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国际经济学论文

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奠基人，在国际经济学领域如同“宙斯”一般的存在。他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曾表示人民币有望成为第三大世界货币，并预言中国将在2025年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他就是被誉为“欧元之父”的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人民币汇率国际经济学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人民币汇率国际经济学论文 篇1：

基于问卷调查的国际经济学课程双语教学效果研究

摘 要：针对国际经济学双语课程，从课程建设的角度以学生为调查对象考查教学效果，内容包括课程设置、教材选择、课堂教学、自主学习、教学能力以及课程考核等，总结归纳出提高教学质量，优化课程建设的方法。

关键词：问卷调查；国际经济学；教学效果

文献标识码：A

国际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为基础，研究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关系，是经济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国际经济学属于外向型课程，开展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各大高校在开展国际经济学双语课程教学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教学效果不理想。渭南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为了有效落实教学计划，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将国际经济学双语课程设置为学校的优质课程，组建了一支结构合理、水平较高的教师队伍。以传统教学方法和手段为基础，以多媒体教学作支撑，以网上教学资源建设为标志，提高课程建设质量。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优质课程建设，为全面提高教学质量提供有力保障。因此分析渭南师范学院国际经济学双语课程教学效果对于促进课程建设是十分必要的，现对此基于问卷调查进行分析。

1 调查对象与问卷发放

以渭南师范学院经管学院大三、大四学生为调研对象，采用调查问卷、抽样访谈等方式进行。本次问卷共发放100份问卷，大三学生50份，大四学生50份，回收问卷84份，有效问卷94份。

2 问卷设计与调查结果

问卷从课程设置、教材选择、课堂教学、学生课下学习、教学能力以及课程考核6个方面进行设计。调查结果以问卷设计为基础，分别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有20%的学生对国际经济学课程兴趣很大，49%的学生对国际经济学课程有兴趣，31%的学生对国际经济学课程兴趣不大。近70%的学生对国际经济学课程有兴趣或有很大兴趣，说明学生有想要学习的愿望，因此，把这么课程建设好，让学生们真正学到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2.1 课程设置

在课程设置方面，设计了几个问题，包括：（1）你支持国际经济学课程双语教学吗：A支持；B不反对；C反对。（2）你认为开设国际经济学双语课程的目的是：A提高学生英语水平；B吸收国外的先进知识；C培养国际化的经济专业人才；D其他。（3）总体上看，你觉得现有的课程设置达到你的期望程度是：A很满意；B基本满意；C不太满意；D很不满意。

调查结果显示1.52%的学生支持国际经济学实行双语教学，45%的学生不反对，2%的学生反对国际经济学实行双语教学。2.25%的学生认为开设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21%的学生认为开设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的目的是吸收国外先进知识，49%的学生认为其目的是培养学生成为国际化综合人才。

3.17%的学生对现有课程设置很满意，49%的学生对课程设置基本满意，其他学生对课程设置不太满意。说明将国际经济学设置为双语课进行教学是可行的，但是学生对于开设双语课程的目的并不明确，这需要我们教师进行引导阐述，只有明确了教学目的才能使教学过程更顺利，教学效果更好。另外在课程设置方面，现有的国际经济学课程周学时为2，一学期下来只能学习国际贸易部分，学生反映对他们感兴趣的金融部分没有学到，因此，从课时上可考虑进行增加。

2.2 教材选择

教材选择方面：你认为国际经济学双语教材应选用的教材是：A纯英文教材；B国内教材；C国外教材但有配套的辅导书。

教材选择方面：3%的学生应为应选择英文原版教材，54%的学生认为应选用纯英文教材加注释，43%的学生认为应选择一本英文一本中文配套。本课程一直选择克鲁格曼教授撰写的《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and Policy》英文版作为双语教学的教材，该书观点权威，设计独特，结构清楚，阐述详尽，语言生动简明，易于学生理解，内容上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系统学习和掌握国际经济学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最佳教材。另外本教材也有相应的中文译本，因此，教材选择比较符合学生的需求。

2.3 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方面，设计了几个问题：（1）国际经济学双语课老师的授课方式是：A英语为主汉语为辅；B汉语为主英语为辅；C英汉结合不分主次。（2）你期望国际经济学双语课老师的授课方式是：A英语为主汉语为辅；B汉语为主英语为辅；C英汉结合不分主次。（3）课堂提问时，你的回答方式是：A英语；B汉语；C英汉结合。

调查显示，32%的学生期望国际经济学课程授课方式是英语为主汉语为辅，33%的学生期望是汉语为主英语为辅，35%的学生期望是英汉结合，不分主次。在课堂提问时，48%的学生使用中文回答，35%的学生中英文结合回答，只有17%的学生使用英文回答。由此可以对于教学过程应侧重于哪种语言，学生的期望没有一致性，因此教师应针对学校的特点进行相应的教学，对地方本科院校来说，学生的英语基础相对较差，采用英文教材的同时，较多使用汉语教学效果会更好。

2.4 自主学习

学生自主学习方面，设计的问题是：（1）对该门课程，你的努力程度是：A很努力；B一般；C不够努力。（2）你在课前是否会预习：A会；B不会。（3）你在课后是否会复习：A会；B不会。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自学方面，能够在课前预习的学生占27%。能够在课后复习的学生占39%。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应成为课程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2.5 教师能力

教师能力方面，设计的问题是：（1）你对该门课教师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主观评价是：A优秀；B良好；C及格；D很差。（2）你对该门课教师的英语水平的主观评价是：A优秀；B良好；C及格；D很差。（3）你对该门课教师的总体评价是：A胜任；B水平一般；C不能胜任。

调查结果显示：教师能力方面，28%学生认为该门课程教师的专业能力为优秀，44%的学生认为可到良好，其余学生认为可达到及格。30%的学生对该门课程教师的英语水平评价为优秀，49%的学生评价是良好，其余学生评价为及格。对该门课程的总体评价，69%学生认为水平一般，25%学生认为优秀。说明教师的专业能力和英语水平还应继续提高。

2.6 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方面：（1）《国际经济学》课程的考核方式是：A考试；B考查；C其他。（2）你期望的考核方式是：A考试；B考查；C其他。（3）你认为，期末考试双语课程的考核分值比例最好是：A平时和考试比例是2∶8；B平时和考试比例是3∶7；C平时和考试比例是4∶6；D其他。

课程考核方面，国际经济学课程的考核方式是考试。19%的学生期望考核方式是考试，73%的学生期望是考查，另有8%的学生希望的考核方式是其他。17%的学生希望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的考核比例是2∶8，42%的学生希望是3∶7，37%的学生希望是4∶6。

3 分析总结

通过对国际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效果进行分析发现，国际经济学双语课程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课程设置不甚合理，教师水平有待提高，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自主学习能力较差等，因此，应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提高。

3.1 明确教学目标和增加专业知识的学习时间

教师在第一次授课时就应明确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目的，是培养专业化的国际经济人才，防止学生本末倒置，理解偏差，将英文教材当成阅读理解，单纯的提高英语水平，忽视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但同时也要强调学习双语教学的重要性，以及学习双语教学的正确方法。

3.2 根据英语水平，实行分班授课

由于高考不划分单科分数线，导致大学生的英语水平参差不齐。针对这一现象，可以将国际经济学课程分班授课。对于英语基础扎实的学生，采用英文为主中文为辅的教学方式，对一些英语基础弱的学生，可选择中文讲解或较低比例的英文讲解。

3.3 联系国内实际，调动学生积极性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经常运用中国案例来阐释相关理论，如人民币汇率变动、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中美贸易摩擦、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系等。这些案例使得《国际经济学》课程具有更强的活力。教师可以选择某个专题或个别章节作为学生自学、自讲的内容，学生以小组协作形式在课前就相关内容查阅资料并研讨，由小组代表在课堂上报告其核心内容，其他同学提问并参与讨论，最后由教师总结。如针对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的学术争论，组织学生分成正方和反方展开辩论，在辩论中理清理论问题和政策导向，这一教学方式可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参与意识，调动学生积极性，同时也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写作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3.4 优化教学大纲和课程设置

国际经济学课程包括两大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国际贸易，另一部分是国际金融。两部分加起来有五六百页内容，要在几时个学时上完难度很大。克鲁格曼的国际经济学分上下两册，据学生反映一学期下来只能学习上册即国际贸易部分，因此对于教师来讲，一定要突出重点，有所取舍，科学规划授课计划和进程，同时可考虑增加学时，优化教学大纲和课程设置，如将原来的周课时2增加为周课时4，保证学生真正学到知识，达到教学目标。

3.5 加强对现有师资培养和激励

双语教学的实施离不开高素质的教师，教师自身要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的英语知识和专业水平，要将两者融会贯通，而不是简单机械的将专业知识翻译成英文进行讲解。学校可从专业教师中选拔优秀人才作为双语教学的师资储备，采取出国深造，参加双语教学讨论会，定期参加校内讨论会等多种方法提高教学水平和专业能力。另外，要完善对教师双语教学的激励机制，对开展双语教学的教师，根据学生的反馈，专家的评定，可获得额外的物质和精神奖励。

参考文献

[1]蒋兰陵.双语课程教学效果的双影响因素分析[J].新课程研究，2011，（06）.

[2]刘玮.基于问卷调查的国际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J].学园，2014，（30）.

[3]王威.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实践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J].科技与管理，2011，（03）.

作者：赵维

人民币汇率国际经济学论文 篇2：

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

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奠基人，在国际经济学领域如同“宙斯”一般的存在。他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曾表示人民币有望成为第三大世界货币，并预言中国将在2025年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他就是被誉为“欧元之父”的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
走自己的路

蒙代尔人生最高光的时刻之一，是获得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给他的赞词长达七页。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诺奖颁奖宴会上，一身燕尾服的蒙代尔在妻儿的见证下，发表了获奖感言。结束演讲时，他出人意料地唱起了爵士歌手弗兰克·辛纳屈的代表作《My Way》：我爱过，笑过，哭过;我获得过，失去过……我只是走我自己的路。

这首风靡全球的歌曲讲述了一位老人生命将逝时，无悔于一生，无愧于自己，因为他“走出了自己的人生路”。这首歌的引用让台下的观众感动不已，而熟悉蒙代尔的人则露出了会心一笑。因为，这首歌几乎就是蒙代尔的写照。

1932年10月，蒙代尔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乡下。在那里教育资源匮乏，蒙代尔就读的学校只有一间教室和十几名学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随家人搬到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正是这里“对粗野个性的崇拜”，滋养了他自由的经济观点。

依靠借款，蒙代尔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华盛顿大学毕业后，又前往伦敦经济学院学习。1956年，24岁的蒙代尔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蒙代尔游走于学界和业界。斯坦福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清华大学……他曾在多所知名大学执教，获得了超过50所大学颁授的荣誉教授和荣誉博士头衔。1974年起，蒙代尔开始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2001年，他获得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称号，这是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其教职人员的最高荣誉。

蒙代尔还曾担任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委员会、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国财政部、加拿大政府等国际机构及组织的顾问，参与经济政策制定。

蒙代尔为人真诚，不乏幽默，行事犀利，不按常理出牌。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常常以反对派和创新者的姿态出现，敢于批评质疑行业大牛。有学者评价说：“蒙代尔先生治学严谨，为人和蔼风趣，总是能给身边的人带来欢乐。”
“疯子”成了预言家

蒙代尔的学术贡献有很多，其中“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简称M-F模型）”成了当今世界货币领域的黄金定律，帮助人们解释了大量国际金融和贸易疑难杂症。他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则推动了欧元的发展，因此蒙代尔也被世人誉为“欧元之父”。

上世纪60年代，全球大多数国家依旧遵守固定汇率政策，虽然已经有少数人研究过浮动汇率的优缺点，但一致认为国家有自己的通货是必须的。直到1961年，蒙代尔在《美国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论文，首次提出某一区域内国家放弃货币主权、使用共同货币的主张。这一理论随即在經济学界引发激烈讨论，不少学者认为它打破了传统的国家概念，过于激进。

在当时，蒙代尔的研究无疑是十分超前的，甚至被讥笑为“疯子思维”。但他不顾外界质疑，始终坚持共同货币理论，富有远见地撰写了大量关于国际货币制度的文章，刻画出最优货币区域的奇思妙想。蒙代尔认为，在理想情况下，生产要素具有流动性的地区应该使用一种货币，生产要素不具有流动性的地区应该使用不同货币。这成了后来欧元启动的主要理论依据。

为了适应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快速提升货币实力、挑战美元地位，欧洲的决策者们决定把蒙代尔的理论付诸现实。1999年1月1日，欧元作为一种账面货币在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芬兰、荷兰等11个国家使用;2002年7月，欧元成为欧元区唯一合法货币。欧元的诞生，不仅加速了欧盟政治一体化建设，也极大地增强了欧盟的政治实力和影响力，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被打破了。

蒙代尔对于欧元的诞生，以及世界经济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福布斯》曾刊文评价他说：“（他）发表的期刊文章就像‘宙斯一样’”，主宰了1960年代的国际贸易理论。历史的演变体现了蒙代尔的远见卓识，疯子变成了预言家。
成为北京市民

蒙代尔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颇有研究，曾多次到访中国，参加各种经济论坛和讲学活动。他热爱中国美食和文化，每次到访前，还会对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做功课。

早在1995年，蒙代尔就因福特基金项目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讲学，与时任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委员会主席黄达一见如故，自此开始研究中国经济领域政策。2001年，蒙代尔与黄达共同创立了“黄达-蒙代尔经济学系列讲座”，次年又设“黄达-蒙代尔优秀博士论文奖”，为经济学研究输送人才。

“非典”期间，一些国家借机攻击我国人民币汇率和出口贸易政策，在首届国际金融论坛年会上，蒙代尔指导并参与对中国货币政策、引进外资等方面的积极论证，提供了大量数据和事实。

2005年3月，蒙代尔获得北京永久居留证，成为“北京市民”。两年后，由蒙代尔担任名誉校长的蒙代尔国际企业大学金融学院在北京金融街成立，为中外金融业搭建了一个新的沟通、交流与学习的平台。

2010年，蒙代尔在接受专访时表示，“面对金融危机，我认为中国政府做得特别好，没让人民币升值，而是让人民币稳定。”他认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会提升人民币的作用，而这种作用的提升是自然而然的，中国对于亚洲经济具有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在世界经济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2013年，蒙代尔公开提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机制，在未来和美元、欧元一起组成一个全球性的多元化“DEY体系”，以构建更加稳定和公平的世界汇率机制。当年，他还预言，中国将在2025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直到晚年，蒙代尔还创作了以中国为背景的电影剧本，讲述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位传教士在中国的经历。

2021年4月5日，蒙代尔在位于意大利的家中去世。蒙代尔一往无前的探索精神照耀了一代又一代经济学人，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弗拉曾说：“蒙代尔的影响与凯恩斯一样巨大而深远。区别在于，蒙代尔是正确的。”

编辑 杨易霖 744638926@qq.com

作者：火星

人民币汇率国际经济学论文 篇3：

中国式“荷兰病”影响中国财政收支格局的实证分析

[内容摘要]中国式“荷兰病”来源于中国入世后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空前繁荣。本文从实证角度分析了中国式荷兰病通过“体制情性效应”对中国财政收支体制与财政收支政策的诸多影响。研究发现，在中国整体财政能力增强和财政收支状况改善的同时。不仅我国外债结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明显恶化，而且社会财富加速向公共部门集中，“国富民穷”现象突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受到较大制约。文章最后建议度时对个人、企业进行实质性减税，积极扩大政府公共服务范围及领域，增加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科学技术以及农业的财政支出比重，进一步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权利与义务，从而确保中国经济健康、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荷兰病；体制惰性效应；财政收支；财政政策

一、“荷兰病”与中国式“荷兰病”相关理论综述

在国际经济学文献中，著名的“荷兰病”(Dutch Disp,ase)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荷兰对其海岸沿线新发现的储量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的大规模开发，荷兰也因此迅速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然而，在自然资源带给荷兰巨大财富的同时，荷兰盾大幅度升值(即“汇率升值效应”)，国内其他工业特别是传统的机械制造与出口工业则不断失去国际竞争力，出现了逐步萎缩的所谓“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现象。

作为“荷兰病”研究的基础性和代表性成果，Corden and Neary(1982)发现，自然资源大开发将导致由巨额财富带来的所谓“支出效应”(Spending Effect)以及由繁荣工业诱发的所谓“资源转移效应”(ReSollrce Movement Effect)，从而产生其他工业因遭受挤压而不断萎缩的“去工业化”现象以及国内非贸易品(Non-Traded Goods)对贸易品相对价格上升的“真实汇率(Real Exchange Rate)升值”现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理论界和决策层更多是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关注“荷兰病”，提出了著名的“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假说，即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诱导政府选择不合理的发展模式和不恰当的经济政策，并滋生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惰性(即“体制惰性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从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作为这方面代表性研究成果，Sachs and Wamer用跨国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联系，即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反而有更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更低的社会福利水平。不仅国家层面如此，徐康宁、王剑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表明，即便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也存在着“丰裕的自然资源并未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反而制约了经济增长”的现象。从此，人们常常以“荷兰病”来警示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分依赖于某种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危险性。

最近，龚秀国结合中国加入WTO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实际，在研究传统“荷兰病”的理论模型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式荷兰病”的理论并从实证角度验证了“中国式荷兰病”的存在。与传统“荷兰病”源于大规模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不同，“中国式荷兰病”则源于中国人世后大规模开发利用自己最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且人世后中国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确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在探讨了“中国式荷兰病”对人民币汇率政策影响的基础上，龚秀国考证了“中国式荷兰病”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发现在人世后激烈国际竞争和“资源转移效应”的双重挤压下，我国农业出现了逐步萎缩以及创新能力和发展动力日益弱化的典型的“去工业化”现象。龚秀国、邓菊秋，龚秀国、邓菊秋，龚秀国进一步从实证角度探讨了“中国式荷兰病”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国城乡就业以及中国收入分配的影响，发现“人民币汇率升值效应”对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十分明显的积极作用，我国就业增长越来越严重地依赖于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持续繁荣，以及在“体制惰性效应”影响下我国收入分配问题日益恶化，等等。

在当前全球同舟共济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考证我国财政收支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它既关系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以及和谐社会建设，也涉及到我国国家信誉与国际经济地位。本文将对入世以来中国财政收支体制在“中国式荷兰病”影响下的具体反应及其演变态势进行实证分析，进而为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或者思路。

二、中国式荷兰病影响中国财政收支格局的实证分析

随着人世后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空前繁荣以及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财政收支状况大幅度改观，从而为我国政府不断完善财税体制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首先，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外债偿付能力和国家信誉迅速提高，但外债结构呈现恶化的趋势，从而给国际投机资本创造更多可操作空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尽管中国外债余额从2001年的1701亿美元迅猛增长，到2007年已高达3736亿美元，净增2倍多，但是，在繁荣的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加工贸易的有力推动下，中国对外贸易和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和偿债能力：按照国际收支口径统计，外债偿债率(指偿还外债本息与当年贸易与非贸易外汇收入之比)、负债率(指外债余额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债务率(指外债余额与当年贸易与非贸易外汇收入之比)在入世后呈现稳步下降态势，而且一直都低于国际警戒线标准(见表1)。

随着人世后中国国际支付能力和国家信誉的逐年提升，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的优惠贷款占中国外债余额的比重已经分别从2001年的13.9％、16.2％下降为2007年的8.0％和7.6％，下降趋势十分明显，国际商业贷款也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但与此相反，期限较短的贸易信贷则出现了明显的大幅度上升态势，其比重从2001年的12，7％剧增为2007年的35.6％，净增近2倍(见表2)。

从偿还期限来看，入世以来，我国短期债务余额的比重急剧上升，2001年为29.7％，2005年则达到55.6％，到2007年已升至58.9％，是2001年的近2倍，而长期债务余额则从2001年的七成迅速减少为2007年的四成。随着人世后我国短期外债的急剧增长，国际投机资本已经十分明确地在我国相关领域安营扎寨，尽管不会对我国国际支付能力造成较大伤害，但无疑会造成我国财富的大量损失。

其次，入世后我国在改善财政收支状况的同时，却使社会财富加速向公共部门转移，“国富民穷”现象突出，并妨碍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人世以来，我国财政收支都以大大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双双持续增长，特别是在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持续繁荣的推动下，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随着人世后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除2002年略低于财政支出之外，其余年份均超过财政支出增长速度，从而使我国财政收支赤字从

2001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持续、稳定地下降，到2006年我国财政赤字已不足GDP的1％，到2007年我国甚至实现了财政盈余(见表3)。换句话说，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使我国财政收支状况得到了根本性改观，从而为我国逐步淡出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所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准备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但另一方面，人世后我国财政收入占当年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快速地增长的态势，由2001年的14.9％迅速上升至2007年的20.6％，增加近6个百分点；这种持续、快速的增长势头不仅仅表明我国正在不断改善财政收支状况，同时意味着更多的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正在加速地向政府等公共部门集中和转移，这就是所谓的“国富民穷”现象。

此外，我国“国富民穷”现象还反映在我国企业和个人对国家税收的巨大贡献上。人世后的前4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在全国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一直呈现上升的态势，从2002年的6.9％提高至2005年的7.3％，在2006年我国把个税免征额由过去的每月800元提高至每月1600元之后，个人所得税占全国税收的比重略为下降，但一直停留在7％水平；与此同时，我国企业所得税比重除人世头2年内有所下降之外，自2003年以来也一直呈现快速上升的势头，2007年可能因人民币快速升值而有所下降。尽管如此，人世以来我国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对国家税收的贡献比重快速上升的势头也是十分明显的(见表4)。

入世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份额稳步上升，就意味着我国政府通过税收等方式占有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超过了GDP或者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从而在相当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传统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向现代的市场主导型经济的顺利过渡，同时也阻碍了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有趣的是，人世后我国外贸企业的出口退税状况既是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繁荣以及中国式荷兰病的真实反映，又是我国出口退税政策没有及时调整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中国式荷兰病的真实反映：事实上，在2002～2004年间，我国外贸企业出口退税总额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由6.5％急剧攀升至14.4％，在2005年人民币汇率体制重大改革以来受人民币升值影响才开始有所下降，尽管2007年因人民币汇率升值速度加快而下降较大，但仍高达12.4％。(见表4)换句话说，我国人世后实施的出口退税政策和人民币汇率政策并没有致力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外需型向内需型的转变。

再次，在现行财税体制下，中央财政盈余和地方财政赤字的这种状况可能导致中央的方针政策得不到很好的贯彻执行，还可能滋生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随着人世后我国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持续繁荣和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尽管我国财政收支状况从总体上的确得到了显著改善，但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却出现了迥然不同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在我国急剧增长的财政收入中，中央财政收入一直保持在52％以上的份额，而地方财政收入始终不足一半，最多不超过48％的份额；另一方面，在我国不断增长的财政支出中，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从2002年的30.7％一直稳步下降，到2007年仅23％，下降超过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则稳步上升，从2002年的69.3％迅速上升至2007年的77％(见表5)。

更进一步地说，中央财政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较高而财政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比重不断减少，从而出现了日益增加的财政盈余；与此相反，地方财政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较小而财政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比重不断增加，财政赤字不可避免地不断扩大。人世以来，中央财政盈余与地方财政赤字相比的倍数，从2001年的0.53倍迅速、稳步地上升至2007年的1.10倍(见表5)，6年间翻了一番。这充分说明，在2001～2007年间，中央财政盈余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地方财政赤字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在2001年仅相当于地方财政赤字一半的中央财政盈余在2007年完全超过了当年的地方财政赤字。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政府的财政盈余实际上是通过转移支付方式最终用以弥补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的，尽管如此，这种财政收支分配格局势必会恶化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因为地方政府既可能出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需要而置中央政府的方针政策于不顾，从而削弱中央政府方针政策的有效性，又可能出于地方赤字中央埋单的侥幸心理而不愿意减少或者抑制地方政府的非理性开支，从而滋生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尽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一直是我国中央政府积极倡导的大政方针，可在我国不少地方政府的具体实践中仍然只是一句空话。

最后，在“体制惰性效应”的作用和影响下，我国在关系国计民生和长远发展方面的支出比重依然较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人世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政府已具备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并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物质条件，特别是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转型经济体，我国政府理所当然地应该高瞻远瞩，因势利导，从战略上不失时机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

遗憾的是，人世后我国年年大幅度增长的国家财政支出中，我国用于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的财政支出比重呈现了明显的下降态势：用于科学技术的比重2002年是5.6％，其后缓慢下降至5.5％，到2007年则迅速降至3.6％；而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比重2002年是12.0％，2003年迅速降至10.8％，其后一直维持这个水平。(见表6)这反映出我国政府支持科学技术进步以及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力度随着经济增长反而呈现持续减弱的态势，显然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和谐社会建设。我国只有用于医疗卫生的财政支出比重才呈现稳步上升的势头，从2002年的2.9％上升至2007年的4.0％。这充分说明，我国政府已经开始认识到维护广大劳动者身体健康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性。

此外，在2002～2006年间，我国用于农业、教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财政支出比重始终处于徘徊不前，基本上维持在5.3％、12.7％、0.4％左右的水平上；只是在2007年，用于农业、教育、环境保护的财政支出比重才分别有1.5、1.8和1.6个百分点的较大升幅。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政府在“痛定思痛”后对我国农业、教育和环境保护等基础地位的反思与决断。

三、改善我国财政收支格局的几点建议

首先，我国政府应及时有效地改革现行税制，并进行实质性减税。由于人世后我国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向政府部门集中，“国富民穷”现象突出，所以，我国政府应及时有效地改革现行税制，并进行实质性减税，真正地“还富于民”，从而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一方面，对企业实施减税十分必要，这有助于企业扩大投资和进行技术改造。2008年1月1日我国政府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为25％，就是一个可圈可点的实质性

减税举措，它降低了我国内资企业过去高达33％的企业所得税，从而使内资企业可以与外资企业在同一个平台竞争。目前，尽管政府着力推行的增值税转型和加大出口退税等结构性减税举措有助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但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衰退影响，我国企业的主要问题是开工不足，所以此类结构性减税政策的效果可能不大，笔者认为倒不如下调企业增值税几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切实减少工薪阶层在个人所得税中高达50％的纳税比重，这既有助于我国并不富裕的广大工薪阶层享受更多的经济发展成果，改善他们刚刚解决温饱后的较低生活水平，有利于我国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建设，同时又有助于增加我国居民对国内产品服务的有效需求，减少我国经济对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过度依赖，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其次，加快公共财政制度建设。禀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共财政思想，我国政府更应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与战略目标，积极、适时地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按照公共财政的内在要求，政府负担起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责任。因此，政府要增加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力求建立覆盖全社会所有成员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切实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特别地，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更应增加对环境保护、社会保障与就业、科学技术、医疗卫生以及农业等重要领域的财政支出比重，从而为下一个即将到来的繁荣周期打下坚实基础。事实上，迄今为止，环境保护和医疗卫生等问题基本上是地方政府和地方财政直接管理的事务，而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并支出的比例极少，甚至没有任何直接的财政支出；比如，在2007年以前，中央政府对环境保护就没有任何直接的财政支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较大的遗憾。

最后，规范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为了改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税收关系，十分必要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的事权和支出职责，力求分工明确，依法办事。同时，规范财政收入的划分，确保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力相匹配。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财力的均等化，保证地方政府有财力履行其职责，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增强我国大政方针从上到下的执行力，减少甚至杜绝地方政府不合理、不合规的开支建设项目以及各种名目的乱摊派、乱收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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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龚秀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