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的成本支付分析论文

摘要：文章通过对收入质量概念的分析，根据4省1420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收入质量体系进行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探究了收入质量体系的合理性以及各维度与收入质量的关系。研究表明，收入质量与其各维度之间的路径系数均显著，说明收入质量由收入的充足性、结构性、稳定性、成本性和知识性构成，其体系构建正确合理。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合作社的成本支付分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合作社的成本支付分析论文 篇1：

江汉平原秸秆综合利用中农户意愿分析

摘要 基于秸秆综合利用中农户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分析了江汉平原地区农户对农作物秸秆综合处理的成本收益及关键影响因素，并剖析了其处理意愿和综合处理策略，为各地结合“禁烧令”，有效地促进秸秆综合利用在各地区最大限度的发挥其作用。

关键词 秸秆综合利用；成本收益分析；Logistic模型

Analysis of Farmers’ Willingness in Straw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in Jianghan Plain

TAN Yuting， YANG Lindong， CHEN Yuan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Wuhan，Hubei 430074）

Key words Straw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Costbenefit analysis； Logistic model

基金项目 2015年中国科学院——国家民委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与开发联合实验室招标项目（编号11）“江汉平原地区秸秆燃烧现状及综合利用的调查研究”。

作者简介 谈玉婷（1983—），女，江苏南京人，助理研究员，硕士，从事民族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

收稿日期 2017-07-12

我国是农业大国，每年产生秸秆超过7亿t，秸秆处理问题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目前，我国秸秆利用方式主要有秸秆还田、秸秆养畜、秸秆燃料、制造沼气、就地焚烧以及用来进行发电、产气、造纸、加工工艺手工品等。受传统观念、相关产业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各地区间秸秆利用方式存在着很大差异[1]。推动秸秆资源的综合利用，不仅能有效缓解农作物秸秆废弃和焚烧带来的一系列生态问题，还能加快实现中共十八大提出的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笔者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形成了秸秆综合利用中农户行为的整体性框架，并就此所引发的成本收益变化，采用Logistic模型对江汉平原地区农户意愿进行分析，寻求将各种方法结合利用的有效途径，从而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加全面的信息。

1 秸秆综合利用中农户的成本收益分析

一般而言，农户作为理性的经济主体，其对秸秆处理的

行为方式会遵循行为科学的一般规律——农户在了解秸秆各种处置方式以及不同收益的基础上形成自身意愿和外部激励，为了追求潜在的处理收益，在外部环境激励下形成处理意愿，进而通过比较成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风险成本等）和收益（直接收益、机会收益和风险收益等）的水平，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将意愿转化为行为，从而实现预期的处理行为目标。由此可见，在农户处理行为决策的过程中，成本和收益是决策的核心与关键。

从经济学理论角度来说，不同的秸秆处理方式，其相应的成本与收益也可能不同。根据实地调查情况来看，秸秆综合处理方式中除秸秆还田外都需要进行秸秆的运输，然后才能用作其他处理方式，例如饲料、沼气等。因此农户综合处理秸秆方式上存在着环节问题，也会存在约束性条件。表1说明了各种秸秆综合利用所涉及的成本和收益。

表1中，除了秸秆还田以及加工手工艺品，秸秆其他处理方对式农户产生的主要成本在于运输费用。

1.1 秸秆还田的成本和收益 农户处理秸秆在利用上可通过焚烧还田，堆肥还田等传统方式对秸秆进行再利用。秸秆还田能够促进土壤有机含量的增加，改良土壤、加速生土熟化、提高土壤肥力，协调土壤有机含量比例失调的矛盾，同时能够提高土壤水分的保蓄能力。秸秆还田的增肥增产作用显著，一般可增产5%～10%，是促进农业稳产、高产、高速，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途径。但是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并非易事[2]。据调查，秸秆还田量并不是越多越好，一般应控制在7.5 t/hm2以下。若方法不当，会导致土壤病菌增加，作物病害加重及缺苗（僵苗）等不良现象。因此采取合理的秸秆还田措施，才能起到良好的还田效果[3]。

1.2 运输成本 对于秸秆综合利用，最重要的就是解决其运输问题。对农民而言，不论是企业和政府的收购价位，还秸秆其收割集中的劳务费都不能满足其要求。通过走访几个秸秆加工企业了解到，秸秆的收购价格在100～200元/t，且不同种类的秸秆收购价格不等，而一般而言，0.2 hm2地才能产生1 t左右的秸秆，这对农民而言，需要承担的收割费用相当高。从苏中地区实践看，秸秆收集出售，一要增加劳动力，二要增加运输成本，按目前的秸秆收购价位，农民们觉得不划算。

1.3 加工手工艺产品的成本收益 张家界“土家六月六”民俗文化节上，展出了一批休闲农业创意精品。其中，当地农民利用废弃农作物秸秆加工的人物、飞鸟等工艺品，以及草鞋、簸箕等生活用品，受到游客青睐。麦收时节，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农民把收获的小麦秸秆晾晒消毒后编制成精美的草编工艺品出口海内外，既避免了秸秆焚烧造成的环境污染，又增加了收入。当地政府因势利导，协调农商行资金扶持創办了草编合作社，通过网商、微博等渠道发布供求信息。目前，该县有10多个专业村上万名农民从事农作物秸秆编制业，年编织出口秸秆工艺品100万件（套）以上，消化小麦等农作物秸秆4万t以上，当地农民靠编织秸秆工艺品走上富裕道路。由上可分析出农作物秸秆加工手工艺品有着巨大的潜在市场，农户可在农闲时进行秸秆的手工艺制作，既极好地处理了秸秆存留问题，又增加了收入[4]。

2 秸秆综合利用净收益模型的分析

2.1 模型的建立

2.1.1 模型假设。净收益模型建立在以下假设的基础上。

H1：每一个农户都符合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设，追求利润最大化或效用函数最大化。

H2：每一个农户都是进行独立决策，不受他人及外部性的影响。

H3：不考虑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只考虑货币性成本收益。

2.1.2 模型构建。成本收益分析是市场经济主体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通过比较经济行为的全部成本和收益，进行经济行为决策的有效方法。他的目标是为了使社会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为社会提供最大的效益。应用成本收益分析对农户处置秸秆方式进行评估时，主要用于判断其对农业生产、农户收益、环境和社会效益的影响[5]。

此处引入“净收益”的概念，即：

净收益= T t=0 （Ai-Ci） （1）

式中，Ai和Ci表示在每个时间段的总收益和总成本，t=0，...，T，表示计算收益和成本的不同时间段。按照理性人的假设，农村劳动力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忽略非经济成本和收益的情况下，在做出选择之前，都要对各种可供选择的行为方式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比较、预测。一般来说，信息完全的市场上，如果净收益是正值，那么说明这个决策是造成的是正面的结果；反之，如果净收益是负值，决策就会造成负面的结果。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找到秸秆处置问题的最佳平衡点。

决策中各个变量都是通过影响Ai和Ci来影响农户关于秸秆处理方式的决策。

2.2 模型测算

2.2.1 秸秆还田的净收益。据测算，秸秆还田可减少复合肥用量360 kg/hm2，减少复合肥支出1 080元/hm2。相关的成本中包括秸秆粉碎机收割费用是900元/hm2，政府补贴300元/hm2。秸秆还田的净收益

T t=0 （Ai-Ci）=1 080-900+300=480元/hm2。

2.2.2 喂养牲畜的净收益。虽然秸秆中粗蛋白含量很高，但是直接用来饲养猪、鸡等牲畜并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直接打碎作为饲料不能充分释放出秸秆中的蛋白含量，家畜的质量也得不到良好的保障。且秸秆粉碎机的价格在9 000元/台左右， 农户只能考虑眼前的短期利益，饲养牲畜的饲料价格相对于处理秸秆的成本短期来看较为低廉。所以农户基本不会采用秸秆喂养牲畜的处理方式，净收益为负。

2.2.3 作为燃料的净收益。仙桃市三伏潭镇三伏潭村村民解释焚烧秸秆的原因为：“我们以前不烧，因为秸秆可烧火做饭、给猪牛羊铺圈，还可以喂牲口。现在青壮劳力都出去打工了，也没有几户用秸秆铺猪圈喂牲口；乡下都用上了液化气，做饭已不用秸秆了”。可见秸秆作为燃料的净收益基本为0。

2.2.4 直接出售的净收益。农户可以选择直接将秸秆出售给企业进行加工，制作食用菌、生物质燃料等，实现秸秆的综合利用。考虑出售秸秆的成本主要是打捆和运输的成本。若由农户自行人工打捆的成本为劳动力成本，约为3 000元/hm2。若由机器打捆成本为机械成本，一台打捆机一天作业7 h，能够打捆秸秆1 000捆，作业面积约为3.33 hm2。打捆机成本约为1 500元/hm2，农机专用合作社支付给农民300元/hm2补贴，机械化油耗4.5元/hm2；每台机器需要雇佣2名工人，每人每天100元，合计60元/hm2；设备折旧经计算设备折旧费用为150元/hm2。秸秆直接出售的机器打捆成本约为：1 500-300+4.5+60+150=1 414.5元/hm2。

秸秆收购价格为：小麦秸秆18 000元/hm2，水稻秸秆2 250元/hm2。用小麦秸秆进行计算，每捆小麦秸秆的重量约为14 kg，单位面积捆数大概为300～450捆/hm2，不考虑运输成本单位面积秸秆的收益约为：

Ai=（14×300÷15 000）×18 000=5 040（元/hm2）

如考虑农户自行运输，秸秆体积大，一辆中型货车一次只能载800 kg，每天只能收回3 t秸秆，一辆卡车要配置4个工人进行秸秆搬运，每人每天80元工资；汽油费加汽车折旧费每天600元。平均运输成本为6 184.5元/hm2，如果企业下到农户家庭或田间地头收购秸秆，则农户只需承担搬运秸秆的人工费用，无需承担运输费用。直接出售秸秆的成本收益见表2。

2.2.5 制作手工艺品的净收益。目前市面上用秸秆制作手工艺品有麦秆画、餐具等，市价上下浮动较大，但市场前景还是非常可观的。农户只需在农闲时进行秸秆的手工加工，既能充分利用时间获得额外的收益，又使秸秆得到了很好的处理。

2.3 模型结果分析 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可以看出，农户其实不太愿意通过增加自身的成本来处理秸秆。而单个农民在秸秆循环利用中却又是最关键的因素，因为农民是秸秆生产和收获的直接参与者。但是，农民在与政府、企业二者的关系中，处于相对弱势，在“禁烧令”出台后，不得不按照政府的要求停止焚烧；同时，虽然企业在收购秸秆中处于定价方，但是现在的新能源企业较少，很难形成完整的收购和交易体系，难以实现供需平衡。所以，农民对秸秆综合利用的意愿在整个循环系统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从农民角度出发，在依靠政府和企业扶持的同时，应从自身角度思考其在秸秆禁烧和利用中的定位。不论是政府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还是兴办以秸秆为原料的龙头企业，落腳点依然在农户。农户应从自身角度认识到处理秸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认识到综合利用能带来的收益和改变，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禁烧和综合利用的问题。这就需要在农村地区发展农业大户，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依托，建立产销机制，增强农民和企业的谈判议价能力。同时，在农民中也可以发掘一部分人建立秸秆后期回收的专门团队，实现自我开发。

3 秸秆综合利用的农户意愿模型分析

3.1 模型准备 以市场经济下的农业体制为背景，假设农户是理性的，在技术推广意愿选择时，遵从社会认可的价值标准。基于在被解释变量中，将愿意将秸秆进行综合处理的定义为y=1，将不愿意定义为y=0，设y=1的概率为p，则y的分布函数[1]：

f（y）=py（1-p）（1-y）；y=0，1

3.2 模型建立 农户意愿模型拟引入3类11个解释变量，并据此将农户采用秸秆综合处理的意愿设定为以下函数形式[7]：

農户选择意愿=F（个人特征变量，环境特征变量，认知特征变量）+随机扰动项

农户“愿意进行秸秆综合处理”与“不愿意进行秸秆综合处理”之间进行选择的概率是由农户特征所决定，由于因变量为“是”“否”选择对秸秆采用综合处理的一个二分变量，因而考虑应用二元选择模型，且Logistic其最为合适，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回归参数进行估计，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Pi=F A+ m j=1 BiXij+L =1/ 1+e - A+ m i=1 BiCij+L

式中，Pi表示农户愿意对秸秆进行综合处理的概率；i为农户标号；A表示回归截距；m表示影响这一概率的因素个数；Bi表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j为影响因素编号；Xij是解释变量，表示第i个样本的第j种影响因素；L为误差项。

该研究农户意愿模型变量含义及预期方向见表3。

3.3 模型分析 运用SPSS统计软件分析数据将上述因素赋值后，进行二元回归分析。通过Sig.值可知如果将模型外的各个变量纳入模型，整个模型的拟合优度改变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表4结果表明，该模型的Sig.值小于0.05，说明有统计学意义。

3.3.1 农户个人特征变量。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男性的推广意愿比女性高51.4%。年龄的系数为-15.942，表明农户对秸秆进行综合处理的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小。受教育水平的系数为15.454，表明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户进行综合处理的意愿也越强。外出务工经历和设计技术培训的系数均为正值，表明外出务工以及具有技术培训的经历的农户更愿意对进行综合处理。以上结果符合预期假设。

3.3.2 环境特征变量。劳动力人口数、农业收入水平和政府举办宣传培训的系数均为正值，表明这些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来说都成正相关的关系。而耕地面积的系数为31.677，表明耕地面积对于农户对秸秆进行综合处理意愿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影响。符合前面的基本假设。

3.3.3 农户的认知特征变量。农户所在区域的推广和管理以及推广信息的关注度对其处理秸秆的行为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当农户所在的村镇对于秸秆综合处理方式和意义等信息的宣传推广度越高，农户对于信息的关注度也越高，从而也更愿意对秸秆进行综合处理。符合以上假设预测。

4 结论与政策含义

4.1 江汉平原秸秆资源量巨大 通过对江汉平原地区的农作物秸秆总量进行估算可知，其秸秆储量巨大，资源量丰富。且由于江汉平原的耕作习惯长期倾向于水稻和小麦，两种秸秆的质地良好，能加大秸秆的利用效率，有效提高秸秆的综合利用水平。

4.2 江汉平原地区禁烧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调查发现，湖北省在颁布“禁烧令”以后，各地方政府纷纷响应，并采取有效手段开展禁烧工作。部分地区已经实现了农作物秸秆禁烧的100%，大部分地区都取得了一定成效，并形成了市、区（县）、镇（乡）、村各级联动的禁烧机制。

4.3 加大秸秆综合利用能有效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加大秸秆综合利用能有效提高秸秆使用效率，从形式上看，秸秆粉碎还田增加了农民的生产资料费用，但是，如果能对农作物秸秆进行有效加工和综合利用，不仅能加快实现农作物秸秆的资源化，还能推动其商品化。

4.4 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任重道远 政府在推行“禁烧令”的同时，还要加强综合利用的实践推行，这就增加了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难度，很难有足够的人手推行强制措施；对企业而言，现今的农业发展水平很难让企业实现现代化技术与农业的对接，运输成本、仓储成本等依然是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限制因素；从农民角度看，传统的耕作模式和禁烧秸秆本就是两个对立面，农民在没有强制措施的情况下还是会轻易放弃现有的管理方式，而选择焚烧秸秆。

4.5 培育市场、制度创新以优化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 江汉平原3 000万t以上的秸秆总量，对于政府、企业和农民来说都是极高的资源量。因此，积极培育秸秆市场主体，能有效实现区域经济再发展和农村经济的兴起。该研究充分论述了秸秆焚烧和综合利用的成本收益，也得到相应结论，通过制度创新能实现秸秆的综合利用，并能引导农户改变耕作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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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旭凡，冯紫曦，孙家堂. 农户秸秆处理行为研究综述[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S2）：41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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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硕. 秸秆：不烧，该咋整？[N].人民政协报，2014-10-16（011）.

[5] 杜亚静.农药化肥政策中的受益成本分析[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6.

[6] 陈秀兰，何勇，曾维忠.农业科研人员技术推广的意愿研究：基于四川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科学学研究，2010，28（2）：263-268.

[7] 邓启明，胡剑锋，黄祖辉.经济发达地区农户参与现代高效生态农业建设的意愿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5）：22-28.

作者：谈玉婷 杨林东 陈沅

合作社的成本支付分析论文 篇2：

基于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农户收入质量研究

摘要：文章通过对收入质量概念的分析，根据4省1 420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收入质量体系进行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探究了收入质量体系的合理性以及各维度与收入质量的关系。研究表明，收入质量与其各维度之间的路径系数均显著，说明收入质量由收入的充足性、结构性、稳定性、成本性和知识性构成，其体系构建正确合理。其中，收入的充足性对收入质量的影响最大，影响能力达到0.781。收入的稳定性、结构性、成本性和知识性影响程度依次降低，影响能力分别为0.541，0.472，0.288和0.259。收入的成本性负向影响收入质量，其他维度为正向影响。因此，在关注农户收入数量的同时，应重视收入质量的其他维度。

关键词：收入质量；收入质量体系；结构方程模型；验证性因子分析

一、问题与文献回顾

“三农”问题历来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促进农民增收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关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要慎重稳妥推进产权抵押，以及增加农民获得收入的渠道。此外，中央一号文件已经连续12年聚焦“三农”，其中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专门指出需要“围绕促进农民增收，加大惠农政策力度”，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开发农村二三产业增收空间，拓宽农村外部增收渠道，加大政策助农增收力度，努力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保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的势头。农业经济管理学术界对农民收入问题十分关注，学者们最早重视的是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通过分析影响因素提出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1-2]；随着农民收入的增长，城乡收入差异等现象成为了关注重点[3]；如今，农民收入渠道呈现多元化，农民收入结构变迁和农民收入波动是新的研究热点[4-5]。中国学者在以上研究中获得了大量成果。然而，大部分研究着眼于农民收入的数量。随着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发现收入数量已经不能确切反映农民的收入甚至生活水平的变化。有学者于研究农民工收入时提出了“收入质量”的概念。该概念指出，农民工收入不仅有量的规定性，也有质的规定性。收入质量涵盖收入的充足性、结构性、稳定性、成本性和知识性五个维度[6]。收入数量实际上依赖于收入质量，没有收入质量的提高就没有收入数量的增长。

依托于收入质量，学者们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对农民工收入质量的研究表明，收入充足、结构合理、增长稳定、获取成本低、知识含量高的农民工自我感知的收入质量满意度高。相比于城镇居民，农民工的收入公平感严重失衡，收入质量满意度低[7]。随后，收入质量的研究对象从农民工转为农户。这不但是因为农户是农业生产、农产品销售和剩余产品消费的基本单位，而且随着时代发展，农户农业收入比重急剧下降，工资性收入大幅提升，与收入质量的概念契合。此外，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将成为一个历史称谓。农民将不再被城乡“二元”经济和户籍制度所束缚，成为一个真正的职业——从事农业生产的行为人。因此，收入质量的研究对象从农民工到农户的转移，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收入质量通过借鉴人力资本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以收入数量为评价基础，从收入的充足性、稳定性、结构性、成本性以及知识性五个方面考察收入的优劣程度。收入质量对贷款行为的起始阶段、决策阶段和实施阶段均有着显著影响，收入质量概念应纳入到贷款风险评级体系中[8]。

收入质量概念提出的时间不长，但成果卓越：相关学者提出并改进了收入质量概念，并初步选取指标构建了农户收入质量体系。收入数量与收入质量的变化分别属于量变和质变，但二者之间相互依存[6-9]。然而，现有研究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收入质量缺乏一个评价体系构建，以往研究虽然提出了收入质量有高低之分，但是缺乏量化和综合评价。其次，收入质量应为客观评价收入的概念。收入数量的变化体现的是名义收入水平的变动，属于量变；收入质量的变化体现的是经济实力的增长，属于质变。使用自我感知的满意度进行评价较为不妥。第三，收入质量的现有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多数研究将五个维度分别作为自变量放入回归方程观察是否显著，没有凸显收入质量是一个单独的经济概念。最后，目前没有研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确认和评估收入质量体系是否适当合理。一个正确的收入质量体系是构建评价体系的前提。因此，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收入质量体系进行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探究收入质量体系构建的合理性，验证五个维度对收入质量影响的显著性和影响程度，为收入质量评价体系的建立和收入质量评价的量化奠定基础。

二、收入质量体系构建及理论假设

如前文所言，收入数量已不能确切反映农户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而收入质量可以很好地弥补这一缺憾。收入质量不但决定了收入水平，而且决定了农户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农户的消费、投资与贷款等行为都与自身的收入质量相关，这也是收入质量的经济意义之一。根据收入质量的概念，收入质量体系应由以下五个维度构成：收入的充足性、结构性、稳定性、成本性和知识性。

（一）收入的充足性

收入的充足性是指收入数量能否满足农户的需求，体现了收入质量的深度。农民收入如何增长始终是农业经济管理学术界最为重视的话题之一。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需要不断增加农民收入[10]，农民收入问题影响到农民的生活水平，影响到农业生产能力，也影响到国民经济中的市场需求[11]。已有文献中提到的农民收入主要是指农民的收入数量，收入数量的充足，是收入质量提高的根本前提。此外，农户的收入是否充足，除了需要考虑其收入数量之外，还需要考虑其收支情况和潜在的收入（如增加了劳动力）。无论是农户的收入水平，还是其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理性的经济人均会结合以上因素进行思考。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农户收入的充足性越高，收入质量越高。

（二）收入的结构性

收入的结构性是指农户各种收入来源的比例，体现了收入质量的广度。收入结构的变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收入来源多元化，二是各收入来源比例优化。收入来源多元化，农户的收入来源增加，提高了收入水平；各收入来源比例的优化，是收入增长的原因之一。合理的收入结构降低了收入大幅波动的风险，提高了农户参与经济活动的信心。由于农户获得收入渠道的分化，收入结构的合理性研究需要将研究主体分为以经营性收入为主和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农户。本文认为，主要收入来源所占比例越高，收入来源越多，收入结构越合理。但如今，家庭经营性收入比重降低，无法成为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源泉[12]，根本原因在于各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不同[13]。因此，本文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2：农户收入的结构性越合理，收入质量越高。

（三）收入的稳定性

收入的稳定性是指农户收入的波动情况，体现了收入质量的平稳度。很多学者研究发现，收入不稳定的农户收入数量较低[7]。此外，收入越不稳定的农户，其边际消费倾向越低[14]。综上可知，收入不稳定的农户，其生活水平和经济活动参与度较低。即使收入数量很高，理性也会促使其将收入储蓄以预防风险。此外，相对于其他行业，农户收入的稳定性受经济波动、气候等影响较为严重，不利于农户收入水平的提升。收入的稳定性不但体现在收入数量的稳定性，也体现在工作的稳定性上。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农户收入越稳定，收入质量越高。

（四）收入的成本性

收入的成本性是指农户在获取收入过程中支付各项成本的情况，体现了收入质量的效率。随着时代发展，收入的成本不但包括农户在经营过程中所需要购买农机农具、种子、化肥、饲料、农药、灌溉等花销，也包括人际关系投入和交通投入。亦即，在传统的物力成本和劳力成本的基础上，农户的成本逐渐出现了交易成本和流动成本[15]。在获取收入的过程中，支付的成本过高，将严重影响农户的收入水平与经济活动参与程度（农户会将收入进行预防性储蓄，信贷可以较好地解决此种现象）。因此，本文提出假设4：收入获取过程中的成本越低，收入质量越高。

（五）收入的知识性

收入的知识性是指农户内部成员拥有的能够获得收入的知识和技能，体现了收入质量的核心——人力资本。明瑟方程指出，收入与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高度相关。通过借鉴人力资本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将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等作为内生变量。农户成员的受教育程度、技能水平的高低，显著影响他们的接受能力、预防风险与控制风险的能力。知识含量高的农民，经营能力和工作能力往往较高，更有利于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对风险的有效防控，能够提高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可见，人力资本将影响农户收入，尤其是非农收入[16]。因此，本文提出假设5：收入的知识性对收入质量影响程度大，影响方向为正。

以上五个假设在本文总结有关收入质量各维度的文献基础上，结合相应分析提出，从理论上对收入质量体系进行了说明。

三、数据来源、方法与变量选择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基本情况

本文数据来自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农户收入质量的农村正规信贷约束模拟检验及政策改进研究”项目组于2014年7月至8月进行的入户调查。调查组通过随机抽取确定了陕西省宝鸡市、陕西省咸阳市、甘肃省定西市、河南省信阳市和山东省潍坊市作为调查地点，根据当地收入水平高低，每个市随机抽取3个县，每个县抽取7个村，每个村抽取12～14户。共发放问卷1 465份，回收有效问卷1 420份，有效率为96.9%。样本的部分基本情况见表1。

（二）方法选择

由于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一是验证收入质量概念的合理性以及收入质量各维度之间与收入质量本身的联系，又涉及收入质量、收入质量的各维度等众多潜变量，传统回归方法无法衡量。因此本文选择验证性因子分析作为研究方法。验证性因子分析又称为验证性因素分析，与探索性因子分析构成了因子分析法。相对于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必须有特定的理论观点或概念构架作为基础，然后借由数学程序来确认评估该理论观点所导出的计量模型是否适当合理，因此，理念构架对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影响是在分析之前发生的，其计量模型具有先验性。验证性因子分析被使用于检验一组测量变量与一组可以解释测量变量的因素概念间的关系，并分析确认实现假设的测量变量与因素间关系的正确性，非常适合于收入质量概念的验证。

验证性因子分析属于结构方程模型（SEM）的一种次模型，为SEM分析的一种特殊应用。由于SEM的模型界定能够处理潜在变量的估计与分析，具有高度的理论先验性。因此可根据潜在变量的内容和属性，提出适当的测量变量，借由SEM的分析程序，便可以对潜在变量的结构或影响关系进行有效的分析。SEM由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两部分组成，其模型表达形式为：

其中， X为外生观测变量，ξ为外生潜变量，Λx为外生观测变量在外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载荷矩阵，δ为外生观测变量的误差项。Y为内生观测变量（在因子分析中用来生成内生潜变量的那些变量），η为内生潜变量，Λy为内生观测变量在内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载荷矩阵，ε为内生变量的误差项。B和Γ都是路径系数，B表示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Γ则表示外生潜变量对于内生潜变量值的影响，ζ为结构方程的误差项。

图1 二阶验证性分析假设模型

本文使用的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是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特例，由于收入质量的五个维度高度相关，收入质量概念比收入质量五个维度更高一阶，收入质量五个维度均受到收入质量影响，亦即收入质量五个维度中的任一变动，均可认为是收入质量的变动。本文的二阶验证性因素分析假设模型表达如图1所示。

（三）变量及指标选取

基于现有文献和理论分析，本研究选取了19个观测变量衡量收入质量的五个维度。度量收入充足性的四个指标为2013农户总收入、农户的收支状况、收入增加可能性和花销后结余。收入结构性的三个指标为最主要收入来源占比、收入来源数和各收入来源比例离差平方和。收入稳定性的四个指标为收入数量稳定性、收入来源稳定性、更换工作次数和总收入增长状况。收入成本性的四个指标为获取投入的生产成本、收入获取的难易度、获取收入中人际关系投入和获取收入的活动范围。收入知识性的四个指标为家庭成员参加技术培训个数、三年内接受培训次数、受教育程度和工作技能水平。以上问题本研究均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法进行赋值。由于收入的成本性中的指标属于逆指标，即数值越小越好，不利于因子分析。因此本文将逆指标进行转换，将问卷中原来的1～5转换为5～1。变量的名称、编号和取值说明见表2。

从表2可知，被调查农户收入充足性的指标平均值较低，说明收入数量较少。每个农户的收入来源平均在两种以上。被调查农户的收入普遍稳定但增长速度较慢。调查表明，经营非农产业或规模化农业为主的农户，受到市场因素等影响，收入较高但稳定性较差；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农户，由于工作主要以打工为主，属于临时工作，所以收入居中但稳定性一般；以传统种植业为主的农户，由于耕地面积有限和国家粮食最低收购价格保护，除非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否则收入虽少但稳定性较强。这种现象其实不利于农户收入的增长。收入的知识性各指标值较低，说明被调查农户获得收入所包含的知识性普遍较低。在此次调查中再次证明，收入的知识性对收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收入前20%的受调查对象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分别比平均值高出10.5%和23.4%。

四、拟合评价和参数估计

使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前提是模型可以识别。t法则认为，模型可识别的一个必要条件是t≤（m+n）×（m+n+1）/2。其中，t为模型中自由估计的参数个数，m是测度潜变量的可观测变量个数，n是测度解释因变量的可观测变量个数。在本文模型中共包含49个参数，19个可观测变量，符合t法则的识别条件，因此本文的结构方程模型可识别。

在使用问卷调查数据之前，需要对该数据进行信度检验和效度检验，以分别证明模型设计的问题能够一致反映模型中的潜变量，以及问卷设计问题有较高的解释力。信度检验一般使用Cronbach提出的α系数测量，α系数越接近于1，说明信度越高。在现有研究中，当α系数大于或等于0.7时，认为其内部一致性较高，在0.35至0.7之间则认为一致性普通。效度检验一般使用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方法，KMO值大于或等于0.7时，认为其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在0.5以下不适合使用。Bartlett检验值用于检验各变量是否互相独立，拒绝原假设说明可以做因子分析。本文使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使用Amos7.0软件进行结构方程的参数估计。收入质量各维度的观测变量参数估计与信度检验结果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收入的结构性潜变量下的X7“各收入来源比例离差平方和”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不显著，说明该观测变量不能很好地反映收入的结构性。收入质量五个维度内部一致性较高，除X7外解释变量全部在0.0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五个收入质量维度的KMO值均大于0.7，表明变量数据可以用于实证研究。

结构方程模型通常采用总体拟合指数（GFI）、比较拟合指数（CFI）、近似均方根误差指数（RMSEA）和卡方值比上自由度（CMIN/DF）等指标评价模型的拟合效果。由于本文样本量极大，卡方值比上自由度的评价代表性较差，因此本文使用前三种指标进行拟合效果判定。其中，GFI和CFI大于0.9，RMSEA小于0.1时可认为结构方程模型适配良好。模型拟合指标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本文使用的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良好，可以进行结构模型之间的参数估计分析，潜变量间的参数估计结果见表5。

通过参数估计结果可知，假设1通过了验证。收入越充足的农户收入质量越高，且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收入的充足是收入质量提高的前提，收入数量的增加才能促进收入质量的增加。高达0.781的影响能力证明了收入质量理论是建立在一定收入数量的基础之上。

收入的结构性对收入质量的影响显著，且方向为正，部分验证了本文的假设2。这说明，收入结构越合理的农户收入质量越高。已有文献关注合理性较少，而更加关注收入结构的变迁过程。目前，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数量和比例均日益增长，农民的收入结构呈现分化——以家庭经营收入为主和以工资性收入为主。从本文的模型结果可以看出，最主要收入来源收入比例的提升会提高显著收入质量。在调查中也发现，高收入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依然是经营性收入，既有传统的农业种植养殖，也有新兴的农产品加工甚至非农产业的经营。与原假设2相悖的是，变量X6“收入来源数”的系数显著为负，预示着收入质量提高的过程中收入来源在减少，这证明了农业的未来发展趋势是现有农民的彻底分化：一部分彻底放弃农业进城务工，另一部分进行农业专业化生产和单一化经营。

收入的稳定性对收入质量的影响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为正，本文的假设3通过了验证，即收入越稳定的农户收入质量越高。通过研究发现，收入稳定性高的农户，其消费水平、金融需求、信贷行为、创业意向和生活水平均高于收入稳定性差的农户，其深层原因是收入质量的优劣。另外，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农户，其收入的稳定性一般高于经营性收入为主的农户，这说明收入的结构性和稳定性之间可能暗含着相关关系。收入稳定性的影响能力达到0.541，仅次于收入充足性，同样属于重要的收入质量维度。

收入的成本性对收入质量的影响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为正。由于在数据的处理过程中，将获取收入过程中需要成本的问题从成本高到成本低排序，因此本文的假设4同样通过了验证，即收入的成本性越低，收入质量越高。收入成本性的影响能力为0.288，相对于收入充足性和收入稳定性，该维度的重要程度相对较弱，亦即在获取收入过程中，农户更加重视收入充足和稳定而不是收入所需支付的成本。值得一提的是，在衡量该维度的观测变量中，变量X15“获取收入的活动范围”系数显著为负。这预示着在外地获取收入可能比本地所需支付的成本更少，很可能在外省工作的农民在一年中很少回到家乡，从而降低了流动成本所致。

收入的知识性对收入质量的影响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本文的假设5通过了验证，即农户的整体知识或技能水平越高，收入质量越高。随着人力资本时代的来临，农户在提高收入方面也需要较高的知识性：农业经营需要管理技能，农业新技术推广与扩散需要农作物的种植技能、新技术的学习能力和信息搜索能力，技能型工作的工资往往高于体力型工作，并且变相地降低了劳动成本。但是，该维度的影响能力为0.259，在所有维度中影响能力最弱，说明在经济转型时期，收入与知识性的相关程度还不够，收入的知识性亟待重视。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收入质量概念的分析，根据4省1 420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收入质量体系进行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探究了收入质量体系的合理性以及各维度与收入质量的关系，得到了如下结论：第一，收入质量与其各维度之间的路径系数均显著，说明收入质量由收入的充足性、结构性、稳定性、成本性和知识性构成，其体系构建正确合理。第二，收入的充足性是收入质量中最重要的维度，是收入质量的基础，是收入从量变到质变的前提。收入的稳定性是收入质量中同样重要的维度，收入的稳定会增加农户消费、投资等行为的信心。收入的结构性显著正向影响收入质量。收入渠道的分化，导致收入结构的合理性需要全面理性思考。同时，收入质量提高的过程中收入来源在减少。第三，相对于收入的充足性、结构性和稳定性，成本性和知识性的影响能力相对较低。农户获取收入过程中付出成本越低，获取收入过程中使用到的整体知识和技能水平越高，其收入质量越高。

依据研究结论，本文认为，为了促进农户收入质量的提升，首先，从收入的充足性入手，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将有能力、有意愿并长期在城镇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逐步转为城镇居民有助于提高转移就业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此外，新型城镇化需要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其中，城镇化是平台，农业现代化是发展的根基，两者相辅相成。新型城镇化同样有助于农业的发展，提高农民的经营性收入。鼓励土地流转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推进土地承包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鼓励农户自愿以多种合法方式流转承包土地，解决承包土地细碎化等问题。在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的同时，还要注意土地流转用途以及合理确定土地面积，在规模经营上追求“适度”而不是“一味扩大”。同时，依照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参考日本学者今村奈良臣“六次产业”理念，将产业链、价值链等现代产业组织方式引入农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服务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不但可增加农产品价值，增加农村就业岗位，而且能拓展农村就业领域，提高农户的收入充足性。其次，从农户收入结构性和稳定性出发，落实惠农政策，增加财政支农力度，优化财政支农的支出结构，建立完善的财政支农资金绩效考评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农户的转移性收入。另外，金融机构应积极增加农村金融创新产品，适当增加农户的贷款展期。增加政府及保险机构在农村金融中的功能，以政府产业政策为导向，以政府财政投入的基金做担保，银行等金融机构为符合贷款条件的担保对象提供贷款，保险公司对上述贷款提供保证保险，从而对贷款进行有效控制和分散风险。财政与金融的扶持措施将优化农户收入结构，提升农户收入的稳定性，降低收入成本。再次，大力发展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和农业中介组织，改进“农户+公司”或“农户+合作社”的农业产业化模式，将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家庭农场加入产业化模式中，既能解决“农户+公司”模式中农户议价能力弱的现象，也能弥补“农户+合作社”模式下农户经营规模小导致该模式生产水平低、不稳定的缺陷，提高了农户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降低了农户增收的交易成本。最后，要提高农民素质，引导农民科技致富。这不但体现在基础教育的普及上，更要积极发展成人教育和科技培训：一方面通过向农民发放“教育券”和“培训券”，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服务，提高其转移就业能力；另一方面通过组织专业人员进村办班指导，针对不同情况设计特定培训内容，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充分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杠杆效应，使用较少的财政支农资金，撬动较多的社会资本，增加成人教育和科技培训投入，提升农户收入的知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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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income quality； income quality syste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责任编辑 傅旭东）

作者：任劼 孔荣

合作社的成本支付分析论文 篇3：

农村发展中水环境管理的农户参与机制设计

摘要：农村水环境管理机制设计是水环境管理过程中关键的环节。本文在分析管理现状的基础上，运用委托—代理模型，设计了全新的农户参与式的管理机制，并对管理机制的有效实施提出了科学的建议。

关键词：农村水环境；委托—代理；长效机制

一、引言

农村水环境是指分布在广大农村的河流、湖沼、沟渠、池塘、水库等地表水、土壤水和地下水的总称。在现阶段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已经将良好的农村水环境列为发展的刚性指标。就农村发展而言，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都离不开良好的水环境。从国家层面来说，其饮用水、粮食等的安全也需要良好的水环境作为基础和后盾。但是，近几十年来，我国农村水环境质量不断下滑，这种情况在东部地区尤为明显，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和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牺牲了生态环境从而来换取经济利益。目前我国不良的水环境给处于弱势的农业和农民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农村生态平衡和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正受到一定程度的威胁。另外，城市地区的水污染与农村水环境质量相互影响，然而目前我国在农村并没有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仅仅注重城市污水的治理，无法从根本上、整体上解决我国水环境恶化的问题。

二、国内外农村水环境研究

目前已经有很多关于农村环境问题的研究，但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水环境的现状和特点、农村水环境对农村发展的影响以及农村水环境的治理对策等。在宏观层面下，Pearce Darford(1993)曾经就人类健康、土壤退化、砍伐森林等方面衡量了环境退化的成本，但其中主要指标并不是直接与水污染有关系。著名的还有英国的“泰晤士河治理计划”以及瑞士、法国、荷兰共同采取的“莱茵河行动计划”，这些都说明他们对农村的水环境非常重视。在我国国内，杨继富，李久生（2006）认为全国农村水污染严重、水环境不断恶化的原因主要是大量水质超标的工业和城市生活废污水排向农村，用于农田灌溉、农村内部乡镇企业、畜禽养殖业和生活污水增加，以及农业面源污染的扩大。在我国国内，刘金德，于瀛瀛（2009）通过剖析黑龙江省农村地区水环境现状，认为农村水环境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农村面源污染和和固体废弃物污染严重造成农村水环境恶化，且对农村饮水安全构成威胁。冯欣，师晓春（2011）分析了农村水环境污染的成因，指出了生活污染源、畜禽养殖业、水产养殖业和农药和化肥污染这四大污染源，并提出了一些治理对策。极少数学者意识到农村水环境污染的制度层面原因，如宋国君等（2009）指出农业和和农村非点源污染的直接原因是污染防治的投入不足，投入主体不清晰，缺少有效的激励机制。农业和农村非点源污染防治具有外部性，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综上，有关农村水环境管理的文献多是从物理或化学层面进行了研究，较少涉及农村水环境管理的机制研究，而管理机制问题是决定农村水环境管理成败的重要因素，本文从农户参与的视角，运用委托-代理分析框架，对农村发展中水环境管理的长效机制进行了研究与设计。

三、利益相关者分析

根据政府干预程度的差异，农村水环境管理体制可分为三类，即政府直接管理、村民自发（市场）管理和介于两者之间的农户参与式水环境管理。农户参与式水环境管理模式：即在农村建立水环境管理合作社，合作社作为法人机构与政府签订管理契约，规定合作社开展水环境管理的职责范围、目标、资金机制、监督机制等内容。初步结论如下：

从村民接受程度角度来看，农户参与式水环境管理模式对村民的经济能力基本没有要求，与当地的风俗文化冲突较小；从管理机构角度来说，它的经验丰富，能力较强，其监督和监测的成本也相对较低；从治理效果层面分析，这种模式管理的见效时间快，同时持续时间比较长，总而言之，农户农户参与式水环境管理模式较政府直接管理模式和村民自发管理模式而言是一种满意度较高的模式，应用这种模式对水环境管理效率起到提升的作用，无论对政府、农户还是合作社本身都是可行的、有价值的。

四、机制设计

（一）政府与水环境管理合作社之间的委托—代理模型分析

在这个委托—代理模型中，政府是委托人，合作社是代理人。从实际情况出发，我们了解到，合作社的工作成果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同时政府也无法对合作社工作进行完全监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无法通过评估合作社的工作情况来支付薪酬，只可能根据合作社所取得的成果来支付报酬（支付固定的报酬的除外）。此外，假设委托关系基于一种标准合同，合作社的的第一个选择是要不要接受合同，如果它接受合同，那么面临的第二个选择是要不要努力工作，假设有努力工作和偷懒两种可能。这是一个动态博弈模型，其涉及政府和合作社两个博弈方，同时每阶段都有两種选择。现在假设模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为：有H和L单位两种不同的结果，合作社努力工作时得到结果H的概率是R，而得到结果L的概率是r；合作社偷懒时反过来得到结果H的概率是r,得到结果L的概率是R（0

对于这样一个完全且完美信息的动态博弈，我们可以运用逆推法进行分析。对于按照概率分布随机选择博弈方0即“自然”，我们对其不作分析，所以我们的分析从合作社选择要不要努力工作开始。我们假设合作社是风险中性的，他之所以会选择努力工作是因为当他选择努力工作得到的期望得益大于选择偷懒时得到的期望得益，用表达式表示即为R×[w(H)-E]+r×[w(L)-E]>r×[w(H)-S]+R×[w(L)-S]。该不等式就是所设计的水环境管理机制的激励相容约束。

如果合作社选择努力工作，那么当他选择接受的期望得益大于不接受的得益0时，合作社就会选择接受政府的委托来开展水环境管理工作，用表达式表示即为R×[w(H)-E]+r×[w(L)-E]>0。该不等式就是目前水环境管理机制的参与约束。

对于政府而言，他虽然不知道合作社在接受委托后能否努力工作，但当模型中的E、S、w(H)、w(L)的数值或公式给定以后，合作社是否会选择努力工作就显而易见了。在现实条件下，我们假设政府认定合作社会选择努力，且政府是风险中性的，则政府选择委托合作社进行水环境管理的基本条件是R×[H-w(H)]+r×[L-w(L)]>0。

在上述几个约束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双方的上述选择构成该模型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对于政府而言，他应当通过实地调查、基层调研等科学的方法，获取H和L、R和r、E和S的合理数值，然后再根据上述激励相容约束和参与约束条件来确定在不同情况下应当支付给合作社的合理薪酬，从而有效地激励水环境管理合作社努力工作，切实参与到水环境管理工作中。

（二）水环境管理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的委托—代理模型分析

由上文可知，农户参与水环境管理模式即在农村建立合作社，那么农户如何真正参与到水环境管理中去，这就涉及到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所以我们建立水环境管理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的委托—代理模型来进行进一步分析。

在这个模型中，虽然农户的努力成果有不确定性，但是合作社可以完全监督他的工作，因此合作社就有条件根据农户的实际工作情况来支付报酬，即水环境管理合作社完全承担了产生不确定性的风险，也就意味着农户自身在选择时并不会直接受到其工作成果的影响，而合作社在进行选择时就会考虑农户实际的工作成果，但是农户工作得到的薪酬会因为合作社的选择而受到间接的影响。与前一个模型一样，我们假设模型中的不确定性表现为：有H和L单位两种可能的产出，农户努力时得到结果H的概率是R，得到结果L的概率是r；反过来农户偷懒时得到结果H的概率是r,得到结果L的概率是R（0

根据上一个模型的分析我们知道，这个博弈也是一个完全且完美信息的动态博弈，同样可以用逆推法进行分析。而且对按照概率分布随机选择的博弈方0即“自然”也不需要对它进行分析，我们首先分析农户是否会努力工作。

由于农户报酬和努力的负效用不会影响他的工作成果，他的利益也不受“自然”对高产低产的选择的直接影响。因此在我们设计的管理机制中，根据理性博弈方的决策原则不难知道，农户会选择努力工作的基本条件是w(E)-E>w(S)-S即w(E)>w(S)+E-S，这是农户努力的“激励相容约束”，上述不等式表明，农户会自觉地选择努力工作的条件是：当农户选择努力工作时得到的报酬大于农户选择偷懒时能得到的基本报酬，同时存在一个增加额，其要能够补偿农户努力工作比偷懒时付出的更大负效用。反过来，如果w(S)-S>w(E)-E那么农户肯定会选择偷懒，从这个不等式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直接推论是，由于农户努力工作时付出的负效用肯定大于他选择偷懒的负效用，因此如果政府在农户偷懒和努力工作时支付相同的薪酬，即w(S)=w(E)，那么农户偷懒的激励相容约束自动满足，农户必然会选择偷懒而不是努力工作。

现在分析合作社是否会委托农户进行水环境管理，由于在实际工作中，合作社有条件也有能力完全监督农户的工作情况，也完全了解农户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因此合作社也是在委托和不委托之间进行选择。对于风险中性的合作社来说，在农户会选择接受委托参与到水环境管理工作中并且努力工作时，如果R×[H-w(E)]+r×[L-w(E)]>0即合作社选择委托农户的期望得益大于不委托时，他就应该会选择委托，如果R×[H-w(E)]+r×[L-w(E)]<0即合作社选择委托农户的期望得益小于不委托时，他应该选择不委托。

在农户选择接受委托参与到水环境管理中但却偷懒的情况下，如果r×[H-w(S)]+R×[L-w(S)]>0即合作社选择委托农户的期望得益大于不委托时，他就应该选择委托，如果r×[H-w(S)]+R×[L-w(S)]<0即合作社选择委托的期望得益小于不委托时，则他应该选择不委托。

上述双方的选择就是对应两种不同情况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对于合作社而言，他应当根据实地调查获取H和L、R和r、E和S的合理数值，然后上述激勵相容约束和参与约束条件确定在不同情况下应当支付给农户的合理薪酬，从而有效地激励农户努力工作，真正能够参与到水环境管理的实际工作中。

五、建议

（一）合作社法定地位的认可

农户参与水环境管理模式中在农村建立的合作社，政府应当在法律上给予它一定的地位，在政府决定采取这种管理机制并与作为法人机构的合作社签订管理契约时，合作社的法定地位应当在契约中得以体现，同时合作社开展水环境管理的职责范围、目标、资金机制、监督机制等内容也应当在契约中明确规定，一方面有利于权责明确，对合作社的管理成效能明确考核，同时对工作失职能明确追究责任；另一方面能够鼓励合作社努力工作，不断完成目标，超越自我，从而有利于农村水环境管理体制的不断发展和优化。

（二）政府经费的支持

政府应当给予合作社充足的经费支持，按照上述的委托—代理模型的研究结果，政府拨款应当至少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给予合作社本身的经费，政府应当根据激励相容约束和参与约束条件，以及H和L、R和r、E和S的数值，确定出合理的w(H)和w(L)的数值，通过经费拨款的形式来激励合作社对农村水环境管理负责，在接受政府考核的同时对农户进行有效的监督；另一部分是通过合作社发放给参与农户的补贴，这部分经费应当由合作社应当根据激励相容约束和参与约束条件，以及H和L、R和r、E和S的数值，确定w(E)和w(S)的数值，以大局为重，同时切实为农户考虑为原则，真实地向政府部分申报，政府应当核实情况，及时给予答复。

（三）失职责任追究

在整个实施过程中，如果出现工作失职情况，就应该明确追究责任，将责任明确到各个主体，并按实际情况给予一定的处罚。如果农户出现失职，在工作中选择偷懒而不是努力工作，导致农村水环境管理受到影响的，应当追究农户的直接责任和合作社的连带责任，并根据合作社内部的问责规定，将责任明确到部门或个人；如果合作社出现失职，应当追究合作社的直接责任，也应当将责任明确到部门或个人。当然，在整个过程中，政府也要起到领导和监督的作用，通过科学的激励机制，多样化的激励手段，创新的激励形式，有效地激励整个农村水环境管理体制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作者单位：河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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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剑婷 田贵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