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成本的科学内涵分析论文

2022-04-29

摘要：文章先从总体上简要介绍了国内新农村建设现状，然后通过统计数据并结合黑龙江省的现状，重点分析了黑龙江省在新农村建设的优势及制约因素，并结合以往的经验、教训，进一步以主抓生产发展为核心，扬长避短，有效提高黑龙江省农村生活水平。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执政成本的科学内涵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执政成本的科学内涵分析论文篇1：

执政成本的科学内涵探析

摘要：执政成本是指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为维持执政地位和政权运行，推行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主张，获得执政效益所耗费的执政资源的总和。执政成本研究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的重要课题和重点内容。

关键词：执政成本；科学内涵；显性成本；隐性成本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现代化、完成祖国统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政党，在执政时，务必要把提高党的执政效率、降低执政成本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首先要对执政成本的科学内涵进行探析，以期能够找到控制和降低执政成本的有效对策。

一、执政成本的定义

执政成本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阐述执政成本的科学内涵需要了解成本的含义。美国会计学会1951年对成本下的定义为：“成本是为了一定的目的而付出的（或可能付出的）用货币测量的价值牺牲。”[1]按照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学说，成本作为一个价值范畴，是由商品价值中的c和v所构成，即由耗费的不变资本价值和可变资本的价值构成。马克思把这个作为价值范畴的成本价格叫做K，于是w＝c＋v＋m的公式就转化为W＝K＋m。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成本是需要获得补偿的资本耗费的补偿价值，“是一个在生产要素上耗费的资本价值c＋v的等价物或补偿价值。”[2]这个补偿价值的大小决定于所耗费的资本的价值量的大小。

与生产过程一样，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也希望在执政过程中，通过最小的要素投入实现其执政目的，因此，执政也存在产出与成本。首先，不管是生产成本还是执政成本都是一定资源的消耗，只是消耗的内容有所差异。生产成本消耗主要是以货币形式衡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总和，而执政成本所耗费的内容比生产成本消耗的内容宽泛得多。其次，生产成本和执政成本所反映的内容相同，都是对投入与产出关系的反映：生产成本反映投入一定的成本获得的物质收益的大小，而执政成本的投入不仅反映获得的物质收益，还有非物质性的收益等等。最后，生产成本和执政成本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相同，都是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大的收益，所不同的是收益的内容不同。

理论界通常从两个角度来界定执政成本的含义：一种是从执政资源的角度考虑，认为执政成本通常是指执政党维持执政地位和政权运行，为推行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主张而耗费的执政资源的总和[3～5]。另一种是从经济学概念的角度考虑，认为成本是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党的执政过程也是一个从“投入”到“产出”的过程，因而必然也有相应的执政成本。执政过程的“产出”就是执政效益。为了获得执政效益，由党、全国各族人民和社会所付出的有关因素的总和就是执政成本[6 ~7]。此外，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季建林就认为，执政成本是指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支付的人力、物力、财力[8]。薛瑞汉进一步指出，执政成本就是指执政所付出的代价，它一方面包括为了执政所开展的一系列工作所付出的人力、物力另一方面也包括没有执好政而造成的一系列风险、危害和负面影响[9]。

二、执政成本与行政成本的区别和联系

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对执政成本和行政成本的关系并没有理清楚，甚至认为应该把所有的行政成本都纳入执政成本，认为“包括行政成本在内的执政成本问题成为时下的焦点话题”[10]。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不仅依法领导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而且也领导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亦即国家的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的工作。由于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是国家的行政机关，国家或地方的大事从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策之后，要具体实施和变成现实，实现人民的利益与愿望，体现社会主义的方向和优越性，实现执政党的奋斗目标，都必须经过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贯彻执行这个关键的环节。

执政成本和行政成本用数学集合的概念来说就是一种“交集”关系，即他们有共同的一部分，又有各自不同的内容。这里还有必要分析一下社会管理成本。社会管理包括两类：一是政府社会管理；二是社会自我管理和社会自治管理。现代社会管理是以政府管理与协调、非政府组织为中介、基层自治为基础以及公众广泛参与的互动过程。因此社会管理成本也包含两部分的内容——政府管理成本和社会自治成本。也就是说，社会管理成本和行政成本也是一种“交集”的关系。

三、执政成本的分类

1.执政成本分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

以执政的显性成本来说，季建林认为，执政成本的内涵主要有：一是制度内消耗，包括各级行政开支、党务开支，这是易于考察的执政成本；二是制度外消耗，包括各种贪污腐败和不当执政行为所侵占、消耗的社会财富，这部分执政成本是隐性的，难以计划、控制[11]。本人认为，这部分执政成本可以分为纯粹执政成本和间接执政成本。

从广义上说，执政的经济成本还要考虑执政党推行改革的资源耗费，因决策失误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等等，这些经济资源消耗的总和，形成了执政党的经济成本，它反映执政资源的投入与产出的关系。

（1）执政的政治成本，通常是指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对已具有的公众对自己执政合法地位的支持与认同以及威望、凝聚力、影响力、动员力的消耗。对于执政党来说，掌握执政权本身就是一种资源，而且是最主要的执政资源。执政党要谨防执政权的丢失，努力维护好“执政权”这一资源，保持党对国家政权的有效掌控。执政党的宗旨、指导思想就是很宝贵的政治资源。主义、宗旨是无形的，但主义、宗旨作为一种资源在执政中的作用是巨大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1]。列宁说得更加明确，“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2]，执政的过程也需要耗费政治资源。

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改变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往通过打天下而确立的执政合法性会逐渐淡出，执政党必须通过扩充新的政治资源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

（2）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成本通常是指执政党为使自己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信仰信念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付出的代价，以及为意识形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丰富发展而不断付出的物质和精神的代价。执政党都需要一定的意识形态作为执政的思想舆论上的支持。它的特点是无形和隐蔽，主要表现在公众对执政党合法地位以及思想文化的支持和认同的变化上，也就是说这部分执政资源的耗费所产生的结果不太明显或者难以计算。这正如王长江先生所指出的：人们可能不难说出一次政府决策失误的成本，但却很难对执政党的纲领失误作出估价；人们可能会准确地看到一次错误的政策推行带来的后果，但却很难预测由此引起的对立情绪对执政党未来地位的影响。所以，执政的政治成本与收益、意识形态成本与收益是一种无形的投入和产出，很难进行精确的量化计算与比较，不能像评估经济成本那样来评估政治成本。

（3）执政的其他成本。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除了主要付出经济成本、政治成本和文化成本外，还要支付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环境成本、信息成本等等。

2.执政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的关系

（1）任何一项执政成本的提高都有可能导致其他执政成本的提高。例如，执政的经济成本过高，往往会导致执政的政治成本、意识形态成本的提高。因为经济成本过高，就意味着国家机关行政费用过高而效率低下，国家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政府开支上而不是用于社会发展和公共事业上，这就使公众对执政党产生不满，信任度必然降低，这意味着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削弱，如果是因为特权滋生、腐败蔓延而导致经济成本过高的话，那就更会使公众对执政党的信心动摇，认同和支持降低，这时执政党就要以消耗自己已有的威望、影响力、号召力来弥补这种损失，这就意味着执政党的政治资源在减少，政治成本在提高。

与此同时，经济成本、政治成本的提高对执政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也会产生消极影响，公众可能会对执政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提出质疑，甚至抛弃执政党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转而接受非主流意识形态，导致意识形态成本的提高。反过来，政治成本的提高也可能会导致执政的经济成本、意识形态成本的提高。

（2）任何一项执政成本的降低都可能会导致其他执政成本的降低。例如：执政党建立起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行政费用的降低等等意味着经济成本的降低，经济成本的降低使得国内经济建设快速发展、民众生活富裕、社会安定和谐；进而会塑造执政党的良好形象，提高公众对执政党的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及其价值观念的认同和支持，进一步巩固执政党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丰厚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淀，不断增强执政党在社会上的凝聚力、影响力、动员力等等。这样，执政党的政治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在增加，执政的政治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在减少。而公众对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越认同，执政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越容易在公众中贯彻、执行，从而使执政党的经济成本就越小。这样，就实现了降低经济成本、政治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的良性互动和良性循环，这正是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所要努力实现和达到的，也是巩固执政党执政地位的最佳选择。

参考文献：

[1]章原.重塑政府[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8:53.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0.

[3]朱兆中.政党的执政资源与执政成本初探[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3，（4）.

[4]汪旻艳.从执政成本的角度看科学执政[J].唯实，2005，（1）.

[5]李旺平.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水平[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5）.

[6]胡月英.科学执政与执政成本[J].长白学刊，2005，（3）.

[7]张江山.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能力[J].新东方，2005，（5）.

[8]季建林.论执政成本[J].理论界，2005，（2）

[9]薛瑞汉.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必须重视执政成本[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5，（3）.

[10]卫刘华.近年来执政成本问题研究述评[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6，（2）.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12]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1.

[责任编辑王晓燕]

作者：颜雅英

执政成本的科学内涵分析论文篇2：

黑龙江省新农村建设的思考

摘要：文章先从总体上简要介绍了国内新农村建设现状，然后通过统计数据并结合黑龙江省的现状，重点分析了黑龙江省在新农村建设的优势及制约因素，并结合以往的经验、教训，进一步以主抓生产发展为核心，扬长避短，有效提高黑龙江省农村生活水平。

关键词：黑龙江新农村现状优势制约因素

一、国内新农村建设

1、国内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现状。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进一步部署新农村建设。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部署要求，采取有效措施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总的来看，新农村建设启动较快，举措较多，声势较大，开局较好，进展顺利。

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仍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得到消除。因此，如何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2、黑龙江省与各省新农村建设的数据比较。新农村建设问题是综合问题，必须采取综合分析方法分析。根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科学内涵，选取了2005年度从生产发展、民主管理等5个方面的这8个有代表性的指标对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进行聚类分析，运用SAS统计分析软件可得结果。对输出结果中PSF，PST2和RSQ值及CCC值的综合分析(结果略)，将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分成4类，其中，第一类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海南，上海，江苏，广东，浙江。第二类，包括西藏，青海，宁夏。第三类是四川。第四类包括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内蒙古，甘肃，吉林，黑龙江，重庆，贵州，云南，辽宁，新疆，湖南，安徽，广西，湖北，江西，福建。其中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的情况具有较大的相似性。

为具体分析黑龙江省新农村建设情况，根据国家发布的指标体系，选取农业总产值，耕地面积，机械总动力，用电量，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等共10个指标进行分析。为消除多重共线性，选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将这几个指标综合成了两个主成分，将这两个主成分记为F1，F2。其中F1主要包括x1农业总产值(亿元)，X2年末实有耕地面积(万公顷)，x3机械总功率(万千瓦)，X4用电量(亿千瓦时)，X5村委数(个)，X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绝对数，X7恩格尔系数，X10卫生人员数(人)，x11文化教育事业投资(亿元)，X12农村总投资(亿元)。其中，影响Fl数值最大的是x1，X3，X4，X12，这些指标综合体现了生产发展。F2包括x8住房面积(平方米)和X9钢筋混凝土住房面积(平方米)。这体现了社会进步与生活水平两方面。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Y，以综合指标F1，F2作为解释变量，做二元回归分析，建立模型Y=Bo+B1FI+B2F2，使用SAS软件得出结果：对模型进行假设检验，设定检验水平α=0.05，F检验p=0.0001<0.05，回归方程显著。对F1和F2分别做T检验，P值分别等于0.0001和0.0189均小于0.05，F1和F2均对有Y显著线性影响。得回归方程y=720.587147+0.906993F1+0.063586172。

黑龙江省从2004年开展新农村建设，仅仅两年的时间，就可从指标看出黑龙江省新农村建设的成效性，根据回归方程做2004，2005年两年预测值与实际值的比较，两年的实际值高于预测值；由此可看出，采用新农村建设有成效，农村居民在这一新政策中受益良多。下面来分析得到这一结果的主要因素：通过回归分析可以知道，影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生产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三个方面。其中，生产发展是影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最主要因素。要想使农村居民生活得到快速有效的改善，主抓生产是硬道理。

二、黑龙江省新农村建设的现状

自2004年黑龍江省在全国率先减免了农业税以来，一系列惠农助农的好政策让农民生产积极性持续高涨，特别是2006年，伴随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部署，各地按照“集中抓发展，重点抓试点，面上抓推进”的思路，坚持从广大农民群众最迫切解决的事情做起，强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启动了“百乡千村”新农村建设试点工作。在全省上下的群策群力下，一大批试点乡村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巨大变化。

1、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农民收入持续增长。2006年黑龙江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552元，比上年增长10.3％；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756亿斤，再创历史新高；农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无公害和绿色食品种植面积分别增长40％和18％；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42％，比上年提高2个百分点。转移农村劳动力和实现劳务收入分别增长11.9％和24％。

2、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明显加快。黑龙江省农村公路完成建设里程14126公里，通乡通村公路硬化率分别达到80％和36.1％，分别比上年提高17和19.4个百分点；全部试点乡镇和81％的试点村通上了水泥(沥青)路。新建饮水工程1542处，解决了1600个村屯88.9万人口饮水困难和饮水安全问题，63.4万人吃上了自来水。新型清洁能源迅速发展，一些农民新建住宅进行了集中供暖、室内厕所、洗浴等配套设施建设，人居条件大为改善，农村商业服务网点大幅增加。

3、各项事业加速发展。黑龙江省已经完成了农村113.9万平方米D级危房改造任务，免除了112万名中小学生杂费8495万元、82万名中小学生课本费8300万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市)发展到33个，覆盖率为45％；参合率达到83.7％，比上年提高了25％。农村文化事业进一步繁荣，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全年累计救助农村灾民341万人次，发放救灾款1.17亿元，比上年增加2300万元；全省43.4万农民得到大病救治，全面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

4、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切实得到强化。通过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战斗力和凝聚力不断增强。80％的试点乡村被评为各级文明村镇，比上年增长18％；全省乡村全部实行了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

回顾黑龙江省新农村建设取得的喜人成果，既得益于中央惠农的好政策及各级领导真抓实干、强力推进，牢牢把握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任务，注重解决农民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又得益于先行开展试点，规划先行，分步组织实施的科学工作方法；更得益于深入开展帮建，动员全

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新农村建设，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了农民主体作用。

三、黑龙江省新农村建设优势

1、有明显的农业优势。黑龙江地处世界黑土带之一，耕地资源、草地资源、林地资源丰富。全省耕地面积约970万公顷，是全国耕地后备资源最多的省份，生态环境良好，是全国生态示范省之一。全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较强，粮食生产、商品量、专储量、绿色食品及奶制品产量均居全国前列。以2005年为例，黑龙江省农业基础地位进一步巩固，粮食总产量达到720亿斤，粮食产品达到70％，比2000年提高11.8个百分点；实现畜牧业产值460亿元，比2000年翻了一番以上。

2、自然资源丰富，工业基础雄厚。黑龙江矿产及林业资源丰富，主要矿产保有储量的潜在总产值超过万亿元，林地面积、森林积蓄量居全国首位。作为老工业基地，黑龙江已经成为了以重工业为主，大型企业为骨干，以机械、食品、石化、冶金、电力、煤炭、建材、轻工、纺织、医药等为重点，门类丰富的工业体系。省内拥有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的装备类产业25类，工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整体素质和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3、国家政策的支持。国家的支农政策和工作力度逐步加大，黑龙江作为农业大省和最大的商品粮基地，在全国的农业发展特别是粮食供给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已经得到并将更多得到国家的支持。此外，“十五”后期，国家针对部分行业过热、投资需求过旺、信贷投放过快等问题，实施了新一轮宏观调控。这次宏观调控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有保有压，不搞一刀切。而从黑龙江产业结构来看，在黑龙江经济运行中起主导作用的产业是此次国家宏观调控中支持的产业，如原油、石化、煤炭、电力、装备、食品等占省工业总产值近90％。国家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在完善社保体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改造重点企业等方面给予较多的优惠政策，这些是黑龙江省拥有的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多重叠加的好环境。

四、黑龙江省新农村建设的制约因素

从前文全国新农村建设现状比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黑、吉、辽三省在新农村建设上处于同一水平，其中黑龙江与吉林发展新农村所面lf缶的问题方面更具相似之处。目前发展的瓶颈主要在资金和人才两个方面。

1、资金制约。税费改革前，向农民收取“村提留”和“乡统筹”，以及以活劳动的形式向农民分摊公共品的部分人力成本，即义务工和劳动累积32；税费改革后，取消了乡统筹费、村提留款、农村教育集资、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等。农村经费由财政统一划拨，没有多余资金用于农田基本建设和公共品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由于欠账太多，原投入没完成，新建设又需要大量资金，加之由于缺乏长期投入机制，资金难以得到保障，资金稀缺已成为制约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瓶颈。另外，农村金融问题也迫在眉睫。现在的农村金融只有靠信用社的小额信贷支撑、一户贷2000元左右，基本上只能解决种地问题。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快发展农村工业、服務业和现代农业，仅仅依靠农村信用社小额、短期贷款不能解决问题。

2、人才制约。人才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关键因素。但从上文全国新农村建设的比较中，可以看出黑、吉、辽三省的劳动力文化水平偏低，人才相当匮乏。这里的人才是指广义的人才，需要精心规划和设计，也需要农民致富的带头人，更需要农民自身提高科技素质和致富能力，这样增产增收和改变乡容村貌才有人才保障。然而，黑、吉、辽三省新农村建设却缺乏有力的人才保障。农村干部的低学历带来的缺乏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更好的服务于农民的能力以及高瞻远瞩、与时俱进的执政能力成为制约吉林省新农村建设的又一瓶颈。新农村建设培养的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现代农民，要求他们掌握科学知识和技术，实行科学种田和科学饲养，同时还要会经营。在一些地区农业技术成果转化率只有40％左右，一些实用农业技术被农民拒绝，这说明农民对科学的认识不够，科学素养不高，实用技术要领没有掌握，使本来具有的文化素质较高的比较优势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

五、总结

黑龙江省从2004年开展新农村建设，仅用两年的时间新农村建设就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黑龙江省在建设新农村方面还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目前影响黑龙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主要问题集中在生产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三个方面。其中，生产发展又是影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最主要因素，所以要想使农村居民生活得到快速有效的改善，今后黑龙江省新农村建设还是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生产发展方面，发挥固有的农业优势，再加上国家的政策扶持，并着力解决人才和资金的瓶颈问题，如此才能使农民们更早地过匕小康生活。

(责　编　吕　尚)

作者：刘迪菲　魏笑波

执政成本的科学内涵分析论文篇3：

我国现代民政工作标准化建设

摘要：以资源配置优化为标准，以社会转型、制度变迁、结构功能主义等理论为研究视角，系统论证民政工作标准化在加强制度建设、健全发展机制、提升服务效能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深入分析标准化在促进现代民政发展中的作用机理，科学探讨民政工作标准化的体制机制建设，提出了积极可行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标准化;现代民政;功能作用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民政工作关乎民生，牵系社会和谐，在“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都有现代民政的职责和任务，要求把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管理作为民政事业发展的重要抓手，为民政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集中体现了“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社会建设理念。构建现代民政，就是要使社会管理从原有体制转向新型体制，实现民政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国家—社会新型关系的形成，推进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有效联动与良好合作。市场追求效率，社会追求公平，公平产生平衡，平衡带来稳定，稳定促进发展。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所以，现代民政应当把促进公平放在民政事业“促进公平、维护稳定、增进和谐”三项基本功能的首位［1］。

一、现代民政工作概述

（一）现代民政工作的内涵与本质

民政事业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现代民政或称“准现代民政”，则是现时代的产物。所谓“现代民政”，在我国学术界还存在不同的理解。有学者认为，所谓现代民政，主要是指树立“以民为本”的现代民政理念，实行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的现代管理方式，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加快推进民政职工干部队伍职业化、专业化建设，全面提高民政人才队伍素质和民政工作水平，促进民政事业的健康发展［2］。总之一句话，就是通过实现工作理念、管理服务方式、技术手段和队伍建设的现代化，推进民政工作的全面发展。

从社会学视角看，现代民政的本质集中体现为“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民政工作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体现民政工作主体和客体的良性互动；如何由非普惠的补缺型福利模式逐步过渡到适度普惠型模式，最终实现完全普惠型的民政体制，促进社会资源和发展机会配置的公平与平等。

（二）现代民政的特征

民政工作一头连着“民”，一头连着“政”，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根据笔者的研究，现代民政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是社会性。现代民政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合理配置同民生相关的社会资源和发展机会，在社会公平理念指导下，做好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工作。二是科学性。无论是民政工作理念，还是民政管理体制、管理方式、服务技术手段和民政队伍建设，都必须科学发展科学布局，用现代化的工作手段开展工作。三是时代性。既要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要求，也要体现民政工作发展的最新相对于传统民政而言，现代民政应当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动态，逐步实现从“服务型”向“建设型”的自身定位转变、从“封闭型”向“开放型”的发展思路转变以及从“特定型”向“普惠型”的服务对象转变。四是创新性。创新是“现代民政”发展的不竭动力，在未来的民政工作中，应当根据不断变化的新情况，及时更新工作理念、改革管理体制、完善工作方法、运作最新技术手段，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三）现代民政的运作机制

现代民政工作运行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整体协调机制。现代民政工作要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努力缩小城乡、区域差距，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大力加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把建成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作为社区建设目标。针对民政业务相对独立，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单项业务作用明显、地位突出又可独立运行，以及多项业务可跨越不同时期、实行不同保障内容、覆盖不同服务对象的特点，应当统筹各种资源，倾力打造现代民政整体推进与协调发展的平台，逐步形成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城镇与乡村民政工作平衡推进的新格局。二是利益平衡机制。积极为初次分配得益最少的群体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尤其要做好困难群体、优抚群体、特殊群体的帮扶工作，努力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3］。社会资源和发展机会配置的公平性和平等性，核心是社会正义，它包括两个维度：制度安排的公平与百姓认可的公平。在未来的民政工作中，如何在制度安排公平的基础上，促进百姓认可的公平，提高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指数，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又十分迫切的重大问题。三是社会运作机制。积极利用社会力量，筹办社会福利，是民政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我国现行民政事业体制中，政府为主导和主体，社会资源为辅助力量，因此，应当积极调动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等多方面的积极性，尽力形成政府和社会互动的发展模式，尤其应当积极培育各种社会组织，整合各类社会力量，吸引公众有序参与，最大程度地利用各类社会资源，实现民政事业发展的“一盘棋”。四是民政人才队伍建设机制。建设是现代民政发展的重要基础，应当着力推进四个方面的工作：抓好民政队伍岗位培训和后备人才培养，努力提高民政干部队伍素质；积极开发民政事业岗位，不断壮大民政事业队伍；切实落实民政干部待遇，推行民政工作的社工服务模式。

二、现代民政工作标准化的概念与内涵

标准化是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推动现代民政事业的标准化建设，是改进民政事业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更是保障民生、改善民权、维护民利的重要支撑，还是优化社会结构、规范社会运行、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举措。然而，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对标准、标准化及民政工作标准化的内涵以及民政工作标准化建设的作用等问题，既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也没有形成系统认识，甚至连切入点和着力点都没有找准。这里将围绕以上基本问题展开论述。

（一）现代民政工作标准化的概念解析

作为工业革命的必然产物，“标准”与“标准化”的概念经数百年实践检验与理论完善，已得到普遍认同。其中，标准是指“为了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准，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一种规范性文件”①；标准化是指“为了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现实问题或潜在问题制定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条款的活动”②，主要包括标准的制定、发布与实施等过程。标准化的本质是规范和秩序，标准化是未来社会事业发展的方向。尤其在“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全球化”的背景下，标准化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竞争实力的重要指标，也是民政事业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

（二）现代民政工作标准化的内涵

推进民政工作标准化建设，是促进民政事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

现代民政工作标准化是现代管理标准化在民政工作领域的运用。管理标准化，指的是管理机构为了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运用标准化原理，对管理实践中重复出现、要求协调统一的活动进行科学提炼、形成正式标准并推广实施的过程，主要包括等级评定、合格评定、体系认证、标准化示范等形式，具有系统性、权威性、开放性及渐进性等特征。民政工作标准化以管理标准化为原则和基础，旨在通过标准的制定、实施和完善，体现以人为本、民主协商、平等接纳的现代管理理念，塑造系统化、精细化、规范化的现代管理模式，这对推进现代民政工作标准化具有重要意义［4］。

民政工作标准化是推进民政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基础。实现民政工作现代化，管理标准化是基础。民政工作领域推行管理标准化，其核心就是构建现代民政体制，形成协调有序、运行高效的民政工作秩序。

民政工作标准化需要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理念和模式。发达国家的民政工作经历了较长的历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模式，完全可以成为推进我国现代民政工作标准化的借鉴。这就要求我们认真了解和深化认识国际社会民政工作发展的专业化、职业化、标准化动向，及时掌握这一领域的最新进展，并且注意借鉴吸收，促进我国民政工作与国际标准的接轨，并以此作为推进我国民政工作健康发展的外部力量。

三、现代民政工作标准化的基础工作

机制建设、制度建设、技术创新是现代民政工作标准化的重要基础。但现有标准主要是从规范与管理的角度出发提出的一些管理、技术、产品的基础要求和目标，并未契合现代民政工作标准化的真正内涵，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服务标准化的本质要求相悖，因此，需要加强和改进。

（一）加强机制建设

加强民政标准化工作，是保障民政工作对象权益、履行好“解决民生、落实民权、维护民利”职责的必然选择。现代民政工作标准化的机制建设主要包括工作机制和发展定位等方面的标准化建设。

民政工作机制主要包括组织领导机制、动态管理机制、宣传推广机制和人才培养机制，完善的工作机制是推进民政工作标准化建设的重要保障。健全组织领导机制，就是要求将管理标准化纳入民政工作日常管理，及时研究和解决民政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强化动态管理机制，就是要求根据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工作规程，不断推进民政工作标准化建设；加强宣传推广机制，就是要加大标准化知识的普及和宣传力度，使社会各界能够了解和接受民政工作标准化的理念；健全人才培养机制，

①引自GB/T20000.1-2001《标准化工作指南第1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词汇》（该国家标准对应于国际标准ISO 10241：1992《国际术语标准的制定与编排》），定义2.3.2。在该定义之后还有一个注：“标准宜以科学、技术和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以促进最佳的共同效益为目的”。这个定义同时也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对于标准的定义。

②引自GB/T20000.1-2001《标准化工作指南第1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词汇》，定义2.1.1。目的是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的标准化意识与管理服务水平，培养一批既懂民政业务、又熟悉标准化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定位问题涉及民政工作标准化建设的方向。明确民政工作标准化建设的定位，关键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管理标准与事业发展之间的关系，逐步形成管理标准化支撑事业发展、事业发展推动管理标准化建设的良性互动局面；二是管理标准化与社会法制之间的关系，把管理标准化作为法律在实践中延伸和细化的结果，没有客观而科学的标准，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就很难落到实处；三是管理类标准与其他标准之间的关系，以管理标准化建设为中心，促进服务标准、技术标准及工作标准之间的协调，为加快民政事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技术保障。

（二）完善制度建设

我国新世纪以来出台的民政政策体现了党和政府的执政及行政理念，是引领和保障民政工作健康发展的重要依据。

从民政政策的实践看，近年来，我国通过逐渐完善民政政策制度和法规，更好地体现了现代民政建设的突出特征，促进了“四个转变”的实现，即：从“以事为本”向“以人为本”的理念转变（如2003年制定实施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从“重城轻乡”向城乡统筹、均衡发展的转变，从“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的转变（如2006年制定实施的《农村五保工作条例》），从被动应付矛盾和问题向服务于开创和谐社会建设的功能转变（如2003年制定实施的《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房管理办法》）。现代民政应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保障民生为基本取向，以推动社会福利适度普惠为重点，以城乡统筹、成果共享、均衡发展为途径，以服务于建设和谐社会为目标，探索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民政政策体系［5］。

按照民政工作标准化建设方案的要求，进一步落实民政工作标准化的目标和任务。围绕管理标准化建设的任务，应当切实抓好三项工作：一是标准规制，二是标准实施，三是评估改进。通过制度建设，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合作，促进民政工作标准化的改进和完善。

（三）强化效能建设

强化效能建设,必须以对管理主体的行为约束为前提，在体制上解决好“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的弊端，建立多维监督制约机制，实现“阳光行政”和“阳光服务”，将行政的全过程置于社会全方位的监督之下，消除不当、不良行政行为，建立良好的行政环境。尽管我国现阶段在民政效能建设的具体内容上还有不同的理解，有学者认为应该包括思想作风建设、机关管理、民政业务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机关作风建设等方面［6］；也有学者认为应该从思想建设、制度建设、群众诉求办理以及监督检查等方面入手，推进民政机关效能建设。下面从民政工作标准化与效能建设的关系中，对强化民政工作效能建设的有关问题作出系统分析。

第一，强化公共服务，调节社会关系。加强标准化建设是增强民政公共服务质量效益、提高民政管理水平和效率的迫切需要。国际经验表明，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标准化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对于扩大公共服务产品规模、改善公共服务产品质量、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益，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人们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将越来越多，对服务质量的要求将越来越高。

第二，发展社会组织，形成协作机制。推进民政工作标准化建设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涉及到民政部门的各级机构和各级组织的资源整合，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政府—企业—社会”的三维合作是“国家—社会”新型关系的基本形态（主要包括组织构架、作用模式及运行机制）［7］。发展社会组织，形成多方协作、资源整合、合力推进的局面，有利于促进民政工作标准化建设，提高民政工作效能。

第三，加强专业培训，提高人员素质。加快培养具有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复合型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是做好现代民政标准化工作、提高民政工作整体效能的突破口。目前，《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已经把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纳入国家人才发展总体战略之中，明确由民政部门牵头，进行社工队伍建设。这一方面说明推进社会建设是民政部门的重要职责，另一方面也对民政系统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了契机和动力［8］。

第四，完善制度建设，提高服务效能。从制度建设入手，制定规范、标准、科学、可操作性强的规章制度，以及依法办事、依规办事的规则，逐步形成比较完善的制度体系，实现以制度管人、以制度管事、以制度促效能的目标。为此，需要解决好以下四点：健全机关内部制度，促进民政工作标准化和规范化；完善考评制度，激励民政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完善首问负责制，增强民政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和事业心；实行效能承诺制，严格遵守承诺［9］。

四、推进现代民政工作标准化建设的思路

我国的民政工作正在从初级民政向现代民政发展。这一发展变化过程，切合了党和政府关注民生的需要，同时也与社会公正原则下社会资源和发展机会的合理配置密切结合。而社会资源和发展机会的合理配置是一项系统性工作，牵涉到多元行动主体和社会事务的方方面面，没有一个制度科学、运行规范的系统，就很难保障其正常运转。因此，民政工作的标准化势在必行。在民政工作标准化工作中，应当从标准优化、资源整合、机制健全、技术创新等层面入手，努力实现民政工作从“以问题为本”到“以人为本”的思维转向，推动初级民政转向现代民政，构建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政工作体系。

（一）坚持科学的原则

所谓民政工作标准优化，就是指对民政专项社会事务领域和民生领域的标准进行修订与完善，实现民政工作标准体系从以技术标准为主向以管理标准、服务标准为主的转型，实现民政工作标准的科学性、适应性和可操作，使之更能适应社会公平与和谐社会建设新形势的需要。在标准优化工作中，应坚持以下原则：

一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已经成为党和政府执政的核心理念，渗透在各项社会事务的具体实践之中。在民政工作标准化过程中，应当以人的需要为出发点，克服各种技术官僚和经济官僚式的偏见，加强民政工作思维转型与方式转化，提高民众福利水平，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

二是实现国家标准与地方标准的有效对接。地区发展的多元性和不平衡性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大特点，各地在经济发展、文化习俗、民族构成、自然环境等方面差别很大，民众需求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因而，民政工作标准不能“一刀切”，在制定国家标准的同时，应当给地方标准预留足够的对接空间。地方标准在指导思想、发展方向上必须与国家标准保持一致，但是在具体的标准制定和实施方面应当具有灵活性，紧密结合当地社会文化因素，形成国家标准的统筹性与地方标准的时效性相结合的现代民政工作标准体系。

三是注重标准的技术性和服务性相结合。为民服务是现代民政的应有之义和本质内涵，凸显了民生至上、民生为大的特征，把民生作为民政事业发展的第一要义和首要任务，赋予了新时期民政工作的特殊职责和内涵［2］。随着时代的进步，重技术、轻服务的标准制定方式已难以适应新时期民政工作的发展需求了。因而，民政工作标准化建设应借助服务标准化理念与方法，实现标准技术性与服务性的有机结合，发挥民政工作在改善和保障民生方面的特殊作用。

四是注重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资料收集和分析活动，即运用问卷、观察、访谈等方法，直接从社会生活中搜集事实和数据，并对事实资料进行分析和总结，以求达到对社会现象的规律性认识。民政工作标准化建设，不能“闭门造车”，而是应当坚持和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深入到民众的生活场景，全方位地收集有关民政机构、服务对象、服务方式、服务内容等方面的资料和案例，通过分析、总结、归纳和提炼，形成集理论性与实践性、时效性与前瞻性为一体的研究报告，作为制定民政工作标准的主要依据。

（二）注重资源整合

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是民政工作的根本问题。民政工作需要广泛动员和集结社会资源，进一步将公共资源的配置向农村基层尤其是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倾斜；同时，也需要整合民政事务资源，实现城乡民政资源配置的均等化。从初级民政经过“准现代民政”或“亚现代民政”再到真正的现代民政，是一个资源配置合理性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9］。从达成民政工作“为民服务”的目标看，需要整合作为客体的外部资源和作为主体的内部资源;从完成民政工作“标准化”的任务看，需要整合各方资源，参与标准的制定和实施。

现代社会日益分化为三个既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的领域和部门，即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这三大部门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其构成状况及其相互关系，对社会发展、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具有结构性前提的意义［7］。民政工作标准化是一项开放性的工作，强调社会的广泛参与和各方的协调一致，参与主体越广泛、吸纳意见越充分，标准的代表性、适应性和可操作性就越强，就越能得到有效贯彻和全面实施［10］。民政工作标准化既要注重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也要充分重视社会组织和市场的力量（企业组织）与参与程度。

实践证明，民政工作标准化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很强的工作，业务面广、涉及环节多、专业性强、工作难度大，需要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市场、普通民众等多重社会力量的参与，只有调动各方资源、实现资源整合，才能更好地应对现代民政对标准化工作的高水平要求。

（三）创新体制机制

体制机制创新，是实现民政工作标准化的重要基础，也是民政事业发展中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重大问题。民政工作实践证明，只有建构起科学、规范的体制和机制，才能实现民政工作标准化，真正转变工作职能、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进一步提高民政工作管理水平和运行质量，促进民政工作的程序化、规范化、法制化现代民职能。

（四）加强技术创新

民政工作标准化的技术创新是民生科技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民生科技，指的是与民生问题具有最直接关联的科学技术，主要指把科技成果转化到与民众生活紧密相关的活动之中，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目的。它依靠科技资源向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领域倾斜，如教育保障、医疗保障、社会保障、环境保障和安全保障等［11］。民政工作作为一项服务民生的事业，其规范化、法制化建设离不开科技资源的支撑。民政标准体系建设不仅要利用科技资源，而且要实现技术创新，这是提高民政工作效率和提升民政服务能力的重要保障。

五、现代民政工作标准化的趋势

近年来，为适应社会转型的社会服务需求，民政系统不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注重优化结构、整合资源、服务民生，提升了民政工作水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实现城乡全覆盖，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社会福利向资金保障和服务保障相结合的适度普惠型迈进，慈善事业有了长足发展，弱势群体得到有效救助；优抚安置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拥军优抚工作进一步加强，有力地支持了国防和军队建设，巩固了军政军民团结；基层群众自治有序推进，社会组织创新不断发展，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快速推动，协同参与社会管理服务迈出坚实步伐；区划、地名、婚姻、收养、殡葬等专项社会行政事务管理与服务水平明显提高；民政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科技研发和法制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目前，我国民政事业正经历着从传统民政向现代民政转型的历史性跨越，现代民政的实践探索日趋深入，构建现代民政新格局已经成为民政系统的集体共识和自觉行动［12］。社会形势的民政事业的快速发展为民政工作标准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和广阔空间。

当前，我国在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转型方面面临着六大挑战，即在市场经济陌生人的世界建立社会共同体的挑战、在价值观开放多元的时代促进意义共同性的挑战、在社会分化加剧的情势下落实公平正义的挑战、在社会重心下移的情况下大力改善民生的挑战、在自然生态恶化情况下实现“两型社会”的挑战、在发展主体总体布局上理顺三大部门关系的挑战［1］。

面对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民政工作的需求，民政工作标准化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作用日益凸显，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保障作用体现得越来越充分。面对科学发展的机遇、城乡统筹的机遇、构建和谐社会的机遇、加强社会建设的机遇，未来的民政工作标准化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以民为本、为民解困、为民服务”为目标，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依托，不断创新机制、整合资源、借鉴经验，逐步构建起兼具国际品质和中国特色的民政工作标准体系，推进我国民政工作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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