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论文

摘要：本文全面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结合我国经济金融改革进程，深入剖析了制约我国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因素，并从宏观和微观角度，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路径和推进措施。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现状；制约因素；路径自二十世纪80年代至今，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股世界性的潮流。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论文 篇1：

商业银行借力人民币国际化推动海外发展的思考

导语：我国“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在人民币国际化新形势下，商业银行海外业务面临区域发展集中度较高、与人民币国际化布局契合度不高、人民币金融业务服务广度与深度有待提升等挑战。面对挑战，笔者结合人民币国际化为商业银行带来的发展机遇，在区域发展策略、金融产品创新及风险管理等方面提出建议。

人民币国际化与商业银行“走出去”形成良性互动

从政策层面看，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是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2009年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及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管局签订我国首个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为标志，人民币开启了国际化进程。然而，由于存在资本流动适度控制、汇率变化无常及人民币国际化的三难选择，2015年，我国提出“稳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一政策目标，并于同年实施“8·11”汇改后，外汇储备大幅下降，人民币国际化政策因之亦做出了相应调整。此后，尽管在2016年四季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但人民币国际化仍更加强调坚持市场的自由选择，这一政策主旨也被正式写入了我国“十四五”发展规划。与此同时，尽管人民币国际化涉及各行各业，但商业银行作为金融市场主体，仍是我国践行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途径与重要力量。通过商业银行的海外布局与发展，随人民币“走出去”产生的国际贸易金融、投融资及清算等金融服务需求才能得到高效满足。

从数据层面看，商业银行在服务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其自身也借助母行本币优势获得了独特的发展空间。截至2019年末，中国人民银行共与39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超3.7万亿元;境外清算机制安排已覆盖25个国家和地区，2019年实现清算量合计348.17万亿元，同比增长10%。其中，我国于2012年启动建设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已接入直接参与者42家、间接参与者1103家，覆盖全球99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20年末，我国货物项目下人民币跨境支付金额约为4.79万亿元，占全部货物贸易金额的15%，较2017年增加46%，占比上升3个百分点。同期，境外非居民持有境内人民币资产合计达9万亿元，较2017年增加109%。无论是货币互换、清算安排，还是跨境贸易支付，均离不开商业银行的落地执行（见图1、图2）。

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我国商业银行通过承担落实双边本币互换、执行人民币清算、发展当地人民币清算参加行、提供人民币国际贸易等金融服务，“走出去”显现出一定的发展成效。据《2020年中资银行国际化报告》数据显示，已有超过40家中资银行布局海外，涉及国家及地区超过60个，海外资产规模超过2.3万亿美元，营业收入规模超过540亿美元。以我国五大国有银行为例，截至2019年末，境外营业收入约合3404亿元人民币，占全部营业收入的11%，较2013年增长2.55倍，占比增加5个百分比;但受2020年境外疫情发展影响，收入及占比均出现下降，分别约合3387亿元与10.9%。值得注意的是，据不完全统计，在上述中资银行的海外收入中，中国港澳地区贡献最高，与人民币跨境收付国别比例较为一致（见图3）。

得益于我国市场广阔，经济金融环境稳定，同时，亦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在海外发展过程中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推动，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效率显著提高，人民币海外接受程度与日俱增，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稳步提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的2020年三季度數据，人民币外汇储备额约为2445.2亿美元，约合2.13万亿元人民币，较2016年四季度增长2.69倍，占比由1.08%提升至2.13%。总体上，人民币的国际化与商业银行的海外发展已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互补的良性发展循环态势（见图4）。

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商业银行海外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及新机遇

商业银行面临的新挑战

中美贸易摩擦及疫情等推动逆全球化趋势，或将提增美元的国际地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承压。疫情暴发初期，全球多个国家以绿色和技术壁垒等非关税措施新增投资政策，主要发达经济体持续收紧外商投资安全审查政策。而抗疫实践及中美贸易摩擦等说明，以自主性为主的产业链布局的重要性突显，逆全球化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受到挑战。由于长期保持世界第一经济体地位，美元在国际支付结算及全球外汇储备货币中的份额占比分别接近40%与60%，排名第一。未来，在危机下，美元或由于高流动性及安全性进一步提升其国际地位。此外，中美之间的摩擦或有可能导致中资银行海外机构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清算渠道、美元资产的流动性及相关汇率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面临一定的挑战。

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区域与商业银行海外重点区域之间的差距。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人民币跨境收付地区的去港澳集中化趋势较为显著，其他地区占比显著上升（见图5）。其中，与周边国家跨境结算同比增长18.5%，“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比增长32%。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商业银行海外重点区域仍以中国港澳、欧美及亚洲等发达国家或地区为主，在东盟等周边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布局尚有欠缺。其中，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截至2019年末共有11家中资银行在2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79家一级分支机构（包括19家子行、47家分行和13家代表处），该区域的覆盖率达50%，仍有近一半尚未覆盖。

境外机构人民币金融产品服务普及度有待提升。根据中国银行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白皮书》调查结果显示，从结算、融资、存款、资金、投资及现钞等六大种类金融产品和服务来看，仅约有26%的受访境外金融机构可以提供5种及以上的产品服务。此外，在受访境外企业未能接受人民币结算的原因中，资金来源不足占26%，清算结算渠道不畅占10%。人民币的使用、持有和投资的需求不断增加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人民币跨境清算与结算在独立性、安全性、效率等方面均提出了新的需求和要求。

境外机构资产业务增速显著回落，币种结构上人民币占比较低。以上述五大中资银行为例，2013～2019年境外机构资产业务环比增速呈现波动下行，2020年疫情导致境外贷款规模下降4.2%。同时，据不完全统计，境外贷款币种结构仍以美元为主，人民币占比估算在一成左右。形成上述局面的原因主要是海外机构在美元及本地货币的负债与资产获得途径有限，而客户结构中参与我国外循环的企业与“走出去”企业占比不高是导致2020年资产规模负增长的可能因素之一（见图6）。

商业银行面临的新机遇

2020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32.16万亿元，同比增长1.9%，前五大贸易伙伴依次为东盟、欧盟、美国、日本和韩国，对上述贸易伙伴的进出口额分别为4.74万亿元、4.5万亿元、4.06万亿元、2.2万亿元和1.97万亿元，分别增长7%、5.3%、8.8%、1.2%和0.7%。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额达9.3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东盟及“一带一路”沿线在我国贸易中的重要性日趋突显。我国“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步入新阶段，商业银行海外发展迎来新机遇。

我国与东盟等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等国家的双边合作持续开展，人民币跨境支付量快速上升。王芳等人曾在《人民币区域化能促进贸易一体化吗？》一文中指出，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完全有条件成为主要货币。跟随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可为商业银行海外发展提供新的蓝海。

中美两国均为全球贸易的最大参与者，但与美元高达40%的全球支付结算占比相比，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领域大有可为。其中，我国作为能源、铁矿石等初级原材料净进口国，已在原油大宗商品领域积极推行人民币结算，为人民币贸易融资及跨境支付结算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

与离岸人民币市场相比，境内人民币保持相对强势，有利于发挥中资银行母行优势，形成海外机构的差异化竞争地位。通过比较美元兑离岸、在岸人民币隔夜远期汇率报价可以发现，离岸报价保持在相对略低的0.5%的水平，两者走势相关性超过0.9。资金价格方面，相同期限的CNY SHIBOR与CNH HIBOR的报价分别为3.1%与3.33%。从国内1年期LPR报价水平3.85%和美元跨境融资隐含的锁汇成本看，离岸人民币跨境内向融资具有相对成本优势。因此，按照日趋完善的全口径跨境融资等资本项下人民币跨境流动政策，商业银行可以将海外机构作为桥梁，一方面可以较高投资收益发展海外资金及资产业务，另一方面可以低成本境外资金支持境内优质实体经济发展。

疫情后或进一步推升人民币资产持有意愿，为商业银行海外机构带来新业务增长点。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均出现动荡，包括美国在内的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运行出现收缩。与此同时，得益于我国疫情控制到位与及时复工复产，我国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境外持有人民币资产意愿高涨。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货币，总额在2020年前三个季度累计增加14%，显著高于上年同期0.7%的增幅。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2020年非居民持有境内人民币资产同比增加40.1%，高出2013年至今的复合增长率约23个百分点。

商业银行借力人民币国际化优化海外发展的建议

人民币国际化的本质是我国经济不断走强，国际上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不断提高。商业银行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主体，以服务实体经济、尊重市场为原则，跟随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有利于在践行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同时，丰富海外发展战略内涵，克服掣肘，实现自身发展质的转变，进而达到“双赢”的目的。

跟随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优化全球布局及发展战略重点。商业银行可以双边本币互换、“一带一路”倡议、东盟自由贸易区等人民币国际化主要实践及热点区域形成海外布局战略。在发展重点上，商业银行则可以根据所在国与我国经贸往来地位侧重不同的业务优先级。如：处于净出口地位的，即属于人民币净流入国，商业银行可将机构特色定位为以提供人民币资产保值增值业务为主;而处于净进口地位的，即属于人民币净流出国，则可定位为以提供清算服务及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流动性支持为主。在开办资金支持上，母行应根据经贸往来体量、人民币跨境支付现状及预期发展目标，为海外机构提供充足的人民币营运资金支持，解决业务开办初期的流动性瓶颈。此外，我国商业银行可以借鉴发达国家银行经验，即属地“瘦机构”，以区域中心进行业务支撑辐射，提供包括后台集中处理、贷款发放代理、资产业务转让及购买的集中询价等的业务支撑，有助于降低成本投入，形成集约化经营能力，快速提升属地金融服务能力。

着力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市场，为当地同业提供人民币流动性托底，夯实人民币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加大参与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网络建设力度，降低对SWIFT清算网络的依赖，畅通离/在岸间的人民币自建清算结算渠道。根据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有限责任公司公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12月末，仅有分属工行、中行、建行及交行的五家境外中资机构（工行有两家）成为直接参与者，分布于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英国及韩国。从分布区域看，仅实现了约1/10的中资机构网点地区覆盖。各家中资银行应积极申请成为驻在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网络直接参与者，拓展营销当地同业以间接参与者身份加入清算网络，提供高效清算服务，提升人民币便利度。二是通过为当地同业开展人民币跨境业务提供包括流动性、资金运用渠道、具体业务指导及现金服务等在内的便利及业务支撑，培育所在国人民币兑换交易市场，丰富当地同业人民币资金来源，减少美元中间环节，降低双边本币兑换成本，最终实现对本地客户人民币业务的渗透形成推广合力。

健全人民币贸易结算及跨境投资理财等综合金融服务，形成新增长点。一是跟随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及贸易往来，推广本地人民币项下贸易金融结算产品。此外，海外机构在拓展本地业务时应注重打破路径依赖，可对参与我国外循环的属地企业先行突破，重点加大人民币贸易金融结算便利宣导，以优质的人民币跨境贸易融资与结算服务吸引客户。二是提供离/在岸一体化金融投资理财等中间业务服务，满足理性人民币持有者的投资及避险管理需求。海外机构可面向本地企业提供“熊猫债”“点心债”等人民币债券发行服务，拓展人民币项下远期、掉期、跨境资金池等市场风险及资金管理产品，甚至是大宗期货商品人民币结算交收工具等衍生金融服务。同时，海外机构可依托母行综合化经营优势，利用CIBM、RQFII、QFII、债券通等通道对接境内市场，提供进阶的代客或受托投资渠道及服务。三是面向个人开展人民币汇划、现金、投资等个人金融服务，提升个人持有意愿。四是加大金融科技建设应用。受疫情影响，最小社交距离及无接触办理业务被广为接受，在海外发展中可以借此机遇加大科技投入，提供线上人民币金融产品服务，弥补物理网点不足的缺陷。

牢固树立风险合规意识，强化底线思维。一是注重把握当地监管外汇及外债管理政策及目标，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稳妥开展人民币跨境业务。二是跨境人民币业务应注重服务我国总体金融政策目标。目前，我国跨境人民币收付呈现经常项目小于资本项目，经常项目处于净流出状态，资本项目处于净流入状态。为此，曾有学者提出应在国际收支可持续背景下稳步推进国际化。此外，有研究结果显示，交叉效应决定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渐进性和长期性，应通过广泛的贸易金融合作提高人民币的使用范围，形成资本项目输出经常项目回流的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模式。同时，我国“十四五”发展规划明确指出，人民币国际化应稳慎推进。因此，中资商业银行应将国家人民币国际化政策方向与自身海外发展战略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业务进行适配。三是注重加强海外机构的市场风险及流动性风险管理，逐步降低美元资产集中度，适度提升人民币资产配比。四是加大后疫情期间各国经济走势跟踪研判。疫情管控由于疫苗的研发成功而迎来胜利的曙光，但我们仍应看到因疫苗接种速度、病毒变异等或有可能增加产生的不确定性。同时，由于疫情期间各国采取的金融纾困政策大多将在疫情后期逐步出清，风险底数有可能出现起伏。

总体来看，人民币国际化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为我國银行业走出去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但是，人民币的国际化仍与美元、欧元、英镑等存在较大差距，尤其在贸易金融结算等领域仍有较大发展潜力。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积极推动国家政策导向落地，借力人民币国际化优势，在主动承担人民币国际化推动职责的同时，实现海外业务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总行授信管理部、规划管理部，交通银行首尔分行授信管理部）

作者：秦桦 曹烜

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论文 篇2：

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制约因素和发展策略

摘要：本文全面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结合我国经济金融改革进程，深入剖析了制约我国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因素，并从宏观和微观角度，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路径和推进措施。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现状；制约因素；路径

自二十世纪80年代至今，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股世界性的潮流。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经济全球化进程必然会加深对全球性货币的需求。纵观世界货币史，英镑、美元、日元和欧元等主权货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充当过全球性货币的角色。而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虽然不再承担兑换黄金的义务，却依旧占据着核心的地位，由此便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美元的霸权和国际经济活动的种种不平衡现象。始于2008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不仅推动了全球经济政治结构的调整，而且也彻底动摇了现有的“国际美元本位”的世界货币格局，各国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努力实际上已经演变为一场国际政治力量的博弈。

中国政府在此次危机中所表现的高度责任感和魄力，使人民币的国际声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稳定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为人民币树立了较高的信誉，深受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欢迎。况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也得到了全面而显著的增强，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得到了极大提升，以上都为人民币成为世界性的“硬通货”奠定了坚实而稳定的基础。

总之，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中国适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参与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必将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深入而持久的影响。本文将在深入分析货币国际化的概念和标准的基础上，透过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现状，深刻剖析其面临的制约因素，试图探索出更适合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道路。

一、货币国际化

（一）货币国际化的概念

“欧元之父”蒙代尔认为，当货币流通范围超出了法定的流通区域，或该货币的分数或倍数被其他地区模仿时，该货币就可以认为已经国际化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文献则指出，货币国际化是指一国货币越过本国的国界，在世界范围内充分自由流通、兑换和交易，最终成为国际货币的过程。本质上讲，以上两种定义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描述了货币国际化，所表达的含义基本相同。因此，货币国际化可以概括为：一国货币超出该国法定流通区域，在世界范围内自由发挥流通、兑换和交易的职能，最终成为国际化货币的过程。一般说来，国际化的货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应该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的职能，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具体来说，作为价值尺度，国际货币表现、衡量和计算国际商品的价值；作为流通手段，国际货币充当国际商品交换媒介的职能；作为支付手段，国际货币用来清偿国际间的债务或支付国际间的赋税、租金、利息、工资等；作为贮藏手段，国际货币充当私人机构的金融资产（如债券、储蓄和贷款）或者官方机构的储备资产（如黄金储备、外汇储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余额）。

（二）货币国际化的标准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用来衡量一国货币是否为国际货币一般有三条简单标准，即该货币是否为结算货币（主要是进出口贸易合同是否基于该国货币来计价和清算）、投资货币（主要是区域间是否将其作为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主要是是否将其作为国际通用的货币基金）。美元便是典型的国际货币。在目前全球贸易总额当中大约有65%是用美元来计价清算；其次，现在全球货币市场上被作为国际货币借贷投资的，主要币种还是美元；最后，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美元所占比重高达60%之多。

具体来说，判断一国货币是否己经国际化，主要有以下六个重要的标准：（1）一国的货币是否在国际收支交易中占据较大的比重。（2）一国的货币是否在国际投资和国际借贷活动中占据较大比重。（3）一国货币是否在国际储备总额中占据较大比重。（4）一国的货币是否能够发挥最后的支付手段功能。（5）一国货币是否具有国际干预货币的作用。（6）一国货币是否成为各国货币的共同尺度。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最新研究进展

早在上世纪80年代起，国内外学者就开始了有关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研究。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研究的最新进展，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关于人民币境外流通和使用现状的研究

曹红辉（2008）认为，目前中国港澳台仍然是人民币流通最为活跃的地区，缅甸、越南、老挝等东盟国家次之，中亚国家及蒙古再次之。William Clark（2005）提出，人民币正在被重估，其最终作为主要货币出现在国际上的进程已经展开，人民币在亚太经济体中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可兑换货币。劳曦明（2008）认为，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维持稳定升值趋势，增强了全球对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预期，人民币境外市场规模逐渐扩大，特别是境外的民间人民币市场扩张速度迅猛。巴曙松（2007）参照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储藏手段、国际经济政策工具等货币国际化指标来衡量人民币国际化现状，结果显示，人民币目前所能发挥的国际货币职能有限，而且多限于周边经济体，所以人民币国际化还处于货币自由化的深入阶段和货币区域化的初始阶段，但已经开始了国际化的步伐。

（二）关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面临障碍的研究

曹红辉、胡志浩（2007）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障碍主要有三点：第一，美元在国际经济贸易以及金融市场中的主导地位在相当长时间内很难有所改变，人民币国际化空间有限。第二，人民币在短期内还难以在银行体系内实现支付结算，并缺少基本的交易和支付数据服务。第三，银行部门与金融市场的改革未完成，资本项目未实现完全可兑换。李稻葵（2008）则认为，金融体系的不健全是阻碍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障碍，这是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实行温和的压抑政策所导致的。游春（2009）认为，影响人民币实现国际化的主要有经济实力不够雄厚、金融体制改革尚未完全到位、资本管理尚未完全放开等因素。

（三）关于人民币国际化路径的研究

巴曙松（2008）认为，人民币国际化需经历三个阶段，即人民币自由化、人民币区域化、人民币全球化。李稻葵（2008）认为，可采取双轨制步骤，第一个轨是在中国境内实行有步骤、渐进式的资本账户可兑换，同时提高中国金融体系效率。第二个轨在境外，主要是在中国香港以较大力度扩大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市场规模，推进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市场，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不断扩大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规模以及交易水平，在境外尽快形成与欧元证券和美元证券相抗衡的人民币金融市场。李晓（2005）指出，“日元国际化”的困境反映着当今国际经济体系中“贸易国家”的困境，而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贸易国家”，在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应汲取“日元国际化”的经验教训，走“人民币亚洲化”的货币国际化道路。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因为国际上对人民币的市场需求较少，因此国际化进程相当缓慢。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民币汇率的持续稳定，以及中国政府在历次危机中展现出的高度责任感，人民币的国际声望大大提高，周边国家和地区居民逐渐认可和接受人民币作为交易货币和国际清算手段，大量人民币开始在境外流通。

（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情况

200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银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六部委联合公布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标志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正式推出。2010年全年累计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5063亿元，试点地区已经扩大到全国20个省份，参与试点的出口企业由最初的365家增加到2010年底的6.7万家。

（二）人民币在港、澳、台地区流通情况

2010年7月至今，中国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进入大发展时期。2010年7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管局签署新的《人民币业务合作备忘录》及修订《香港银行人民币业务清算协议》，允许个人和企业通过银行自由进行人民币资金转账和支付。2010年底，香港地区人民币存款总额达2800亿元，同比增幅超过200%，香港的人民币资金池已初具规模。港澳地区由于与内地存在着密切的经济联系，每年相互探亲和旅游人数日益增多，人民币的兑换和使用已相当普遍。港澳地区的人民币滞留存量约占全部人民币境外存量的一半左右。同样，随着海峡两岸经贸往来的扩大，中国台湾岛内居民公开使用人民币的现象越来越多。两岸实现“小三通”之后，人民币与台币一样在金门、马祖等众多地区充当交易媒介，并成为当地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支付手段。

（三）边贸中人民币结算量情况

目前，我国已与越南、蒙古、朝鲜、俄罗斯、老挝、尼泊尔等国家签订了双边结算与合作协议，明确了双方商业银行可以相互开立代理账户实行本币结算。目前，人民币在中越边境贸易中的结算量约为81%，中蒙边境贸易中的结算量约为90%，中朝边境贸易中的结算量约为45%，人民币越来越多地成为周边国家边贸结算中的主要货币。

（四）货币互换协议规模扩大

自2008年12月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合作步伐加快，双边货币互换安排密集出台。2008年12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韩国央行签署1800亿元人民币的框架协议，2009年1月20日与香港特区金融管理局签署2000亿元人民币的正式协议，此后，又与马来西亚央行、白俄罗斯央行、印度尼西亚央行、阿根廷央行分别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协议互换规模分别为800亿元人民币、200亿元人民币、1000亿元人民币、700亿元人民币。至此，中国央行先后与其他央行及货币当局签署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已达6份，总金额达6500亿元人民币。

四、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制约因素

（一）我国金融发展水平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制约

1. 金融市场落后。一国货币要成为世界货币，必须满足其兑换基本不受管制，且拥有一个具有相当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等要求。货币兑换的自由度越高，该货币的风险越小，国外持有者获得和使用该货币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个高度发达且开放的金融市场则能够提供大量多样的金融交易工具，从而满足不同持有者的安全性和盈利性要求，为该货币的国际供需提供便利。而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可自由兑换，人民币的跨国流动以及自由兑换大大受限，人民币离岸市场缺乏，外国投资者获取、转让人民币困难，制约了人民币的进一步国际化。我国国内金融市场发育也很滞后，无论是资产总量、交易规模，还是金融产品的品种、质量以及金融创新能力都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

2. 汇率、利率未完全市场化。一国货币能否成为世界货币，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利率和汇率作为货币的使用价格也必须是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不能存在被压制及歪曲的现象。利率市场化和相对自由的浮动汇率制是美元、欧元、日元等世界货币的共同特征。这是因为，市场化的利率反映真实的货币借贷资本市场的供求状况，利率的波动必然连带影响金融产品的价格，这样才能使货币资本的借贷双方遵循市场的客观规律。而且利率市场化后，也为政府提供相对真实的市场经济状况，并作为操作目标，使政府的宏观调控更为灵活有效。汇率是本币和外币之间的转换价格，相对自由的浮动汇率制度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该货币所代表的价值量，较为客观地反映外汇市场的供求。而我国目前利率、汇率市场化的改革尚在进行，离全面市场化仍有一段距离。

3. 金融监管水平滞后。货币国际化将使一国的金融风险增加，这就要求该国政府要有很强的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主要表现在：具有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拥有丰富的宏观调控实践经验和高超的操作技巧，并成熟运用政策工具进行调控。但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尚不完善，应对经济变化的经验不足，至今未有过处理大的银行系统性危机的经历。

（二）国际层面的制约因素

1. 国际政治斗争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领域竞争的加剧，经济问题越来越成为大国政治角力的一部分。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可以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而且其本身是中国崛起的重要标志，必然深刻改变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在当前美国一国独大，东西方政治理念存在差异的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至少会受到美国、日本等货币大国的政治阻力。除了美日外，其他国家出于国家战略的考虑，也完全有可能阻碍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印度。总之，人民币国际化中可能遇到的政治障碍是相当复杂的，甚至在一定阶段会出现政治障碍大于经济障碍的情况，且很难进行定量评估。

2. 美元惯性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美元惯性在世界经济中无处不在：外汇市场庞大的美元交易量，以美元计价的衍生产品交易的活跃，以及以美元为中心的汇率风险管理体制等。庞大的交易量降低了美元的使用成本，美元衍生产品则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风险管理工具，这些都导致交易者更倾向于使用美元而非其他货币。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末，中国的美元外汇储备达1.16亿美元，占到全部外汇储备的4成。一定程度上讲，损害美元价值的行为同时也会损害我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价值。由此可见，美元惯性不仅仅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障碍，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人民币国际化的成败。

五、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路径及推进措施

结合我国目前的情况看，无论是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还是资本项目的完全可兑换，都难以在短期内完成，而通过制度安排推进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因此，我国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应该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坚持分步走策略，首先巩固人民币周边化基础，然后以人民币亚洲化为中期目标，以人民币国际化为长期目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去认识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从宏观上看，分步走策略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区域化上实行三步走的策略；二是在货币职能上实行三步走的策略。关于人民币区域化的策略，首先，应该继续推进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国际化程度；第二，积极推动人民币区域化，不断提升人民币在其他亚洲国家的地位，使之逐步成为区域性主导货币；最后，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在人民币货币职能的延伸上，也应坚持“三步走”战略。首先是逐步扩大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的范围，放宽试点条件，逐步增加人民币在全球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份额；其次，大力完善我国金融市场体制，实现资本项目的完全可兑换，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使人民币成为投资货币，让人民币逐步成为主要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要投资币种；最后，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上述两个“三步走”相互衔接、相互交织，总体方针是不能急于求成、拔苗助长，也不能守株待兔、贻误良机。具体讲，应从以下几方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一）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和可持续性

从国际货币发展史来看，一国的经济规模、经济实力只有达到一定程度，该国的货币才会被别国接受，这也是市场自发推动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以较快速度发展，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但若按人均计算，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的差距仍然较大。如何实现又大又强？第一，是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第二，促进我国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着力发展资本集约型经济，加大科技研发力度，形成我国独特的在世界范围内领先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优势，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第三，出台政策启动民间投资，扩大国内需求，改变经济增长长期依赖出口的局面，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和可持续性。

（二）保持人民币币值对内对外的稳定

我国必须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中央银行制度，排除国家经济部门、地方政府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影响，把实际上以汇率为导向的货币政策架构转移到关注价格稳定上，增强其他国家的居民和企业对人民币价值的信心，消除居民和非居民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提高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可信度，维护本币价值对内对外的长期稳定。

保持人民币对外价值的稳定，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基础性条件。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最终目的在于保障人民币资产的价值稳定，让世界各国的投资者相信人民币国际资产的安全、可靠，并且能够保值和增值，这样人民币才有可能国际化。需要注意的是，人民币汇率稳定并不等于汇率不动，而是增强人民币双向浮动的弹性，但要避免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从现阶段看，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核心就是加快发展外汇市场，完善市场交易主体准入和退出机制，丰富外汇交易方式和交易品种。

（三）加快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进程

一是坚持外汇管制放松的理念，加快人民币自由可兑换进程。在资金流入方面，可逐渐实行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汇兑自由，并逐步放宽外国直接投资者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规模。在资本流出方面，调整和简化审批程序，逐步放松境内居民以及金融机构对海外投资的限制，鼓励其用人民币对境外进行直接投资；银行应适当地向周边国家的政府机构和企业提供中短期人民币出口信贷，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和区域影响力。二是初步建立各层次的人民币跨境流动机制。可借助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扩大试点范围，逐步从沿海发达省份向边境省份和内陆省份转移，逐步从周边国家向亚洲国家渗透，有效扩大人民币在境外的使用半径，初步建立人民币流出机制。人民币走出去之后，国家可适当出台鼓励政策，如银行可围绕贸易项下的交易活动对境外非居民开展人民币融资，在支持别国经济发展中培养扩大境外非居民对我国出口商品的市场需求，初步建立人民币回流机制。

（四）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提升金融监管水平

一个国家没有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也就无法使国内金融与国际金融结合起来并快速地反映国际金融形势与走向，也无法使该国货币参与国际市场的价格形成过程，并真正实现货币国际化。在境内，要依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大力发展银行间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完善二级市场的交易机制，丰富交易品种，吸引国内外更多的交易主体参与交易，扩大市场交易量，使它们的数量足够形成外部资金冲击与我国实体经济之间的缓冲器。在境外，首先在中国香港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具体可参照QFII、QDII的模式，推行境内外“人民币”投资业务，让境外人民币进入中国资本市场，让境内人民币更大规模地进入香港，而后融入全球资本市场。

此外，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相伴随的是洗钱、货币流通速度不确定以及货币政策有效性削弱等风险的加大，这必然要求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不断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及金融监管水平，吸收已实现货币国际化国家的有益经验，有效地识别、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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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耿 欣）

作者：李伟 乔兆颖 徐立玲

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论文 篇3：

双循环格局下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路径

面对当前全球经济金融新格局的深刻变化，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及金融市场开放的新历史条件下，人民币国际化之路必然有别于其他国际货币，探索人民币国际化的新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为应对后疫情时代可能加剧的金融博弈和围堵，非常需要人民币提升国际使用程度，保持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

自2009年货物贸易项下的人民币跨境使用试点推出以来，人民币国际化走过了12年的风雨历程，进行了一场有别于美元、欧元和日元的独特实践，表现出四个基本特征：一是政策驱动与市场牵引共同作用，二是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良性互动，三是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职能彼此配合，四是人民币汇率机制与国际化使用相互促进。可以说，人民币国际化已具有坚实基础，但其国际使用程度仍然滞后于中国经济及贸易投资所决定的水平。

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整体下行，但经济板块重心继续转向新兴市场;控疫措施冲击国际贸易和投资，但产业链加速重启;宏观政策超级宽松、游资泛滥积聚金融风险，但逐利本性主导全球资本布局;宏观视角下贸易保护长期持续，但全球化不会走向历史的终结。面对全球经济金融新格局的深刻变化，“十四五”规划提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金融市场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人民币国际化的新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际货币发展历程

目前国际储备货币占比中，美元一家独大，但占比领先的优势在缩小。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简称SDR）以后，在国际储备中的占比从2016年第四季度的1.08%上升至2020年第三季度的2.13%;同一时间段，美元的占比从65.36%下滑至60.46%，日元的占比从3.96%提升至5.92%，欧元的占比从19.14%上升至20.53%。

在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s，簡称SWIFT）统计的支付使用占比中，美元和欧元占据前两位，二者占比合计超过75%，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使用中的占比从2011年10月的0.31%快速提升至2020年12月的1.88%。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英镑和美元的国际化过程主要伴随着本国政治经济力量成长，通过市场自发形成，并且曾与作为天然货币的黄金以一定比例兑换。在全球主要采用浮动汇率制的当下，黄金作为全球货币价值锚定的作用在弱化，这在2020年开始的新一轮全球量化宽松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之路必然有别于其他的国际货币。

英镑的国际化

英镑国际化的基本路径是19世纪英国庞大的经济基础及国际社会对于英镑兑换黄金的信任，因此，英镑替代黄金完成国际货币的构筑。

18世纪英国依赖工业革命建立起强大的工业体系。英国政府努力推动自由贸易，其从世界各国进口原材料，向世界各国出口工业制品，获取了巨大的贸易利益。同时英国企业大规模向海外直接投资，以控制外国的原材料供给和工业制品的市场。到19世纪，各国相继采用了金本位制度。由于当时英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基于对英国经济以及对英镑兑换黄金的信任，各国都愿意持有英镑并用英镑进行国际结算。英镑逐渐崛起，取代西班牙银元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

美元的国际化

美元国际化的基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积累的黄金储备与其国际话语权的结合，美元国际化初期是以金汇兑本位为基础替代英镑，20世纪70年代后则转为探索信用货币国际化。

美元国际化的实现方式和英镑较为类似，均受益于本国政治经济力量成长。19世纪末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20世纪20年代，美元在贸易信贷中的使用首次超过英国;1940年至1945年境外流动资产中的美元总量由英镑的1/2增加到英镑的两倍;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会议，标志着二战后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式形成。美元顺理成章地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1954年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比例超过英镑。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时，美元占有国际储备货币的份额为64.5%，英镑则只有4.2%。

日元的国际化

日元国际化由贸易和政策驱动，试图探索以区域货币合作推动国际化进程。

1980年日本颁布了新的《外汇法》，把过去对资本交易的“原则上禁止”改为“原则上自由”，取消了本国居民向国外提供日元贷款和外汇不能自由兑换成日元的限制。1984年“日元—美元委员会”和日本大藏省发表公告，对外汇交易的两个规则做了修订。第一个修订的是外币期货交易中的实际需求原则，即任何人都可以进行外汇期货交易，不受任何实体贸易的限制。第二个修订的是企业可以自由将外币换成日元，也可以将在欧洲日元市场上筹集的资本全部带回日本。此外，日本政府又在东京创设离岸金融市场，宣布开放境外金融市场，取消外资流出的限制同时提高对外资流入的限额。这些改革举措为日元在国际市场上的自由兑换和流通创造了条件，有力地推动了日元的国际化。

尽管日元在市场驱动和政府推动下走向国际化，但相比日本的经济体量，日元国际化程度并不高。到20世纪90年代末，以日元计价的日本出口贸易所占的比例约为36%，进口贸易所占的比例为25%，日本银行以日元计价的贷款所占的比例不到20%。日元更多是作为区域的一种国际货币存在。1999年日本大藏省设立了专门研讨日元国际化政策的“日元国际化推进研究会”，该研究会明确提出应将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日元国际化问题紧密结合，推进与亚洲各国之间货币、金融领域的协作。2000年，东盟十国与中日韩三国财政部长在泰国清迈举行会议，就东亚地区的货币金融合作，特别是在东盟十国与中日韩三国合作的机制下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达成了共识，此后中日韩三国开始进行一系列的货币互换活动，这标志着日元的亚洲化成为日元国际化的重要方向。

人民币国际化的独特发展路径

人民币国际化走出来一条不同于美元、欧元和日元的独特发展路径。总体而言，人民币国际化是政策驱动和市场牵引的结果，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良性互动、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职能彼此配合、人民币汇率机制与国际化使用相互促进，为人民币国际化打下了坚实基础。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和贸易投资将保持持续增长，将继续推动人民币提升国际使用程度。2020年10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表视频演讲中就表示，“人民币国际化要坚持市场主导，监管当局应减少对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限制，顺其自然。新形势下的人民币国际化可在坚持市场主导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对本币使用的支持体系，为市场作用的发挥创造更好环境和条件”。

人民币国际化是政策驱动和市场牵引的结果

以2009年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为标志，相关部门陆续放松对人民币业务的政策约束，出台系列措施推动离岸债券市场发展，催生内生性的业务需求，基本形成離岸人民币产品和服务体系。2016年，人民币加入SDR，奏响从贸易媒介、投资工具到储备货币的三部曲，启动了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进程。其后，人民币国际化政策逐渐让位于市场发展，汇率及资本流动等因素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逐渐加大，人民币国际化呈现市场主导的特点。

货物贸易项下的人民币跨境使用是人民币国际化基础。2014年11月，人民币在国际支付货币中的占比一度达2.45%的历史高点， 2020年12月，该占比为1.88%。同期人民币在国际储备中的份额明显上升，2017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了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报告，首次单独列出人民币外汇储备的持有情况，当年第三季度，人民币外汇储备规模为1079.4亿美元，占整体已分配外汇储备的1.12%。2020年三季度人民币外汇储备占比为2.13%。目前，贸易领域的人民币跨境使用政策完全放开，市场则根据人民币汇率变化以及资本流动的情况进行调整。跨境贸易仍然是持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实质性基础。

在汇率定价领域，人民币作为一种区域国际性货币，在东盟国家汇率定价参考篮子中的作用正在提升。汇率是市场交易的结果，最能反映市场供求，汇率定价参考锚作用的发挥是人民币在支付、储备和投资等多个领域在区域内发挥国际化货币作用的综合反映。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和贸易往来日益密切，这是人民币在东盟国家货币汇率定价中成为参考权重的基础。过往10年的货物贸易数据显示，对比美国，中国作为东盟国家主要的货物贸易伙伴，重要性持续提升，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贸易量有明显的增长。

同时，在货物贸易方面，中国产品与东盟国家的产品在出口向第三方国家和地区方面存在很强的竞争。这种出口商品之间的竞争是作为小型开放型经济体的东盟各国可能采取某些盯住人民币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考察这种竞争性的强弱，根据HS分类统计，对中国和东盟出口品计算第一主成分。结果显示，40%以上的中国和东盟出口商品价值波动可以由各自的“机器、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和“光学、照相、电影、计量、检验、医疗或外科用仪器及设备”两个大类的出口变动解释。考虑到双方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上的同质性，在上述出口领域，中国和东盟的产品之间很可能存在较高竞争，并且这种竞争对于整体出口的变动影响较大。

使用2010年1月至2020年6月的月度数据，检验人民币作为东盟国家货币钉住的篮子成员的假设。结果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文莱元、印度尼西亚盾、老挝基普、马来西亚林吉特、新加坡元、泰铢、菲律宾比索这七种东盟国家货币实际汇率变动的解释都有统计上的显著性。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进一步加深区域内的经济融合程度，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贸易上的竞争与合作将继续增多，预计东盟国家货币将人民币纳入其汇率变动的参考篮子的现象可能会更加明显，人民币国际化在东盟地区更容易实现突破性进展。

离岸市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早期推动者和全周期参与者

从货币国际化理论层面来说，离岸市场对于推动货币国十分重要。美元国际化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伦敦离岸美元市場的深度和广度支持。在推动德国马克国际使用过程中，巴黎、卢森堡等金融中心亦发挥了积极作用。欧元推出后，伦敦的欧元离岸市场也迅速升起，成为欧元国际化的新动力。相反，日元则在离岸市场支撑方面有所欠缺，制约了其国际化发展能力。

离岸市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早期推动者和全周期参与者，通过贸易和投资跨境交易积累先发优势和规模优势。中国香港拥有离岸首家人民币清算体系，人民币资金池规模全球领先，人民币交易市场加速成长，人民币产品体系日趋多元化。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2019年中国香港的人民币外汇交易平均每日成交1076亿美元，占全球人民币外汇交易金额的30%，超过伦敦的567亿美元及新加坡的415亿美元。近年来，内地加快开放在岸金融市场，人民币呈现主场驱动特征。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因价格不同形成套利竞争关系。同时，沪港通和深港通及债券通的顺利推出，实现了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的互联互通，为境外人民币提供新的投资渠道，推动离岸市场人民币业务结构的多元化。

香港金管局甘博文（Hans Genberg）在2011年提出，对于一国货币国际化来说，最重要的前提是对于资金的跨境流动和第三方在使用该国货币进行有关货物或资产方面的合约签订和贸易结算方面没有限制。

2009年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彼得·凯南（Peter B. Kenen）提出，一国货币要实现国际化最重要的前提，一是政府必须消除自由买卖这种货币的限制;二是本国和外国的金融和非金融类公司都可以将该货币应用于国际贸易;三是外国公司、主权机构和个人可以持有他们认为任何合适数量的该国的货币;四是外国公司和主权机构可以发行该货币定价的金融证券;五是本国的公司可以在外国发行基于这种货币的金融证券;六是诸如世界银行和地区性开发银行类的国际金融机构可以在该国的市场上发行债务工具并使用;七是一国的货币可以被其他国家加入其货币篮子，作为管理其汇率的工具。

笔者在2015年也提出，决定人民币国际化前景的三大因素包括：实体经济规模和对外贸易、投资联系的广泛程度;金融市场体系的深度和广度，可以为该货币的国际使用提供高效、低成本的交易场所和充裕的流动性来源;国际市场对该货币资产的信心。

对照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资本账户的全面可兑换和培育外国投资者可以自由参与国内金融市场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仍然至关重要。但是金融风险防控同样不能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被忽视，因此，考虑在香港离岸市场上金融风险相对可以与内地市场隔绝的背景下，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资本项目下的条件的满足就是合理的政策选择。

历史上，离岸美元市场也在美元的国际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也不乏美联储给予的隐性政策支持，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工作论文，在欧洲美元市场早期发展的30年中，美联储为离岸的非银行类存款人提供了类似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在欧洲美元市场发展的早期阶段，大量的各国官方的美元储备资产也是存放在欧洲美元市场。国际清算银行在2010年的工作论文中提出，将汇率风险和国别风险分离，追求相对较高的收益率以及监管环境、会计准则、语言和时区等与美国本土不同，这3个因素是投资者选择持有离岸美元的重要原因。

2000年之后，离岸市场同样在美元国际化使用中扮演重要角色。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统计，如图1所示，截至2020年三季度，美元离岸信贷量、离岸信贷占在岸信贷的比重和离岸债务证券发行量自2000年以来均明显增长。

对于外汇交易，离岸金融中心扮演了比本土市场更加重要的角色。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和英国央行的报告，伦敦目前仍是全球最大的外汇交易中心，也是超越纽约的最重要的美元和其他货币对的外汇交易市场。2019年4月，伦敦的外汇交易量占总全球外汇交易总量的43%，是美国16.5%占比的近3倍。

人民币汇率与国际化的关系

汇率的稳定性与货币的国际化高度相关，其作用也不容忽视。2020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金融街论坛年会平行论坛——“金融合作与变革”上表示，“近些年来，人们还逐渐突破了一些心理障碍：过去有人担心人民币汇率跌破7和外汇储备跌破3万亿，7是个重要的心理关口。但从这两年情况来看，人民币汇率在数字7关口有上有下，外汇储备也保持浮动稳定。再加上国家总体实行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以及金融市场近年来在国际化上的尝试如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这些是目前真正对人民币未来国际化有利的因素”。这方面可以进一步结合SWIFT公布的一国货币在全球支付中的占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SWIFT公布的数据统计跨境或国际的现金转账和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转移。这既包括非金融企业和个人客户发起的转账，也包括金融机构间的资金转移。一种货币当其币值变动时，也会对于其在SWIFT统计的全球支付占比产生很大影响。这可以以美元和欧元为例分析：

以2010年11月至2020年11月的10年期间的月度数据计算，欧元在全球支付货币中的占比与欧元对美元汇率的相关系数和美元在全球支付货币中的占比与欧元对美元汇率的相關系数分别为0.57和-0.64，如果使用代表范围更广的美元指数作为货币币值的代表，则这种相关系数更可以分别上升至0.72和-0.65。

人民币汇率与国际化的关系有两个层面，一是人民币汇率弹性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关关系，二是离岸人民币市场与在岸市场汇率差异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升，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渐加大，对一篮子货币保持基本稳定，对美元汇率则呈现双向预期、双向波动，人民币汇率决定的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在疫情引发全球金融动荡过程中，人民币汇率较其他货币表现更为稳健，在短暂下跌后进入反弹期，外汇市场逐渐摆脱人民币汇率保或者破某一个价位的心理障碍，在保持汇率弹性的同时提升了波动的韧性。长远而言，应逐步建立人民币汇率的避险功能，持续改善全球市场对于人民币资产的信心。

离岸人民币市场与在岸市场汇率差异一度是人民币国际化中的重要观察点。如果离岸人民币与在岸人民币的汇率波动有明显不同，或者离岸人民币汇率变动不会冲击在岸人民币汇率变动，则极端情况下通过汇率变动对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冲击就可以被有效地隔离在中国内地市场之外。从历史数据看，离岸人民币和在岸人民币之间的价差在绝大多数时间都很有限（如图2所示）。以月末数据计算，“8·11”汇改以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和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的价差除2019年8月和2020年1月这两个月份外，均低于千分之五。由于资金往来的便利，二者的同构性明显，因此需要检验离岸和在岸人民币的变动谁对谁的影响更加明显。如果是在岸人民币对于离岸人民币的影响更加明显，则国际金融市场风险通过汇率传导至内地的可能性则较小，反之则风险较大。

使用“8·11”以来月度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离岸人民币汇率变动更多受到在岸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而非反之。因此，在香港设立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安排可以有效隔离本币国际化可能导致的汇率极端波动风险，降低本币国际化的成本。

从应对国际货币竞争的高度勾画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

在后疫情时代，全球政治多极化，世界经济板块动态调整，货币持续宽松，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再度发酵，引发新一轮科技战、金融战，客观上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新挑战。与此同时，疫情将通过再分配效应推动全球经济板块加速再平衡，为未来的国际货币竞争奠定新的基调。2020年9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就表示，面向全球的高水平金融市场开放是统筹改革和防风险的关键，要推动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的高水平开放，促进我国由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转变。

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供给侧，率先控制疫情的经济体将赢得复苏的时间窗口和经济增长的主动权。2020年大部分经济体陷入严重衰退，疫情及控疫措施切断人员和货物的跨国流动，持续不利于国际贸易环境和投资增长。而贸易和投资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其调整将加剧全球经济板块的再平衡。目前，亚太区完成了RCEP谈判，将逐步推动要素资源跨国配置，实现货物、服务、资金、人流等跨境流动，应对疫情带来的全球贸易下行压力。RCEP形成稳定的区域经贸合作关系，可以提升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提升福利的全球性改善。此外，“一带一路”打造全球互联互通物理基础和人文环境，亦将提升沿线实际需求和经济发展潜力。因此，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板块再平衡将进一步增加新兴经济体增长动能，扩大其整体影响力。疫情一度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调整，低利率、负利率席卷全球主要市场，国际货币体系长期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再度显现，迫切需要新的公共产品和解决方案。在疫情期间，部分东南亚国家出现新一轮美元荒，一些国家开始探讨更多地使用本币的可行性，加快推动区域内双边本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使用。

中国与东盟国家有先天的经济联系优势，人民币作为东盟国家货币汇率定价的参考基准之一，其作用已经在发挥。但在一些以欧元和美元为传统汇率定价篮子的“一带一路”国家，人民币国际地位的发挥仍有待强化。以波兰兹罗提和匈牙利福林为例，欧元在这两种货币汇率定价中的作用远高于人民币。

从双循环的角度看，货币是一国经济对外及对内循环相互交织的关键。一方面，货币通过利率决定及调整机制，有效配置资本，实现价格发现，为实体经济内部循环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通过汇率的动态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过滤外部冲击，为内部经济循环提供相对稳定的运行环境，并通过商品和资本管道连接对内循环和对外循环。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该货币能够获得国际货币的定位和属性，则有助于拓展该国对外循环的辐射空间，加强全球金融治理的能力建设。对中国而言，为应对后疫情时代可能加剧的金融博弈和围堵，非常需要人民币提升国际使用程度，保持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可以成为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升全球话语权及影响力的重要抓手，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拓展中国经济对外循环的空间。

2021年，中国将成为全球唯一连续两年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大增，境外机构纷纷增持人民币资产，跨境人民币结算、海外人民币清算、离岸人民币存贷款、人民币国际债发行等主要人民币业务指标全面保持增长，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结算形成突破。根据债券通数据，2020年外资持有的中国债券量进一步增长1万亿元人民币;沪港通和深港通数据显示，2020年外资通过沪港通和深港通增持中国股票2000亿元人民币;2020年全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相比2019年增长4%至1630亿美元，中国吸收外资的全球占比大幅提升至19%，超过美国，成为2020年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同时，各部委加强政策沟通和协调，形成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合力：2021年1月，人民银行会同发改委、商务部、国资委、银保监会和国家外汇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跨境人民币政策 支持稳外贸外资的通知》，进一步优化了跨境人民币结算流程，优化跨境人民币投融资管理，将跨境人民币落后于外汇的一些政策拉平;2020年12月末，交易商协会发布《外国政府类机构和国际开发机构债务业务指引（试行）》和《境外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业务指引（2020版）》，明确了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的注册、发行和备案等流程规范。以中资企业及中资银行为代表的市场主体积极参与人民币国际化，中国银行（香港）宣布，自2021年1月27日开始，以香港人民币业务参加行身份，启动香港人民币央票回购做市机制，进一步促进香港人民币央票二级市场交易活跃度，扩大其使用范围。目前，全球有超过60家中央银行和货币管理当局把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提升。这也反映了境外投资者对持有人民币资产的兴趣持续增加，亦意味着中国金融资产的国际认受度有所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恰逢其时，堪当重任。

（鄂志寰为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丁孟为中银香港经济研究员。本文编辑/谢松燕）

作者：鄂志寰 丁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