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抚养费征收制度论文

摘要在对社会抚养费讨论的基础上，以生态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为导向，试从生态足迹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角度，来推算维持个人基本生存和消费需要向生态环境索取的资源环境价值并将其货币化，作为探讨超生人口征收生态补偿费的基础。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我国社会抚养费征收制度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我国社会抚养费征收制度论文 篇1：

社会抚养费征缴疑团

所谓社会抚养费，是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社会抚养费属于行政性收费，具有补偿性和强制性的特点。原国家计生委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解释是：“法律规定超生者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而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

社会抚养费何去何从

2013年7月以来，浙江吴律师以公民身份，向31个省份申请公开社会抚养费收支情况。截至2014年1月底，已有24个省份陆续公开了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征缴总额，总计超200亿元。

“收了这么多年，每年收那么多钱，都去哪了？”吴律师说，按照计生部门的说法，社会抚养费并不是罚款，而是补偿公共资源消耗。

吴律师称，他一直关注计划生育问题，但遍查各地人口与计生部门、财政部门的网站，很难找到相关数据。而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与公民与法人、其他社会组织利益密切相关的、需要公众广泛参与的信息应当主动公开。

据此，吴律师分别向31个省级计生、财政部门寄去快递信件，申请要求公开信息的内容包括：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征收总额；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预算与实际开支；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使用情况的审计。

吴律师说，之前有报道称，全国每年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总额达到200亿元，那么多钱都流向了哪里？是不是用于“对超生婴儿占用社会公共资源的补偿”，“很少有人说得清”。

据了解，我国“社会抚养费”第一次出现在国内的规范性文件上是2000年。当年3月，中央8号文件明确规定实行征收社会抚养费制度。

也在这一年，财政部、原国家计生委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各地将之前的“超生罚款”、“计划外生育费”改为“社会抚养费”，并明确社会抚养费是一项行政性收费，不是处罚，但具有一定的补偿和强制作用。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实施，该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不符合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这在法律上确立了“社会抚养费”收费行为的依据。

据了解，2002年9月生效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了具体收费标准由各省自行制定。各地征收办法、收费标准以及预算、收支比例等有很大不同。绝大部分的省份都有非婚生育的规定，只要没有准生证，哪怕是第一胎也需缴纳。吴律师认为，这既违反生育权，也和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理由抵触。还有一些省规定即使符合条例规定，没有准生证也需交钱。另外，还有所谓“非法收养”、“再育时间间隔不足”等也要收费的规定。

根据国家规定，社会抚养费采用收支两条线。但吴律师说，该规定在许多地方未能执行。许多县级政府甚至规定80%～90%的社会抚养费归当地计生部门。“这导致许多地方计生干部对‘超生’漠视，对‘收费’热衷。社会抚养费难以起到遏制‘超生’的作用。”

征缴标准各地差异巨大

国务院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省、区、市规定。但省级政府和计生委，又将标准的具体确定权转给区县级计生委。所以，就算是同一城市的两个不同区（县），社会抚养费的缴费标准也不一，有的甚至相差几倍。以重庆为例，如对2011年发现的计划外生育行为，酉阳县最低征收社会抚养费1.46万元，而忠县为5.4万元，是酉阳县征收额的3.69倍。

根据某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社会抚养费征收的基数，是计生部门做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的前一年，市统计部门公布的全市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对违反计生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夫妻，按照上述基数的3至10倍征收社会抚养费。

究竟该按几倍征收？某市街道计生干部表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对社会抚养费，一般按照基数的7～10倍征收；而相对较低的地区，一般按照3～5倍征收。上述说法，也得到其他区县计生委相关负责人的证实。

而这些具体的征收标准，对个案的征缴额度如何确定？仅由计生系统内部掌握，没有公开文件显示。

在同一个经济指数的地方，当事人违反计划生育的情节相同，当事人经济状况相近，罚金竟然可以有数倍的差异。“这种弹性，显然大大逾越了自由裁量权的幅度和范围。既不合法，也不合理。”广州市的一位政协委员说。

社会抚养费应效仿晒“三公”

2013年11月15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发布，“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

无论是现在放开“单独二胎”，抑或是今后完全放开“二胎”，我国要稳定低生育率，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需要计划生育。因此，作为对计划外生育行为的一种经济约束形式，社会抚养费有继续存在的合理性。但是，随着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社会抚养费征收对象、标准、用途亟待改革。

首先，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方式，应更人性化。“毕竟孩子是无辜的，不能因为其父母的计划外生育行为，而限制孩子求学、参加医保等公共服务的基本公民权利。”

其次，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標准应该相对统一、适度，消除各地“自由裁量权过大，虚报、截留、挪用甚至‘养鱼执法’”等乱象。社会抚养费的收支必须公开、透明，引入政府审计和社会监督，“这是它存在下去的重要环境和条件”。

广州市一位政协委员指出，“要杜绝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的种种乱象，须像晒“三公”那样，对社会抚养费进行独立核算，征收、支出明细都要见光，接受专项审计。否则，它永远是一笔糊涂账。”

（编辑：梅可）

我国社会抚养费征收制度论文 篇2：

超生人口征收生态补偿费的相关分析

摘要 在对社会抚养费讨论的基础上，以生态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为导向，试从生态足迹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角度，来推算维持个人基本生存和消费需要向生态环境索取的资源环境价值并将其货币化，作为探讨超生人口征收生态补偿费的基础。选取贵州省作為研究对象，根据贵州省人均生态足迹和全国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推算出单位人口占用的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货币），作为对超生人口征收的生态补偿费标准。

关键词 生态补偿费；超生人口；贵州

Relevant Analysis on the Collection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Levy for Illegal Fertility PopulationTaking Guizhou Province for Example

YANG Yanzhu

（Department of Marxism of Kaili University， Kaili， Guizhou 556000）

Key words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llegal birth； Guizhou Province

根据2002年出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向违规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行政性收费，实行计划生育是公民的法定义务，公民违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应履行缴纳社会抚养费的义务。2002年8月2日，朱镕基总理签署国务院第357号令公布《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并于2002年9月1日起施行，每一个省（市）根据自身情况制定本地区社会抚养费征收详细标准。

1 超生人口生态补偿费征收的可行性分析

目前对超生人口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它的征收是基于超生人口给未来教育、医疗、就业等有限社会经济资源占用而向合法生育人口利益损失的补偿。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从法理上、征收标准、管理、支出等多方面面临问题比较多，受到了多方的质疑。而随着资源的日益稀缺和生态环境的恶化，人口的无限制增加势必会加剧资源的进一步紧张，给生态系统带来了更加严重的压力，使得一些原本子孙后代才开发利用的生态系统资源被超生人口提前透支消费。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政府向超生人口征收生态补偿费具有合法性、合理性。

1.1 弥补当前社会抚养费征收的缺陷

超生人口的概念主要是基于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能够满足现有人口更替、资源与环境承载限度以及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的界定。政府征收社会抚养费主要是作为对当代人利益的代言，而政府同时也是作为子孙后代利益的代言人，也有维护子孙后代利益损失的权利，因此向超生人口征收一定的费用，弥补政府在生态系统功能保护、修复的多余支出，以求得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利用。

1.2 解决代际和代内公平，协调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有效途径

在有关人口与发展的国际公约及国际文件中都强调指出，公民在行使生育权时，同时也要承担对社会、对现有家庭和对未来子女的责任[1]。对超生人口征收生态补偿费，其依据主要也是多占用了有限的自然资源和给生态环境造成压力，客观上会损害了合法公民在资源占有和享受生态环境方面的利益，理应承担对自然修复责任，对他人与区域保护生态环境或放弃发展机会的行为予以适当补偿。征收生态补偿费，作为一种抑制人口增长的手段，既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人口数量，也可以增加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资金，有助于协调超生人口与同代其他人之间、子孙后代之间的利益，协调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

1.3 更好地实施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的有效手段

生态补偿是基于生态和建设的成本，通过政府主导、市场交易和社区参的方式，按照受益者付费、受损者得到补偿的原则，调节生态环境利用或保护中相关方的利益关系，使生态环境利用或保护行为的外部效应内部化，以维护、改善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服务的一种手段或制度安排[2]。随着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研究的深入，人口活动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逐渐开始进入量化阶段，个人消费占用单位面积的生态系统货币化成为可能。因此，以个人消费的生态足迹和单位面积各类土地生态价值为基础，衡量在维持目前消费水平，个人消费所需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把它货币化，作为向超生人口征收的生态补偿费。征收的生态补偿费不仅增加了国家用于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的基金，也有效抑制超生行为。

2 贵州省超生人口征收生态补偿费探析

2.1 贵州省基本概况

2.1.1 资源与生态。

贵州省是人口大省，同时也是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超生现象严重，给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因此向超生人口征收生态补偿费研究具有较大意义。贵州省的地貌特征分为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三种类型，其中92.5%的国土面积是山地和丘陵；喀斯特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61.9%。截止2008年，按常住人口口径计算，人口密度达到232人/km2。当前全省人均耕地面积不到0.05 hm2，可用于农、林、牧业的土壤仅占全省总面积的83.7%，人均生物资源占有量不多。随着贵州省采煤量逐年增加和重化工业的迅速发展，化学需氧量排放加大导致污染型缺水，同时由于生态破坏，水利设施功能差及防洪能力低导致水、旱频发，水资源安全问题突出，尤其是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2.1.2 人口与经济。

1990～2008年期间，贵州生产总值（GDP）由260.14亿元增加到3 333.40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加了5.2倍，年平均增长速度9.1%。而在1990～2008年期间，贵州省常住总人口从3 267万增长到4 006.12万，也增长了16.1%。

图1 1996～2008年贵州省与全国GDP增长和人口增长情况

图1显示1996～2008年，贵州省GDP年均增长率与全国GDP年均增长率保持基本一致，差异很小。而同一时期贵州省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虽然都呈下降趋势，但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贵州省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下降速度开始减缓，并有反弹的趋势。贵州省GDP增长速度与全国平均水平一致，而人口增长速度快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增长的GDP都被增加的人口消耗了，影响了地方政府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能力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2.2 贵州省超生人口生态补偿费征收标准的推算基础

2.2.1 1990～2007年贵州省人均生态足迹结果及趋势分析（表1）。为了更能准确地推算出维持单位个人目前的生活状态对生态环境依赖性和给生态环境带来影响的大小，在研究过程中借鉴生态足迹这一方法，来作为对超生人口征收生态补偿费计算标准的依据之一。贵州省1990至2007年的生态足迹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3]。从贵州省历年生态足迹的构成来看，选取了与个人生存最具影响的耕地、林地、草地、水域等4类土地人均生态足迹来作为基础数据，从表1看，4类土地的足迹都在逐年增长，说明人口的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维持单位个人生存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和影响在不断加大。

2.2.2 全国人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析（表2）。由于目前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应用还不广泛，其计算结果存在着

较大的差异性，所以笔者在借鉴谢高地[4]等关于我国不同陆

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作为对超生人口征收生态补偿费的另一基础方法。考虑到维持单个人口基本生存与生态环境之间直接必然关系，主要使用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类型中的废物处理、食物生产和原材料提供3项。并且在计算过程中将森林与林地、农田与耕地、水域与水体等生态足迹中使用的概念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中的概念视为等同。

2.3 贵州省超生人口征收生态补偿费标准推算

2.3.1 贵州省超生人口征收生态补偿费推断方法及结果（表3）。将生态补偿费用EPi来代表，四类土地的生态补偿费用ep1、ep2、ep3、ep4来代表。ep1=efci×Vd1+efci×Vp1+efci×Vm1，ep2=effi×Vd2+effi×Vp2+effi×Vm2，ep3=efgi×Vd3+efgi×Vp3+efgi×Vm3，ep4=efwi×Vd4+efwi×Vp4+efwi×Vm4，最后得到生态补偿费EPi=ep1+ep2+ep3+ep4。

从计算结果看出，1990年到2007年单位人口维持一年的基本生存和消费向生态环境索取的生态价值应该在2 448.65～3 344.77元。在2002年达到顶点，为3 713.06元。由于没有考虑生态足迹当中能源足迹，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中也还未考虑生态系统气候调节、水源涵养、娱乐文化等其他价值，因此本文研究较为保守，所得结果比实际情况偏小，只是反应了基本趋势。

2.3.2 贵州省超生人口征收生态补偿费确定标准。

贵州省2004年7月1日起实施《贵州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该办法规定，城镇居民违法生育一个子女的对夫妻双方分别按照该县（市）区上一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倍以上3倍以下征收社会抚养费，违法生育两个以上子女的，对夫妻双方分别按照该县（市）区上一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倍以上5倍以下征收社会抚养费。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随着每一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具体确定，征收的标准具有弹性和动态性特征。通过对1990～2007年贵州省超生人口征收生态补偿费标准测算，探讨未来一段时期在继续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为将来应该对超生人口征收生态补偿费标准。参照社会抚养费征收方法，因此在此探讨的生态补偿费征收也应是以前一年生态补偿费为标准进行浮动加收。如表3所示，在2008年对超生人口征收的生态补偿费就应当是3 344.77元，或者是其2～3倍。

3 贵州省超生人口征收生态补偿费的影响、面临的問题及措施

3.1 生态补偿费征收产生的影响

计划外人口不仅给当代人造成不必要的社会压力和社会资源紧张，同时还占用了当代人和后代人本应享受的自然资源与环境福利，增加生态环境的压力。对计划外人口征收的费用，可增加生态保护、环境建设所需的资金，弥补计划外人口给自然生态造成的影响。对于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地区，人均资源占有量非常有限，增加的单位人口会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额外压力。为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开辟一条新思路，扩展目前生态补偿研究中征收主体与缴纳主体内涵，确定个人在生态补偿中的地位，承认政府是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代表，因此征收的生态补偿费要用于生态和环境建设。一般来说征收的生态补偿费是针对正在实施和已经完成的生态环境外部行为的收费行为，而刚出生人口所消费的资源和能源往往比一个成人要少，因此对其征收生态补偿费，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通过预先支付未来对生态的破坏行为的费用，给将来才使用的资源和环境退化提前埋单。

3.2 征收生态补偿费注意的问题

由于不同时期居民生活水平的差异性，不同地区土地产出效率也不一致，因此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往往也存在差异性。在探讨生态补偿费的征收，其基础仍然是承认计划生育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只是在征收标准和方法上向生态补偿领域延伸，并做了试探性的推断。所以对超生人口征收的生态补偿费是对社会抚养费的一个有效补充，并不能替代社会抚养费。生态补偿费征收标准的确定需要建立在精确的生态足迹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基础上，由于人口具有流动性和生活资料供需是通过开放的市场体系来完成，因此在确定某一个地区生态补偿费征收标准的时候应当不仅仅考虑当地生态承载力和当时物价水平下形成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资源的稀缺是环境权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反过来，环境权的出现也是环境资源分配的一个制度性安排，而稀缺的环境资源分配具有悲剧性特征[5]。因此，征收生态补偿费的前提是资源的稀缺性使得超生人口损害了他人资源分配过程中的环境权，征收生态补偿费能够减轻一定的资源悲剧性。

3.3 超生人口征收生态补偿费的措施

3.3.1 建立准确的补偿标准核算体系。

为了准确推算出维持单位个人一年基本生存带来的生态足迹和单位面积生态足迹的生态环境资源价值量大小，在推算之前需要建立一个反应当地实际状况的准确的生态足迹指标体系，指标体系需要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在确定各类土地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尺度时，要尽量使用当前公认的标准，避免使用一些具有争议性的研究结果。

3.3.2 健全生态补偿费征收管理和使用监督机制。

自然资

作者：阳艳珠

我国社会抚养费征收制度论文 篇3：

论系统建立社会补偿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为保障公民的生存和发展权益，我国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但是有一类社会风险未被该制度所完全覆盖，即为保全公共利益而割舍、放弃个人合法权益的特别风险。这类风险诸如因见义勇为、因参与志愿活动而受伤、受损，因突发公共事件遭受损害、损失，因政策执行、调整、失误而造成个人损失重大利益，因遭受犯罪侵害而未获赔偿等。对于这类风险，国家目前或者有政策无法律，或者有法律但难以操作，或者既有的法律已落后于时代发展，这使得受损者、受影响者的权益得不到确定的保障，这是我国社会法制建设的潜在漏洞，应通过建立社会补偿法律制度予以弥补、完善。

一、建立完善

社会补偿制度的必要性

在社会利益结构日益复杂、利益关系相互交错的现代社会，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利益选择和权利保护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提倡权利平等和社会公正的法治社会，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转移必然不应简单强制，而应在尊重利益相对人的基础上进行平等利益交换；立法者分配利益也必须要兼顾利益的平衡。有鉴于此，如果某一社会主体获得某种利益需要他人让渡或割舍利益为条件，那么，获得利益的一方或者利益得到保全的一方应当向利益受损的一方提供补偿。国家和社会对因保全或促进社会公共利益而受损的公民进行物质或劳务给付的制度即为社会补偿制度。

我国有赔偿法律制度，但没有明确的补偿法律制度，前者不能代替后者：第一，赔偿是违法或违约的结果，而补偿不以违法或违约为前提条件。第二，赔偿是一种法律责任，而补偿属于法律义务。第三，赔偿具有负面道德意义，而补偿与道德无关或具有积极道德意义。第四，赔偿以填补受害人实际损失为限，补偿则具有鼓励性、褒扬性和填补性。第五，赔偿具有事后性，而补偿可以依照预案先行给予。第六，赔偿具有私法性质；而补偿则是公法行为，补偿主体是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国家机关或社会团体。因此社会补偿制度不同于赔偿制度，社会补偿制度具有维护社会公正、促进或保全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补充利益受影响者损失的重大制度价值。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改革和发展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利益关系的调整，为了保全或促进公共利益，必须同时考虑利益出让者应有的利益，实现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和对个人合法权益的尊重、保护和保障。为此，国家有必要制定和完善社会补偿制度，由代表公共利益的国家机关或社会团体，以受益的公共利益的名义对个人权益受影响的个人或团体予以补偿，由法律来规范社会补偿行为的执行，保障公民和组织获得社会补偿的权利免受损害。

二、我国社会补偿制度的现状和问题

我国部分地存在社会补偿行为，例如征收“社会抚养费”和发放独生子女费、移民补偿、征用补偿、退伍军人安置、军烈属抚恤、见义勇为奖励等。但是。我国的社会补偿制度不完整、不系统、可操作性不足，至今尚未有专门的社会补偿的法律制度。

第一，立法滞后。主要表现为覆盖范围小，主要限于军人安置、军烈属抚恤、国家工作人员抚恤、发放独生子女费、征用补偿等，而对预防接种受害者补偿、公共岗位被裁撤者的补偿、历史遗留问题的补偿、犯罪被害人的补偿、志愿服务受害者补偿等缺乏规定。立法滞后和缺失使得一部分应受补偿者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

第二，立法过于零散化、原则化。例如，《民族区域自治法》对民族地区的补偿、《防洪法》对征用补偿等，仅在一个条文中规定了一款；《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对丧失独生子女者的照顾仅有一个款项的原则性规定。法律过于零散和缺乏可操作性，不利于对权利人作出及时补偿。

第三，立法层级低，甚至仅有政策、缺乏立法。目前有关社会补偿的国家层级的立法少，主要限于军事法律中有关优抚安置的附属性规定，其他涉及社会补偿的立法大多以地方立法为主，且以效力较低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居多。例如，见义勇为者补偿立法仍限于地方立法，有关高考加分的制度以教育部每年公布招生文件的形式实施等。

第四，社会补偿制度执行效果不理想。政策性文件或位阶较低的规范性文件缺乏足够的可操作性和强制力；过于简略和原则性的法律规定也使得执法环节弹性过大甚至过于随意。由于社会补偿受政府财政状况、政治考量、社会舆论、受补偿者身份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在制度疲软的条件下，容易出现补偿的横向公平问题，也使得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的补偿标准差异过大，影响了制度形象和权威。

三、需要通过建立和完善制度加以解决的社会补偿问题

第一，犯罪被害人补偿问题。犯罪的产生除个人因素外，还有社会的诱因，犯罪受害人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病”的受害者。尽管我国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由罪犯承担对被害人或其家属的赔偿责任，但是该制度持个人责任立场，没有体现犯罪的社会因素和社会责任，赔偿责任的落实仅取决于罪犯个人的经济能力。然而对被害人来讲，其所受的损失是不以罪犯的经济能力为转移的；对类似案件的被害人而言，相似的损失可能会得到不同的赔偿。因此，社会补偿制度应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补充制度。与此相似的问题是行政执法受影响第三人的损失补偿问题，例如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损坏他人财物的补偿。

第二，退伍军人补偿问题。服兵役是公民的义务，但不能因为义务的存在而忽视其可能受到的损失。国家对于退伍军人实行转业、复员和退休制度。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对于退伍义务兵，国家提供免费的职业教育或技能培训；报考中、高等院校的，享受免试或加分待遇；平时荣获二等功以上、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义务兵，以及属于烈士子女的义务兵，享受直接安排工作待遇。退役士官服役超过12年的，则享受直接安排工作待遇。对于专业的军官，国家提供计划分配安置待遇。然而按照身份、级别给予不同补偿，以及有关安排工作、计划分配等补偿措施看似合理，实则在客观上会产生对他人权益和公共利益的排斥。因为这些制度会减少他人的就业机会和就学机会，排挤或损害他人的就业平等权、受教育权利和社会事务管理参与权利，影响企业经济效率，降低公共权力行使的质量，甚至形成阶层固化、公共权力配置身份化等隐性不良后果。就业安置制度与市场经济不相契合，制度目标和制度手段之间缺乏必要的、紧密的关联性，这不仅有悖效率价值，而且会对更广泛的个人和公共利益造成消极影响；免试、加分等待遇与退役及军人应当享受优待属于公共资源配置逻辑截然不同、性质各异的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基于此，宜以社会补偿制度代替就学免试、加分制度、直接安排工作制度和计划分配制度。补偿形式可以是给付货币，也可以是劳动技能培训等专业性社会服务。

第一，民办教师补偿问题。民办教师是师资力量短缺特殊年代出现的特殊职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极为重大的贡献。随着国家教育人力资源状况改善，社会需要他们腾出岗位，但是许多民办教师已将大部分生命投入在教育事业上，年龄状况和知识结构使他们不能适应劳动力市场、难以与其他劳动者进行“平等”竞争。教育人力资源的短缺是不可归咎于民办教师个人的社会问题，国家在进行政策调整时，有必要对这些因奉献于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事业而耽误经济利益和人生选择的民办教师提供足够的补偿。与此类似的，还包括对“赤脚医生”、对“下乡知识青年”等在特殊历史阶段、受特殊政策不利影响的群体给予补偿。

第四，事业单位改革下岗分流人员的补偿问题。事业单位改革是我国重新调整社会治理关系、提高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效能的一项重大决策，这项改革也关系到整个国家治理机制的转换。这场改革将引起重大的利益调整，目前事业单位改革试点中暴露出诸多问题，其中撤岗不撤人、停职留薪的现象较为突出，其主要原因在于受影响者认为其个人并无过错，改革者担心“因改革引起上访”危及社会稳定。改革难以推行的核心问题即在于对被裁撤者的补偿不能落实。

第五，重大突发事件受影响人补偿问题。例如因为重大流行疾病爆发而被隔离治疗的患者及与其密切接触者，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甚至因为被隔离而造成很大的损失，因此而遭受损失者，理应获得补偿。相同的问题还包括对在恐怖袭击、社会骚乱等事件中无辜受害人的补偿问题。

第六，“计划生育”受影响公民的社会补偿问题。“计划生育”制度是我国在经济短缺、资本不足、对外开放前国内资源相对匮乏和社会服务不足等条件下的制度产物。随着经济和社会形势发生变化以及全社会对该制度的深刻反思，从长远来看，存在未来放松对人口数量进行管控的必要性。由于“计划生育”制度的长期推行，我国大部分家庭成为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因自然灾害、暴力侵害等而伤残或死亡给家庭造成难以逆转的重创，且这种损害面日益扩大，这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此外，“超生”人口与生俱来的“非法性”成为社会歧视的理由，他们乃至其父母的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常常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计划生育”制度调整后，“计划生育”受影响公民成为社会发展成本和政策调整不利影响的承受者，国家和社会应当对这些公民提供社会补偿；就目前失独家庭的补偿问题而言，已非常现实且迫在眉睫。鉴于该类社会问题已经显现，国家有必要即行建立计生人口补偿制度，以收缴的丰十会抚养费、国家财政专项投入和其他渠道筹集的资金为基础设立补偿基金，对失独家庭和其他因遭受相关不利影响的公民提供社会补偿。

第七，受伤害见义勇为者和志愿服务者的补偿问题。见义勇为行为具有明显的道德建设价值和积极的社会示范效应，然而近年来，见义勇为者的损失得不到弥补、遭受不公正对待的情况多有发生，“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悲剧屡次出现，人情冷漠、坐视不管等现象明显增多。近年来在抗制自然灾害过程中，志愿者遭受伤害的情况多次出现，若由个人独自承担损失则于情理不通，也会因此影响公民的公共意识、奉献精神和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对于两类受害人员，应由受益者即国家和社会通过建立、完善社会补偿制度来给予保护。

第八，医事意外受伤害者补偿问题。造福于全人类的医学的发展是在实践探索中取得的，由于存在技术的时代局限性以及特异体质等难以预知的因素，这一过程对于参与者而言充满了风险，然而技术进步的成果则由全社会分享。预防接种是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公共卫生服务，尽管预防接种存在小概率的健康危害可能性，但是一旦受到危害对受种者的健康乃至生命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对于受种者因执行国家免疫规划、接受政府或者其卫生主管部门组织的应急接种或群体性预防接种而遭受意外损害者，应给予补偿。目前《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仅就此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具体补偿办法由省级政府制定，然而仅有部分省份制定了明确的补偿办法，各省应尽快建立有关法律制度。对于接受医疗技术临床试验而遭受药害者，以及对于因不可归咎于医患双方的原因而遭受医疗损害者，不应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而应建立相应补偿制度，由国家和社会设立专项基金加以补偿。

四、当前紧迫的社会补偿立法解决方案

建立和完善社会补偿制度，有必要注意两点：第一，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对现行有关补偿的政策性文件通过立法程序转化为法律规范，效力层级低的其他规范性文件须进一步升级，至少以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形式重新立法，以法律的刚性和强制性保障各项补偿及时、确定、到位，杜绝补偿中的各种不确定性。第二，进行法律检审、清理。现行立法已经就补偿问题做出原则性规定的，需要抓紧补充、修订，做到立法细化，或制定配套的实施细则、办法，以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立法尚存空白的，有必要至少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进行立法；现行法律已作出授权立法的，需要督促相关部门及时立法。第三，可实行集中立法与分散立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国家可就社会补偿的基本原则、补偿责任主体、补偿形式、社会补偿的基本范围、社会补偿基金的筹集和管理、相应违法责任等有关社会补偿的一般关系和一般制度进行集中立法。对于具体的社会补偿问题，可将分散的、法律化后的单行社会补偿政策文件整合于前述社会补偿集中立法；对于特殊的、与其他法律结合较紧密结合有利于法律适用的社会补偿立法，可依前述第二点方案进行补充、完善立法。

作者：董文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