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个人所得税论文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从文化、经济与法制三个方面分析美国公益基金会兴盛的原因。本文认为，美国公益基金会的兴盛并非偶然，它得益于美国的社会文化传统、成熟的市场经济及健全的法治环境。美国社会文化传统在民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公益慈善观念，成为美国社会自发捐赠和建立公益基金会的思想源泉。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经济与个人所得税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经济与个人所得税论文 篇1：

我国碳税问题研究综述

【摘要】本文通过整理国内学术界有关碳税研究的文献，梳理了学者们有关碳税开征的影响、“双重红利理论”以及累退性方面的争论，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未来我国碳税立法研究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碳税的影响；双重红利理论；累退性

碳税作为一项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已经被证实对于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经济与能源结构调整和绿化税制具有显著效用。国外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已经开始了对碳税立法的研究与实践，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考虑到我国具体国情，本文将对上述问题的国内研究做进一步梳理与总结。

一、碳税开征的影响

关于碳税的影响，学者们主要围绕碳税对我国宏观经济、社会福利以及CO2排放等方面带来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学者们的观点归纳起来大致如下五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碳税开征对我国经济影响较大。高鹏飞，陈文颖（2002）[1]通过MARKAL-MACRO模型分析碳税的经济影响，认为开征碳税将会对国内GDP较大损失。魏涛远，格罗姆斯洛德（2002）[2]通过CGE模型分析了碳税对我国经济影响。研究表明，虽然碳税可以促使CO2减排，但同时会造成中国经济恶化。

第二种观点，碳税开征对我国经济影响较小。贺菊煌，沈可挺，徐篙龄（2002）[3]通过静态模型分析碳税开征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认为在开征碳税的同时，同比例削减其它税收的税率，那么碳税的经济影响较小。王金南（2009）[4]等学者通过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模拟分析了碳税开征后对我国经济发展、能源节约以及CO2减排的影响。研究表明，如果碳税开征实施低税率，那么对经济发展影响不大，同时，对于CO2减排效果显著。

第三种观点，碳税开征短期内会对我国经济会产生负面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负面影响会逐渐减弱。张明喜（2010）[5]认为碳税的开征对各个行业的产出都会带来相应的负面影响。虽然短期内由于开征成本大，GDP波动幅度明显，但是随着碳税收入用于资本积累的增加，碳税的长期影响显著减弱。刘洁，李文（2011）[6]也认为随着相关税制体系的完善以及税率的调整，碳税的影响会减弱。

第四种观点，碳税开征会对我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并且从长远来看，这种影响会不断增强。苏明，傅志华（2011）[7]建立CGE模型对碳税的经济影响进行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结果表明，两种模型之下碳税开征都会抑制GDP的增长，同时，在动态模拟分析中，随着碳税实施的不断深入，碳税对经济负面影响也不断增强，并且税率越高这种影响也越大。

第五种观点，碳税的影响应当因地制宜，考虑不同因素。朱永彬，刘晓，王铮（2010）[8]利用CGE模型，分析了在不同碳税税率以及消费性碳税与生产性碳税的背景下，碳税的减排效果及其对经济和产业部门的影响。研究表明，碳税影响因行业不同而有所差异，并且不同碳税税率减排效果也不相同，随着碳税税率提高，减排效果越明显，但是生产性碳税的减排效果及其对经济的影响都显著高于消费性碳税。王文举，范允奇（2012）[9]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碳税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能源消耗与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表明，碳税对不同行业与区域的影响不同。建议我国碳税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地区自然禀赋差异以及行业差异，制定差别碳税。

二、双重红利理论之假说

最早提出“双重红利理论”的学者是Pearce。他认为，碳税的实施的可以促进CO2等温室气体的减排，从而带来环境改善的第一重效应。此外，碳税税收用于降低个人所得税或其它税种的税率，从而增加就业，提高社会福利带来第二重效应。

国内关于碳税开征的是否存在“双重红利”的研究存在不同看法。大部分学者认为碳税开征可以实现“双重红利”。（金慧华，2009）[10]、（熊彬，2011）。[11]虽然“双重红利理论”在学界中还存在争议，但有的学者已经把其作为碳税开征的法理依据。（苏明、傅志华、许文，2009）[12]此外，还有部分学者研究认为，碳税的“双重红利”能否存在还需考虑两方面因素。一方面因素是税收循环效应，即碳税收入用于减少其它税收所造成的扭曲效应；另外一方面因素是税收干预效应，即碳税开征会导致相关产品价格上涨、失业率上升，由此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碳税开征能否实现“双重红利”，关键取决于这两种效应之间的比较。（李淑霞，2012）[13]

三、碳税的累退性之争

所谓“累退性”，是相对于“累进性”而言，是指那些低收入的家庭相比高收入的家庭而言，用以纳税的那部分占其总收入的比例更高。即相比之下，那些纳税能力高的人所承担的税负较小，纳税能力弱的人承担的税负反而更高。关于碳税的累退性，学者们争论也比较多。主要是围绕碳税是否存在累退性，以及如何避免或弱化碳税的累退性。

一些学者认为碳税的累退性可以通过恰当的制度安排予以抵免。张景华（2010）[14]认为已有的研究分析大多只考虑碳税的减排成本负担的分布，而忽视了由此带来的环境质量改善的福利分布，更重要的是没有把碳税收入的循环效应考虑在内。如果碳税收入专款专用于补贴那些对环境质量改善作出努力的中小家庭，那么很大程度上可以抵消碳税的累退性。

此外，更多的学者认为碳税具有累退性，并在此基础之上探讨如何削弱碳税累退性的影响。薛钢（2010）[15]研究表明，避免和弱化碳税的累退性可以设计一系列的减免措施。包括碳税开征之前对影响较大的群体进行减免，以及碳税开征之后的事后减免。包括直接返还（如，直接把税款退回给纳税人用于环境改善）和间接返还（如，把碳税用于降低个人所得税或者用于提高其它社会福利等）。钟锦文、张晓盈（2010）[16]也认为碳税开征具有累退性，为了缓解这样的情况，碳税政策设计时，应当考虑相应的减免措施，同时，考虑到居民生活用煤与天然气等可以暂时不作为纳税对象。李传轩（2010）[17]认为，对碳税累退性的关注原因在于人们偏重碳税税收的财政功能的发挥，而忽视了碳税作为一种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对于环境这类公共物品的调控。同时也表明当前税制理念存在重经济效益，轻税收的环保以及生态效益。

四、启示以及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对学界中有关碳税的影响、“双重红利理论”以及碳税的累退性的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对于未来我国碳税立法的研究与启示可以归纳为如下五个方面：

（一）碳税税率设计应当立足于国情设计差别税率

现有研究表明，我国开征碳税对GDP影响不大，但是碳税的影响因经济发展、环境状况、能源结构、相关政策以及区域或行业差异而有所不同。我国复员广阔，自然资源禀赋差异较大，经济发展不均衡，东部发展较快，产业结构相对合理，而广大西部地区发展较慢，产业结构落后，过多依赖重工业以及高耗能产业，因此，难以形成碳税实施的一个相对统一、公平的外部环境。由此，碳税税率的设计至关重要，应当立足于基本国情设计差别税率。这不仅关系到碳税实施的公平性问题，而且对于碳税这样一种新型税种的开征与推广至关重要。

（二）明确碳税立法的功能与价值取向

“税法的功能与价值取向，不仅关系到效率与公平，并且有助于税法性能与功效的认识。”虽然，碳税开征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增长，但是我们应当更加重视碳税作为一种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在削减二氧化碳排放、引导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企业节能技术研发以及寻找替代能源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环境问题已经非常突出，环境保护不能再成为协调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傀儡”与“附庸”。因此，我国碳税的立法功能与价值取向应当明确以削减二氧化碳排放为目的，促进环境的保护和改善。

（三）关于碳税税收循环使用方面的研究

“税收收入分配的选择，将影响该税种的政治可持续性。”对于碳税税收的使用，主要包括三种途径：一种是不列入一般财政预算，把碳税收入用于专款专用；一种是把碳税收入纳入一般财政预算，并作为一般财政使用；还有一种是把碳税收入纳入一般财政预算，并坚持税收中性原则。

我们认为由于碳税开征之初，税收收入较少，专款专用不能满足与节能减排所需要的庞大资金，同时，专注于专款专用会导致在实践中有关部门过多的偏重于碳税的税收筹集功能，而忽视碳税环境功能的发挥，部门之间为了争取更过、多的专项资金，往往相互博弈，从而使专款专用在公共选择过程中容易受到更多的政治影响。此外，专款专用还会破坏预算的统一管理。因此，碳税开征之初，我们不建议专款专用。

对于后面两种碳税使用方式，虽然有学者研究认为，碳税税收使用坚持税收中性原则，对经济的影响小于碳税作为一般财政使用。同时，对于减排效果而言，碳税税收用于返还企业消费者的方式能够实现最优的减排效果。[18]但是，碳税税收使用的设计如何实现减排效果最优与经济影响最小相结合，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四）关于我国现行税制绿化与改革的研究

税制的绿化不仅是保护环境的内在需求，也是当前我国社会转型的必然诉求。如何借碳税开征之际，在坚持税收中性原则下，实现我国税收结构的优化或绿化，“使税收负担由劳动力向能源和污染物转移，即实现对环境污染课税，代替部分劳动力或企业社会保障税收。”从而实现税制的绿化，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五）关于碳税的激励制度

碳税激励制度的研究可以进一步细化为，碳税减免与返还机制的研究。建立和健全税收减免与返还机制，不仅有利于削减碳税的累退性，而且可以缓解碳税开征的阻力。学者们的研究偏重碳税构成要素的法条设计，而对于碳税的减免与返还机制研究较少，除了对个人暂不考虑纳税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企业等纳税人的减免与返还机制。对于那些超额减排的企业，应当给予税收方面的奖励。

参考文献：

[1]高鹏飞，陈文颖 碳税与碳排放[J] 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42（10）

[2]魏涛远，格罗姆斯洛德 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08）

[3]贺菊煌，沈可挺，徐篙龄 碳税与二氧化碳减排的CGE模型[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10）

[4]王金南，严 刚，姜克隽 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碳税政策研究[J] 中国环境科学，2009，29（01）：101-105

[5]张明喜 我国开征碳税的CGE模拟与碳税法条文设计[J] 财贸经济，2010，（03）

[6]刘洁，李文 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实证[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09）

[7]苏明，傅志华 中国开征碳税理论与政策[M] 1版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08：61

[8]朱永彬，刘晓，王铮 碳税政策的减排效果及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分析[J] 略与决策，2010（04）

[9]王文举，范允奇 碳税对区域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影响实证研究[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204，21（04）

[10]金慧华 多边贸易体制下的碳税问题探析[J] 社会科学，2009（01）

[11]熊彬 基于低碳经济背景的碳税立法思考[J] 江西社会科学，2011（06）

[12]苏明，傅志华，许文 碳税的中国路径[J] 生态环境，2009（09）

[13]李淑霞 碳税的效率与公平目标的协调性研究[J]求实期刊，201209，39（05）

[14]张景华 碳税的社会福利效应分析[J] 当代经济管理，201008，32（08）

[15]薛钢 关于碳税设计中的次优选择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12）

[16]钟锦文，张晓盈 关于我国碳税征收的研究[J] 价格理论与实践，2010（07）

[17]李传轩 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碳税立法：必要性与可行性[J]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0，（05）：110

[18]胡宗义，刘静，刘亦文 不同税收返还机制下碳税征收的一般均衡分析[J]中国软科学，2011（09）

作者：舒伟

经济与个人所得税论文 篇2：

美国公益基金会兴盛原因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从文化、经济与法制三个方面分析美国公益基金会兴盛的原因。本文认为，美国公益基金会的兴盛并非偶然，它得益于美国的社会文化传统、成熟的市场经济及健全的法治环境。美国社会文化传统在民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公益慈善观念，成为美国社会自发捐赠和建立公益基金会的思想源泉。在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美国社会有大量财富积累、发达的资本市场和能够激励慈善捐赠的税收制度，这些条件为公益基金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与捐赠意愿。美国健全的法治体系一方面维护了公益基金会的独立实体地位，使之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和广阔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又将公益救济和置于政府的依法管理与公众舆论的监督之下，为公益基金会的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关键词：美国经济　美国文化　基金会　制度

美国的慈善团体众多，其中最具经济实力也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当属公益基金会。为了避免混淆，有必要首先对公益基金会的概念进行界定。根据基金会中心的定义，它是“一种依照各州法律建立的、以非营利性公司或慈善性质信托为形式的实体。它的主要目的是向那些与己无关的、致力于科学教育文化宗教或其他慈善事业的组织、机构或个人，提供资金支持。”

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势头至今依然强劲，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2006年，美国有各类公益基金会7.2477万家，总资产达6147亿美元，比2005年总资产增长11.6％，为公益事业提供资金390亿美元，比2005年的拨款金额增长7.1％。2007年美国公益基金会继续保持蓬勃发展势头，相对于2006年，总资产增长9％，拨款金额增长10％。美国公益基金会的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健康、教育、公共事业、艺术文化等领域，2006年这几个领域所占总拨款金额的比重分别为23％、23％、14％、12％，可以说，公益基金会的贡献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尽管古今中外都不乏乐善好施的传统，但都不及当今的美国。公益基金会在美国的盛行并非偶然，这一现象背后的制度因素至关重要。本文主要用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思想来分析美国公益基金会得以兴盛的种种原因。本文认为，美国的社会文化传统、成熟的市场经济以及良好的法制环境是美国公益基金会赖以生存的三大基石。

一　文化传统与美国公益基金会的思想源泉

在人类社会中，制度的产生无非两种途径：一种是人为设计，另一种是自发演进。英国学者卢瑟福(Malcolm Rutherford)认为：“个人可能(经常通过某种集体选择)设计或修正制度，使之发挥或更好地发挥某种作用。与此同时，制度也可能以未经设计的方式产生和延续，成为人们有意行动的无意结果。”纵观美国基金会发展的历史，美国公益基金会的制度变迁过程大体上属于后一种情况：社会生活中逐渐产生了对慈善事业的制度需求与供给，并在其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下不断调整供需关系，使之趋于均衡，逐渐演化出公益基金会这种当今美国慈善事业的主导模式。

早期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大大促进了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大量财富不断积累、集中；但与此同时，美国社会也存在着各种弱势群体，迫切需要经济上的帮助。一方面，贫富差距悬殊暴露出纯粹的自由竞争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导致市场失灵；另一方面，美国一贯坚守“小政府”的自由主义传统——在罗斯福新政之前，美国没有任何官方的福利机构和社保政策，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远远落后于欧洲发达国家——也加剧了社会不公和矛盾。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和良心道义，美国的有识之士不得不进行某种制度创新来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面对民间财富再分配的制度需求，美国公益基金会应运而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社会普遍接受的制度。但这一制度供给的产生并非没有根基，而是深深植根于美国的社会文化传统。根据路径依赖理论，初始的制度选择即便带有偶然性，由于其报酬递增效应强化了这一制度的惯性，仍然会刺激该制度遵循以前制度变迁的轨迹而演进，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今后的发展方向。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指出，“历史是至关重要的……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

美国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欧洲(尤其是英国)的文化传统，其中宗教思想的影响尤为深远。在深受基督教思想影响的欧洲，慈善事业有悠久的传统。圣经中的耶稣视金钱为粪土，要求富人散财，并明确表示追随他的门徒必须放弃家产，因为“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尽管英国工业革命以前的慈善机构都受教会领导，但随着工商业的兴起和教会势力的减弱，民间也开始涉足慈善事业。1601年英国的《济贫法》和《慈善用途法规》是有关慈善事业最早的法律，它为支持或从事慈善事业的公民个人或公民团体提供某些特权。这两部法律规定，凡是以慈善为目的的慈善实体，诸如教堂、医院、学校，都能享受免税待遇。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宗教慈善思想随着北美移民而移植到美国，成为了美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北美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存在扶危济困的慈善组织，它们往往带有宗教色彩。

美国的慈善事业没有仅仅局限于“授人以鱼”，而是逐步转向“授人以渔”。清教徒建立的美国没有“旧大陆”那样根深蒂固的等级偏见，它推崇个人奋斗和勤劳节俭的品德，深信出生贫寒的有志者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上帝赐予的这片土地上获得成功。美国社会还普遍认为给子孙留下丰厚的遗产会助长其惰性，不利于其长远发展，甚至贻害无穷。因而美国很早就有富人把自己的财富提供给需要帮助的人，使之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而圆其“美国梦”。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这些有识之士中的一位。他认为单纯的施舍可能加深贫困，富人应该用财富为别人创造自力更生的机会，从而努力实现无人需要依靠救济的理想社会。除生前开展的诸项慈善事业之外，弗兰克林在遗嘱中为波士顿与费城分别留下了1千英镑用于公益事业。尽管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基金会，但为日后的现代公益基金会的运作确定了基调。

19世纪美国经济飞速发展，造就出大批富翁和慈善家，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创办了若干个公益基金会，并为其他公益机构提供大笔捐赠。他还发展出富有浓郁清教风格的美国式慈善捐赠思想——在其文章《财富》中，卡耐基表达了“富人应该成为社会的财富管理人”“带财而死的人可耻”等观点，号召富翁们把自己的财富看作大众的信托基金。他还认为，基金会不是局限于满足当前需要的慈善事业，而是主要从事具有前瞻性的公益事业，要为有抱负的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基金会不仅应该关注美国国内，还要跨出国界；基金会不应该被死去的捐资者左右，而应该给予托管人充分的权利以保证基金会能适应不同情况的灵活性。这种财富观和慈善观使卡耐基成为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的开创者，对后世影响深远，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创始人约翰·洛克菲勒就深受卡耐基思想的影响。

美国的社会改良运动进一步给富人施加了思想压力，使回馈社会成为富人应尽

的一项道德义务。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认为，除20世纪20年代略有逆转之外，从189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称为美国的改良时期，包括19世纪末的平民主义运动、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和20世纪“新政”，这个时期奠定了美国20世纪的主体政治基调。在此期间，美国民众和政府反对贫富悬殊的社会不公，并向各大财阀施压。富豪们作为这个社会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也竭力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动乱和革命，“所以他们所从事的各项改革都是温和的、渐进的和有效的。……现代基金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尽管美国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出台曾一度令公益基金会黯然失色，但从20世纪后期开始，随着美国政府削减财政支出，公益基金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许多人认为，福利事业应该主要由私人承担，这样可以避免官僚作风，因而更有效率。在示范效应和舆论的双重压力之下，美国富豪们慷慨解囊，公益基金会蔚然成风。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美国从1913年起才正式开始征收所得税，1917年才开始对慈善捐赠进行税收减免，而卡耐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公益基金会的建立都在此之前，可见早期成立的大基金会并非出于避税目的，而在于公益慈善的思想意识。

综上所述，作为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一种制度创新，美国公益基金会是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自发地逐步形成的，它根源于美国的社会文化传统。美国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传统和政治上“政府越小就越好”的观念导致了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从而使美国社会产生了对民间公益基金会的制度需求。随着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清教特色的慈善思想逐渐形成，并广受认同，促成了美国民间对公益基金会的制度供给。

二　市场经济与公益基金会的资金来源

新制度经济学有一个基本假设前提“经济人假设”，它指的是，人们的一切行为都表现为趋利避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不同的是，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经济人在追求物质财富最大化的基础上引入了非财富最大化，从而使该行为模型更接近真实情况。换言之，行为主体不仅有利己的一面，还有利他的一面，所追求的利益包含许多方面，有金钱、资产等物质方面的利益，也有名声、良心等精神方面的利益。人们既追求物质财富的最大化，又追求非物质财富的最大化。这两个目标可能相互补充从而名利双收；也可能相互冲突而不能两全。人们往往要权衡利弊，在二者之间选择一个平衡点，尽量兼顾两个方面。在这一过程中，制度安排对二者维持均衡所产生的作用举足轻重。美国市场经济制度成熟，为公益基金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

(一)资本积累与公益基金会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美国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也就没有公益基金会的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对物质财富的追求，美国的社会财富不断积累和集中。面对巨额财富，美国富豪开始考虑如何“散财”。他们进行制度创新，捐出财产建立起公益基金会。

近一百年来，美国经济虽不免经济衰退的困扰，但确实保持了较长的经济增长期。19世纪末美国工业的繁荣造就了一批垄断资本家，如卡耐基、洛克菲勒，正是这些“强盗爵爷”转变成慈善家的行动，开创了现代公益基金会的先河。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经济繁荣中又涌现了一批富豪(如靠投资起家的“股神”巴菲特)，再加上税率节节攀升的影响，战后掀起了兴建基金会的浪潮。在20世纪90年代信息经济的大牛市中，信息技术产业催生了诸如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这样的新贵，公益基金会则以空前的速度增长，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如今，在美国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大量人口逐渐进入退休年龄，可以预见，他们中的许多成功人士会陆续将积累了几十年的财富捐赠出来。近年来，一些经济学家对美国社会的财富代际转移(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of wealth)进行了研究，认为在21世纪上半叶，美国将出现新一轮的公益基金会兴建浪潮，无论在个体数量上、还是在资金规模上，公益基金会都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经济人对物质财富最大化的追求使美国社会具备了雄厚财力，给公益基金会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但资本积累是有限度的。一方面，过大的贫富悬殊会产生各种社会问题，阻碍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人们不但有物质财富的需求，还有精神财富的需求，追求非物质财富的最大化。所以，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可能出现效用递减，此时就不得不散财。出于美国的慈善文化心理和社会改革的压力，富人纷纷建立公益基金会，以改良社会、增进福祉。慈善家们因其“散财”而得到名望和心理满足，同时也减少社会仇富心态、树立良好社会风尚。公司基金会也能对母公司产生很强的正面效应，因为企业通过回报社会来扩大其知名度，能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良好形象，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由此，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美国社会的经济实力、捐赠意愿二者兼备，公益基金会兴盛的条件就成熟了。

(二)资本市场与公益基金会

美国的现代公益基金会都按照现代企业模式进行运作和绩效管理，其决策机构是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一般都有任期限制)，具体运作聘请专业财务管理人士，遵循财务公开规则，接受外界监督。“一般说来，(私人基金会)初建时捐款人或其家人在董事会中掌握实权较多，过了几代以后，大的基金会的各部门实际负责人与董事会日益分离。”这种制度上的设计保证了公益基金会能够进行正规化、企业化的管理，一方面为公益事业提供资金，另一方面和普通企业一样善于经营其资产，参与市场竞争并从中获利，以免坐吃山空而破产，而且还可以尽量避免发生有损基金会名誉的腐败事件。

美国公益基金会的经济实力与资本市场的状况息息相关，这不仅因为股市行情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关系到公益基金会获得捐赠资金的多寡，而且因为股市行情决定着基金会的资产金额。公益基金会的资产大多不是现金，而主要以非现金的形式存在，如股票、债券、住宅、收藏品等。一方面，善款大多以非现金的形式捐赠，因为非现金的捐赠能享受较大的税收优惠，并且美国税法对财物捐赠的最高免税扣除额度低于现金捐赠；另一方面，公益基金会出于保值增值的目的而将其绝大多数资产都进行投资，正常情况下都可以在美国的金融资本市场上获得回报，使其资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从而让公益基金会能够长久，甚至永久地维持下去。然而，一旦经济形式不妙，公益基金会也在劫难逃。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信息科技股泡沫破灭和2001年九一一恐怖袭击使美国经济陷入低谷，使许多公益基金会当年的资产与捐赠数额下降；但随着经济的复苏，其发展又恢复了增长态势。在2001年到2007年的短短几年间，从事慈善捐赠的美国公益基金会从6万家增加到7万家，2007年捐赠总额去除通胀因素后也刷新了2001年创下的峰值，达到429亿美元。美国的资本投资市场发育较为成熟，是公益基金会防止自身资金的过快消耗、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因素。

(三)税制激励与基金会

美国税收制度为慈善捐赠提供了外在的激励机制，对公益基金会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税法有三个非常有助于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特点：税率的累进制、对高收入高资产者的高税率、慈善捐赠与公益慈善机构免税。这种制度安排激励了富人的捐赠行为，对于高税率的纳税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在高税率与捐赠免税的政策之下，保持巨额财富(尤其是遗产)并不能实现持有者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适当的捐款反而能少纳税。

联邦政府税收以直接税为主，其中个人所得税与公司所得税收入占联邦政府税收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所得税自1913年写入美国宪法修正案之日起正式开始征收，从一开始就具有累进性。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大和税法的修改，税率逐渐提高，累进幅度逐渐增大，起征点逐渐降低。在1944～1945年间，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曾一度达到94％(实际税率90％)。尽管肯尼迪和里根时期都曾大幅降低最高税率，但所得税依然是联邦政府的主要税种。早在1917年，美国税法就对私人慈善捐赠给予了个人所得税的优惠待遇。尽管财产税是美国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但几乎所有的州都免征宗教机构和慈善组织的房地产税。

美国还开征遗产税与继承税，虽然二者并非美国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但它们都具有高税率、累进制的特点，从客观上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达到尽量阻止财富长期在家族高度集中的目的。由于如果一笔巨额财产不作慈善捐赠，则可能有一半将用来交税，所以为了合法避税，美国富翁往往通过家属信托、基金会、慈善捐赠等方式，在生前就对其财产做好安排。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济繁荣，税率高，所以涌现出大量的各式各样的基金会。

事实上，通过建立基金会的方式进行慈善捐赠不排除含有个人的自私目的的可能性，即，利用免税优惠达到自身财富最大化。遗产税显然有损于富人的资产，美国国会屡次提出取消遗产税的议案，但始终没有得到通过。小布什上台伊始就打算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其中就包括逐步取消遗产税的计划，然而，这一决定却遭到了美国百名顶级富翁的联名反对，认为这将损害于社会公平与慈善事业的发展。这一方面显示了美国社会中很多富人自觉地、而并非被迫地进行慈善捐赠，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遗产税对公益基金会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美国成熟的市场经济拥有充足的资本积累、发达的资本市场和有效的税制积累，为公益基金会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美国在短短几百年间的经济快速发展积累起大量社会财富，为公益基金会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在进行资本积累的同时，人们也追求非物质财富的最大化，二者共同推动美国社会的慈善捐赠。美国成熟的资本投资市场为公益基金会所掌握的资金提供了保值增值的多元投资渠道，使之能够在为公益事业提供资金的同时，保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美国向富裕阶层征收高额税收，而对慈善事业实行税收减免，进一步激励了美国慈善捐赠和公益基金会的发展。

三　法治环境与公益基金会的制度建设

公益基金会能否实现长期稳步发展，取决于是否建立了良好的相关制度。有效率的制度减少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降低了交易成本，并且产生激励和约束机制，能够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健全的法律体制中，美国基金会一方面具有合法社会地位、享有各种合法权利，另一方面受到政府及舆论的监管和约束。

(一)公益基金会的权利和地位

公益基金会的健康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有一套比较完善的产权制度保证，尤其是对产权的法律保护。正如登姆塞茨(Harold Demsetz)所说：“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们能够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这些预期通过社会的法律、习俗和道德得到表达。”美国建国伊始就高度注重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强调“生命权、自由权与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这种明晰的产权制度保障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和民间个人的财富积累，也维护了公益基金会的权益。从建立之初，美国公益基金会就拥有独立的法人地位，产权受到很好的保护，权利、义务分明，能自主掌握巨额资金的接收、发放及合法地进行保值增值投资。它作为非营利机构，独立于美国政府之外，其组织管理、人事聘用、财务安排等具体操作只要符合税法规定，就不会受到政府的行政干预，避免了因管理过度而产生新的问题。而美国政府对公益基金会的行政管理仅仅局限于税收方面，主要防范公益基金会滥用优惠政策为私人牟利。美国公益基金会不但独立于政府，而且日益脱离初始捐赠者或其家族，按照基金会自己的使命进行运作。

美国公益基金会的政治权利受法律保护，它们的活动范围广泛，只要不违反法规，就可以参与除具体立法之外的任何事务，例如，它们可以在政治领域进行一般性的研究、宣传等活动。尽管美国也出现过不公正对待公益基金会的现象，但都及时地得到了纠正。在20世纪50年代初，受麦卡锡主义的影响，美国国会掀起了对公益基金会的全面调查，看是否涉嫌“非美和颠覆性活动”，这冲击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等颇具社会影响力的公益基金会。但公益基金会没有被这股极端保守的政治势力所摧毁，反而在社会各界的声援之下名声更响。最终，国会的调查结论是这些指控不成立。通过这场辩论，自由主义在美国思想界巩固了地位，公益基金会的权利也得到了保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公益基金会数量的增加和情况日益复杂化，各种相关的协会、论坛纷纷出现，比较有名的有基金会中心、基金会理事会等。它们一方面研究、监督和促进公益基金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社会上掌握一定的话语权，从而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些组织和联盟为基金会和捐赠人的权利服务，成为影响美国各级政府和国内外事务的一支重要力量。

美国政府一般都对公益基金会持支持和鼓励的态度。尽管美国政府自从20世纪30年代起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了传统上公益基金会所发挥的扶危济困功能，但公益基金会在平衡社会分配、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政府职能的有效补充。政府经常与公益基金会进行合作，共同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美国政府的)很多福利拨款都通过私营非营利性组织发放。……政府承担的公益领域虽然不断扩大，而有关的行政机构、人员和开支却并未成比例地增长。……反过来，私人基金会也向政府主持的机构或项目捐款。”1983年，里根政府在行政部门内设立了一个办公室，负责处理公益基金会对政府政策的影响，表明美国政府承认基金会对政府的重要性。美国公益基金会在国际上也颇具影响力，它们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扶贫、环保、医疗、教育等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对美国国家形象产生了正面效应，提升了美国的软实力。这些成就与美国基金会所享有的法律地位和权利是分不开的。

(二)对公益基金会的监管

在“委托－代理”模型中，代理人与委托人的利益不完全一致，代理人拥有委托人

所没有的私人信息，他可能利用这种私人信息采取隐蔽行动，使自身效用最大化而损害其委托人的效用。捐赠人与公益基金会工作人员也是一种委托一代理关系。

从某种程度上说，公益基金会是一种被寄予很高道德期望值、负有社会使命的金融机构。人们出于信任才把自己的财产委托给基金会代为管理，以实现自己为社会做贡献的愿望。任何丑闻对于公益基金会来说都可能是致命的——一旦名誉扫地，丧失公众的信任，它就会失去资金捐赠来源，因而美国公益基金会一般都非常重视自身信誉与公众形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不需要外在的政府管理和舆论监督。如果公益基金会不受约束地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就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例如，如果公益基金会的内部财务运作成为一种私人信息，就容易产生欺诈行为。此外，政策法规的不完善和滞后性，往往为某些利益集团谋取私利提供了可乘之机，欺诈行为时有发生。公益基金会若要长期存在，就必须得加强自律并接受舆论和政府的监督，以维护该行业的信誉，从而争取社会各界的信任与支持。对公益基金会的监督管理不仅有利于维护捐赠者的权利、避免税收流失，还能促进公益基金会的行业规范，有利于其长期发展。因此，公益基金会的规范运作不仅仅依赖于员工的道德素质、内部监控和行业自律，还必须受到外部的法治和舆论的“他律”。只有内外监管机制共同起作用，才可能避免公益基金会的潜在欺诈行为。

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是在一片质疑声中诞生的，一开始就受到政府和民众的监督。20世纪初，进步主义思想主导着美国的政治氛围，反托拉斯、开征所得税等对垄断资本家不利的举措相继出台。在这种氛围中，一些富豪开始建立现代公益基金会，但社会舆论怀疑他们的真实动机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这引起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卡耐基和洛克菲勒的公益基金会成立不久，美国国会就对它们展开了细致的审查，决定要通过税收手段对它们加以规范和监管，于是，美国出台了第一部有关基金会的法律——《1917年税法》。美国财政部属下的国税局成为美国公益基金会的管理部门。

当20世纪50年代的基金会丑闻曝光时，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就指出了有关公益基金会的税收漏洞。1961年，在众议员帕特曼(Wright Patman)的推动下，美国国会又一次对免税的非营利机构开展调查，发现许多享受税收优惠的机构为己谋利。在60年代的激进思潮的进一步影响下，1969年美国出台了税制改革法案，加强了对公益基金会的规范和约束。美国的税法对享有税收减免的慈善机构进行详细定义，尽量从源头上杜绝以公益基金会之名偷税漏税的现象发生。公益基金会从注册成立到免税申请、从资格审查到组织运行，都有一整套法律程序。美国国税局要求所有公益基金会都必须公开其财务信息，以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发生道德风险。

美国政府对公益基金会的管理仅限于经济手段——税收。在任何一个州建立的非营利性机构，只有经过国税局按照1986年通过的税法中的第501(c)(3)条款确认是公益慈善组织之后，才能享受税收减免。为了避免有些公司用“假”捐款的方式通过公益基金会来逃税，1969年的税法规定1979年以后，公益基金会在任何一家公司持股不得超过20％。虽然当年福特汽车公司成立了福特基金会，但如今福特基金会所持的福特汽车公司的股票极少，关系不再那么密切。

美国税法充分考虑了各种不同公益基金会的特点，制定不同税收优惠法规和监管措施，一方面鼓励慈善事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防止私人从中渔利，因而详细得近乎繁琐。它把从事慈善捐赠的基金会分为私人基金会(private foundation)与公共基金会(public foundation)两大类。前者资金来源单一，包括家庭基金会、独立基金会、公司基金会；后者获取资金的渠道多且互不关联，主要以社区基金会为主。私人基金会受到一套复杂的管理规定的限制，如对其投资收入征收特许权税、禁止自我交易行为、给年度资金分配设定下限、对其下属营利性企业的比重进行限制、实施管理投资的审慎标准和对基金会拨款的约束等等。按照美国税法中的支出要求，在通常情况下，私人基金会须将每财政年度的资产平均市场价值中的至少5％贡献给公益慈善事业，从而享受对净投资收益所征的2％(在特殊情况下可能降至1％)的特许权税。而国税局对社区基金会的管理没有对私人基金会的管理那样严格，并给予税收优惠、投资收入、拨款自由度等多方面特权，因为社区基金由该社区的民众建立，其决策机构一般是由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社区居民组成，而且能够受到民众的很好监督。

综上所述，美国健全的法治环境为公益基金会确立了合法权利和地位，使之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和广泛的活动领域；另一方面，相关法规的完善、政府的适当管理与公众的舆论监督，保证了公益基金会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结论

公益基金会在美国的兴盛是由美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它得益于美国的社会文化传统、繁荣的市场经济以及健全的法治环境，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如同种子之于土壤、养料和阳光的关系。美国社会文化传统在民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公益慈善观念，奠定了美国社会自发捐赠和建立公益基金会的思想基础。

在过去两百多年间，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积累了大量社会财富；资本市场发达，能够提供各种收益丰厚的投资渠道；美国对富人课以重税、对善款免税的税收政策进一步刺激了慈善捐赠，良好的经济制度为公益基金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

美国公益基金会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独立实体；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和广泛的活动领域，同时也被置于政府的依法管理与公众的舆论监督之下，拥有良好的法治环境。

正是由于美国的社会文化传统，成熟的市场经济，以及良好的法治环境这三大因素的作用，美国的公益基金会事业一个世纪以来都欣欣向荣，颇具影响。尽管美国公益基金会制度并非尽善尽美，但它已经进入了一条良性循环的轨道，可以保证今后的长期平稳发展。

作者：王　雯

经济与个人所得税论文 篇3：

高中思想政治新教材“相关链接”的思考

摘要：新课标下必修2《经济与社会》有两个单元内容，其中包含正文、探究与分享、相关链接、名词点击以及综合探究五个栏目的内容，其中的相关链接、探究与分享和名点击起到了辅助教学的作用，本文以相关链接为例分析其相关的类型、作用以及使用它的策略，最终将该部分的内容有效融入课堂，提高教学效率，从而能高效的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以及使学生能初步掌握一定的经济常识，培养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素养、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关键词：经济与社会;高中;相关链接

一.背景

基础教育改革的推进，对教师教学提出了更多的新要求，2020修订版《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也明确指出了本课程的设计依据与思路，“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课程设计兼顾基础性与选择性、提高学习效率与减轻学业负担的要求，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1]教材依据课标进行了相关内容的编写和调整，新教材除了新增了综合探究以外，保留相关链接和研究与分享作为辅助文的形式设置在教材中，与正文的内容相呼应，符合现在所以提出的学生需要全面发展教学目标。

“相关链接”在高中思想政治新教材中使用的频率比较高，本文旨在研究必修2经济与社会中的相关链接，在必修2中一共有41处相关链接，这些相关链接能有效的承上启下，部分也能对正文的内容起到补充说明的作用。无论新老教材都设计了相关链接，其目的是为了辅助教师更好的讲述正文部分的知识点，能帮助学生理解一些较难得知识点，既能为教师教学提供一定的教学资源，也能为学生学习提供一定课外的学习资料。因此，了解“相关链接”的内容能促进教师有效整合教学资源使课堂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促进学生的学习成长，能使学生在课中或者课后掌握更多的课外知识拓展学生的知识面。

二.相关链接的类型

（一）解释型

解释型的相关链接在必修2中占比较重，如：教科书第7页的相关链接解释说明了外商投资是指外国的自然人、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简称“外国投资者”）直接或者间接在中国境内进行的投资活动。正文部分讲述的是非公有制经济，其中讲述外资经济讲述到了外商投资，紧接着对外商投资进行了細化的解释说明。如：教科书46页正文的内容是我国居民收入来源包括劳动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相关链接对居民收入进行了细化描述陈述了居民收入还包括了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必修2中涉及到很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常识，对于高中生来说是比较难以理解的一本书，相对于必修1来说，必修2中很多的知识是学生之前从未接触过的。因此，这也是解释型的相关链接占比较重的原因，很多正文中所提到的专有名词具体的含义就需要相关链接辅助学生进行知识点的理解，否则就形成了死记硬背，不符合现阶段的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教育。

（二）传统文化型

在必修2中传统文化型的相关链接占比较小，共有4处，如：教科书16页相关链接中引用了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的部分内容对应正文中的市场资源配置，市场机制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教科书36页，相关链接的《管子·轻重甲》《孟子·梁惠王上》等都用了不同的话语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与正文中的绿色发展的理念相对应。如：教科书51页，正文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社会保障，相关链接中的《周礼·地官司徒》等表明了我国传统优秀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保障思想，这些相关链接的出现体现了我国现阶段对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一直强调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传统文化便是重中之重，教育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前提，现阶段需要更多优秀的青年和少年了解我国的传统文化，需要对他们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在新教材中传统文化类的相关链接将这种教育贯彻实施。

（三）逻辑演绎型

逻辑演绎类的相关链接在必修2中的展示，有思维导图、逻辑推理等几种类型，如教科书第6页相关链接围绕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与关键领域与上文的国有经济相对应。如教科书第15页，陈述我们党对市场作用的认识经过了从1992年-2013年的过程的时间逻辑图，上文提到的计划和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两种基本手段。如教科书48页，相关链接中呈现了个人所得税的应税项目的思维导图，正文所陈述的是完善个人收入分配的内容。

（四）普法型

在《经济与社会》中相关链接有很多有关法律的内容，如教科书第5页，相关链接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九条和第十条提到归于国家所有的一些资源，正文的内容是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如教科书第18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六条和第八条，提出了一些竞争中的不正当的行为，正文的内容指的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普法类的相关链接在本册书中占比也较重。本册书中大量法律条文就是为了让学生养成了解法律条文的习惯，成为遵守法律的新时代青年。

三.相关链接的作用

（一）补充说明教材的内容，辅助学生理解知识，拓宽学生的视野

必修2中的知识都是关于经济与社会方面的知识，很多知识对于没有一定经济常识的高中生来说比较晦涩难懂，高中生对于我国的经济制度以及社会方面的的体制缺乏一定的知识基础，相关链接部分的内容可以辅助学生理解一些比较难以理解的知识。很多教材正文的内容大多的讲述都不会对于某个名词进行解释，相关链接恰好可以填补这部分的空缺，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正文提出的问题、扩展思考的范围，从而有效地拓宽学科眼界”[3]有一部分的相关链接陈述的内容是与正文可能关系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有拓展知识面的功能，这样的相关链接就能极大的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这样的教育都是能起到润物细无声的功能。

（二）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增强学生学习兴趣

相关链接中常常会采用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名人名言以及一些法律知识等富有中国特色的内容，这些内容都符合2020修订版课标中所指出的四个基本原则“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反映时代要求、坚持科学论证、坚持继承发展”。这些相关链接的内容紧紧围绕正文部分的知识点展开，有利于学生在学习正文内容的同时也能学习一些其他方向的知识，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相关链接的设置，能充分展现需要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能促使学生综合发展，同时也保留学生的个性化的特点。

四.相关链接的应用策略

（一）灵活应用相关链接，注意它与上下文的联系

这里的灵活指的不仅只是在内容上的灵活应用，还需要根据学生的差异性进行灵活应用。将相关链接应用到课堂中，就需要教师熟悉正文部分的内容和相关链接的内容以及需要探究教材开发者设计相关链接的意图。在教材中有一些相关链接是必须需要讲授的，这些内容是需要教师必须带领学生一起去进行探究学习的，一些常识性的知识点，还有就是时事政治方面的内容等这些内容是需要教师在课堂上结合正文部分的内容进行开发讲授的;还有的相关链接是可以讲授也可以不用讲授的内容，这些相内容教师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性应用，这些相关链接常常与前后文的连接没有太大的关系，对于课堂的效果没有太大的促进作用;还有一类相关链接是教师可以不用的，这一类的相关链接常常与正文所需要讲授的知识点重复;还有一些的内容远远超出学生的最近发展区，这些内容在课堂上是不用讲授的。

（二）发掘相关链接中教育性的内容，创新开发有意义的相关链接

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思政课在新时代对于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强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新教材的相关链接需要选择具有教育性的内容，以及深入发掘具有思想性的内容，如教科书中包含我国传统文化的相关链接，这一类的相关链接可以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也能让学生了解与知识点密切相关的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还有一类的相关链接是关于我国现阶段的国家政策民生问题，这一类相关链接知识是需要处于人生重要阶段的高中生了解的，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所必须要知道的时事热点，但是有很多学生会忽略这些内容，这就需要教师在备课时结合正文和这些内容应用一些现代化的手段，让这一类的知识以更新，更加有趣的方式呈现在课堂上。

五.結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4]相关链接的使用一直都是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是这一部分的内容常常会因为各种原因导致被忽略，教师在备课时经常不会将这一部分的内容与正文形成资源整合，这就要求教师将仔细了解相关链接的内容，以及它设置的目的，以及掌握应用它的策略，在新课标的要求下最大程度的开发教材的资源。无论新旧教材都将相关链接设置在文中，起到辅助正文的作用，从必修2的相关链接中可以看出教材从以往的强调很多知识点到目前的新教材越来越注重多种素质的培养，也给予了教师更多的机会能发挥教师的在主观能动性，创新教学模式，这样课堂将更加的活跃，才能真正做到将课堂还给学生，相关链接的设置不仅仅能提供教师更多的教学资源，学生也能根据教师的课堂发挥自己的理解能力，能更全面的理解教材的内容。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 [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1.

[2]唐蓓.《剖析教材辅助文本提升课堂教学效益一一以<经济生活）为例》 [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15年第22期.

[3]新华社.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3/18/c_1124248228.htm，2019-03-18.

作者简介：徐晖（1998年3月— ），女，汉族，籍贯：云南昭通，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研究生，所学专业为学科教学（思政）。

作者：徐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