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电影生存研究论文

“社会文化人类学”一词经过多年的沉寂后，在20世纪90年代方才以较高的频率出现在内地学术界，此前更为常见的是“民族学”、“民族研究”、“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90年代后期，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作为跨学科的一个研究热点或社会学的一个分支领域，社会文化人类学又取得长足发展。本文拟就近年来该领域的概貌和一些热点问题作一番考察。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民族电影生存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民族电影生存研究论文 篇1：

多点民族志的提出和发展

【摘 要】田野研究是人类学的经典研究方法，马库斯提出多点民族志应对人类学面临的全球化挑战。通过多点田野的操作，跨越时间和空间对于单点田野研究的束缚。但是在民族志写作方法上，马库斯提倡的反讽写作模式和现实主义写作方式无法保证民族志的科学性，研究者视角的过分强调，阉割掉了研究对象的“声音”;过度强调与研究对象的共建违背了客观研究方法。本文认为，可以使用同质田野作为多点田野的选择原则，规范流动田野的选择方法;在写作和研究方法上，应遵循经典民族志原则，坚持科学方法，坚守客观。

【关键词】多点民族志;全球化;表述危机;同质田野;客观性

多点民族志的提出和讨论兴起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但其在中国一直未成为显学，对于多点民族志的讨论也鲜少见到。但是，多点民族志对于人类学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应给予其该有的重视。

现代人类学田野工作开始于马林诺夫斯基。马林诺夫斯基将自己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研究作为示范，展示研究者深入研究田野、研究对象的功能，其研究方法得到人类学界的认可，成为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准则。自此，田野成为检验人类学学者功力的实验田，被誉为人类学学者的“成人礼”。但是这并不代表人类学固步自封，永远停留在初创者年代。兼容并包与反思一直是人类学的方法论传统，在认可既有研究方法价值的同时，人类学者也在寻求创新，以更好应对人类学面临的新变化。随着社会发展和全球化趋势的普及，人类学面临的社会环境和学术要求发生了重大变化。人类学的研究背景变得更加复杂，人类学面临的研究课题趋于多元，如研究问题的“跨境”特点以及同一研究问题在多领域出现的共性，这促发了学者对传统定点式、封闭的田野的思考。

一、多点民族志的提出及应用

科学技术的进步削弱了时间、空间对人类的束缚，全球化趋势发展愈发迅猛。人口流动、文化扩散，人类面临着比以往更多的选择。面对资本全球化发展现状，人类前所未有地意识到开放思维的重要性。學术界也正在经历着学科合作和文化共建的发展潮流。多元文化的蓬勃发展，学科交流的增多，促进了学科之间的批评讨论，也促进了学科内部的反思。面对全球化趋势，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写作也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一）人类学面临的全球化挑战

全球化时代下，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科技的发展、网络的普及，使天涯比邻成为现实，人类学研究也日益被卷入全球化的发展潮流。在经典的田野研究中，人类学的研究田野一般指一个特定的、实体的社区，如马林诺夫斯基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经典人类学那种封闭的、遥远的完美社区已难觅踪迹，人类学者面临的田野更加多元且相互渗透。移民、资本全球化等现象催生了新的田野，人类学的田野点甚至跨越了物质实体的存在。以网络世界作为田野点的虚拟民族志也得到学界的认可，经典田野研究关注的实体田野点不再是唯一的合法田野。

全球化不仅刺激了新的合法田野的出现，更促进了文化的扩散与传播。文化跨区域、跨时空的传播方式引发了人类学对文化研究方式的思考。经典田野研究封闭、定点式的研究方法是否能够满足跨区域文化研究的要求？全球化思维意味着对研究对象的复杂关系的全面考量，包括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以及对研究对象所在地域的选择。除了文化的跨时空传播，许多社会问题也逐渐成为跨区域、跨文化的普遍性问题，比如贫困问题、气候问题等。面对这些变化，经典田野研究方法如何跟进社会发展步伐进行更新成为现实问题。

（二）多点民族志的应用

作为对人类学面临的全球化挑战和表述危机的回应，马库斯提出了“多点民族志”。多点民族志是马库斯对实验民族志的探索。实验民族志并不是一种既定的、格式完整的民族志类型，而是指人类学对民族志的实验。实验的意思是探索，即面对全球化趋势下的各种变化，对民族志的创新和发展。马库斯的多点民族志来源于他对汤加人的研究。汤加王国处于波利尼西亚西部，在对其进行研究时，马库斯发现，汤加社会移民现象十分普遍，这引发了他对跨区域、多点田野研究的思考。他认为，为了更好地了解移民问题和移民特点，不仅要考察其在现住地的特点，还要询问他们的原籍地进行沟通。

多点民族志由马库斯提出，但是多点田野的研究方法并非起源于人类学。多点研究法在其他学科的应用十分广泛。多媒体研究，科技的社会与文化研究，以及基于女权主义的生殖医学和流行病学，都是应用多点田野研究的重要领域。[1 ]

在国内，对于多点民族志的讨论并不多，通过查阅文献得知，对于多点民族志的应用最常见于电影纪录片。郭建斌 [2 ]在对其电影《大篷车》的研究进行回顾时，发现其研究方法就是对多点民族志的应用，在课题调研过程中，其调研区域跨越三个省区，访谈对象上到国家广电总局的相关领导，下到乡镇电影放映员;王庆福在讨论多点民族志对于影像实践的影响时提到，多点民族志为纪录片的拍摄提供了不同的视角，纪录片主角因为多点民族志所提倡的地方对世界的对话而显得更加开阔和丰富。 [3 ]

除了电影纪录片，国内的医学人类学率先引入了多点民族志的学习。赖立里在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医药调查时就借鉴了多点民族志的观点。 [4 ]她将多点民族志中对于合作的重视引入自己的研究，与研究对象建立共谋的合作关系，推动其研究的开展。

二、多点民族志的特点

（一）田野点的动态流转

田野点选择的灵活性和动态性是多点民族志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与经典民族志选择田野点的方法不同，多点民族志的田野选择处于一种动态的状态。

多点民族志最初关注的重点是田野点的移动和流变，随后重点转移到田野点移动的过程。移动过程直接与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契约相关，马库斯认为，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发展推动了田野的移动。马库斯多点民族志的关注重点前后发生了转变，但从本质上来讲，多点民族志最重要的变革即对于“多点”的思考。

“对于多点民族志，早期人们的理解是，在民族志各个调查点之间的活动和迁移———由于所谓的全球化带来的改变，人们从经验出发，对新的关系及变革进程进行集中深入研究。是这么回事，过去如此，现在亦然。” [5 ]

但是，需要注意，“‘多点’并非人类学家简单地在不同地点之间游走，而是将民族志研究本身看作各种网络运作及延伸的有机的知识生产过程” [4 ]。多点田野并非是即兴选择，而是根据研究设计进行了合理转移和延伸。

（二）挣脱空间与时间的束缚

多点民族志优于经典民族志的原因之一，就是多点民族志对于空间和时间束缚的摆脱。多点民族志的这一优点通过两方面的特征表现：

其一，多点民族志对地方（local）和全球（global）的思考。马库斯使用的是global一词，但是根据本文的理解，改词可以引申为囊括田野点的更为广阔的区域范围，具体大小则依据研究者个人的研究设计和田野点的情况而定。多点民族志在设计中将田野点放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下，就是对经典田野法单一田野点的革新，跨越了传统田野点对于研究空间的限制。

其二，将时间维度引入民族志的研究。经典民族志中也有时间维度，但是更强调的是研究者在田野的调研期内，而多点民族志则将一条跨度更广的时间线放入田野点，通过对田野点过去材料的收集，与现在的现实状况进行对照，更好地把握田野点的变化与发展。

（三）比较研究的应用

田野数量的非唯一性必然会引导研究者对不同田野进行比较，比较法与多点民族志相伴而生。事实上摩尔根时代的亲属制度研究就已经有了先例，之后比较法为众多学者熟悉则源于弗雷泽的《金枝》。摩尔根的比较研究部分建立于印第安田野的基础上，但弗雷泽的研究则全部来源于书斋，是坐在“摇椅”上完成。因此，比较法一直被认为是空想人类学家的方法，与当时哈登所强调的要进行实地的、系统的研究相背离。随着田野工作的发展，比较法一时受到冷落。

学者对比较法的轻视源于其实验室性质，诸多运用比较法的学者缺少必要的田野材料支撑，不免有二手资料、道听途说之嫌。但是如果加上田野工作的配合，比较法就可以充分发挥其作用。许烺光的著作《美国人与中国人》就是通过使用比较法写出的优秀作品。许烺光通过对中国人和美国人性格以及行为方式的比较，总结出中国人与美国人的不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外在不同的表现分析两国文化的差异，进而分析中国人与美国人在各自文化场域内的行为内涵。多点民族志完全可以完成像《美国人与中国人》这样田野扎实的比较民族志研究。

（四）多元的研究者角色

人在环境中生存就必须拥有特定的身份，这个身份既是个人与他人相处的依据，也是获得社会关系的凭借，人类学者在田野研究中也不例外。当涉及多点民族志时，情况会更加复杂。由于田野点的非唯一性，研究者在不同的田野点中可能需要扮演不同的身份。

例如，Martin在她的著作《灵活的身体》（Flexible Bodies） [1 ]中写到 ，在她的调研过程中，她一直在经历着各种角色的转变，在第一个站点，她是一名艾滋病志愿者，另一个站点是医学院学生，第三个是公司培训生。她在政治上尽其所能，通过这种脱节的空间使她的运动具有某种统一性的身份或人格是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工作的间接活动。任何一个人的工作政治和道德都反映了其他人的工作。多元的研究者身份既可以帮助研究者扩展研究视角，也可能会模糊研究者立场，在多点田野的调研过程中，研究者尤其需要注意。

（五）与研究对象的合作

在现代社会中，以往人类学家观察的“他者”已不复存在，现在的“他者”是一个具有文化对话意义的他者。虽然列维—斯特劳斯一直强调“野性的思维”，强调原始族群的智慧和文化，但是从“对话”意义上讲，列维—斯特劳斯与其研究对象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他的研究对象根本无法想象列维—斯特劳斯的文化，也无法与其进行“对话”。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促进了世界各地人民的互相了解，因此研究者在田野工作时再也不能将“他者”仅仅视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要认识到“他者”是主动性、独立性极强的自由主体。双方在互动中产生的知识碰撞和思想共鸣则成为研究者需要关注的重点。

人类的文化现象本来就是多元的，但是，知识分工导致文化也被条割认知。仅以婚姻为例，它里面包含了天时、地利、经济、阶层、宗教、消费、仪式、跨文化、性别等诸多领域，人类学面对的研究对象并非由“纯净”的单一文化所形塑的“纯净”的个体，其同时也是多元文化的载体。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人类学必须加入对多元文化与研究对象传统文化之间的张力的思考。如今，全球化趋势进一步促进了文化主体自身接受文化多元属性以及文化的地域交叉性。人類学家“单打独斗”“一个人的交响曲”的研究方式正在面临时代的检验和挑战。

三、多点民族志存在的问题

（一）写作文本的非客观性

本文认为，多点民族志所存在的文本上的不客观，是多点民族志存在的最大的问题。

1.马库斯的写文化

写文化集中表达了马库斯的民族志写作思想，即将民族志作为一种写作文本，通过写作技巧和修辞的使用，构建“优秀的”民族志。马库斯认为，一部好的民族志有三个特征：首先在民族志中应有对田野细节的描述，这样才能表明人类学者“曾身历其境”;其次，在对异乡文化和语言地翻译解释过程中，表明自己对异乡文化的掌握程度，至少证明自己的语言能力;最后，人类学家应该能够做到从整体观的角度对异乡文化进行意义系统的建设。[6 ]47马库斯列举的这三个特征中，前两个是指通过技术化手段来证明研究者自身田野工作的可信度，第三个特征是要求研究者建设异乡文化的意义系统，这三个特征都明确规定了研究者民族志写作的“努力”方向。

马库斯建议，通过结合反讽写作模式和现实主义写作方式为民族志建构一个可以抵挡外界批判的铠甲。“因为所有的观点和解释都将受到批评的检阅，所以它们最终都必须作为多元和开放性的选择性策略而获得共存” [6 ]33，所以在民族志写作时直接采用反讽的方式，置之死地而后生。现实主义写作风格是指，研究者在写作中通过对田野细节地描述，展现田野地点的风貌，同时证明研究者掌握“第一手资料”、不接受怀疑的地位。加深“合作”程度是指，在民族志写作中，充分肯定研究对象的存在价值，将研究对象的观点以及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对话作为民族志写作的重点。与马库斯持同样观点、同属于“写文化”派的拉比诺在论述当代人类学面临的表述危机时，也提出将自己的田野经历感受直接作为民族志文本的观点。

2.对合作的认识

多点民族志对与研究对象的合作十分重视，提出应该通过共谋与研究对象一起完成田野研究，在共同建构文化过程中，研究对象就是潜在的民族志写作者。对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合作关系的思考是人类学面临的全球化挑战之一。面对全球化带来的知识爆炸性传播现象，人类学意识到，现代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主体性和能动思考性不断增强，不能将其视为静态的文化承载体，而应该與研究对象增强文化和观念的互动，在合作过程中完成研究任务。

但是马库斯所强调的那种合作关系与人类学的科学研究方法论并不相符。在合作互动过程中以及民族志写作中，研究者应处于主动者的地位。马林诺夫斯基在田野研究中强调研究者要与研究对象共情，更好地理解研究对象的文化与观念，在共情过程中，研究者是主动行为者。之所以要求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保持主动性，是因为研究者接受的训练能够帮助研究者更好地控制自己看问题的视角和想法，保证共情效果的达成。同理，一项人类学的研究要保证客观性，也需要专业研究者以科学的态度对整个合作过程进行审视，排除研究对象个人情感对田野工作客观性的影响。

3.对多点民族志客观性的讨论

对多点民族志客观性的质疑主要来源于“写文化”。面对全球化趋势，人类学在反思田野工作的同时，也在思考人类学民族志的发展方向。在经典田野方式无力解决全球化课题之际，民族志也面临表述危机的质疑。表述危机直指民族志的写作方法论，是对人类学民族志文本的合法性进行质疑。克拉潘扎诺直言不讳地讲，人类学家在其民族志描述中会对颠覆因素进行掩饰， [6 ]82-109避免这些颠覆因素会导致研究者发现的无效。克利福德称民族志是虚构的，因为民族志的制作过程与研究者的知识背景和写作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6 ]34-35每一位研究者在写作中都不可能完全排除自身的存在。拉比诺从学生时代就开始思考田野工作对人类学者的意义。在学校教育的影响下，拉比诺认可老师们传授的观念，即田野工作对一位人类学者的意义关键在于从田野工作中得到的理论意义。但是在摩洛哥的田野工作引起拉比诺对自己接受的这一套教育的反思，他发现经典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写作方法要求研究者“客观地”“置身事外”的这种方法行不通，因为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是实实在在的参与者，所谓的客观和置身事外是研究者通过写作技巧达成的“假象”。

人类学家写作民族志的根本依据来自于田野工作，有学者批评人类学家言行矛盾，通过玩弄文字利用所谓的客观的民族志来彰显自己田野工作的客观。 [7 ]这些质疑来源于人类学家的自省，是人类学学科内部反思和挣扎，也是当时学术背景的映照，“现时代的表述危机是一种理论的转变过程……其产生的前提在于，人们越来越发现大理论无法解释社会现实的细节” [8 ]30。统一范式权威的缺失，致使学者们开始自行寻找合法化途径。马库斯、克拉潘扎诺、拉比诺等集合起来，希望通过创新民族志写作方式来对抗外界的质疑和内在的怀疑。

马库斯的民族志写作方式和研究方法引起本文对其客观性的质疑。质疑来源于两方面，第一，在研究过程中，将研究对象视为研究伙伴的合作关系;第二，将民族志视为一种写作文本的写作模式。

自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发表之后，客观性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准则之一。涂尔干认为，要做到客观的社会研究，需要将研究内容得特征进行一般性的概括和总结，这需要专业研究者来完成。 [9 ]54-55马库斯将研究对象提高到研究伙伴的地位，出发点是想要更好地与研究对象进行对话，想要通过研究对象主体性视角的意见表达，保证研究的客观性。但直接将研究对象放置于研究者的位置恰好违背了研究方法的客观性。研究对象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贸然将其放置在研究者位置，是对研究过程的不负责，同时也无法做到对研究内容的客观总结。

同时，马库斯将民族志视为一种写作文本的方式既不科学也不符合人类学的民族志写作原则。无论是马林诺夫斯基式的对田野状况的直接描述，还是格尔茨式的对田野状况的阐释，依据的资料都是田野上发生的客观事实，虽然表述方式不尽相同，但都是对田野的真实记录和表达。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的高参与度确实会给研究者带来巨大的震撼，本文并不反对类似《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等文本的出现，这种反思性文本可以从反面促进人类学者田野工作的科学性体现，但是，不能将这种自我反思性的作品称为民族志。

（二）流动田野难以操作

根据多点民族志的操作策略，田野点的确定处于流动状态，除了前期设计中已经确定好的田野点，在研究过程中还可能需要根据研究需要继续寻找新的田野点。Vered Amit提到，田野点不会静静地待在那里等着你发现;合理的田野点必须经过完善的田野设计的检验，才能确定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合格的田野点。 [10 ]那么，在研究过程中即时性确定田野点，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对于田野新手和学生来讲，这种确定田野点的方式操作性较差。这可能会导致两种后果，其一，研究者无法找到合适的后续田野点;其二，找到的田野点并不适合研究主题。Matei Candea认为，马库斯的设想太过理想化，实际操作性不强。

（三）多点田野的可检验性差

Matei Candea认为，多点民族志的多点田野不仅操作性差，而且无法得到有效的实验验证。 [10 ]经典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将一个有边界的固定田野点作为调研的对象，在该地生活的人以及该地的社会环境等因素都是可以进行再检验的。无论哪个人类学学者到该田野点调研，看到的都是一致的景物，纵然人类学学者分析的内容不尽相同，单就田野点的基本情况来讲，很容易检验一位人类学学者的田野研究是否客观真实。但是，如果采用多点田野研究法，首先需要对多点田野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多点民族志的产生源于世界是一个紧密联系的场域这一假设。那么在进行田野研究时，如何确定哪一个田野点应该被接纳进多点民族志，而哪个田野点应该被排除？马库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给予多点民族志自由之时，多点田野的确定就脱离了研究者的掌控。多点民族志田野点选择的灵活性特点注定了多点民族志无法进行实验性的验证和检验。

（四）对多点民族志存在问题的评价

针对多点民族志存在的上述问题，本文认为，写作文本的非客观性这一缺点是必须要摒弃的。民族志作为科学研究的一部分，无论是方法还是文本成果，都要保持其客观性原则。但是对于流动田野难以操作以及可检验性差这两个问题，并不能成为多点民族志推广发展道路上的终极障碍，虽然跨越障碍具有一定的困难，但如果在研究设计及研究过程中牢牢把握研究方向，仍然可以保證多点民族志的质量。

四、多点民族志的发展方向

本文认为，多点民族志作为一种具有创新性的人类学研究方法，纵然还存在一些争议，但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本身而言，十分有必要进行推广，针对其存在的一些缺陷，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法完善多点民族志的应用。

（一）同质田野

同质田野是指具有同样性质的田野点。性质的具体定义来源于研究者的研究设计，既可以是问题意识上的一致，也可以是现实中的相似性。问题意识上的一致是指，在研究设计中，选择的多点田野在外在形态、功能上可能并不相同，但是从研究问题出发，这些田野点都以问题意识为中心。现实中的相似性是指，选择的田野点从外在状况来讲，同属一个类型，比如位于不同地方的官方福利养老院。

其实马库斯在介绍其多点民族志建构策略时，其中隐含了对同质田野的认可。马库斯建构多点民族志的两种策略，包括根据研究需要进行田野转换以及根据研究设计进行田野点的策略性选择，前提都是要保证田野点的相关性，但是马库斯自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方法，在回应质疑时没有指出要害。本文将马库斯的这一想法提炼出来，提出同质田野的概念。罗红光在对志愿者的研究中，就使用了同质田野的方法;在他的研究中，16位志愿者虽然年龄、学历、社会经历各不相同，但都是作为非专业的利他行为的实践者;他们被分配到的机构虽然属于不同行业和不同城市，但都是具有成功经验的公共服务机构。[11 ]实行多点田野研究的许多学者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践行着同质田野的选择原则。

同质田野具有一致性，研究者在选择田野点不会因为一时思维的发散而导致田野点的选择过于零散而无规律。在进行多点田野研究时选择同质田野，可以有效地避免田野点过多而导致的田野工作强度不足的问题，避免研究结果的分崩离析，难以整合。

（二）客观的民族志

人类学之所以可以被称为科学，就在于田野工作具有实验性和可验证性。尽管每一位研究者的课题是独立的，但是田野点是固定的，在当前和平时期，短时期内并不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因此，某个固定田野点的整体状况可以随时再次进行观察，后来的研究者可以通过自己的研究来检验先前研究者的研究。如果民族志的写作方法参考马库斯的建议，那么，研究者的客观研究者身份如何得到体现？民族志中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观点和视角如何做出区分？后续的研究者在阅读以此方法写成的民族志时，如何判断哪些是田野点的真实场景，哪些是民族志作者经过加工的写作？

马库斯想通过多点民族志来回应民族志面临的关于异文化差异表述肤浅以及仅重视文化主体性的批评，想要使民族志成为理论发展的工具。 [8 ]70多点民族志的设想是为了发展民族志，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种做法实际是在颠覆民族志的科学性。现代民族志的发展趋势之一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共建，但是二者仍然存在差别，共建的内容和二者视角的不同应该通过民族志内容得以体现。罗红光的“常人民族志”是重视研究对象“声音”的优秀示例。常人民族志以研究对象的个人日记和志愿服务心得作为民族志的写作资料来源，日记的志愿服务心得均是第一人称，充分表达了每一位研究对象的主体性活动;研究者作为专业研究者，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分析，客观分析志愿者的行为和心理，得出研究结论。 [11 ]

马库斯的民族志写作方式是对民族志文本的过度关注和解读，体现的仅是研究者的个人意志，会阉割掉研究对象的声音。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文本将不再是民族志。经典民族志固然不一定是完美的作品，但其蕴含的最值得传承的就是让研究对象“发声”的精神，马库斯声称将民族志作为文本创作是为了“合作”，但是他的实际做法却将研究对象的声音淹没在了研究者的说辞中。马库斯走入歧途是因为他对科学研究方法的背离，他对合作共建的过度重视消解了研究方法的客观性。

结 语

多点民族志在方法论上与经典民族志并无相悖之处。马库斯的多点民族志所使用的根本方法仍是田野研究，只是在研究细节上进行了创新处理。田野点的增加和研究内容的扩展，以及对合作的强调，都是马库斯多点民族志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在民族志写作方法上，马库斯的处理不是十分恰当，反讽写作模式和现实主义写作方式直接影响了民族志的科学性。马库斯本意是为了回应外界对人类学民族志的质疑，解决经典民族志面临的关于异文化差异表述肤浅以及仅重视文化主体性的批评，但是研究者视角的过分强调，阉割掉了研究对象的“声音”。马库斯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合作问题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无意中违背了研究方法的客观性，研究者的客观性无从体现。

本文认为，针对马库斯多点民族志在田野选择方面的缺陷，可以采取选择同质田野的方法。既满足多点田野的要求，又可以规范多点田野选择的流程。在写作方法上，本文对马库斯的写作形式予以否定，认为应坚持经典民族志的写作方法，以客观的方式记述民族志，避免研究者个人意志过多地体现。不仅要保证民族志的客观性，也要保证研究的客观性。人类学是为了科学而客观，并非是为了避免批评而客观。就像格尔茨所说，“研究这些龙，不是驯服之，不是厌恶之，也不是将其淹死在理论的大缸中，这是人类学所要做的事” [7 ]。针对外界对人类学田野工作和民族志的怀疑，我们并不能像马库斯那样，通过策略手段直接回避那些质疑。坚持学科原则和工作方法，直面问题、解决问题，人类学才能与文化同步。在学科自我发展过程中，也要谨记本学科研究的初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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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郭建斌.“電影大篷车”：关于“多点民族志”的实践与反思[J].新闻大学，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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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赖立里.多点、合作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医药调查的启示[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

[5] [美]乔治·马库斯，钱妤.合作的想象[J].王文渊，译.思想战线，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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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法]E.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10] Matei Candea. Arbitrary Locations： In Defence of the Bounded Field-Site[J].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2007（1）.

[11] 罗红光.常人民族志——利他行动的道德分析[J]，世界民族，2012（5）.

THE PUTTING FORWARD AND DEVELOPMENT OF MULTI-SITE ETHNOGRAPHY

Geng Yaping

作者：耿亚平

民族电影生存研究论文 篇2：

近年来社会文化人类学若干热点透视

“社会文化人类学”一词经过多年的沉寂后，在20世纪90年代方才以较高的频率出现在内地学术界，此前更为常见的是“民族学”、“民族研究”、“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90年代后期，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作为跨学科的一个研究热点或社会学的一个分支领域，社会文化人类学又取得长足发展。本文拟就近年来该领域的概貌和一些热点问题作一番考察。

关键词：社会文化人类学 学术史 本土化 民族研究

作者胡鸿保，1948年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地址：北京市，邮编100872。王建民，1957年生，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教授，博士。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81。

“社会文化人类学”在大多数专业人员心目中如今仍然是“民族学”的同义词，可是近年来在祖国内地它已然有自成一派之势。尽管我们还无法明确地在这些相关学科之间划清彼此界线——其实也无须划清，但直觉告诉我们，学术发展中的细微变化无疑已经出现。下面，笔者就20世纪90年代后期“社会文化人类学”的悄然兴起做一番考察。

1．专业基础知识的普及 国家教委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可以被看作是社会文化人类学在中国复兴的有代表性的事件。举办研讨班，是培养专业队伍、普及专业知识的有效途径。自1995年起，北京大学、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学院、厦门大学等单位分别承办或联合承办了5届国家教委“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在这5次研讨班期间，邀请内地、港台和国外的人类学专家作为讲员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教学和研究机构的中青年学者进行研讨。研讨班采用讲员、学员双向互动的对话方式，题目涉及学科史、学科理论与实践、田野工作方法、分支学科研究等各个方面，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社会文化人类学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加强了大家对包括田野工作、比较研究、专业理论、系统观点等国际性学科规范的认同。来自国内各学术机构的中青年学者在培养人才、普及专业的同时也出了一批成果。通过研讨班的形式，对社会文化人类学发展中的问题进行介绍和研讨，是普及专业知识和提高学术水平的重要举措，对于中国人类学队伍的充实和提高产生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推动了田野调查。笔者认为，通过这类研讨，有不少原来长期从事“民族研究”的学者在自己日后的研究工作中更加自觉或不自觉地吸纳了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打出了人类学的旗号。

2．专业目录调整的影响 这些年来，在中国学术界，人类学有从民族学中逐渐分离的趋势，部分民族学、民俗学研究人员在方法和选题方面出现向人类学的转向。1995年秋，国内人类学、民族学界对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关系及各自的学科定位进行了几次研讨。费孝通先生提出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多科并存，紧密交叉，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取得了普遍认同。包括老一代学者在内的学术界对学科认同问题表示出的极大关注，显示出中国学科自识性和认同感的增强，也是学科走向进一步成熟的标志之一。例如陈国强等指出：“把人类学发展附属于社会学、民族学，而非独立研究人类学的做法，对共同发展也是不利的”。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目录修订过程中，把原在民族学一级学科中的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分离，归并到社会学一级学科中列为二级学科，并将自然科学中的人类学与新的人类学二级学科合并。这次目录调整引起了国内众多学术机构在人类学、民族学之间的重新选择或定位。一些原来在民族学旗帜之下的中青年学者更多地倾向于人类学，从对少数民族研究转向对中国社会文化探讨，关注家族制度、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族群的社会文化表现等人类学课题。

专业目录调整之后，原本在许多学者心目中难以划分的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有可能在学术权势的作用下，扩大两者的差异，可能会沿着人们“创造”出的两种名称所标指的方向去发展。更多的学者会采用更为灵活的策略，一方面依然保持个人的学科理解，并不因为目录的调整而改变个人的学术认同；另一方面将会积极从人类学和民族学两个学科中寻找可能得到的资源，异途同归，求得不断的学术进步和发展。这种变化将使人类学在学术舞台和社会文化发展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3．译介海外作品 中国学术界翻译介绍了一批社会科学著作，并对国外理论有一定的评介。人类学读物尤其是世界名著和关于中国(特别是汉人社群)的人类学研究受到各界的欢迎。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类学界引进国外学术理论的步伐明显加快，一些已出版或正在出版中的译著丛书通常都包括人类学著作，有些人类学著作还受到多家出版社的亲睐。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译本收有内行撰写的“译序”或“译后记”，对原著乃至有关学术背景做了精当的评论或解说，如林耀华和张海洋对于杜尔干、潘蛟对于布朗、王铭铭对于格尔兹、钱杭对于濑川昌久，等等。不过翻译质量高低不一，有的甚至出现了不该有的基本常识性错误。如，不顾原作者用词的场景区分，恣意将Ethnography与Anthropology一概译为“人类学”；对于Chinese一词未能根据上下文正确判断，该译作“汉人”处误作“中国人”；应为《古今图书集成》的误译作“《中国大百科》”；将Ethnology和Ethnography分别译为“人种学”和“人种志”等。

4．理论与方法探讨　《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黄淑娉、龚佩华，1996)、《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宋蜀华、白振声主编，1998)、《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当代西方人类学思潮评介》(王铭铭，1997)、《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夏建中，1997)等专著及一大批论文对西方人类学理论进行了较以往更为系统的介绍，并提出各自不同的评论意见；也有文章指出英、美人类学发展史上发生过的时空变迁，并且阐述了这种变化对于我们的跨文化研究的意义。王铭铭的《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1997)和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社会人类学与华南田野调查”将关注点放在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中国研究上，以求通过对中国人类学研究的述评，反思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有文章对某些研究中国人类学的理论范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述，而另外一些文章则对海外人类学家研究华南社区的方法论特征及其学术路向进行了评析。如认为相对于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海外学者在学术上具有继承传统学理，拓展异域研究新视野；强调微观实证，体察细致，以小见大；以社会文化动态变迁作为贯穿始终的主线；将婚姻家庭、宗教信仰作为共同关注的焦点；关注民生，体现了当代人类学家的情怀等特点。同时，研究者注意到西方学者的缺陷，如材料淹没了论证，选材欠精，文化误读，专深有余而宏博不足，未能创造性地建构研究中国社会文化整体的理论等。又如，认为日本学者当年的人类学研究尽管具有殖民色彩，但其成果仍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人类学方法受到关注，除了上述黄淑娉、宋蜀华等人的著作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专门讨论方法论的容观复《人类学方法论》(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和侧重田野作业的汪宁生《文化人类学调查》(文物出版社，1996)。容观复的

专著结合自己50年的人类学教学研究生涯，在评介人类学普遍原则的同时，糅合了中国(主要是少数民族)社会现状和民族史的许多实例；而且还对不同的学术观点做了认真的评论和不留情面的商榷，从而引起同行们的高度重视。另外，1995年以来的几次高级研讨班对于方法和方法论也有专门的介绍。

5．人类学向其他学科渗透　随着跨学科研究的不断推进，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受到心理学、民俗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等学科研究者的重视和借鉴。例如民俗研究，传统上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对事象的详细描述、仪式的过程、类型的划分以及地区之间同类风俗的比较等。但是，现在民俗学者中有不少人已经开始关心描述之外的(社会事象的)人类学或政治学意义，关心民俗中反映的社会变迁、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传统文化再创造的现代意义等。又如，谈到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相互关系，就有文章指出，要把民众对于自己历史的认知看作一种“意义的历史”，而不是一个“客观的过去”；“人类学家一贯的动机是从那些书面的、口传的陈述中寻求人类的生活方式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信息”。而另有文章认为，唯有引进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才有可能对具体历史微观场景作“深描式”分析，从而找到历史大框架叙述无法触及的深层衔接点；也才有可能真正打通思想与制度相互阐释的途径。

6．学科史、本土化、学术评论　面临世纪更替、辞旧迎新之时，中国人类学学科史及本土化的讨论成为热点，既有《中国民族学史》和《中国人类学逸史》等专著，也包括《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等论文集和专题论文。这些论著从不同侧面对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进行总结，对学术史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和反思，在学科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如，有的文章在回顾了人类学在中国的历史进程后指出：“那种把民族学当作人类学的看法是不对的，也不利于学科的发展”；另有文章认为，即使是学科被取消的那段历史对今天的学术也留下一定的影响，不该忽视所谓的“空白”。美国人类学界的中国人类学研究专家顾定国(G．E．Guldin)的专著《中国人类学逸史》(The Saga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1994)，被翻译介绍给了国内读者，并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顾定国在文中充分肯定了中国人类学对于世界人类学界的贡献。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同时受西方和苏联学术影响较深的国家，他们的本土化经验非常有意义。总之，学科的现状、未来与曾经经历的曲折的道路密切相关，回顾历史目的在于建设今天的人类学，而不是评功摆好，树碑立传。对学术重大问题的讨论都可以从学术史方面获取资源、加深认识和理解。学术史研究值得学界重视。

与此同时，学术批评得到一定程度的展开。在学术评论中，国内有关报刊发表了一些批评意味强烈的文章，对一些学术著作中涉及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批评，活跃了学术空气。《中国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编辑部把握时机，专门以“学术对话与学术规范”为题举办了一次讨论会，请各界学者畅谈己见。有人指出：“必须将学术批评与学术评价区别开来。……如果是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批评，就不必求全，即使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也无妨”。另有人说：“学术界的同人们所希望的是得到学术上的益友，而不是希望见到‘学术警察’，批评者和被批评者之间应当是平等的”。有人认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最缺的是扎扎实实的实证研究。……个案研究的着力点应当是尽一切可能厘清个案本身。……在这一过程中，急急忙忙在许多细节上进行所谓的‘对话’，只会妨碍自己的研究”。还有的人则认为：“任何学术成果在学术批评面前应当一律平等。……对于引进新说的批评，也应该一视同仁，‘求全责备’”。看来，如何确立批评的学术规范应当在今后加以注意，一方面应当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另一方面学术对话要有平等宽容的精神。学术评论是件严肃的事，切忌不顾原则地一味叫好。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学术进步。也有文章对与西方理论和方法“接轨”之说提出批评，认为“自然科学由于有统一的国际标准，也许可以‘接轨’，而社会科学却不能，这是由于我国与西方民族学之间指导思想不同，国情、族情和文化背景不同，不能以西方模式是从。”“有的文章土不土、洋不洋，令读者费解，……中国人用方块字写的民族学文章，中国学者看不明白。这种现象也许和‘西化’、‘接轨’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7．实地调查　实地调查取得了一批新成果。如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黄淑娉主持的“广东族群文化与区域文化研究”课题，以广东汉族的广府、潮汕、客家三个族群的文化及瑶族、畲族民族文化作为对象，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古今材料结合，考古、体质、语言、文化人类学诸分支学科结合，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学术史上的经典田野点在新形势下再度受到关注，中青年学者们进行了一些历史追踪调查(大多是围绕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撰写而展开的)。如庄孔韶对福建林耀华“金翼之家”的重访，周大鸣对广东“凤凰村”、潘守永对山东“抬头村”的重访，⑤以及段伟菊对云南大理喜洲当年许烺光田野点“西镇”的再研究，等等。田野经验尤其是“中国经验”受到重视，好几家出版社推出了有关方面的系列作品。如费孝通的《芳草茵茵》、乔健的《漂泊中的永恒》、李亦园的《田野图像》(均为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林耀华、庄孔韶师徒的《义序的宗族研究》、《金翼》、《银翅》(均为三联书店，2000)，以及王铭铭的《山街的记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和彭兆荣的《生存于漂泊之中》(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等。

8．应用研究　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人类学正在国家及区域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经济高速发展、资源不断开发的同时，要求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和进步，认识和处理好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人类自身面临的各种问题。国际性组织、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在各种国际论坛上，强调社会发展、环境与发展问题，中国政府也已经将社会发展、环境与发展纳入基本发展规划和“21世纪议程”，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精神文明的建设给予更多的强调，社会协调发展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另外，人类学在建设项目、金融机构投资、政策评估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人类学家们近年来已经积极介入有关工作，如参与区域开发规划、国外金融机构的投资评估、国家科技政策的效果评估、长江三峡淹没区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流动人口研究等，为避免和减少非经济因素对社会整体发展的负面影响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今后，随着更多人类学家参与评估工作，社会文化人类学将在这一领域有更大作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室翁乃群等人，承担了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南昆铁路的建设及其沿线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变迁”课题。课题组成员于1997年夏天开始到铁路沿线3省区的8个点进行一定时间的深入调查，探讨经济建设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

随着三峡工程建设的开展，民族、民俗文物等文化遗产的保护受到社会各界的共同关心。为配合三峡工程建设，以庄孔韶为首的人类学家参与了有关方面的文物保护规划工作，

并且争取到一些基金的支持，开展了包括影视人类学在内的实地调查活动。

1992年，由西方一些学者加以实践的参与性农村评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简称PRA)被介绍到中国，并在云南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PRA工作网。目前，在福特基金会等机构资助之下，在云南省，PRA已经被应用于自然资源、水土保持、林业、渔业、野生动物保护、村落规划、农业生产、扶贫项目、卫生保健等不同领域。PRA方法的研究带有较多的人类学、民族学色彩，来自云南一些研究机构的青年民族学人类学学者参与了该项工作，已经进行了“禄劝县苗族、彝族妇女传统知识调查”等项目的调查、培训，并撰写了部分实地调查报告。在国内其他许多地方，这种人类学家参与的调查研究模式也得到了开展，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开拓了开发性应用研究的新途径。

9．某些分支领域的发展 社会文化人类学各个分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近年来社会文化被人们日益重视的情况下，人类学和与此相关的一些分支学科有了较好的发展。族群理论研究脱颖而出，有更新多年以来“民族理论研究”的态势。族群(ethnic group)一词已经成为具有深远寓意的学术课题和重要实践意义的社会现象。“原生论”认为族群与人类社会共始终；“符号论”认为族群的本质是符号性集中体现在神话传说之上，其生命力在于对文化意义的解释和理解。格尔纳(E．Gellner)等坚持的“现代论”，虽然主要研究的是民族，但和族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民族和族群不分的中国，他们的研究可以提供重要的参照，是我们理解现代中国民族和族群关系及其文化和政治格局的一个视角。在格尔纳看来，民族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安德森(B．Anderson)甚至认为它是“想象的共同体”。中国有56个民族，学术界也有人将他们或者他们的支系称作族群。然而，中国的民族是要经过中央政府承认的共同体，具有稳定的政治地位，并不随着民族文化的变化而变化。族群则主要强调“自识”，即当事人自己如何看自己，不一定强调政府承认，因而极具变化和多样性。目前学者和政府官员对于族群的理解并不一致，因而需要深入研究，加强对话。

都市人类学方面出版了概论性的著作。在中国都市人类学会的积极参与和指导下召开过几次全国性讨论会，并且还派代表参加了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等活动。经过中国都市人类学会积极申办，2000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大会中期会议在北京召开，更是中国人类学发展中的里程碑性的事件。会议以“都市民族文化：维护与相互影响”为主题，对中国都市人类学乃至人类学、民族学走向世界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着中国影视业的发展和观众对跨文化交流及对文化纪录影视作品的兴趣日益增长，影视人类学也有了长足的进步。199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德国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和广州东亚音像制作有限公司共同发起，在北京召开了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推动了学术的发展，促进了国际交流。同年，中国民族学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正式成立，并编印不定期刊物《影视人类学通讯》，提供了同行间互通信息、进行学术交流的渠道。目前该学会除个人会员外，有13个省级电视台国际部和影视公司、音像出版机构等15个团体会员。云南大学建立了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并以此作为他们发展人类学的重要阵地。中央民族大学招收了人类学专业影视人类学研究方向硕士学位研究生。社科基金项目“影视人类学概论”已经结题并出版了《影视人类学概论》专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另有多篇文章发表。由于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国内人类学有关机构的经费普遍较为拮据，在影视人类学学科发展过程中，与国外有关机构和国内影视制作部门的合作至关重要，往往成为是否能够完成拍摄计划及影视作品质量高下的关键因素。影视人类学的发展使人类学诠释有了新的角度和手段，同时也带来了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的传播方式。通过现代传媒，人类学影视作品获得了更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为人们更直观、更轻松地了解人类学知识提供了可能性，人类学的知识能够更容易地被大众接受。

家族研究历来是本学科传统关注重点之一，如今又有了新发展。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家族研究，20年来不断拓展自己的领域，使其研究从平面的、较为单一的视角，逐渐进入到立体的、多维视野之中，由开始时纯粹以问卷和统计资料为基础的相对宏观的研究，转向与具体的社区研究相结合。

对于“家”的观念的研究，如果脱离农村社会结构这一基础，研究便很难有深度。90年代以后，很多研究者进入农村，开始尝试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来研究“家”的观念在农村社会的具体体现。当然，这个时期，来自国外以及港台有关汉族社会的家族的研究理论与田野工作，也更加激活了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对农村社会的集团组织——宗族——的研究，成为重要的领域，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宗族的复兴与社区重构等方面。比如钱杭等人在江西、浙江等地对联宗问题的深入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就非常有意思。钱杭指出，联宗现象是计划生育后家庭小型化、男儿减少情况下宗族为了自保而采取的一种策略；当代中国农村家庭的小型化并没有导致宗族走向消亡，反而推动了宗族的转型。近几年来的一些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博士论文，开始从几个方面展开对家族的研究，如从“家—家庭—宗族—姓”这一内在结构上，以分家为嵌入点来分析“家”的运行机制及与整体社会的关系；从家族成员的理性行动与家族群体的自觉生长的视角，展开对村落家族群体的研究等。

这些研究的一个特点就是立足于田野材料，能以小见大、以大见小、大小互见。如果将当代的此类分析与30年代以《义序的宗族研究》和《金翼》为代表的一些堪称经典的“家”的研究作一对比的话，就不难看出学术兴奋点的时代转移。

汉族的家族研究，如单单从汉族自身内部进行研究的话，可能存在很多缺陷。这是因为中国的民族构成是多元一体格局，汉族只是文化凝聚的中心；同时，汉文化圈中的东亚社会，也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对于这种互动关系的研究，如果以认识这些社会结构的关键概念“家”为嵌入点，以一种从周边看中心、从中心看周边的视角，建立比较社会研究的分析框架，便可望能更深入地认识汉人家族以及受汉文化影响的家族体系。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在近年来的发展表现出如下特点：第一，在学术结构调整等条件作用下，与民族学、社会学等兄弟学科之间的差异正在扩大。第二，更多地强调专业学术规范，从业者认识到学科基础理论和专业规范是把应用研究引向深入的前提，也是社会文化人类学更好地为现实服务的必要条件；田野研究在操作上逐渐走向规范化，减少了随意性。第三，学科与现实之间的对话意识加强，利用专业优势进行现实问题研究正在成为学者们努力的共同目标。第四，学术队伍对专业理论研究的兴趣和消化能力正在提高；中青年学者队伍开始形成并逐步具备将社会文化人类学推向国际水准的潜力。

但是，从总体来看，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建设依然相对薄弱，学科规范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经费不足使田野作业受到一定的限制，难以广泛、深入、足时地进行，课题的完成多半依赖文献研究，田野调查计划常常不能充分实现。

人类学是一门注重文化多元的国际性学科，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在此国际性学科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大陆人类学家的学科认同正在逐渐加强，今后人们会更加注意用学科的规范语言来研究和叙述问题，新的学术梯队有望发挥更大的作用，新的理论模式得以不断引进和发展。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同行的对话有可能进一步增加。由此看来，在新世纪中，中国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尽管不可能也没必要取代民族学，不过它独树一帜的发展前景应该是光明的。

鸣谢：本文的写作曾得到纳日碧力戈、张江华、张海洋、麻国庆等各位师友大力襄助，特表谢意。

[责任编辑 刘世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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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鸿保　王建民

民族电影生存研究论文 篇3：

全国期刊民族学、文化（社会）人类学研究论文索引（2016.2～2016.3）

一、民族问题与民族关系研究

对“民族国家”和“国族”问题的理论思考/陈玉屏//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25～32

多民族国家建设中民族整合的双重困境及其突破：苏联和澳大利亚民族整合政策的比较分析/王蒙，张亚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2）.7～11

多民族社区自治——互嵌式族际关系构建的实践场域：基于云南多民族社区的实证分析/王茂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1）.56～60

多元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的认同困境及其应对思考/陈茂荣//广西民族研究，-2016，（1）.15～22

放管结合 优化细则：民族优惠政策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实践考察/王晓云//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6，（1）.20～25

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国家治理的思考/陈永亮//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1）.51～55

关于加快边疆民族地区开放、开发的思考：以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为视角/虎有泽，云中//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15～19

基于品德养成视角的民族团结教育研究/赵北扬//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1）.22～27

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主义的态度/吴孝刚//贵州民族研究，-2016，（2）.1～5

论我国民族问题的“变”与“不变”/杨建新//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6，（1）.1～7

论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党的爱国统战组织建设/徐万发，柳欢//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2）.1～6

论中国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阻滞因素与破解思路/曹爱军，杨鹍飞//云南社会科学，-2016，（2）.90～95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维构建/朱碧波//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6，（1）.26～32

论中华民族构建过程中的边疆整合/孙保全//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1）.61～66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当代意蕴与中国意义/李淑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1）.115～118

美国国家认同的建构历程、挑战与启示/左岫仙，李元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1）.28～33

民族学视野下的“新加坡经验”及其启示——以组屋“族群比例”政策为中心/高永久，张金国//广西民族研究，-2016，（1）.1～7

我国城市民族工作新常态的形成及对策研究/彭建军，柏贵喜//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2）.6～12

新形势下东部城市民族问题及其治理/兰俏梅//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2）.13～17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特点及经验启示/邓玉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1）.109～114

缘何外出：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原因的理论探讨与具体解析/汤夺先，郭宁//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6，（1）.8～14

争取人心：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根本/文进磊//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1）.17～21

中国共产党在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中的政党认同建设研究/白利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33～39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社区自治的现代实践问题/孙跃//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5，（6）.66～73

中国特色民族政策形成与发展的基本经验/哈正利，雷振扬//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2）.1～5

中华民族：从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论述展开/郝时远//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1）.1～12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多民族国情认识的深化及意义/李元晖，孙懿//广西民族研究，-2016，（1）.8～14

周恩来对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伟大贡献：纪念周恩来逝世四十周年/李晓华，金炳镐//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1）.13～16

二、理论综述

比较文学究竟是跨国还是跨民族的/韩晓清//西北民族研究，-2016，（1）.99～103

从伊斯兰教的“一元性”看其“包容性”：以《玛斯纳维》为考察对象/穆宏燕//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1）.7～12

“大一统”与差异化：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研究：科大卫教授访谈录/科大卫、张士闪//民俗研究，-2016，（2）.21～23

国内外“文化空间”研究的多维视角/伍乐平，张晓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3）.7～12

过程意义分析法”：一种新的图腾研究方法/王进//广西民族研究，-2016，（1）.59～63

后现代理论观照下的人类学与文化遗产民族志的理论导向/宋弈//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3）.13～17

“经典”与“理性”的平衡：伊斯兰哲学中正和谐思想的重要内涵/丁俊//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1）.1～6

景观意味着什么？——从河合洋尚《景观人类学的课题》谈起/刘正爱//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1）.86～91

历史人类学者走向田野要做什么/科大卫著、程美宝译//民俗研究，-2016，（2）.24～27

亲属关系是什么？——萨林斯与蔡华的分歧/刘宏涛//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10～17

土家族吊脚楼视觉解析：基于莱斯特六种分析视角理论/商世民//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2）.61～64

文化人类学的认识论刍议/何星亮//世界民族，-2016，（1）.32～41

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附：《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整理后记/王铭铭，张瑞）/费孝通//西北民族研究，-2016，（1）.-5～29

新石器化——从非洲到欧亚以远/[英]罗兰（Michael Rowlands）著、张力生译、汤芸校//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1～9

“燕窝贸易”与“海洋中国”：物的社会生命视野下对“乡土中国”的反思/余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18～24

三、社会、文化及其变迁

阿联酋华人穆斯林现状研究/武宇林//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2）.74～76

边境跨国婚姻移民治理：挑战与破解之道/陆海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3）.48～53

藏传佛教活佛官邸的建筑形制与美学特征：以甘肃拉卜楞寺嘉木样寝宫为例/黄跃昊，杨林平//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2）.159～165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模式研究/刘立祥//贵州民族研究，-2016，（2）.39～42

传统文化承载者的世纪变迁：李健《西藏的唐卡艺人》序言/马戎//西北民族研究，-2016，（1）.73～77

创世史诗中苗族社会秩序构建与地域生态文化：以《亚鲁王》文本分析为例/马静，纳日碧力戈//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2）.65～69

从“身体有恙”到“礼物流动”：作为交往话语生产的治疗实践——西汉水流域猫鬼神信仰的人类学研究/台文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2）.24～28

从乡村宗族到城市宗族：当代宗族研究的新进展/周大鸣//思想战线，-2016，（2）.1～7

滇西北边境地区跨境民族的国家认同历程及其建构：以傈僳族为例/李智环，陈旭//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5，（4）.44～49

多神共存与生活诉求：山西安泽县黑虎信仰阐释/毛巧晖//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6，（1）.42～51

二十一世纪以来印尼华人“再华化”现象研究/张小倩//世界民族，-2016，（1）.82～91

发展的人文性及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发展/岳天明//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5，（4）.25～32

干栏建筑的“低技术”建造研究：以德保那雷屯村落住宅建筑为例/伏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1）.97～101

关中人的人文特征：西北汉族族群研究之一/徐杰舜//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6，（1）.54～60

贵州地戏形成时间新探/李昌礼//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51～56

贵州傩仪的娱乐化与世俗化演变：傩戏的诞生/苏翔//贵州民族研究，-2016，（2）.65～68

贵州少数民族电影的审美特征/袁源//贵州民族研究，-2016，（2）.126～129

河滨·墓地·桥梁：太湖东部平原传统聚落的景观与乡土文化/吴俊范//民俗研究，-2016，（2）.140～149

赫哲族嫁令阔民歌的艺术特色/李萃琳//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1）.124～129

集体行动视角下的村落“龙脉”信仰：基于J省若干个案的研究/邱国良//民俗研究，-2016，（2）.83～89

家宅空间的仪式建构：对粤西一个村落乔迁习俗的考察/区锦联//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2）.110～114

交换断裂：妙峰山庙会的危机/曹何稚//民俗研究，-2016，（2）.74～82

空间转换与社会记忆：河西走廊一个藏族库区移民社区的构建之痛/王海飞//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2）.70～73

跨文化对话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同步建设/董晓萍//西北民族研究，-2016，（1）.82～84

兰州牛肉面和麦当劳：两种不同的快餐及其背后的社会与民族文化/段继业，汉京婧//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5，（4）.57～63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对彝族支系他留人聚落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杨晓雯//云南社会科学，-2016，（2）.103～107

辽代契丹人萨满信仰研究述评/邱冬梅//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1）.71～77

论“一带一路”语境中的“民族走廊”及民族关系：基于云南的研究/李智环//贵州民族研究，-2016，（1）.5～9

论吕思勉的“四裔”观：以《中国民族史》为中心的考察/肖红兵，李小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2）.71～76

论民俗艺术传播的“意义空间”/李颖//民俗研究，-2016，（2）.133～139

满族嘎拉哈文化及其传承价值研究/张宵临//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1）.169～172

缅甸土司制度的兴衰（1287--1959年）/赵永胜//世界民族，-2016，（1）.101～110

苗族服饰生成技艺研究：以融水杆洞乡为例/尹红//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1）.102～108

民间信仰与村庄边界：以广东潮州凤凰村为中心的研究/周大鸣，黄锋//民俗研究，-2016，（2）.67～73

民族村寨的衰落：阻止排斥、经济边缘化与文化断裂/郑文换//广西民族研究，-2016，（1）.64～69

仫佬族传统民居建筑符号特色及文化再生价值/于瑞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1）.92～96

启蒙、秩序与发展综合症：法律人类学的综合思考/赵旭东//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1）.62～76

青年族际离婚的现状、特点及发展趋势研究：以阿拉善左旗为例/何生海//西北民族研究，-2016，（1）.142～147

清代的东北移民与民族融合：以辽宁地区为例/王妍//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1）.83～89

人口安全视域下的婚姻挤压问题研究：以云南省七个人口较少民族为例/杨筠，付耀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3）.36～41

人类学视阈下民国时期新疆屯垦事业探微/张云，张付新//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2）.93～99

散杂居地区回民婚俗文化探析：以山东地方镇为例/李华//民俗研究，-2016，（2）.150～157

审美意象视阈下彝族文学作品青蛙原型的解读/吴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3）.60～64

生存智慧：从回族清真寺建筑看多元文化的互动与融合/孙嫱//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2）.61～66

实践的亲属关系：关于“娘家”与“婆家”的人类学分析（下）/周星//西北民族研究，-2016，（1）.104～117

试论“尔比”语体层的风格特征：与“克哲、格比、玛字”相比较/苏连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57～62

土家族婚姻伦理探微/洪雁，邱世兵//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2）.70～72

文化、身份与政治动员：“东突”分子利用民族主义进行的煽动/吴孝刚//西北民族研究，-2016，（1）.129～136

文化建构机制与民族社会延续：撒拉族“骆驼泉”口述文本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常海燕//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2）.77～83

文化全球化与多元信仰实践：美国“新时代运动”的人类学解读/潘天舒//思想战线，-2016，（2）.8～13

文化人类学理论的类型及其构建方法/何星亮//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2）.18～23

文化融合与祖先记忆：滇南孔姓彝族人的个案考察/邱运胜//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3）.54～59

文化身份建构：民族、全球化与“一带一路”/张劲松，卢巧妹//云南社会科学，-2016，（2）.80～84

文化遗产的原真性研究/吴兴帜//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3）.1～6

我国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际婚姻的变迁/刘中一，张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3）.42～47

物态与象征：白裤瑶蚕丝文化中的生命符号/蒋立松//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3）.18～23

物质主义与购买情绪的关系：变化期待的中介作用/李亚红，赵宝春//云南社会科学，-2016，（2）.144～147

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养老困境及对策研究：以恩施土家苗族自治州为例/袁坤//贵州民族研究，-2016，（2）.35～38

西藏乡村旅游与民族节庆和藏族传统体育文化融合发展研究/杨建鹏，丁玲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46～50

湘西苗族竹编文化底蕴及当代转型/李柏山//贵州民族研究，-2016，（2）.81～84

湘西南地区梅山峒民“炭花舞”的宗教观念及社会价值/李曾辉//贵州民族研究，-2016，（2）.93～96

象征交换与人际交互：侗族传统民居上梁庆典中的互惠行为研究/赵巧燕//广西民族研究，-2016，（1）.43～49

象征人类学视野下黎族丧葬仪式研究：以海南省三亚市梅村为例/董国皇，李婷婷//广西民族研究，-2016，（1）.50～58

信仰的阶序建构：一个“黑庙”群体的基督教归信与宇宙观重建/蒲涛//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2）.105～109

崖葬与风水信仰：以贵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严奇岩//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2）.56～60

彝族诺苏支系宗教经籍写本特征概述/摩瑟磁火//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63～68

在医院去世与在家中去世：有关中国公民死亡地点的社会学辨析/景军，袁兆宇//思想战线，-2016，（2）.14～18

中国哈萨克族跨国移民研究：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努尔巴哈提·吐尔逊//西北民族研究，-2016，（1）.85～98

中国穆斯林国际交往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意义/丁俊//西北民族研究，-2016，（1）.51～60

中国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及传承人统计分析/肖远平，王伟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40～45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翻译策略研究/虞跃，李清源//贵州民族研究，-2016，（2）.97～99

四、研究动态与书评

2015年度民族问题热点全景扫描——“2015年度民族问题热点：中国与世界”学术研讨会综述/王冬丽//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1）.34～37

费孝通先生佚稿《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研讨座谈会实录/王铭铭，苏郭勋，渠敬东，周飞舟，孙飞宇，杨清媚，王楠//西北民族研究，-2016，（1）.30～41

国家认同问题研究综述/陈茂荣//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2）.77～81

美国少数民族属性重构与女性身份认同：从新历史主义视角解读艾丽斯·沃克的《紫色》/胡丽霞//贵州民族研究，-2016，（2）.104～107

我国民族团结教育研究回顾与展望：基于2004年至2015年CNKI期刊数据的分析/李银慧//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2）.82～84

“一带一路与两岸”学术会议观点综述/罗婧，刘方舟，贾明恺//广西民族研究，-2016，（1）.164～16

中国女性人类学研究反思（2000～2014）/冯雪红//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1）.77～85

﹝责任编辑：陆 露﹞

作者：塔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