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和完善官员问责制

第一篇：健全和完善官员问责制

完善行政首长问责制

完善行政首长问责制,建立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干部问责制度。行政首长问责的条件不以行政首长主观上存在过错为前提，只要其管辖范围内发生规定的应当问责的事项即可问责。行政首长问责的重点包括：违法决策和严重不当决策行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推诿拖拉、敷衍塞责等行为;在社会管理方面特别是在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方面失职渎职的责任;在机关内部管理中应为不为、放任不管以及个人言行严重损害政府形象等行为。 为防止行政首长借“集体决策”推卸责任，对集体讨论、集体决策的问责，要创新问责方式。一是要明确决策责任由主持会议的行政首长或党委书记负责。二是要实行重大决策失误的集体辞职制度，使“集体决策”承担“集体责任”。三是要建立决策讨论、辩论、投票记录与备案制度，对于决策会议上持赞成态度的要严厉追究责任，对于不表明

科学划分行政责任。如不同层级之间责任划分、正副职之间责任划分不清。针对这一问题，一是要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二是合理划分正副职之间的职责权限。应根据各自明确的分工范围来划分正副职之间的责任，行政正职负领导责任，副职就分工范围内的具体事项负直接责任。三是合理划分部门之间的职责权限，有针对性地调整职责分工，减少职能交叉、责任不清、事权分离等现象。四是将政府各部门的职责和工作任务、工作目标分解落实到内设机构、各个岗位及承办人员，建立主体明确、层级清晰、具体量化的岗位责任制，建立岗位之间、部门之间的无缝责任链条，形成责任闭合环路。五是落实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职责，明确划分行政首长与其他人员的职责权限，准确界定有关人员的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

健全干部问责的制度体系。在干部问责制度方面，谁来启动问责、如何启动问责、责任分配、受责官员复出等问题仍需进一步的制度设计和规范。一是要加强异体问责，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对干部的问责、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对干部的问责、司法机关对干部的问责、民主党派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等。要扩大干部问责的主体，使问责的启动主体多元化，不仅由上级行政机关提出问责要求，而且应当允许一定数量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甚至公民个人联名提出;扩大启动问责的范围，通过立法方式规定及时启动问责程序。二是要规范干部问责的事由和情形。三是要建立科学规范的干部问责程序，如提案、立案、调查、申辩、审议、决定、复议、申诉等，实现行政问责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四是要加强责任监察，充分发挥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的问责作用。五是要完善被问责官员的复出程序。被问责而辞职或免职的官员复出，其程序应当公开化，接受社会监督。

完善干部政治问责机制。政府的一切施政措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行为都必须以民意为依据，如果政府决策失误或行为有损国家和人民利益，就要承担政治责任。一是要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追究政府及其组成人员政治责任的最重要手段——预算控制权。二是要完善人大的罢免权。对启动罢免的情形、罢免案的提出、罢免案的审议与表决等程序要予以明确的法律规定。三是要完善引咎辞职制度。对引咎辞职的责任主体、过错的性质和大小、过错的具体情形、引咎辞职的具体程序以及引咎辞职的监督等都用法律法规的形式予以明确。四是要完善质询制度。要依法规定质询案的相关规则，如质询案的提交期限、质询人的提问、被质询人的答复和辩解权利，质询情况的通告和报告等。要明确规定，人大代表有权对国家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的重大或严重不当行为提出质询。还要健全与完善国政调查制度、不信任投票制度。强化责任追究制度，加强对违法、不当行政行为的责任追究。要严格问责制度，把问责制贯穿到履责的全过程，事前问责进行提醒，事中问责进行督促，事后问责进行诫勉。要强化对违法行政行为与不当行政行为的责任追究，对不贯彻落实、拒不执行或不正确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上级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和命令的行为，不认真履行职责、不及时履行职责、拒不履行职责以及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行为，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行为，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二篇：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摘要】我国行政问责制在问责主体、对象、方式、程序等方面还不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化、常态化，能够使官员预测到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从而避免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这必将有利于官员的清廉公正，也有利于对民众权益的维护，对法治政府、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行政问责 意义 完善

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被广泛应用于公共行政领域，并发挥出了其作为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民主政府的重要途径的作用，成为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问责在实施过程中，强化了官员的责任意识，达到了推进责任政府建设、促使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忠实履行职责的目的，但也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行政问责制的概念及现状

所谓行政问责制，是指一级政府对现任该级政府负责人、该级政府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我国行政问责制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法律，多是散见于一些规定和条例中。2001年4月21日，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正式实施，2002年的《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对领导干部引咎辞职作了明确规定。2003年因“非典”而颁布实施的《公共卫生突发条例》明确规定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社会有关组织、公民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承担的责任、义务及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2003年8月27日通过的《行政许可法》，明确规定了政府的行政许可行为及违反本法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也专门规定了对有失职、渎职行为的党员干部给予相应处分。2004年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了对决策责任的追究和行政执法责任制，同时在完善行政复议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也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将“权责统一”作为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之一。2006年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则进一步将行政问责法制化和规范化。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2008年2月中央提出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健全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使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有法可依，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完善、进步。

推行行政问责制的现实意义

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人民代表表达人民的意志，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其根本保证是责任政府体制的建立，要求行政机关对权力机关负有严格的政治责任。而行政问责制的启动，不仅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推进民主政治的实现，推动社会进步，而且还对重塑政府责任和形象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

行政问责制的实施，体现了国家机关依法治国、法治行政的原则与精神。自迈耶提出依法行政原则已有百年之久，但依法行政依然是行政法的基本理念。①而且还将继续作为行政法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存在下去。任何行政活动必须有法律依据，任何行政活动也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只要违法就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这是法治社会基本的要求，而不论其身份、地位。因此，推行行政问责制，体现了依法行政基本原则的要求，即权力与责任相一致。

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有利于政府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行政问责制的实施，规范了政府的行政行为，使政府严格依法办事，崇尚宪法和法律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中的权威。这样，政府不至于朝令夕改，每一次的行为也能充分体现民众的意志和保障民众的合法权益，政府守法、诚信，不仅有利于维护其自身的权威，也有利于政令畅通。民众也因政府的守法、诚信，而积极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性，体现其作为社会一份子的重要作用，从而呈现出美好和谐的社会环境。

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和表现。一方面，行政问责制的实施，使得部分违规官员被追究责任，此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民众的响应，密切了干群关系，促使行政管理者认真履行职责。另一方面，从制度设计和目前各地行政问责的实践经验看，这一制度还有利于避免政府职能的官僚化，有利于优化公务员队伍，约束公务员和其他行使行政职权的主体，促使他们真正对人民负责，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对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规范行政问责制的问责主体制度。根据宪法、组织法及相应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不仅有行政机关内部的上级对下级的同体问责，还有人大、政协、民众等异体问责，但目前的问责仅限于同体问责。同体问责因上下级隶属和业务熟悉等原因具有快速高效性，但也因此种关系使得问责易流于形式。为实现向人民负责的目的，体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政治体制，也为建立责任政府、法治政府这一政府机构，在行政问责下，须强化上级监督下级的责任，但不能仅仅是上级对下级，更不能将问责制简单地等同于上级惩罚下级，否则，这样的问责制度将难以实现责任政府的目的。问责制的完善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体现巩固和完善民主政治的目标，将问责制的完善与党内民主的健全和民主政治的建设步伐相联系相协调。也就是说，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强化上级党委和政府的问责责任，并且运用已有的其他制度资源来健全行政问责制，以便建立问责的长效机制。

严格划定行政问责制的责任对象。“权责一致”原则贯穿于行政法的始终。职权与职责相一致，要求在问责时严格划定责任对象范围，即哪些人需要承担公共权力不当使用或者未尽职责的责任。既不能让责任人逍遥法外，也不能让无辜者受罪。授权的范围有多大，就应当在多大的范围内问责。否则，若问责与现实的职责格局不符合，则难以起到问责的真正作用。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法理依据主要是法规、规章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纪律规范，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比较少。再加上，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些职责不够清楚、权限不够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相互推诿，以至于在问责中，具体应当由谁承担责任，模糊不清。因此，考虑到现实的公共权力格局情况，问责对象的范围不能仅针对行政官员，而应按照权责相一致的原则来进行。

确定行政问责制的问责事由及标准。在问责的范围上，主要针对给社会生活造成直接损害的公共事件。对社会造成普遍不满和震动的事件需要问责，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经济、政治等其他领域的过失同样会对社会造成不利影响，也应追究责任。行政问责事由不仅应针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违法行政行为，也应针对无所作为的行政行为。当然，应确定根据事件的严重程度而采取不同的问责措施，以提高问责的规范性和制度化。不能因为有领导关注、媒体报道、网络传播就问责，反之就不追究。应确立行政问责的标准。行政问责标准的确立，可参考行政责任的构成要件，即要求主体有违反行政法律义务的行为，同时在进行违反行政法律义务的行为时存在过错②。但在具体承担责任时，不仅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如动机、目的、事后态度等方面，还应考虑违法行为的情节及后果。

明确行政问责制的问责方式。行政问责制的意义是否能真正体现出来，问责方式的真正落实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一些公共事件的责任人，在事件平息之后，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与追究，逍遥于“问责”之外，而且有的不降反升，这种现象既无视行政问责制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也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这与问责手段方式的不落实有直接关系。因此，强化问责方式的落实，也是完善问责制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而此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完善被问责官员的复出程序，避免将问责流于形式。当然，也不能将被问责官员一棍子打死，永世不得翻身。可根据工作需要，允许其重新参政，在相关部门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下，对实际工作中重新赢得社会尊敬和作出成绩的，予以提拔使用。

完善行政问责程序。我国的问责程序启动之后，听取报告、质询、调查、罢免、撤职、撤销等问责环节缺乏具体执行程序的规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问责要常态，程序要透明。在问责过程中、处理过程中能不能做到公开、透明，给民众一个交代，关系到行政问责的贯彻实施。因此，应完善行政问责程序，使问责公开、公正。

结 语

行政问责制的重点在于预防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及时化解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产生的不良后果。行政问责制的制度化、常态化，使官员能够准确预测自己行为的法律

后果，从而避免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这必将有利于行政之清廉公正，也有利于对民众权益的维护，对法治政府、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单位：焦作大学)

注释

①张树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1页。②应松年：《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392～393页。

第三篇：95分官员问责制的理论与实践——《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一、单选 ( 共 8 小题，总分: 40 分) 1. 2004年1月，密云县迎春灯展踩踏导致多少人死亡?

A.7人 B.17人 C.27人 D.37人

2. 问责制的基本原则不包括下列哪项?

A.坚持严格要求、实事求是 B.权责一致、惩教结合 C.依靠群众、依法有序 D.权力大于法律

3. 我国“共和国罢免第一案”发生在哪个省?

A.河南 B.河北 C.湖北 D.湖南

4. 江西省万载小学发生爆炸事件是在哪一年发生的?

A.2001年 B.2002年 C.2003年 D.2004年

5. 2004年2月，吉林市中百商厦发生特大火灾，造成多少人死亡?

A.35人

B.45人 C.54人 D.65人

6. 我国“共和国否决法院工作第一案”发生在哪一年?

A.1981年 B.1991年 C.2001年 D.2004年

7. 1979年“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事故造成了多少人死亡?

A.27人 B.35人 C.53人 D.72人

8. 对政府部门的计划过程进行评估属于()

A.事前评估 B.即时评估 C.事中评估 D.事后评估

二、多选 ( 共 4 小题，总分: 20 分) 1. 有下列哪些情形时，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

A.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B.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

C.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 D.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规定，导致用人失察、失误，造成恶劣影响的 2. 问责方式包括下列哪些?

A.责令公开道歉 B.停职检查 C.引咎辞职 D.责令辞职和免职 3. 岗位责任包括下列哪些?

A.违法或者不当履行职责 B.不履行职责或者履行职责不力 C.下属违法行使权力 D.下属不履行职责

4. 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人和有关部门正职负责人对特大事故的发生，有哪些情形时应给予行政处分?

A.无责任 B.失职 C.渎职

D.负有领导责任

三、判断 ( 共 8 小题，总分: 40 分) 1. 间接责任大于直接责任。

正确 错误

2. 对已完成的政府项目和结果评估指的是事后问责。

正确 错误

3. 领导成员因工作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职。

正确 错误

4.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第一次被允许在全体会议上向部长们提问。

正确 错误

5. 2001年4月21号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颁布实施。

正确 错误

6. 一叠丢在地铁上的国外旅游帐单被网民曝光，致使江西和浙江多名官员受问责。

正确 错误

7. 徐州市泉山区区委书记董锋被网上举报“一夫二妻”而丢官获罪。

正确 错误

8. 2004年2月，吉林市中百商厦发生特大火灾，造成54人死亡。

正确 错

第四篇：官员问责制的理论与实践——《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考试85分

一、单选 ( 共 8 小题，总分: 40 分) 1. 2004年1月，密云县迎春灯展踩踏导致多少人死亡?

A.7人 B.17人 C.27人 D.37人

2. 对政府部门的计划过程进行评估属于()

A.事前评估 B.即时评估 C.事中评估 D.事后评估

3. 《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意见》要求健全以()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

A.人民群众 B.普通党员 C.基层党员 D.行政首长

4. 我国“共和国否决法院工作第一案”发生在哪一年?

A.1981年 B.1991年 C.2001年 D.2004年

5. 《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要求加快实行以()主要负责人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

A.决策机关 B.行政机关 C.执行机关 D.权力机关

6. 1979年“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事故造成了多少人死亡?

A.27人 B.35人 C.53人 D.72人

7. 问责制的基本原则不包括下列哪项?

A.坚持严格要求、实事求是 B.权责一致、惩教结合 C.依靠群众、依法有序 D.权力大于法律

8. 我国“共和国罢免第一案”发生在哪个省?

A.河南 B.河北 C.湖北 D.湖南

二、多选 ( 共 4 小题，总分: 20 分) 1. 发生特大安全事故，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或者性质特别严重的，由国务院对负有领导责任的()给予行政处分。

A.省长 B.自治区主席 C.直辖市市长

D.国务院有关部门正职负责人 2. 问责的分类包括下列哪些?

A.等级问责机制 B.职业问责机制 C.法律问责机制 D.政治问责机制

3. 2001年重庆市颁布《关于开展安全生产工作的规定》规定的分管领导要引咎辞职的情形有哪些?

A.一年内发生死亡10人以上的事故两次 B.两年内发生死亡10人以上的事故两次 C.发生死亡30人以上事故一次 D.发生死亡30人以上事故两次

4. 有下列哪些情形时，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

A.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B.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

C.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 D.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规定，导致用人失察、失误，造成恶劣影响的

三、判断 ( 共 8 小题，总分: 40 分) 1. 2001年4月21号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颁布实施。

正确 错误 2. 民警违反规定使用枪支致人死亡，对所在单位的直接领导、主要领导予以撤职。

正确 错误

3. 只有做到依法问责，才能避免问责的随意性。

正确 错误

4. 领导成员因工作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职。

正确 错误

5. 对党政领导干部问责不受到问责文化的影响。

正确 错误

6. 南京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因为不当言论被网民“人肉搜索”，搜出他抽天价烟等生活腐化行为，被免职。

正确 错误

7.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第一次被允许在全体会议上向部长们提问。

正确 错误

8. 对已完成的政府项目和结果评估指的是事后问责。

正确 错误

第五篇：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探讨

《新学术论坛》2008.04期

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探讨

陈 云

（西南政府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 重庆 400031）

[摘要]从多次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权力问责”色彩较浓，“制度问责”缺位。这使得一些政府及公务员疏于履行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职能，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必须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激励政府及官员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恪尽职守，以维护公共安全。

[关键词]政府；公共危机管理 ；行政问责制

弗雷德里克.莫舍认为：“在公共行政和私人部门的所有词汇中，责任一词是最为重要的”。[1]按照西方契约理论，政府权利是由人民委托赋予的，政府权力来源于人民。因此，作为权力代理者的政府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了敦促政府切实对人民负责，行政问责制便应运而生。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依法享有问责权的问责主体对故意或过失，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公共危机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人员实施责任追究的制度。目前由于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制度问责”缺位，这使得一些政府及公务员疏于履行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职能，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必须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激励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恪尽职守，以维护公共安全。

一、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的意义

（一）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是实现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目标的需要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目标在于维护公共安全。不少思想家都表达了维护公共安全是国家重要职能的观点。比如，马基雅弗利认为，保障人民的安全是国家的重要职能之一。在他看来，国家的建立，除了战争因素外，人类本身的脆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2]洛克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认为人们通过签定契约，自愿放弃他们单独行使的一部分权力，交给他们中间被指定的人而成立国家的目的在于更安全地保护其财产、生命和自由。然而，国家的应然职责并不意味着政府切实履行了该职责。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在公共领域中的行为和消费者在经济领域中的行为一样，都以利己主义最大化为原则。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职责的严重缺位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因此，加强对政府及官员的监督，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对增强政府及官员工作的自觉性，实现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二）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是构建法治政府的需要

亚里斯多德认为，法治包括两重含义，即“已成文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3]因此，有法必依是法治的重要构成要件。依法行政在我国已成为对政府及公务员行政行为的制度性要求。然而由于受相关制度安排滞后和人治传统的影响，政府的违法行政行为大量存在，若发生在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将会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重大损失，破坏社会的稳定。权力不受制约，会成为专制的工具，而行政问责是制约政府权力的重要手段。因此，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是坚持依法行政，构建法治政府的重要基穿

二、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存在的问题

2003年非典期间，上千名官员因隐瞒非典疫情或防治不力而丢了官位，人民群众拍手叫好。从此拉开了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的序幕。然而，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还很不完善，主要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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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云（1983—），男，重庆忠县人，西南政法大学2007级行政管理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分析。

（一）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人治色彩较浓

表现在，危机事件过去后，政府往往只注重奖励，而疏于问责，是否问责一般由上级领导决定，缺乏正当

的问责程序。问责不公，有的问责客体成为“替罪羊”。有的官员引咎辞职，在舆论压力减弱后，又官复原职或官复原级。纵容了部分官员在危机管理中的不作为行为，增加了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成本。

（二）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体系不够完善

首先，在问责主体上，以同体问责为主。即以政府系统内上级对下级的问责为主，而民意机关、民主党派、新闻媒体和民众等的监督却缺乏“话语权”。其次，在问责客体上，难以确定责任人。公共危机管理的成功应对需要相关部门分工与协调，因而相关部门都有责任。然而，由于我国缺乏常设的公共危机管理综合协调部门，导致权责划分不明晰，因此难以确定问责客体。最后，在问责范围和内容上，问责范围主要局限于社会反应强烈的重特大安全事故，而对一般所谓“些的事故却很少问责，问责成了权宜之计。问责内容较狭窄，主要针对危机事件发生后危机事件处理中严重失职、渎职行为。而对承担公共危机管理预防、预警职责的部门和个人的不作为行为却很少问责。从系统论观点可知，公共危机管理整体绩效的取得离不开任何一相关部门的工作绩效，因此，问责范围过窄不利于公共危机管理整体目标的实现。

（三）公共危机管理信息透明度不高，监督不力

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一些政府官员惯于隐瞒事实真相，垄断公共危机管理信息，报喜不报忧。美国著名行政学家威尔逊认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公共权威将起到权威性评判家的作用。[4]因此，缺乏知情权使公众难以对政府危机管理活动进行评判，必然导致监督不力，更谈不上民主问责的实现。

（四）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表现在，首先，公共危机管理法律法规不够完善。无论是2007年11月1日起生效实施的《国家突发事件应对法》还是各地据此制定的规章、条例等，规定较为笼统，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公共危机管理复杂性、不确定性的要求，但也导致了政府不同部门及人员权责的不清晰。权责不清必然导致问责不明。同时，一些规定会激励政府部门及官员不作为，特别是成了导致政府预防、预警职能缺位和不诚信的制度性原因。最后，行政问责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有关行政问责的规定在我国很多法律、法规和纪律的规定中都有体现，体系庞杂。一些地方政府也制定了行政问责制度，但缺乏统一性和可操作性。建立统

一、切实可行的问责法制是“法治问责”的基础，无统一的问责法制必然导致“人治型”、“风暴型”问责。

三、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对策探讨

（一）培育现代行政问责文化，强化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意识

行政问责文化即问责主体对行政问责制度、问责客体及问责执行情况等所持有的信念、情感、意识和态度等的总和。培育现代行政问责文化，在整个社会中营造浓厚的问责文化氛围，是落实问责制的思想基穿受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和现行制度建设滞后的影响，一些公务员“官本位”思想严重，将公共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责任意识淡薄，缺乏问责习惯。而公民在现有行政管理体制下，监督政府的渠道不够畅通，监督成本较高，导致民众产生政治冷漠感和普遍服从心理，问责意识淡暴因此，要加强对相关公务员的教育，建立责任本位、服务本位、规则本为、义务本位为核心的行政文化，增强其公共危机管理责任意识。要加强全社会问责文化建设，提高全社会行政问责意识，为在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推行问责制营造良好的问责氛围。

（二）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问责体系

首先，在问责主体上，应加强异体问责。异体问责是指民意机关及其代表、民主党派、新闻媒体与社会公众对政府及官员的问责。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主体主要局限于同体问责。缺乏异体问责必然使下级只对上级负责，缺乏对民意机关、社会负责的动力。因此，应加强异体问责，充分发挥异体问责主体的功能，促进政府履行好公共危机管理职能。其次，在问责任客体上。权责明晰是准确确定问责客体的基穿目前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还是一种“条块分割”的模式，没有建立起常设的危机管理部门，这往往导致政府在危机管理中权责不明。因此，必须建立常设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部门，明确其权责，做到权责统一对称。在此基础上，问责的客体不应局限于在危机处理中失职、渎职的官员，应加强对在危机管理其它阶段工作不力和决策失误的公务员的问责。最后，在问责范围上，应扩大问责范围。从目前来看，行政问责还未成为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制度性环节，行政问责的范围还局限于对社会造成重大震荡的危机事件中失职、渎职行为。对影响相对较小的危机事件一般未启动问责制。这使得政府官员习惯于做“太平官”，缺乏忧患意识和

危机感。因此应加大问责范围，激励政府尽职尽责，维护公共安全。

（三）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信息公开制度，加大监督力度

1．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信息公开制度

政府信息公开是构建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按照现代政府理论，人民与政府是一种委托与代理关系。因此，政府的权利来源于人民，人民为了保证政府正当行使其委托的权力，就必需对政府行使权力加强监督。而有力的监督基于准确、全面的信息公开。长期以来，受官本位思想、传统政绩观和处理不确定性事件能力不足的影响，一些政府官员在危机管理中倾向于垄断危机管理信息，隐瞒甚至发布虚假信息。当这些伎俩被民众识破后，往往给社会带来更大的恐慌。因此，要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建立和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同时要完善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新闻发布制度，建立新闻发言人虚假信息发布的责任追究机制，以保障民众的知情权。

2．加大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监督力度

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可知，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会以追求其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动机，甚至导致政府的失败。因此，必须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从我国目前实际来看，首先，要加强作为权力机关的人大的监督作用，保证人大质询权、调查权和罢免权的实现。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保证其监督权落到实处。其次，要加大新闻媒体的监督。马克思把新闻媒体的监督比喻为社会舆论的法庭，认为新闻媒体是人民群众的眼睛，是联系政府与民众的纽带。然而，我国的一些政府官员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害怕”新闻媒体的监督，甚至把记者的依法采访看成是“多事”。因此，必须营造更加开放、自由的新闻媒体监督环境，充分发挥其监督政府的作用。最后，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完善监督渠道，调动民众的监督积极性。

（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1．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法律法规

问责制有效推行的前提是问责客体的权责明晰。目前由于权责不清，导致一些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的过程也成了一些政府部门及官员辩解、推卸责任的过程。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认为，“一项制度安排究竟能否实现其预期功能，在于其提供的激励机制是否能有效激励在制度下活动的人们”。[5]权责不清难以激励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政府及官员避免“集体行动的逻辑”。因此，应根据公共危机管理的特点，细化相关部门的权责，增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激励相关部门切实履行好公共危机管理的职责。同时，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激励政府及官员在危机管理中能够恪尽职守。因此，法律法规的规定应体现对危机管理各阶段责任的平等问责，激励政府及官员做好危机预防、预警工作。

2．完善行政问责法律法规

亚里斯多德认为，“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6]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涉及到行政问责的法律、法规和纪律等，但规定较为抽象，缺乏统一的问责标准和规范，可操作性较差，给“权利问责”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因此，应建立一整套切实可行的问责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对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责任的追究，以维护公共安全和民众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 [美]弗雷德里克.莫舍.民主与公共服务 [M] .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

[2]唐兴霖.公共行政学：历史与思想[M].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

[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商务印书馆，1965.

[4]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5]宋锦洲.公共政策：概念、模型与应用[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