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监管特色启示论文

摘要:中国人民银行从1996年开始对国内商业银行实行非现场监管。近年来,非现场监管指标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非现场监管的要求,须要增补和修改,使之能真实、准确、全面地反映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状况和财务结果。银监机构要根据我国商业银行的实际状况,并依据监管结果,不断完善监管指标,提高非现场监管效率。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银行业监管特色启示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银行业监管特色启示论文 篇1：

我国银行业监管政策趋势及商业银行应对建议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金融改革深化，我国金融业态正在持续深度重构。监管部门继续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在梳理银行业最新监管政策和趋势的基础上，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和启示进行简要分析。

一、国内银行业监管政策新进展

1.扩大银行业对内对外开放，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

一是优化完善行政许可事项管理，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清理、减少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对中资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的管理，在许可条件和程序上最大限度实现中外资银行监管标准一致性。二是积极推进机构主体市场化，稳步开展民营银行试点。首批获准筹建5家试点银行，分别是前海微众银行、天津金城银行、温州民商银行、浙江网商银行、上海华瑞银行。三是加快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强化其政策性职能定位。坚持以政策性业务为主体，审慎发展自营性业务。四是《存款保险条例》开始征求意见，存款保险制度破冰。

2.借鉴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持续加强和改进银行业监管

一是创新资本工具，拓宽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渠道。开展优先股试点，推动直接融资发展和企业兼并重组，支持和指导商业银行开展资本工具创新，拓宽资本补充渠道。二是开展定量影响测算，完善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框架。规范商业银行建立健全流动性风险管理体系，对法人和集团层面、各附属机构、各分支机构、各业务条线的流动性风险进行有效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确保其流动性需求能够及时以合理成本得到满足，规定我国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覆盖率达标要求时限；进一步明确存贷比计算口径，以适应资产负债结构多元化发展趋势，完善存贷比监管考核。三是加强市场约束，规范商业银行全球系统重要性评估指标信息披露的最低要求。四是实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统一部署开展国内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自评估和外部评估工作。

3.加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一是加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着力解决小微企业倒贷（借助外部高成本搭桥资金续借贷款）问题，完善和创新小微企业贷款服务，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二是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指导商业银行改进绩效考评制度，设立存款偏离度指标，约束存款“冲时点”行为，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支持作用。三是支持区域发展。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方案支持上海自贸区金融发展以及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促进沿边金融、跨境金融、地方金融改革先行先试，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对外开放和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

4.推动银行业公司治理体系改革，建立制衡有效、激励兼容的运行机制

一是促进商业银行建立健全内部控制，有效防范风险。二是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三是强化上市公司监管，保护投资者权益。改革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规范上市公司现金分工，增强现金分红透明度；规范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的承诺及履行承诺行为；修订完善上市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规则指引；加强规范公开发行证券并上市的公司（包括银行）信息披露；在上市公司中开展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试点。

5.规范银行业务管理和业务创新，加强银行业务风险防控

一是加强同业业务管理和规范。增加同业业务透明度，限制发展不合理的同业业务，推动开展规范的资产负债业务创新。二是规范银行理财业务发展，督促银行开展理财业务事业部制改革。三是规范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管理。要求根据客户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评估结果推荐保险产品，加大力度发展风险保障型和长期储蓄型保险产品。四是规范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经营行为，督促商业银行妥善处理业务发展与风险管理的关系。五是规范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保障各参与方合法权益，防范支付风险，维护市场秩序。六是规范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明确银行办理即期结售汇业务和人民币与外汇衍生产品业务的市场准入与退出、监督管理等要求。

6.规范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加强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

一是规范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要求商业银行建立科学有效的服务价格管理体系，加强内部控制，充分披露服务价格信息，保障客户获得服务价格信息和自主选择服务的权利。对商业银行基础金融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管理，公布具体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二是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遵循依法合规和内部自律原则，构建落实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体制机制，履行保护银行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义务。

7.持续完善相关会计标准，保持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一致性

一是修订和完善会计财务制度。整合原先分布在各项会计准则中关于产品成本要素的内容，进一步规范企业会计信息化；规范金融负债与权益工具的区分及优先股、永续债等金融工具的相关会计处理。二是修订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编报规则，适应石油和天然气行业、银行业扩展分类标准的实施要求。三是进一步完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修订一系列细则并发布解释，提高企业财务报表质量和会计信息透明度，保持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持续趋同。

二、监管政策变化新趋势及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1.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持续深入，商业银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一是放宽金融业准入，互联网金融企业的进入使商业银行的信用中介、支付结算等方面面临新的冲击；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和开展民营银行试点，也使商业银行同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二是，健全资本市场体系，改革股票发行注册制度、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对商业银行传统的间接融资模式产生冲击。三是，人民币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持续推进和即将落地的存款保险制度的必将使我国金融环境和生态发生巨大变化，将对商业银行主要依靠利差和规模扩张获得盈利高速增长的传统模式产生严重冲击。

2.银行业监管规则接轨国际标准，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能力要求不断提高

监管机构参与国际银行业监管改革，构建与国际标准接轨的银行业审慎监管框架，对商业银行尤其是系统重要性银行在资本管理、流动性管理、信息披露、风险管理和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出更高的监管要求，商业银行各方面经营管理能力要求不断提高。

3.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商业银行风险防控压力上升

在经济增速放缓、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盈利增速明显下降、生息资产增速放缓、净息差有所下降、资产质量压力上升。问题突出行业的企业短期内较难摆脱经营困境，这些企业不良贷款的增长将导致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惯性下滑、信贷成本有所上升；房地产价格下行压力增大，房地产贷款信用风险增加；平台融资集中到期，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违约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商业银行拨备压力和风险控制压力进一步增加。

4.金融机构改革持续深化，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水平和透明度稳步提升

监管机构继续推动银行业公司治理体系改革、强化上市公司监管和信息披露，推动商业银行完善治理结构，探索建立规范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构建现代化金融企业制度。

5.监管压力和市场竞争推动银行转型，商业银行业务创新风险加大

银行业所面临的市场机制和经营环境正在发生显著变化，监管标准的提高和竞争压力的增大加快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和发展转型的步伐。在利润压力、监管套利等因素作用下，商业银行大力发展同业业务和中间业务，尤其是理财、信托等融资性表外业务，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投融资需求，但也蕴藏一定风险。一些商业银行存在表内资产表外化问题，将资金投向宏观调控限制行业和领域，或将不良资产从表内转移至表外，导致信贷风险透明度降低；一些商业银行利用同业、理财等业务短借长贷，在一定程度上绕开了贷款规模限制，规避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

6.银行基础金融服务价格标准透明化，商业银行市场化产品和服务定价难度增大

根据服务的性质、特点和市场竞争状况，商业银行服务价格分别实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和市场调节价。银行基础金融服务具有一定的普惠性质，其政府指导和定价标准趋于透明；但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银行其它产品和服务价格不再由监管部门统一设定，银行间的产品和服务价格竞争将更加激烈，为客户提供了更多的可选择权。如何对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行精准定价，以在争夺客户资源的同时保持良好的收益，成为商业银行业务持续健康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三、商业银行的应对建议

1.以客户为中心，加快经营模式转型和发展战略转变

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将从根本上改变商业银行盈利主要依靠发放贷款的模式，加快商业银行由传统商业信贷银行向综合服务的现代化金融企业转变。商业银行需“以客户为中心”，加快业务经营转型，通过强化架构建设、客户分层管理、营销服务体系、结构调整等措施，依托信息化、集约化和差异化管理，打造特色核心竞争优势，实现效益、质量、规模协调发展，成为资本集约型的跨地域和多种金融领域的专业综合金融提供商。

2.持续加强完善内部治理，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和信息透明度

商业银行需持续加强内部治理和风险管控，建立科学高效的决策、执行、制衡和激励机制，把公司治理的要求落实于日常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之中，通过精细化管理，提高创新发展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如提升资源配置与考核评价体系；强化全面预算管理和精细化成本核算；强化多层面、多维度的关键绩效的综合评估；建立与价值管理导向相符合的长效考核评价机制等。另外，还需遵循新的会计标准，按规定披露信息，提高信息透明度，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3.建立更加有效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构建与自身风险管控能力相适应的业务发展规划和运营模式

商业银行需根据业务管理办法和自身经营管理实际，建立健全相关内控制度和操作流程，严格审查资金去向和风控措施，建立风险“防火墙”和代偿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建立更加有效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以先进的风险管理量化技术为支撑，通过强化经济资本管理、内部资金管理定价等手段，实现从管理风险到经营风险的转变。

4.依法合规进行业务创新，严防风险传染和蔓延

为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商业银行纷纷加大业务创新的力度和速度，以提升服务效率和用户体验、扩大市场占有率。创新是发展的原动力，但也可能成为滋生风险的温床。商业银行需把握住法律或政策的红线，加强业务创新的风险控制和防范，防止风险传染和蔓延。

5.整合信息资源，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提升差异化定价能力

在整合商业银行内外信息资源的基础上，引进数据挖掘和大数据运用专业方法和工具，建立前瞻性的业务分析模型，深入挖掘客户的内在需求，开展“精准营销”和“个性化服务”，向客户提供真正有价值的金融服务和创新产品，推动业务发展模式转型，提高在市场竞争中对风险、产品和服务进行科学合理定价的能力。

作者：沈子荣 孙惠敏

银行业监管特色启示论文 篇2：

进一步完善商业银行非现场监管指标

摘要:中国人民银行从1996年开始对国内商业银行实行非现场监管。近年来,非现场监管指标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非现场监管的要求,须要增补和修改,使之能真实、准确、全面地反映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状况和财务结果。银监机构要根据我国商业银行的实际状况,并依据监管结果,不断完善监管指标,提高非现场监管效率。

关键词:非现场监管;监管指标;监管效率

一、完善我国商业银行非现场监管指标的必要性

中国人民银行从1996年开始对国内商业银行实行非现场监管。人民银行采取非现场监管和现场稽核两种方式,形成了对商业银行全方位的营运监管。非现场监管对于人民银行降低监管成本、增强持续动态监管能力、提高现场稽核效率、督促商业银行稳健经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从最近几年非现场监管的结果看,非现场监管指标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非现场监管的要求,这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增补和修改非现场监管指标,使之能真实、准确、全面地反映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状况和财务结果。

1.最近几年,我国经济、金融领域发生了急剧变化,金融监管已经从过去的合规性监管过渡到现在的以风险性监管为主、合规性监管为辅,从市场准入监管转向全过程系统性监管的途径上来。商业银行非现场监管的重点是资本充足率、流动性、资产质量和盈利性等风险性指标的监管,原有的许多合规性监管指标需要取消。同时,国内商业银行业务的快速发展和金融环境的变化,使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又有了新的变化和特点,监管机构只有借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最近几年来相继颁发的一些先进的监管方法,才能更敏感和准确地反映商业银行的风险状况。

2.随着外汇体制的深度改革,我国外债的管理方式和统计口径发生了变革,国内商业银行的外币业务,特别是境外资产业务的内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此,必须对现行的许多分币种监管指标进行修改,以满足对商业银行本外币并表监管的要求。此外,随着WTO过渡期的结束,对外资银行特别是外资法人银行将实行国民待遇,国内所有法人银行的监管标准将趋于统一,因此,必须对某些具有國内商业银行监管特色的非现场指标进行完善,以满足境内所有法人银行统一监管标准的需要。

3.新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在核算原则上与旧的会计制度差异较大,其更多地体现了谨慎性原则,特别是更新了应收利息和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核算方法。这导致了大量新旧同名会计科目的核算内容差异较大,因此,客观上要求对旧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的会计科目为基础的非现场监管指标进行修改和完善,以便真实地反映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和财务活动。

4.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银行业监管体制日趋完善,监管力量日益增强,监测技术手段日趋丰富,监管能力和水平大大提高。因此,随着国内商业银行外币利率管制的放开和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监管机构有必要遵循银行业监管的国际惯例,按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颁发的《资本协议市场风险补充规定》的要求,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逐步将国内商业银行的市场风险纳入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范畴,充实非现场监管指标,全面、系统地监控商业银行的营运风险。

二、如何完善我国商业银行非现场监管指标

(一)应取消部分合规性强、风险敏感度低的流动性指标

1.取消存贷比指标。目前,商业银行资金宽松、存差较大,把存贷比作为流动性风险的监控指标,存在一定的缺陷。因为存贷比只考虑了存款和贷款的总量而忽略了它们的具体构成要素,特别是存贷款各自的期限。存贷比还忽略了存贷款利息和本金在现金流上的时间差异性,这样导致了同一家银行不同的存贷比不能说明其流动性的优劣,规模不等的商业银行更不能进行横向比较,存贷比与流动性风险的敏感度极低。另外,在目前资产相对单一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为了提高利润,只有多放款;要放款,有存贷比的要求,就必须争取存款。这样,几乎所有的国内商业银行从开业的那天起,就开始跑马圈地,大量设立分支机构,尽力争取存款。长此以往,导致了今天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林立,存款营销恶性竞争。此外,我国目前允许外资银行通过拆借4个月以上的资金发放贷款,这也从侧面否定了贷款必须与存款挂钩以及把存贷比作为流动性监管指标的合理性。

2.取消拆借指标。20世纪90年代初,人民银行对国内商业银行拆借的期限、对象、用途和比例作了详尽的规定,这对当时整顿金融秩序,促进金融机构规范经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时至今日,拆借指标不仅不能反映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而且还抑制了整个金融事业的发展。首先,在目前分业经营、债券市场不发达及投资受限制、资金头寸大量盈余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拆出资金是较好的资产运用方式。如果拆出比按要求控制在8%以内,商业银行更多的资金只能以备付金的形式存放在人民银行获得低利,或以存放同业形式变相拆出,这样就限制了商业银行的资产运用,降低了商业银行的盈利,削弱了其竞争力。拆出与贷款一样,是商业银行的资产运用方式,只是两者的信用风险不同而已,监管机构应该监控拆出资金的质量风险,而不应该将其与没有内在逻辑关系的存款挂钩。其次,拆入比4%限制了商业银行资金来源渠道。实际操作中,商业银行通过同业存放变相拆入资金,使拆入比形同虚设。目前中外资商业银行之间开办的同业借款业务实际上已否定了拆入资金和存款之间的比例关系。

3.取消中长期贷款比例。现行规定的中长期贷款比例是,1年期以上的贷款与1年期以上的存款之比不能超过120%,这是缺乏科学依据的。理论上我们认为,1期年以上的贷款资金来源不仅有1年期以上的定期存款,而更多的是来自活期存款的沉淀部分,商业银行会根据负债期限安排与之匹配的资产期限,以维持正常的流动性需求。从实际情况看,国内商业银行为了将中长期贷款比例控制在120%以内,或尽力压低中长期贷款的数量,或通过短期贷款的延期变相发放长期贷款,掩饰监管指标。从发展趋势看,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后,按照国外的经验,商业银行负债期限会缩短(存款期限超1年的极少)而贷款期限超1年的较多(主要原因是获利和有合适的利率风险控制手段),加之我国商业银行实行的是总分行制,系统内资金调剂能力强。如果固守120%的中长期贷款指标,将会严重制约商业银行正常的流动性管理,限制商业银行发放更多的长期贷款获取利润,更重要的是削弱金融机构变短期资金为长期资金、支持社会扩大再生产、增强持续发展能力、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中介功能。

(二)取消部分外币监管指标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外汇业务较为宽松,内外资法人商业银行的监管标准将趋于统一,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实行的是本外币、境内外和表内外的全面、系统的法人风险监管。因此,分币种监管风险已没有意义,境外资金应用比例、国际商业借款指标、外汇资产比例和外币资产流动性比例等可以取消。考虑到我国目前对资本项目实行监控,监管机构还需保留对商业银行的备付金率指标实行分币种管。

(三)增加贷款质量监管指标

首先,增加不良贷款比率。贷款实行五级分类以来,与之相应的逾期、呆滞和呆账考核指标自动取消后,需增加新的不良贷款比率,即(次级+可疑+损失)三类贷款余额/各项贷款余额。其次,增加不良贷款抵补率。根据新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中对商业银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的要求和《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指引》的规定,监管机构有必要设置不良贷款抵补率,即(专项+特种)准备金余额/不良贷款余额,真实地反映商业银行贷款质量。再次,增加非信贷资产质量指标。当前非信贷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愈来愈大,潜在的风险也愈来愈大,商业银行可以按照有关企业会计准则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对部分非信贷资产根据其风险状况提取减值准备金,监管机构有必要根据监管的需要设置非信贷资产抵补率,即非信贷资产减值准备金/非信贷资产余额,反映商业银行非信贷资产的风险大小。最后,增加逾期贷款质量指标。这里的逾期贷款是指按合同约定正常还本付息以外的所有贷款,与四级分类法中逾期贷款的外延有所不同。我们认为,实施贷款五级分类后,有必要吸取贷款四级分类法中有益的部分,设置逾期贷款率,即逾期贷款余额/各类贷款余额,反映商业银行贷款风险在时间序列上的分布状况。

(四)增加市场风险监管指标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已同意将商业银行的市场风险纳入资本监管的范畴,并颁发了《资本协议市场风险补充规定》;为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又颁发了《利率风险管理原则》。当前,国内商业银行外币业务发展较快,特別是近几年随着美元利率的下调和国际外汇市场的剧烈波动,国内商业银行外币业务收益锐减,外币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愈来愈大,监管当局加强对利率和汇率风险的监管刻不容缓。同时,随着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的加快,货币市场的飞速发展,商业票据承兑、贴现和转贴现业务的急速扩大,国内商业银行已经直面人民币利率风险。因此,监管机构必须借鉴国外先进技术手段,结合国内商业银行实际情况,监管商业银行的市场风险。

(五)完善盈利性监管指标

首先,目前两个盈利性指标中选用的期末税前利润,应该调整为期末税后利润。因为今后商业银行的会计制度、资产减值准备金计提、呆账核销以及税收政策会趋同,调整为期末税后利润便于横向比较。其次,资本利润率应该正名为净资产利润率或净资产收益率。最后,取消资产利润率,代之以盈利增长速度。商业银行业务经营范围不同,资产表现形式和核算的方式差异较大,资产利润率指标缺乏横向比较的基础,监测意义较小。而盈利增长速度能直观和科学反映商业银行的盈利情况,不论是单个商业银行自身纵向比较还是整体银行业的横向比较,盈利增长速度指标都具有可比性,较合适作为盈利性监管指标。

(六)完善资本充足率监管指标

首先,要完善附属资本。 其次,对近几年出现的金融创新,如混合型资本工具(可转换债券)和其他锁定支付条件的债券(长期次级债券),给予规范后,可按要求记入附属资本。再次,加权风险资产总额应该是加权风险资产净额,所以应将反映某项资产价值减少的专项准备金和特种准备金从风险资产总额中减去,这样才能反映资本充足率监管指标的真实意义。 最后,按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的《资本协议市场风险补充规定》,监管机构应将我国商业银行的市场风险暂时按标准法纳入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范畴。

总之,监管机构要根据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资产规模等状况,借鉴国外非现场监管的成果,设置非现场指标的值域和考核权重,并根据监管结果不断完善监管指标的值域和考核权重,形成科学的、风险敏感度较高的非现场监管指标体系,提高非现场监管效率。

参考文献:

[1] 陈贺.反思美国次贷危机带给我国商业银行的启示[J].农村金融研究,2008,(10).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十届六次会议2003年12月27日通过.

作者：苏春余

银行业监管特色启示论文 篇3：

次贷危机与信息责任

2007年3月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至今已经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在危机冲击下，昔日显赫的一连串知名金融公司，房地美、房利美、华盛顿互惠银行、贝尔斯登、雷曼、AIG集团或者已经破产，或者被政府接管，在大摩、高盛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后，华尔街五大投行已全部消失。政府救市工作还在继续。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也在思考危机的原因以及如何防止下一次危机的发生。本文从信息责任的角度谈谈危机发生的原因，以及对我国银行转型和监管的启示。

次贷危机与信息责任

美国次级贷款是住房抵押贷款中的一个较小的部分。美国个人申请住房按揭贷款要进行个人信用评分，个人信用分值范围在365～840分之间，根据个人信用评分，美国住房按揭贷款分为三个层次，其中，个人评分660分以上的贷款归为优质贷款，首付比例通常为20%，月供占收入比例不高于40%，此类贷款占住房按揭贷款80%以上；620～660分的归为次优级贷款（Alt－A），贷款占按揭贷款比重4%～5%；次级贷款的信用分数在500～620分之间，首付比低于15％，月供占收入比例可以超过55％，此类贷款占按揭贷款的比重为13%～15%。据瑞银国际(UBS)统计，截至2006年年底，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违约率高达10.5%，是优质贷款违约率的7倍。

为了将这些违约率较高的次级贷款从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去，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发行次级债MBS（抵押支持证券）、次级债经过再证券化后成为含有次级债的CDO（信用违约期权）等信贷衍生产品，卖给投资者。从次级贷款到CDO的生产制造流程是：次贷借款人——银行——投资银行、评级公司——证券化——MBS——再证券化——CDO。其中，投资银行的作用是将这些次级债（MBO、CDO）打包分层，评级公司的作用是给每一层级评定不同的信用评级，高档层级往往能够获得AAA级，有了AAA评级，保险公司、美国地方政府、养老基金、银行等风险偏好较低的机构就可以投资这些本来信用较差的次级贷款；中间档次的债券信用评级包括AA、A和BBB，投资收益较高，投资者为风险偏好较高的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股权档往往没有评级，债券收益最高，通常由发起人持有不对外出售，有时也出售给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为了对冲这些中低档次债券的违约风险，投行们又设计出能够对冲低质量档次CDO风险的衍生工具CDS（信用违约掉期）。CDO和CDS被出售给来自全球的对冲基金和各大金融机构。

从本质上讲，CDS相当于债券持有人为所持债券购买的违约保险。卖出CDS的一方在收了“保费”之后就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赔偿义务。通常情况下，CDO很少违约。但在次贷危机发生后，2007年，不仅是次贷发生了违约，被银行强制收回住房所有权的家庭中，有45％是优质级、次优级或政府支持的房贷客户。由于大量的CDO违约，CDS卖方蒙受巨大损失。因為CDS卖方收取的保费仅为担保的相关债权价值的几个百分点，如果债券大幅贬值，卖方将因此损失保费的数倍。比如，假设CDO的投资者以每年2％的保费，买到了CDS提供的担保，当CDO变得一文不值时，CDS的卖方将因此损失相关CDO价值的100％，或者说，保费的50倍。更大的问题是，信用违约掉期早已不再是金融资产持有方为违约风险购买保险的保守范畴，合约双方都可以与需要信用保险的金融资产毫无关系，它实际上已经演化为信用保险合约买卖双方的对赌行为，他们赌的就是信用违约事件是否出现。据报道，贝尔斯登公司、雷曼公司破产，“两房”及AIG集团被政府接管，都是由于在CDS产品上出现巨额亏损。潜在的问题远不止于此。据报道，CDS市场规模已经由2000年的1万亿美元，暴涨到2008年3月的62万亿美元。在次贷危机中，62万亿美元的CDS将整个世界金融市场暴露在了一个前所未有和难以估量的系统性风险之下。人们亟待了解，美国的金融体系设计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次贷危机发生后，三大评级公司受到的责难首当其冲。在全球信用评级市场，穆迪、标普和惠誉3家公司占有的份额超过90%。指责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评级公司低估了CDO违约概率。因为许多CDO，被评级公司给予很高评级，如标普将2005～2007年发行的担保债务凭证（CDO）的85%都评为AAA等级；二是评级公司存在利益冲突，评级公司在进行信用评级的同时提供有偿的结构化设计服务；三是评级公司评级后的预警功能滞后，如2008年7月，标普和穆迪分别下调了612种和399种抵押贷款债券的信用等级，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大震荡。

这些指责大多是基于认为评级公司“应该”做到，属于“尽职责任”范畴；而没有考虑到评级公司是否“必须”做到，是否能“确保”做到，分别属于“合规责任”和“风险责任”范畴。其实，评级公司是基于一定的统计模型进行评级，前提是金融机构提供的信息是真实的，评级公司提供的只是一种基于专业规则和监管规则的“意见”。评级服务是一种市场行为，他们只承担合规责任，不承担风险责任。风险责任是对结果负责，由于风险最终由投资者承担，所以评级公司也不需要承担风险责任。

反之，如果金融机构提供的信息不真实，评级结果可能出现很大的偏差。据报道，1996～2006年十年时间，美国的抵押贷款的欺诈事件大幅度上升，1996年1300件，到2006年达到21000多件。这是根据已经暴露的欺诈事件所做的统计，真实情况可能还要严重得多。如有的次级贷款公司反映，次贷经纪公司向他们推荐的借款申请，70％的申请者存在欺诈行为。防止客户欺诈需要进行尽职调查，这超出了评级公司的能力范围。

总之，评级公司所能承担的仅是合规责任，不需要承担风险责任，承担不了尽职调查责任。

政府部门监管不当。投资者指责政府没有合理界定次贷流程各参与方的责任。很多次级贷款是经过次贷经纪公司向贷款公司推荐的，贷款公司再将发放的次级贷款卖给银行（2006年通过贷款公司发放的住房贷款占60％），银行借助投资银行、评级公司打包出售，将次贷信用风险剥离出资产负债表。经纪公司既不对借款人负责、也不对贷款公司和贷款银行负责；贷款公司、银行都不承担风险责任，只需要根据投资银行的贷款标准制造次级贷款即可，即只须承担合规责任。作为贷款公司或银行本应承担贷前客户尽职调查和贷后尽职监测预警责任，但由于贷款公司、银行不需要承担风险责任，即不需要对结果负责，因此，无论是贷前还是贷后，尤其是对于出售或剥离的信贷风险，他们都缺乏承担尽职责任的激励。因为投资者很难判断银行是否尽职，尽职是企业行为，只有企业内部人或外部监管者才有能力判断银行员工行为是否尽职，但监管者并没有针对次贷产品的监管制度设计。因此，在次贷制造流程中，制造次级贷款的贷款公司、银行，也只需要承担合规责任，不需要承担尽职责任和风险责任，就将次贷产品投放市场了。

投资银行制度缺陷。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华尔街五大投行消失，一种合理的解释是，无存款、无准备金要求的投资银行制度设计是这些投行倒闭的原因。但次贷危机导致五大投行的全部消失，另一种可能的假设是，CDO、CDS这种信贷衍生产品系统性风险一旦从银行剥离出来投放市场，就难以管理了。从最初的抵押贷款到最后的CDO、CDS等衍生产品,中间经过借贷、打包、信用增持、评级、销售等繁杂阶段,

整个过程设计有数十个不同机构参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非常突出，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交易对手是谁、基础资产是什么和真实价值为多少。对经过证券化和再证券化的产品，少数高端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不得不依赖高度复杂的金融模型进行风险识别和定价；大多数机构和投资者则依赖评级公司提供的评级信息来粗略判断风险和价值。在次贷危机面前，由于金融模型的局限性，不但投资银行同一般投资者一样，难以有效管理这类产品风险，即使是商业银行也难以有效管理从其他银行剥离出来的信贷衍生产品的系统性风险以及本行发行留下的资产质量最差部分的次级债风险。据报道，在各类金融机构中，除了保险公司以外，商业银行是最终购买CDO比例最高的金融机构。由此推测，在几大投行倒闭后，接下来我们还将看到那些购买了较多CDO的商业银行在危机中倒闭，因为尽管商业银行比投资银行资本雄厚，但其资本金相对于风险资产的占比而言仍然是很低的，一般仅有8％左右。

信贷风险特性与信息责任。以上是从制度层面寻找次贷危机的根源，原因在于没有落实尽职责任和风险责任。对于金融业而言，无论是尽职责任还是风险责任，本质是信息责任。美国关于信息责任的第一次立法是，2002年4月颁布的《萨班斯－奥克斯雷法案》，第一次明确了上市公司管理层的信息责任，这次立法主要解决2001年安然事件所暴露出的信息欺诈问题。该法案颁布以来争议不断，但该法案第一次从法律上界定了公司高管层的内控责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信息责任是以对人的信任为基础的，可以通过银行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落实，且外部监管以有效的内部控制为前提。次贷危机不同于安然事件的是，次贷及其信贷衍生产品很多参与主体不是上市公司，而且很多信贷衍生产品的交易不是通过公开市场交易，是通过柜台交易完成的。美国虽然有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全国个人征信系统和信用评级模型技术能力，由于信用风险的特性，仅仅依靠这些技术手段远远不足以落实信贷风险相关的信息责任。一方面，信用风险的内生风险高，如欺诈案件中可能损失全部贷款本金，即内生风险等于贷款本金；另一方面，类似次贷这样违约发生频率较高、单笔损失率较低的信用风险，完全是可以通过银行内部管理的。在良好的风险管理下，内生风险被管理壓缩后的剩余风险可以很低，如国际先进银行的贷款不良率一般仅2％左右。其中，尽职调查和贷后管理是信贷风险管理的两个关键环节。如果商业银行没有履行尽职责任和风险责任，且经过多层次的交易，信用风险的剩余风险可能层层放大，直至投资者承担全部信用风险的内生风险。

因此，如果银行内部不能落实尽职责任和风险责任，或外部不能落实监管责任，银行信用风险不宜通过资产证券化等信贷衍生产品进行风险转移。由于高频率违约、低违约损失的特点，信用风险也不宜通过商业保险，如CDS等产品形式进行管理。如全美2000余家保险公司中，多数都不会提供CDS产品，就是因为信用风险的特性，不符合保险公司稳健经营的一般原则。但经营手法一向激进的AIG，截止2009年6月30日通过CDS为高达4410亿美元的债券提供了信用违约掉期。

美国银行业的转型与银行监管的反思

欧美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已发生转变

随着197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金融管制放松和1988年颁布实施的《资本协议》，商业银行为了规避监管资本要求，加快了1960年代兴起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发展，纷纷将表内信用风险通过资产证券化转移到表外。信用衍生产品从1992年首次出现直到1996年末，全球信用衍生品市场规模仅为0.18万亿美元。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信用衍生产品向人们证实了确实能够大大加强银行抵御突发风险的能力，从而避免了一些突发性事件给银行业带来的巨大损失；在2001年底到2002年初所发生的安然和世界通信的特大破产案中，美国多家银行正是由于运用了信用衍生交易，才使自己幸免于难。这些事件加快了信用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截止2007年底，信用衍生品市场规模已经达到62.2万亿美元，在1997～2007年的10年中，整个市场规模膨胀了345.6倍。2004年6月正式发布的《新资本协议》已将信用衍生产品作为风险缓释工具之一。

在银行监管规则的变化和衍生产品市场兴起的背景下，欧美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已经由传统商业银行以“发放－持有”为特征的利差经营模式，转型为以“发放－销售”为特征的、类似工业企业的资产周转经营模式。

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银行监管模式不能完全适应银行业监管需要

商业银行经营模式转型后，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银行监管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银行业监管需要了。一旦资产证券化业务、信用衍生品市场大量兴起，这些以表外业务转移风险为特色、具有更多市场特性的信用衍生产品，使银行与金融市场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监管主体也难以明确。如果把信用衍生产品归于证券、互换或保险等不同类别，就有不同的监管主体。尽管《新资本协议》在1988年《资本协议》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二支柱监督检查，第三支柱市场纪律。但无论是商业银行、还是监管者，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工作重点仍然是放在第一支柱资本充足率的度量上。次贷危机说明，商业银行的尽职责任、风险责任的监管，本质是信息责任的监管，比各种复杂模型更加重要。

高违约频率、高违约损失信用风险，是不可以由商业公司承保

虽然对于高违约频率、高违约损失的信用风险，不属于商业保险的风险类别（一般是低损失频率、高损失额），类似保险性质的信用违约掉期(CDS)市场规模却高达62万亿美元。次贷危机，一方面说明这类高违约频率、高违约损失信用风险，是不可以由商业公司承保的，即这类系统性风险不可以通过市场方式来管理。另一方面，从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国会不得不通过7000亿元的救市方案，用纳税人的钱挽救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挽救信用违约掉期市场，说明这种私人公司承保的信用保险产品CDS，最终转化成政府承保的信用保险产品。为何不效仿1934年成立的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为存款机构提供存款保险，成立一家联邦信用衍生产品保险公司为信用衍生产品提供保险呢？政府信用保险公司与商业信用保险公司的主要区别在于，商业信用保险公司与商业银行之间是平等的法律实体，商业银行对商业保险公司只须承担合规责任，不需要承担尽职责任和风险责任；而政府信用保险公司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是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关系，政府监管部门除了督促商业银行履行合规责任外，还可以对其不尽职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这样可以有效确保减少投资者与商业银行的信息不对称。

各国家有必要建立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部门

由于商业银行已转向以“发放－销售”为特征的资产周转经营模式，银行追求的目标是更多、更快的销售以及ROA和ROE等财务指标最大化。因此，在内部管理上，强调客户驱动、效率优先的流程银行成为美国商业银行的共同选择。其实，整个次级贷款的生产销售就是一个金融业的大流程，这个大流程贯穿商业银行与金融市场，商业银行流程只是这个大流程的一段而已。商业银行的产品创新还在继续，各类金融机构之间的交叉销售日益普遍，为了确保整个金融业运转顺畅，加强对金融业生产流程背后各个机构的责任监管，我们认为，金融业发达的各个国家都有必要建立类似英国金融服务局(FSA)那样的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部门。

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发挥有效作用的基础，是商业银行必须按照全面风险管理的要求，完善流程银行的责任设计和责任监督。

（作者单位：深圳平安银行风险管理部）

作者：唐国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