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主动监督关系论文

摘要我国经济生活中很多企业内部控制失效、经营效益低下、会计信息失真及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涉及贪污舞弊的案件频繁发生等现象普遍存在,虽然这些现象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内部审计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是这些问题存在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监督主动监督关系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监督主动监督关系论文 篇1：

浅议网络时代逮捕价值观及条件的重构

摘 要：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绝对逮捕条件”的刑罚层级和“相对逮捕条件”的证据要求高于西方法治国家。《刑事诉讼法》经过多次修订，对逮捕条件的设置呈现愈来愈从严态势，既有刑罚慎用、严格限制审前羁押、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积极价值，也在“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全面辩证保障人权等方面存有疏漏，在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交错时代亦愈来愈凸显其不科学性，特别是要求侦查机关证明未曾发生的五种社会危险性有悖于人的认识规律，也有悖于刑事法治理念。在坚持慎捕慎诉、慎用刑罚的前提下，推进刑事司法参与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摒弃机械静止孤立司法观，重构“该捕则捕，当放则放”动态辩证逮捕价值观，把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作为第一位的逮捕条件，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精神贯彻刑事司法全过程，让更多的认罪悔罪、积极赔偿补偿、主动修复关系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羁押或被批准逮捕后及时获得变更强制措施取保候审，人民法院对其更多适用非监禁刑，或由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以此节约司法资源，大幅减少审前羁押和监狱监禁，降低国家管理成本，促进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 逮捕条件 全面保障人权 辩证逮捕价值观 恢复性司法

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从1979年开始实施，经历了1996年、2012年、2018年三次修订，对逮捕条件的表述呈现递进式、越来越从严的变化。其立法初衷，本是为了减少逮捕，降低审前羁押率;但这种苛严的逮捕条件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尤其是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并行交错的社会治安情势，与惩治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护人民安宁、推进社会有效治理、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刑事司法价值相悖离，也在一定程度上致使保障人权片面化，不利于贯彻“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刑事司法宗旨，也不利于在实质上全面辩证落实保障人权这一刑事司法的重要价值体现。

一、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递进式从严逮捕条件高于西方国家的逮捕标准

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条件”是“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时一方面对“绝对逮捕条件”进一步作出严格规定，限定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情形，可迳行逮捕;另一方面“相对逮捕条件”严格限定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且必须同时满足具备五种“社会危险性”之一，方能批准逮捕。2018年再次小幅度修改《刑事诉讼法》，虽然增加了一款内容，即把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认罪认罚情况作为“社会危险性的考虑因素”，[1] 但并未降低逮捕的标准。

201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对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作出规定，检察机关应当严格审查社会危险性条件，公安机关应当在侦查中收集、固定社会危险性条件证据。[2]

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也对刑事诉讼法“逮捕条件”条款中表述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进一步作出限定，要求同时具备三种情形。[3]

为此，中国人民大学陈卫东教授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条件比西方国家的标准更高。[4] 从法治发达国家关于羁押条件立法规定看，很少有将“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经查证属实”作为羁押的证明条件。陈卫东教授在《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一书中，对日本、德国和美国等国家《刑事诉讼法》一些具体条文作了比对，得出了我国逮捕条件比西方法治国家标准更高的结论。这些国家对逮捕的证明标准表述为“有相当理由”，或“有高度可能性”，或“有紧迫的犯罪嫌疑”，或“依合理理由”即可。相比之下，我国设置的逮捕证明标准，不但要求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而且要求这些事实是查证属实。特别是1996年修正后的逮捕条件还须证明具有五种未发生的只是“可能的”“社会危险性”之一。这样一来，往往造成了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案件成了有罪判决的预告。而且过高的标准不利于实现逮捕作为预防性措施的发挥。[5]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1条规定逮捕的刑罚条件表述为可能判处十年徒刑以上刑罚，或者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才可以批准迳行逮捕，逮捕的这一刑罚标准也都高于西方法治国家。 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单一性刑罚条件相比，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家为羁押设置的刑罚条件更有层次性。特别是《意大利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者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即可适用羁押，而没有附加其他条件。[6] 而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要求可能判处10年以上徒刑才可逮捕，而10年以下徒刑的需要同时具备“曾经故意犯罪”，或“身份不明”，或同时具有五种并未发生的所谓社会危险性条件之一，才可批准逮捕。

二、苛严的逮捕条件难以适用信息化、网络化的社会治安实际

批准逮捕作为法律监督的重要手段，具有重大的实体和程序意义。然而，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交织，各种情况错综复杂，基于传统现实社会制定的“逮捕条件”显然无法顺应这一网络社会交错的时代。以毒品犯罪为例，新型毒品层出不穷，网络交易隐蔽复杂。毒品犯罪呈现出许多新的作案特征，作案方式趋向非接触性。智能手机、微信、支付宝等通讯工具和支付App的普及，使得毒品犯罪作案手法越来越具有隐蔽性，且毒品交易中的邀约、联络非常方便，“网上购买制造毒品的原材料和工具→网上联络→快递发货→平台支付”成为犯罪分子新的作案手法。毒品犯罪人员日趋组织化、家族化，一些毒品犯罪分子通过亲友圈子，不断拉人入伙，拼凑资金贩毒，形成家族式、地域化毒品犯罪团伙。很多大宗毒品犯罪案件是“制、运、贩、吸”一条龙，毒品的原料来源、制毒地点、贩卖流向往往涉及不同省市，甚至跨境跨国。

故此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时面临几大冲突：一是新型高科技网络犯罪与社会治安现状的冲突。当今社会，利用高科技、网络手段的新型犯罪层出不穷，例如电信诈骗犯罪、嗅探犯罪、银行卡犯罪等。这类犯罪的共同特征就是高科技化、网络化、跨区域化、隐蔽化、反侦察能力超强化，在报请逮捕的有限时间内（一般为14天），公安机关的取证不可能达到较为完备的程度，而此时不及时逮捕犯罪嫌疑人，将会导致侦查不能顺利进行从而放纵犯罪的严重后果;二是基于传统现实社会“逮捕条件”的考评标准与现实社会、网络社会并行状态下办案需要的冲突。用原有现实社会条件下某些不当的评价指标，显然难以适应信息化网络化刑事案件办理，如有的地方把批捕和起诉对应起来，给予捕后不诉、捕后轻刑等情况以消极甚至否定的评价，这就使得检察官审查批捕和起诉时受到制约，机械适用逮捕条件和所谓起诉标准，而难以顾及刑事司法参与社会治理和矛盾纠纷消解;三是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的冲突。由于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办案部门，尤其是缺乏与基层办案部门的充分交流、实案考察，一些学者满足于形而上学，习惯于西方某些法治概念、理念、原则的逻辑推演，而不屑于更多的實务考察、研判，导致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片面强调逮捕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的功能，给侦查取证以过多的限制，严重掣肘了对愈来愈严重的信息化网络化情势下犯罪的惩治。

三、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逮捕条件的文辞表述与人们认识规律和刑事法治理念相悖

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目前以“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或“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作为逮捕条件不科学，既有悖于人的认识规律，也有悖于刑事法治理念，应进一步完善。

首先，“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与“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就构成文词上的逻辑矛盾。在“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这一表述中，这里的证据是侦查阶段的初步证据，不可能是全部证据或者可以形成锁链的证据。而“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证据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那是审判标准的证据。把侦查阶段的证据要求与审判标准的证据要求并论表述显然不科学的。

其次，《刑事诉讼法》第81条列举了五种“社会危险性”情形，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还须具备并未发生的五种“社会危险性条件”情形之一才可适用逮捕。[7] 这就是关于逮捕的“社会危险性”条件，即逮捕的相对条件。这里要求审查逮捕检察官按照“有可能判处徒刑以上”的标准来衡量该不该逮捕，造成在实际操作中检察官很难把握尺度。因为有没有罪、判处什么刑罚都只有经过审判才能确定，在审查逮捕阶段，怎么去判断犯罪嫌疑人有没有罪或判处什么刑罚？虽然用的是“可能”，但这个“可能”又如何判断？很难把握标准。

第三，该条第3款“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这里以“曾经故意犯罪”作为逮捕的绝对条件，有可能导致逮捕羁押过多。如果仅仅因为“曾经故意犯罪”，不管过了多少年，现行犯罪又不管他的性质和社会危害性，只要是有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法，就应当逮捕，这就势必放宽逮捕的条件。笔者认为，应该以累犯和刑罚规定不适用判处缓刑的情形作为逮捕的绝对条件之一。

第四，该条第3款“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作为逮捕的绝对条件也不科学。虽然，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这是重罪，逮捕当然有其必要性。然而，我国刑法罪与罪之间的量刑结构存在不平衡性，有些犯罪社会危害性很大，而量刑一般都在10年以下。

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诈骗罪，其量刑结构就存在不平衡问题。[8] 根据“两高”相关司法解释，诈骗罪只要金额达到50万元以上就符合“数额特别巨大”，就得在10年以上量刑。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及的金额动辄上千万、上亿元，受害人众多，有可能给社会稳定造成动荡，而法定刑期却在10年以下。很显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社会危害性是整体性的、受害人是大面积的，而诈骗罪的受害人往往是单个的，金额相对前者而言也是小额的，但两罪在量刑上的区别却十分明显。

因此，逮捕的条件只能是以“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为必要条件，再规定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险性作为充分条件。特别指出的是，应当把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作为第一位的条件。社会危害性程度越大，就应该逮捕。众所周知，社会危害性程度是衡量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实质标准。在考量了社会危害性之基础上，再考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

在审查逮捕阶段，由检察官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可能判处有期徒刑”或“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既不科学，也违背了基本的法治精神和刑事诉讼规则，即“未经人民法院审判，不得对任何人确定有罪”这一原理。

四、应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作为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重要条件

2012年《刑事诉讼法》把逮捕的基本条件，从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修改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有期徒刑，还须同时具备没有发生的五种社会危险性之一。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的内部操作规程又进一步加码，要求公安机关不仅应当收集嫌疑人有罪无罪，罪轻罪重的证据，还要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险性的证据或证明材料。这就存在二个问题：一是逮捕条件突出了社会危险性，却没有强调社会危害性。按照现行逮捕条件，即使社会危害性不大，但具有社会危险性的，也应当予以逮捕，即使社会危害性巨大，但社会危险性不大的，也不能批准逮捕。这就造成了实践中的困惑，部分嫌疑人社会危害性巨大，影响恶劣，按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条件，将难以批准逮捕。对于该类犯罪嫌疑人如果不予逮捕，不仅难以教育和震慑嫌疑人，导致嫌疑人不认罪悔罪，不赔偿，不利于矛盾的化解，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引发群众对于公平正义的质疑，降低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审查逮捕不考虑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背离人民群众对正义的认知和追求，导致不少案件处理失去民意基础，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目标更是难以企及;二是社会危险性的证明是要证明“未发生”“可能发生”，属于“证无”，这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社会治安现状和办案需要。社會危险性一般体现为“可能”或“企图”，这两个词语均体现的是主观因素，要对于这种主观因素进行取证，这在实践中有相当的难度。侦查机关要将信息化网络化条件下的各类犯罪查证属实都已不易，还需花大量警力物力收集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的证据，既浪费司法资源，客观上也难以完成这种脱离社会现实、超高标准的证据收集。

所以，建议通过修改法律，完善逮捕条件，将社会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同时作为是否批准逮捕的考量因素，在“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有期徒刑”的基础上，并具备社会危险性或社会危害性就可以批准逮捕。

笔者对《刑事诉讼法》第81条的修改建议如下：

将《刑事诉讼法》第81条关于“有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和“有可能判处十年以上刑罚”的表述删除，继续沿用“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这一表述，作为逮捕的必要条件。再规定两个充分条件：一是把“其行为具有较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作为第一位的充分条件，二是继续保留第81条第1款规定的五种具有社会危险性情形。必要条件，加上这两个充分条件之一，即具备了逮捕的完整条件。

基于此，我们不妨用等式来表述“逮捕的条件”。假定逮捕的必要条件为“A”，逮捕的充分条件为“B”（其中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为B1，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险性为B2），那么，这个等式就是： 逮捕 =  A + B （B1 或 B2）。

同时，建议把“曾经故意犯罪”修改为“累犯和其他不适用缓刑的情形”。

此外，还应特别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悔罪、积极赔偿、主动修复被其损害的社会关系等社会危害性或社会危险性减轻或消除的，应予以解除逮捕，变更强制措施。

具体文字表述如下：

“对于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犯罪行为具有较为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应当予以逮捕。”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系累犯和其他不适用判处缓刑的，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当予以逮捕：（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

“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应当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等社会危害性情况，认罪认罚情况，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等情况，作为是否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考虑因素。对于通过认罪悔罪、积极赔偿、主动修复关系、取得谅解等行为致社会危害性已经得以消除的，或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

“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五、在坚持“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前提下，重构“该捕则捕，当放则放”动态辩证逮捕价值观

当前，应当让刑事司法的价值取向必须平衡保护刑事案件受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两者不可偏废。比如检察机关在处理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案件时，对于故意伤害、盗窃、抢夺、交通肇事、轻型诈骗等有具体受害人的部分案件，引入刑事和解，把调解、和解、谅解或化解作为是否批准逮捕或逮捕后是否变更强制措施、是否提起公诉的前提条件。即犯罪嫌疑人捕前即认罪悔罪、积极赔偿可以不作逮捕处理，或者捕后认罪悔罪，积极赔偿，修复社会关系的，可以变更强制措施予以取保候审，建议人民法院判处非监禁刑，或直接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对于批准逮捕后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补偿主动修复社会关系的犯罪嫌疑人实行取保候审或不起诉，可以大幅减少监狱监禁，既减少了监狱压力，降低了国家管理成本，又有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家庭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根据恢复性司法原理，司法本质是维护社会秩序，或使业已破坏的秩序和关系恢复平衡或达到新的平衡。在有被害人存在的轻型刑事案件中，经过调解，达成赔偿和谅解，甚至受害人请求撤案或从轻处理，说明这种被损害的关系已恢复平衡。此时国家公权力可以淡化甚至退出。刑罚的首要功能也是维护秩序，惩罚只是位居其次的职能。既然关系已恢复平衡，说明刑罚维护秩序的目的已经达到，国家公权力就应该淡化或者及时退出。

尊重和保障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减少社会对抗、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化解矛盾，意义重大，将直接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际效果。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听取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意见作为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的必经程序。

犯罪行为实施人对受损害的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予以补救，均应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捕前予以补救修复关系的，可以不必逮捕;捕后补救修复关系的，可以适用取保候审或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

犯罪行为给国家、集体或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失，执法和司法机关第一考量的也应当是敦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积极退赔挽损、积极补偿、积极修复关系，最大限度减少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失。

惩罚犯罪，目的不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简单的刑事处罚，而要更加注重修复社会关系，减少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失。

比如当前处理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公益诉讼案件，检察机关应把如何使生态环境得到恢复作为第一价值考量，以此获得生态良性发展的司法效果。故此对认罪悔罪，积极自愿种树种草复绿，对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予以修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检察机关无论在审查逮捕或审查起诉都应予以区别对待，落实从宽处理，减少监狱监禁。

落实对被害人或被损害的国家、集体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赔偿和补救，检察机关实行取保候审，建议由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非监禁刑或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这比简单地对被告人适用自由刑投入监狱监禁，更符合宽严相济、刑罚慎用和人权保障的精神实质。

刑事司法不应当是单纯的适用刑事法律的过程。积极落实社会治理，既是刑事司法者的社会担当，也可进一步彰显刑事司法的法治价值和社会价值。

注释：

[1]参见2018年修改《刑事诉讼法》，第81条。

[2]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

[3]参见《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139条。

[4]陈卫东：《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年版，第74页。

[5]参见卞建林、陈卫东等：《新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118-119页。

[6]同前注[4]，第75页。

[7]同前注[1]。

[8]参见《刑法》第176条、第266条。

作者：马贤兴

监督主动监督关系论文 篇2：

浅谈健全公司治理内部的审计管理

摘 要 我国经济生活中很多企业内部控制失效、经营效益低下、会计信息失真及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涉及贪污舞弊的案件频繁发生等现象普遍存在,虽然这些现象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内部审计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是这些问题存在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笔者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系统地研究了企业内部审计的措施和发展,通过以人为本的服务意识,主动双向式的报告关系使其能更好地为公司治理服务。

关键词 公司治理 审计管理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企业内部审计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责任制度、内部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其是在国家行政手段干预下强制建立的,目前很多问题仍存在于企业内部审计中,制约了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如审计目标审计范围狭小,审计观念落后,以“侦探者”自居,审计方法简单、技术落后,在审计项目的选择上存在很大的盲目性。

一、树立公司治理中企业内部审计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我国传统企业内部审计以“监督”理念为指导,内部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以“监督者”的身份开展工作,内部审计主要发挥监督职能,开展财务审计和其它以会计资料为基础的审计,被动地为企业管理层提供服务。依据公司治理对内部审计的影响,公司治理中企业内部审计的目标、职能、对象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其中目标上升为增值。职能转变为确证与咨询,对象扩展为财务活动、内部控制、公司管理、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依据公司治理中企业内部审计目标、职能和对象的要求和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应该树立公司治理中企业内部审计以人为本服务理念。

以人为本理念是公司治理中企业内部审计的立足之本。依据以人为本理念的要求,内审计机构将推积极策略,内部审计人员将树立服务意识、掌握保持良好人际关系的技巧。内部审计机构工作策略的改变、内部审计人员思维方式的改变有利于增强企业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依据以人为本服务理念的要求,内部审计机构首先要对内部审计职业做必要的宣传。

依据以人为本服务理念的要求,内部审计人员首先要树立服务意识。具体来说内部审计人员应该做到以下两点:第一,站在被审计人的角度想问题。内部审计人员在审计工作中有时会碰到比较难“应付”的被审计人,这时候内部审计人员不能把他们视为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一旦认为被审计人不容易接触、会制造麻烦,就会在审计过程中带上有色眼镜,内部审计人员的服务意识就会加上“修止符”。如果内部审计人员能站在被审计人的角度想问题,就可以体会被审计人的心情,从而帮助被审计人找出工作中的不足之处,并提出改进建议。第二,对被审计人的改进行为给予肯定。内部审计人员在将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或不足向审计委员会、高级管理层报告之前,應该将这些问题或不足与被审计人进行交流,如果被审计人对这些问题和不足采取了积极的改进措施,内部审计人员就应将报告重点放在被审计人的改进行为上。

内部审计人员要掌握保持良好人际关系的技巧。以人为本服务理念要求内部审计人员避免与被审计人发生冲突,与其保持良好的关系。掌握保持良好人际关系的技巧是必要的。具体来说,内部审计人员应该掌握以下技巧:第一,积极沟通、理解别人、善于倾听。有效的人际关系一般依赖于两种能力:理解他人的能力和与人交流的能力。内部审计人员在与被审计人沟通的时候,要善于倾听。要设身处地地理解被审计人所处的环境。友好、有效的沟通才能减少和化解冲突。第二,注重个人形象。内部审计人员工作在一个充满个人矛盾的环境中,他们必须具备良好的个人形象才能与被审计人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内部审计人员的思维方式从“监督者”转变为“服务者”,努力与各方发展和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将有利于解决一直以来困扰内部人员的人际关系问题,使内部审计工作得到董事会及其审计委员会、高级管理层的支持,内部审计结果得到被审计人的认同,从而增强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二、构建主动式双向报告关系的企业内部审计的原则

(一)相对自主原则

在对内部审计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公司治理中企业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时,公司治理理论、风险导向内部审计理论、受托责任理论为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内部审计人员必须具有客观性,在执行审计中保持公正的态度,不偏不倚,避免利益冲突。

构建主动式双向报告关系的企业内部审计组织模式时遵循“相对自主”原则,一方面改变了传统内部审计与管理层之间的潜在敌对关系,有利于内部审计与管理部门建立密切的伙伴关系,从而产生更好的审计成果;另一方面创造了使内部审计人员保持最大客观性的环境,能够帮助内部审计人员更容易地处理与被审计单位之间的关系,在融入企业经营并为其增加价值的同时提供客观意见,因此相对独立性原则是构建主动式双向报告关系的企业内部审计组织模式的首要原则。

(二)成本原则

成本原则是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考虑的一项重要原则,尤其是在成本敏感的环境中。企业内部审计通过分析和评价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寻找其存在的缺陷和漏洞,提出改进建议,实现为企业创造价值的目标。但内部审计为企业创造的价值只有大于设立较复杂的内部审计机构所付出的人力、物力等成本费用时,内部审计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增值。因此,构建主动式双向报告关系的企业内部审计组织模式时,成本原则也是必须遵循的。

(三)权威性原则

内部审计机构的权威性与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作用的发挥相辅相成,一方面内部审计机构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为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作用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内部审计作用的发挥,又为内部审计机构赢得较高的权威创造了机会。公司治理中内部审计机构的权威性源自获得相应的授权和内部审计人员出色的工作。内部审计人员对被审计人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认定和评价,取得令人信服的工作成果,使被审计人积极配合审计工作,从而帮助内部审计机构树立权威性。当被审计人不接受或不配合审计工作时,内部审计人员依据内部审计机构获得的相应授权,可以对其实施必要的制裁。因此,构建主动式双向报告关系的企业内部审计组织模式时应注重对权威性原则的运用。

三、构建主动式双向报告关系的企业内部审计组织应解决的问题

构建主动式双向报告关系的企业内部审计组织模式,关键要解决以下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内部审计的工作成果向谁报告。向谁报告体现了内部审计的价值取向。其二,内部审计在谁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受谁领导决定了内部审计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企业内部审计机构应该由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领导。现阶段,在我国企业中较普遍存在的内部审计机构由高级管理层或监事会领导的组织模式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当内部审计机构隶属于高级管理层领导时,内部审计负责人的任命、内部审计人员的工资待遇与职位升迁都由高级管理层决定。这样内部审计人员不会愿意也没有权利对高级管理层进行监督。而在公司治理中利用内部审计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实现所有者对受托经营的经理层的监督。

四、企业内部审计主动式双向报告关系对完善公司治理的影响

在主动式双向报告关系的企业内部审计组织模式下,内部审计能够根据审计委员会和高级管理层的要求及时、安全、有效地为其提供相应的审计信息,从而缓解董事会及其审计委员会与高级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平衡和制约公司治理中各个主体之间关系,促进公司治理的完善。依据公司治理对内部审计的影响,公司治理中企业内部审计的目标提升为增值,职能拓展为确证、咨询。增值目标是否能实现,关键在于根据内部审计服务对象的需求提供相应的服务。高级管理层和审计委员会需要内部审计以独特的视角发现管理活动和各项决策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与不足之处,并在这些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没有引发更大的损失前向其报告。内部审计提供主动式服务,才能满足高级管理层和审计委员会的需求,实现增值目标。

在主动式双向报告关系的企业内部审计组织模式下,内部审计机构采取的报告方式遵循的路径是“管理活动发生之前、之中、之后,这种报告方式将管理活动发生之前、决策做出之前的事前反馈,管理活动发生之时、决策做出之时的事中反馈和管理活动发生之后、决策做出之后的事后反馈结合起来,能对问题做到未雨绸缪。在这种报告方式下,内部审计能根据审计委员会和高级管理层的要求及时主动地为其提供服务,并将审计信息安全准确地传递给高级管理层和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根据这些信息可以有效地减轻与高级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对高级管理层的行为进行评价、鉴定,明确高级管理层责任的履行情况,减轻内部人控制,促进公司治理的完善。

作者：孙艳萍

监督主动监督关系论文 篇3：

以人为本 为红塔转型添动力

入刊理由：在红塔集团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深化人本管理，切实以职工为本，从维护广大职工的根本利益出发，给予职工更多的人文关怀，充分激发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将进一步激发企业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有力提升烟草企业形象，推动红塔转型发展新跨越，促进职工、企业及社会内外和谐、全面协调、共同发展。

中国正处于深化改革、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企业面临转型发展，需要和谐稳定大局作保障。和谐劳动关系是和谐企业、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与具体体现。在当前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积极应对“构建和谐”这一中国烟草行业和企业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实现红塔从规模效益型向结构效益型转型发展的重要任务，亟需我们深刻认识当前形势下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对加快红塔转型发展的重要现实意义，同时从红塔集团实证的角度，从工会组织作为协调企业与职工之间劳动关系矛盾的产物这一本质作用出发，进行认真思考与积极探索。

以和谐劳动关系支撑转型

和谐体现了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能产生合力与内聚力，推动组织目标使命的实现。红塔集团抓住行业实施大品牌、大企业、大市场“三大战略”和企业改革重组的有利时机，在“十一五”时期加快品牌整合、企业规模扩张，促进企业文化融合，推动规模效益增长。

转型发展是红塔集团根据形势变化作出的重要战略调整。进入“十二五”时期，中国烟草“大品牌、大企业、大市场”竞争格局日趋形成。由于市场资源的有限性，加之烟草控制，卷烟计划的增量有限，以及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不确定性的影响，烟草业在地方、国家财政中的支柱性作用更加明显，红塔集团只有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品牌结构，实现高端突破，获得结构效益，才能在行业未来竞争格局中赢得一席之地。根据形势的变化，红塔集团及时作出由规模效益型向结构效益型转变的战略调整，这既是深入践行科学发展观、落实中国烟草“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共同发展”的任务要求，也是结合集团实际，全面实现“5211”品牌战略目标所作出的重大战略性抉择。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有利于挖掘人力资源，激发内生活力。职工是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卷烟市场容量和计划增量的有限性，使人力资源的作用更加明显。一方面，企业为适应市场竞争，必然引入竞争机制，和谐关系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内耗与过大的压力，加强相互协作；另一方面，针对国企职工稳定性较强的特点，需要企业在提高人力资源利用率的同时，发挥工会组织在构建和谐中的“润滑济”作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增强职工对企业的归属感、认同感，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提高职工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将和谐作为激发企业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

发展方式的转变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带来新挑战、新要求。一是当前劳动关系总体稳定，但在中国社会经济大转型、大转轨的背景下，企业同时处于改革发展关键期和社会矛盾凸现期，外部经济环境下行与通胀压力并存，发展不确定性增加，加之劳动关系多元化，社会上劳动争议事件时有发生，这些因素必然对企业职工利益的实现与维护带来一定影响，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带来新的要求。二是发展方式的转变、产品结构的调整，必然要求对员工队伍素质和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业务流程作出相应调整与变化，从而引发利益格局的调整并导致劳动关系不稳定。三是职工队伍结构的多元化、价值追求的多样化和职工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对企业确立核心价值理念和共同价值观，以及如何教育、引导职工提出更高要求。四是随着职工素质的提升、知识结构的提高，职工的法律意识、自主维权意识增强，要求企业不能停留于过去的经验，而要提高法律水平，引导职工理性表达其诉求，正确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五是近几年企业通过改革发展，使职工收入、福利待遇、生活水平、居住环境得以明显改善和提高，职工的需求层次更高、更加多样化，对精神文化、和谐人际关系、教育及自身全面发展的需求更高，需要企业认真研究把握，不断加以满足。

企业只有把握形势的变化和构建劳动关系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结合实际，不断总结提升，才能发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在企业转型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主要实践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党对工会组织的要求，也是工会落实“以职工为本，主动科学依法维权”的维权观要求。

近几年，红塔集团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工密切配合，全心全意依靠职工办企业，集团在产销规模、结构、效益等方面连续取得历史性突破。集团的改革发展也为工会组织“以职工为本，主动科学依法维权”的维权观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妥善协调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极大地促进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各项活动的全面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具体体现为：“一个理念、两个机制、三个关键、四级组织架构、五年规划、六个延伸”。

牢固树立“一个思想理念”，为共建共享提供思想保障。牢固树立工会组织“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与企业发展相融共进，共同发展”的思想理念，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作为工会组织全面履行职能的主线，统筹贯穿于企业和工会组织的各项重点工作中。

建立健全“两个机制”，从源头上维护职工权益。一是建立起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工共同配合、多方参与、工会具体运作的活动组织领导机制；二是在企业层面上，健全企业、职工、工会三方协商机制，以相互平等、充分协商为原则，健全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建立起各级工会与同级行政的联席会议制度和职代会会议制度，加强三方沟通，完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确保职工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决策，体现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

抓住“三个关键”，搭建和谐劳动关系重要载体。以职代会为基本形式的办事公开民主管理制度及劳动合同、平等协商制度、集体合同制度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三个关键，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载体和需要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工会组织认真执行《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指导帮助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全面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度，职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履约率达100%。坚持平等协商与集体合同制度，并将其纳入企业QEHS 管理体系运行控制中，坚持开展集体合同年度检查和执行情况调研，对合同执行情况进行动态跟踪和研究处理。在把工资集体协商、《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职工带薪年休假纳入合同条款及附件的基础上，劳模先进疗休养和困难职工救助保障等也将纳入其中。

办事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建制度、搭平台、拓载体、重落实，不断纵向深化推进。坚持和完善以职代会为基本形式和主线的办事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在建立集团和厂二级职代会制度的基础上，围绕行业当前“三项工作”和“三重一大”工作重点，充分发挥职工民主管理对促进企业“严格规范”的作用，确保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表达权，促进企业“严格规范”上水平。

建立工会“四级架构”管理体系，为构建和谐建立组织制度保障。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探索建立了“集团工会→中心、厂二级工会→车间三级工会→班组工会小组”四级工会组织架构体系，明确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重心下移，做实基层”的管理思路，健全了集团和各厂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委员会、劳动法律检查委员会，加强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监督，建立了劳动关系预警机制，使劳动关系矛盾尽可能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加强工会管理制度体系建设，在对工会各项业务进行总结梳理的基础上，健全了涵盖工会各项业务流程在内的50余项工会管理制度体系，并纳入集团“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运行，在完善现代企业管理体系的同时，也使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具有了坚实的组织与制度保障。

制定红塔集团职工素质建设“五年规划”，拓展技能竞赛平台，提升职工素质。职工素质的提升是发挥人力资本作用的保障。制定并实施《红塔集团职工素质建设五年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提升职工素质，“构建学习型企业，争做知识型职工”取得阶段性成果；以高技能人才队伍培养为重点，不断搭建并拓展烟叶分级、卷烟商品营销、烟机设备维修、电气控制技术职业技能竞赛平台，为转方式提供高技能人才队伍支撑。

构建扶贫帮困长效机制，困难职工帮扶工作实现“六个延伸”。在集团党政的大力支持下，在确保职工“五险二金”的基础上，工会组织制定并实施《红塔集团职工爱心帮困救助实施办法》等制度，实现集团帮扶工作在“帮扶资金渠道来源、帮扶层次、帮扶时间、困难职工档案管理方式、帮扶对象、帮扶工作职责”上的“六个延伸”拓展。受到帮扶救助的对象不仅包括在职和离退休困难职工，还涵盖困难职工遗属、营销协销员、劳务派遣工。集团针对职工所关注的子女入学、就业、住房、医疗等社会保障性问题也尽力积极协调解决，将关爱洒向企业每个角度，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提升了企业形象。2011年，红塔集团被评为“云南省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转型发展中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的思考

企业转型时期，改革的深入、形势的变化以及劳动关系出现的新情况，需要我们继续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按照“以职工为本，主动依法科学维权”的原则，以构建和谐文化为推动力，从推动解决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发，全面提升职工素质，提高职工主人翁地位，不断完善利益协调、诉求表达、矛盾调处和权益保障机制，以构建“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为目标，以和谐促发展，进一步提升企业形象，实现职工与企业共建共享，共同发展。

加强和谐文化建设，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和谐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起着相互促进与推动的重要作用。首先，正确认识劳动关系矛盾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及其职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通过调解协商解决的；其次，正确协调企业内部竞争与协作之间的关系。企业要发展，必然要在内部适当引入竞争机制，但随着现代企业分工的精细化，企业发展不仅靠职工个体发挥的力量，还需要和谐的人际关系，增进协同，创造整合放大功能，产生协同力；再者，正确区分当前对“和谐”认识的误区，防止以“和谐”为名，“和稀泥”“不作为”等不良行为滋生。和谐是建立在严格管理和有序的基础上，不能因为少数人的利益而影响大多数人的利益，否则将产生真正的不和谐。体现“和而不同”，在尊重职工主体意识、价值追求多元化的同时，强化“两个至上”的行业共同价值观和“山高人为峰”的企业核心理念，引导职工以此为共同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实现企业和职工共创共享。

建立和谐人际关系，增强职工幸福感。以职工为本，需要从尊重人性的角度出发，把握并了解职工心理发展规律，对幸福——这一人类和企业及社会组织发展的最终目的进行理性探索与回归。研究表明，在转型发展时期，面对调整，必然会造成职工心理压力增大，幸福感降低。因此，企业要把握职工心理需求层次，他们在基本需求、安全得到满足的同时，更注重事业、情感、社交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他们不仅是“经济人”“企业人”，更是“社会人”“多元人”。尤其是在企业职工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的今天，对职工的管理需从尊重人性、把握心理发展规律、了解其心理需求、帮助其实现自我价值的角度出发，注重正向激励，积极为职工营建良好的、令人舒畅的人际关系环境和工作环境，激发职工更多的创造潜能和创造活力。针对转型发展时期职工精神、心理压力可能增大的特点，有计划地开展管理人员尤其是班组一线政工人员心理学及沟通学等方面的知识培训，使大家了解并掌握积极心理学和现代企业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同时应以正向激励和心理疏导为主，给予职工更多的人文关怀，并定期组织职工广泛参与心理健康知识讲座，保证员工心理咨询热线畅通，有效预防职工心理疾病，引导职工加强自控能力和情绪管理能力，促进职工身心健康发展。

进一步完善职工心理诉求机制。在继续定期开展职工思想动态分析上报、职工代表提案和职工合理化建议，了解职工心理的同时，借鉴玉溪卷烟厂T3M员工满意度调查体系成功的试点经验，借助信息系统和科学的统计分析手段，通过员工的评价和对员工心理主观调查，以及对幸福感和满意度的调查和科学分析，一方面可以更科学、更准确地把握职工心理变化，另一方面可检验职工对企业转型发展期生产经营管理和改革政策的接受程度，指导督促改进管理短板，同时可充分听取并反映职工意见，体现企业民主管理的提升与延伸。

用标准化和规范化保障和谐劳动关系，促进劳动法律法规在企业的落实。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多样化、复杂化，以及职工法律意识、维权意识的增强，推动劳动关系的协调步入法律调整轨道。近年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集体合同规定》等调节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基础上，国家不断修订出台新的劳动法律法规，如《社会保险法》《企业民主管理条例》《职业病防治法》等。作为大型国企工会组织，需加大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理解，加强工会管理制度体系与现行及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的衔接与协调，并在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等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载体和活动中加以运用。随着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的创建和复审工作的深入推进，红塔集团将进一步对工会管理制度进行整合提炼，转化为管理标准体系，搭建工会业务知识管理信息平台，通过与集团内控体系建设的有机结合，借助法律手段和规范性行为准则，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有效预防劳动争议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体现和谐价值观，促进职工素质的提升和全面发展。职工素质的提升既是职工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也是企业转型发展的要求。工会要在深入推进职工素质建设工程方面出新招、求实效，构建职工素质建设长效机制；确保职工教育经费足额提取和规范、有效使用，促进职工岗位职业技能培训与竞赛机制的创新；不断完善和规范职工收入分配和福利保障制度，进一步体现在《集体合同》中，体现在职工劳动报酬和保险福利中；以不断满足职工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积极推动职工文化、家庭文化、企业文化等的建设，深入开展“安康杯”竞赛活动，在维护职工社会经济权益的同时，努力维护职工的安全权益、精神文化权益以及自我发展等各项权益，激发职工干事创业的热情与活力，促进职工与企业共同发展。

和谐是企业转型发展的重要保障。在企业转型发展时期，工会组织需要适应形势变化，不断总结、探索和提升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新思路和新途径，不断推动解决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提高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一步激发企业内生活力，为促进职工、企业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共同发展注入强大的推动力！

责任编辑：田硕

作者：曹航 姬利生 冯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