问责为主，异体问责相对薄弱

问责主体可以分为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同体问责是指执政党内部对其党员领导干部的问责，或政府行政系统对其内部行政人员的问责。而执政党对政府及其领导的问责在本质上因包含在同体问责之内。所谓异体问责的主要内容是指涉宪主体之间的问责制，其中包括人大、民主党派、新闻传媒、法院等对政府的问责。就我国目前问责的实践情况看，我国问责主体是以同体问责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异体问责的重要性。因此就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和弊端，比方说可能导致官官相卫、暗箱操作等严重问题，使行政问责沦落为流于形式，没有实质意义，从而就难以做到真正的问责。鉴于此，我国当前缺乏的就是异体问责。因此必须要加强异体问责的力度，能够切实地起到维护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目的。例如，建立对不信任官员的投票制，主要负责人的引咎辞职制，弹劾制等一系列的惩罚机制，要增加监督机制的创新手段，加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力度，通过一揽子

的举措，让行政问责制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能够真正奏效。

2.行政问责制度的缺位

“运动性问责”、“政策性问责”、“人治式问责”等是我国目前实施行政问责制的主要方式，可以看出带有大量的人治色彩，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责任追究制度体系，因而也就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惯例和传统。当前，我国适用的行政问责制的法规条例甚多，见诸各级党组织、政府的相关政策文件里，但这些文件条款大多是零散的，没有形成体系，也就不具有统一性。同时，法律条例中涉及行政问责制的条条框框很多，但是具体到实际事例的问责却显得模糊不清、笼统抽象，所以执行难度大，缺乏可操作性和可应用性。这样就严重影响行政问责的顺利进行。

3.行政信息缺乏透明性和完整性

行政信息的障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政信息的非对称性。在我国，大部分的信息资源掌握在政府部门手里，政府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公开，社会公众缺失知情权，行政问责就无从谈起。政府信息不透明，信息公开度不高，问责主体缺乏知晓权，导致行政问责难以实现。二是行政信息公开的不完整性。要问责行政官员的行政过失或行政不作为，必须首先要获得相关信息的第一手资料，然而政府部门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在公布信息的过程中只发布一些关于自身功绩的信息，或者一些无关紧要的资料，对政府过失的信息避而不谈或者较少发布，即使发布，透露的信息也反映不了实际情况，这种行为其实是愚弄社会公众和欺骗上级的不正当行为，由于此种行为使行政问责难以有效顺利开展。

4.问责的监督体制不完善

目前，我国的实践中存在的行政体制内自查自纠的“同体问责制”，出现问题后由上级追究下级的责任，这种做法会让下级看到只要对上级负责就可以了，形成“怕上不怕下”的现象。政府部门即使处罚某些行政失职者，给其降职、免职或者责令辞职等一些程序也不为社会公众知晓，这就难免保证问责结果的公正性，这是由行政问责缺乏有效的监督所致。在很多的情况下，即使规定了监督部门，但在我国特殊的情况下，有的行政系统内部设置了监督机构，也只是形式。因为一个系统的监督机构和行政执行机构虽然是两个部门，但是是一套人马，不可能自己监督自己。这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和体制支撑。

(四)、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途径

有效地实施行政问责制，就要从整体上完善政府的问责体系，建立问责主体的责任约束机制，采取各种有效积极的措施，全方位地保证问责机制的顺利运行。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

1.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

在继续充分发挥行政系统内部同体问责主体作用的同时，要积极探索发挥对外部系统的行政机关和领导进行问责的各种社会机构、社会组织及个人作用的途径，尤其要发挥新闻媒体的特殊问责作用，也即是强调要加强异体问责的作用，切实实现人大对政府的问责制、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问责制、民主党派对政府的问责制、新闻媒体对执

政党和政府的问责制、人民法院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制，从而有效地实现行政问责，监督行政权力的有效行使，防止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或误用权力。同时，要加大对“问题官员”的惩罚力度，严惩那些事故官员，应该制定惩罚机制。

2.加强现有的行政问责制度网络化建设

面对各地党委和政府的一系列过时或没用的行政问责制度，要进行一次系统地全面地清理工作，废除过时的问责规章制度，保留相对有实用价值的法律条款，确保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制定的有关行政问责制度的效力、适用范围等明晰化，同时，适时制定全国范围内统一使用的“行政问责法”。加强行政问责的制度制定、执行、监督及信息反馈等制度网络化建设。针对各地的特殊情况，各地方政府部门在中央行政文责法精神的指引下因地制宜地制定本地的行政问责制度。另外要加大明晰问责条款的细化工作，如：问责的对象、范围、主体、客体、责任认定、期限等，严格准确地制定问责程序，制定可操作性、有实用价值的问责法规或规章，确保问责制度的权威性。

3.建立健全政府行政信息的公开机制

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国家颁布的《条例》为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提供了信息条件，也为问责主体获得政府行政信息提供了法律依据。各级政府要转变观念，政府的“自由裁量权”是不包括政府信息是否公开、公开的方式以及公开的范围，政府公开信息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各级政府必须依据《条例》要求依法公开行政信息，主动提供各种信息的获取渠道，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主要包括举行公开听证、实行民意调查、完善舆论监督、推行电子政务建设等，确保社会公众全面准确了解政府行政活动的动态，把握相关信息，彻底解决社会公众获得信息的非对称性和非完善性等难题。同时还应该建立信访制度、社会投诉制度、社会考核制度等，保证行政追究信息渠道的畅通。

4.健全完善行政问责监督机制

监督机制是实现责任政府的基础和前提。如果没有健全的监督机制对政府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监督，责任政府只能成为理想中的“空中楼阁”。因此建立系统、全面而有效的责任监督机制是实现责任政府的基础要件。行政监督机制包括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和行政系统外部监督。仅仅依赖行政系统内部监督是远远不够的，且弹性较大，必须依靠系统的外部监督作为支撑和辅助，二者的相互结合才能保证问责机制的健康运行。而行政系统的外部监督包含人大代表、民主党派、新闻传媒、社会公众等组织群体或个人。

(1)人大代表的监督。保证党对人大的政治领导的同时，也要确保人大在国家监督中的最高特殊地位。2007年颁布的《监督法》中明确强调了监督的实效性问题。行政监督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其特殊地位，从而确保行政问责监督的有效实施。

(2)社会团体、组织及公民的监督。社会公众对行政官员的行为最清楚，因为行政官员与公众直接打交道，因此行政官员的一言一行都在公众的掌握之中，因而公众对监督最具有发言权。同时，也不可忽视社会团体和组织的特殊监督作用。

(3)新闻舆论监督。随着新闻媒体的快速发展，其对行政监督的作用愈来愈突出，具有特殊的威力，能有效地监督政府官员在工作中的行为，避免权力的滥用。

三、结论

行政问责制的旨义就在于“责”。一个负责人的政府是由所有参与政府管理具有高度负责精神的公务员组成。公务员行使的每一项权力背后，都伴随着特殊的责任。建立行政问责制要在源头上对政府及其公务员的权力、职责进行充分全方位的约束和规定。由于政府及其公务员必须对其所负责领域内的决策及施行负责任，因此他们应该有一种很强的责任感来行使权力，以减少工作中的差错和责任事故的出现。与此同时，行政问责制弥补了法律上的空白，因为即使公务员在工作中没有违法，但在政绩上无所作为，我们也可以通过问责制的实施，让一些公务员在法律上没有规定要承担责任的时候，也让他们承担政治责任和伦理责任，最终建立起廉洁、高效的责任型服务性政府。

参考文献：

[1] 《行政问责制比较研究》 周亚越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8-06出版

[2]韩剑琴:行政问责制—建立责任政府的新探索[J].探索与争鸣.2004(8).

[3]顾杰: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与完善[J].理论月刊.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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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黔南州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及其工作人员行政问责暂行办法

第一章总则

行政问责制是国家政治体制和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行政问责，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严格实行责任追究，让行政问责成为改进机关作风，提高工作效率的手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系统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为了强化行政责任，促进全州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恪尽职守，提高执行力和公信力。

第二条黔南州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工勤人员除外)，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依照本办法问责。

第三条问责坚持权责统

一、实事求是、公正公平和追究责任与改进工作相结合、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分级负责的原则处理。坚持用法律、法规、规章及内部有关管理制度进行问责。

第二章问责事项及范围

第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二)独断专行、决策失误;

(三)滥用职权、违法行政;

(四)办事拖拉、推诿扯皮;

(五)不求进取、平庸无为;

(六)欺上瞒下、弄虚作假;

(七)态度冷漠、作风粗暴;

(八)铺张浪费、攀比享受;

(九)暗箱操作、逃避监督;

(十)监管不力、处臵不当。

第三章问责方式及执行

第五条问责方式

(一)诫勉谈话;

(二)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四)责令公开道歉;

(五)通报批评;

(六)调整工作岗位;

(七)停职检查;

(八)劝其引咎辞职;

(九)责令辞职;

(十)免职或者辞退。

以上问责方式视情节和后果可以单独使用或并用。

采用第五条第

(六)项至第

(十)项问责方式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办理。

被问责的情形构成违反党纪、政纪应追究纪律责任的，由纪检监察机构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六条问责方式的决定及启动。根据被问责情形的情节、损害和影响，决定问责方式：

(一)情节轻微，损害和影响较小的，对行政责任人员采用诫勉谈话、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的方式问责;

(二)情节严重，损害和影响较大的，对行政责任人员采用责令公开道歉、通报批评、调整工作岗位、停职检查的方式问责;

(三)情节特别严重，损害和影响重大的，对行政责任人员采用劝其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建议免职的方式问责。

第七条问责重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问责：

(一)1年内出现2次以上被问责的;

(二)在问责过程中，干扰、阻碍、不配合调查的;

(三)打击、报复、陷害检举人、控告人、证人及其他有关人员的;

(四)采取不正当行为，拉拢、收买问责调查人员，影响公正实施问责的。

第八条发现并及时主动纠正错误、未造成重大损害和影响的，可从轻、减轻问责。

第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免予问责：

(一)因下级机关(部门)以及有关人员弄虚作假，致使难以作出正确判断，造成未能正确履行职责的;

(二)因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内部管理制度未作出具体、详细、明确规定或要求，无法认定责任的;

(三)因不可抗拒因素难以履行职责的。

第四章问责程序

第十条通过以下渠道反映有本办法第二章规定情形的，由各级工商机关纪检监察部门进行初步核实：

(一)上级机关及其领导的指示、批示和通报;

(二)局长、副局长、具体行政行为实施机构提出的意见建议;

(三)有关行政机关、监督机关和司法机关等提出的意见建议;

(四)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检举、控告;

(五)明查暗访、工作检查或工作目标考核中的意见建议;

(六)其他渠道反映的。

第十一条经初步核实，反映的情况存在，向本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书面建议。

第十二条由本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决定启动问责程序。各级工商局行政问责办公室负责协调本局法制、监察、人事及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

被调查的行政责任人员应当配合调查。阻挠或干扰调查工作的，调查组可以按照干部任免程序的有关规定，提请对其停职离岗。

调查组应当听取被调查的行政责任人员的陈述和申辩，并进行核实，如其成立，应当采纳。不得因被调查人申辩而从重问责。

第十三条调查组一般应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工作，并向本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交书面调查报告。情况复杂的，经过批准，可延长15个工作日。

调查报告包括问责情形的具体事实、基本结论和问责建议。 第十四条调查终结后，由本级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行政问责决定。

第十五条问责决定书应当自作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送达，并告知被问责人享有的权利。

问责情况应及时告知提出问责批示、建议的有关单位或个人。 第十六条被问责的行政责任人员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可自收到决定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上一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申诉。申诉期间，问责决定不停止执行。

第十七条上一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收到被问责人的申诉，应当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复议、复查，在30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

(一)问责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问责方式适当的，维持原决定。

(二)问责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问责方式不当的，变更原决定。

(三)问责认定事实不清楚、证据不确凿的，撤消原决定，并在一定范围内澄清事实、恢复名誉。

第十八条调查组成员与被调查的行政责任人员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应当依法回避。调查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作出的调查结论与事实出现重大偏差，致使本级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错误的问责决定，应当依照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

第五章附则

第十九条黔西南州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问责办公室负责实施问责办法的组织协调，州局监察室具体承办，人事科、法制科及有关科室依照各自职责协助做好相关工作。

第二十条各县、市(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和所属部门依照本办法制定本局、本部门的问责办法实施细则。

第二十一条本规定自2008年7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