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经济与实体经济涵义论文

2022-04-27

编者按：以往几乎所有谈论住房制度改革的文章都是从社会公平或改变低收入人群的经济地位角度出发的，而本文作者的视角则显得更加高远一些。他让我们认识到：目前畸形的房价，不仅仅会影响到短期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而且还能引发类似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那样巨大的风险，从而进一步殃及我国的社会稳定，这不能不引起所有关注中国经济安全人士的高度警觉。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泡沫经济与实体经济涵义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泡沫经济与实体经济涵义论文篇1：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探究

【摘要】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需要发展虚拟经济。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是重要课题。事实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虚拟经济的适度发展会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而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会对实体经济产生消极作用。

【关键词】虚拟经济；实体经济

1.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涵义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所谓实体经济是指用于描述物质资料生产、销售以及直接为此提供劳务所形成的经济活动。所谓虚拟经济是指虚拟资本的持有和运动，既包括股票、债券、外汇等传统金融资产又包括由金融创新所派生和组合的各种衍生金融工具。

2.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基础

虚拟经济的产生是以货币的出现和信用的发展为前提的，而货币与信用则是商品生产与交换发展的结果，因此没有实体经济的发展就没有虚拟经济，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我们可以看到，在实体经济中各种因素的不确定性使经济主体面临着较大的市场风险，正是为了规避实体经济活动风险的需要，各种衍生金融工具应运而生，所以实体经济决定虚拟经济运行状况，实体经济状况良好，则虚拟经济的运行就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如果实体经济出了问题，虚拟经济的运行就会受到影响。一定的实体经济活动规模决定了虚拟经济规模不可能无限膨胀。

另一方面，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并非同步发展，而是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的，从而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活动领域。虚拟经济的不确定性表现在资本价值量的可变性以及资本追加和撤回的便利性与随意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它具有降低风险、增加流动性等功能。

3.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

3.1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

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即发现虚拟资本所代表的权益价格，是实现增量资本在实体经济各部门之间优化配置的基本工具。虚拟经济通过有效的信息揭示及相应的金融创新，可以处理因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激励问题；可以通过资产价格的信息功能来判断企业经营的好坏、投资业绩的优劣，使虚拟资本可以迅速从效益低的领域流向效益高的领域，促进优良企业的快速发展，不断对资源进行重新分配和重组，提高实体经济的运作效率。

3.2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支持

随着实体经济的不断发展，居民储蓄的不断上升会限制生产投资的增长，使许多生产过程因缺乏投资被困在没有经济效益的规模上。虚拟经济则可以其流动性和高获利性吸引大量暂时闲置和零散的资本投入到股票、债券和金融衍生品等虚拟资本上，全社会的沉淀资本就由此投入到实体经济中满足实体经济发展过程的资金需要。

3.3有助于分散经营风险

各项投资经营活动常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风险，特别是当经济发展中间接融资比例过高时，这不仅使金融风险集中于银行和相关金融机构，也加大了企业的利息支出使成本开支上升。而虚拟经济的发展则为风险转换为现实收益提供了转换机制，成为规避风险的重要手段，如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产生的最初动机，就是为了套期保值和转移风险。如果没有多种多样的保值方式和避险手段，从事实体经济活动的主体就只能自己承担风险，从而使实体经济的发展受到抑制。

3.4有利于产权重组深化企业改革

虚拟经济的发展使实物资产商品化、证券化，不仅在技术上解决了实物资产转让的困难，更可以打破所有制、地区和行政隶属关系的界限，通过产权的分割、转让、组合和控制等手段加速资本流动，促进企业完善组织制度。

3.5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

虚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虚拟性更强，自20世纪70年代后金融衍生品的不断出现使其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据统计在金融市场上的外汇交易有90%以上是和投机活动相关的；风险性更大，金融衍生工具的运用可以使较小资本控制几百倍的资金，有着明显的放大效应从而加剧风险；稳定性更差，同实体经济比较而言，影响虚拟经济变动的因素更多，其稳定性更差。如果虚拟资本在现代经济中过度膨胀则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3.6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加大实体经济动荡的可能性

虚拟经济若以膨胀的信用形态进入生产或服务系统，会增加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特别是那些与实体经济没有直接联系的金融衍生品的杠杆效应，使得虚拟资本交易的利润和风险成倍增加，在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的心理影响下易造成投机猖獗，谋取巨额利润的同时会使微观经济主体陷入流动性困境，带来经济动荡甚至是陷入经济危机。

3.7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导致泡沫经济的形成

由于虚拟经济的价格形成更多会受到人们心理预期的影响，如果出现对虚拟资本过高的预期，使其价格脱离自身的价值基础，从而会导致实体经济中大多数商品的价格也脱离其价值上涨，形成虚假的经济繁荣。人们的预期收益率较高，将使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领域流向金融市场和房地产等领域，严重影响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得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和投资资金供给不足，企业破产频繁，金融机构出现大量呆坏帐。

3.8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还会掩盖经济过热

由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存在着双重价格机制，在经济过热时期的通货膨胀会从商品市场转向资本市场，其间股价一路攀升，通货膨胀通过股票转移到资本市场，形成了一种掩蔽式的通货膨胀，由此掩盖了经济过热。

4.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4.1积极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金融资产投资和交易的回报就没有坚实的基础，而目前国有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着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等不合理、资本严重固化、缺乏流动性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对行业布局、地区结构以及国家所有制进行调整，努力推进现代企业制度，要使国有资本活起来，在流动中优化配置，充分发挥其对实体经济的贡献。应通过政策性扶持、鼓励民间风险投资等多种方式，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进程，以技术商品化为特点、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快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促进实体经济的稳步发展，为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充分的保证。

4.2适度发展虚拟经济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时代，适度发展虚拟经济有着重要意义，它有助于改造和提升实体经济。目前我国直接融资比重比较小，资本市场还不成熟，规模小、品种少、运作不够规范；金融创新也是刚刚开始。因此应当借鉴西方国家金融创新的经验，积极探索虚拟资本的新形式以及虚拟资本交易的新技术，促进实体经济的货币化和资产证券化发展。在增强防范和消除市场投资风险的同时，把开发具有避险和保值功能的各种衍生工具作为虚拟经济创新发展的重点。

4.3完善监管体系和制度建设

由于虚拟经济自产生之日起就蕴涵着内在的不稳定性，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金融网络化电子化手段加强，使得金融交易市场呈现出较强的多变性，特别当金融扩张超过了经济贸易的增长速度时，以资金融通和投机牟利为目的的资本运动使经济中的泡沫成分增加，若没有完善的监管体系，必然影响实体经济的稳定发展。我们应加强对银行资本充足率、资产流动性、风险管理的监督，建立公众监督、舆论监督机制。同时要规范证券市场的操作，加强对国际游资的管理，监控金融衍生工具的虚拟和投机。我们要有步骤、分阶段地推进虚拟经济各层次的发展，审慎有序地开放金融市场。

【参考文献】

[1]成思危.要重視研究虚拟经济[J].中国经贸导刊，2003（2）.

[2]刘骏明.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M].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

作者：王长香

泡沫经济与实体经济涵义论文篇2：

我国住房制度将进入新阶段

十九大报告对住房制度有了新的提法：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该提法有别于十八大及之前的报告，新的表述意味着党中央关于住房制度的重大调整。笔者推断，我国的住房制度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从住房制度改革的历史看新的住房制度精神

要准确理解该段话的涵义需要回顾一下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住房制度一直处在不断探索和变革过程中，称得上里程碑式的改革主要有以下三个：

1998年，国务院颁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简称“23号文件”），23号文件是中国住房制度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标志。这是迄今为止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最重要的里程碑。

在23号文件颁发之前，我国城镇居民的住房一直实施的是实物配给的方式，城镇的企事业单位负责解决所有职工的住房建设和分配，住房实行的是免费或接近免费分配的方式，对应的职工工资里是不包括住居成本的。这种高度福利、实物配给的住房制度的最大的缺陷是效率极低，导致城市住房严重短缺。1998年之前我国城镇每年新建的住房数量仅几千万平方米，有些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不足10平方米，甚至低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均住房消费水平。

23号文件的核心思想是实行住房市场化改革，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占城市人口10%的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占城镇人口70%的中低收人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高收入的家庭（占人口20%）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

该制度的实施极大地刺激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房地产投资在随后的十几年里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20%，最近几年每年的新增商品房面积都超过10亿平方米，截至2016年底我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超过了40平方米，超过了中等发达国家的住房消费水平，中国从总体上告别了住房短缺的时代。

影响我国住房制度的另外一个重要文件是2003年8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发〔2003〕18号（简称“18号文件”）。

2003年18号文件核心思想是要减少保障性住房在住房供给中的比例，强调房地产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支柱产业地位。之所以出台此文件，可能与当时的经济发展环境不确定增加有关，2003年春天中国遭遇了“非典”疫病的冲击，为了减少疫病给经济的冲击，需要房地产投资的刺激。2003年的18号文件的指导思想是强调住房的市场化，削弱了住房保障的作用。为了贯彻住房市场化的思路，2004年出台了土地的“招、拍、挂”制度及后来的土地储备制度，这些制度渐渐演变为土地财政，此后住房价格节节高升与这些都不无关系。因此，2003年的18号文件在中国住房制度的演变历史中，也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2003年以后，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住房制度指导思想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反映在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里关于住房制度的表述基本一致，没有进行大的修改。十七大报告关于住房制度的表述是“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加快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十八大报告里关于住房制度的表述为“建立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满足困难家庭基本需求”。無论是十七大还是十八大报告，在住房制度方面依然延续着2003年的18号文件的精神，只是对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保障方面稍作了强调。

从上述住房制度改革的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出，我国的住房制度设计一直在探索，试图在“住房保障”与“住房市场化”之间找到平衡点。实践已经证明，1998年改革前的高度福利化的住房制度效率较低，但过度强调市场化的住房制度在中国现有国情下容易导致地方财政对土地的过度依赖，容易导致房地产价格出现泡沫及其他不良后果。当前，突出的矛盾是一些大城市的房价已经严重脱离了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承受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是我国住房制度的重新梳理和设计，它将使我国的住房制度朝更加合理、更符合国情的方向演变。在中国住房制度变革的历史过程当中，十九大报告将是住房制度演变的第三个里程碑。

从战略的高度理解住房制度的重新设计

调整住房制度是新时代的要求。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做了远景战略规划，并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做出重要判断，认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判断同样适用于住房领域。我国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已经达到40平方米，总体上摆脱了住房短缺局面，但面临着结构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第一，不同城市之间的住房供求关系不平衡。大多数城市的住房供求基本平衡，有些城市甚至出现了供过于求，但少数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住房供求关系依然紧张，住房供给满足不了需求。第二，不同群体之间的住房消费水平差距较大。收入水平较高的群体因为购买住房的时间较早，该群体在房价持续上涨过程中获得了资本增值收益。而没有购买住房的群体面对房价持续上涨其购买力日渐削弱，特别是刚刚走上社会的年轻人，解决居住问题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

针对新的住房供求关系形势，提高住房保障力度，优化住房供求结构成为必然的选择，笔者认为，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的住房制度指导思想是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是及时的。

调整住房制度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十九大报告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放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首位，强调“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

住房价格的持续快速上涨与上述供给侧改革的战略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因为现在的房价将转化为未来的工资成本，房价的大幅度上涨必然引发未来工资的大幅度上涨，意味着中国的国家竞争力在降低。我国在短短的十几年里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靠的是人工成本优势，如果我国房价过快上涨，势必导致人工成本过快上升，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将逐渐丧失或接近于丧失，最近几年大量外商投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转移到东南亚其他国家。连深圳华为这样的具有国际技术优势的电信设备巨头都已经感受到房价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可见该问题的严重性。

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优势逐渐丧失将改变资本的流向。尽管我国连续20多年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但必须看到最近几年国际资本流向的改变。2015年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加上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超过5000亿美元，而当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减少了5000多亿美元，可见2015年有1万亿美元的资本流出。2016年我国的对外投资几乎是翻倍地增长，除了直接对外投资外，资金还通过各种地下通道流出，这一点从外汇储备数据就可以看出端倪，在外贸依然保持较大顺差的情况下外汇储备在过去两年里减少了约1万多亿美元。表面的原因是人民币汇率贬值所致，深层原因则是房价上升太快致使中国的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美国正在采取措施实施减税策略，而中国继续采取以房地产为支柱来推动经济增长，会改变全球资本的流向，不利于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

香港最近3 0年的发展历程充分说明了上述结论。土地价格的不断上升导致香港经济竞争力的快速下降，产业空心化趋势日益明显，制造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转移到内地，金融和地产成为经济的主要支柱，越来越多的人无力购买住房，700多万香港居民有一半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内，随着房价的不断上涨，没有买房的市民与拥有住房的市民之间的财产差距日益扩大。导致年轻人对未来的前途失去信心，这恐怕是出现类似“占中事件”的主要原因。

新的住房制度体系内容解读

在十九大报告里，对住房制度设计只有短短的两句话，但已经勾勒出新的住房制度的大概轮廓，笔者理解如下：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这句话通俗易懂，但含意深刻，为住房制度的模式选择确定了方向。从全球主要国家发展的历史看，大多数国家都难以避免房地产泡沫，而且大多数金融危机都由房地产泡沫引发，教训十分深刻：20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导致了日本长达30年的经济低迷；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根本原因也是由房地产上涨过快导致的；10年前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同样是房地产价格波动引起的。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只有德国是一个例外。二战之后，德国的经济曾经持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但德国主要城市的房价长期平稳，使得德国避免了由于房地产价格波动而导致的金融危机的袭扰。住房价格的平稳是德国制造业独步天下的关键因素之一。

显然，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德国的住房制度设计是符合我国的战略需要的。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关于住房制度模式的选择曾经吸收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确定了分类供应的住房制度体系，即20%的中高收入阶层由市场满足他们的住房需求，70%的普通市民由政府提高经济适用住房，10%的低收入群体通过廉租房来解决居住问题。但我国的住房制度改革有意无意地朝香港的住房制度演变，住房供给形式单一，形成了土地财政。十九大为我国住房制度改革指明的方向是从当前的香港住房制度模式向德国住房制度模式转变。

“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涉及土地制度的变革。根据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是不能进入市场流通的，城市周边的农村集体土地只能卖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转手高价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土地的增值收益主要被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分享，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的供给，房地產开发商成为城镇住房几乎唯一的供给者。这是住房价格持续上涨的制度基础。

因此，只有改变现行的土地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房价与地价轮番上涨的怪圈。“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将意味着房地产开发商不再是唯一的住房供给主体，合作建房、单位集资建房等等多种形式的住房供给可能将会出现，目前正在北京和上海推行的个人和政府共有住房产权也可能成为新的住房供给形式。农村集体土地通过建设公共租赁住房的形式进入市场的试点工作已经在部分城市展开，将来可能会在更多的城市推行。

有些人寄希望于房价大幅度回落让中低收入阶层实现购买住房的愿望也是不现实的，因为房价的大幅度下跌可能导致银行不良率的快速上升，操作不当会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实施租购并举，让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住有所居。在稳定房价的前提下，大量增加租赁住房供给，租赁市场就会发展起来，住房的结构性矛盾就有望得到解决。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

作者：尹中立

泡沫经济与实体经济涵义论文篇3：

金融成长与产业发展内在机理

摘要：产业成长是金融成长的基础，金融成长是产业成长的重要推动力，二者保持合理的匹配关系是一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本文构建的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匹配关系模型表明：在产权制度、资源禀赋、制度变迁等条件约束下，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金融成长对产业成长的贡献度不同；产业成长的任何变动都会导致资金市场匹配关系的变化，但二者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实证检验表明中国的金融成长滞后于产业成长，中国应实行金融优先发展战略，以金融成长保证和加快产业成长。

关键词：金融成长；产业成长；匹配关系

美国金融体系在二战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促使美国处于产业竞争的前沿。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金融成长远远超过了产业成长的内在需求，从而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在这种背景下，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匹配关系成为人们讨论的重要课题。本文以此为视角，探索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的内在机理，找到突破中国产业成长约束瓶颈的有效途径，为中国的金融成长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决策依据。

一、相关研究成果与研究对象界定

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应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这一观念已被人们普遍接受，那么，如何界定二者之间的比例关系，现有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分析：

一是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的因果关系分析。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1969）认为金融与以产业结构变动为特征的经济增长间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戈德史密斯还设定了金融相关率等指标判定一国金融成长水平，认为金融成长快于实体经济（产业）成长，而且一国金融相关比率的提高并不是无止境的，一旦到达一定的发展阶段，该比率就将趋于稳定。在戈德史密斯研究的基础上，实证分析表明：从行业层面看，国内金融成长对行业生产和成长具有促进作用（Rajan和Zingales，1998）；从国家和地区层面看，1815-1860年美国制造业企业以厂商和商人的正式或非正式合作形式而存在，这种关系导致资本从商业流向制造业部门（Livesay 和Porter，1987）；我国台湾省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之间关系表现为：从长期来看，金融成长对产业成长的影响只有0.4321%，而产业成长对金融成长的影响是2.38898%。即随着产业成长，金融供给导向逐渐不重要，而之后需求导向成为主导。另外，非正式金融在金融成长中具有重要作用（Wang，2000）；在OECD国家，金融成长对产业专业化具有显著的因果效应，金融成长对产业专业化和比较优势具有重要贡献（Svalery和Vlachos，2005）；65国30年的面版数据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金融成长对制造业的出口和贸易盈余具有显著的因果性（Beck，2002）。因此，金融成长相对较好的国家在产业成长中具有比较优势（Kletzer和Bardham，1987）。可见，理论和实证检验均表明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金融成长较快的国家，对于外部融资依赖高的产业将会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二者的因果关系表明产业成长是金融成长的基础，而金融成长对产业成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这类分析并没有指出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如何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

二是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的结构关系分析。从金融结构在经济增长中所起作用的角度来看，只有当金融结构和制造业的规模结构相匹配——即在一个以大企业为主的经济中，存在一个市场型的金融结构，或存在一个较高的银行集中度时，才能有效地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从而促进制造业的增长。由此证明一国的金融结构必须要和产业规模结构相匹配（林毅夫等，2003) 。金融结构提升既是金融成长的重要途经，也是经济结构升级及经济实现最优增长的必要条件（杨琳和李建伟，2002）。1978-2000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金融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表明，中西部地区金融结构水平落后，妨碍了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反过来，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滞后，又导致金融业发展缓慢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范方志和张立军，2003）。而民间金融成长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关系则应采用民间金融供给型的民营产业发展模式，从而加快工业产业结构升级（蒲祖河，2005）。

以上研究表明产业成长要求金融成长，金融成长促进产业成长，二者形成良性循环；反之，一方的滞后会制约另一方的成长，从而形成恶性循环。目前，我国的金融成长落后制约着产业成长，本研究努力从理论上界定金融成长如何与产业成长保持合理的匹配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运用了金融成长和产业成长这两个概念，即成长包含了规模的扩大和效率的提高。麦金农和肖（1973）提出金融深化理论，金融发展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金融发展着重于金融业的量的扩张，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我国学者白钦先（2000）于1990’s首先提出金融功能观，并认为金融具有资源属性，是一种具有战略性、脆弱性、中介性、社会性的资源。之后，周小川（2005）首次提出金融生态的概念，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金融风险的成因问题。张杰（1995）对该概念的内涵作了新的界定，他认为，金融成长是对金融增长和金融发展概念的一种综合，成长本身应当包含增长与发展两层涵义，是质与量的有机统一。金融成长理论的提出可以被认为是金融发展理论的一个质的飞跃，它将金融发展理论注重量的增长的观点、金融功能论注重效率的观点、金融生态论适应外部环境的观点以及制度建设等的观点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将金融作为一个生物体，有其自身的生长发育、生死存亡。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将金融成长定义为：在一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发展环境约束下，以产业成长为基础，服务于产业成长，金融业同时实现自身量的扩张和质的提高的统一，最终实现金融业的竞争优势，以保证和加快产业成长。

另外，本文对产业成长的定义是：在一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发展环境约束下，单个产业经历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实现产业规模的扩大和效率的提高，而主导产业的形成、不断更换的过程即一国产业结构的演变历程，构成一国的产业成长。

二、模型构建

金融成长内生于产业成长，二者之间应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然而，虚拟经济（金融成长）与实体经济（产业成长）背离是一种常态，完全同步变化只是偶然现象；发展滞后的虚拟经济必使实体经济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总量受到负面影响，实体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将受到资金供应的限制（刘骏民和伍超明，2004）。同样，虚拟经济的过快发展则导致泡沫经济，其对产业的危害已被历次金融危机所证实。因此，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应保持合理的匹配关系，实现金融与产业成长的良性互动。所谓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匹配关系是指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相互作用，金融成长以产业成长为载体，同时保证和加快产业成长，二者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以实现产业的持续成长。那么，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的匹配关系如何确定？

本节将构建模型，考察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的匹配关系。本模型是在资源禀赋、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等因素约束下，只考虑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匹配关系，研究二者之间的资源配置关系及互动关系。

（一）前提条件假设

各国的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具有各自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特殊条件，但特殊性中包含着共性。即在各国特殊条件下形成不同的发展模式，但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的关系具有共同条件：金融交易的有效实现，即在产权明晰、相关法律保护和社会习俗等条件下实现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

产权明晰是金融交易有效运行的前提，法律制度是金融产权交易的制度保证，法治水平是交易履行的激励机制，良好的信用环境和有效的微观规制则节约交易履行的成本。因此，产权制度、法治水平、信用环境和微观规制共同构成金融成长的外部环境。而这种外部环境通过金融机构与企业的金融交易同样作用于产业成长：产权明晰是金融交易的基础；法治水平的提高有效保护投资者的权益，保证金融产权交易的顺利进行，从而为产业成长提供资金和提高产业资本配置效率；信用环境的改善加速资金的流通，也促使产业资本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微观规制是金融和产业成长的载体和组成部分，其有效性直接决定着金融和产业的成长特性。因此，考虑在产权明晰、较高的法制水平和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有效的微观规制下，即金融交易有效实现的条件下，分别建立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的函数，研究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的资源配置关系以及二者的互动关系。

（二）金融成长函数

（三）产业成长函数

同理，假设产业i有很多相同的企业，我们将企业数目标准化为1。每个企业均追求企业的成长特性。在每一时期，企业对资金需求的变动函数为：F[DD(]•[][DD)]d=θRd-bFd。

θ为金融资源搜寻产业投资机会并匹配成功的概率，bFd为产业结构调整而使产业i减少的资金需求。

设企业通过选择潜在产出Rd和资金需求Fd来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不投资的单位成本为c。则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现值为：

设η=[SX(]Rd[]1-Fs[SX)]，则η表示金融成长的弹性，或曰金融市场的资金供求紧张度。η越小，资金供求关系越紧张。因此，资金缺口寻求产业i产出缺口的速率以及资金缺口弥补产出缺口匹配成功的概率取决于金融成长：

结论三:在产权明晰、较高法制水平和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有效的微观规制等条件下，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二者的匹配关系即二者的资源配置关系与产业成长特性γ、产业潜在产出和实际产出比率y、资金紧张度η、产业间资源转移速率b、金融贡献度χ、金融成长特性δ、产业设备闲置成本c等变量有复杂的关系，公式（22）-（25）是二者均衡状态的方程式。

（六）互动关系

结论四:产业成长内在地要求金融成长。产业成长特性的提高要求金融为其提供金融服务；产业现有规模的扩大或效率的提高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产业成长使得产业产出缺口扩大，更多资源流向该产业。此时，内生金融的成长特性受资本设备闲置成本的制约，实际上反映了金融成长取决于产业成长。

对这一结论可作如下解释：随着金融成长，即金融业的规模扩大和效率提高，产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筹集到所需的充足资本，产业的成长特性提高，产业的产出扩大。产业成长特性的提高和实际产出的扩大以及金融成长，对产业i的需求进一步扩大，产业i的产出缺口增加，必然导致更多厂商进入产业i，厂商的行为提高了资金匹配率，资本的闲置成本下降。

由结论四和五可得出：产业成长内在地要求金融为其提供服务，而金融成长客观上提高了产业成长特性，扩大了产出规模，从而产业成长。在产权明晰、较高法制水平和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有效的微观规制等条件下，资金的自由流动使资源配置自发实现最优化，资本的闲置成本下降。因此，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具有互动关系。

三、中国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关系实证分析

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的匹配关系要求金融成长满足产业成长所需，促进产业成长，具体表现在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追逐，即金融收益与产业收益应保持合理的比例。Wurgler （2000）的研究表明：在金融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里，成长性好的行业会得到更多的投资，而成长性差的行业投资会减少，即金融成长能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年），本文设计了资本配置平衡指数——产业利润应与产业新增固定资产保持对称关系，反映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是否具有匹配关系；同时，本文设计了匹配关系偏离度指标——产业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与产业增加值关系，反映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价值创造能力的差异，从而反映二者关系偏离程度；并对两个指标对比，检验指标的可行性。

（一）资本配置平衡指数：i产业利润占比应与新增资本比例相匹配

Mi（资本配置平衡指数）=i产业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占比/利润占比。Mi>1，表明金融资源浪费；Mi<1，表明金融资源收益大；Mi=1，表明资本配置平衡，即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达到合理的匹配关系。

计算结果表明个别产业存在资本配置严重不平衡，其中投资远远大于其利润的产业包括：1992年的烟草制品业、1997年的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2000年的煤炭开采和洗选业、2003年的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远小于其利润的产业包括：1997年的农副食品加工业、2002年的燃气生产和供应业、2005年的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从整体来看，产业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与其利润配置基本保持稳定，但绝大部分产业平衡指数小于1，说明金融资源收益大，即金融业收益大于产业收益。这可能是由于金融业严格的准入制度和长期的产业投资热潮所致。

（二）匹配关系偏离度

匹配关系偏离度=产业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占比增长率-产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比重，反映某一产业资本投入与产业价值创造能力的差异，即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价值创造能力的差异。

计算结果表明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至2005年前严重偏离，新增固定资产占比增长率远远大于增加值比重；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偏离度大于0，表明这三个行业投资增长率大于其产业贡献率。这是因为这三个行业属于基础设施建设，制约着其他产业的成长，因此对其的投资持续增长。从整体来看，产业的偏离度均小于0，表明投资落后于其成长，即金融成长制约着产业成长。这与资本配置平衡指数的结果一致，表明中国的金融成长仍滞后与产业成长。

（三）指标评价

从资本配置平衡指数和匹配关系偏离度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指标的结论一致：金融成长滞后于产业成长，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的金融准入制度以及金融市场的落后所致；平衡指数和偏离度反映了我国金融缺口和产业缺口的搜寻和匹配关系运行机制有待进一步改善，也反映了产融结合的发展空间巨大。因此，本文设计的这两个指标可以反映我国金融与产业成长的匹配关系。

四、小结

（一）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应具有合理的匹配关系

金融成长内生于产业成长，金融成长远远超过产业成长必然形成金融泡沫，造成产业成长的过度调整。因此，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应保持合理的匹配关系：在产权明晰、较高的法治水平、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和有效的微观规制的前提条件下，二者的匹配关系与产业成长特性、产业潜在产出和实际产出比率、资金紧张度、产业间资源转移速率、金融贡献度、金融成长特性、产业设备闲置成本等变量相关。合理的匹配关系会形成金融与产业的良性循环机制，否则，恶性循环机制将会对一国经济产生极大的破坏。

（二）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的匹配关系有待进一步改善。

资本配置平衡指数和匹配关系偏离度均反映了我国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匹配关系有待进一步改善。这就需要发达的金融市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提出政策建议：

1.投资以金融优先发展，加快产业成长。我国金融成长相对滞后于产业成长的现状，亟需提高金融地位。我国应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实行金融优先发展，加快产业成长，从而提高国家竞争力。但产业成长是金融成长的载体，金融成长保证和加快产业成长，二者必须保持合理的匹配关系。

2.改善金融成长外部环境。产权明晰是金融交易高效率运行的前提，也是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基础；而产权制度对其他制度安排具有本质性的影响。因此，产权明晰是金融成长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同时，法律制度是金融成长的制度保证，而非正式制度——社会信用环境和微观规制对法治水平具有重要影响。法律制度确定了金融交易主体的基本行为准则和框架，社会信用环境联系着法律制度和微观规制，影响着金融交易成本；微观规制则是金融交易顺利执行的保证，反映着社会信用环境，制约着法制水平。因此，我国要实行金融优先发展战略，就必须改善金融成长所依赖的外部环境：加快产权制度改革；提高法制水平；加大市场惩戒力度；健全自律机制。

3.构建产业成长的金融服务平台。金融服务于产业成长，其重要的职能就是引导资本的优化配置。这就需要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即有效的金融市场、充足的金融工具和富有竞争力的金融组织。在有效的金融市场上，充足的金融工具可以更广泛地动员社会资源，形成资金的竞争机制，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产融结合促进产业成长。在这一过程中，金融机构通过混业经营、金融控股公司等业务方式，建立起富有竞争力的金融组织，提升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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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ogenous Mechanism Between Financial Maturity and Industrial Matu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