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教育模式远程教育论文

摘要：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形势和新特点，对传统教育模式带来了机遇挑战。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结合时代特点，积极探索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以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传统教育模式远程教育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传统教育模式远程教育论文 篇1：

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在线教育的思维与演化：COVID-19的逆袭反思

一、新冠肺炎（COVID-19）对教育的逆袭影响

2019年年底COVID-19爆发，疫情散布如洪水猛兽般的狂袭中国乃至全球各地区，造成经济乃至生活中各层面的影响，教育领域亦然。为了防止疫情蔓延，封城、停止旅游等政策规定不断出台，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教育部门先以延后一周开学应变，一周后，内地、香港和澳门教育部门要求所有学校停课不停学以避免疫情雪上加霜，台湾地区则以延后开学、延后暑期继续传统教育模式，对COVID-19事件的应对确实反映了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教育思维与行动模式的不同。停课不停学要求教师和学生必须采用在线课程机制，突如其来的疫情爆发与教育政策讓许多教师和学生措手不及。突然间，无论师生是否准备好在线学习，教育领域全面实行停课不停学的教育措施产生了不同层面的影响，导致在线教育发生了基础上的变化而形成教育突变（Brown， 1993）1。台湾地区虽然持续采用传统面对面教学，却也发生了疫情严重的个案学校必须停课，形成不同学校教与学不同调的问题。面对停课不停学的政策实施，同时同地的教、学和评估在疫情爆发的停课期间无法适用，此教育模型的第一途径骤然失效;MOOCs虽然在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逐渐发展成熟，但师生间的异时异地的教与学无法实时互动，其教育效果仍然属于传统教育的补充性途径，亦无法成为疫情爆发期间的第二教育途径;于是停课不停学的各教育单位普遍采取同时异地的远程上课教育模式，俨然成了疫情爆发下的主流的第三途径教育模式。虽然此途径在刚实行时问题丛生，却也在逐渐改善，但此时，值得探究的议题是，这第三途径教育模型不会因为疫情结束而骤然消失，因为在此疫情推波助澜下已导致量变趋动质变的结构性变革，供应技术大幅提升呼应需求大量增加，使原本的教育途径再增第三途径，正如奥运场馆在赛事结束后的再生与利用般（朱杰，2009），教育途径的多元管道再添新军。

在始料未及的疫情影响与停课不停学的政策下，因应教育需求但在线教育系统尚未完善的情形，教与学的活动需要采用混合媒体平台，应用各平台中原有的教育、会议和社交媒体功能，才能将知识信息从教育者传达至学习者，完成原来的知识转换过程（Van Bommel等，2020）2。例如，老师会要求学生使用Microsoft Teams的会议软件进行课程，雨课堂进行课堂内作业练习与学生互动，Moodle进行论坛讨论以及Google Forms进行测验评估。问题在于，教与学的知识转化过程中会因为信息管道的不一致而导致信息漏损，亦即信息熵的增加导致教育系统混乱程度增加而致学习效果折损。因此，本研究以信息熵模型进行教学系统分析，观察在COVID-19疫情发生后，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在传统实时实地教育和MOOCs系统之外可能发生的第三种教育途径的演化突变，并提出相应的教育模式。

二、教育的演化与突变

教育随着社会与文化的变迁不断演化（Baker， 2014）3。传统教育采用同时同地上课，具有实体疆域与实际的教育设备，学校像一个城堡让知识供给者与学习需求者彼此交换资源各取所需，此教育途径下，各学校壁垒分明，得以各自为政。然而，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使得不同社会阶层享有不同的教育资源，名校资源充足，富者易于享受学习资源，而贫者要突破障碍的资源分配不均（彭耀平等， 2018）4。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互联网的发展，MOOCs于19世纪末发轫（Kalman， 2014）5，学校的课程开始突破传统疆域向外传播，学校课程面对公众通过网络免费开放，成为互联网时代的新型学习途径。MOOCs和大学传统教育在教育成本、教学资源、个性化学习、互动性、学习评估、课程认证、社会效益方面存在诸多差别，各有特点（杨柳，2015）6。MOOCs本着大规模、在线、开放的特征与传统教育开始混合（Sandeen， 2013）7，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混合MOOCs在传统的教学实践中存在很大的差异，然而普遍存在的相同的问题是，学者们认为纯粹的在线教育达不到我国传统大学的教育水平，教育实践路径也不符合中华教育的本土化发展（李彩霞等，2015）8。再者，社会阶层的贫富不均与学生受教资源的分布不均依然存在，因为此阶段的MOOCs仍属传统教育的辅助教育途径（Lambert，2020）9。

当我们还在适应MOOCs汇流到传统学习时，COVID-19突然爆发，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在疫情影响下，无论是内地、香港、澳门的全时停课，还是台湾地区的传统教学面对面教学辅以疫情严重学校停课，都强调停课不停学。但并非全部的师生都作好了准备，此期间教与学的问题不断衍生，包括了科技适应、教学素质、学习适应与资源不足，在线课程发生的问题不一而足，例如学生何时上线，学了多少教材，是否只是开着计算机没作学习？有无诚实参与测验？分组讨论有无实质讨论等（Rasheed等，2020）1，这些问题的衍生是因为这波疫情下无法采取其他教育途径而发生的问题，应有一套数字学习教育学论述，并在疫情过后成为有效的第三轨教育途径。

三、以信息熵演译教育模型的演化

因应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教育思维与疫情应变，本研究以信息熵模型分析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教育信息效率，以了解各地教育主管机关的政策考虑、因应措施与实施效率。信息熵模型如下：

其中，H（X）为信息熵，K为常数，n为媒体管道，Si为信息所占份额，Matei和Britt（2017）依信息熵数学模型提出社交媒体结构性不对称的信息效率，并指出，媒体愈多，信息熵愈大，混乱程度愈大，反之，媒体的不对称结构，可让信息混乱程度减少，增加信息效率。信息熵模型可应用于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在COVID-19疫情下的教育情境，在台湾地区教育思维下，即便在疫情期间仍以传统的同时同地面对面教学途径，教育系统效率依信息熵模型计算熵值为0。然因疫情影响，内地、香港和澳门收到停课不停学的政策指引，由于事发突然，只能采用各类社交或会议平台进行在线课程，假设在线课程使用两个社交媒体来分别完成教学口述与课堂互动，例如以微软会议Microsoft Teams为主进行教学，微信雨课堂进行课间作业互动，虽然多媒体的采用为在线课程做出信息传递与知识转换的贡献，但此时各社交媒体为教育信息的传递产生了不确定性，依信息熵模式熵值增加至K。这指出了在线课程在急就章的情形下采用多元的社交媒体加入在线课程，虽然增加教学媒体的多样性以辅助教学，但不确定性也相应增加（Matei和Britt， 2017）2。

停课不停学的政策在内地、香港和澳门间各校实施的作法不一，甚至有一个学校，一科课程，因分班由不同老师进行授课，在线课程在无明确的指引下采取了各式不同的社交媒体，则教育系统信息熵将随着更多媒体的应用而增加乱度，带来教学系统更多的不确定性。如果教师所采用的媒体得以随机选取，则媒体被选用的几率相等的状态下，教育系统的信息熵会趋于极大，造成教育系统具有最大的多样性，但亦存在最大的信息不确定。目前，大部分的学校已在教与学的磨合中，由教育机构向学校和师生发出教学指引，以采用合适的主流社交媒体，增加该主流媒体的信息份额，在信息熵值逐渐减少、教育系统混乱程度减少的同时，教学成果也逐步增加效率。

总结而言，依信息熵推论发现，台湾地区实行传统面对面的教育模式系统混乱程度较小，内地、香港和澳门全面停课不停学的同时，异地在线课程相较于传统的教育模式确存在着系统混乱程度，而且媒体愈多混乱程度愈大，教育机构若能提出指引，采用主流媒体，辅助相应较少的其他媒体，则可一定程度地减少教育信息系统的混乱程度，提升教学效率。

四、在线教育介入模型

因应前述教育信息熵模式的推论，本研究提出在线教育介入模型，以增益教育第三途径的教育功能与素质保证。效率高的远程教育是学习者能够自我指导，教学互动，拟真环境，提高教育目标和学习成果的教育系统（Abbasi和Kazi，2014）3。本研究依前述教育信息熵模型推论提出在线教育介入模型如图1，模型中第一教育途径为传统教育的强效途径，即传统教育面对面教学，由台湾地区实行，但于内地、香港和澳门因全面停课已然失效，第二途径MOOCs亦因辅助属性无法取代传统教学，效果不彰，第三教育途径的同时异地教学应由教育主管部门依据结构不对称原理，主导教学媒体的选择，选择少数为大部分师生接受的媒体，并以教育训练提升师生应用媒体进行教学活动的科技能力，以降低教育系统的乱度与不确定性，则可使内地、香港和澳门在线教育的突变良性演化成强效的第三教育途径。那么在COVID-19疫情中练兵成就的在线教育可为疫情结束后教育系统再添新军，在此次冲击中需求端师生所练就的教学与学习能力可以持续，供应端所发展的技术与设备可以精进，则此疫情中突变演化的第三教育途径可与传统教学和MOOCs一同成为内地、香港和澳门教育混成模式強效教育系统;台湾地区教育应变措施实行传统教学虽然可维持目前的教育效率，却无法成就第三教育途径的教育系统与师生技能，再者，台湾地区对疫情严重学校采停课不停学的个案学校与师生的受教不公对系统所造成的系统不确定性亦难以衡量。

值得注意是，教育途径选择的最重要考虑，不是科技或媒体的炫技，而是教育途径中的知识转换要能够达成学生的学习成果，学习成果是对学习者在学习结束时期望知道、理解和能够证明的内容陈述（Kennedy， 2006）1，能够成就学习者变革性的知识、具备同理心的分析、采取积极性的行动（Munroe和Pearson， 2006）2;知识转换过程的学习成果可让学习者在认知范畴、技巧范畴及态度范畴完成整合（Halawi等，2009）3，教育素质（知识转换的学习成果）可在此在线教育介入模型中获得保证。

五、结论与建议

COVID-19疫情的爆发，让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教育途径演化在停课不停学政策下产生不得不然的演化突变与结构改变，传统同时同地的教育途径在内地、香港和澳门地区戛然而止，MOOCs异时异地的课程模式无法完全取代，混合模式亦无法应用;停课不停学政策开始阶段，普遍采用的同时异地远程教学大量使用社交媒体进行教育活动，然而，并非全部的教育机构与师生均作好了教与学准备，大量的课程需求也让远程技术供应媒体无法负荷，无法连网或断线问题丛生;需求端以离峰使用应变，却又因师生间沟通不佳造成掉课的情形时有所闻，经过数个月的磨合，供应端大幅改善设备、带宽、网速等技术问题，这波疫情期间大量的教学需求与大幅的技术改善造成一个量变带动质变的教育演化形成突变。

虽然目前因资源限制与第三教育途径的学校与师生技术应用技能不足，可采用教育介入模型使用少量主流媒体，并提升师生媒体使用能力，则可逐渐提升教育系统的效率，然而长远大计，乃是设计一个教育专用的第三教育途径媒体平台，不论由政府或商业主导获致信息结构不对称模型的教育成效，均可让同时同地的传统教育、异时异地的MOOCs与同时异地的第三教育途径成为教育管道的多元选项，未来教育的趋势是传统教育、MOOCs和第三教育途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学习"模式，疫情的冲击虽然造成教育系统的初期乱度，但若能将危机化为转机，提升需求端能耐与供应端技术，将可形塑未来的教育系统成为更为有效的知识转换系统，COVID-19疫情逆袭中化危为机的教育机转确实也成就了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在线教育的经验。

（第一作者系该院副教授，第二作者系该院助理教授、通讯作者，第三作者系该院副教授;收稿日期：2020-04-09）

作者：彭康麟 沈华文 林明珠

传统教育模式远程教育论文 篇2：

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创新

摘要：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形势和新特点，对传统教育模式带来了机遇挑战。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结合时代特点，积极探索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以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

随着市场经济社会的深层转型，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日趋明显，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发挥最优效用的主客观环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传统模式的既有功能部分缺损。新的形势变化同时也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一、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面临的挑战

所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是指教育者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相对固定的程式和规范性做法。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特点主要是“对象型教育，即把学生作为教育对象，采取整齐划一的教育方式，集中组织、集中学习、集中教育，不考虑学生性格、经历、心理、家庭环境等方面的差异；说教型教育，即教育者居于居高临下的位置，依据传统的理论、习惯性做法、家长式言行对学生进行说服教育；封闭静态型教育，即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限定在高校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不能积极主动地接触社会，不能有效地利用网络等方面的现代教育技术进行思想教育，不能有效通过实践途径来锻炼学生、磨炼学生、教育学生。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在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中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世界多元经济和多元文化必然对青年学生的交往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思想和价值观念产生重要的影响。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已出现了对时势的不适应性，面临着诸多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在指导思想上面临着挑战。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的思想价值观念，诸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在高校滋生蔓延，冲击着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主导地位。强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已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二)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面临挑战。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出现了大量的新事物、新观念，并且很快得到了大学生的接受和认同，大学生们在实际工作中所接受并逐步内化的对新事物的观点、看法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之间有很大的反差，使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服教育功能大打折扣，其实效性得不到有效保障。

(三)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手段和方法面临新的挑战。随着计算机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在大学生信息接收中的权威地位已被打破。当代大学生思想前卫、思维敏捷、头脑灵活、喜欢冒险猎奇，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接收互联网信息的速度快。而许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特别是网络知识和技能匮乏，对学生依法依规地运用网络技术的教育相对滞后，工作方式陈旧，与迅猛发展的网络技术运用不相适应，其传统知识结构和工作方式已成为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一大障碍。

(四)教育对象出现了新的结构层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和完善，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深化，我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传统的婚姻关系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产生了单亲子女、贫困生等特殊学生群体。家庭环境的差异、培养方式的不同、年龄性格的差别、生活氛围的突变、经济条件的影响，多种因素扭合交织，使教育对象的层次复杂化、多样化，造成心理不健康的因素增多，使学生教育工作面临更多的复杂情况和问题。

二、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面临的机遇

新的形势发展同时也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带来了机遇：

(一)国内外新形势的发展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的整体推进加快了中国的社会转型，塑造了人们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竞争意识，引发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长期有效的整体推进成为模式构建的保障机制，来源于实践并经过实践检验了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成为新型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构建的指导思想。

(二)新的形势的发展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宽松的环境和难得的机遇。为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中共中央出台了16号文件及17个相关的配套文件。这一方面显示了中央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视，同时也为我们构建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三、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构建的基本思路

新形势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提供了契机。

(一)突出政治教育。“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当代大学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其进行正确的政治观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处于改革更加深刻、开放更加全面的环境，世界网络化造成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影响加大，国内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生活方式、分配方式出现多样化，使高校学生思想上表现出价值多元性、道德趋利性、个体差异性、自由随意性，这表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正面临着严峻的形势。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旋律，突出理想信念教育，主动占领意识形态领域，这是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实效作用的前提。

(二)突出创新教育。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这里的创新教育主要指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创新。目前，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看，随着世界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必须充实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民主观、发展观的新内容，增强受教育者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判断力；从道德教育的内容看，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运用，要着力培养与网络技术相适应的新道德观，积极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合理与合法、公平与公开，提高教育对象的道德认知能力和道德践行能力；从心理教育的内容看，要注重教育对象健康心理素质的培养，使之不仅具有健康的体魄，而且拥有健康的心理。

(三)突出主体性教育。突出主体性教育就是把教育者主体性的发挥纳入到教育对象主体性发展的轨道。更多地强调在教育者主体指导之中开发和发展教育对象的主体性，发挥教育对象的自主性。具体表现为充分尊重被教育者的个性，从心理上贴近学生，站在学生的立场上看待问题，从工作实际出发，针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特点和思想实际情况，做到有的放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要突出主体性教育根本原因在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通过教育者和被教育者这一社会主体来实现。“人是这一活动中的根本因素，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有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既要肯定教育者的主导作用，更要发挥大学生的主体性。”0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对大学生来说是外因，大学生的主体性作用的发挥是内因，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大学生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内化为个人的知识、修养要通过观察、思考、领悟、练习和自觉运用一系列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过程来实现。

(四)突出科技信息化、网络化教育。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和水平提供了先进的手段。电化教育、多媒体教育、远程教育等为思想调查、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科学、快捷、准确、便利的手段，为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提供了技术支持。

互联网作为信息传播的又一主要媒体，越来越成为高校师生获取知识、传播信息、交流感情的重要渠道。网络文化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个性心理等产生了十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由于人是网络运行的主要操纵者，不同的人思想道德层次不同，人的思想和行为对网络系统及其运行会造成重大影响。正是由于人将社会上既成的人伦关系和道德带进网络，而造成诸多网络行为问题。网络社会复杂的矛盾斗争不仅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而且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我们应该主动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具备敏锐意识，正确估量网络时代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与冲击。抓住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着力点，通过网络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全面加强校园网建设，通过热点追踪、网上评论及时了解大学生思想状况和要求，加强同大学生的交流和沟通，及时回答、解决大学生提出的问题，牢牢把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

作者：王西阁

传统教育模式远程教育论文 篇3：

基于知识社会的远程教育发展

[摘 要] 知识社会的来临为远程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赋予了更多的责任。知识社会意味着远程教育的革新而不是终结。随着知识社会的发展，传统教育模式已不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而信息技术革命又为远程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为此，远程教育不但要拓展其服务范围和领域，又必须进行历史上从未要求它进行过的最彻底的范式转型和模式创新。

[关键词] 知识社会； 学习型社会； 远程教育； 范式转型； 模式创新

[作者简介] 袁利平（1976—），男，甘肃镇原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教育和远程教育研究。E-mail：yuanlip@163.com。

自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历经着知识、信息的大爆炸和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浪潮，它使整个世界处于一个知识急速创新的时代。“许多类型的社会从工业时代（Industrial Era）过渡到了知识时代（Knowledge Era），其他类型的社会也正在飞速地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1]由此伴随着人类社会迎来了知识社会（Knowldege Society）的曙光，我们正在进入知识社会。知识社会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的特点：“全球范围经济与计算机通讯系统；对知识进行创新、获得、积累和运用等方面具有相当优势的知识型经济增长；与技术及知识增长相关的社会、文化交流。”[2]在知识社会中，远程教育正在进行着巨大的范式转型与模式创新。

一、知识社会中远程教育的范式转型

知识社会，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一个依赖于信息处理能力、符号化的交流能力以及该时代的信息技术，通过各种途径积极营造社会的知识取向和运行机制，大力提高社会知识水平，合理配置社会知识资源，充分开发社会知识效能，知识型人力资源对于知识本身即生产力的主要来源是信息发展模式所特有的以知识经济为生产力的主要特征，有力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社会变革、文化繁荣以及政治民主的社会形态。随着知识社会的发展，传统的教育模式已不适应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信息技术革命为远程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远程教育不但要拓展其服务范围和领域，又必须进行历史上从未要求它进行过的最彻底的变革。

（一）从传统技术向现代技术转型

远程教育诞生于19世纪西方的工业社会，这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工业化社会形态的凸显，工业化社会的发展，一方面使得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急剧增长，传统的学校教育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经济需求，这为远程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亦即必要性；另一方面，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和技术蓬勃发展并日趋完善，为远程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发展条件，亦即可能性。可见，远程教育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力是社会转型对各种人才的大量需求和通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这些也无疑是远程教育发生范式转型的强大驱动力之一。

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不断发展，为传统技术向现代技术的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社会背景。而技术的不断转型也为知识社会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它们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就传统信息技术向现代信息技术的转型来看，这更有助于我们对知识社会中远程教育变革的理解。西班牙学者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这种变革，特别是新范式的出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技术变革就是知识社会发展的前奏，远程教育是处理技术的一种教育形式，而不仅是远程教育的技术变革。其次，新旧技术转型无处不在，远程教育中个体和群体的所有发展几乎都受到了转型新技术媒介的“塑造”。再次，在远程教育中使用新技术的网络化逻辑，即技术的性能能够很好地适应日趋成熟的远程教育模式，以及源自这种技术变革所创造出不可预料的新力量。同时，远程教育中，传统技术具有重新构造的能力，新旧技术之间具有衔接性。最后，在知识社会中，特定的技术在转型过程中会逐渐聚合为高度整合的系统。可见，在知识社会，传统技术向现代技术范式的转型是当前最直接感觉到的结构性转化，它们构成了远程教育的物质基础，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形成互动。因此，国际远程教育正在进行着由传统到现代的重大历史变革，远程教育的教育思想、教育形态、教育模式、教育方法、教育技术的研究也随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现代远程教育。

（二）从智力学习向智慧学习转型

学习，是当今知识社会教育改革的核心，也是现代远程教育变革的关键媒介。俗语所谓“依智不依识”，唯以智慧为归依，才有真正重要的知识。或者说，知识转化为智慧才是重要的，否则就是无关紧要的。新的社会形态必然需要新的学习方式。这种新的学习方式包括：（1）强调高层次的思考技能、元认知技能；（2）建构主义的学习方式、基于脑科学的学习、合作学习策略和多元智能以及不同的思维习惯；（3）知识社会远程教育所要求的技能和判断水平远远超过那种只关注标准化测验成绩和简单传递他人已开发好的课程的教学所要求的水平；（4）知识社会里将出现交叉学科学习、项目关联学习、自我调节学习、团队集体学习、媒体支持学习等多种典型的教学形式。

知识社会中的远程教育必须从智力（Intelligent）学习向智慧（Wisdom）学习转型，这是因为：首先，“在知识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全球性网络的主要思想逻辑是如此普遍深入，如此影响深远，所以看起来唯一能够摆脱其统治支配方式走出那些网路之外，以一种完全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信念体系为基础进行意义重构”。[3]超越知识社会的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的灵活性和独立性，还要培养学生的包容性和完整性；不仅要使学生具备与他人合作的能力，还要使学生具有自己的个性和连续性。其次，在知识社会中，学习本身有着丰富的内涵，它包含了复杂的认知学习，基于研究型教学实践的不断扩展和变革的全部技能，持续的专业学习和自我调控，团队合作，与家长之间的学习伙伴关系，发展和利用集体智能，培养塑造重视问题解决、敢于冒险、拥有专业信任、善于应对变化并致力于不断改进提高的专业精神。而智慧学习的质的规定性也为知识社会中远程教育的学习观的改变提供了条件。最后，从智力学习和智慧学习的特征来看，前者偏重于知识的简单传递和利用，后者则注重对知识的创新和共享，特别是在强大的经济、技术以及网络生态力的影响下，世界呈现出一副繁忙的景象，在这样的未来世界必须进行智慧型学习。总之，基于知识社会远程教育要达到的目的，我们将智慧学习看作一种独立于我们自己的意志之外的现象的性质，把智慧学习定义为一种真实的、拥有特定特质的学习方式，这就足矣，这也是与知识社会中远程教育本身的丰富内涵相吻合的。

（三）从知识创生向知识创新转型

知识社会在本质上是人类理想发展目标在现实中的具体体现，创新是知识社会的主题，追求生存条件的改善是知识社会的核心目标。这是由知识社会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四百年前，英国伟大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完成了一部以知识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在这部两卷集的《论学术的进展》中，培根猛烈抨击了中世纪的蒙昧主义，论证了知识的巨大作用，指出了知识不能令人满意的现状及补救的办法。他所提出的百科书式的系统知识纲要，不仅对近代科学和启蒙运动产生了直接影响，而且延续至今，成为当代知识行动理论和实践的源头活水。他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第一次把知识与社会行动联系起来，不仅激发了人类创造、保存和应用知识的巨大热忱，而且赋予知识分子以引领社会变革的崇高责任。德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1912年就明确指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是资本和劳动力，而是知识。德国知识社会学家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在早期发表的《知识和文化的形式》中，将知识的范畴分为三类，即拯救的知识、文化知识或纯本质的知识，以及产生效果的知识。

种种迹象表明，人类正在以一种崭新的方式迈向一个新社会，这个社会与我们已经习惯了的工业社会有着明显的不同。特别是“在作为一种直接生产力的意义上，知识的生产成了功能上堪与生产过程中的劳动相比较的社会资源”。[4]但是，“知识社会”远不是某种成型的东西，它处于开放的形塑过程中，其方向和性质都是不确定的。知识的增长和知识的日益增加的社会重要性迫使知识社会至少面临了与现代知识之扩大直接相连的双重偶然性。在这种社会中，知识的创生、传播和运用之间的关系与程度在不同社会形态存在着差异，直接影响着不同社会中远程教育范式的转型和模式的创新，同时，在这种社会中，知识是借以技术变革才得以创生的，所创生的知识经过远程教育的广泛运用，才会产生新的知识，并且拥有恒久的生命力。因此，知识社会对远程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机遇，知识社会的远程教育基本标志其实并不是知识的高速创生，而是知识的高速传播和高速创新。这种转型势必要求将知识生产的“传统模式”与“新兴模式”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远程教育，在传统知识生产的基础上经由一种新型的综合模式达成知识产业化、社会化的需要。

（四）从学历教育向终身教育转型

关于知识社会的本质，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认为它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在知识社会中，起主导作用的将会是‘知识型工人’。社会价值是由‘生产力’和‘创新’创造出来的，二者都是‘知识’在工作中的实际运用。社会的基本经济资源不再是传统的‘资本’或‘劳动力’，而是‘知识的运用者与创造者’”。[5]作为经济资源的知识将成为生产手段。未来社会的“生产手段”既非金钱资本，亦非天然资源，亦非体力劳动，而是“知识”资本。因此，知识劳动者将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势力。不可否认，要在知识社会和全球信息经济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去获得知识，终身学习是一种势在必行的现象。可以预见，在未来的知识社会里，知识分层——以受教育程度作为主要分层标准——将占据主导地位，而且社会的各分层标准之间存在较高的整合性，即社会成员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与其职业、权利及经济收入等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获得劳动条件好、声誉高的职业，其经济收入也更高。这一点在现阶段已经为事实所验证，并且必然成为社会的发展趋势。

从学历教育向终身教育转型，既是一种新知识的表征，也是特殊的文化经验本身。这种经验传达的是信息和资本流动所带来的一系列新“状态”。一方面远程教育的无限流通使得人们在知识方面的选择日益全球化；另一方面，知识的无限流通改变了人们的经济生活，使得经济活动完全被知识化了。在这样的“状态”面前，把“终身教育”提到“生存概念”的高度，就显得十分重要。每个公民都应该保持清醒的理论思维，并在实践中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不仅是把教育的阶段从人生的早期扩展到终身，而且把教育的方式从单纯的学历教育中解脱出来，把学习的权利从少数人扩展到所有的人。这亦是一场伴随信息时代而来的教育变革，只有通过这场变革，知识及人的素质才会在国民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起决定作用。正如经济和其他社会领域一样，知识社会的教育变革也不仅仅依赖于有形的计算机、光缆、人造卫星这样的物质设备，它还需要与知识社会相应的教育思想观念合拍。

二、知识社会中远程教育的模式创新

模式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对象进行界定。在远程教育实施中，现阶段我国远程教育历经了函授教育、广播电视教育和以信息与网络技术为基础的现代远程教育三种模式。正如南国农先生所言：“现代远程教育是计算机多媒体和网络技术参与后的远程教育，是远程教育的最新动态。”[6]笔者在这里讨论的应该是知识社会远程教育中教与学的模式，这既是知识社会对远程教育提出的客观要求，又是远程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形式对教育产生变革性作用的本质所在和知识社会条件下远程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如果远程教育不在教育模式上实现创新，那么，就不会有生命力，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教育模式的变革与创新也是远程教育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一）从第一代模式到第四代模式

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如何造就出新型的远程教育模式？世界市场的形成加上电子化的信息沟通手段无疑可以引起社会和文化的重大变迁，但变迁的方向、速度和结果却肯定是一项“当地的和权宜性的成就”（A Local and Contingent Achievement）。南昆士兰大学远程教育中心主任、远程教育终身教授詹姆斯·泰勒（James Taylor）指出：函授模式被广泛地称为第一代远程教育。它被包含在随之发展起来的多种媒体教学的第二代模式中，这一模式继续使用高度开放和精心设计的教学资源，包括印刷术的学习指导书，阅读文本、录像带、录音带和多媒体课件。第三代远程教育是建立在对信息技术特别是音频图像的应用上，包括音频远程会议、音频图像通过系统、视频会议、广播电视和播音随同音频远程会议。在知识社会中正在兴起的第四代远程教育——灵活学习模式，将高质量的相互作用的多媒体优势和通过联结因特网实现计算机媒介通信（CMC），从而获得与日俱增的大量教学资源。也正如他所指出的，从教育学的角度看，远程教育的模式也是发生了这样的四次变革，[7]第四种模式是在技术的基础上，更增加了取得大量教学资源和提高交互性的机会，主要通过称之为“因特网（Internet）”、“万维网（WWW）”或“信息高速公路”的计算机通信网络来提供。在知识社会中，远程教育发展的最有效的一种有用框架是有关第四代远程教育模式的概念。

（二）从制造业模式到服务业模式

从远程教育的工业化特征和服务业产业本质来看，远程教育的发展存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两种模式。就其本质来说，这两种模式并不矛盾，它们各有所长，并行不悖，这为我们全方位理解知识社会中远程教育的产业化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框架。从远程教育的发展阶段来看，它在工业化时代就已具备服务的产业特点，在后工业化社会其制造业模式也没有消亡。大卫·西沃特（David Sewart）认为远程教育是一种从传统教育分离出来的独立的教育形态。远程教育的学生支持服务是一种服务产业，因为它满足服务产业的大多数普遍准则——“服务产业是一种活动；服务产业是无形的，它与传播某种产品的方法有关而并非那种产品本身——它不能被装运或储存；服务产业将产品同它的消费者联系起来，于是生产和消费总是联结在一起——服务总是在消费的同时被生产出来，或者说，生产和消费是同时进行的；消费者参与服务产业的过程。”[8]

奥托·彼得斯（Otto Peters）也曾否认将远程学习理解为教与学的一种工业化形式是盛行于首批开放大学创建时期的“时代精神”的一部分，而认为教育工业化体现的是一个长期的、具有历史和人类学双重意义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十年热情变革的结果。因此，认识远程教育的服务产业本质，并注重远程教育工业化特征的规模优势发挥，实现远程教育产业化发展“制造业模式”和“服务业模式”的有机融合，使远程教育的工业化特征和服务产业本质相互协调、相得益彰，正是远程教育量的累积与质的提升过程，两者的和谐发展，将是远程教育发挥优势服务社会的重要保证，更是远程教育产业化发展的必然选择。[9]但从现实来看，远程教育要为社会培养能够理性地承担起社会责任的实践主体。个人经过继续学习而成为一个积极的、有能力、有德性的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公民。远程教育要在知识、能力、德性、情感各个方面支持学习者积极地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远程教育要实现其基本的宗旨，适应发展的社会需要，因此，远程教育的内在价值取向就面临着从制造业模式到服务业模式转型的趋势。

（三）从单一模式到多元化模式

随着知识社会的发展，使远程教育从一种单一的教育模式转变为一种建构多元一体化学习社群的重要方法。我们必须构建满足知识社会要求的开放式远程学习框架，该框架的构建基于发展中国家业已出现的实际情况，其具体内容包括：（1）从农业工人到产业工人再到知识型工人的工作性质改变；（2）随之而出现的知识型工人；（3）对终身接受技能训练的知识型工人的大量需求；（4）传统教育机构无法满足知识社会对人才的需求；（5）全球化和自由化时代出现的作为知识创新与传播主要手段的远程教育；（7）众多学习者能够支付和使用信息与通讯技术（ICT）的极端重要性。

鉴于此，彼得斯把远程教育院校分为校园大学、单一模式的远程教育大学、双重模式的远程教育大学和在知识社会背景下出现的混合远程教育大学四种模式。单一模式是指独立设置的远程教育机构专门进行远程教育，如美国凤凰城大学，在办学资质上，这类教育机构与普通全日制大学一样。双重模式是指传统全日制大学开展远程教育，可分为多院系混合模式和独立院系模式：多院系混合模式，是指在普通高校中，不设独立的远程教育机构，各系部同时开展校内面授和校外远程教学，远程教育与传统面授教育混合在一起，大多数美国大学都是此类模式，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独立院系模式，是指普通高校设有相对独立的院系提供远程教育，如宾州州立大学。此外，还有很多远程教育机构是多家教育机构和院校在资源、技术或内容上合作的产物。而德斯蒙德·基更（D.Keegan）依据行为组织管理模式和教学的特点，把远程教育模式分自治的远程教育机构和常规院校中的远程教育机构两大类。远程教育在模式上从单一模式到多元化模式的合理性体现在对其模式进行再综合的尝试中，而这正是远程教育的本质特征。通过整合远程教育模式，使教师和学生达到了“主观交互”，由此完成了知识社会中由教到学的过程，这样，对时空的跨越使远程教育构建了教与学的交互式实践活动。

（四）从工业化模式到知识化模式

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过渡，是一场深刻的全面的系统的社会形态变革，这种社会形态的变革对旧的教育思想和观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毫无疑问，知识社会将在更高程度上表现为一个社会建构物（Social Construction）。正如尼科·斯特尔（Nico Stehr）指出的，“在这个社会中，我们的第二自然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和超出我们的第一自然”。[10]对于这样一个社会，知识模式比传统意义上的工业模式更重要。为此，巴斯（Baath）对于远程教育的模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分析并发现了七种教育模式，即斯金纳的行为控制模式、罗斯柯波夫的书写命令模式、奥苏贝尔的组织者模式和结构性沟通模式、布鲁纳的发现学习模式、罗杰斯的简易学习模式及卡涅埃的泛教育模式。根据他的研究，这七种教育模式都能应用到远程教育理论系统中，而且远程教育理论也需要补充类似模式。而彼得斯（Peters）、朱勒（Juler）等人将这些看作是远程教育的“工业化模式”。在他们看来，由于工业化革命，远程教育随着技术发展而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传统的工业化教育模式也受到极大的冲击。这种模式的典型特征在于量化、分工、机械化、流水线、大规模生产、计划和准备及标准化。尽管他们没有对工业化的教育模式作出评价，到底孰优孰劣，但是为知识社会背景下远程教育模式的创新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总之，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社会形态的转型：从以生产物质产品为主导的工业社会转变到以生产知识信息为目的和以知识进行生产为主导的“网络社会”或“知识社会”。这是一个高技术的数字化世界，知识、智慧将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基本动力。网络是实现人们快速交往的纽带和桥梁，它使人们打破了时空的界限，共同生活在五彩缤纷的“地球村”之中，知识正日益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核心因素。知识社会需要知识化的教育模式。因此，远程教育将逐渐成为构筑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终身学习体系的主要手段，它具有明显的市场属性。知识社会中远程教育的模式将进入一个理论上创新、实践上整合的新时期。

结语

世道变迁，知识社会来临，这为我们的远程教育改革提供了极其难得的机遇。在知识社会中，远程教育是一个与知识社会发展有密切相关的能主动影响知识社会进步与否的现代教育形态。这是由知识社会条件下远程教育动力源的社会定位与其功能所决定的。“我国文化教育的底子比较薄弱，人口多，地区发展也不平衡，远程教育是我们普及教育、促进民族文化素质提高的重要手段。”[11]我国要实现2020年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宏伟目标，我们就必须对中国社会乃至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有所体悟。我们必须认识到，知识社会是一个高度文明、高度理性的社会，而我们提出的宏伟战略目标本身就是人类社会张扬理性、追求文明的历史产物，这是同知识社会的本质与走向完全一致的；我们要实现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就必须在深刻总结、提升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实施自主创新战略，采取正确战略，积极发展现代远程教育，鼓励远程学习，迎接知识社会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实现教育现代化和国民知识化。最后必须指出的是，知识社会的教育并不能被简化为远程教育，远程教育也不能进一步被简化为职业教育。知识社会的教育还有其他的面向，尤其是道德教育的成分。正如法国学者利奥塔（J.F.Lyotard）曾经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提醒我们的，当代信息社会中知识的外在化（Exteriorization）将导致我们以效率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而将知识的获得与心灵或人格的陶冶切断关系。

[参考文献]

[1] [2] [7] [8] 黄清云.国外远程教育的发展与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108，109，387~388，251~252.

[3] Castells，M，.The Power of Identity[M].Oxford：Blackwell，1997.354.

[4] Bohme，G.＆N.Stehr（eds.）.The Knowledge Society[M].Boston：Reidel，1986.12.

[5] Drucker，P.，Post-Capitalist Society[M].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3.

[6] 南国农.发展现代远程教育：中国之路[J].中国远程教育，2005，（2）：5~9.

[9] 武丽志.从工业化到服务：远程教育的产业化变迁[J].中国远程教育，2005，（12）：15~19.

[10] 尼科·斯特尔.知识社会[M].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156.

[11] 顾明远.全球化视野中的远程教育[J].中国远程教育，2005，（1）：13~15.

作者：袁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