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监管理论浅析论文

【摘要】次贷危机后，我国宏观审慎体系一个重要内容是防范金融体系中可能存在的顺周期行为。基金风险波动的顺周期性是否存在，关系着基金业风险宏观审慎监管的运作。文章选取中证开放式基金指数数据为样本，使用VaR方法测算我国基金市场风险。通过回归模型拟合的方法进一步分析了基金风险、GDP增长率和上证指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开放式基金风险存在明显的顺周期性。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银行业监管理论浅析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银行业监管理论浅析论文 篇1：

浅析巴塞尔协议Ⅲ的资本监管改革对中国商业银行的影响

摘 要：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金融监管和金融体系的不足，《巴塞尔协议Ⅲ》应运而生。《巴塞尔协议Ⅲ》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资本要求，给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从巴塞尔协议Ⅲ的资本监管改革入手，浅析其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资本监管改革、商业银行、政策建议

2010 年9月12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加强银行体系监管的改革方案，并于2010年11月12日经G20首尔峰会审议通过，即《巴塞尔协议Ⅲ》。这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总结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后，提出的新一代全球银行业监管框架。从《巴塞尔协议Ⅰ》到《巴塞尔协议Ⅲ》，纵观巴塞尔协议的改革进程，尽管监管框架都有所调整，但是，资本监管始终处于银行风险监管框架中的核心地位。不论是1988年第一代协议中关于资本充足率的规定，还是第二代协议中将最低资本要求作为三大支柱之一，此次，第三代协议又对全球银行业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资本监管要求，作为金融危机后的直接产物，其目的在于提高全球银行资本的总体水平和质量，维护金融业的稳定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一、《巴塞尔协议Ⅲ》的资本监管改革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有着较高资本充足率的银行仍然面临倒闭风险，暴露出银行体系在危机中缓冲风险、维持正常运营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缺陷。因此，提高监管资本的质量、一致性和透明度成为了第三代协议最突出的任务。下面，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巴塞尔协议Ⅲ》在资本监管方面的改革：

1、完善资本定义。新的巴塞尔协议将资本分为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这两级资本均应是能够在持续经营下吸收损失的资本和在破产清算时吸收损失的资本，并且取消了二级资本的子类和专门用于吸收市场风险的三级资本。对于股份公司制的银行，一级资本的主要形式应为普通股和留存收益，并且对普通股设立了监管措施。而所有二级资本要满足的基本标准包括：受偿顺序次级于存款和一般债务，原始期限至少5年。

2、最低资本要求的提高。根据巴塞尔协议Ⅲ，普通股最低要求，即资本结构中吸收损失的最高要素，将从当前的2﹪提升至4.5﹪。一级资本金（包括普通股和其他符合要求的资本）比率将在同一时间从4﹪提升至6﹪。

3、资本留存缓冲。巴塞尔协议Ⅲ引入了2.5﹪的资本留存缓冲，由扣除递延税项及其他项目后的普通股权益组成，这一留存缓冲的目的在于确保银行持有缓冲资金用于在金融和经济危机时期“吸收”损失。

4、逆周期缓冲资本。所谓逆周期资本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在经济上升期提高对银行资本的要求，增加超额资本储备，在总体信贷投放过量时加强对银行部门保护，避免系统性风险的积累。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区间为 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框架，具体可以按各国的具体情况来实施。

5、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附加资本。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1﹪的附加资本要求，降低“大而不能倒”带来的道德风险。同时，巴塞尔委员会与金融稳定局正在研究一项针对具有“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综合方案。

6、杠杆率。由于本轮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银行体系表内外杠杆率的过度累积，因而巴塞尔委员会引进杠杆率作为新资本协议风险资本框架的补充措施。2010年7月，各国银行业监管部门和中央银行高级代表集团达成一致，将在并行期按照 3﹪的最低一级资本杠杆率进行测试。

表1 巴Ⅱ和巴Ⅲ关于资本充足率指标的对比 单位：﹪

二、资本监管改革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

我国本来处于《巴塞尔协议Ⅱ》各项目标的完成中，《巴塞尔协议Ⅲ》的提出给了我国与国际银行并行的机会，而协议Ⅲ中的资本监管目标也对我国商业银行产生了深远影响。

1、最低资本要求对银行的长期影响显著。2011年末，我国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12.71﹪，同比上升0.55个百分点，390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全部超过8﹪。从短期来看，资本管理办法对我国银行影响不大；但是从长期来看，由于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经济增长带动信贷需求增加，银行不可避免将面临增资需求，因此未来我国商业银行将面临强资本约束。

2、资本缓冲要求挤压了银行的盈利空间。我国商业银行主要还是依靠利差来盈利，若建立2.5﹪的资本留存缓冲和0-2.5﹪的逆周期缓冲资本，将使银行不得不准备更多的资金，造成资金闲置，减少银行信贷规模，并最终阻碍经济的发展。虽然普通股权益拥有最强的吸收风险损失的能力，但是其高成本的特点将使得在统一监管标准下的中国银行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3、杠杆率指标的引入对商业银行的影响。短期来看，杠杆率指标对我国商业银行整体影响不大；但是，随着经济增长带来的贷款需求的增长，以及近几年银行表外业务的快速发展，未来商业银行在杠杆率指标方面仍将面临较大压力。

4、促进银行经营模式的转变。《巴塞尔协议Ⅲ》对资本监管的改革不仅反映在资本的数量上，也反映在对资本质量的严格要求。这使得商业银行在提高资金准备的同时，对其盈利模式和资产的风险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

三、政策建议

国际金融环境的新变化对于中国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应该深入分析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演变趋势，立足中国的金融市场现实状况，清醒把握中国银行业监管与欧美银行的差距，将中国特色的银行业经营模式充分体现到国际监管准则中。

1、加强资本管理。针对《巴塞尔协议Ⅲ》的推出，各商业银行应根据本行业务发展的特色，提前制定策略和目标。要建立起健全风险和资产负债管理体系，树立资本约束的经营发展理念，可以考虑设定一个由专人负责并且由董事会参与的资本管理机构，定期审核全行资本消耗、资本预算完成等情况，做好记录，并且对于异常情况及时予以回馈，还要加大对专业人才的培养。

2、对表内资产业务结构进行调整，加大表外产品创新力度，扩充资本补充渠道，保证资本供给充足。商业银行在保持中大型客户贷款需求的同时，应该加大力度发展低资本消耗型产品，如大力发展中小企业贷款等。还要积极推动金融产品创新，特别是信贷业务创新，如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消化企业贷款需求，以求不占用或少占用银行的资本，保证资本来源的安全。

3、转变经营模式。商业银行应该使其业务多样化，如发展中间业务，降低盈利模式对资本的依赖，并且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模式，发展零售业务，提高资本利用效率。还要提高信息数据的质量、提高系统整合度，积累数据，跟踪客户信息，搭建信息分析系统，消除我国商业银行推进资本监管中内部评级法形成的阻碍。

参考文献

[1] 巴曙松，金玲玲. 《巴塞尔协议Ⅲ》下的资本监管进程及其影响.西部论丛，2010，（10）：50-53.

[2] 任宏之，武晋文.巴塞尔Ⅲ协议的完善及其对我国银行业发展的指导作用，理论与实践，2010，（12）：31-32

[3] 巴塞尔委员会.增强银行体系稳定性（征求意见稿）

作者：舒红丰

银行业监管理论浅析论文 篇2：

基金风险波动存在顺周期性吗

【摘 要】 次贷危机后，我国宏观审慎体系一个重要内容是防范金融体系中可能存在的顺周期行为。基金风险波动的顺周期性是否存在，关系着基金业风险宏观审慎监管的运作。文章选取中证开放式基金指数数据为样本，使用VaR方法测算我国基金市场风险。通过回归模型拟合的方法进一步分析了基金风险、GDP增长率和上证指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开放式基金风险存在明显的顺周期性。据此，有必要对基金业实行逆周期监管，平抑金融体系不稳定性。本研究有效地弥补了目前学术界对基金风险波动顺周期研究的不足。

【关键词】 基金风险； 风险波动； VaR； 顺周期

一、引言

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国际监管当局普遍认识到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不足以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逐渐采用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如2009年，美国和欧盟均宣布要建立宏观审慎监管体系；G20峰会宣布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FSB）作为全球宏观审慎监管国际组织；国际清算银行也呼吁各国及国际社会采取宏观审慎监管原则；我国央行也先后宣布在2010年启动宏观审慎监管、2011年着手建立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2016年实行“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acro Prudential Assessment，MPA），以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由此，金融风险监管理念已从微观审慎监管转向宏观审慎监管，而在政策中增加逆周期要素是我国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旨在防范金融体系中可能存在的顺周期性行为。

同时，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基金业市场地位和影响也不断提高。截至2015年底公募基金规模达到8.4万亿元，较2014年增加3.9万亿元，年度增幅达85.27%；2015年12月末，货币基金资产规模达到44 443.4亿元，突破4万亿元，较11月末增长9 617.8亿元，创历史新高②。显然，目前基金业的规模对我国A股市场具有明显的影响。为了保证国内A股市场的健康发展，基金业的发展现状对监管层的要求更高，现行监管体系亟待完善。因此，为了使得基金业风险监管也向宏观审慎监管方向发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正是研究基金业风险波动是否存在顺周期特征。虽然基金风险波动顺周期特征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但目前仅有周琼等[1]对该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

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对基金风险波动的顺周期特征进行实证检验，为对基金风险进行宏观审慎监管打下良好基础。所以本文以开放式基金为例，对基金业风险波动是否存在顺周期特征进行研究。首先，本文选取和计算相关基金的风险价值（Value at Risk，VaR），当作风险测度的评价标准；其次，在宏观和中观方面验证其风险波动是否具有顺周期性特征；最后，对相关结论进行总结归纳。

二、文献回顾

目前不少学者对金融体系顺周期性的特征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从内容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向：存在性和产生原因。存在性主要研究各金融体系中顺周期特征是否存在；产生原因则主要分析金融体系顺周期特征的产生根源和内在逻辑。

（一）顺周期特征的存在性

在理论研究方面，Asea et al.[2]提出银行的信贷标准会受到系统经济波动的影响；Peek et al.[3]，Lown et al.[4]指出银行的信贷供应量会随着GDP变化而改变；Andersen[5]发现经济不景气时，《巴塞尔协议Ⅱ》要求的银行资本却有很大提高。国内也有相当多的学者验证了银行业的顺周期特征，如张宗新等[6]及冯科等[7]，主要从银行的最低资本、贷款的损失准备、公允价格三个方面研究其顺周期性；杜朝运等[8]指出金融体系存在着内在的、外在的顺周期性。部分学者也对金融体系其他方面的顺周期特征进行了探讨，如周辉[9]发现货币政策会影响股票价格；周琼等[1]认为开放式基金的风险与GDP增长率存在正相关关系。

（二）顺周期特征的产生原因

一般来说，宏观经济对金融市场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即金融体系具有顺周期特征。不少学者也证明了金融体系尤其是银行业具有比较明显的顺周期特征。那么这种顺周期特征是如何产生的呢？部分学者从经济学角度进行了阐述。在经济萧条期，由于货币供需方之間的信息不对称，投资效益好的项目可能得不到融资[10]；也有学者指出在《巴塞尔协议Ⅰ》和《巴塞尔协议Ⅱ》的条件下，银行的信贷监管会加强顺周期性[11-12]。国内学者则主要从信用风险评估模型的缺陷[13]、银行业监管的外部规则[14]、银行业内部管理机制[15]、宏观经济政策和银行体系的监管[16]等角度研究了我国商业银行顺周期行为的原因。此外，宋科[17]也从金融体系的角度探讨顺周期性。

总体上，一方面国内外对于顺周期性效应的实证检验一般用研究对象的特定指标与总体金融指标（GDP、指数等）构建参数模型，探讨相关性；另一方面对于顺周期性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银行业，研究证券业尤其是基金业顺周期性效应不多，仅有部分学者[18-19]研究了证券业的周期性特征，周琼等[1]研究了开放式基金的顺周期性。因此，本文选取中证开放式基金指数数据为样本，使用VaR方法测算中国基金市场风险；其次进一步探讨我国公募基金风险、GDP增长率和上证指数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我国基金业是否存在顺周期性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一方面有助于监管层施行宏观审慎金融风险监管体系，另一方面有益于投资者构建最优决策组合。

三、数据处理

目前我国基金业主要包含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一方面，基金业中公募基金规模占主体地位。对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数据进行测算，截至2015年12月底，私募基金的规模不到公募基金规模的一半；而公募基金中，封闭式基金规模仅为0.19万亿元，开放式基金规模达到8.2万亿元。由此可见开放式基金占基金业的绝对份额，可以作为基金业的当然代表。另一方面，开放式基金的数据可得性高、连续性强、可比性好。而私募基金的数据可得性不高，各私募基金品种业绩公布周期不一致也给私募基金间业绩比较增加了难度。因此，本文选择A股开放式基金作为我国基金业的代表，并选取中证开放式基金指数代表市场上开放式基金的总体绩效表现。同时，2014年至2015年期间我国A股市场波动过大，而创业板指数在2013年中期以后即呈现上升趋势。为避免这一段时期A股的波动对开放式基金业绩的影响，本文选取的样本为2 484组中证指数的日收盘价，时间跨度为2003年初到2013年第一季度，数据全部来源于锐思数据库。

（一）样本序列特征

从表3看出，0.6297<6.635（1%显著水平上的临界值），0.0848<3.84（5%显著水平上的临界值），3.5665>2.71（10%显著水平上的临界值），所以本文的VaR值在1%和5%水平上是有效的。

五、基金风险的周期性检验

为了便于顺周期性的验证，选择在5%显著水平上的中证基金指数VaR值，并取其绝对值。

（一）开放式基金风险波动与GDP增长率

由VaR季度均值和GDP的季度增长率，做出两者之间的时序图（图3），得到两者之间的回归关系（表4左侧）。从中可得：（1）影响当期的VaR季度均值的变量有前一期的VaR季度均值和前一期的GDP的季度增长率，其中前一期的GDP的季度增长率的系数为0.99，t值在5%水平显著，表明GDP增长率与VaR值正相关性很强；（2）前一期而非当期的GDP增长率影响VaR值，可能是由于季度GDP增长率公布的滞后性引起的，不会改变两者的顺周期效应；（3）由于方程中存在被解释变量的一个滞后项，可能引起残差的自相关性。通过拉格朗日乘数（LM）检验后，发现残差序列服从MA（1），系数为0.78，对残差序列进行相关修正后，得到的方程回归结果如表4左侧所示，在5%显著水平上，残差检验中nR2和F统计量的p值均大于0.05，因此不能拒绝原假设，即此时不存在残差的序列相关。显然，基金风险波动在宏观层面上表现出顺周期性。

（二）开放式基金风险波动与上证指数涨跌幅

由VaR季度均值和上证指数涨跌幅，做出两者之间的时序图（图4），得到两者之间的回归关系（表4右侧）。从中可得：（1）影响当期的VaR季度均值的变量有前一期的VaR季度均值和当期的上证指数同比涨跌幅，srt系数的t值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上证指数同比涨跌幅与VaR值存在正相关性；（2）由于方程中存在被解释变量的一个滞后项，可能引起残差的自相关性。通过拉格朗日乘数（LM）检验后，发现残差序列服从AR（2），系数为-0.57。对残差序列进行相关修正后，得到的方程回归结果如表4右侧所示，在5%显著水平上，残差检验中nR2和F统计量的p值均大于0.05，说明此时不存在残差的序列相关，这进一步说明基金风险波动在中观层面的顺周期性十分明显。

从表4的两个实证检验结果可以发现，以开放式基金为代表的我国基金业风险波动在宏观、中观两个层面均表现出顺周期性。

六、结论

本文研究发现：当期的中证开放式基金指数VaR值的季度均值既与前一期的GDP季度增长率正相关，又与上证指数同比涨跌幅正相关，我国基金业风险波动的确具有顺周期性。

1.基金风险波动受整个市场的波动影响。从数据测算结果来看，基金风险波动在绝大部分样本检验区间内较为稳定，但在2006年到2008年期间存在明显的异常波动。基金风险波动受整个市场巨幅波动的影响，具有一定程度的顺周期性。

2.基金风险波动具有自相关性。从实证的结果来看，VaR季度均值受到其自身前一期的影响十分明显，不仅系数明显大于0，t统计量也显示系数在0.0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显然基金风险波动的自相关性明显，基金风险波动具有趋势惯性，其顺周期性有自我强化可能。

3.基金风险波动的顺周期性表现显著。从宏观经济角度来分析，基金风险波动受到GDP增长率的正向影响十分显著；从中观行业角度来看，基金风险波动受到上证指数涨跌幅的正向影响十分明显。总体而言，基金风险波动的顺周期特征表现十分明确。

正因为金融业顺周期性行为将加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造成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所以对基金业实行逆周期监管将是我国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的一项重要工作，平抑金融体系不稳定性，降低对系统风险的推波助澜。因此，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基金业逆周期调节机制，提升基金公司抵抗周期性风险能力。在市场低迷时，监管层应對公募股票型基金适当降低最低仓位限制、扩大金融衍生品的投资上限等，使基金能够选择更为灵活、多样的投资策略，抵御周期性风险。另一方面，基金公司作为专业投资者，应密切关注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深入推进所带来的各类潜在投资机会，服务实体经济转型，促进产融结合，提升资源整合和逆周期运作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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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宗新，徐冰玉.监管政策能否抑制商业银行亲周期行为——基于中国上市银行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财贸经济，2011（2）：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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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赵婷.最低资本要求的顺周期效应与风险度量方法選择[D].浙江工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14] 李文泓.关于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逆周期政策的探讨[J].金融研究，2009（7）：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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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林欣.银行业顺周期性的影响因素与反周期监管研究[J].新金融，2014，310（12）：45-49.

[17] 宋科.金融体系制度性顺周期机制——理论与实证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5（1）：67-78.

[18] 刘超，孟涛.证券监管的策略因应——自顺周期与逆周期生发[J].改革，2010（7）：139-145.

[19] 李清政，宋坤.构建我国证券行业逆周期调节机制的思考[J].宏观经济研究，2013（1）：57-64.

作者：刘建和 施炳宽 王玉斌 张淑

银行业监管理论浅析论文 篇3：

中国经济——尚无日本式衰退风险

继2012年我国GDP增速降为7.8%，连续两年下滑，并创出13年来增速新低后，2013年4月各项经济数据继续下行。汇丰数据显示，2013年4月，汇丰中国制造业PMI指数初值为50.5，低于上月的51.6，而汇丰中国服务业PMI指数也由上月的54.3大幅回落至51.1，为2011年8月来最低，就业指数方面更是降至50的荣枯线以下。在国际经济形势并未出现明显好转势头，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增速放缓，以及国内经济尚无法通过外贸刺激的大背景下，这一系列数据的走低，是否预示着在实体经济趋于低迷，房地产调控持续，地方政府政府债务加剧的多重“挤压”下，中国经济会走向低迷？甚至如一些悲观者预测，中国经济到了盛而转衰，高速增长数十年后将呈现日本式之停滞。

作为参照系的日本经济

日本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重创，受创程度可用“满目疮痍”来形容，而其恢复能力则更可用“惊人”来形容。二战后，日本积极发展经济，1953年至1973年的20年间，日本经济迅速崛起，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更是取得了9%的平均增长率，但随后却于1973年下降为4%，尽管仍为美国的1.5倍，高居发达国家之首，但已停止了之前的高速增长态势。到20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的签订使日元升值，出口受到抑制，到1990年出现经济泡沫。为此，日本开始提高利率，1991年日本随即出现股价与房地产价格的双双下跌，此后的十年（“失去的十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只有1年达到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值。对于日本经济一路走来的发展模式、轨迹以及后期经济出现衰落的原因，可做如下阐释。

日本经济的发展模式。日本经济能够从二战后迅速崛起，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战后初期，其通过国内自身变革改良等因素支撑本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第二阶段则是在日本经济已取得一定成绩后，在亚洲处于经济领导地位后，亚洲各国纷纷效仿日本模式，并按照产业链的上下游分布，形成雁阵理论的发展模式。

第一阶段的变革和技术提升。二战后，日本得以形成不同于欧美的自身高速发展模式，主要有四点支撑因素。

一是引进先进技术，提升自身创新能力。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便一直在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而在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同样是通过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来提升自身生产能力，并通过发展如住友集团、三井集团、三菱集团、丰田集团等一大批企业，鼓励其在引进西方国家新进技术的同时积极创新，提升自身研发能力，逐渐形成自身知名品牌，再出口与西方的大公司竞争，促进经济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和汽车出口国。

二是重点提升农业技术和生产能力，以解放大量劳动力。日本之前一直是农业大国，为顺应世界工业化的发展步伐，同时要在人口稠密的日本解决大量人口的粮食问题，日本积极提升农业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以解放大量劳动力到工业化中，从人力资源方面支持日本工业经济的发展。

三是以自有资本支持经济发展。日本与中国一样是高储蓄国家，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民间，都拥有较高比例的储蓄，同时，出口的发展也使日本保持了常年的贸易顺差（这也是“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的原因）。因此，日本尽管也在引进少量外资，但支撑经济发展的资本来源主要为自有储蓄和贸易顺差。

四是扶持优质大企业支撑经济发展。日本政府还通过主办银行制（主办银行制是由一家或多家银行与企业形成财团，各企业持有银行股份，银行向各家企业派驻董事，几家核心企业与银行组成决策委员会，由银行董事长任委员会主席的制度）与“挑选赢家”的模式，在众多企业中重点扶持一大批优质企业，使得这些优质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逐渐凸显出来。

第二阶段的雁阵理论发展模式。在日本经济高速崛起后，日本的成功模式引来了同处亚洲的其他國家的模仿，而日本自身经济增长出现的瓶颈也使日本将产业与资本的目光转向其他亚洲国家，同时，其对亚洲其他国家的产业与资本支撑也推动了亚洲经济的发展。

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其各项成本都在增加，自主品牌和研发能力也在日渐提升，而其他亚洲国家看到日本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后，积极效仿日本，最终形成了各产业的上游留在本国，而将产业链的低端由日本转向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转移顺序首先是“亚洲四小龙”，然后传导至中国，目前已日渐传导至东南亚诸国，形成了当时亚洲以日本为“雁头”的雁阵模式。

但在日本一些低端配套产业逐渐转向亚洲其他国家的同时，日本经济本身的瓶颈逐渐显现。如前所述，早在日本“失去的十年”前，日本的经济增速已在逐渐放缓，多年积累的贸易顺差以及高额储蓄也在积极寻找更高的利润空间，使得资本大量流出。首先，资本大量流向发达经济体，以求保值增值，大量资本的流出以致当时美国人曾惊呼日本要买下美国。其次，被誉为新兴经济体的亚洲其他国家迅速崛起，需要大量外国资本，因此，日本的大量资本同转移的产业一起流向亚洲的其他国家。再次，在“广场协议”后，日元于1985年至1995年间承受着巨大的升值压力，资本转移流向亚洲其他国家，在增加日本亚洲影响力的同时，也可减少贬值压力。最后，亚洲其他国家在依靠自身储蓄模式发展的同时，伴随经济总量的扩大，对资本的需求也日趋强烈，而日本这一同属亚洲国家又为“雁头”的资金供应者，无疑受到普遍欢迎。

日本经济增长危局。在雁阵模式下，以日本为“雁头”的亚洲各国实业紧密联系、资本上密切相关，这也使得日本经济在出现困局时波及到了亚洲其他国家。

除日本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致使日元贬值，导致国际竞争力下降外，日本之所以出现“失去的十年”，其自身的发展模式也存在三方面不足。一是日本经济赖以成功的模式有一大特征——“退休挂职”制，即官员退休后回到企业继续担任高管，这在增强企业与政府的联系，推动企业发展的同时，也滋生了相应的腐败，影响了公司有效治理体系，影响了其市场竞争力。二是日本银行的国际经验不足，在其资本计算中将未实现价值的股票也算作资本，同时，按照账面价值记账，使得资产价值虚高。日本银行经营的杠杆率也通常高于西方银行，过高的杠杆率使得经营中一旦出现风险，银行便难以为继。此外，日本银行实行主办银行制，使企业在银行的信贷决策中占有较大的话语权，银行在控制关联交易方面难以保持客观性，致使投放了大量贷款。三是日本当时为刺激增速放缓的经济，大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造成财政赤字严重，同时，又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应对升值压力，使得货币超发、资产出现泡沫、土地价格高企，为日本经济的危局埋下了隐患。

到1995年，日本已出现部分银行倒闭，使得股市大跌，随后由于以上原因造成了外界开始不看好日本经济，日元贬值与房地产泡沫破裂同时发生，进而造成螺旋效应。而此时的亚洲其他国家同样面临信贷扩张下的资产泡沫问题，日本企业受困于国内的经济不景气，加之亚洲其他国家资产泡沫也日趋严重，造成日本企业的两项举动并助推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在资本方面，开始对亚洲其他国家实施资本撤离以增援国内。在实业方面，由于本国实业受损，造成了处于产业上游的日本企业对下游产业链的亚洲各国企业的需求减少，这又致使亚洲各国实业受损。这都助推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而亚洲金融危机反过来又使得日本经济停滞进一步加剧。

在经济出现危局后，日本企业普遍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又使得日本难以走出泥潭。传统观点认为，当经济衰退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使市场资金供应充足，降低资金供应利率，使企业及实体经济能够以低廉的价格获得所需的资金并尽快走出低谷，但由于日本企业在走出短暂困境后，出于对过去高负债、高杠杆率经营的恐惧，在负债经营方面踯躅不前，不愿过度扩大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因此，使得宽松货币政策难以推动企业的扩大经营，也难以有效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无衰退之辩

作为与日本同处亚洲的中国，如同之前的日本，于改革开放后保持了30余年的增长奇迹，加之两国的多方面相似之处，以致各界均惊呼中国在经过数十年高速增长后，是否也会出现如日本式的衰退。为此，在结合第一部分基础上，浅析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之异同，并探究当前之风险。

雁阵模式中实体经济产业链的承接。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相似性的一大特征，在于高速增长之处都是从模仿欧美制造业开始，并首先从承接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制造业开始，进入全球经济体系中。作为早于中国30年高速发展的日本，起初也是从模仿欧美制造业并逐渐形成本国的产业品牌，而中国则是在日本已成为发达经济体后，在以日本为“雁头”的雁阵体系中扮演30年前日本的角色，并逐渐实现技术升级和产业变革。但应看到，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已形成了丰田、本田等国家制造业品牌，而中国仍面临产业升级需要创立自主品牌的压力。尽管中日两国经济直至今天，仍在制造业等产业体系中维持着密切的联系，但发展起始点的相似却未必成为“中国会重蹈日本覆辙”这一推论的根据，两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其他因素也千差万别。因此，发展模式的相似性仅是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

高储蓄率与引资发展模式的差异。资本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样为中日两国经济发展所重视。尽管同为高储蓄国家，但相对于本国总体经济发展的体量等方面要求，日本可通过自有储蓄和贸易顺差的累计，而中国的自有资本相对有限，尽管通过贸易顺差与强制结售汇制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但从改革开放初期便开始实施的招商引资及中后期日趋增大的资本项目顺差，都成为支撑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而这本身也显示了中国本土经济比之日本有着更适宜的投资土壤，以及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更好的预期。

处于农业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差异。日本经济发展的另一支撑为农业技术改良，得以解放大量劳动力以支援工业发展。而中国的土地改革使得经济发展初期劳动力相对过剩，本身较日本有着劳动力优势，而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尽管有所推进，但由于土地所有制等方面的因素直到近期方才开始推进集体农场等经营形式。因此，中日两国农业发展阶段的差异也使得对整体经济劳动力的供应存在不同。

主办银行制与中国的商业化改革。日本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的原因在其实行主办银行制，强化银行与企业间的联系，支持“挑选赢家”的企业发展，但在企业出现问题时，难免不会影响企业的风险控制，特别是在银行与控股企业的关联交易方面，大量贷款风险控制方存在隐患。而中国银行业在经历20世纪末的不良资产剥离和商业化改革后，银行业在关联交易和各项风险管控方面，特别是银行业监管上在全球均是趋严，尽管次贷危机后出现了天量信贷，但总体均流向实体经济，并未出现超发。因此，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基本可控，不会出现日本主办银行制的风险。

中国式影子银行与日本式“资产负债表衰退”。在评估我国的各类风险中，影子银行被认为是重要的风险源，中金公司更是估计我国影子银行体系规模达27万亿元之巨。基于次贷危机中美国影子银行体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各界对此“谈之色变”。但应看到，相对于美国影子銀行体系的各类高杠杆衍生品交易，我国影子银行体系更多是在银行与实体经济间充当各类合法及非法的交易中介，资金通过影子银行体系最终流向实体经济。这客观上也说明我国实体经济对资金的渴求。当年，日本在陷入“十年衰退”并实施各类刺激政策难以维持增长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实体经济出现了“资产负债表衰退”，即资金需求方对资金的需求不旺，这不同于我国实体经济对资金的旺盛需求与增长潜能。

房地产价格的危机之辩。日本经济在危机时房地产市场的价格高企直至崩盘，被认为是日本经济“十年衰退”的直接导火索，而深层原因则是实体经济对资金需求不旺与投向其他国家的资本大量回流，使得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直接冲高地价和房价造成的泡沫所致。而我国在持续房地产调控中，尽管房价持续上涨，但整体风险仍然可控，银行对房地产的信贷风险控制仍属趋严。购房者也不同于次贷危机中欧美购房者的零首付或极低首付的高风险购房，而是集全家之力的购进资产行为。土地出售方的政府也在尝试各类改革，以缓解单一土地财政的风险。在多重努力下，我国房地产市场在当前持续降温下，风险仍然可控。

因此，尽管我国经济与日本经济的增长轨迹与发展模式存在诸多相似与关联，但应看到，被视为同日本相似的各类风险（如金融体系和资产价格方面），在我国有效总结相关国家危机治理经验前提下，风险仍属可控，并不会陷入日本式的衰退风险中。

（作者单位：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中国民生银行）

作者：王大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