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执政机制研究论文

2022-04-19

著名中共历史学者张静如不仅提出了中共历史研究科学化的重要命题，而且呼吁加强学科建设、倡导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中共历史、着力培养中共历史研究人才等，为推动中共历史研究科学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共历史研究至今已近90年，但把中共历史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研究和建设，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才引起中共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并逐渐加强的。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科学执政机制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科学执政机制研究论文篇1：

科学发展观视域中的科学领导与领导科学

【内容提要】本文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研究科学领导，认为科学领导的真谛是尊重科学，尊重规律。科学领导的实践催生着领导科学的发展创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领导科学研究出现了开放化、体系化、多样化和制度化趁势。而“领导力”已成为领导科学研究的核心范畴。本文提出，要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中国领导科学的发展。

【关键词】科学领导领导科学领导力

【作者简介】李锡炎，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领导科学研究会会长、四川省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教授。

研究领导科学，实现科学领导，是各级各类领导者的神圣使命，也是领导科学的精义和价值。如今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领导科学面临着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当代中国最伟大的领导实践，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因此，领导科学必须立足于、服务于这个领导实践，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观视域中的科学领导与领导科学这个主题和重点来展开研究，进一步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坚强意志，谋划科学发展的正确思路，领导科学的实际能力，以宽广眼光审视发展，以战略思维谋划发展，以辩证观点推动发展，使科学发展观真正成为研究领导科学，实现科学领导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科学领导的真谛：尊重科学，尊重规律

所谓科学发展观视域中的科学领导，就是指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遵循客观规律和科学原理，运用领导科学，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领导活动。其真谛在于尊重科学、尊重规律。

实现科学领导，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而且涉及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和自然界的复杂关系，涉及人与经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这就需要我们采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解决问题，从多因素、多层次、多方面入手研究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自然形态的大系统。各级领导者必须尊重科学、尊重规律，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方法、手段协调和集成起来，不断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遵循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良性互动规律，同心协力，共同为实现共同的愿景和价值而努力奋斗。

“5·12”汶川特大地震的科学救灾、科学重建的领导实践，就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实现科学领导的范例。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了8级特大地震后，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第一时间抵达救灾现场，13万大军以最快的速度奔赴救灾的第一线，几十万专业救援人员和100多万志愿者奔赴前线，从废墟中救出83988人，使救出人数与死亡、失踪人数之比达到1：1的新高。经过三年重建，10万平方公里重灾区，142个受灾县、530多万户灾民，从生活生产条件到经济社会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达到或超过震前水平。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全国党政军民的大力支援下，四川省从省委、省政府到市县乡村领导，带领灾区人民艰苦奋斗，化危为机，夺取了科学救灾、科学重建的巨大成功。科学救灾、科学重建之所以取得惊人的成绩，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各级领导者实施了科学领导。首先，科学地领导了科学救灾的六场硬仗：抢险救人、安置群众、抢通保通、卫生防疫、防治次生灾害、维护灾区稳定。由于这六场硬仗指挥得当，领导有方，实现灾区“四个没有”，即没有发生饥荒、没有出现流民、没有暴发疫情、没有引起社会动荡，创造了抗灾救灾史上的一大奇迹。其次，科学地领导灾区重建。灾区需要维修加固和重新修建的城乡住房530多万户，学校8500多所，医疗卫生机构2300个，干线公路5800多公里，农村公路33900多公里；需除险加固震损水库2069座，受损工业企业5500多户，失灭土地20万亩，受损农田150万亩、林地植被450万亩。重建规模空前、难度空前。灾后重建是百年大计。重建不仅要速度快，而且要效果好。四川省各级领导者一开始就注重整体谋划，科学统筹，用科学规划保障科学重建。一是坚持全域全程搞规划；二是坚持开门开放搞规划；三是坚持高起点搞规划。在科学重建中始终把民生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来考虑和安排，着眼发展抓重建，抓好重建促发展，使灾后重建的过程成为改善发展条件、推动科学发展的过程。处理好恢复与提升、当前与长远、政府与市场、物质与精神、困难与机遇的关系，努力实现“原地起立”基础上的“发展起跳”，对科学发展观视域的科学领导作出了令人折服的精彩诠释。

当今经济全球化趋势及其带来的日益激烈的竞争，给领导者和领导科学研究者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也带来了宝贵的机遇，要求领导者和理论工作者研究和回答全球化时代的领导是什么、怎样领导，如何重新塑造领导者适应时代的变化，真正做到尊重科学、尊重规律，实现科学领导。

二、领导科学发展创新的新趋势

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呼唤着科学领导；科学领导的实践催生着领导科学的发展创新。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领导科学抓住机遇，紧扣科学发展与科学领导这个主题，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出现了以下一些新特点、新趋势。

（一）在研究视野上出现了具有世界眼光的开放化趋势。领导科学研究既要立足我国的领导实践，也要吸收和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了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紧跟时代潮流，要有开放的胸怀、宽广的视野，要有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在超越西方领导理论的同时，超越自身的局限，大胆学习借鉴国际上在领导科学研究方面的有益思想、理论、经验，不断提高和完善自己的领导理论和领导实践。

（二）在理论研究上出现了具有系列成果的体系化趋势。目前中国领导科学界已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有10余部大型资料、工具性的汇编；有数百部专著和教材，有数万篇学术论文；有许许多多的调研报告、案例分析、译著和音像制品等，涉及的内容、范围十分广泛。有研究基本理论的，也有总结实践经验的；有综合性，也有专题性的；有研究高层领导的，也有研究基层领导的；有研究经济领域领导理论的，也有研究政治、行政、文化、教育、科技、军事等领域领导理论的，等等。以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为核心的领导科学理论体系正在形成之中。

（三）在学科建设上出现了开拓创新的多样化趋势。加强对领导科学基本原理、基础理论和基本规律的研究，积极推动学科的发展。由中共中央党校、国防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编写的《邓小平领导理论学习纲要》，受到了普遍的好评。200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7本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丛书，国家行政学院申办领导科学专业的硕士点授予权，获得国家学位办和教育部的批准，完成了领导科学学科建设的奠基工程。在此基础上，不少学者在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研究上取得突破，拓宽和丰富了领导科学发展创新的视野和资源，对“领导政治学”、“领导经济学”、“领导文化学”、“领导法学”、“领导社会学”、“领导生态学”、“领导哲学”、“领导美学”、“领导信息学”、“领导史学”、“领导科学学”、“领导诗学”、“领导人才学”、“领导伦理学”等等方面进行跨学科研究，在领导科学的学科建设中出现了创新性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四）在研究机制上出现了协作共赢的制度化趋势。近年来，领导科学的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研究机制也不断完善，出现多层次多渠道多方式的好势头。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承担并完成了国家社科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研究成果。国家社科院项目也有不少属于领导与管理方面的课题。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10年来发布了100多个研究课题，全国的专家积极响应，踊跃选题研究。全国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和高等院校大都有领导科学研究的选题，甚至还有不少实际工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也有领导科学研究的课题，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互相支持、协作攻关的研究网络，有力地推动了学科建设的发展。

三、“领导力”成为领导科学研究的核心范畴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来，关于领导力的研究，形成了新的高潮，主题是领导者如何提高领导能力应对急剧变化的形势。无论是企业界，还是政界，或者其他行业，都对领导力的提升情有独钟，没有哪位领导者不希望使自身更有领导魅力，更富有号召力。各级领导干部对提升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的诉求，是推动领导力研究的强劲动力。在这种形势下，领导力已成为领导科学研究的核心范畴。

领导力概念传入中国后，中国学者提出了自己对领导力的理解和诠释，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大大丰富发展了领导力理论。

从领导主体的角度来看，领导力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合力，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影响力，是领导者素质、能力及其影响力等各方面的总和。

从领导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看，领导力是由领导素质、领导体制、领导环境和一定的物质基础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所产生出来的最高组织性作用力，是用以推动一个组织群体或社会去应对并制胜挑战和竞争，达到共同目标的核心力量。

从领导客体的角度来看，领导力是影响人们心甘情愿、满怀热情地为实现群体目标而努力的艺术或过程，是领导者如何激励他人自愿地在组织中做出卓越成就的能力。领导力需要通过领导客体来体现，领导力就是影响力。

综上所述，领导力是一种特殊的影响力，是领导者素质、能力及其影响力的总和，是领导学习力、决策力、执行力、引导力、感召力、组织力、激励力等因素的集成。

领导力的研究是适应领导环境新变化而兴起的。无疑，它的主要价值就在于研究如何提高领导素质能力应对急剧变化的形势。强化领导力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提高领导者的素质能力，而且提升群体、组织或社会所拥有的综合实力，大大提高生产力和组织力，同时，也增强了领导科学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因此，在理论界和领导层普遍肯定领导力的价值，对领导力的研究价值也普遍认同。

领导力是基于实践的能力，领导力研究重在探讨领导力背后的奥秘，诸如领导价值、领导人格、领导思维、领导方法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其研究的范围是广泛深入的。目前有不少学者研究科学发展领导力、团队领导力、战略领导力、生态领导力、和谐领导力、女性领导力等，都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四、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中国领导科学的发展

改革创新是一种时代精神，也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领导科学是一门根植于实践的学科，它将伴随实践发展的无止境而不停顿地发展。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面临着新的历史条件，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中国领导科学的发展。

领导科学要发展创新，首要的是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领导实践，置身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之中，投身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着眼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领导规律。面对新的形势，领导科学必须紧紧围绕实现科学领导与科学发展这个主题，着力于提高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领导素质能力，抓住重点，把握精义，不断推进领导科学的发展创新。

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领导实践，是领导科学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源泉。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需要领导者思考和回答，需要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解决实践提出的大量新问题。诸如：如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如何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真正实现领导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如何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等。这些问题主要是围绕如何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展开的，归根结底是一个如何实现科学领导的问题。

领导科学与科学领导，从来都是来自领导实践而服务领导实践的，如何实现科学领导，也只能在领导实践中不断学习和逐渐形成。自古以来，军事家是在战争中锻炼出来的，杰出的领导者是在伟大的领导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领导实践，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领导实践。各级领导者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潜力与压力同在的新形势，一些领导者“本领恐慌”的问题凸现出来。这正是领导实践对领导科学与科学领导的强烈呼唤，科学领导必然会在这场伟大的实践中形成，领导科学必然随实践的发展而创新。

责任编辑：周振国

作者：李锡炎

科学执政机制研究论文篇2：

张静如与中共历史研究科学化

著名中共历史学者张静如不仅提出了中共历史研究科学化的重要命题，而且呼吁加强学科建设、倡导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中共历史、着力培养中共历史研究人才等，为推动中共历史研究科学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共历史研究至今已近90年，但把中共历史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研究和建设，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才引起中共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并逐渐加强的。与此相伴，中共历史研究也呈现出科学化趋向。不少研究者为推动中共历史研究科学化贡献了才智。其中，著名学者张静如在近60年的治学、从教生涯中，以其言传身教、道德文章，为推动中共历史研究科学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率先提出中共历史研究科学化的命题

历史贵真，求真必须使用科学方法；历史多诗意，了解历史必须发挥艺术想象，二者实是相融并存。国际史学界曾就历史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进行了长达两个世纪的争论，有的认为历史是科学的一支，“历史是科学，不少也不多”；有的则认为历史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历史在挖掘材料、甄别其真伪时表现出科学性，而遣词造句、落诸笔端，呈现给读者时则运用了艺术想象。[1]国内史学界就历史是什么也曾有类似争议。尽管如此，认为历史学是研究历史矛盾运动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要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历史的看法，已为国内多数历史研究者所认可。

就领域而言，萌芽于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共历史研究，历经徘徊曲折，至改革开放以来才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因治史对象为有较强意识形态色彩的执政党史，一些研究者误以为它仅仅属于政治范畴。在指导思想趋“左”的年代，中共历史研究被无视客观事实的革命话语充斥、求真务实的学术话语罕见，科学性几近无存，后来也因此授人以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历史学界首先反思的是研究存在的诸多问题。教学方面，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期间，就中共历史课教学提出重要修改意见，党校党史教学率先摆脱把中共历史视作阶级斗争史、路线斗争史的僵化思维，开始实事求是地研究和梳理中共历史。研究方面，学界在改革开放初期发表了大量文章，意在澄清错讹、正本清源、还原真相，试图纠正带有时代烙印的假大空话语，使中共历史研究返于正途。如张静如在1978年发表《李大钊同志的历史功绩——驳“四人帮”对李大钊同志的污蔑》一文，对李大钊进行了重新评价，意在推倒“文化大革命”中加于李大钊的污蔑不实之词，恢复李大钊应有的历史地位。这个阶段中共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复原事实，研究者虽是沿着科学治史的思路进行研究，但还未自觉深入思考中共历史研究科学化的问题。

20世纪80至90年代，中共历史研究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各种论著丛出并发，成果蔚然大观。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静如的呼吁和带动下，中共历史研究者开始注重学科建设和加强中共历史学理论的研究。在总结中共历史研究近8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基础上，2000年，张静如倡导中共历史研究要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首次提出中共历史研究要科学化的命题，并指出“党史研究的科学化，指的是研究的内容要正确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真实面貌。也就是，要实事求是对待党史，实事求是编写党史。”学人共知，科学的本质是求真，历史最宝贵的品格在于真实。兹以为，求真就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科学化即是求真的过程，坚持实事求是的过程。张静如不仅指出中共历史研究科学化就是要实事求是，还指出了党史研究科学化所面临的一些难题，如“党史研究除了客观条件的限制外，研究工作者本身也存在问题。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人们对于第一手材料研究很不够。或者说很不重视研究第一手材料，抄来抄去，非常容易出错，更谈不上得出符合实际的新结论。当然，即使占有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使用这些材料，特别是把主观臆想加进去，符合自己的想法就用，反之就不用，这样得出的结论仍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总之一句话，党史工作者如果不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党史研究就不能科学化”。[2]张静如最近与笔者交谈中还指出作为中国历史学组成部分的中共历史学，是探讨近现代时限内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全过程及指导思想发展全过程的内在规律的学科。它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以确凿的一手资料为依据，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以史学史、史料学、目录学、考据学、校勘学、地名学、笔名学为辅助，力求揭示中共历史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规律。这样的学科，显然是科学的。并且还指出不能因为对干部群众进行党史知识的教育和宣传存在问题，就断言中共历史研究不科学。

中共历史研究科学化命题的提出，不仅表明研究者对中共历史研究存在诸多问题的正视，而且反映了研究者的理论自觉。可贵的是，张静如不仅提出了中共历史研究科学化的重要命题，而且言传身教、身体力行，通过呼吁加强学科建设、倡导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中共历史、培养中共历史研究人才等方式，推动中共历史研究科学化。

二、尽力推动学科建设，为中共历史研究科学化奠定学科基础

一门学问能称其为科学，必有坚实的学科基础。没有学科支撑，则没有人才的培育和学理研究的延续。学问无根基，遑论科學化。中共历史研究科学化必须依赖健全的学科支撑。张静如在中共历史学科建设方面用力甚多，贡献甚巨。

在特定的年代，中共历史曾被作为一种政治宣传的工具或一门政治理论课而存在。有人就此有深刻分析：“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就学科来说，历经磨难之深、承担风险之大、学科定位之乱、自我封闭之严，恐怕非‘中共党史’莫属。前两方面主要是就学科外部环境而言，后两方面则是指学科内部机制而论。实事求是地说，只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党的科学的思想路线的确立，这一学科才真正走出磨难，摆脱伪科学的束缚，迎来了它的学术春天。”[3]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共历史研究的深入，加上中共历史研究者的学术自觉，有人提出应该建立一门中共历史学。自此以后，学界就关于有没有一门中共历史学，中共历史学的性质、特点、类型、对象、内容、功能、指导思想、体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中共历史学科建设渐次进入一个为学界所重视，并取得重要成果的年代。在学科建设方面，提出最早、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当属张静如[4]，他不仅发表了多篇文章，还先后出版了《中共党史学史》、《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等学术著作。

对其学科性质，中共历史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曾有争论，有的认为中共历史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历史学；有的认为它是一门马列主义理论实践学科。张静如观点明确，认为中共历史是历史科学，并最早提出中共历史学应该属于历史学科。理由是，凡研究和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纵向学科，不管它是整体的、断代的或是分类的，都应该归属于历史科学。中共历史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纵向学科，是近现代历史时限之内的一部专史。其性质自然应该为历史科学。“只有承认党史学是历史学科，才能使党史学的研究按照自身规律发展，摆错了位置难以避免走上歧路。”[5]针对有人说中共历史既是历史学科，也是政治学科；有人说中共历史是政治性很强的历史学科的观点，张静如认为“个人认识不同，不必强求一致。不过这些说法不科学，值得商榷”，进而指出把中共历史学定义为政治性很强的历史学科，显然是混淆了学科性质和学科特点，是把学科特点当作了学科性质。

张静如还从中层理论的高度就中共历史的研究对象、研究主体、研究标准等提出了一系列为学界同仁所认可的重要观点，如中共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诞生、成长、壮大及其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全过程”；“中共历史学的主体部分的研究体系和研究重点要体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核心内容”；“在党史研究中，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标准，衡量政党、集团和个人的历史作用，评判历史事件的性质、作用和意义”等。这些观点对中共历史学科的建设和研究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张静如不仅自己撰写论著为健全完善中共历史学科献力献策，还指导学生开展相关研究，使中共历史学理论研究得以持续。如中共历史研究专家王炳林在师从张静如期间撰写的博士论文《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荣获了全国优秀百篇博士论文奖。中共历史研究专家丁俊萍所著《中国共产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思想研究》荣获中国高校人文社科成果一等奖、第八届全国优秀党建读物奖，该书也是在师从张静如期间写就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出版的。如此奖项能在中共历史研究领域产生实属难得。

张静如作为中共历史学界的领军人物，非常注意团结全国中共历史学界诸多学人，共同推动全国中共历史学科建设。他发起并连续主持召开了近30年的全国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硕士点年度教育教学工作会议，建立了此类专业研究生学习交流的长效机制，为全国党史学科点的交流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很多中共历史研究者借助这一平台相识相知，在学术上互相切磋，在研究方面集体攻关，携手推进中共历史研究。单凭此事，张静如于中共历史学科发展功不可没。

学科建设并非易事，也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张静如适时提出了学科建设持久性的问题：“建设一个学科，是长久之事。只要这个学科存在，建设则永无止境，特别是对于建立时间短的学科，建设的任务就更为突出，中共历史这个学科，从开始建立至今，也不过几十年，而明确学科性质、学科对象就更晚得多。所以这个学科还属于年轻的学科，再加上它本身的特点和客观环境的复杂性，造成发展道路的曲折，因而学科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6]学科建设之艰难表明推动中共历史研究科学化的任务依然繁重，有赖于研究者长期共同努力。

三、提倡以科学方法论为指导，以科学态度研究中共历史

张静如极力倡导以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以科学的态度进行中共历史研究，着实推动了中共历史研究的科学化。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科学的方法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以唯物史观指导社会科学研究，是多年来研究者奉行的一条基本原则，在中共历史研究领域更应如此。但长期以来，由于受斯大林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教条化、原理化的影响，由于政治斗争中“左”的干扰，致使我們对唯物史观缺乏整体的结构性理解，忽视了理论的层次性，抽掉了关键的若干中间环节，从而给教条主义泛滥以可乘之机，架空了唯物史观，形成了非科学的研究模式。[7]张静如在中共党史学理论方面的代表作——《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针对部分研究者把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核心唯物史观教条化和庸俗化的反科学化倾向，对唯物史观做了结构性和层次性的具体化分析，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学、社会现代化与党史学、社会进化和变革与党史学、社会意识与党史学、个人和群众与党史学等中共历史研究的有关理论问题进行了阐释，初步构建起一个研究中共历史的中层理论根基。该书一经出版即引起学界重视，并颇受好评，至今仍被中共历史研究者作为案头书之一。有人从科学性的角度对该书置评：“张静如教授的论著以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为题，专门研究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如何贯彻到党史学领域之中的问题，这在党史学问题的研究中似乎还是第一次，其开创之功与理论上的价值自不待言。”并特别指出张静如著作中提出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的主线”的观点尤其值得重视，显而易见，这一观点较之以往路线斗争为主线的观点科学得多。[8]据张静如自陈，之所以写这本书是针对那些不愿用唯物史观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并且党史学界很少有人注意研究怎样把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贯彻到实际中去，主要目的在于阐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党史学的关系，以深化党史研究。因为唯物史观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社会基本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解释最科学。研究人类社会上的问题，不首先把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搞清楚，就无法深入，就会颠倒是非。[9]兹以为，张静如撰写此书旨在建构中共历史学理论体系的中介理论，引导研究者把唯物史观这一科学历史观在运用上具体化、实用化，以推动中共历史研究走向现代化、科学化。

近来，张静如对于构建中共历史研究中介理论的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他认为“在当代中国，任何人文社会科学都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是，每一门学科在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都有自己的中介理论。”具体到中共历史学科，这一中介理论的任务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共历史研究的实际结合起来。这一理论必须自成体系、具有可操作性和时代性。张静如认为该中介理论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以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为主线；以社会进化为基础，以社会变革为动力；以群众作用为基础，以个人社会作用为契机；以社会心理为基础，以社会意识形态为导向；以历史辩证法为核心，以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和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精华为辅佐。这反映了张静如治学的一种理路，也是其多年研究经验的总结，值得研究者认真思考和借鉴。

针对中共历史研究存在过于注重精英而忽视普通人群的现象，张静如提出精英史观和民众史观都要讲的观点，体现了治史要全面的科学态度。提及民众史观，在中共历史研究领域最早提出该观点的应属郭德宏，他在2009年《史学月刊》第11期上发表了《论民众史观》，对此进行了系统阐述。这引起张静如的很多思考，也是他提出精英史观和民众史观两个都讲全观点的由头。张静如认为，写中共历史时，不仅要写精英，而且必须写共产党员群体和社会各领域不同群体的作用。否则，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历史实际。中共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表明，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执政时期，中共中央领导层的一切决策，都是靠着共产党员群体和社会各领域群体来贯彻执行，才推动了社会的前进。为改变中共历史研究注重精英忽视普通人的现象，张静如希望中共历史研究者多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并建议加强群体研究，尤其要反映群体的合力作用。在编写中共通史时，要尽量寻找相关材料，日积月累方见成效。这既表明了张静如作为研究者的责任和担当，也是他致力促进中共历史研究科学化的体现。

就中共历史学科属于历史学而言，以科学态度研究中共历史主要是要求研究者要时刻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胡适曾指出，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这是对中国史学界很有影响而实际值得思考的一段话。实际上所谓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并非科学方法本身，而是科学方法的精神或者说科学的态度。张静如一直积极提倡以科学的态度研究中共历史。他撰写了多篇文章，告诫学人研究中共历史要坚持科学的态度即坚持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如他认为求真务实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实事求是在新阶段的具体体现和深化，是中共历史研究的一个指导性原则。在中共历史研究中，贯彻求真务实的原则，就是要求历史之真，务研究之实。就是要力求弄清楚真实的历史过程，弄清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群体的真实情况，弄清楚历史发展的规律，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实实在在地进行深入研究。否则，就无法求得历史的真实。在中共历史研究中，坚持求真务实，主要是指：求历史本源之真，务搜集考证之实；求历史情节之真，务分析研究之实；求历史发展规律之真，务党史资政育人之实。[10]从事中共历史研究，还必须与时俱进，坚持创新，以体现中共历史的发展变动。而真正的创新，永远与科学一致，是推进科学发展的动力。张静如认为中共历史研究者应该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精神。但创新并不是要改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事实，也不是要改变已有的正确观点、分析、判断、结论，而是在研究角度、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开拓新的领域，用新的正确的认识代替旧的不正确的认识，用新的可靠的史料填补空白或纠正旧的不正确的史料。[11]

历史研究要靠材料说话，中共历史研究要求真务实和坚持创新，离不开史料的发掘和使用。张静如认为，研究中共历史最根本的一条，是要以第一手资料做根据，决不能用第二手材料。但“并不是任何第一手的原始资料都是可信的，一些史料需要经过考证”。当下，由于档案解密速度较慢等诸多原因，当事人的回忆录成为中共历史研究者获取材料的重要来源。但有的口述或回忆，存在不实之嫌。关于自己，多半爱说“过五关斩六将”的事，“走麦城”连提也不愿提。[12]张静如以亲身实践告诫中共历史研究者用回忆材料一定要慎重，表明了自己严谨的治学态度。他说，最近在写自己的生活、政治、学术等方面的事情时，发现这件工作很不容易。凭记忆，写出来的东西很难准确无误。研究中共历史必须以一手材料和实物为依据，对这些材料也要鉴别、考证真伪，纠正误差。他还深入分析了影响回忆材料准确性的六大要素，即时间久，记忆不準；政治化，有意掩饰；推责任，回避实况；赞先人，锦上添花；显记忆，信口开河；为充实，移花接木。[13]因此他告诫后学和同行，回忆材料有用，但要慎用。这是非常中肯的，也是科学治史所应遵循的。针对有人将日记、传记或年谱视为一手资料随意使用的情况，他还指出，即使是当事人的日记这种一手材料也不能完全可信，因为“有的日记可能会受政治气候的影响，所记未必是真实想法和认识；也有的日记是隔几天补记的，由于记忆关系可能记错”。历史人物的传记、年谱，包括权威部门编撰著的年谱、传记，都不能当做原始材料引用，也要认真对其进行核对。足见，张静如治学之严谨。

2001年《静如文存》的出版，让中共历史研究者再次感受到张静如的认真治学态度。在厚重的文存中，每篇文章后都附有一个自己写的“评文记事”。如他在《李大钊与现代化意识》一文的“评文记事”中写到：“我的文章是一个完全新的角度”，“本文的缺点是只说了现代化意识的载体，而没有对现代化意识的特点进行概括”，“我以为有错就应该承认、纠正，不要怕面子上不好看”。他的这一治学态度得到中共历史学界的广泛认可。著名中共党史学家龚育之读后专门撰文说这些《评文记事》值得介绍，认为重新审视旧文，批评它的缺点，可以“从摆脱无益于为学的绝对化、简单化中求得进步”。[14]简言之，张静如践行科学化治史理论及其严谨治学态度，既为同行同辈所认同，也为后学树起了一个治学标杆。

张静如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共历史研究不如当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才匮乏、人才队伍建设不够。当时很多人没有经过严格学术训练就登上三尺讲台且著书立说，其中有的没怎么读过书、有的是工农兵学员、有的是老干部，尽管他们为中共历史教学与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学术缺陷也客观存在。张静如在呼吁学界关注中共历史研究人才培养的同时，身体力行，在几近60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和高级访问学者已上百人。由于教学有方，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他的很多学生已成为国内著名的教授、研究员。人才是最宝贵的。有人才，中共历史研究科学化才会落到实处。从这个角度看，张静如为推动中共历史科学化所作的人才培育之功也不可忽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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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新：《回望流年：李新忆救亡与抗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

[13] 张静如：《慎用回忆材料》，《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4月。

[14] 龚育之：《<静如文存>的<评文记事>》，《百年潮》，2002年3月。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责任编辑：褚永慧

作者：沈传亮

科学执政机制研究论文篇3：

面向科学数据的资源利用效率评价框架探索

〔摘要〕科技资源是国家科技发展与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和基础保障。以科学数据为研究切入点，通过引入科学数据资源形成、准入、服务和退出的全生命周期理论，从科技资源管理实践的角度，提出了科学数据资源利用效率评价指标选择的基本原则和内容框架。期待通过制定完善的科学数据资源利用效率评价体系和相应的实施方案，提升科技资源利用的科学性、规范性和高效性，推进科技资源集成与利用水平，提升科技创新的能力。

〔关键词〕科学数据；资源利用效率；评价框架；资源共享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5.08.001

〔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科技资源对科技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突出，成为科技创新的第一推动力。科技的进步，创新的发展，最终要依靠科技资源的有效利用。由此可见，科技资源的高效利用对科技发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然而，出于种种原因，我国目前科技资源的利用效率并不高[3]，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仍处于中下游[4]，在科技资源总量总体有限和增长有限的前提下，优化科技资源的使用效果，提高资源利用率，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关键。2012年中央召开的“研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会议[5]，就是在国家层面上提升科技资源利用效率需求的一种体现。

目前，通过对科技资源的使用状况、利用效能等方面进行评价，构建科技资源绩效评价体系，是提升科技资源利用效率、优化资源使用效果的重要手段[6]，这也是当前学术界十分关注并期待有所突破的重要研究主题。国内外很多学者针对这一主题从不同的应用切入点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肖鹏[7]等人以科技型小微企业科技资源利用情况为研究背景，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构建了科技资源利用效率的指标评价体系；而孙建军[8]的贡献在于引入技术接受模型和任务技术适配模型这2种在管理领域广泛应用的思想来构建网络公共科技信息资源利用效率影响因素的解释和预测概念模型。

然而，综合分析现有研究内容可以发现，当前研究还非常零散，没有形成一个通用的评价体系，且对评价框架仅仅针对科技资源整体来开展，而对科技资源中各个具体子类（如科学数据）的评价却较少关注。为此，本文围绕国家科技资源共享工作的新需求和新形势，以科学数据为研究对象，从应用和管理的需要出发，借助科学数据资源全生命周期的相关理论基础，探索适用于科学数据资源利用效率的评价框架，并以此为后续的研究和应用提供理论支撑。

1相关概念界定

科学数据资源利用效率的评价既要关注在科学数据使用过程中所有影响目标用户使用和定位数据的影响因素，又要突出科学数据共享资源的利用价值[9]，故本文的研究以科学数据这种物性科技资源作为研究对象，以科学数据资源自身使用（而非使用效率）的角度来考量其利用的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对一些重要概念的界定是整个研究的理论基础。

11科学数据资源

科学数据资源是利用效率评价研究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整体评价框架构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术语[10]。明确科学数据资源概念的正确意义，是准确评价科学数据利用效率的前提，也是科学数据资源建设与评价的关键。

一般来说，科学数据资源的概念可划分为2个层次，广义的科学数据资源是指“科技活动或通过其他方式所获取到的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特征、变化规律等的原始基本数据，以及根据不同科技活动需要，进行系统加工整理的各类数据集合”[11]；而狭义概念是指“是通过观测、探测、调查、试验和实验所直接获取的科学数据、资料及相关信息资源”[12]。而在2005年科技部所发布的《科学数据共享概念与术语》所定义的科学数据资源是指“科技活动或通过其它方式所获取到的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特征、变化规律等的原始基本数据，以及根据不同科技活动需要，进行系统加工整理的各类数据集”[13]。科学数据资源作为科技资源的一个子集，其本质是一种信息资源，是各种关于数据信息资源概念发展演化的结果，同时也是数据信息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持续强化的结果[14]。

本文研究所涉及的科学数据资源属于一种较为广泛意义上的“科技信息资源”，它是一种能够直接（或经转化后）支持科学技术研究与技术研发活动的各类信息资源，包括科学实验数据、科研条件数据、科技文献数据、科技基础数据、自然资源数据等[13]。

2015年8月第35卷第8期现？代？情？报Journal of Modern InformationAug，2015Vol35No82015年8月第35卷第8期面向科学数据的资源利用效率评价框架探索Aug，2015Vol35No812资源利用效率

一般来说，资源利用效率是指通过资源本身的使用效能来对资源的利用行为进行考量。具体到本文的研究所指的科学数据资源的利用效率主要是从管理者和生产者的角度出发，以资源管理的视角衡量科学数据资源实际使用强度与其合理强度之间的比率，进而对其在科技创新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和价值进行评测[15]。实践经验表明，这种针对科学数据资源利用效率的评价能够切合科技管理领域的实际需求，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这种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1）满足国家推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与高效利用的迫切需求；（2）符合大数据时代科技支撑创新发展模式转变的现实要求；（3）为政府开展公共服务提供重要理论研究基础；（4）有利于促进科学数据资源优化配置，提高经费投入和使用效率。

2评价原则分析

科学数据资源利用效率的评价是一个系统性的概念，整个过程是由不同要素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各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彼此之间又不可分割。针对不同的主体对象，对于资源的评价原则也是不同的：对于科技管理部门来说，他们需要了解科学数据资源配置和利用的状况，以及相关信息提供机构的评价等信息，因此利用效率的评价的原则更侧重于人力和资金的投入的规划和设计；而对于资源的生产者来说，由于其更倾向于科技人员的喜好和需求的把握，因此对利用效率的评价过程则更倾向于使用者对于资源本身利用行为的量化和分析。

综上所述，在本文研究所要构建的科学数据资源的利用效率评价框架，应以科技管理实践的需要为出发点，并以此贯彻3个方面的原则：一是要满足宏观管理的需要，具体包括依法执政理念下，政府科技管理中心为环境营造、规划布局、政策制定等思想；二是满足科学管理的需要，重点强调科学调研、专业分析和科学决策；三是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强调抓住关键的长期变量，分析结论与建议所具有的长期有效性。

由此可见，建立一种科学、合理、易于操作的科学数据资源利用效率评价框架体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内容，这种框架体系对于完善科技资源布局、深化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和加强科技资源开放共享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这种评价体系框架也为合理配置科技数据资源、提高管理者科学决策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依据。

3评价框架构建

31目标

总体而言，针对科学数据资源利用效率评价应与国内外已有和通用的科技资源利用效率评价方法和理论相符合，为我国科技资源利用效率评价工作的规范化和通用化提供理论支持。为此，本文的研究目标是以科学数据为研究对象，针对影响其利用的一般性和共性要素开展研究，进而构建可满足宏观管理需要的科学数据资源利用效率分析框架（包括关键要素和方法），最终，在上述框架的基础上，围绕管理实践中若干紧迫性和关键性的议题形成具有较长时效的政策建议。

32评价内容

针对科学数据资源利用效率的评价主体是那些能够直接应用于科学研究领域的信息资源，如科学实验数据、科研条件数据、科技文献数据、科技基础数据、自然资源数据等。评价的内容主要基于科学数据资源的产生、准入、服务、退出的生命周期所构建的多层次、多维度的评价体系。结合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的研究提出了科学数据资源利用效率评价的5个要素，即政策环境、体制机制、优化配置、资源质量、服务模式。其中，政策环境是前提，体制机制是核心，优化配置是途径，资源质量是基础，服务模式是着力点。

321政策环境是前提

科学数据的生产和使用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离不开政策环境的支撑与辅助。国际性的科学数据共享组织的探索和实践已经表明，政策环境对于科学数据使用的形式、渠道和方法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作用显著地影响科学数据的使用效率。而在我国由于政策法规不完善所造成的科学数据使用受限的情况时有发生。上述种种现象表明，政策环境是影响科学数据利用的一个主要因素，同时也是评价科学数据资源使用效率的一个基础性指标。

322体制机制是核心

针对科学数据的管理是其利用的核心问题，其管理体制与机制是决定科学数据利用效率的关键。国内外的相关实践与应用经验表明，相关管理机构是影响科学数据资源利用效率的主体。随着相关体制建设的深入，管理机构在科学数据管理与应用的定位也日趋明显，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合理、有效的体制机制能够极大地促进科学数据的使用效率的提升，而这种体制和机制在资源利用效率的核心和关键作用也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共识。

323优化配置是途径

多样化数据来源渠道与投入形成了我国多样化的数据管理、配置与共享模式，这其中包括单位（机构）管理、区域集中管理等主要的管理与配置模式，从目前的管理实践可以发现，随着数据资源的集聚程度的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同比上升。分析这一现象表明其发生具有必然性。同时国内外的经验表明，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数据资源的集聚不仅可以有效地替身资源服务的辐射面，同时系统化的资源聚集可以支持更为复杂的科研活动，提升研发能力，进而促使资源的利用效率的提升。

324资源质量是基础

科学数据资源是反映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信息，针对这些数据的长期收集和加工，能够形成更大的分析、利用和研究价值。而专业层次高，覆盖面广且具有一定体量的数据资源是用户使用的基础，而针对这些数据资源所采用的规范操作、合理建设和科学分析等手段，能够提升资源的质量，增加用户的使用意愿，进而促进使用效率的提升。

325服务模式是着力点

以多种模式开展数据服务是推动科学数据利用的主要方式。通常意义上，科学数据服务模式涉及数据的汇聚、展示、传递和使用等多个方面，涉及面广，专业性强，而用户的需求多种多样，如果能够利用现有数据资源开展针对用户特殊需求的深层次个性化服务，必然能够提升用户使用体验，进而推动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

综上，上述评价内容能够有效地展示资源利用链“资源需求——资源集成加工——资源开放利用——资源利用评价”各环节影响科学数据资源利用的主要因素，并通过对这些因素相互管理作用的分析，能够深入认识科学数据资源的应用状况。同时，只有从资源生命周期的角度来评价科技资源利用效率，才能真正地促使科技资源生产者与管理者以推动科技资源利用率的内在需求为立足点，提供更好的资源共享服务，进而加强科研活动与资源共享与利用的联系，并与资源使用的机构和部门形成良好的交互关系。由此可见，借助科技资源生命周期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来评价科学数据的利用效率是一个全新的评价视角。

33评价框架探索

科学数据资源的高效利用依赖于政策环境、体制机制、规划配置、资源质量以及服务模式所产生的实际效率。在现阶段科学数据资源的建设已经由单纯的资源整合和集成发展到常态化的运维和服务的背景下，本文所研究的科学数据资源利用效率评价框架希望能侧重于数据资源在服务和应用中所产生的真实效率。为此结合科学数据资源的实际特性，我们确定了以科学数据资源形成、准入、服务和退出全生命周期为横轴，以影响科学数据资源利用效率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环境、体制机制、规划与配置、资源质量、服务方式与模式五类要素为纵轴，重点针对影响科学数据资源利用效率的要素，构建科学数据资源的利用效率的评价框架。相关框架体系的关系图如图1所示。

331政策环境

政策环境是影响科学数据资源利用效率的前提性因素，因此在整体框架下，对政策环境的评价应围绕科技资源生成、准入、服务与退出全生命周期中的法律政策环境要素，在梳理、对比国内外法律（含地方性法规和具有强制性的行业专业办法、规范与标准等）政策环境的基础上，以环境、科技研发活动、科学数据资源三者关系为主体，重点识别法律政策环境要素对相应科学数据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如科技资源共享环境的全面性和系统性的不足；不同法律法规之间存在的冲突制约了共享活动开展等，并以此为基础，精炼出相应的评价指标。

332体制机制

在科学数据资源利用效率各影响因素中，体制机制是一个核心性的要素。在整体框架下，针对体制机制的评价设定应以资源利用过程中管理部门的定位为切入点，在综合分析国内外不同体制、科技实力以及科技创新实力的部门具体作用模式的基础上，结合科学数据资源利用效率评价的实际情况，重点解析出这一过程中涉及到的体制机制问题，如政策引导、组织机制、投入机制与市场需求结合、人才流动机制、人们共享意识等多个角度，以此基础析取出具体的评价指标内容。

333规划配置

规划配置是提升科学数据资源利用效率的基本途径。为了能够准确识别规划配置中的各项指标，在整体框架中，应重点调查和分析其在资源生命周期的各阶段对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特别是资源的合理配置与集聚程度和水平对于利用效率的正向相关关系，并以此延伸出规划和配置水平对科研活动的支撑能力、仪器设备的使用与研发能力以及人才培养、经费高效利用模式等方面的潜在价值，以分析结果为基础，识别衡量规划配置因素的评价指标集合。

334资源质量

资源质量是数据利用的基础，也是影响利用效率的基础性因素，因此在评价框架下，重点应评估资源质量对可识别的资源利用效率的作用，这些要素包括通过科学数据资源利用所获得的科研成果的增加（如论文、专著、标准/专利、新产品/品种研发、软件著作权、图谱等其他知识产品、其他类型成果的数量增加）、科技活动增长（如科技项目数量和其他R&D项目数量的增长）、质量提升（如高水平科研产出所占比例的提高）、效率提高（如科技产出数量与强度的提升）。以这些要素为基础，通过对各要素的细化，识别出可以量化的基于资源质量的效率评价指标。

335服务方式与模式

服务方式与模式是提升科学数据资源利用效率的着力点，已有的针对科学数据使用效率研究实践表明，资源服务方式与模式对于用户使用体验有着显著的影响，这种影响必然会导致资源利用效率的不同。因此，在评价框架中的服务模式视角下，应结合科学数据服务的实践经验，探索综合性和系统性的服务模式作为一种服务载体对科学数据资源利用效率的各种影响因素，尤其需要关注那些能够提升长期科学数据资源利用潜力的各种要素，包括资源服务范围、服务总量、综合服务潜力等。以此为切入点，结合整体资源服务状况，经综合分析后确定面向服务方式与模式要素下的指标体系。

4思考和建议

科学数据是科技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科学数据资源的有效利用是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撑条件，科学数据利用效率的高低的前提是对其利用率进行有效的评价。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借助科技资源形成、准入、服务和退出全生命周期的理念，对科学数据资源利用效率的评价框架体系进行了探索，在此基础上，围绕评价框架中相关工作实践，我们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41高度重视科技资源利用效率评价工作

针对科技资源利用效率的评价是一项长期、艰苦和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科技资源利用绩效评价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资源利用效率的评价不仅可以促进科技资源全面深入地应用和整合，同时也能够为提高科技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科技创新提供参考依据。由此，科技资源管理部门，特别是资源共享管理职能部门应将把科技资源利用效率的评价当作一项长期的重要工作来开展，根据科技资源的不同类型建立相关的评价体系和标准，这对于增强我国科技资源的利用绩效，提升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竞争力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42客观、理性看待科技资源利用效率评价结果

我国针对科技资源利用效率的评价研究较少，相应的科技资源应用效果的评估环境还没有完全营造出来，这就造成了我国科技资源共享和利用的需求与实际工作的脱节。由于实践和技术方面的各种原因，本文研究所构建的科学数据利用效率评价框架还处于探索阶段，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技术分析还具有相当的局限性，这也是目前所有针对科技资源的各类评价工作的共同特点。因此，根据评价框架所得出的结果并不能覆盖实际工作的全部情况，由此建议客观和理性地对待评价框架的指标体系，切实加强科技资源的使用效率和优化配置水平。

43根据评价指标和方案，切实提高科技资源的利用效率针对科技资源评价的最终目的就是提升科技资源的利用效率，为科技创新服务。因此，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应针对评价框架进行深入的理解，有针对性地提升科技资源的利用效率，克服影响科技资源使用的时空壁垒和权益壁垒，增强服务水平，建立合理的科技资源共享专业化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打造一支专业化的服务队伍，营建良好的科技资源应用氛围，为科技资源更好地服务于科技创新奠定基础。

5总结与展望

科学数据资源是国家的战略性资源，针对科学数据资源的利用效果的评价是科研管理部门的重要工作之一[10]。为此，本文的研究以科学数据资源为切入点，应用科技资源形成、准入、服务和退出全生命周期的理念，探索了科学数据资源的利用效果评价框架，尽管这一框架体系还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还无法进行实际的应用。但通过本次研究和探索依然可以发现科学数据资源，乃至整个科技资源，在共享利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对于提高我国科技资源的使用效率、优化资源的配置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科技资源种类繁多，科技资源共享和应用的实际情况各不相同，而本文研究所构建的评价框架只是在理论层面上的一个初步探索，后期还需要通过具体的管理和实践工作来论证这种资源利用效率评价框架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且评价框架中的相关维度和指标确定还需进一步的调研和分析。总之，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为最终构建出一套准确、科学、易于操作且能够适用于各种资源实际的利用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奠定基础，进而促进我国科技创新工作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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