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司法政务创新探讨论文

摘要：目前，人工智能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程度日渐提升、发展速度日渐加速。近些年，我国持续提高人工智能的研究力度与推广强度，各领域逐渐呈现智能化的发展趋势。这一背景下，国家不断提升政府智能化与信息化建设的标准与诉求;换言之，将人工智能应用于电子政务中是国家服务与治理的发展趋向与关键环节。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信息化司法政务创新探讨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信息化司法政务创新探讨论文 篇1：

比较视阈下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差距识别与弥合进路

[摘 要]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是新形势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由之路。通过分析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衡量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三项关键指标，发现我国营商法治环境与排名靠前的经济体相比，在股东诉讼便利度、解決商业纠纷所耗时间及成本、破产所耗时间及成本、破产回收以及破产架构等方面仍有不小的差距。弥合我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短板，应当大力推进法治改革与制度创新的有机整合，从深化政府、市场和社会在营商环境领域内的新型合作治理机制、诉讼全流程增速提效和营造办理破产的良好环境等多个维度展开。

[关键词]法治化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报告;执行合同;保护少数投资者;办理破产

世界银行（简称世行）发布的《 2020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显示，我国营商环境世界排名再创新高，位居全球第31位  [1  ]。排名大幅度上升的背后，反映出我国营商环境国际化、法治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这是我国一贯注重改善营商环境和持续努力的结果。但是，应当看到，涉法程度较高的“保护少数投资者”“执行合同”和“办理破产”三项指标与世界排名靠前的经济体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如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我国在世行《 营商环境报告 》中的排名，一个关键论题就是在法治建设范畴下探讨优化营商环境。梳理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实践进展，正确认识我国法治化营商环境与域外一流营商环境经济体的差距，有助于我们揭示经济转型发展背景下拓宽优化营商环境的可能路径。

一、我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实践进展

营商环境是现代国家经济治理体系的关键领域，优化营商环境对于促进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法治化是优化营商环境的主导原则与核心内容，引领着优化营商环境的前进方向。“建设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结果”  [2  ]，也是助推我国经济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治理模式创新的诉求与发展环境稳定的要求之间的张力，造成社会转型所面临的多元价值取向更加复杂化  [3  ]。但是，营商环境法治化是当下法治经济建设中亟待解决的实践问题，必须通过持续不断的改革与创新进行一系列探索，应对转型中国所面临的治理挑战和冲击。于是，我国采取顶层设计与地方试验交互作用的探索方式，确保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扎实推进与建设成效。

（一）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顶层设计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序推进和依法治国战略的深入实践，推动着市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不断加快。将营商环境纳入法治轨道进行系统谋划，旨在应对经济结构转型发展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市场环境治理挑战。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作出“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决定，开启了优化营商环境新篇章。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也就成为党和国家催生体制机制创新、维稳经济社会发展秩序以及提升经济治理水平的重要载体。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整体推进离不开预期规划的合理引导，党中央、国务院所作出的一系列关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为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具体展开提供了基本准则。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科学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明确未来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导向。[4  ]根据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经济结构和构筑经济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这是党对营商环境建设理念、路径认识的深化，也是推进经济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构建完善的制度环境和规则体系是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利益的重点工作，必须加快我国社会信用体系、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完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5  ]习近平总书记对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谋划与部署，无疑为当下整体推进营商环境建设注入强大动力，引导着各地区、各部门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着力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是习近平法治经济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准确把握优化营商环境的前进方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6  ]。李克强总理也多次强调营商环境建设的迫切性，围绕市场主体反映集中的 “退出难” “融资难” “注销难” 等问题，持续推动商事制度改革、完善破产法律框架、加强公正监管、规范涉企收费以及对接国际经贸规则等顶层设计逐渐出台。

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进行强调与部署外，健全法律规范体系、完善制度环境也是对法治化营商环境进行顶层设计的必备环节。《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的出台和施行，助推我国营商环境由“实践探索”向“立法规范”升级[  7    ]。此外，国务院及其所属有关部门发布大量关于行政审批及许可、政务建设与服务以及执法体制机制改革等内容的规范性文件，进一步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顶层设计。同时施行内容涵盖知识产权保护、提升审判和执行质效、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保障破产制度实施等全方位的配套法规、规章以及司法解释。这一系列举措表明党和国家坚持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展开、完善营商环境顶层设计工作。

（二）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地方实践

优化营商环境愈发显示出激发市场活力的时代价值，促使地方经济释放活力，这不仅影响或改变着区域经济生活的现实境况，而且有力地推动着国家优化营商环境的整体进程。面对新形势下日益复杂的市场治理挑战，营商环境成为地方政府推动机制体制改革与创新、构筑区域竞争优势、提升地方综合竞争力的重要载体。地方政府是我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走深走实的主要推动者，肩负着对顶层设计方案进行地方验证的时代使命。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顺应市场主体期盼，地方各级政府在各自辖区内逐渐兴起法治化营商环境创建活动，围绕影响市场主体融资、产权保护以及纠纷解决的实际问题，不断改善市场环境的治理状况。不管是东部沿海地区还是中西部内陆省份都高度重视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多个省级行政区采取多种改革方案进行区域差别化的探索与实践。例如：浙江省以规范政府权力为改革重点，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致力于打造“最多跑一次”的 “浙江模式”;陕西省从推进营商环境评价工作等方面健全优化营商环境制度体系;江苏省聚焦审批流程改革为优化政务环境提供有力支撑，打造“不见面审批”的“江苏经验”;湖北省建立“政府承诺+社会监督+失信问责”机制提升营商法治环境;重庆市构建全国首个法治化营商环境司法评估指数体系;江西省从完善法规体系着手，多措并举改善营商执法、司法和政务环境;福建省围绕“五商原则”积极探索机制改革，着力打造突出司法服务改革实效的“福建样本”;上海市对标世界银行《 营商环境报告 》各项指标，及时提出改革建议，并推动相关立法，深化包容审慎监管。总体上看，投资审批、创新监管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等领域是地方营商法治环境改革的重点。但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地方历史文化及民众权利观等因素的差异，导致法治化营商环境在各地实际推进过程中的侧重内容也不尽相同  [8  ]。

此外，辽宁、北京和上海等省市制定并实施各自行政区域内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引导和规范区域营商环境的发展趋向，助力为市场主体营造更好的制度环境。地方为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作出的实践探索与经验累积，是对顶层设计方案的有益补充，将为我国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整体推进注入动力，助力经济下行风险下市场主体纾困发展。

二、我国法治化营商环境与域外一流营商环境的差距识别

世界银行《 2020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继续沿用赋值打分的方式，对各经济体营商环境的发展状况和完善水平进行评价。报告指出有20个顶级经济体进行了22项改革，表明即使是全球表现稳定的经济体依然有改善营商环境的空间，排名较低的经济体则有更大的优化空间。新西兰、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等是2020年营商环境排名前十的经济体（见表1），表明在全球经济体中营商环境的优化与推进处于良好态势。排名较高的经济体一直对商业监管保持较高水准的顶层设计，并且多年来持续从多方面改善营商环境。与此同时，首次跻身前40的中国正有条不紊地推进营商环境改革。2019年，我国营商环境在行政审批、创新监管以及政务公开等方面改善显著，特别是在企业注册登记、办理施工许可证以及规范中小企业税费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从表1不难看出，2020年排名前10的经济体营商便利度分数相较于2019年普遍有所上升，表明其總体商业环境有所改善，更高的分数显示拥有更加便利的营商环境，而负数则表示营商环境有所恶化。我国得分及排名均有显著性提高，但与世界排名较高的经济体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新西兰、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是2020年营商环境排名前3的经济体，对标全球营商环境最佳实践的三个经济体，以其作为样本经济体并从法治建设视角观测，针对性更强，可以进一步找准我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短板，更好地契合“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发展目标。我国与三个样本经济体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一级指标的排名和得分情况如表2所示。

营商环境评价工作需要对各经济体内的监管环境、政务环境和投资环境等众多因素进行考量，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世界银行主要从‘营商程序便利程度’与‘法律保障力度’两个维度评估营商环境。”    [  9  ]“获得信贷”    “保护少数投资者”   “执行合同”与“办理破产”四个指标共同构成“法律保障力度”评价体系。通过对表2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可知，新西兰“获得信贷”指标得分与排名均处于各经济体前列，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排名与得分均持平且与新西兰有一定的差距。相对于营商环境排名前三的经济体，我国“获得信贷”指标的得分与排名仍有明显差距，是目前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主要瓶颈，并且近年来其排名整体上处于下跌状态，必须予以重视。在获得信贷方面有关部门应适时推动修法工作，提升我国营商环境排名[10  ]。在“保护少数投资者”指标方面，新西兰和新加坡排名与得分均一致位列全球第三，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在此项指标上也具有一定优势，我国虽然得分与排名相对靠前，但与其他三个经济体相比，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控制公司的人可以通过自我交易的各种形式将公司财富转移到自己身上，侵占投资者利益。由此，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是公司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进程中必须加强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力度。在“执行合同”指标方面，新加坡排名和得分均处于全球第一位，中国排名和得分领先于新西兰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位居全球第5位，这是我国在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中表现最佳的一级指标。我国与其他三个样本经济体在破产办理方面均没有突出优势，但其他前三个经济体排名与得分均优于我国。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获得电力”指标，我国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同时实施一系列措施大幅缩短获取新电力连接所需时间，有力地提升了这项指标的排名。总体而言，新西兰、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在“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和“执行合同”三个指标上相较于我国具有明显优势，而执行合同的效率则是我国的相对优势所在。实际上，“执行合同”指标从2016年开始排名显著提升，为我国营商环境整体排名的提升作出了卓越贡献。因此，在稳步推进执行合同效率的同时，如何补齐信贷市场、破产程序、对中小投资者权益维护的短板是我国营造法治营商环境、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

司法效率本身是企业生产率的重要保证，商业纠纷的高效解决、债权人权利的及时实现等都是保障市场资源流转的重要因素。“保护少数投资者”“执行合同”与“办理破产”不仅是衡量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三项关键指标，它们所预设的运行规则也是司法高效运转的内在要求。世行选取了我国上海、北京对各项二级指标进行了测评，其与世界营商环境排名前三的经济体在“保护少数投资者” “执行合同”与“办理破产”各二级指标的具体情况如表3所示。

“法治很难绝对量化，但也不是说绝对不能量化。”[12     ]评价营商法治环境的指标是研判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营商领域内的制度体系和实施机制是否健全、完善的基本准则，揭示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特点与问题。通过对表3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可知，“保护少数投资者”指标中，北京和上海两市的公司披露程度、制定公司重大决策时股东的权利、治理制度强度、所有权以及审计等的透明度与排名前三的经济体没有明显劣势。但就“董事责任指数”二级指标而言，北京和上海的此项指数仅得分4分，与其他三个样本经济体相比有较大差距，需要适当采取措施强化股东、董事及高管的法律责任，以提高此项指标得分。“股东诉讼便利度指数”在满分为10分的打分中得分也较低，仅为5分，削弱了“保护少数投资者”指标的整体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升。“执行合同”指标中，从“解决商业纠纷的时间”二级指标来看，北京和上海的差距不大，但与其他三个经济体相比仍有明显差距，需要健全纠纷解决机制，提升纠纷解决的效率和质量。衡量司法制度与工作机制的“司法程序的质量指数”表现最为抢眼，得分为16.5分，高于其他经济体，排名全球第一，我国成为此项指标的全球最佳实践者。“执行合同”指标的得分与排名正是借助司法制度与工作机制的保障而得以大幅提升。“办理破产”指标中，北京和上海的“回收率”仅为36.9%，远低于其他三个经济体，反映出我国破产债权清偿率过低，市场主体面临更高的投资风险，破产法律实施的效果有待提升。北京和上海的“破产框架力度指数”为13.5分，均高于营商环境排名前三的经济体，说明我国破产立法的顶层设计相较于其他三个经济体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根据“时间”和“成本”二级指标显示，办理破产案件所需时间为1.7年，所耗成本占到资产价值的22.0%，意味着我国在办理企业破产时所耗时间过长、所耗成本过高，这不仅降低了“办理破产”指标的整体竞争力，同时也表明我国破产程序运行效率不高，破产相关费用过高，不利于市场主体的高效退出和清算。

概言之，北京和上海两市与营商环境排名前3的经济体存在的差距，从侧面反映出我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短板和弱项主要集中在对中小投资者的权益保护力度不足、司法系统不能及时解决企业诉求以及缺乏规范高效的破产程序等方面。这些短板和弱项反映到市场经济生活中，具体表现为营商法规体系设计存在缺陷、市场监管和权利保障机制不到位、商事审判质效有待进一步提升、市场主体胜诉权益未得到充分及时执行、破产司法能力不足，以及仲裁、调解等诉讼外商事纠纷解决渠道不够顺畅、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未形成有效的衔接机制、法律服务市场发育程度不够成熟等。

三、弥合我国法治化营商环境与域外一流营商环境差距的进路

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是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现代化治理的必由路径，直接关涉未来经济发展趋向，必须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对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作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与规划，以解决我国与域外一流营商法治环境的差距为重点，针对纠纷解决所耗时间及成本、产权保护和破产办理等重点工作提供精准策略，积极回应市场主体的法治需求，开创一条对标国际、立足中国国情、体现中国思路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道路。深入推进法治改革与制度创新的有机整合，补齐我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短板，让营商法治环境成为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性因素，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

（一）借鉴域外营商环境改善显著经济体的有益尝试

2019年《 营商环境报告 》显示阿富汗作为最佳改革者，着力于企业法律制度建构与健全，出台法规强化对中小投资者的权利、财产保护[13  ]。市场多元面向的加剧、社会多领域治理的结构性调整为公司治理提供了重塑机遇。为此，阿富汗修改《 商业程序法》，赋予公司股东更大权力激活其参与市场的积极性，降低机制转型试错风险的同时，有效平衡了公司利益与治理结构升级之间的紧张态势。2018年阿富汗为保障中小企业的合理救治与有序退出，在完善破产法律框架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营造了更加系统化地破产制度体系。吉布提聚力于法律制度建设，强化法律框架为营商环境建设提供更加完善的顶层设计。新修订和完善了民事诉讼法，重视争议解决程序建构，对商业纠纷解决的过程加以强化，细化和补充了调解制度的受案范围、运行规则和管理方法，在破产重组程序中加强对债权人的平等保护，赋予债权人新权利，激活了他们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动性与积极性。吉布提通过法律规范的更新完善市场规则秩序的建构，不断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成为中东和北非地区招商引资、吸引外资的领头羊。阿塞拜疆通过建立新的信贷局和规范统一抵押登记处，精简获取信贷的流程以便营造良好的信贷市场。提供更多具体的法规信息是土耳其营商环境改革的重点之一，司法部门公布多个地区的法院在商业金融、知识产权和工业权利等相关纠纷作出的裁决，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为各类市场主体保驾护航。各经济体大幅修改立法、建立新的司法机构等在营商法治环境领域的改革举措，都旨在改善法律制度环境、提升司法质效，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法治动能。应当看到，域外经济体在法律框架、制度创新与市场主体保护等方面的探索与实践所形成的改革经验和有益成果，对于接下来我国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具有现实的参考意义。

（二）深化政府、市场和社会在营商环境领域内的新型合作治理机制

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是根据市场主体的法治需求，解决影响和制约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与法治之间的突出问题，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实现营商环境现代化治理的实践活动，其中政府、市场和社会在内的多元社会主体始终贯穿这一持续性活动。政府、市场与社会是否能够形成和谐共振的良性互动关系，直接影响着营商环境领域内的制度成熟与具体措施的实施效果，事关新时代营商法治环境建设的全局推进。因此，政府、市场和社会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落实优化营商环境的相关措施。在此基础上，推动政府与市场、社会形成有机互补、相互衔接的协同联动、新型合作治理机制。具体而言，政府应通过持续改革和创新监管相结合的方式，深刻转变职能，提升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同时，政府应完善制度供给，制定规则体系引领和规范市场主体发展方向，明确界定各类市场主体行为的边界。此外，政府还应积极推进构建社会信用制度体系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为市场竞争秩序良性发展创造良好的运行环境，促使创造社会财富的生产要素充分流动，最大限度地提升社会发展创造力和市场活力，从而给优化营商法治环境带来广阔空间。市场主体是推进营商法治环境建设进程中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也是检验营商法治环境建设成效的评判者。在新型合作治理机制中，企业等市场主体应当积极反映影响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与突出问题，积极落实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措施，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自身权益、解决纠纷、促进发展。政府与市场是扎根在社会之中的，社会主体也应积极参与到优化营商环境进程中，配合新型合作治理机制建设，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实际效果与社会满意度。

（三）持续提升司法质效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国内企业和外国投资者要求提高司法质效的呼声越来越高。司法质效是促进市场主体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因素，以司法质效为目标的司法改革对于优化营商法治环境至关重要。司法程序的高效运转和解决纠纷时间的有效缩短是提升司法質效的关键因素，人民法院应当紧紧围绕诉讼流程进行精细化管理，以信息化建设与机制流程再造为抓手，推进立案、审判、执行全流程提速增效。推广“无纸化”网上立案，开展全流程电子卷宗深度运用工作。对延长审限、延期开庭的适用情形加大审查力度，并对其批准进行严格把控，避免期限受到随意干扰。对于买卖纠纷等常见的简单商事纠纷案件，推行“多元调解+速裁”机制。立体式、全方位的多元调解方式能够让当事人在和谐的调解氛围中良性互动，使相关纠纷得到灵活高效且经济地解决。调解与速裁紧密衔接，对于当事人不愿调解、调解失败的案件转入相衔接的速裁程序，由立案庭的法官根据案由进行快速审理裁判，切实提高商事案件审理效率，保障债权人的债权得到及时清偿。积极推动优化电子送达应用，多措并举丰富送达方式，切实保障送达工作的精准高效。严格规范执行节点，着力推进司法网拍制度化、系统化和专业化建设，充分发挥司法网拍相较于传统拍卖的优势，助力解决“执行难”。

（四）持续营造办理破产的良好环境

完善破产制度是化解企业矛盾、整合市场资源以及促进各类生产要素流通的关键举措，也是各经济体提升营商环境排名的重要抓手。围绕影响办理破产质效的时间、成本、结果三大因素，持续营造办理破产的良好环境。主要应从以下方面抓起：一是要持续对破产法律框架进行丰富与完善。《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的出台对破产法律框架完善意义重大，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办理破产”指标的提升。破产法律制度必须跟上营商环境改革步伐，结合立法现状与市场主体需求，应该对《企业破产法》有关内容与时俱进地进行适当修订，包括对破产程序的启动机制、破产案件的受理、债权人权益的保护、清算、和解、重整、跨境破产、关联交易和破产程序等方面须予以进一步的细化和完善。二是要完善破产审判机制。破产审判制度要继续围绕专业化的目标导向推进，建立专业化的破产法院和引进简易破产制度，适应优化营商环境对破产制度调整的需求[14 ]。                                                                                                             推进破产案件繁简分流，缩短破产案件的审理时间。三是要完善管理人制度。破产管理人制度的运行状况直接关涉破产审判质效的高低，成为影响办理破产案件的关键因素，必须高度重视此项改革的重要性。从人员选用、工作规范等方面推进破产管理人机制改革，鼓励地方对破产管理人协会的主管单位、职能范围和运行体系等进行实践探索。四是要推进破产审判外的配套制度建设。单方面依靠法院难以形成保障破产高效运行的合力，应积极推动建立政府、法院联动工作机制，协调解决破产过程中产生的职工安置及权益保护、保险税费等问题，实行破产财产网络拍卖制度，降低办理破产成本。

四、结语

在世界经济对流日益加剧和全球经济贸易规则重塑的情势下，法治化营商环境已经成为各经济体提升经济治理能力、参与国际贸易竞争的强力引擎。下一步，党和国家要坚持在法治框架内推进营商环境改革、在法治引领下推动营商环境发展，把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作为应对市场经济复杂形势的重要举措。积极鼓励地方进行试点探索，加快一些地方已经成熟见效的改革经验面向全国推广。同时还应在比较视阈下审视营商环境的优化进路，持续聚焦其法治化建设在实践方面與域外一流营商环境发展的现实差距，尤其需要在精简事项、简化流程、政府服务、提升商事审判质效和降低破产办理费用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不断缩小我国营商环境与国际一流水平的差距，提升我国营商环境的整体竞争力。以推进“放管服”改革向纵深领域迈进为契机，对标世行最高标准、最高水平，推动出台更多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硬举措，服务好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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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绍阳

收稿日期：2020-10-08

基金项目：云南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云南自贸区营商环境的法治建设”（2019011）。

作者简介：戴琳（1973—），女，云南通海人，法学博士，云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商法、知识产权法研究;

孙涛（1995—），男，云南曲靖人，云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商法、知识产权法研究。

作者：戴琳 孙涛

信息化司法政务创新探讨论文 篇2：

在电子政务中应用人工智能的问题探究

摘要：目前，人工智能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程度日渐提升、发展速度日渐加速。近些年，我国持续提高人工智能的研究力度与推广强度，各领域逐渐呈现智能化的发展趋势。这一背景下，国家不断提升政府智能化与信息化建设的标准与诉求;换言之，将人工智能应用于电子政务中是国家服务与治理的发展趋向与关键环节。然而我国人工智能技术有待完善与优化，相关政策与机制尚处于建设与改进阶段，伦理探究尚处于争论阶段，致使人工智能在电力政务领域的应用中存在诸多问题。基于此本文将基于电子政府，深度分析人工智能的应用价值、现状与优化措施。

关键词：电子政务;人工智能;问题

引言

人工智能是借助数字计算机控制或数字计算机的机器延伸、模仿与拓展人类行为的智能，感应环境、探寻知识并应用知识获取最佳成果的应用系统、技术、方法与理论。电子政务是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借助信息技术与现代网络科技实现管理的规范化、透明化与高效化，并为社会与群众及时提供所需公共服务与产品。相关部门已对人工智能在电子政务中的运用展开深度探究与实践，但也面临诸多问题。因此，如何推动人工智能在电子政府领域的科学应用，推动相关技术的迅速升级，推动该领域的健康发展，是相关工作者必须深思的关键问题。

一、人工智能之于电子政务的价值

（一）人工智能可以为电子政务的智能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人工智能在各国电子政务中的应用程度不断加深，中国在该领域的发展虽落后发达国家仅三十年，但近些年[1]，我国不断提高研究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强度，我国商业地位已逐渐成为国际顶尖力量，电子政务尚未全面铺开，且社会各界对电子政务智能化、信息化的标准持续提高，将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应用于电子政务领域已成为该领域发展的必然趋向。以国际与中国电子政务、人工智能的发展现况为参考，相关工作者应不断提高对人工智能运用范畴的研究强度与拓展速度，从而满足群众对电子政务智能化的诉求，推动电子政务信息化发展的进程。

（二）人工智能有效推动电子政务的智能化、标准化、规范化发展

在新的发展阶段，电子政务将迎接诸多挑战，诸如：群众对于电子政务智能化的诉求、处理大规模数据、推动电子政务的信息化发展等。而解决这些挑战，推动电子政务的健康发展，相关工作者必须合理应用新手段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是一项契合电子政务发展的智能化[2]、信息化新兴技术与处理手段，能够高度满足群众对电子政务的诉求。提升人工智能在各领域的研究强度可以确保其在电子政务中有效发挥其价值与效能，推动电子政务规范化、标准化、智能化与信息化发展的进程。

二、基于电子政务，分析人工智能的应用现状

（一）身份认证

身份认证是电力政府系统中用于确定使用者身份的一项技术，凭借身份认证可迅速确认应用系统的客户是否拥有合法的操作权限与访问权限，杜绝其余客户借用他人信息进入电子政务系统，引发一定不良影响。身份认证是应用电子政务系统的第一步骤，旨在保护客户的合法权益，维护系统数据的安全性与隐私性。而将人工智能应用于电子政务系统中，可多元化身份认证形式，诸如借助指纹验证、人脸识别、短信验证和身份证信息验证等多种形式，从而保障相关信息的安全性。

（二）智能客戶服务

电子政务在处理相关事务方面极具优势，可以突破时空的桎梏，借助电子信息为群众提高高质量服务。传统政务模式下，相关工作者必须二十四小时轮岗值班，以便实时接收群众咨询与解决问题，且针对不同性格的群众，解决问题的方式各不相同，致使各种简单的政务复杂化。电子政务可有凭借智能化服务消除时空桎梏的干扰，规避诸多非必要的隐患，高效解决相关问题。尤其是将人工智能应用于电子政务中，智能机器人客服与人工客户的有效配合可有效规避传统政务的弊端。在智能客户服务中，智能机器人可以群众诉求的重要问题为核心，提出多样化、针对性的解决对策，并将其迅速传送至用户，得以有效提升处理问题的效率;且智能客服系统具备语音分析与识别技术，可依据用户诉求合理判断问题难度，以选择的形式指引客户切换人工客服，从而优化问题处理环节、提高问题解决效率，给予群众优质的应用体验。虽然，人工智能在电子政务的应用过程中存在问题，但其以智能化的形式为群众提供着高质量全时段的服务，助力群众及时获取解决问题的方式，具备极其显著的积极价值。

三、基于电子政务，分析人工智能的应用问题

（一）体制场景问题

就当前发展现状而言，部分地区的数据共享平台虽已建成，并形成一定规模，但其信息共享程度尚处于起步阶段，甚至同地区不同机构间的数据共享与开放也难以实现，数据流通难度较大。将人工智能合理嵌入电子政务流程，可以优化过往流程，达成人力资源分配的智能化与合理化。但就实际而言，政府尚未跳出传统管理机制的结构，诸如各块分割问题、数据共享问题等严重干扰人工智能性能的发挥，轻关系重因果[4]、决策周期冗长、机构设置臃肿等诸多问题与人工智能对政府体制的灵活性诉求相悖。

（二）现实应用协作场景问题

政府作为人工智能处理数据所依靠的信息执行者、监督者与引导者，对数据的掌控极具代表性与权威性。若政企无法高效合作，政府则难以提升人工智能的智能化与信息化程度。因此，在现实应用场景中，政府应用人工智能于公共治理、公共参与与政务服务中，推进政企间的高效合作亟不可待。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各级部门对人工智能的应用较为落后，普遍运用人工智能处理基础任务，尚未融入政府传统业务流程中。而政企的高效合作可借助人工智能推动政府工作流程的变革。简而言之，掌握人工智能先进技术的企业位于政府上游，若政府无法及时针对企业提供的人工智能构建系统严密的信息安全机制，极易被企业掌握信息动脉。

（三）信息场景问题

数据挖掘与收集是人工智能在数据分析处理方面的显著优势，因此，信息安全是电子政务中应用人工智能的关键问题。若人工智能的自保护算法与防火墙尚未完善解决安全入侵问题，极易产生程序运行时序状况。由于其具备从大规模数据库中分析学习的能力，而诸多数据漏洞被黑客利用极易使其面临严重的信息安全问题。大规模的数据是人工智能算法训练的基础，真实数据是提高其应用精准性的资源，这一背景下数据泄露的概率不断提高，人类对信息的监管力度与掌控力度不断降低。因此，政府必须不断提高保护数据与信息资源的强度。

（四）体制问题

当前，国家不断提高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地方政府亦不断跟进相关政策，拓宽人工智能的应用范畴，然而，相关工作者制定政策普遍以宏观角度着手，并未从微观上对监管[5]、技术与伦理等方面给予系统的法规与政策保证，例如，人工智能是否可以具备紧急救助性能，人工智能是否能够为自身行为负责等。虽然，中国通信院已从技术上规定人工智能领域成长的白皮书，但并未对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应用提供理论参考，且各地区城市发展、理念转变程度、技术应用等各不相同，仅依赖国家的政策支持难以在电子政务中全面推行人工智能的应用。就人工智能运用的监管体系而言，人工智能具备一定的自主能力，但因其学习环境的复杂性，将会产生一定的意外行为。因此，人工智能将对政府造成内部组织变革、技术能力挑战、行政行为与决策智能化发展的行政合法性与伦理问题等;其中的伦理问题将引发人工智能应用是否合理的热议，从而导致人工智能应用能力倒退、政府智能化能力降低等连锁反应;就其技术方面而言，欠缺律法与政策的支持将使危险分子趁虚而入，甚至窃取敏感文件，促使公民、社会与国家信息遭受一定威胁。因此，构建系统的制度体系保障人工智能在电子政务领域的应用与发展是大势之所趋。

四、基于电子政务，分析人工智能的应用措施

（一）人工智能自我约束

在电力政务中应用人工智能，必须确定其目标在于国民的美好生活，编程工作者必须深度思考处理数据时如何统一服务标准、保护敏感信息、维护公平。因此，相关工作者在构建人工智能学习措施时必须遵循理解性、包容性、补救性以及公平性的准则。同时，处于弱智能阶段，人工智能在电子政务中解决高难度的问题可有效参考徇众技术平台与政府高素质职员的能动性判断，若两者产生争议[6]，应遵循服务人民的结果，推行价值规范探讨与技术分析有效融合的问题解决思路。

（二）政企共同承担责任

企业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提供者，其对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判断与抉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决定人工智能在电子政务中的应用成效。因此，企业是都具备承担人工智能伦理责任的能力极其关键。因此，相关部门可不断加强领军企业的责任意识，推动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的贯彻落实。比如，相关部门可参考其他国家优秀经验，构建人工智能产学研联合创新中心与人工智能实验室，聚合研发资源;在虚拟现实、自动驾驶、信息推荐等热点领域，强化企业示范功能，在业务运营与产品设计中落实人工智能伦理原则，从而推动相关领域的成长;激励企业探究处理人工智能技术与实践中存在新伦理问题，共享研究经验，推动该领域伦理与技术的同步发展。

（三）优化数据共享模式

第一，相关部门可统一各地政府数据储存、传递的格式与平台，从而确保各地区、各部门在转化与对接数据方面不存在技术障碍，节约采集数据的成本。第二，构建统一的政府数据服务与管理中心，推动各地区各部门数据的全面共享与开放，从而有效解决传统行政管理模式下的弊端，提升政务工作质量与效率，打造高效政府。第三，提高数据保护强度，采取缜密的加密保护手段维护群众与政府互动中形成的与群众隐私相关的数据，杜绝群众信息泄露。

2.激励企业自主研发，推动国际技术沟通

目前，人工智能意识尚不具备人类情感、思维与感性功能，仅作为一种实用性的纯理性工具存在。因此，企业在人工智能的研发与应用方面应展开多方合作，优化人工智能性能，有效把控其在电子政务领域的应用范畴与方向。深度自主研发，避免技术滞后，难以盈利是当前人工智能企业发展的关键难点。人工智能领域竞争激烈，各企业普遍闭门造车，过度重视技术垄断与产权保护，深陷“囚徒困境”，国际技术合作与交流较浅显，各国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因此，企业在深度自主研发的同时可增强与国际技术沟通和协作，聚焦全球共识，推动行业发展。

（三）优化数据安全

在电子政务领域应用人工智能，政府可凭借强化与人工智能企业的合作，将业务诉求融入人工智能的制造与生产中，构建“本地化”的电子政务人工智能系统;发挥引领功能，打造适应当地建设水平与发展状况的电子政务人工智能运用平台;构建系统的数据安全监控机制，从软件、硬件着手杜绝数据被入侵、紊乱、丢失等问题，确保信息服务的专业性、安全性与精准性;构建专业的运维小组，以国外先进经验为参考，构建管理委员会等，及时上报与委会人工智能在电子政务运用中的缺陷与漏洞，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率，保证政府其中占据主导地位。

（四）构建健全体制

确定政府在电子政务中应用人工智能时所扮演的角色，以公民的美好生活为最高目标，同时关注行业创新成长;培育高素质高标准的专业团队与职员以伦理性为出发点指引与评估人工智能的行为;强化技术限制，将法律贯彻人工智能运用、开发与研究之始终，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规范化成长;从回溯机制、监督机制、控制机制等方面提高对人工智能的把控强度，创新和优化人工智能的機制保障。政府应承担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的引导者责任，以制度层面为出发点规范政府运用人工智能过程中相关工作者的义务、权利与责任，全面纠正政府管理中的技术依赖问题，从而发扬人工智能技术优势与相关职员的主观能动性，规避其感性缺陷，将人工智能技术平台作为政府管理的关键技术措施，彰显政府的智能化水准;预防电子政务中应用人工智能的纯技术导向现象，推广融合价值规范探讨与技术分析的问题解决思路。从技术出发优化责任追溯机制，构建可追溯的故障透明机制，从而准确追溯问题成因与责任方，确保司法透明与故障透明;此外，可追溯性可以确保相关部门全面监管人工智能的决策过程与行为，从而助力人类了解人工智能的决策过程，并针对性修正其决策，保证人工智能运行的透明度，以便在特定的法律行动与调查行动中全面发扬其价值，确保人类在监管人工智能时占据主导地位，且可在事后全方位跟踪调查。

五、基于电子政务，分析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

人工智能在电子政务的深度发展过程中具备诸多积极影响，促进电子政务的智能化发展，从而构成与社会发展相契合的发展形式，高效适应社会发展。就电子政务发展现状而言，人工智能已迅速普及于我国电子政务系统中，在信息化、数字化的前提下，已逐步实现自动化与智能化。就社会效应而言，人工智能在电子政府领域的应用可以高效提升工作处理效率、帮助群众高效解决问题、提升群众满意度、推动其公共服务系统的发展。就电子政府发展而言，人工智能为可以其提供精准、新颖的技术措施，且不断优化和升级服务系统，从人工服务到智能服务、从流程式到一键式，无不彰显人工智能之于电子政务的创新价值与优势，推动电子政务的优化与完善。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取得诸多成就，但相关技术的推行仍需努力，相关工作者应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之于电子政府的积极价值。人工智能已呈现不断创新和升级的发展趋势，在未来发展中，人工智能可以为电子政务提供多样化的技术支持，诸如：自助政务服务终端、虚拟现实技术、情感分析与语言识别、智能视频处理系统等;能够高效推动电子政务服务系统的升级、促进电子政务领域的成长，推动电子政务的智能化、智慧化发展。

六、结束语

分析人工智能研究进程，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应用与研究方面亦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已作为新兴技术步入电子政务领域，从而加速我国电子政务领域智能化的成长速度，提升其智能化程度。虽然人工智能在电子政务中的应用存在一定缺陷，但瑕不掩瑜。相关工作者应立足于电子政务的视野，审慎人工智能的优缺点，针对性优化人工智能在电力政务领域的应用策略，深入分析人工智能在电子政务领域的发展趋向，有机融合电子政务与新兴科技，从而优化其变革效率与成效，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普及创造适宜的环境，推动其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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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静，黄萃，苏竣.中美人工智能治理研究比较分析——基于文献计量视角[J].电子政务，2020，No.216（12）：94-104.

[5]权军，易萍.浅议人工智能在人社系统电子政务公共服务领域应用的意义[J].劳动保障世界，2019，No.554（34）：58-59.

[6]姜微.电子政务中的留言智能分析技术[J].智能城市，2020，v.6;No.96 （23）：17-18.

作者：耿海迪

信息化司法政务创新探讨论文 篇3：

政务公开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研究

摘 要：由于现代经济社会和科技的高速发展，信息交流十分迅捷，人与人交流更加密切。大数据顺应潮流，成为这个时代的必然产物，对于各地政府政务公开的履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不仅能有效拓宽政务公开实踐的实施路径，也必然成为推动政府职能转变、职能优化的有效手段。因此，在大数据时代下对地方政府政务公开实践进行优化就显得十分重要。搞好政务公开工作，能改善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满足人们对公共服务的新要求。因此，政务公开必定是地方政府行政管理制度的一次有效革命。

关键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政务公开;路径研究

一、大同市地方政府政务公开现状

（一）探索摸索阶段

地方政务公开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村务公开，当时“党政关系”刚被重视，政务公开主体的划分并不明确，同时制度设计略微单一，仅在预防腐败的领域有所体现。因此，党的十三大提出，“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1]地方政府于1988年前后在所辖区内的行政村开始实行了“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即公开村级重大事务决议内容和实施结果等。到90年代后期在村务公开取得较好效果的基础上，一些地方政务开始探索把村务公开实践的经验引进政府机关，并不断从内容和形式上优化规范。

（二）稳步实施阶段

2000年以来，各地政府的政务公开实践工作进入到稳步进行阶段。有以下三点创新。

1.政务公开机制动态化。从公开简单的“静态政务”扩展到了公开“动态政务”，围绕与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问题，不少地方政府开展了“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改革，实施“依据—决策—执行—结果”全流程公开[2]。比如，在大同市政府的民生工作方面，发布了畜牧补助发放、重大天气预报、疫情灾情以及突发公共事件预警、相关情况处理公开等信息;公开了房屋拆迁的进展情况、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开展情况、民政补助。公共卫生方面，公开了人民医院、中医院等信息公开指南，医疗事故处理方案结果、医疗收费标准等。

2.政府信息公开理念多元化。政务公开也由单纯“反腐监察”拓展到“反腐监察—引导舆论—便民服务”的三重维度。例如，疫情时期大多地方政府采用新闻发言人制度，要求有对外通报信息任务的部门必须设立新闻发言人，积极引导社会舆论，高效反馈民众所需民众所想[3]。例如，2011年，大同市人民政府网站经过升级改版，政府信息公开的网站服务功能简洁明了。其专栏中设有四大子专栏，分别为“政府信息公开目录”“依申请公开”“信息文件查询”和“政府信息指南”。其市民点击的专栏，能够查询市政府各部门、市直有关单位、各县区政务公示相关信息;特别是在“依申请公开”的子栏目口，市民能够直接从部门提出申请，并公示从全程申报到查阅资料的整个流程状态。另外，各部门各县区网站也同步发布各自单位主动公开的信息。

3.政务公开手段丰富化。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电子政务形成，通过电子政务平台丰富政务公开载体，增强公开的时效性和便捷性，成为不少地方政府的选择。到2010年左右全国大多数省份均建立起成体系的电子政务公开平台，全国政务公开电子化体系基本成型。例如，大同市各政府机关对政府信息进行了梳理和编目，2011年共发布主动公开政府信息72 863条，其中机构职能类信息1 457条，占2%;政策法规类信息13 809条，占19%;工作动态类信息38 617条，占53%;决策类信息8 015条，占11%;行政职权类信息10 929条，占15%。主动发布信息量较大的部门，是人民政府办公厅、督查局、人力资本与社区保护局、民政局、住宅与城规工程建设委、土地资源利用局、卫生局、环境局、灵丘县、左云县、广灵县等。因此，信息技术体系推动了公开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三）深化推进阶段

2020年以来，我国步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地方政府政务公开实践进入了深化推进阶段。

1.全面推动政务网站的集约化平台建设。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全市运行状态正常的政府网站21家。建立区级政府门户网站集约化平台1个，集约化子站16个，政府信息公共栏目38项，基本达到了区本级县（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的统一服务标准体系、统一技术标准平台、统一安全维护、统一运维监管的工作目标。建立起横向涵盖区直机关、纵向贯通市县二级、综合打通政府各业务应用领域的区域性政务门户网站集约化平台。

2.政务公开的联动性增强。坚持党的领导，通过开展一系列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统一了各类政务公开主体的思想和行动，促进不同政务公开主体之间相互学习借鉴。组织开展了2020年度全市政务公开与政务信息专题培训，特邀专家教授对大同市各县区和市直各部门政务公开工作人员进行指导，通过培训工作人员增长了见识、学到了知识、找到了差距、明确了方向，全市信息公开工作得到全面提升。

二、大同市地方政府政务公开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大数据系统应用能力较弱

当今社会极速发展，处于信息化背景下的人们通过大数据系统，能够快速检索到可以利用的信息并运用到生活的各方面。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本市政务服务中心由于多重原因导致技术的匮乏和高端技术人才的缺失。具体来讲，主要明显体现为“散”和“乱”两个方面：集约化水平程度不高，大批公共网络平台创新上线，使得信息过度碎片化，使用者的感受不佳;政府信息公布机构不标准化，规范程度还不高，大量政务信息公布网络，且目录化水平还不高，信息内容的传播便利性不足。因技术的匮乏，政务公开平台建设以及政府的科学决策、部门的科学管理，审批的执行都未能实现良好的发展，服务工作的理念与实质也脱离百姓的实际需求，不能满足百姓的实际需要，长期表现在服务办件滞留的状态。同时由于高端技术人才的缺失，对当前的大数据系统平台只能进行基础性建设，如网站浏览、查询、申报，很难进行创新性的突破，如未能实现与公民的双向沟通、政民互动。因此，实现信息和数据的综合利用尚有难度。

（二）管理机制不合理

1.人员管理分层。本市政务服务中心人员是由派出部门分配到地方开展政务服务工作的，原则上分属于两个机关考核。但本市对于政务人员的考核标准仅仅参考派出单位的意见，编制、人事、工资关系，未与地方政务服务点形成一致。工作服务地和考核由不同部门负责，考核参照标准就具有一定模糊性，这种双重管理模式会使工作人员在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产生投机取巧、应付差事等心理。

2.人员分配标准混乱。由于本市对于政务工作认识和重视程度不够、工作人员的重视程度不高，对工作人员的选拔及派出的机制也不完善。因此，驻派单位的领导层对政务服务中心派出工作人员的标准不尽相同。目前是按照政务窗口的服务内容的重要程度分配人员，核心业务派出业务能力强的工作人员用于树立形象，形成一定的政务透明、公开、高效的假象。而有些部门由于政务服务工作窗口经常无人问津，出现了象征性成立窗口的现象，同时安排一些基本不会操作数据系统的、年龄较大、业务素质不高的人员。这种不统一就会导致窗口工作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为正常的管理带来极差的影响。

（三）“一站式”服务不到位

政务公开的理念是与民沟通，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其实质是提供政府与百姓的沟通桥梁，以达到直接对话的目的。因本市政府重视程度不够等多方面的原因，政务公开系统目前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达到与民互通的状态。如，政务大厅的部分实际办理功能仅停留在简单操作，而具体事项的真正办事权利依然留在原派出机构，或者是无法现场多窗口办理仍然需要跑很多部门，严重影响了办事效率。据统计，本市政务服务中心在2019年上半年的前三个月内当场办结的事项不到一半，服务的“一站式”仍未到位。

三、优化大同市政府政务公开体系的路径考察

思想上，首先要改变对于政务公开实质的理解，其不等同于政府信息发布，而是面向全民的一种开放式信息共享。其次，要将政务信息公布、政策公开、纪检监察、宣传工作相协调，利用大数据技术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在贯彻以民生利益为中心，实现我国政府管理制度与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考察制度安排。同时，要改变对政务公开的传统观念，破除只是政府发布任务的中转站的错误认识。地方政府应适应数据化时代要求，形成服务与交流的双循环意识，以民众“看得明、听得懂、信得过、能监管”作为政府政务公开的首要准则与初心使命，由原来的单方面输出转变为地方政府与民众的双向互动，更好地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念。

（一）坚持信息共享，提高数据系统平台应用能力

信息通讯技术发达，极大地提高了公共信息传播速度与数据的多样化程度，实行数据共享，建立部门统筹的政务信息服务平台首先就必须运用互联网、云计算等手段，达到网上平台构建的集约化[4]。但由于本市大数据系统应用能力较弱，上述实施遇到了瓶颈。首先，吸纳高水平人才来本市进行技术性革新，将党务公开、司法公开、社会服务等信息从政府门户网站上迁移出去，将政府门户网站打造成统一的信息发布平台。其次，举办系列讲座强化人员意识与可操作性，形成长期性的培训机制与创新发展机制。最后，要探索政务公开的规范化建设，对政务公开平台实行规范化改进，按照全国统一的编写指南形成信息目录，有利于百姓更便捷地查询，更好地实现与公民的双向沟通、政民互动。

（二）坚持政策创新，完善透明式机制

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全面政府信息公开的重大战略部署出发，积极开展范围广泛、力度强大的信息开放与探索工作。从全国各地人民政府所提出的关于全面推动政务公开工作的实施细则来看，许多地区均在国务院实施细则的基础上，开展了政策创新[5]。进一步全面推动政府开放也应坚持政策创新，以形成更大的开放格局。首先，强调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优化派驻人员考核标准，形成相对稳定的一体化工作考核机制，使工作人员有一定的归属感，才能更好地投入政務公开工作。同时，地方政府要建立结构化的人员派出机制，统筹工作人员的实际操作能力，高效地分配至各个机构，形成集约化的一体式服务结构，向百姓展现良好的精神风貌。

（三）坚持协调推进，保障高效办理

全面推动政务公开工作，就必须通过统筹推动，增强制度性与联动性，以健全政府信息公开的保障机制，保障信息公开高效进行。首先，必须拓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范畴下放权力至地方政务公开窗口办理机构，逐步探索将大型医院、地方性银行、抗震、天气等政府部门以及百姓更熟知的相关板块列入当地中央的政务公开体系，使百姓更好地参与政务公开，更好地建立政府与民众的一体化沟通机制。其次，强化绩效监管，实行动态化绩效考核，形成高效的服务机制，形成“一站式”服务。其中，对工作人员进行阶段考核，内容可包括政策阐释、百姓服务、热点应对、平台运用等方面，熟知工作的领域的一切知识，增强工作能力与个人水平。基于考评的专业性，可依托第三方机构进行[6]。由年终考评变为动态考评与年底考评的组合。最后，贴近百姓生活，增加群众参与度，线上线下相结合，一方面利用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兴媒介来丰富考评途径，另一方面线下积极收集百姓的需求，完善意见收集以及反馈办理机制。

结语

我国政府的工作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政府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对人民负责。地方政府无疑是距离人民群众最近的组织结构，提高政府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落实多样化的群众需求，搭建好政府、群众沟通的桥梁，让百姓敢说话，说实话，加强地方监管机制，使政府办事透明化、公开化。相信在制度不断完善和管理机制不断优化的基础上，地方政务服务水平必将取得很大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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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曦靖.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问题分析及对策探讨[J].质量技术监督研究，2020，（6）：19-21.

[6]  厉梅，卢柏秀.全媒体时代政务公开中的公文“形式主义”探析[J].行政管理改革，2020，（10）：62-67.

作者：张力丹 陈丝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