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济制度论文范文

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救济制度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对我国离婚制度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但是，婚姻法修正案施行以来，离婚救济制度在实践中的适用却不尽如人意，在此，笔者通过对离婚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分析，期望引起更多专家、学者乃至立法者们的关注，能够进一步完善离婚救济制度，加强其在实践中操作性，使其能够真正实现扶助离婚时弱势一方的目的。

第一篇：救济制度论文范文

无效行政行为救济制度刍议

摘要：无效行政行为的救济机制不仅关系到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而且直接关系到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目前，我国相关法条中明确了“确认无效之诉”这种判决形式，但对于行政相对人来说，缺乏完善无效行政行为救济制度，权益仍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本文旨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分析无效行政行为救济制度建立的必要性级及现行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通过赋予公民一定的抵抗权，建立专门的无效行政行为之诉及诉讼中止执行制度，来完善我国无效行政行为救济制度，以约束和规范行政主体正确行使行政权力，实现合法行政与合理行政，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实现法治国家建设。

关键词：无效行政行为;确认无效;抵抗权;专门诉讼

作者简介：黄芸芸(1989-)，汉族，湖北襄阳人，广西大学法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法。

在我国，无效行政行为最早可以追溯到1983年，行政法学者王珉灿先生在其《行政法概要》一书中，将无效行政行为界定为“无效的行政措施”，意指“没有采取过的行政措施，也就是行政行为不存在”。90年代以来我国行政法学有了长足的发展，《行政处罚法》对于无效行政行为也有了初步的规定，即“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直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7条第2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的判决……(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的。”我国对无效行政行为才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和研究。虽然我国法律制度上有行政行为无效的提法，也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行政相对人对无效行政行为的抵抗权，但缺乏系统完备的救济制度，使得法院往往以“确认无效”来结案，相对人的权利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一、建立无效行政行为救济制度的必要性

应松年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一书中写到：“行政行为无效的法律制度，实际上是在法律上赋予人们直接根据自己对法律的认识和判断，公开无视和抵抗国家行政管理的权利”。这一制度旨在保护公民权益，约束行政权力。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始终处于天然的不平等状态。行政主体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处于主导地位，行政机关运用强制力，迫使相对人履行义务的情况时常发生。导致很多无效的行政行为也被强制执行，给相对人造成损失，但应缺乏完善的救济制度使得相对人在权益被侵害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一方面，从该制度的作用来看，建立无效行政行为救济制度既可以对行政权力进行更有效的监督，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职权，又可以给予行政相对人更强劲、更有力的救济，运用司法权力来监督行政权力的运行。对于具有明显瑕疵的重大违法行政行为，运用司法权力来否决无效行政行为的效力。这样可以促使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的时候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更自觉地遵守法律赋予的行政权限，按照法定程序和规则去行使权力，以实现行政法治，提升政府的执政能力。

另一方面，从救济制度建立的目的来说，给予因无效行政行为而受到侵害的行政相对人提供更完善、更有力的对于救济手段，来保护其合法权益。现在的中国已进入一个权力本位的时代，公民开始积极的关注并维护自身的权利，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由于法治的不健全，通过现有制度内的途径解决纠纷维护权利成本高昂，特别是对于行政行为，官民纠纷之类，现有制度很难产生实际效果，信访不信法、暴力抗法行为时有发生。因此通过立法建立无效行政行为特别的救济制度，赋予公民对无效行政行为的适当抵抗权，并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制，十分必要。

二、无效行政行为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

从我国的《行政处罚法》和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来看，我国司法实践中虽然确立了“确认无效”这一判决形式，也明确赋予了相对人对于某些行政行为的抵抗权，但是无效行政行为制度在我国仍处于构建阶段，许多问题仍旧为解决。

首先，对于无效的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救济的程序和期限并未做特别规定。只是适用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这中常规的事后救济，需要先有行政机关违法，公民权益受损，再进行救济的传统方式，导致公民明知行政行为重大违法且无效还必须去执行，给公民权益损害之后，再去救济的模式严重浪费了行政资源也损害了公民利益。其次，虽然“司法解释”第57条有了“确认无效”这一判决形式，但我们也应看到之一规定的漏洞，即把确认无效判决与确认违法判决并列，无效行政行为概念不清，行政行为无效与行政行为不成立、可撤销行政行为、违法行政行为之间一直被混用，在诉讼程序上也没有差别。确认无效判决在实践中完全往往被撤销判决或确认违法判决所替代，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确认无效判决形式的随意适用使行政相对人对权益大打折扣。

我国关于无效行政行为救济方式和救济程序的相关规定十分欠缺。从立法上来看，我国相关法律并未规定无效行政行为的具体范围、适用情形等基本问题;从实践来看，因无效行政行为发生纠纷进入诉讼阶段，原行政行为是否应当继续或是停止执行、无效行政行为的诉讼时效如何规定、在进行无效行政行为诉讼中，举证责任该由谁来承担等一系列问题，现行立法均未有明确规定，使得该制度在实际适用中困难重重，急需完善。

三、现行无效行政行为救济途径的利弊分析

(一)公力救济

公力救济是指权利人通过法定程序请求国家公共权力机关对其权利进行保护的一种方式，它是国家公共权力渐趋发达，法律日趋完备的必然产物。行政法作为公法领域，公力救济最重要的一种救济方式。

具体到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以及申请国家赔偿是公力救济的有效途径。在我国，虽然相关司法解释增加了确认无效之诉这一判决形式，但该规定笼统的将无效行政行为等同于一般的瑕疵的可撤销行政行为，但是却忽略了无效行为和可撤销行为在救济程序上重大区别，因此建立无效行政行为特别确认程序十分必要。明确认违法和确认无效这两种判决形式的具体适用情形，对于无效的行政行为实行专门的确认程序，来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二)私力救济

私力救济，指当事人的权利遭受侵害时，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或私人力量，来维护权利，解决纠纷。私力救济一方面，是一种落后、不文明、原始的纠纷解决方式，是在人类早期社会生产力低下，物质经济生活不发达的时代常用的纠纷解决方式，带来的更多的争端、矛盾。但私力救济在某些时候比公力救济更方便直接、更具实效性，并且这种方式成本低、效率高，因而人们更容易接受。

对于无效行政行为的救济，公力救济始终应当处于主要地位。然而，公力救济是一种事后救济，大都在行政行为发生效力之后，相对人权利受损后才寻求补救的一种方式，具有滞后性。然而行政程序的繁琐性必然导致“迟来的正义”，这种正义往往会给相对人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私力救济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在行政行为明显违法并严重侵犯自己权益的时候，公民无法及时寻求公力救济防止损失扩大时，依然强行规定相对人法定期限内去诉讼或复议才能维权，必然导致不必要的扩大损失。法律赋予公民一定限度的消极抵抗权，可以减少或避免公民权益遭受不必要的侵害。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私力救济也会给相对人也带来风险，相对人由于专业知识的欠缺，对于什么样的行为是无效行政行为并不能很好的判断，由此也会导致行政行为权威和效率的缺失。因此，法律在规定无效行政行为应明确其确定标准。

四、构建无效行政行为救济制度的建议

行政行为的公定力主要是为了维护行政权威和效能的需要，而无效行政行为制度的确立主要是为了维护行政法治，保护相对人的正当权益。所以，在构建无效行政行为救济制度时，应最大限度地保护相对人的正当权益。我国当前并没有完整的无效行政行为救济制度，实践中对违法行政行为，仍旧是“不成立”“无效”和“撤销”滥用的现象。因而完善我国无效行政救济机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出发：

(一)建立专门的“无效确认之诉”

我国行政诉讼中应确立“请求宣告无效之诉”制度。即对某些行政行为是否无效进行专门审理，并且这种审理方式应当程序简单，期限短且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并且立案门槛低。通过复议机关或人民法院进行审理确认并宣告无效来解决争议。

(二)明确举证责任划分

在行政关系中，行政主体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显然长期位于优势地位，公民作为被管理者，处于弱势地位，因而在分配举证责任时也应充分考虑实际情况，对于举证责任的承担双方应有所不同。行政相对人需对该行政行为无效提出初步的理由，行政主体则应就理由是否合法正当等事项承担举证责任。行政主体承担证明其行政行为合法有效的责任，相对人承担初步举证的责任。因为行政主体有义务证明其行为合法有效，同时给予相对人一定的举证责任该既有助于规范行政相对人抵抗权的行使，又能节约诉讼成本。

(三)确立“合理质疑必答复”制度

“合理质疑必答复”是指行政相对人拒不履行行政机关赋予的行政义务是，对于行政行为的效力提出合理的质疑时，行政机关及时对该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评判，并在法定期间内答复行政相对人。这是给予行政机关的义务，促使行政机关对行政行为负责。一旦发现质疑合理便可以自行终止行政行为的执行或是纠正错误的行为，从而避免严重法律后果的发生，实现合法合理的行政。但对行政相对人提出质疑也应加以必要的限制，必须要有一定的证据和理由，不能无故抵抗，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才能防止相对人滥用抵抗权，干扰行政行为。

(四)确立诉讼中止执行制度

在我国行政诉讼中，长期采取的是“诉讼不停止执原则，停止执行为例外”的处理方式。诉讼中止执行制度是指当行政相对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无效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或是复议时，法院应裁定停止执行该行政行为，在无效行政行为案件审理终结之后，如果该行为被判定有效，则恢复执行;如果该行为被判定无效，则应终止执行。因为一旦争讼中的行政行为继续被执行，事后该行为又被做了无效的判定，行政机关必须将已执行的财产返还给行政相对人，对于无法返还原物的，相对人则必须通过国家赔偿程序要求行政机关给予相应的赔偿。这大大增加了行政成本也不利于相对人权利的保护，降级行政效率，增加了“官民”矛盾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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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贺爱英.论构建我国无效行政行为制度[J].行政法研究，2011(12).

作者：黄芸芸

第二篇：我国离婚救济制度剖析

摘 要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对我国离婚制度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但是，婚姻法修正案施行以来，离婚救济制度在实践中的适用却不尽如人意，在此，笔者通过对离婚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分析，期望引起更多专家、学者乃至立法者们的关注，能够进一步完善离婚救济制度，加强其在实践中操作性，使其能够真正实现扶助离婚时弱势一方的目的。

【关键词】离婚救济;家务补偿;离婚损害赔偿

离婚救济是指在离婚时对弱势方的一种经济补偿，也是对违反婚姻家庭义务一方的经济制裁。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规定的离婚救济制度，在对原有经济帮助制度修改完善的基础上，增补了家务补偿和离婚损害赔偿两项内容，加强了对离婚时处于弱势方的帮助，但是，笔者认为，从十多年的实践来看，其适用中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 家务补偿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第40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这是我国第一次在法律上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这一规定有着里程碑意义。遗憾的是，实践中并未能真正发挥出这项规定的作用，笔者认为，这一规定存在以下问题：

1.1 调整范围狭窄

按照这一规定，适用家务补偿的前提条件是双方依法用书面形式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即夫妻实行的是分别财产制。正是这一严格条件，导致其调整范围过于狭窄，实践中，真正需要承认一方家务劳动价值的夫妻往往并没有约定实行夫妻分别财产制，因此在离婚时根本无法对其家务补偿，这一规定成为一纸空文。

1.2 操作性不强

婚姻法关于家务补偿，仅有一条规定，对于如何认定“付出较多义务”，如何认定是否需要家务补偿，如何补偿，补偿的数额如何确定，都没有作出具体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一)、(二)、(三)也都没有作出相应解释，因此，此条规定在实践中操作起来也很难。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建议：

1.2.1 放宽家务补偿的条件

不管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实行的是共同财产制还是分别财产制，离婚时都应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从事较多家务劳动的一方依法予以补偿。

1.2.2 完善立法

立法机关应当尽快完善细化这一规定，对家务补偿的具体条件、补偿方式、补偿数额作出具体规定，以利于司法实践中具体适用。

2 经济帮助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对原有的经济帮助条款作了一定修改，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另外，司法解释(一)第27条也作出了解释： “一方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 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 离婚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应该承认，与以前的规定相比，经济帮助相对具體化了，但是，笔者认为，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2.1 经济帮助的标准太高

按照法律规定，经济帮助的条件是一方生活困难。对于如何认定“生活困难”，司法解释规定为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 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这种标准导致实践中只有极个别当事人才可能得到一定的经济帮助。但笔者作为律师通过业务活动发现，我国现阶段婚姻模式是一方在外打拚，一方全职在家，尤其是多数是女方放弃自己的就业培训机会和发展空间，作为家庭妇女在婚后长期全身心照顾配偶和子女，如果丈夫提出离婚她们大多年龄已届不惑，再就业能力欠缺，此时再重新参与社会的激烈竞争十分艰难，这会导致她们的生活水平会急剧下降，处于生活困难的状态。

2.2 经济帮助的期限、方式未作具体规定。

婚姻法对于经济帮助，仅规定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司法解释(一)有规定，离婚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至于是否可以采取其它给予方式以及给予期限等均未作出具体规定，因此，此条规定在实践中同样操作性不强。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建议：

2.2.1 降低经济帮助的标准。

离婚后没有住处，属于生活困难的一种情况。另外，还可能存在其他一些生活困难的具体情况。目前有许多学者建议将我国的“生活困难”标准改为“原有生活水平标准”，笔者也赞同此种观点，这样可以对那些以牺牲自我发展机会为代价，为家务作出重大贡献的弱势一方给予公平和鼓励。这样也才符合《婚姻法》鼓励人们缔结婚姻，为家庭尽责任尽义务法制理念。

2.2.2 细化经济帮助的权限、方式

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离婚帮助方式。在国外，不少国家通过设立离婚扶养制度对弱势方进行补偿，离婚时，一方对弱势方支付扶养费、赡养费，一般参考以下情况：双方当事人的收入和财产，婚龄长短及双方年龄，健康状况，需要自立一方目前和将来的能力，使一方自立所需期限和培养费，婚姻期间确立的实际生活水准，需要扶养一方作为配偶对家庭所作贡献等，由此确定具体支付的期限和标准。

3 离婚损害赔偿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施行以后，我国在认识和处理离婚问题上有两个比较大的变化：一是由禁止离婚转向许可离婚，这种转变有观念上的改变，更体现在立法中。二是离婚的条件是婚姻关系破裂，双方无法共同生活。引起婚姻关系破裂，可能双方都没有过错，也可能是一方的行为伤害了婚姻的基础，但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只要婚姻破裂，就应当解除婚姻，哪怕是受害方不同意离婚。对受害者的弥补不再像以前那样把离婚作为惩罚手段，而应该通过经济的方式。因此，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新增加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因夫妻一方的特定行为导致离婚的，他方可请求损害赔偿。

《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1)重婚的;(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实践中存在以下问题：

3.1 法定理由太过狭窄

第46条规定了四种损害赔偿法定事由，多数学者认为太过狭窄。实践中，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严重侵害无过错方权益的情形多种多样，比如一方配偶欺骗对方，将与他人发生性关系所生私生子交由自己配偶抚养成人。第46条采用的是绝对列举的方式，只有列举的4种情形才可以要求损害赔偿，当不在列举范围的其它情形的过错出现时给配偶造成的伤害没有办法要求损害赔偿。

3.2 取证艰难索赔不易

从实践来看，目前离婚案件要求损害赔偿的，大多是以过错方存在外遇情形为理由。但外遇情形本身是隐蔽或无固定住所的，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所以无过错方很难提供确凿证据。另外，有的当事人为了取得证据，采取跟踪、偷拍等手段掌握了一定的证据或线索，但却可能因取证过程不具备合法性而得不到法官认定和采纳。再者，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非法定的三种证据，法官不得主动调查、收集证据，这样会导致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请求得不到法律的支持。

3.3 损害赔偿的标准不明确

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规定离婚损害赔偿的具体标准，导致实践中法官操作难。这一制度施行以来的调查数据显示，很多案件当当事人及其律师花费大量的人力和金钱取得符合损害赔偿条件的证据后，就算法院最后支持当事人的损害赔偿请求，但实际上判决的赔偿数额却极少，不仅不能对无过错方所受到的伤害进行经济补救，很多时候连取证成本费用也难以弥补，更谈不上对过错方违背婚姻义务予以惩处。这种情况与损害赔偿没有明确具体标准，法院在赔偿数额上保守、不敢大胆判赔是分不开的。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建议：

3.3.1 扩大法定理由范围

笔者认为，对损害赔偿的法定理由，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细化一些实践中常见的过错情形，另外，再增设一个概括性条款，采取列举性条款与概括性条款相结合的方式，这样可以扩大损害赔偿的法定理由范围，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弥补法律规定的漏洞，解决实践中出现了不在列举范围的其它情形的过错时无过错方无法得到赔偿的问题，更好地实现这一条款惩治过错方，经济补偿无过错方的立法意旨，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3.2 取证难问题的处理

(1)当事人应加强证据意识。实践中，婚姻当事人一方如果存在过错，另一方当事人一定要注意证据的保存与固定，无过错方可以采取报警、录像、录音、医院诊断、拍照等形式对财产损失进行证据保全。还要尽可能固定保存过错方与第三者的电话通话记录，手机短信、电子邮件、QQ聊天、微信聊天记录等。另外，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一定要注意保存原始证据。

(2)必要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尽管民事诉讼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而且离婚诉讼中当事人的举证不能属于客观不能，但很多学者提出，由于当事人举证受其认识能力及举证能力的限制，因此在离婚损害赔偿诉讼中法官可以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能力及举证难易程度，对负担举证责任的无过错方适当倾斜，必要时举证责任倒置，如果受害人有证据表明过错方可能存在法定过错行为却因客观原因无法举证，这种情况下过错方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无过错，否则将依法推定其有过错。笔者也赞同这一观点，将侵权责任中归责原则的过错推定原则引入到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中，可以适当减轻无过错方的举证义务，也能更好地实现这一制度的立法目的。

(3)当事人可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笔者认为，针对离婚损害赔偿诉讼取证难的问题，我国可采用举证责任原则上由当事人负责举证，必要时也可请求法院予以查明相结合的方式。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第81条规定，“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人民法院也可以主动采取保全措施。”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7条规定，对于涉及个人隐私或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这实际上也表明法律对处于弱势地位的诉讼主体在舉证责任承担上的一种特殊援助。因此，当离婚损害赔偿诉讼中无过错方知道案件线索却难以取得证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

(4)建立证人出庭保障机制。鼓励证人出庭建立制约机制，强制证人出庭。出庭作证是证人应当承担的义务，对此法律无任何强制性规定，造成了证人出庭率低、是否出庭随意性大的现状。

(5)通过婚姻家庭救助方式取证。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增设了“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规定了违反婚姻家庭法的法律责任和其他救助措施。婚姻家庭救助包括社会救助、行政救助和司法救助。因此，如果无过错方举证困难，居委会、村委会和当事人所在单位及有关的群众组织，公安机关等，可以按《婚姻法》第43条-45条的规定正确履行义务，采取一定的婚姻家庭救助措施，在必要时应无条件地履行给无过错方当事人出具证据的义务，以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

4 赔偿标准问题

据调查数据显示，实践中各法院已判决离婚赔偿的案件中，赔偿数额不统一，严重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因此，应在两级法院内统一执法标准。笔者建议：在物质损害方面，可以按实际发生额计算;精神损害方面，可以统一确定一个最高限额，人民法院在限额内根据具体案件确定赔偿数额。

此外，按照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离婚损害赔偿有特定的当事人，即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人是无过错的一方;义务人是有过错的一方。如双方都有法条所指的过错，适用“过错相抵”原则，都不能要求损害赔偿。笔者认为，由于目前离婚损害赔偿案件大多是以一方存在外遇为理由，为了惩处婚姻中的“出轨”，应当区分过错情形，对外遇情形导致离婚的，另一方只要不存在外遇过错应当可以要求赔偿。

作者简介

范贤聪(1966-)，女，汉族，四川省资阳市人。现为宜宾学院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民法学、婚姻家庭继承法。

作者单位

四川宜宾学院法学院 四川省宜宾市 644000

作者：范贤聪

第三篇：论行政裁决司法救济制度

[摘要]行政裁决作为行政机关解决特定民事纠纷的一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融合。目前存在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三种司法救济方式尚不能很好地发挥行政监督和当事人权利保障的作用，而当事人诉讼不失为一种值得我们考虑和借鉴的模式。

[关键词]行政裁决;司法救济;当事人诉讼

[作者简介]韦佼杏，广西大学法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李佳芳，广西大学法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广西南宁530004

[文献标识码]A

一、行政裁决的价值与特点

行政裁决是指行政主体依照法律授权，对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特定的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裁决作为行政主体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方式，它的价值在于能较为便捷和高效地解决专业性和技术性民事纠纷。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民事纠纷会涉及到与行政机关日常管理相关的金融、专利、交通、环境等各个领域。与普通法院相比，行政机关在这些领域所具有的专业知识优势就得到明显体现。“一般说来，拥有精良技术装备和专业从业人员的行政机关是行政管理问题的专家，相比较而言，法院则不具备解决纯粹行政问题的知识优势，因而由技术上‘文盲’的法官对数学和科学证据所作的实体审查是危险和不可靠的。”而这些专业纠纷的解决对于专业的行政管理人员来说却是游刃有余。

同时，和法院的司法程序相比，行政裁决还具有便捷高效的特点。英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威廉·韦德说过：“法院的法律程序是琐碎、缓慢、费用昂贵，它的缺陷也正是其优点，因为法院的任务是实现高标准的公正。一般而言，公众总是需要尽可能的最好的产品，并准备为此付出代价。但在处理社会事务当中，目标就不同了，这个目标并不是不惜任何代价以获得最好的结果，而是在符合有效管理的基础上取得最好的结果，为了节省社会和当事人的开支，应当使争议得到迅速和经济的处理。”

二、我国行政裁决司法救济制度的主要模式

行政裁决制度能高效便捷地处理民事纠纷，但公民权利受到强势行政权力侵害的风险性也会随之增加。只有建立完善的行政裁决救济制度，才能对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裁决权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防范行政权的扩张和滥用，进而保障民事纠纷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行政裁决的司法救济主要有行政诉讼、民事诉讼、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三种途径。

行政诉讼方式可以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同时可以避免司法机关与行政主体间法律文书的冲突。但是存在的问题是，行政诉讼只能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及有限的合理性进行审查，这会导致其解决纠纷的局限性，不能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并不能最终解决民事纠纷，纠纷的解决还是得通过新一轮的行政裁决进行，不利于改变行政主体逃避履行行政裁决职责的现状。

民事诉讼作为行政裁决的救济制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纠纷一方当事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裁决不服而向人民法院起诉，始终围绕着民事权益纠纷进行，采用民事诉讼可以较为直接地解决民事纠纷。但民事诉讼的缺陷在于：首先，它违反了行政行为公定力原理。行政裁决一经作出，对任何人都具有被推定为合法、有效并予以尊重的效力。如果当事人直接抛开行政裁决而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将会造成对行政行为公定力的否认。其次，民事诉讼不能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将会导致行政主体滥用行政权的行为得不到审查。最后，民事诉讼加大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将行政裁决的效力弃之不顾，就会形成行政裁决、一审、二审三次救济，耗时比普通民事诉讼更长，违背了行政裁决制度设置的初衷。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同时，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通过同一程序同时解决民事和行政纠纷。这种制度虽然在形式上提高了司法效率，但在具体操中却错综复杂。虽然行政行为与民事关系具有内在关联性，但在诉讼的审查内容方面不是相同的，解决了行政纠纷，还需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民事争议。二者的举证责任分配恰恰相反，很有可能造成不同的裁判结果。例如行政诉讼中因行政机关举证不足而胜诉，而在民事诉讼中原告又会因自己举证不足而败诉。

三、对学界提出的日本当事人诉讼制度分析

在我国现有的司法救济制度尚不能很好发挥效用时，不妨分析和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在国外的相关制度中，日本的当事人制度对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类型的构建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当事人诉讼模式是日本行政诉讼制度中确立的一种诉讼类型。分为实质当事人诉讼和形式当事人诉讼。实质当事人诉讼指的是公法上的当事人诉讼。如公务员请求给付薪金的诉讼;形式当事人诉讼是有关确认或形成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处分或裁决的诉讼。形式当事人诉讼制度的特点是：诉讼的被告是民事争议的另一方当事人，行政机关可以依申请参加诉讼或由法院依职权通知其参加诉讼;原告可以直接提起给付之诉，而不必先请求法院撤销或变更行政裁决;法院直接审理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而不直接审理行政裁决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该程序主要适用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判决结果同时拘束民事当事人和行政机关。

当事人诉讼模式的优势在于：首先，在主体的确定方面，直接以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作为诉讼当事人有利于明确案件争议的焦点。法院审理的重点在于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在诉讼过程中，兼顾对行政行为的审查，监督了行政裁决行为。排除行政机关的被告地位，有利于行政机关积极主动行使裁决权。实务中行政裁决机关为避免当被告往往对案件久拖不决，不仅影响了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及时实现，也使行政裁决制度的效用大打折扣。其次，当事人诉讼制度主要适用民事程序进行审理，同时准用行政诉讼的有关规定，将行政、民事诉讼程序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提高诉讼效率，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总的来说，当事人诉讼制度符合司法最终原则，既尊重了当事人的诉权，也有利于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的全面解决。

四、我国当事人诉讼制度构建的基本构想

当事人诉讼模式的优点在于能够彻底解决行政主体不宜作为行政裁决诉讼被告的问题，有利于行政裁决制度的优势得到积极发挥。同时，统一简化行政裁决救济路径，方便民事纠纷当事人提起诉讼，并能消除当事人的抵触心理。这一诉讼模式已被不少学者认同，其具体操作运用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

首先，当事人地位的确立。当事人诉讼模式的原告应为对行政裁决不服的相对人，被告为另一方民事主体。行政机关作为独立的裁决者不作为诉讼当事人，如行政机关牵涉到有关事实的认定，应由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在诉讼过程中，行政机关应向法院提交裁决所涉及的相关文书。一方面有利于法院利用行政裁决机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查明事实情况，以作出公正的裁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证明行政裁决行为的合法性。

其次，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由于当事人诉讼是以解决民事争议为直接目的，当事人对案情最为熟悉，举证相对容易，因此，举证责任适用民事诉讼中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充分辩论，有利于案件事实的充分展开，有利于民事纠纷的公正处理。行政主体仅负提交相关书面材料以证明行政行为合法的义务，这也是由行政裁决中行政主体的中立性地位决定的。

再次，对于审判组织的设立，行政裁决诉讼不仅要解决特定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还需要对行政裁决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由于行政审判与民事审判存在很大区别，如审理原则、合议庭的组成方面等，因此，由行政庭或者民庭审理政裁决案件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国不妨组建行政民事审判庭，由行政民事审判庭对行政裁决案件一并审理。由于民事法律关系是法院审理的重点，为查明当事人之间所争议的民事纠纷，应适用民事诉讼程序由当事人举证辩论以查清事实，之后再对行政裁决进行书面审查，必要时可以通知行政裁决主体出庭。

最后，在当事人诉讼审理中，在不涉及公共利益的情况下，为了保障民事争议一方当事人的权利，应中止行政裁决行为的执行。行政诉讼不停止执行主要是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如行政裁决所涉及的仅仅是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之间的争议，则应从保护当事人权利的角度出发，中止行政裁决的作为的执行。

作者：韦佼杏 李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