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翻译的语言学发展论文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语言中出现了大量的新话语或新词语。这些新话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变迁以及语言使用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方言翻译的语言学发展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方言翻译的语言学发展论文 篇1：

地理语言学和湖南方言地理

摘 要：地理语言学从空间上描写和解释语言的分布和发展，在中国具有重要发展前景。对南岳衡山354个村子进行高密度地毯式调查，可以细致地看到地理和语言分布的关系。

关键词：地理语言学；汉语方言学；湖南方言；衡山方言；南岳方言；方言地图

作者简介：彭泽润，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南 长沙 410081）

周鑫琳，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 410081）

一、地理语言学的性质

地理语言学（geographical linguistics）是跟地理学结合的语言学，是把不同地点的同一语言事实的表现描绘在地图上，然后进行解释的语言学。从地理学角度来说，地理语言学叫作语言地理学（linguistic geography），语言学领域以前一般也用这个名称。地理语言学用不同地点的同一语言事实的表现做基础，利用地图的方式描述语言现象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状况，结合地理、历史和社会因素解释这些分布形成的原因，探索语言现实分布和历史变化的规律。{1}地理语言学的核心特点就是用语言特征地图方式研究语言。

“地理语言学”是索绪尔{2}《普通语言学教程》第4个部分的标题。但是目前多数人习惯叫作“语言地理学”或者“方言地理学”{3}。因为它作为语言学领域的术语，应该是运用地理科学方法和成果研究语言的科学，属于语言学，所以，我们建议仿照“历史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等术语，把它叫作“地理语言学”。否则，把“语言地理学”放在现代语言学分支类型的术语中，显得不协调，好象它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在《人文地理学》{4}中就把“语言地理”跟“政治地理”、“旅游地理”、“宗教地理”等并列的。

在中国语言学领域，“地理语言学”逐渐在名称上取代“语言地理学”。在中国的学科设置目录里，目前一般还是在“语言学”下设置“方言地理学”或者“语言地理学”。这是因为中国的地理语言学基本上是受到日本地理语言学影响发展的。日本早期的地理语言学著作柴田武的《言语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1969年）就是用“言语地理学”的名称，这个名称一直被后来学者沿用。20多年后，日本学者岩田礼《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地理分布》在《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发表，文章的副标题《方言地理学在历史语言学研究中的作用》里用的还是“方言地理学”。2010年首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语言大学召开，标志着“地理语言学”这个名称在中国正式成为语言学学科名称。这在理据上比原来的“语言地理学”或者“方言地理学”更加像语言学名称，而不容易使人产生它是地理学名称的错觉。

研究特定通用语言的结构等属于个别语言学，研究不同语言特别是非通用语言或者方言之间的关系和共性属于一般语言学，研究语言的特定方言的结构等属于特殊的个别语言学，也叫作方言学。虽然在中国，地理语言学一般跟方言学密切相关，但是地理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是分别首先从空间和时间两个角度对语言进行研究的科学，它们都属于一般语言学。正如时间和空间总是联系在一起，而且空间上的差异导致时间上演变速度的差异，历史语言学和地理语言学也总是联系在一起。相对来说，历史语言学由于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研究成果很突出显得比地理语言学更加成熟。

如果说历史语言学是一种时间语言学，那么地理语言学就是一种空间语言学。地理语言学纠正了历史语言学过分重视历史材料的偏向，弥补了历史材料缺乏的局限，加强了对活语言或者口语的重视和利用。应该说“共时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空间的，但是，一般局限在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抽象出来的单一系统的解剖，或者几个这样的现代单一系统的比较。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历史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的对立统一关系，而且要看到“历史语言学”和“地理语言学”的对立统一关系。

给语言或者方言的历史关系分类，实际上也是在对它们进行一定程度的空间关系的分类，因为一定共同的空间分布关系往往有一定共同的时间历史关系。但是它们又往往出现不少例外。例如印度在亚洲，却跟欧洲许多语言有密切关系。衡山其实在湘语包围中，古代全浊声母的变化却既不像湘语也不像与湖南有历史移民关系的赣语，却像覆盖在湖南南部“土话”方言上面构成双方言格局的西南官话。

如果不分主次关系地从时间和空间关系得出一个综合类型，那会带来许多交叉重叠的麻烦，实际上没有严格区分开来。例如，“是否保存浊音”就是一个不一定可靠的标准，因为一方面，浊音分成音位性和音素性两种；另一方面，浊音是一个不稳定音素。

“是否浊音”，对于汉语的很多方言不是音位性特征；相反，“是否送气”是汉语方言共同的音位性特征。所以，虽然从衡山的后山话来看，这两个特征都有音位性，可以用来跟前山话区分，但是放在湖南甚至更大范围内考察，就只有“是否送气”这个普遍特征的发展差异才具有比较价值。

如果根据一定特征，把方言分成不同区域，然后对不同方言进行内部比较，就可能是画地为牢，会忽视相同行政管理空间的不同方言的相互关系。只有首先从地理语言学角度，不管方言类型，用地图表现相同语言单位的各种事实，才能发现更多的实质关系。

从长沙话演变的历史记录{5}可见，无论前后鼻音的混淆还是前后舌尖元音的混淆，都说明在语言消磨过程中，它们在逐渐走向简化，偏僻或者人口稳定地区比发达或者人口不稳定地区变化慢。

所以，无论从远离长沙市区的湘潭、衡山，还是从接近市区的长沙市郊区的空间变化事实，都可以帮助我们深入认识汉语方言的历史变化。这是弥补汉语缺乏系统细致的历史记录这个遗憾的重要途径。当然，“方言地图只能推测各种形式的新旧关系，也就是说相对年代。要确定一个词产生的绝对年代，我们还需要把方言地图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6}。

地理语言学跟一般的语言或者方言调查不同。它不是针对一个地点做全面的分析，而是要针对比较多的地点精选尽量少的调查项目进行调查。因为地点多了，如果项目还多，不仅无法胜任浩大的调查工程，而且没有重点，浪费资源。

地理语言学在中国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因为中国地域广大，语言种类多样，方言特别是汉语方言覆盖全国、复杂多样，是地理语言学研究的沃土。外国学者贺登崧把地理语言学介绍到中国以后又介绍到日本。但是地理语言学包括研究中国汉语的地理语言学都是在日本先成熟，中国在后面才开始发展的。因此，中国人自己研究自己的语言的地理语言学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地理语言学的类型

一般的汉语方言研究跟地理语言学有密切关系。但是方言地图有两种，也体现出地理语言学的两种方法：第一，特征地理研究。它是根据一定特征对方言材料地点进行分类，例如《苏州方言地图集》。第二，分区地理研究。它是根据重要特征对一定连续空间进行区域分割，例如《中国语言地图集》。

广义的地理语言学包括上面两种研究。狭义的地理语言学是指特征地理研究。

在中国地理语言学理论方面，项梦冰、曹晖的《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虽然不是很成熟，狭义的地理语言学性质不突出，但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本地理语言学教材，涵盖了特征地理和分区地理两个角度的研究。

2003年湖南师范大学彭泽润的博士论文《衡山南岳方言的地理研究》，是在高密度调查和绘制方言特征地图基础上做特征地理研究的最早成果。论文从微观角度针对一个县级行政范围的整个区域的354个行政村做了高密度的调查，绘制90幅地图，在分区的基础上，详细地描写了90个方言项目的超越分区界线的细微的地理分布情况，也使原来朦胧的分区，特别是其中的“夹山腔”区域得到清晰化。

2008年曹志耘主编《汉语方言地图集》（商务印书馆）是最早针对全国的汉语方言做特征地理研究的著作。这本著作凝聚了全国同行的集体智慧，跟以前出版的主要体现分区地理成果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形成互相补充的关系，完善了中国地理语言学的实践研究。

总之，地理语言学有分区和分类的不同研究方法。对一个地点的语言或者方言内部系统做准确的描写和分析是地理语言学的基础。但是汉语方言研究从分类的地理语言学角度对一定特征进行高密度的地理空间研究的成果比较缺乏。像岩田礼一样不仅用地图分类，而且进行理论分析的成果更加少。虽然我们也需要全国范围轮廓性的地理语言学成果扩大眼界，但是要高密度研究汉语方言地理不能首先贪图全国范围，因为范围越大工作数量越大，无法细致。所以要从小范围打基础，“小片方言的方言地图或者地图集应当多多出版”{7}。

三、地理语言学的历史

地理语言学是19世纪80年代在欧洲兴起的。1876-1881年德国语言学家文克尔（Georg Wenker）最早运用这种方法调查和绘制了有“同语线（同言线）”的6幅德国方言地图。以后，法国、意大利等国家都有了相关成果。例如法国1902～1909年出齐了《法国语言地图集》，涉及650个地点，2000个词语，由艾德蒙（Edmond Edmont）调查，吉叶龙（Jules Gilliéron）编制。“地理语言学”是索绪尔（1982：13）《普通语言学教程》第4个部分的标题，可见19世纪末期地理语言学在语言学中的地位。

在亚洲，日本的地理语言学发展比较早。最早从西方引进地理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是上田万年。他早年在德国留学。1905～1906年出版《音韵调查报告》和《口语语法调查报告》，分别包含29张“音韵分布图”和37张“口语语法分布图”。这是日本第一个地理语言学成果，发现了日语在地域上呈现东西对立的分布特征。柳田国男在《蜗牛考》（1930年出版，1943年修订）中认为地图上分布着“蜗牛”的各种词形，原因是历史上的中央地区逐渐向周边地区扩散的结果，阐明了语言时空变异的关系。柴田武《言语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1969年），使日本地理语言学走向成熟。柴田武、野元菊雄、上村幸雄、德川宗贤等1966～1974年出版《日本言语地图》，涉及2 400个地点、300幅地图。从此，地理语言学在日本掀起高潮（张勇生2011）。他们还走出国门，把中国的汉语方言作为地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但是，中国地理语言学的产生比欧洲晚了100年，而且是先发展方言学，再发展地理语言学。虽然以前也有借助地图或者根据地名研究方言的成果，但是，真正的地理语言学意义的成果是在20世纪40年代才出现。20世纪80年代出现标志性成果《中国语言地图集》，不过这个成果还只是分区类型的地理研究。直到了21世纪初期特征类型的地理语言学研究成果才不断涌现，曹志耘主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是特征地理语言学的标志性成果。

汉朝扬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已经采用地名来分析汉语方言的地理差异。

真正采用地图来研究语言到20世纪初期才出现。1934年上海申报馆出版的《中华民国新地图》有一幅“语言区域图”，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提供。这是中国第一幅语言分区地图，还不是语言特征地图。

这个时期外国学者对中国地理语言学特别是地理方言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利时学者贺登崧（W.Grootaers）（1911～1999）利用在中国传教的机会采用地理语言学方法研究汉语方言和民俗文化。他1943～1945年在《华裔学志》发表《中国语言学及民俗学之地理的研究》。贺登崧的汉语地理语言学成果集中在岩田礼等编译的《论中国方言地理学》（中国の方言地理学のために），（东京：好文出版，1994）。石汝杰{8}发表《汉语方言地理学的优良教科书——评介贺登崧<论中国方言地理学>》对它进行介绍，把它翻译成汉语出版，书的名称叫作《汉语方言地理学》。

这些研究中的地图都是方言特征地图。可以说，这是狭义的地理语言学在中国的萌芽。贺登崧是中国地理语言学的开拓者。

几乎同时，中国学者在进行方言调查的时候也附带做了地理语言学研究，绘制了面向方言分区的方言特征地图。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赵元任等学者开展了一次全国性的方言调查，涉及广东和广西（1928～1929年）、陕西南部（1933年）、安徽南部（1934年）、江西和湖南（1935年）、湖北（1936年）、云南和四川（1940年）。其中一个重要成果是：赵元任等1936年调查、1938年写作、194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里面有66幅方言地图，是最早的汉语方言特征地图，属于典型的地理语言学成果。

类似《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的调查成果后来带到台湾由杨时逢研究整体出版了云南（1969年）、湖南（1974年）和四川（1984年）3个省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分别绘制的方言地图有：云南65幅，湖南53幅，四川47幅。

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者白涤洲1933年开始调查，他去世以后由俞世长整理在1954年由中国科学院出版的《关中方言调查报告》，有23幅地图，涉及陕西关中42个县级地点的材料。

中国学者王辅世是贺登崧的学生，在1949～1950年撰写了硕士论文《宣化方言地图》（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研究所出版，1994年），有34幅地图，涉及15个项目、64个地点。这是中国学者在外国导师的指导下做的第一个专门的地理语言学成果，全部是方言特征地图，而且用了很多篇幅对地图进行分析。

20世纪50年代，为了配合普通话推广进行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不少调查研究成果绘制了面向方言分区的方言特征地图。例如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年）有江苏和上海的方言地图43幅。

中国学者丁声树、李荣等1959年开始调查，196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昌黎方言志》，有地图12幅，涉及193个村级地点的方言特点。

叶祥苓《苏州方言地图集》（日本龙溪书社1981年出版）是又一个专门的地理语言学研究成果，涉及的调查地点多到几百个。有51幅地图，涉及263个地点，地点覆盖了每个乡镇的主要村子。这些地图修订后收入叶祥苓《苏州方言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这些是到当时为止调查地理密度最大的特征地理调查成果，是典型的地理语言学成果。这个调查对一个县级行政区域进行调查选择的地点最多，虽然没有落实到每个村子，但是涉及了263个经过抽样选择的村子。当然这个成果从理论角度对材料进行比较和分析的几乎没有。

在20世纪末期出版的方言成果中，地图丰富的著作首先是有里程碑意义的1987～1989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编写，香港朗文远东出版有限公司，1987～1989年）。它用地图的方式，根据重要特征进行概括以后对中国不同语言和汉语的不同方言进行了大致的空间划分，就是分区。这是中国第一部全国性的语言和汉语方言分区地图，是最重要的分区地理研究成果。

另外詹伯慧、张日升等研究广东珠江三角洲和广东西部，侯精一、温端政等研究山西，鲍明炜等研究江苏等方言成果使用不少面向方言分区的特征地图。主要有：

詹伯慧、张日升主编《珠江三角洲方言综述》（包含42幅地图），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

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包含50幅地图，涉及33个地点），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

侯精一、温端政主编《山西方言调查报告》（包含50幅地图），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

殷焕先主编《山东省志·方言志》（包含25幅地图），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詹伯慧、张日升主编《粤北十县市方言调查报告》（包含45幅地图），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

陈章太、李行健主编《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包含63幅地图，涉及93个地点），语文出版社，1997年。

詹伯慧、张日升主编《粤西十县市方言调查报告》（包含68幅地图），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

鲍明炜主编《江苏省志方言志》（包含55幅地图），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

刘纶鑫主编《客赣方言比较研究》（包含36幅地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钱曾怡主编《山东方言研究》（包含24幅地图），齐鲁书社，2001年。

除了大集体协作研究以外，不少学者个人或者小集体也使用地图研究方言。例如，刘村汉在《方言》1985年第4期发表《广西蒙山语言图说》，用了6幅地图。钱曾怡带领合作者多次使用这种研究方法发表成果{9}。1991年钱曾怡、曹志耘和罗福滕在《方言》第3期合作发表论文，为了体现一个县内部的语音差异，对山东省平度县进行了59个地点的地理研究，画成6幅方言特征地图。

这个时期日本学者对汉语地理语言学研究很有贡献，而且他们纯粹从特征地理角度绘制地图和进行分析。例如，岩田礼《中国江苏、安徽、上海两省一市境内亲属称谓词的地理分布》（《开篇》单刊，东京：好文出版，1989年）、《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地理分布》（《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还有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这时日本学者还在根据文献编制中国全国性的汉语方言特征地图。岩田礼等《汉语方言地图》，18个项目，24幅地图，280个地点，1992年在日本用“研究成果报告书”的形式出版。这是第一部涵盖整个汉语方言的特征地图集。

接着日本学者平田昌司等《汉语方言地图集》，38个项目，88幅地图，470个地点，1995年在日本用“研究成果报告书”的形式出版。远藤光晓等《汉语方言地图集》第3集，33个项目，97幅地图，650个地点，1999年在日本用“研究成果报告书”的形式出版。

日本学者松江崇《扬雄〈方言〉逐条地图集》，根据扬雄《方言》的资料绘制地图，1999年在日本用“研究成果报告书”的形式出版。这是第一部古代汉语方言特征地图集。

进入21世纪后，地理语言学在中国逐渐成熟。2002年曹志耘《南部吴语语音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著作除了使用大量表格表现方言特征的空间差异，也使用了一些方言特征地图。

从落实到每个村子的高密度调查角度来说，彭泽润的《衡山南岳方言的地理研究》是第一本县级范围内的汉语方言特征地理研究的狭义的地理语言学著作。这是彭泽润自主选题后在导师鲍厚星指导下完成2003年答辩的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这个成果绘制了90幅地图，数据覆盖县内的全部354个行政村。这个成果也可以说是20世纪40年代贺登崧开创中国地理语言学以后，经过王辅世和叶祥苓发展以后，在21世纪产生的第一个地理语言学成果。

以后地理语言学成果不断涌现。曹志耘指导了多篇北京语言大学地理语言学博士和硕士论文。其中博士论文例如2005年答辩的：王文胜的《处州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郭凤岚的《宣化方言变异与变化研究》、唐伶的《永州南部土话语言研究》。甘于恩指导了暨南大学2006年答辩的地理语言学硕士论文：蔡燕华《中山粤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

2006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史浩元、石汝杰、顾黔的《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是一部研究方言边界的地理语言学的重要著作。这个调查采用词汇调查而不是语素（字）的调查方法。表格有两个：包含439个词的简要词汇表格；包含1 900个词的详细词汇表格。词汇表格中基本覆盖了常用语素（字）。

具有标志性的地理语言学成果应该是曹志耘主编《汉语方言地图集》（商务印书馆，2008年）。这是第一部全国范围的汉语方言特征地理研究的狭义的地理语言学著作，也是中国语言学的标志性成果。这本著作凝聚了全国许多同行的集体智慧，跟20年前出版的主要体现分区地理成果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形成互相补充的关系，完善了中国地理语言学的实践研究。

“汉语方言地图集”课题的调查研究2001年启动，2008年完成，一共有来自34个单位的57位学者参加。调查地点一共是930个，遍及全国，东南部地区达到一县一地点的密度。除了省会级城市和方言区代表点城市以外，其余地点都调查乡下方言。发音人基本上是1931～1945年之间出生的男性。调查条目使用课题组专门编写的《汉语方言地图集调查手册》，涉及1 005个条目，其中语素（字）425个，词汇470个，语法110个。设立调查条目的主要原则是：（1）反映重要的地域差异，（2）反映重要的历史演变。所有数据一律到当地进行调查。在传统的书面记录之外，还采用数字录音方式录制全部调查项目的有声语料。所有调查材料经过录入、校对后，建成全部930个调查点的“汉语方言地图集数据库”。再利用NFGIS的全国地图数据和ArcView9.1绘图软件，建立“汉语方言地理信息系统”，在这个系统的基础上，进行方言地图的绘制工作。然后从全部调查条目中归纳出最有价值的510个地图条目，绘制成510幅方言特征分布地图，分为语音、词汇、语法3卷。各卷地图的类型及其数目是：（一）语音卷205。（1）音类160；（2）特字32；音值13。（二）词汇卷203。（1）概念188；（2）词形6；（3）分合4；（4）综合5。（三）语法卷102。（1）结构51；（2）语法词39；（3）综合12。

2009年，鲍厚星又指导了通过答辩的两篇湖南师范大学地理语言学博士论文：孙益民的《湖南亲属称谓的地理语言学研究——以湘东北及湘东部分地区为立足点》，李永新的《湘江流域汉语方言地理学研究》。

2013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彭泽润、彭建国的《湖南方言》附录了40幅湖南方言词汇特征地图。我们已经指导研究生对湖南最南部的江永县做类似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写出了系列硕士论文。我们期待更多的研究，特别是对湖南全局的研究。

四、汉语方言学和地理语言学

方言学是和地理语言学密切相关的学科。它们都要涉及方言事实，但是又不同。地理语言学关注的是语言或者内部的方言的个别要素在地理上的分布和表现。方言学关注的是一种语言内部的局部地域的方言系统。

20世纪以来，方言学（特指汉语方言学）和地理语言学（特指汉语方言地理语言学）几乎同时引进现代西方语言理论开展研究。但是，方言学相对发展比较早比较有成就，地理语言学相对比较薄弱。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介绍地理语言学的时候，专门介绍方言学。

方言是一种语言在各个地方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语言总是用方言的身份体现出来。正如几乎没有两个人的语言完全相同一样，几乎没有一种语言在不同地域完全相同。即使是高度统一的英语，在世界各地也产生五花八门的方言。当一种语言还没有被研究的时候，任何一个地点的具体表现都是方言。当我们确定一个地点的方言被自发或者自觉向其他地方推广，成为共同方言的时候，我们把这种方言叫作共同语，准确地说是民族共同语。这时这种语言在其他地方表现出来的系统差别就是方言。

引申以后，我们还把语言在特定行业或者社会领域产生的非系统差别叫作方言。这时，我们把地理上形成的系统差别叫作地域方言，把社会领域上形成的非系统差别叫作社会方言。

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几千年模仿周朝到秦朝的语言制作的书面语“文言文”，这种被制作的书面共同语忽视或者轻视不断变化又分歧严重的口语事实。用口语方式存在的方言是没有正统地位的，只是日常生活的临时用品。即使是在地方戏剧中，角色的道白和唱腔也要把方言改造成词汇接近文言文的“雅言”，只有丑角插科打诨的时候才用地道的方言。

在现代中国，不仅北京方言被全国推广学习，而且人们从口语到书面语都基本上用这种经过规范的方言，我们把它叫作“普通话”，面对古代，叫作“现代汉语”，面对其他民族叫作“汉语”，面对外国人叫作“中国语”或者“中国话”。这是社会交往频繁和口语地位提高的时代要求。

研究方言的科学就叫作方言学。方言学就是研究民族共同语以外的民族语言的地域变体，在方法和地位上跟一般的语言研究没有什么不同。地理语言学虽然不能取代方言学，但是它们互相渗透，而且共同需要做语言的田野调查。民族共同语都有大量的书面语事实，哪怕是长期脱离口语的“文言文”这样的书面共同语，都有人研究，因此不必白手起家。方言往往是没有书面文献可以利用的，还有很多方言是没有人研究过的，因此必须做语言田野调查或者方言调查。

方言调查跟一般的调查完全不同。一般调查可以利用大家熟悉的语言去表达，方言调查遇到的语音现象无法用大家通用的民族共同语完整记录。对于汉语方言，即使是汉语拼音也无法记录，因为汉语拼音是专门为汉语民族共同语普通话设计的。这样必须根据不同的方言采用不同的音标，但是这样又难以互相沟通。

于是，世界语言学家设计了国际音标，把世界各种语言及其方言可能出现的语音最小单位音素统一用相同的音标记录。人们可以根据特定方言中记录的需要选择其中的音标。

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地理语言学只是方言学的部分内容，因此了解中国的地理语言学历史主要是了解汉语方言学的历史。

古代最早的汉语方言研究成果是汉朝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可见汉语的方言分歧一直存在，并且因此造成的交际困难一直被研究者关注。但是没有留下更多的方言研究的专门成果。

近代时期，清朝以后出现大量方言成果，例如李实（1598～1676）的《蜀语》，杭世骏（1696～1793）的《续方言》，等等。这些方言研究成果分词汇和语音两个领域。语音领域主要是为了写诗歌押韵提供帮助的韵书。

后来一些西方传教士为了方便向方言地区的人传播宗教，用自己发明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记录各地方言，出版了南方各地的方言文献包括方言词典等。

1924年北京大学由于沈兼士提倡民间歌谣调查研究，他们需要通过方言调查获得资料，就成立了方言调查会，开始了现代方言调查。当时林语堂还在国际音标基础上设计了方言字母方案，但是他本人没有多少方言调查的成果。赵元任等一大批语言学家对中国各地方言用国际音标等现代语言学方法进行调查，出版了《汉语字声实验录》（刘半农，1925年，法国巴黎大学博士论文；1924年在上海出版的时候叫作《四声实验录》）、《现代吴语的研究》（赵元任，科学出版社1956年）等著作。

1955年中国科学院（当时还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丁声树、李荣在全国“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上作《汉语方言调查》的报告，拉开了全国方言普查的序幕，大学开设了方言学课程，出版了《昌黎方言志》（集体，科学出版社1960年）等著作和各地内部油印的方言普查报告。

从1956年开始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联合举办“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学习普通话语音和汉语方言调查，培养了大批方言研究者。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杂志创办，拉开汉语方言深入研究的序幕。从此，方言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五、衡山南岳的方言特征地图举例

我们{10}在湖南最先尝试用地理语言学方法高密度研究一个县域的汉语方言。下面我们提供衡山南岳的方言地图两幅，并且做一些地理语言学的分析。

从“声调系统及其类型”的地图可见，声调系统在地理上的分布相对整齐，是分区地理研究要首先考虑的。山脉整齐地把老衡山县分成前山话和后山话两个方言区域。在山势平缓的东北方向，由于交通方便，产生了一个混合方言区——夹山腔区域。在西南方向伸入衡阳县范围的部分地区不属于前山话，反而属于后山话声调系统。“夹山腔”的声调系统只是在后山话系统的基础上，把阴平的调值改变成前山话的调值。考虑到前山话是县城方言，是强势方言，我们推断夹山腔本来是后山话，是前山话影响了它，使它变得开始接近前山话。

从“‘门槛’的词音及其词素结构类型”的地图可见，后山话非常统一，都叫作“地方”。前山话的词素结构也一致，只是语音发生了一些变异。这些语音变异又主要分成东部和西部两个区域。在这两个区域的内部又有一些小的语音变异。在夹山腔中，前山话和后山话的特点参差不齐地分布成多种格局。

注 释：

{1}曹志耘：《南部吴语语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2}（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3页。

{3}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2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年，第13页。

{4}王恩泉等：《人文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9页。

{5}鲍厚星：《〈湘音检字〉与长沙方言》，《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4期。

{6}岩田礼：《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地理分布》，《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7}陈章太、詹伯慧、伍巍：《汉语方言地图的绘制》，《方言》2001年第3期。

{8}石汝杰：《汉语方言地理学的优良教科书——评介贺登崧〈论中国方言地理学〉》，《国外语言学》1997年第1期。

{9}钱曾怡：《汉语方言研究的方法与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9页。

{10}彭泽润：《地理和语言的启示——衡山南岳354个村子高密度的地理语言学研究》，《湖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Geographical Linguistics and Hunan Dialect Geography

PENG Ze-run，ZHOU Xin-lin

Key words：geographical linguistics；Chinese Dialectology；Hunan dialect；Hengshan dialect；Nanyue dialect；dialect atlas

（责任编校：文 建）

作者：彭泽润 周鑫琳

方言翻译的语言学发展论文 篇2：

非范畴性话语向范畴性过渡的社会因素分析

摘要 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语言中出现了大量的新话语或新词语。这些新话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变迁以及语言使用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利用认知语言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可以找到语言发展变化的背景和发展路径，洞察语言发展变化的社会因素，理性看待语言的发展变化，为规范语言以及正确引导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找到理据，准确把握时代变化发展的脉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新话语 过渡 社会因素 非范畴性 范畴性

一 引言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使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变化，社会生活的变化体现在诸多社会领域中。其中，对人们影响最为广泛而深远的是社会文化生活，特别是在语言领域中产生了一系列形形色色的变化。众所周知，语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社会结构的变化，反过来，社会结构也制约语言结构或语言行为。语言是社会生活的镜子，社会文化生活的变化必定导致语言的变化，语言的变化又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对语言的变化应该从认知的角度来解读，20世纪70年代由Langacker和Lakoff首创的认知语言学把人们的日常经验视作为语言使用的基础，他们主张语言的意义存在于人类对世界的解释中，意义具有主观性的特征，反映意义主导的文化内涵是人们具体的文化方式和世界特征的体现。当前，展示社会变化的新词语正在迅猛增长，它们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就是社会信息的高度概括和凝练。在信息社会高度发展的今天，每个新词语一旦产生就会得到快速的传播，立即就会得到人们的认可和使用，影响极为广泛。纵观新词语的语音和语法特征，一方面可以看到人们对社会生活变化认识的反映程度，另一方面这种非范畴性语言认知创新的方式也能够让人们认识当今社会生活发展的趋势。虽然语言的变化具有偶发性、不可预测性的特征，但研究非范畴性话语向范畴性过渡的社会因素对于发现语言变化的潜在因素，找到语言变化的客观原因，正确引领语言的变化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话语的范畴性与非范畴性

世界上的事物纷繁复杂，辨别此事物与彼事物的异同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常需要做的事情，通过分析、归纳、判断以及推理的方法对千变万化的事物进行分类也是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事物分类的认知活动即为范畴性的过程，这是认知语言学中对语言认识的重要概念。对事物的心理分类过程即为范畴性过程，这种心理分类过程的产物就是认知范畴。语言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和反映，社会学家早在上个世纪50至60年代就发现语言与语言之间关于颜色词的意义不尽相同，这充分说明语言任意性特征的正确性所在，也认证了语言、文化和思维之间具有关联性假说，即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可解释性，即语言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思维是不能脱离事物的形体的，具有想象、完形的特征。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最初创造的词语具有具体、形象的特征，随着对事物认知的深入，具体、形象的特征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抽象、概念化的特征，进而上升到典型的过程，这也是人们将事物由感知到范畴性过程的一般规律。再者，人们往往感知事物的总体形状即完形，一种事物具有这种事物所有特征的同时也区别与其他事物。另外，还和我们与事物感知过程中的对事物的动机相关，动机不同对事物的理解程度也不尽相同。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得知认知语言学的范畴观涉及的是语言符号、人的大脑和外部世界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是通过感知认识事物，然后将这种对事物的体验上升为范畴，这就是范畴性的过程，从而形成概念系统。人的认识往往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人的语言自然而然随之而变，这样就可能产生由范畴性到非范畴性的变化过程。

语言非范畴性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语言自身的变化问题，二是人的认知问题。在一定的社会、心理等因素影响下，范畴性成员会逐渐丧失部分或全部范畴性中的典型特征的过程即为非范畴性的过程。“非常夏洛克”用名词表示形容词意义，这种表达往往是以现有的语言资源表示特定的思想内容。从认知角度看，是用转喻方式扩展原名词的含意，即“非常吝啬”的意义。范畴性成员在进入一个新的范畴过程中，往往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常常是既有原范畴的某些典型特征，还有可能获得新范畴的部分特征。经过多次、长时间的循环往复状态之后，非范畴性成员逐渐进入相对稳定的范畴性状态，这样就完成了重新范畴化的过程。在认知方式上，非范畴性是语言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可促进语言随社会变化和发展而变化的步伐。

三 非范畴性话语向范畴化过渡的机制

人们往往巧妙地运用语言的各种因素及构词方法创造新话语，在众多新词语或新话语产生的过程中，较常见的是语用目的造词，也就是依据会话情景调整或修饰语言，使话语表达得更加形象、生动。类似的新话语如“蒜你狠”、“躲猫猫”等反映了语用目的新话语或新词汇的生成机制。仿词产生新词汇是当代人们常用的造词法，如由“自信力”仿造出“他信力”，从“妇女”仿造出“妇男”，“富二代”等“X二代”的类推词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即已出现，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引领下出现的一个社会阶层，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批判性。说明造词法也是比较流行的造词法，如“脱口秀”是英语“talk show”的直译，即口才展示；“庐舍族”则为“loser”直译，意为失败者。现代中国人的生活节奏的加快反映在语言上就是人们越来越喜欢使用减缩词，如“绿游”意为“绿色旅游”，“电玩高手”为“玩电脑游戏的高手”。其它新词语产生机制还包括摹声造词法，如“美眉”为粤方言，意为“妹妹”；“杯具”首先在网络上替代了谐音“悲剧”一词，用于表示不如意，不顺心或者失败，或者是委婉地对别人表示不满；类似的词语还有“神马”（什么）、“欺实码”（70码）、“打酱油的”（路过）、“驴友”（对户外运动、自助自主旅行者的称呼），等等。这些新词语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心理状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语言的能产性和丰富性。另外，“旧瓶装新酒”也是新词产生的一个重要方式，所谓“旧瓶装新酒”即赋予老词以新的意义或含意。如“定心丸”为可以安心、放心之意，“刮胡子”可喻为批评人。

四 非范畴性话语向范畴性过渡的社会镜像

语言是反映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研究语言发展的社会因素，一方面有利于我们找到语言自身发展的源动力，从而为语言的自身规范和发展提供理据，另一方面从语言的变化中可以观察社会发展趋势，从微观角度为社会找到正确发展方向。

参考消息网2014年5月2日报道，外媒称很少有“大语种”像汉语一样如此强烈地受到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影响。在这些外来词语中，有些外来语经翻译成汉语后逐渐为中国广大民众所接受，但是有些如PM2.5、WiFi、CEO等词语未经翻译而成为人们日常使用的话语，反映了中国社会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所折射出的社会现实。这一方面反映了当今中外交流的深化，外来词语通过音译词、音译加意译甚至直接借用等方式是全球化不断深化的结果，也是信息化的反映。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科学文化技术的普及，大量科技术语不断涌现。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速发展，科学是语言变化和发展的动力之一，如声纳（sona）、转基因食品（GM food）等。网络等新媒体也为科学文化的普及提供了便利之门，使更多的人们了解医疗、环保、财经等方面的新词语或新术语。如今，“秒杀”、“绿色经济”、“动车”等已经成为平常百姓的日常用语。

当今时代的流行文化体现在语言层面上就是把正统的表达用“草根”或“草根文化”形式表达出来，这种非正统的语言表达往往具有口语化、平民化甚至调侃滑稽的色彩。例如，“蜗居”是窄小的住所，“咸鱼族”是没有工作目标，安于现状的意思，把低收入的大学毕业生或平民百姓称为“蚁族”，把不断跳槽的人喻为“跳蚤”等。

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巨大发展，同时也促进和强化了人们的开放心理。这些都生动地展示了现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年一代对外来事物的迅速认可和接受。他们喜欢追求新颖，对新生事物敏感，喜欢使用含有大量信息的新词语。在当今的大学校园里，“考碗族”（指当下有些大学生到处参加公务员考试）及“非典”、“愤青”等新词语的大量涌现生动地反映了现代快速的生活节奏，人们常常将使用频率高的固定短语采用缩略方式表达的习惯。缩略语映射了现代生活的快节奏，符合语言的简约规则，也可使受众快速接受、记忆、传播复杂的信息。

诚然，随着中国信息化和高科技的快速发展，在人们求新、求异以及求快的心理支配下，网络语言中出现了如BT（变态）、表（“不要”的合音）等中英文结合的新词语。这些新词语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汉语的构成造成某种程度的破坏，有时常常会出现一些低俗不堪甚至直接与性相关的新词语。在这种情形下，如何开展语言规划就显得尤为重要，语言规划属于宏观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包括语言地位规划和语言本体规划，也就是语言规划部门对语言变体采取规划行为使之达到预期的规划效果。只有结合社会、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做好现今以及长远的语言规划，才能促进语言健康发展，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五 结语

语言的词汇往往能够忠实地记录该时代发展的步伐，从一个侧面反映该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及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发展和变化。处于动态中的非范畴性话语无论是在语言方面还是在人们的价值观方面都会对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既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其弊害的一面。因此我们应因势利导，尽量发挥语言在影响人们社会生活有利方面的能动性，使其为社会发展服务。此外，从镜像语言中词汇的传播背景和传播路径，通过对当今语言的变迁特别是词汇发展变化的细微观察，我们可知语言使用者特别是年轻一代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感悟以及在现实社会中的心理表现和反应，可洞察影响语言发展变化的社会因素，从而达到掌握社会发展变化尤其是人们思想文化变迁或价值观念改变的目的，提出相应的社会发展策略及语言规范策略和方法，为社会发展和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注：本文系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1B114）：非范畴性话语向范畴性过渡的社会因素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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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彦每：《词媒体：新词语生成的非范畴化逻辑诠释》，《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4] 陈建生、杨玉娟：《词义的范畴化与非范畴化》，《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5]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fyvehqjjI9qYyhd7ZfrL-vhdew3qpioWpLx9fo-NJdFO2YII3HqXXXXnhli1sH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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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婷婷：《网络词语造词法及语用义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8] http：//www.cankaoxiaoxi.com/.

[9] 王琪：《2006年以来的汉语新词语与社会文化》，《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10] 张占山：《语言规划、语言政策与社会背景的关系》，《烟台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崔建立，吉林师范大学英语语言研究所所长、教授）

作者：崔建立

方言翻译的语言学发展论文 篇3：

英源外来词的历时发展与流行动因分析

摘 要：从英源外来词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其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高峰时期都具有鲜明的特点，深刻地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文化风貌。通过这一独特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生活的变迁、文化潮流的走向、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文化心理的转变。通过对当前英源外来词的流行动因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楚地审视当前的社会现状、深入探索社会生活的奥秘、深刻体会我们所处的时代，也将有助于我们更为客观、全面地认识和对待英源外来词这一语言文化现象。

关键词：英源外来词 历时发展 流行动因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具有实用效益、居于优势地位的英语与蕴含着深刻的民族情感、体现着独特的审美情趣、代表着鲜明的文化特色的汉语间的竞争与冲突，已经并将继续成为现代汉语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这不仅是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的碰撞与融合，更是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一种思维方式与另一种思维方式的碰撞与融合，而最能体现这一过程的莫过于汉语中的英源外来词。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来看，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的发展变化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从英源外来词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其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高峰时期都具有鲜明的特点，深刻地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文化风貌。通过这一独特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生活的变迁、文化潮流的走向、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文化心理的转变。

语言与社会共变，通过对当前英源外来词流行的动因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楚地审视当前的社会现状、深入探索社会生活的奥秘、深刻体会我们所处的时代，也将有助于我们更为客观、全面地认识和对待英源外来词这一语言文化现象。

一、英源外来词的含义

英源外来词有两层含义，一它是外来词；二它来自于英语。

首先，就外来词而言，它指的是一种语言从另一种语言中吸收进来的词语。关于外来词的定义及范围，我国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但从流通现实和应用实际出发，我们赞同采用宽泛的外来词的界定范围。[1]这里，我们着重强调的一点是意译词、仿译词均属于外来词。

其次，英源外来词来源于英语。进入21世纪，英语作为人类有史以来传播速度最快的语言正在向世界各个角落渗透。著名语言学家戴维·克里斯托教授曾指出“一种语言获得国际性语言地位，主要取决于母语民族的政治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该地位的保持则主要靠其经济实力”[2]。时至今日，英语以惊人的速度和力度渗透到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语言地位中独占鳌头，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美国、英国为首的英语国家的经济地位。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英语主要指流通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的英语。

二、英源外来词发展的两大高潮

汉语与英语的语言接触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上半叶，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在这一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英源外来词在汉语中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次高潮。

（一）英源外来词发展的第一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发生在晚清至“五四运动”前后。当时中国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历史变革，西学东渐的局面逐渐形成，大量英源外来词被迅速地吸收到汉语中来，形成了英源外来词引进的第一次高潮。

清朝晚期，一部分西方传教士在译著传经时将当时西方的科学文化介绍到中国来，汉语从这些宗教和科学著作中吸收了不少英源外来词。

1842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沉睡的古老中国的大门，使有识之士认识到振兴中华、发展国力的重要性。在“师夷长技以治夷”思想的统领下，中华有志之士开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这一时期的英源外来词涵盖了西方技术、政治、经济、工业、农业等各个领域。如：

自1868年开始，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改变了封建落后的面貌，逐渐全面超过了近代中国。这时，由于日本对“西学”的翻译和介绍远胜于中国、大量中国学生留学日本、中日“同文”等诸多原因，使译自日文的西方书籍在甲午战争后迅速超过原来的译自中文的西文书籍，这一时期英语对于汉语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日源外来词实现的。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在爱国青年高喊着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中，代表着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的英源外来词被大量被引入到现代汉语词汇中。如：

这一时期英源外来词呈现出以下典型特点：

1.英源外来词的来源渠道单一。这一时期的英源外来词主要通过当时的西方外交使节、早期的西方传教士以及受西方科学技术、政治、文化、思想等影响较深的翻译者、学英语的知识分子传入，而且后者起了主要作用。

2.涉及面由最初的科技、工业、政治领域向思想、文化、生活等领域渗透。这是与洋务运动最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与五四运动后全盘接受西方思想的转变相辅相成的。

3.多音节的英源音译词占了绝对优势[3]。

经历了鸦片战争，国门被迫打开后，在“师夷长技以治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指导下，为了尽快地学习和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新兴工业、振兴国力，汉语对英语词汇的吸收主要采用了“拿来主义”，因此，这一阶段的英源外来词主要以多音节音译词为主。

4.传播和流通渠道有限

由于本阶段我国尚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五四运动”后相对开放，但从总体上来看，整个社会仍然比较封闭，加之学习和掌握英语的人较少，因此，英源外来词的传播和使用者往往仅限于翻译者及学习外语的知识分子。

（二）英源外来词发展的第二次高潮

第二次高潮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对外开放至今。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范围的扩大、速度的加快，中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空前频繁地交流，英源外来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影响范围进入到现代汉语，形成了英源外来词引进的第二次高潮。

在这一时期英源外来词呈现出以下典型特点：

1.英源外来词来源渠道多样化、流通传播领域广

改革开放初期英源外来词主要是通过粤方言被间接引进汉语词汇系统的。如，贴士（tips）、三文鱼（salmon）、奶昔（milkshake）[4]。这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使珠江三角洲经济得到优先发展，“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粤方言的市场价值也随之提高，加之港台文化的推波助澜，粤方言很快成为强势方言。但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全球一体化经济的深入发展，国家经济政策的不断调整，中国沿海和内陆之间的经济差距逐渐减少，加之通讯网络技术的日趋成熟，英源外来词从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等领域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从报刊书籍、广播电视到网络平台，比比皆是，无处不在。

2.英源外来词传播速度快、使用频率高

全球一体化经济的发展，各国间交往的日益便捷使东西方国家语言上的交流更加频繁，英源外来词传播速度得到空前提高。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英源外来词获得了更加快捷、高效的传播使用平台，而广播、电视、书籍报刊等传统新闻媒介则大大提高了英源外来词的使用频率。如“out”“GDP”“NBA”“hold住”等均是在各种新闻媒体、广告短片、娱乐节目中首次出现并得到广泛使用的。

3.英源外来词融入方式呈现多样化

新时期英源外来词作为异域文化使者在与现代汉语、中华传统文化碰撞、融合过程中呈现出灵活多变的形式。目前，英源外来词作为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子系统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英源音译词：包括纯音译词、兼表意的音译词、加类名的音译词三种形式。如：纯音译词——耐克（Nike）、厄尔尼诺（El Nino）；兼表意的音译词——托福（TOEFL）、雪碧（sprite）；加类名的音译词——保龄球=bowling+球、太妃糖=toffee+糖。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英源音译词由于具有浓郁的英语词汇色彩，因而在今天的商业销售领域普遍成为招徕顾客的杀手锏。如肯德基、凯迪拉克、摩托罗拉等。

（2）英源意译词：包括纯意译词、仿译词。如：纯意译词——链接（link）、附件（attachment）；仿译词——峰会（summit meeting）、蓝牙（blue tooth）。

英源意译词承载了浓厚的汉民族固有的语言文化因素，其英语词汇色彩几乎被湮没。

（3）音译兼意译词：如：因特网（internet）、呼啦圈（Hula—hoop）等。

音译兼意译词既能传递出英语原词的韵味，又能满足汉民族的心理文化需求，是英源外来词的一种理想存在形式。

（4）英语字母词：包括英汉混合字母词、缩略英文字母词、英语原形字母词以及含符号、数字的英语字母词四种形式。如：英汉混合字母词——AA制、ATM机；缩略英文字母词?——BBS、VIP；英语原形字母词——Flash、party；含符号、数字的英语字母词——MP3、R&D。

这些英语字母词形式简约，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4.英语字母词呈现递增趋势并且由科技领域逐渐向日常生活渗透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更新速度的加快，东西方科技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许多英文科技术语字母词也随即进入汉语词汇，它们用起来经济简约，如GDP、SARS、IC卡等，很快便得到了广泛传播，占据了英源外来词的绝大多数[5]。

这些不断增加的英语字母词不仅流通于科技领域，并且渗透到文化领域及人们的日常生活，近年来这种趋势愈演愈烈，如“out了”“hold住”“pk”“iphone”等英语字母词广泛流行于人们的日常生活。

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英语字母词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也展现了在悠久的华夏文明被西方文明超越之时，人们逐渐放下民族优越感，面对西方文化更加积极、务实的心态。

5.同义异形的英源外来词不断增加

改革开放后，两个甚至更多的英源外来词对应同一个意义的情况呈现递增趋势。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先后采用不同的引入方式，而且两种方式势均力敌，同时并存造成的。如：披萨——意大利馅饼、麦克风——话筒、出租车——的士、工商管理硕士——MBA、飞碟——UFO等。这种现象恰恰适应了现代人交际交流的需要，丰富我们的语言表达，反映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代人们丰富的社会语言生活。

6.呈现出一批能产性较强的英源类词缀

在对英源外来词吸收过程中，有的英源外来词语素被作为汉语类词缀使用，它们在构词中词义未完全虚化，构词位置趋于稳定，呈现出较强的能产性。如：

吧——bar：话吧、陶吧、吧台、吧女

秀——show：婚纱秀、生活秀、秀吧、秀场

这些英源类词缀派生出来的新词语虽代表不同事物，但又有纷繁复杂的联系，体现了中华民族高超的形象思维及联想综合能力。

此外，一部分英源外来词呈现出“回流”现象，一些呈现出消亡之势的音译外来词，又重新回到我们的日常用语中，如安琪儿（angel）、麦克风（microphone）。更有个别英源外来词在日常口语交际中呈现出即将被其英语原形词取代的趋势，如copy（复制）、party（聚会）。这种情况随着人们英语水平的普遍提高呈现有增无减之势。

（三）英源外来词两次发展高潮的对比分析

英源外来词的两次发展高潮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社会变革的两个发展阶段在汉语词汇中留下的深刻印记，同时英源外来词的发展变化又完美地折射出社会生活的变迁、文化潮流的走向、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文化心理的转变。

1.英源外来词传播流通的渠道方面

第一次高潮时期，代表西方事物的英源外来词主要是由当时的翻译家或学习英语的少量知识分子、外交使节、传教士传入中国，普通民众知之甚少，许多词语用字也较生僻。而改革开放后进入汉语的英源外来词通过电视、广播、书籍、杂志、网络等各种媒体绝大部分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和使用。

究其原因，与鸦片战争的“被迫无奈”不同的是今天的改革开放是主动与世界接触。随着人们英语普及程度的大大提高，以美国为首的英语国家的经济强势使其语言文化的渗透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为其传播流通提供了有利环境，而科技的发展促使传媒手段的多样化是个很重要的物质基础。

2.英源外来词传播流通的领域方面

两次高潮所吸收的英源外来词均在科学技术领域占据了很大比重，这主要是由于科技交流在国际交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既是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又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此外，科技领域内行业用语的更新速度快也是其原因之一。

与第一次高潮相比，第二次高潮比较鲜明的不同点是英源外来词以其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渗透到当今的经济文化生活领域中。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高度发达的经济提升了英语及西方文化的市场价值，使其成为其他民族外来语言、外来文化的主要来源，对于正处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来说自然也在其影响之列。语言发展演变的历史也表明，“外来语”更多是“先进”“中心”向“落后”“边缘”渗透，逆向流动的很少。因此，可以说英源外来词在如此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得以传播流通是当今时代发展的需要。

3.英源外来词传播流通的形式方面

与第一次高潮时期音译词占较大比重相比，第二次高潮时期英源外来词存在形式更加多样化，如出现了仿译词、音译兼表意词、音译加注词、字母词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一次高潮中出现的许多音译词，由于其音译形式冗长并且容易让人费解，在第二次高潮时期这些词的大部分都被意译形式所取代。如德律风——电话、梵婀玲——小提琴、开麦拉——照相机、盘尼西林——青霉素等。这无疑是英源外来词汉化或本土化的一次胜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人在新时期对西方外来文化更加从容的接纳心态。

此外一部分音译词，如音译兼表意词即使采用音译形式也出现兼表意的成分。如：雪碧（Spribe）给人一种“清爽似雪，晶莹如碧”的感觉；托福（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寄托了国人趋吉避祸的感情和心理倾向。这种兼表意的音译词体现了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固守，对外来文化包容性、适应性的接受过程。

而英语字母词的大量使用显现了人们在市场经济大潮下，积极入世、开放务实的心态。

4.英源外来词传播流通的速度方面

第二次高潮时期，随着人们英语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现代化声像传媒技术、网络技术的日臻完善、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出于与世界接轨的需要等使得英源外来词的传播流通速度空前提高，这是第一次高潮时期无法比拟的。

当然，英源外来词在当今浩浩荡荡的世界经济大潮中潮水般涌来，对于现代汉语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关键在于我们能否从容地面对现实、在保持文化自信、自尊的同时采取宽容的态度接纳它们。

5.英源外来词再造新词的能力方面

第一次高潮时期英源外来词再造新词能力几乎无从谈起，但在改革开放后引进的英源外来词中部分构词语素逐渐显现较强的构词能力，派生出大量新词。如“吧”“门”“秀”“的”“软”“硬”等。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当今社会迅猛发展，几乎每天都有新事物、新现象产生，而采用这些英源外来语素派生造词更方便、快捷、多产，迎合了时代需要。如既有“软件、硬件”便有“软环境、硬环境”“软实力、硬实力”“软资源、硬资源”……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英源外来词在融入现代汉语词汇的同时，也从精神文化生活方面深刻地影响着人们，改变了人们几千年来悠闲的文化精神生活追求，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业文明物质成果的的诱惑和鼓舞下，人们为了追求自己的快乐人生，转而过着更加忙碌、紧张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也是人们在汉语与英语、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频繁的交流与剧烈的文化冲突与碰撞中在社会文化生活上展现出的深刻变化。

三、英源外来词流行的社会语言学动因

1.英源外来词的流行是中英语言接触、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必然结果。

社会因素决定了语言接触的深度[6]，如足够的语言接触时间、接触强度、语言使用者积极的语言态度、广泛的双语制等均是合适的社会因素；同时接触强度越强，借用的成分、层次也就越多、越高。[7]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现阶段中英语言的接触正处于较强、较深的接触阶段，英源外来词流行于现代汉语是其必然结果。

2.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开放性及语言表达的缺位是英源外来词流行的内在动因。

任何一种语言的词汇系统都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汉语也不例外。现代汉语词汇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改革开放以来巨大的社会变革中，汉民族语言文化与英语及其西方文化在相互融合与碰撞中交流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当代表西方文化中新鲜观念、新鲜事物的词语在现代汉语中没有相应的词语与之对应时，新的英源外来词便得以在现代汉语中流行。因此，跨文化交际中语言表达的缺位是英源外来词流行的内在动因。

3.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社会背景为英源外来词的流行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科技现代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互联网运用的日益广泛，人们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要求语言运用更加注重效率。而英源外来词中大量的音译词、字母词恰恰迎合了国际化的特点，提高了语言交际效率，因此被广泛应用，并大有不断增加的趋势。

4.英语的全球化传播及市场价值的不断提高是英源外来词流行的巨大推手。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英语国家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优势，加之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剧，已经使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使其具有了其他语种无可匹敌的市场价值。英语水平的高低不仅能够影响一个人的择业机会、事业成败甚至成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国际化的保障。因此，当前我国英语教学不断从学校向社会扩展，人们对英语的认读、理解、接受和使用能力逐步提高，这大大推动了英源外来词的流行。

5.宽松的社会语言文化环境滋长了英源外来词的流行。

语言文字的应用与社会语言环境、社会语言态度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开明、经济发展日益繁荣、文化交流空前频繁，我国当前的语言政策肯定和鼓励语言多样性与文化多元化发展，整个社会语言文化环境比较宽松。这种开放宽容的语言态度、多元化的社会语言文化环境滋长了英源外来词的流行。

6.大众对西方文化认同感的不断增强加速了英源外来词的流行。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对外交流日益增多，人们的思想逐渐开放，在东西方文化不断碰撞与融合中，人们对于外来的新事物、新概念逐渐由理解到接受，对外来文化的认同感不断增强。人们开放的思想、认同的心态加速了英源外来词的流行。

四、余论

丰富多彩的英源外来词的流行是东西方文化碰撞与交融的必然结果，与汉语言词汇系统的自身特点有关，还受汉民族的语用文化心理及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等诸多社会因素影响，而社会信息化、英语国际化、全球网络化更加快了其传播流通速度。对待这些形式多样的英源外来词，尤其是大量存在的音译词、英语字母词，我们既不能丢掉自我、盲目崇拜，也不能固步自封、盲目排斥，在坚持客观的发展规律的同时，应该在提高汉民族文化创造力的基础上，本着自信、宽容的心态发展汉民族语言文化，对待英源外来词和西方文化。

注释：

[1]张德鑫：《第三次浪潮——外来语引进和规范刍议》，语言文字应用，1993年，第3期。

[2]贺芸，庄成余：《论英语全球化传播的原因及其影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3][4]王浩：《现代汉语中的英源外来词研究》，新疆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5]邓秀芬：《浅论粤方言中的外来词》，文学界，2012年，第3期。

[6]陈保亚：《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年版。

[7]Thomason，Sarah.Language Contact An Introduction[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1.

（杨翠兰 山东省青岛滨海学院大专文科基础学院 266555）

作者：杨翠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