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救济制度研究论文

摘要：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福利政策作为经济政策的附庸，呈现出渐进性、保守性的特征。与传统的社会福利思想不同，“包容性增长”注重福利项目的生产性和投资性取向，认为经济和社会是发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强调发展成果惠及所有社会阶层。“包容性增长”理念从中长期发展战略角度出发，致力于对公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及上游干预，有利于克服政府短期行为等弊端。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我国社会救济制度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我国社会救济制度研究论文 篇1：

三十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

〔摘要〕食货派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之后形成的以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为研究旨趣的学术团体。食货派形成以陶希圣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队伍，注重系统搜集和整理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专题史料，并以此基础，在寺院经济史等方面开辟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领域。

〔关键词〕社会史论战；食货派；社会经济史研究

〔

食货派是活跃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为研究旨趣的学术团体，在史学界有相当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大陆学术界对食货派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的研究仍然十分有限，这一研究现状与其在三十年代的学术影晌是不相称的，因此本文拟就食货派对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理贡献问题作一探讨。

一、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食货派的学术缘起

食货派作为三十年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派别，其形成有着内在的学术渊源，即三十年代以中国社会史问题为中心的学术论战为食货派的形成提供了学术环境和历史契机，从而推动了社会经济史在原有基础上的深化研究。顾颉刚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中评述三十年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成绩”时追溯了食货派的学术缘起，认为“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是随着社会革命运动而兴起的，当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先后，社会主义勃兴于中国，为探索革命的正确前途，一般革命家都努力于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尤其是集中精力于社会经济史分期的讨论，这样就产生了所谓‘中国社会史的论战’”[1](100)。这表明，三十年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与这一时期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学术论战之间有着内在的学理联系。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史研究发端于清末民初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的传入，梁启超等试图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改造中国的传统史学，提出传统史学“因范围太狭，事实阙略，不能予吾侨以圆满的印象”[2](6)，新史学应当突破传统史学“一人一家之谱录”[2](1)的模式。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列举了“欲成一适合于现代中国人所需要之中国史”的“重要项目”，其中包括“经济基件——衣食住等之状况，自初民时代以迄今日，其进化之大势何如?”、“农工商业更迭代嬗以占经济之主位，其推移之迹何如?”、“经济制度——例如货币之使用，所有权之保护，救济政策之施行等等，其变迁何如?其影晌于经济状况者何如?”、“人口增殖移转之状况何如?其影响于经济者何如?”、“与外国交通后所生经济之变动何如?”[2](8)等一系列问题，这实际上提出把社会经济也纳入史家的视野之中。在研究方法上，他在《历史统计学》一文中第一次提出把统计学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同时，唯物史观也在历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中得到运用，“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1](3)。这表明，到二十年代末期经济史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

二十年代末由中共党内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引起社会科学界的关注，并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进一步引发对中国社会史的探讨。1928年10月，“新生命派”的陶希圣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一文，认为“从最下层的农户起到最上层的军阀止，是一个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其庞大的身分阶级不是封建领主，而是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分的信仰的士大夫阶级”[3]。陶希圣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见解，引发了学术界的大争论。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运用唯物史观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肯定了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奴隶制时代，引起强烈的震动和反响，“确是一桩破天荒的工作”[4](313)，托派的李季、陈邦国、王宜昌、杜畏之等以及以中间派自居的胡秋原、王礼锡等也先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论战的主要论题看，核心在于如何通过对大量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对经济史料的考察来证实中国社会的性质。正如主编《读书杂志》的王礼锡在《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中所提出：“经济的结构，是一切精神文化的最基础的结构，要理解中国一切精神文化的结构，必须彻底的理解中国的经济的结构。所以，要理解中国的整个社会，决不能零碎的去理解，而必需先理解其基础，然后能把握其整个”。[5](3）对中国社会性质及社会史分期问题的研究首先是一个经济领域内的问题，要做出站得住脚的结论客观上要求研究者必须用充足的史料进行精细的分析以得出结论。对于这一点，论战的参加者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大量经济史料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然而，论战各方尽管也运用了大量的史料进行论证，但同古史派微观考据和细致研究相比，则显得粗糙简陋。特别是由于中国古代历史相当漫长，史料繁多杂乱而又缺乏系统地爬梳考稽，因此在争论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时存在公式化、简单化的毛病。对于这种重方法轻材料的普遍倾向，当时学术界不少人提出尖锐批评，如冯友兰在为马乘风著《中国经济史》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有感于其缺陷而发出感慨：“现在有些讲历史的人，往往对于史料毫不审查，见有一种材料，与其先入之见解相合者，即无条件采用”；[6](374)钱穆也提出类似的批评：“革新派之于史也，急于求知识而怠于问材料”， “其于史，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7](4)尽管钱穆所言过重，但忽视史料的搜集却是不争的事实。

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期中国思想界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兴趣和愿望，人们不满足于论战中那种粗枝大叶的或公式化的论述，迫切要求在进一步发掘史料的基础上把研究深入下去，从而推进了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直接导致三十年代初中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热潮的出现。当时正当论战高潮之时，王礼锡己经发现论战重论不重史、以论代史的弊病并提出细化研究的愿望，他说：“在这个大问题之下，分为若干问题，每人或每组对于其中的一个问题或几个问题负材料的搜集，材料的审查，以及对于这些材料的组织与问题的试解的责任，然后由大家加以细密的讨论。这样才可以免除‘流于空疏’的毛病。”“我们可以预料着将有一个更热烈的研究空气会为这个论战所诱发。”[5](10)事实恰如王礼锡所希望的，虽然中国社会史论战因1933年9月《读书杂志》的停刊而沉寂下来，但它开启了经济史研究的新趋向，即从理论的争论转入史料的搜求。学术界在论战后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转向史料的搜集整理，食货派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应运而生。作为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平息不久后形成了的一个以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为研究旨趣的学术活动组织，食货派在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史学界较有影响，其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形成。

二、形成以陶希圣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队伍

1934年12月1日，在古史辨派大师顾颉刚的提议下，时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的陶希圣创办了《食货》半月刊，以“中国社会经济史专攻刊物”作为其学术定位， 在二十年代众多的刊物中，陶希圣“所主编的《食货半月刊》更是一个最著名的社会经济史杂志”[8]，为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食货学会会员提供学术交流的园地。同时，陶希圣等还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组建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以北平地区学者为主体，如陶希圣直接指导的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工作的鞠清远、武仙卿、曾謇以及后来与陶希圣有工作关系的连士升、沈巨尘、何兹全等人，在此基础上发起成立食货学会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专业学术团体。食货学会完全是一个学术组织，在其《食货学会会约》第二条明确提出：“凡是志愿或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师友们，皆得任意为本会会员”，会员可以在《食货》上发布在研选题、提出未经研究题目，甚至“研究的心得成绩，互相通知，互相批评”。[9]《食货》的创刊和食货学会的成立使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之间进一步加强了相互联系和沟通交流，其中既有遍及全国各大学和研究部门的学者，还吸收海外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专家，如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专攻唐代经济史的铃木俊教授等，推动了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氛围，后来中山大学法学院等高校也相继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并在《现代史学》杂志开辟“社会、经济史”专栏。

三十年代的陶希圣作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勤于治学，著述丰富。早在二十年代末他就发表了一系列社会史方面的论文，并汇集成《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于1929年初出版。该书出版后立即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并。3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史论战走向低潮之后，陶希圣开始进行经济史的考证与分析，这一阶段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实际上是其二十年代社会史研究的继续与深入。他不仅主持《食货》编辑的工作，而且还是主要撰稿人，自1934年12月创刊至1937年7月停刊，《食货》共出版5卷（每卷12期）零1期，几乎每期都有其撰写的经济史论文，内容遍及中国古代各个时期，如《战国至清代社会史略说》、《十六七世纪间中国的采金潮》、《西汉时代的客》、《盛唐户口较多的州郡》、《五代的都市与商业》、《王安石以前田赋不均与田赋改革》、《金代猛安谋克的土地问题》、《元代佛寺田园及商店》、《明代弥勒白莲教及其他“妖贼”》《顺治朝的逃人及抗充问题》等等。陶希圣以其丰富的著述和在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成为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主要代表。

陶希圣在主编《食货》半月刊时十分注重发掘新人，发表他们的研究作品，从而在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培养了一批青年学术骨干。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何兹全先生就是在此时崭露头角，对其一生的学术生涯产生重要影响。对于在北大史学系的这一段治学道路，他认为陶希圣给予其深刻的影响：“我走上研究中国社会史的道路，是受陶希圣的影响。我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时 （1931-1935年）， 陶先生正在北大教书。他开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社会史的课，我都选昕。”[10]1934-1936年何兹全受陶希圣的影响开始专攻魏晋南北朝隋唐社会经济，撰写《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中国经济》第2卷第9期）、《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食货》创刊号）、《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食货》第3卷第4期〉等论文，在学术界引起广泛注意，并为以后的学术发展奠定基础。三十年代的全汉升就发表了《宋代都市的夜生活》、《中国庙寺之史的考察》《中古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宋代女子职业与生计》等一系列有新意的论文。1949年以后到台湾后，他曾先后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任职，专攻明清社会经济史，出版了《中国经济史论丛》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等重要著作。三十年代另一位成名的杨联升也出版了《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研究》、《国史探微》等重要社会经济史著作，在海外都具有较大影响。

《食货》在其近两年半左右的存在时间内，共发表了包括150多位作者的340多篇经济史论文，深化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培育了一批新人，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的专家。1971年，停刊30多年的《食货》复刊，陶希圣仍然兼任主编。复刊后的《食货》改为月刊，扩大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时间跨度，从以古代为主扩展到包括近现代，在台湾等地仍然发挥重要影响。

三、系统搜集和整理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专题史料

偏重理论而忽视史料是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存在的明显偏向。《食货》在创刊之初主编陶希圣就声明：“这个半月刊出版的意思，在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尤其是正在搜集这种史料的人，把他们的心得、见解、方法，以及随手所得的问题、材料，披露出来。大家可以互相指点，切实讨论，并且进一步可以分工进行。这个半月刊用意只是这样，并不像过去所谓‘中国社会史论战’那样的激昂，那样的趋时。”[11]这表明《食货》的办刊旨趣不同于社会史论战，而是组织、集合研究人员共同致力于中国社会经济史史料的搜集工作。

食货派在史料方面的独特贡献在于拓宽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史料范围，对于这一突出的优点，何干之在回顾与评述中国社会史论战时给予肯定：“《食货》的好处，是向有志于中国社会史的朋友，提供丰富的史料”[4](356)。在三十年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二十四史历来作为研究的基本史料来源，然而，这对于深化研究显然是不够的。中国历来有修地方志的传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卷帙浩繁的地方志史料，其中包含大量有关人口、食货、风俗、财政经济制度等原始记录，长期以来却没有得到史学研究者的重视。对此，顾颉刚曾向食货派提议“从地方志里找经济材料”，陶希圣深表赞同，认为“方志是研究一地的历史的最方便的书”，要注意地方志的经济史料价值，“下功夫从地方志里搜求经济的社会的材料”。[12]他还初步谈了如何搜读地方志的想法：一是“先读有大都会的地方的县志”，如宋代的姑苏志起至于明清的苏州志、宋代的临安志起以至于明清的杭州志，以便从中了解“大都会的发达史”、“从前的大都会的衰弱过程”、“现代大都会的起源及发达经过”；二是“分工的办法”，建议最好是由本省人来读本省的地方志。[12]同时，鞠清远也发表了《地方志的读法》一文，他认为“有许多经济史料，在他处很不易于找到，而在方志书中，可以找到”[13]，从而可以弥补经济史料的不足。由于地方志数量浩繁，通读不易，于是他提议可以先读历史上重要的经济都市的方志、在水路交通线附近的府县方志以及历代重要工业或矿业区域的府县方志。在读地方志时，特别要注意不要忽略了一些不易引人注意的内容，如方志中关于驿路、寺院、庙会、市、集会、水利事项、桥梁建设等内容的记载。陶希圣向读者推荐鞠清远的《地方志的读法》一文并提出：“我们要读的两种基本书，一是廿四史，二是地方志”[14]，要把两者结合起来以扩大经济史料的搜讨范围。陶希圣、鞠清远提出“搜读地方志”的提议在经济史学界引起注意，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汤象龙赞同《食货》提出的利用地方志史料，并进一步提出除了二十五史和地方志外，还可以再拓宽史料搜集范围，如明清两代中央政府的档案、各地方政府的卷宗档册、社会上的各种账簿，如农民或家庭的流水账、店铺的生意账，公司的营业账以及其他关于量的性质的记载，只有这样精细地搜集史料，以精确的史实为立论的根据，“将来也不会发生以前那样空洞的论战”[15]。他还专门介绍了自己正从北平故宫所藏明清档案中摘抄社会经济史资料的工作。在陶希圣的倡导下，《食货》杂志发表了一些有研究深度的利用地方志经济史料而撰写成的论文，如李光信在《食货》第4卷第3期上发表的《山西通志中的山川崇拜》利用山西地方志中的史料，对山川祠庙进行系统归纳，从中概括山西山川崇拜的特点。此外，刘兴唐在《食货》第4卷第8期上发表《福建的血族组织》的论文，主要依据陈盛韶的《问俗录》，并结合《泉州府志》等地方志资料，对清代福建宗族的祠庙和财产、械斗进行了探讨，考察了血族在对于弱小族人的保护和对政府以及官僚的对抗方面所起的作用。

由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在三十年代中期“还在初步”[16]，一般学者想做中国经济通史而不愿做专题研究，其原因在于初学者不了解这一领域的研究动态因而无从下手。这一现象引起陶希圣的注意，《食货》开始有意识地倡导对社会经济史研究作学术史的考察，注重对索引的搜集整理，陆续刊登了近三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已发表有关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论文索引，如《南方各大学杂志中中国经济社会史论文索引》、《北京大学刊物中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史论文索引》、《三十八种刊物中中国经济社会史论文目录索引》、《中国经济社会史重要论文分类索引》等，供研究者选题参考。同时，食货派还搜集整理某些专题经济史料，如在二十年代敦煌文献十分珍贵有限，但食货派仍然不遗余力地多方搜求。《食货》第4卷5期出版《唐户籍簿丛辑》专刊，将当时见于中日文书籍、杂志的二十件敦煌户籍、丁籍收集在一起，这些资料在此后几十年内一直是史学工作者利用敦煌文献的重要史料来源。陶希圣在《小序》指出：“户籍丁籍是多方面重要的经济史料”[l7]，对研究均田制、百姓负担和社会组织都有重要意义。中山大学的曾了若发表在《食货》第4卷第2期上的《隋唐之均田》是最早尝试利用敦煌户籍研究均田制的专题论文，加深了人们对均田制的了解，其研究方法在学术史上亦有积极意义。陶希圣发表在《食货》第4卷第7期上的《唐代管理水流的法令》，利用敦煌写本《水部式》结合唐代文献探索了唐代关于灌溉用水的管理、水碾的管理、河上交通的管理及海上运输的有关规定。此外，《食货》在“研究资料”专栏连载马非百整理的《秦汉经济史资料》十余万字的珍贵史料，内容涉及秦汉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制度、租税制度、奴隶制度、人口及土地等各个方面，这些对于进一步研究秦汉时期和唐代社会经济史奠定了学术基础。

四、开辟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领域

食货派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是相当活跃，不仅搜集整理了一批富有学术价值的经济史料，而且在秦汉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尤其是那些长期以来为学术界所忽视或冷落的某些历史时期，如魏晋南北朝、五代和元朝的社会经济史，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首先，对寺院经济史的研究是三十年代食货派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领域的一项开拓性的研究。

寺院是一种宗教性的社会组织，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是佛、道鼎盛时期，食货派比较早开展对寺院经济的研究，其中三十年代何兹全先生对寺院经济史的研究做出奠基性的贡献。他从社会史的新角度研究寺院经济，在三十年代就发表了《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和《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两篇重要的寺院经济的论文。他认为，从社会史角度看，中古时代的佛教寺院不但是宗教的组织而且是政治的组织，寺院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要全面考察中古中国社会的构造，要彻底了解中古中国社会的性质，必须要把寺院作为一个主要的研究对象。而且因为寺院是披着一件宗教外衣，所以在封建关系的表现上也特别显著，如政权的分割等，在俗界庄园不甚显著， 在寺院便非常显著。对寺院的研究更能使我们容易认识整个中古社会的性质。 寺院经济成为他“研究中国社会史的两翼”[18]之一。此外，全汉升的《中古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鞠清远的《唐宋元寺领庄园研究》，对中古寺院经济的一些问题作了研究。陶希圣的《元代佛寺田园及商店》、鞠靖远的《元代的寺产》还对元代的佛寺田园、商店、寺产问题，搜集了一些史料，作了初步论述。三十年代食货派开辟的寺院经济史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突破了当时经济史侧重士地制度、门阀士族等问题的视野局限，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具有拓荒性质，直至今天，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仍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据何兹全先生1985年6月时统计认为，尽管对中国寺院经济史的研究发端于三十年代中期，但从1934年至1984年近五十年间，学术界对此的研究仍然是薄弱的，以汉唐寺院经济为例，学术界就这个问题发表的论文不过二十七、八篇，其中较有份量的仅仅十七篇左右。[19](1)

其次，深化对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研究。

赋役制度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食货派在古代赋役制度研究的一些选题具有开拓性。在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方面，刘道元在《食货》第1卷第3期发表《商鞍变法与两汉田赋制度》则属较早根据传世文献资料较全面地考辨汉代赋役制度的论文。在唐代赋役制度研究方面，鞠清远的研究比较有特色，他在《唐代经济史》（与陶希圣合作，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唐代财政史》（l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及《唐代的户税》（《食货》第1卷第8期）、《唐代的两税法》（《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6卷第3期）等论著中，对唐代的租庸调、地税、户税、色役、杂儒、两税法和商税等做了较系统全面的阐述，提出不少独立见解。关于魏晋南北朝、元朝的特定人户的社会身份地位及赋役负担役问题的研究，自三十年代即有研究成果问世。如鞠清远在《食货》第3卷第4期上发表《三国时代的“客”》，归纳了“客”的四种构成形式：在《食货》第2卷第12期上发表《两晋南北朝的客、门生、故吏、义附、部曲》，对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客”的构成作了重要补充，指出有平民自卖为客的，如“十夫客”等，文章特别对佃客进行分析；在《食货》第1卷第9期发表《元代系官匠户研究》，引用丰富的资料全面探讨了元代系官匠户的地位、待遇、工作形式等问题。何兹全在《食货》第1卷第11期上连续发表《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分别论述州郡领民、屯田客和军户的赋役负担与身份地位。武仙卿在《食货》第5卷8期和第10期上连载《南北朝色役考》，分析南北朝各种特定人丁所承担的种种名目的特种徭役。

再次，开辟了从社会经济史的视野研究中国古代宗族制度的新领域。

我国率先研究宗族史的是吕思勉先生，他于1929年由中山书局出版了《中国宗族制度小史》，从宗与族的概念入手，论述了大小宗、祭祀、姓氏、谱牒、合族而居、族长与族产、立后等问题。之后，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了陶希圣《婚姻与家族》一书对宗法及宗法之下的婚姻、妇女及父子，大家族的形成、分解、没落作了比较细致的考察。与吕思勉的宗族史研究相比，陶希圣对宗族的研究有其独特之处，即把宗族问题与各时代的生产组织、交换方式、社会关系、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先从生产工具生产力水平着眼，探讨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然后再研究在这种情况下的家族发展变迁。陶希圣这一开创性研究直到今天仍得到后人的充分肯定，冯尔康认为：“此书篇幅不大，但把生产关系演变与家族、婚姻的变化联系一起分析，有一定的深度”。[20](315)其他一些学者还从不同历史时期探讨宗族问题，如北京大学国文系曾謇在《食货》杂志连续发表《殷周之际的农业的发达与宗法社会的产生》、《周金文中的宗法纪录》、《古代宗法社会与儒家思想的发展——中国宗法社会研究导论》等论文，其研究成果超越前人之处在于他借鉴了西方民族学的理论，并使用了金文资料进行研究。关于豪族问题，中山大学的陈啸江《魏晋时代之“族”》（《史学专刊》1卷1期）是一篇较早也较为系统地研究魏晋时期宗族的论文，论述了“族”的来源及魏晋时代重视宗族的原因、势族和寒门、宗族内部生活状态、魏晋人重视宗族的一般情况及入族与出族问 题。专门研究魏晋宗族的论文至今仍然少见。曾謇《三国时代的社会》（《食货》第5卷第10期）考察了当时豪宗大族的活动，认为三国政权的建立，都基于大族的势力。此外，武仙卿在《南朝大族的鼎盛与衰落》（《食货》第1卷10期）对南北朝门阀士族问题也进行了研究。

最后，从都市经济的角度深化了对唐宋时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研究唐代集市的有鞠清远在《食货》第3卷第6期发表《唐宋时代四川的蚕市》指出，唐代成都及其附近的蚕市，有一种是由崇拜圣地而构成的季节性市场，另一种则毫无宗教意义，只是季节性市场。宋代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阶段，不仅有一批人口超过l0万的大城市，还有成千上万小市镇的勃兴。《食货》杂志中发表了若干涉及宋代都市经济的论文。全汉升吸收西方经济理论，包括马克思《资本论》的论述，在研究宋代经济史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他的论文先后编成《中国经济史论丛》和《中国经济史研究》两部论文集，涉及了宋代农业、商业、行会、市场、货币、物价、漕运、经济重心南移、城市、海外贸易、寺院经济等诸多问题，是近代的宋代经济史研究的开创者。

1937年7月由于卢沟桥事件全民族抗战爆发，《食货》在出完第6卷第1期后停刊，食货学会亦解散，尽管后来其成员的政治活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其在推动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的学术贡献却是不可忽视的。正如时人高耘晖在给《食货》的通信中是这样评价：“我以为现在国内对于中国社会史从事研究的人，虽然不少，可是真正有具体组织的，还只是食货学会。事实上，食货学会在现在或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心。”[21]1947年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系统回顾和总结了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发展，对以陶希圣为代表的食货派在三十年代所开创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给予较高评价，认为他与郭沫若是“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陶希圣先生对于中国社会有极深刻的认识，他的学问很是广博，他应用各种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来研究中国社会，所以成就最大”。[l](100)“虽然他的研究还是草创的，但已替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相当的基础”。[1](101)正如顾颉刚所说，三十年代社会经济史研究虽然还处于学科的草创时期，但是与前期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相比，精细的学术研究与考证己经成为一种历史研究的趋势，“已经渐渐脱离宣传革命的窠臼而走上了研究学术的大路，在这点上，陶希圣先生的功绩实丰不可埋没”[1](102）。

〔参考文献〕

［１］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M].胜利出版公司，1947.

［２］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

［３］陶希圣.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J].新生命，1928，1（10）.

［４］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A].何干之文集.第1卷[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５］王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A].王礼锡.陆晶清.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C].神州国光社，1932.

［６］冯友兰.《中国经济史》序[A].三松堂全集.第14卷[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７］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

［８］齐忠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J].燕京社会科学，1949，（10）

［９］食货学会会约[J].食货，创刊号，1934-12-1.

［10］何兹全.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2003，（2）

［11］陶希圣.编辑的话[J].食货.创刊号，1934-12-1.

［12］陶希圣.搜读地方志的提议[J].食货，1934，1（2）.

［13］鞠清远.地方志的读法[J].食货，1934，1（2）.

［14］陶希圣.编辑的话[J].食货，1934，1（2）.

［15］汤象龙.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点认识[J].食货，1935，16）.

［16］陶希圣.编辑的话[J].食货，1935，1（11）.

［17］陶希圣.小序[J].食货，1936，46）.

［18］何兹全.九十自我学术评述[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5）

［19］何兹全.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20］冯尔康等.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

［21］高耘晖.分工研究的方法[J].食货，1935，2（2）.

（责任编辑张北根）

作者：李方祥

我国社会救济制度研究论文 篇2：

包容性增长与我国发展型社会福利政策构建论析

摘要：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福利政策作为经济政策的附庸，呈现出渐进性、保守性的特征。与传统的社会福利思想不同，“包容性增长”注重福利项目的生产性和投资性取向，认为经济和社会是发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强调发展成果惠及所有社会阶层。“包容性增长”理念从中长期发展战略角度出发，致力于对公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及上游干预，有利于克服政府短期行为等弊端。具体而言，我国社会福利政策制定前提应向“社会投资”转变，调节重点应向“初次分配”转变，政策过程和政策形式应向“权威化”转变，运营主体应向政府与民间相结合的方向转变。

关键词： 包容性增长；扭曲发展；发展型社会福利政策；中国社会福利政策转型

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逐渐进入一个瓶颈期。特别是社会利益集团分化加剧、贫富分化扩大等不稳定因素增多，再加上“城乡二元分化”导致的非收入性公共教育、卫生医疗等社会福利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使得本应成为“社会稳定器”的社会福利政策发挥的作用也十分有限。为应对这一问题，2009年和2010年胡锦涛主席先后两次在亚太经济与合作组织的相关会议上提出“包容性增长”的政策理念，指出：“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可以说，“包容性增长”这一政策理念试图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推动社会福利的增长，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因此，从其提出就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这势必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社会福利政策发展取向。

一、“包容性增长”社会福利

政策理念的提出 众所周知，亚洲开发银行针对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扭曲性发展”（即经济增长与贫困扩大并存的“有增长无发展”）的社会现实，于2007年首次提出了“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一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认为，“‘包容性增长’首先应该是和谐增长、科学增长；其次是对低收入人群有利；第三应该有利于社会发展、公共服务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增长。”[2]可见，“包容性增长”理念是反映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与长期贫困现象并存的矛盾日益突出的现实，重新反思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而提出来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理论。其理论内核在于把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实现经济发展”与“全面公平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两大目标有机结合起来。

从历史上看，我们都可以看到“包容性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为了促进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摆脱“拉美陷阱”式的扭曲发展的泥潭[3]而提出的一种新型发展战略。“包容性增长”虽然也关注那些被经济发展忽视的社会群体（城市和乡村贫民、弱势妇女儿童、残疾人等），但其对社会福利的关注不再拘泥于社会慈善和社会治疗，而是主张采取一种更加宏观的视角聚焦于社区、地区和全社会，强调以促进所有人的福利和地区间福利平衡的方式满足全社会的福利需求。“包容性增长”政策理念认为，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以促进公平分配和社会投资的方式推动社会发展（尤其是“益贫式”发展），才可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这一内容与社会政策领域中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是高度吻合的。著名社会政策学者米奇利在《社会发展——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发展观》、安米尼·哈尔、詹姆斯·梅志里在《发展型社会政策》等著作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指出发展型社会政策与此前社会政策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在实现“再分配公平”的基础上，并不拘泥于对再分配的关注，以强调实现消除阻碍公民个人发展的制度性因素，营造有助于公民个人发展的社会环境。更多使用非行政化和市场化的手段，从公民个人发展机会获得和完善公民个人社会支撑网络的角度出发，增进公民个人依靠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而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与机会。所以，发展型社会政策与包容性增长在具体的政策理念上是有一致性的，二者均强调从以下三个方面提高我国社会福利政策水平：一是要增加对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投资，尤其是加大对农村等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弥合由于城乡二元社会导致的社会福利服务的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提高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适应经济社会变迁的基本素质和能力；二是要推动社会福利法制化和权威化，创造平等的社会氛围和公平竞争的社会条件，消除社会不公，进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使得民众在初次分配中就可以获得公平的分配，以减少对再分配的依赖，达到预防“福利病”的目的；三是要不断提高社会福利服务水平和组织体系，从基本生活服务向较高层次的服务转变，并不断健全社会福利服务组织体系的建设，以应对越来越高的社会风险和民众越来越高的个性化社会福利服务需求，防止偶发性社会问题转变为持续性社会问题。

综上所述，发展型社会政策与“包容性增长”理念是相符合的。其聚焦宏观和全民、将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融合，博采众家之长，因而成为与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最具包容性的社会政策理论。因此，“包容性增长”一提出就引发了我国理论界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的反思，尤其是其内部包含的社会福利理念对我国社会福利政策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在“包容性增长”理论前提下，更需要根据我国国情的新变化，分析我国社会福利政策的转型需求。

二、“包容性增长”理念下我国社会

福利政策的转型必要性 在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为了集中一切“人、财、物”力为经济建设服务，我国依托城市单位体制和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确立了广覆盖的、渐进性的、城乡有别的、以“补缺”为主要目标的社会福利政策体系。其所奉行的狭窄的、目标定位式的干预方式，包括诸如社会基金的安全网机制，成为一种风靡一时的短期策略，以应对经济和社会结构调整引起的贫困。但过低的福利保障水平和城乡割裂的保障体制，必然难以满足随着经济发展而日益高涨的社会福利需求，进而带来一系列“发展中的问题”。仅以人均收入为例，1985—2011年间，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比例已经由19∶ 1，上升到344∶ 1（详见图1）[4]，城乡二元分化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又导致了人们在接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机会的不平等，而这样的机会不平等进一步导致收入不平等。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我国社会福利领域出现了转变社会福利政策的迫切需求。

图1 2001—2011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图（元）

（一）社会福利政策目标上的转变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福利政策的目标长期停留在保障“社会稳定、经济效率和有限再分配”之上。采取审慎和渐进的社会福利政策设计，可以有效地降低社会福利改革的风险。但由于社会福利政策对短期政策目标的高度重视，使得我国既没有权威性的社会福利立法，也没有统一的、长远的社会福利规划和权威的社会福利管理机构。缺乏综合性和权威性的《社会福利法》，无法提出凝聚人心的政策愿景，也难以得到广大民众的理解与支持，难免出现“令出多门、相互掣肘”的情况。尤其是随着全球化和地区差异导致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加剧，要求我国社会福利政策目标应向 “实现社会公平”等更为长远的目标转变，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社会福利政策在政策目标设计上的偏差。

（二）社会福利政策作用和需求上的转变

一方面，我国社会福利政策长期以来不能彻底消除诸如城乡二元分化、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已，因此，也就更无法有效消除产生这些社会问题的经济和社会根源。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民众权益意识的觉醒，使得民众有了越来越多样化的社会福利刚性需求。我国已经无法继续以压低社会福利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了。这也说明我国社会福利政策也要根据新世纪以来世情和国情的新变化来调整，向如何消除影响经济社会环境稳定的深层次根源转变，向如何满足民众的社会福利需求与提高民众的受教育水平和工作能力转变，向如何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储备人力资源转变。

（三）社会福利政策实践上的转变

长期以来，一方面我国主张主要通过政府福利行政的形式来提供社会福利供给，对非政府民间组织参与社会福利服务重视不够，福利服务供给渠道过于单一。另一方面，我国补缺型社会福利政策侧重于满足民众最基本的福利需求，难以应对今天我国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现实。因此，在对民生问题日益重视的今天，我国的社会福利政策在实践中，要注意调动全社会的力量（不仅仅是政府的力量），来满足民众越来越高的社会福利需求。

综上所述，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和“人口红利”走向终结的大背景下，我国也面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贫富差距扩大、城乡二元分化和人口结构性矛盾等经济社会问题，成为严重威胁我国经济社会稳定的隐患。所以，为了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变化了的国情，我国的社会福利政策要在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策资源筹措等方面做出必要的转变。

三、“包容性增长”视角下我国发展型

社会福利政策构建的对策 面临2008年经济危机的冲击，尽管我国依然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一系列“扭曲发展”问题在我国应对经济危机时充分暴露了出来。因此，我国不论是出于应对经济危机的需要，还是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都要求用一种新的社会福利政策设计来应对我国社会面临的发展问题和反贫困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型社会福利政策理论突破了此前我国社会福利政策对“公平与效率问题”、“初次分配与再分配问题”的传统认识，提出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缓解社会问题的新认识和新方案，完全符合“包容性增长”的发展理念，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有效途径。因此，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型社会福利政策体系成为我国社会福利政策转型的重要方向。

（一）社会福利政策制定前提由“公平抵消效率”向“社会投资”转变 可以说，我国长期采取的补缺型社会福利政策的初衷，就是对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二者之间关系认识的一个结果。在保证最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的前提下，反对在社会公平领域投入太多的资源以防止影响经济发展，也就造成了我国长期存在的社会福利服务种类单一和供应不足的情况。时至今日，我国急需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因而对劳动力综合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也就要求国家一方面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投入，关注民众个人通过良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直接地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全体民众平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并可以以公平竞争方式平等地获得享受更高层次社会福利服务（接受高等教育、获得社会保障等）的机会。

（二）社会福利政策调节的重点领域由“再分配”向“初次分配”转变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福利政策非常关注的是通过有限再分配手段来实现“社会稳定”的政策结果，“短期性、实物化”的社会救济倾向明显。但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中国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发生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如果初次分配的生产领域不能达到实现公平的目标，只是片面追求效率，而倚重再分配解决公平问题，其结果很可能将会是事与愿违，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都丧失了[5]。因此，“包容性增长”的政策理念强调工作支持和社会投资的重要性，并认为它们可以从源头上预防社会矛盾的激化。因此，社会福利政策就应该重视如何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保障就业机会的公平和促进工作环境的改善，以促进民众的就业能力，进而可以有效保障弱势群体能够获得一个稳定生活状态，甚至使其经济社会地位得以提升。同时，社会福利政策强调以投资于家庭和儿童为重点，包括对贫困家庭、单亲家庭以及家庭破裂或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如妇女和儿童提供帮助或救助等。这些福利措施可以有效提高家庭稳定性，使儿童期可以形成稳定的心理品质、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并获得更好的学习知识和劳动技能的潜力，以完善基层社会“细胞”的形式，从源头上预防社会问题的产生。

（三）推动社会福利政策过程和政策形式的“权威化”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主要依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理念来制定社会福利政策。一方面使我国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形式多数是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甚至是暂行办法、通知和领导讲话的面目出现，并长期存在，这使得我国的社会福利政策的权威性比较差；另一方面，仅有的少数以立法形式出现的社会福利法规多分散于《宪法》、《义务教育法》、《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等不同法律之中，且原则性强、可操作性差。因此，在我国社会福利政策的转变过程中，应该在政策制定环节，从实现社会公平和反对社会排斥的政策目标出发，推动中长期社会福利规划的制定，尤其是要推动《社会福利法》的制定，以确定社会福利领域的“根本大法”。同时，可以依据社会福利法规和社会需求，推动福利行政部门的整合，使得我国社会福利行政体系更加规范化和更加有效率，可以有效地保障社会福利资源的供给和满足全体民众多样化的社会福利需求。

（四）构建政府与民间相结合的福利服务体系

国内外社会福利政策的执行实践告诉我们，一方面以政府为主导的大规模福利计划可以在最大限度上满足民众普遍性的基本福利需求，但难以满足民众多样化和个别化的福利需求，加之难以消除的社会行政效率低下和福利资源的浪费，使得单纯的政府社会福利计划受到诟病；另一方面，民间力量虽然可以满足民众多样化、多层次的福利服务需求，但它们缺乏足够的福利资源和服务能力，难以满足规模较大的福利项目。[6]因此，我国社会福利服务中，既要发挥政府作为社会福利资源的主要筹措者和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供应者的法定责任与能力，也要发挥广大民间组织满足个性化、多层次社会福利服务的能力。可以更多地使用“政府购买社会福利服务”的市场化运作形式，实现政府掌握的福利资源与民间组织福利服务能力的有效结合。

综上所述，在“包容性增长”政策理念之下，我国的社会福利政策设计必须要注意避免两个倾向，一个倾向是只顾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而忽略了增长成果的共享，另一个倾向是过度依赖再分配手段实现社会公平。因此，在我国既要借助经济增长创造大量的就业与发展机会的方式，在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分享；还要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机会平等的方式，实现全体民众可以公平地参与经济社会生活，实现公民个人的可持续发展。

[1]胡锦涛.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的致辞 [EB/OL]. （2010-09-16）.http：∥theory.people.com.cn/GB/12749262.html.

[2]王红茹.什么是“包容性增长”[J].中国经济周刊，2010（38）：39.

[3]米奇利.社会发展——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发展观[M].苗正民，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4.

[4]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12-02-22）.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120222_402786440.htm.

[5]周晓焱，张建华.包容性增长视角下的中国发展型社会福利政策论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114.

[6]安东尼·哈尔，詹姆斯·梅志里.发展型社会政策[M].罗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7.

（文字编辑：王才章 责任校对：王香丽）

作者：周晓焱　东波　王威

我国社会救济制度研究论文 篇3：

我国现行社会保障体系的缺陷及其完善对策

摘要：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受制度理念的制约，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缺陷。社会保障的本质在于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服务，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设计应当突出“为人性”的理念。以反贫困和风险控制为基本任务，以促进公平为价值追求，以提升人的发展能力为核心要务，在此基础上加快解决城乡二元分治的社会保障结构问题，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平等地享受社会保障。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保障机制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国家或政府为了推动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正而进行的一项制度设计与安排。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全体社会成员能够享受全面普适的社会保障，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也是改善民生的重要手段。当前国内学者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进行了深入研究：郑功成(2005)指出要尽快弥补社会保障制度的缺漏，推进社会保障体系一体化、完备化。袁泽春(2006)分析了社会保障制度选择的重要性，认为尽量让制度兼顾不同社会群体的要求，不要出现制度碎片化。陈怀远(2007)认为应实行普遍的福利保障制度，社会保障的市场化、社会化改革必须以实现社会公平为前提。杜江峰，王继新(2007)提出要以人为本，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立法进程，实现社会保障的法制化。赵冰(2007)提出要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将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城乡并重地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确实解决三农问题。上述研究为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借鉴。进一步从深层次的理念层面剖析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设立初衷，可以更好的理解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弊端，明确完善的对策与方向。从宏观上说，社会保障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必要条件；从微观上讲，社会保障是对个人生存能力的恢复和维系，对发展能力的重建与扩展，这是社会保障的本质所在。本文尝试从人的生存与发展视角，重新审视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目标和构架，探讨建立符合人的发展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

二、我国现行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缺陷

社会保障在本质上是为实现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服务的，“为人性”是它的根本特性，所谓“为人性”指的就是社会保障体系设计应当突出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本。以人的生存与发展为基点，审视现行社会保障体系的产生与发展，可以发现其在诸多方面还有待完善。

1、制度理念没有完全体现“为人性”的本质要求

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它是被视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项配套政策措施而存在。这种背景和理念下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从一开始就背离了社会保障“为人性”的本质。客观地说，当初的社会保障改革对安置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对于非国有部门职员以及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民工的适应性却很差。应当承认，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解决大多数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它是为国有企业脱贫减负服务的。这种设计理念的偏离，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一种缺陷。可以认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其他方面的不完善，都是根源于这一理念的错位。

2、以往的社会保障体系有些内容影响了我国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发展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从建立伊始就呈现城乡二元分治的特征。从社会保障的内容看，城市已经建立起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保障内容已经涵盖了城市居民基本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广大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最终确立起来，许多地方的基本保障仍然处于起步或者空白状态。从社会保障的水平看，我国城市的社会保障水平也远远高于农村。此外，不同性质的单位之间社会保障待遇悬殊。社会保障待遇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以及其他劳动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别，这种差异在养老保障、医疗保险等方面表现最为突出。以养老保障为例，整体而言国家机关以及享受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其职工的退休工资要远远高于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而在广大的农村，农民的养老基本上还处在家庭养老阶段。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不同性质单位间社会保障待遇的巨大反差，是影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性和普适性的最重要因素。

3、社会保障体系运行成效不高

社会保障的基本功能是保障社会成员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由于制度缺陷，许多身居农村处于边缘境地的老人、儿童、残疾人等无法享受到低保，生存处境依然艰难。除贫困地区和边远农村外，我国中西部城市中也存在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游离于社会救助之外。如何做到社会保障的广覆盖，特别是把农民工、个体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都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实现“应保尽保”的目标，这是真正发挥社会保障的制度功能的关键。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覆盖率有待提高，而且由于社会保障待遇在不同地区和行业之间的差异，反而加大了原本存在的贫富不均。我国社会保障政策多是立足于缓解贫困，并没有将缩小收入差距作为制度的目标，这在客观上弱化了其缩小贫富差距的功能，制约了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绩效。

4、社会保障的可流动性不强

增强社会保障的公平性、适应性、流动性和可持续性，是十二五期间我国社会保障发展的总体目标。公平性就是要解决社会保障的差异性问题，实现社会保障的广覆盖和缩小水平差距。社会保障只有达到了基本的公平，它在全国范围内流动的障碍也就基本解除了。当前社会保障的适应性差，主要表现就是它不能适应流动人口的需求，不能协调不同地区社会保障存在的差异。适应性要解决的就是社会保障的开放性，一个开放的社会保障体系必然是可以流动的，能够促使社会保障关系在各地区之间自由流转。从人的自由与发展视角来看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意指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应当蕴含合理性内质。从中国当前的实际来定义社会保障的合理性，制度的公正是固有的内容，而对社会保障的可流动也是必然的要求。社会保障关系只有可以流动了，这项制度才有了活力，而不是成为人们自我选择的羁绊。

5、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责任不清

社会保障产品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划分，是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核心问题。社会保障是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并且政府又是社会保障资金的重要提供者，因此，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分配，促进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制度化，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由于制度的原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需要承担的责任划分并不清楚，不仅降低了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效率，也影响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三、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对策建议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应当在以保障人的生存，促进人的发展为理念，以构建城乡平等、全面覆盖为基本目标，以满足所有社会成员基本生活需求为最终落脚点的基础上，全面推进。

1、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基本目标

社会保障体系设计必须以公平、高效、充满活力以及社会和谐为指向，不断扩展保障项目，提升保障水平，以普遍提高人们的生存质量，实现社会成员的自由全面发展。具体来说，新型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包含以下目标：

第一，初级目标反贫困。贫困依然是制约我国弱势群体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广大农村贫困标准偏低，贫困现象更是突出。在城市也没有确立权威的贫困标准，而且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也日益凸现。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基数来估算城乡贫困线的水平，2006年城乡低保标准分别占当年人均收支均值的17.3％和23.7％，2007年城乡低保标准分别占当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5.9％和20.3％。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民众收入中位数的30％为极端贫困标准，我国的低保水平当属极端贫困线。社会保障反贫困实际上就是要解决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需求，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弱势群体再社会化，避免他们因贫困而导致的与社会的“断裂”。

第二，基本目标抵御风险。养老、疾病、失业、工伤等社会风险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制约人的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家庭和单位抵御风险能力的逐步弱化，仅靠个人已经无法防范这些潜在风险。通过社会保障抵御社会风险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遵循科学发展观，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重视对风险防范功能，使社会风险得到有效管理和控制。

第三，重要目标促进平等与迁徙自由。公平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之一，当前我国社会的最大不公平表现在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巨大差异。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公民的迁徙自由权，致使社会成员在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不平等的待遇。迁徙自由是人身自由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公民追求幸福生活、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条件，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意味着人们不仅在国内可以自由选择工作和生活地点，而且出国境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情况也日益增多。只有确认公民的迁徙自由权，消除依附在户籍关系上的各种社会经济利益，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服务体系，才能最大限度的保障人的自身发展，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收入差异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也是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运行的必备条件，但这种差异一定要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财富分配的极大差异不仅会抑制公民的基本需求和经济发展的活力，更是社会矛盾冲突的根源。社会保障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方式与手段，其基本功能就是维护社会的平衡和稳定。因此，社会保障的重要功能在于纠正市场规则所主导的一次分配的不公平结果，实施收入再分配，消除绝对贫困，缩小贫富差距，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的相对公平。

第四，最终目标提升人的发展能力。人的发展能力主要包括人的理性能力、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和劳动能力等，其中人的劳动能力具有根本和基础性作用。社会保障就是要对意外事故中的不幸者进行救济，为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为患者提供医疗保障，消除各种危及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社会风险，恢复他们的劳动能力，充分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保障所有国民享有平等的生存救济权，还要保障所有国民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即平等的享有受教育权、就业权和其他各种发展机会，使全体社会成员各尽其能、充分发展。

2、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内容

在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之初，其主要使命在于为社会成员的生存提供制度层面的保障，当生存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发展则成为人们现实的渴望，社会保障的主要功能也必然由保障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转为促进社会成员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应当在保障民生、促进发展的总体思路下进行制度创新。

第一，建设基于平等理念的社会保障体系。随着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发展，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加，现有的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系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整合，特别要加快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使其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接轨，同时要将农民工及其子女逐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范围内。只有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十二字方针，综合考虑城市、农村和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确实维护社会成员的生存与发展。

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就是实行相对统一的城乡社会保障标准。目前，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事业主要由地方政府和村集体承担，现行财政税收体制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越是欠发达地区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越大，社会保障制度很难取得成效。因此，必须统一全国的社会保障标准，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转移支付，缩小城乡社会保障的差距。

第二，完善基于生存价值的社会保障体系。贫困和各种社会风险都会引发社会成员的生存危机，社会保障主要是通过实施反贫困措施以及风险控制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化解社会成员的生存危机。

反贫困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主要包括社会救助制度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当前我国农村贫困与城市贫困问题并存，政府应该针对所有城乡贫困人口建立统一的救助制度，包括救助对象、救助标准和申请审批等环节，最大限度地覆盖尽可能多的城乡贫困居民。与此同时，积极推进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修改和完善低保法律、法规，扩充低保资金来源渠道，形成稳定的保障机制，健全低保配套项目，减少低保群体的医疗、教育成本。

风险控制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针对社会风险的复杂性，全面建立和完善面向所有社会成员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风险控制网。在养老保险方面，进一步开发劳动力市场，增强就业容量，逐步建立养老基金完全个人积累制度，做实个人账户，化解隐形债务，强化养老基金运营管理，实现保障基金保值增值，稳妥推进农村养老体制改革，发展商业养老，完善养老保险体系。在医疗保险方面，继续扩大基本医疗覆盖面，实行基本医疗保障强制性参保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特别关注贫困人群的基本医疗保障，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确保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在失业保险方面，转变失业保险理念，实现失业保险与促进就业有效结合，引导失业保险与社会救济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效衔接，明确失业保险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原则，提高失业保险的统筹层次和覆盖质量。在工伤保险方面，建立预防为主，兼顾康复的保险体系，突出对高危行业和特殊人群的工伤保险机制的完善。

第三，基于发展价值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约人的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对于公民个人而言，最直接的就是因严格的户籍制度而失去的迁徙自由和教育福利的不公平。从保障公民的发展权利出发，社会保障体系应在以下方面加强建设。

发展教育福利，确保教育公平。我国教育公平和福利的缺失主要表现在农村义务教育资源的严重短缺和不同地区间不平等的教育福利。国家要最大程度实现教育福利的公平，增加社会保障对教育的

投资，确保教育投入不受财政状况的影响，实现国民义务教育的福利化，推行各种教育援助计划，提供惠及全民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并最大限度的保障教育机会的公平，以增强社会成员的发展能力，缔造起点公平，实现社会和谐进步。

实现社会保障的可流动性，促进迁徙自由。社会保障是实现迁徙自由的物质基础，建立可流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促进迁徙自由的重要举措。因此，进行以迁徙自由为导向的社会保障改革，就是要实现社会保障的可流动性。建立统一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做到社保基金全国累积计算，是其中重要的措施。在此基础上，重点完善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统一的城乡基本保险制度，实现社会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衔接。

3、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运行的保障机制

首先，明确各级政府的社会保障责任。在社会保障立法方面，中央政府负责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立法，确定社会保障的基本原则、制度框架和运行规则。地方政府在中央立法的指导下，制定地区法规及实施细则，并承担具体实施责任。在财政责任方面，中央政府应对公共基本养老保险负责，失业保险与医疗保险则由地方承担，中央政府主要是制定规则来引导其发展。中央政府要兜底农村医疗保障，承办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事业。对于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经常性的救助项目和一般意义的社会福利，主要应由地方政府提供，中央政府应对社会救济负最终责任，并承担军人的有关社会福利待遇。另外，要逐步完善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共同发挥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在社会保障地区均等化方面的作用。

其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筹资机制，确保充足的资金来源。总的方向是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与个人共同筹资的资金分担机制。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最主要的矛盾表现在养老金运营与管理上。由于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的混账运行，养老保险基金的绝大部分都是用来保证支付当年的养老金，严重透支了职工的个人账户，致使个人账户只是名义上的空帐，没有形成实际积累，这是目前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一本支出所带来的新的缺口和风险。要做实个人账户，就必须废除现行的现收现付制，实现完全意义上的个人积累制。对于“新人”建立完全的个人账户，确定合理的积累率，把单位和职工缴纳的保险金作为个人的养老储蓄，如数存入个人账户，将来完全凭借个人账户的积累额领取养老金，实现个人自我养老保障，避免产生代际冲突。完全积累制可以提高个人缴费积极性，并且账户资金可以交予专门的机构进行投资管理，达到保值增值。

四、结语

社会保障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保障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是我国现阶段民生建设重要内容。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国家长治久安、人民生活幸福、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社会保障体系，应当坚持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的并重原则，重新定位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功能，切实加快解决城乡二元社会保障结构问题，重视教育公平和福利，明确各级政府的社会保障责任，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城乡居民平等享受社会保障，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适应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

作者：项益才 吴中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