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自律思想启示道德教育论文

[摘要]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且积累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本文拟从教化方法和修身方法这两种古代主要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入手，对其内容、特点及功能加以分析总结，从中探究其对我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孔子自律思想启示道德教育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孔子自律思想启示道德教育论文 篇1：

孔子的“知耻”教育及其当代价值

摘　要:孔子的“知耻”教育是通过显性的“正向”教育和隐性的“反向”教育相结合实现的,这是儒者个人道德修养由他律转为自律的必经环节,贯穿了儒家道德他律一自律一无律的整个道德修养过程。是通达儒家人生最高道德境界的起点。这对当代教育中师者之教、学者之学和教育层次的划分等都能产生非常重要的启迪作用。

关键词:“知耻”教育;道德教育;道德他律;道德自律;孔子

作者简介:张乃芳(1975-),女,山西昔阳人,华北电力大学政教部,讲师,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北保定071000)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文化哲学。(河北保定071005)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HB09BMK005)的研究成果。

一、孔子“正”“反”结合的“知耻”教育

《论语》中记录了多次孔子对弟子的“知耻”教育,其中直接谈到“耻”字的有17次,均关涉到受教育者的道德修养问题。孔子通过“正向”(以鼓励、赞扬为主)和“反向”(以批评、惩戒为主)的不同教育方式,去引导、启发受教育者产生“耻感”。“正向”的“知耻”教育是显性的,“反向”的“知耻”教育是隐性的,正反相成、隐显结合,共同构筑了孔子的“知耻”教育理论与实践。

在其“正向”的道德教育中,孔子事无巨细地指明应当以何为耻,如“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等,其内容涵盖了从言语、行为,衣着,乃至容貌,神色,到求学、成士、修道和治国等等。孔子还明确地直接把“有耻”与。士”、“知耻”与“勇”联系起来,“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土矣”(《论语·子路》),“有耻”是成为“士”的基本条件,而“知耻”则“近乎勇”(《礼记·中庸》)。可见,孔子对“知耻”教育的重视。

孔子还充分运用了“反向”教育的方式,这位成就斐然的大教育家特别善于在不同的时间、情境中,针对不同的人进行适当的道德启发与引导。以惩戒这一“反向”教育为例,孔子以态度、语言、行为等不同的惩戒方式,使学生“知耻”而后止。

态度惩戒是其中最温和的一种。孔子用消极的态度应对受教育者,促使其“知耻”以达到教育目的。譬如,在《论语·先进》中,有较长—段文字记载了孔子与他的四位弟子子路、曾皙、冉有和公西华的一次阐明自己未来志向的讨论。子路首先发言,言毕夫子未发—言,仅只一“哂”(即微微一笑)。这一个小小的细节,使接下来发言的冉有吸取了子路狂傲不谦招致一“哂”之惩的教训,在本来的谦退性情上更加一层谦逊,果然得到孔子的认可,其他两位学生也再没有出现类似子路的不谦逊。可见,微微一笑的惩戒所教育的不仅是已经发言的子路,还有其他在座的学生,可谓一“晒”而使“知耻”。后来曾皙表明自己志向的时候,孔子喟然叹息表示赞许。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种与惩戒教育完全相反的教育方式,但在当时的谈话语境中,表扬与批评正是一体之两面,其鲜明的对比使孔子的弟子们明确了耻之所在,达到了孔子“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的教育目的。

语言惩戒是孔子惩戒教育中用得较多的,面对被教育者,孔子在否定的态度之上,又加诸语言的斥责与引导,使其体悟到自己“耻”之所在。下面试举两例。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论语·公冶长》)

前一事例中,樊迟请学稼,孔子称自己不如老农,樊迟又请学为圃,孔子继续推说自己不如老圃。这个一再推脱的过程本身就是惩戒,是他表达自己不满的一种方式,即程子所云“不屑之教诲,所以深教之也”。待樊迟离去,孔子深忧自己一再推脱的委婉的“反向”教育不能使樊迟有所感悟,故而严厉地指出“小人哉,樊须也!”然后通过将好礼、好义、好信与用稼相比,说明学稼的方向性错误。试图使樊迟明白孔子所倡导的君子不器”的教育理念,心生羞耻,改变自己学习的方向,将努力的重心投向德行的培养上。后一实例中惩戒的程度更高,如果说前面孔子尚能给予被教育者不断反思的机会,进行渐进的引导从而使其一步步回归大道,达到提升。那么看到宰予“昼寝”,孔子愤怒之下,竞直言宰予的不可救药。孔子作为泽被后世的大教育家,当然不会愤而不教,为了纠正宰予的自弃行为并使之此后引以为戒,孔子首先选择了严厉的斥责,使被教育者对自己的不当之行产生耻感,进而又说,从宰予的这一事件中,我要改变自己的行为。之前,我听人之言而信其行,此后,我听人之言还要观人之行。以此说明宰予错在言及行不至,而这正是儒家君子所耻之事。

《论语》中记载的孔子的行为惩戒事件只有一次。这一来可以说明孔子并不反对在一定的情况下使用体罚的手段,同时也表明,孔子并不将对身体的责罚作为惩戒教育主要的、常用的手段,而是在极端状况下所用的辅助手段。《论语·宪问》中记载:“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原壤并不是孔子的学生,而是孔子的老朋友。据《礼记·檀弓》记载,原壤母亲去世后,孔子去帮忙治丧,原壤母死儿歌。可见,原壤应该是与孔子理念不同的信奉道家理念的人物。孔子对其他不同道的隐者向来采取各安其道的宽容态度。这次的不同表现并没有违背孔子的—贯原则,而是要应和孔子“在其位应当谋其职”的处世原则。孔子是来治丧的,他必定会尽职尽责地依照儒家的礼仪来约束原壤。此时此地,丧葬的礼仪是最高标准,但原壤处处不合规矩,孔子深恶其行,因而以言戒之,以行惩之。但即使是孔子最严厉的惩罚,其目的也重在“戒”而不在“惩”。他先以言责之,继而轻击原壤的小腿,这一“叩”的目的,重在使原壤的腿不再像八字一样张开,改正其无理的举动,并不属于“以恶罚恶”的简单体罚。孔子试图通过轻击原壤的小腿使其身体状态回归“合礼”姿态,使原壤遵循礼仪,进而体味儒家之“礼”中的情与理。

二、“知耻”:孔子道德教育的必经之途

孔子的“知耻”教育不是偶然的、可有可无的,而是个人道德修养由他律转为自律的必经环节,贯穿了道德他律一自律一无律的整个道德修养过程,是通达儒家人生最高道德境界的起点。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谈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法律约束是通过律法制裁达到使被惩罚者以及其他民众感到畏惧,从而带来“以法齐之”的社会效果,道德教化则是通过使人内心感到羞耻,从而以后自觉避免同类错误的发生,实现“以礼齐之”的和谐

景象。法律主要是他律的,打击犯罪是为了使绝大多数民众受到教育,从而使人们被迫确立适用于全体的、因“畏罪”不敢去冲破的法律底线,道德教育则通过道德他律向道德自律的跨越,使人们自愿确立根植于内心的、因“知耻”不愿去冲破的道德底线,自律的殊胜之处由此显而易见。可见,孔子认为道德修养有必要从他律迈向自律。

在儒者的个人修养过程中,自我教育非常重要,《论语》中多次涉及,如曾子说:“吾曰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自省是曾子每曰必做的重要功课。孔子也曾盛赞颜回“不贰过”的自律、自省的境界。自省是儒者培养、巩固和提高道德自律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孔子的教育理念中,这一跨越的实现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必须通过后天的教育:受教育者不断自省要与教育者的“知耻”教育相结合。孔子坚持“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的教育原则,因为,通过受教育者不断学习、不断自省之后才会或有所“愤”或有所“悱”,教育者这时候给予恰当的“启”与“发”就能够点石成金,成就道德自律。而是否达到了道德自律,孔子也以“耻感”为尺度,认为“内省不疚”才能是不忧不惧的君子。在道德自律阶段,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不再分离,而是合二为一的,自己做自己“知耻”教育的执行者和被监督者。这样持续地进步,达到道德无律阶段,这时候道德标尺已经与君子的生命自然地融为一体,即如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不再有不合乎道的心性、行为,不再有产生耻感的根源,心之所至无不恰当,举手投足自然合道。可见,儒家的道德人生,正是“知耻”原则由外而内直至融入生命本身的变化过程。

孔子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是德之“乐”,因为他深信“乐”境最高,“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李泽厚先生甚至将中国文化定位为“乐感文化”,认为这“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意识或潜意识,成为一种文化一心理结构或民族性格”。在《论语》中,有“乐”处即有至高之境界,譬如:“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此类至境,没有成规,唯有入境体味才能了悟。“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论语·里仁》),“仁者”之“仁”德既包括使己身“成仁”的自我道德追求,也内含令天下“归仁”的个体担当意识,都是后天不断“习”得的,都要经历“知耻”道德教育的“启”、“发”来实现“仁”德的内化。这样,“乐感”与“耻感”这两种本来差异很大的情感,在孔子的道德教育体系中,却能够相融相交、相互成就,由“耻感”教育通达孔子的最高人生境界——“乐”境。孔子自己在七十岁的时候达到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也正是无律的、从容愉悦的、仁乐合一的乐感人生的最高境界。

三、孔子“知耻”教育的当代启示

从孔子的“知耻”教育中,我们可以得到不少对现代道德教育的启发与触动。

1.教育者:避免单一教条,丰富教育情境

孔子的道德教育从来不是独立的、晦涩的教条,每一次教育过程都蕴含在丰富的教育情境之中,是师生智慧与困惑的撞击。在“何为耻”的问题上,面对不同的学生、不同的情境,孔子并不会拿出一个“高大全”的标准答案,而是会结合不同的教育情境给予针对性的启发。所以孟子评价孔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一旦遮蔽了这种原初的教育情境,礼乐教化、仁义德行就会蜕变成伦理化、教条化、制度化了的框架,从而受到抵制和抨击。

我们现在的道德教育也不应该是标准答案的简单普及,而应该将教育过程放置在具体的教育情境当中。这就对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一方面心中要有一个自觉的恒定的标尺,把握教育的目标,一方面又要抓住或者制造合适的教育情境,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

2.受教育者:凸显主体作用,促进视域融合

孔子使人“知耻”的道德教育,从来都不是填鸭式的灌输,而是在师生双方共同努力的基础上,适时而开的智慧之花。当时师从孔子的学生都是“有志为士,有心成仁”,主动求教于孔子的,他们对“自省”的认可,对“成仁”的追求是共同的。

我们现在的整体教育状况比孔子所在的时代要复杂得多。道德价值多元,学生是否想追求、追求什么、困惑何在,都有很大差异、难以把握。如果受教育者没有主观、自觉的努力,甚至拒斥被教育,那么,师生之间在道德教育问题上就很难达成共识。这就要求教育者要充分了解学生的状态,引发学生发挥自己的主体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使师生之间实现良性的、有效的视域融合,最终达到对学生道德价值观的影响。

3.教育层次:根植于自然情感,落实于生命乐境

孔子的“知耻”教育绝不仅仅是道德原则的传递,而是既内在于叉超越于现实的生活情感。人之当“耻”不是空洞的教条,而是有关应当如何言、行、学、问、修己安人、治天下等等“人之为人“人之与人”的现实情感,道德修养开始于“孝”、“悌”等“我”和“我的亲人?之间的关系,因而来得亲切、自然而又真实、切己。孔子由此出发,最终进入到德之“乐”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种内在的超越性使孔子的“知耻”教育有“情”又有“境”,千百年来教育、触动了社会各层次的人。

现在我们的道德教育目标也分若干层次,最低层次要培养坚守基本道德底线的“知耻”、“远耻”的公民,最高层次要塑造以高扬共产主义道德为乐的楷模。学习孔子道德教育的内在超越性,道德底线正可以从新社会“人之为人”、“人之与人’的自然情感出发,对全体公民加以引导和约束,最高道德则要颂扬新时代的德之“圣”、“贤”,以展现现代的德之“乐”境。

参考文献:

[1]朱　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作者：张乃芳

孔子自律思想启示道德教育论文 篇2：

浅谈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及其现代启示

[摘 要]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且积累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本文拟从教化方法和修身方法这两种古代主要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入手，对其内容、特点及功能加以分析总结，从中探究其对我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教化方法；修身方法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1]在我国古代，虽然没有使用过“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但它作为历代统治阶级进行思想文化统治的方法，却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其表现形式、名称及功能与今天有所不同而已。对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行梳理考察，更有利于我们在扬弃的基础上继承古代优秀的思想政治教育传统和方法遗产，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发展。

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萌芽于原始社会，发展于奴隶社会，繁荣于封建社会。原始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主要体现在集体生产劳动和原始宗教活动中，主要采用语言的口耳相传和对实际行动的模仿方式进行。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贡献最大的便是周公的“制礼作乐”，把德育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春秋时期以后奴隶主阶级统治逐渐崩溃，封建制度逐步建立，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教育也日益发展，诸子百家，提出各种各样的伦理道德教育的理论和方法，尤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所创立的理论和方法最为系统。进入封建社会后，特别是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论和方法便一统天下，成为后来历代封建王朝维护其统治的有效手段。[2]

一、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典型方法

（一）教化方法

教化，是一种有组织有目的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种“上施下效”的教育活动。所谓教化方法是指用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对教育对象进行有目的、有组织的理论灌输并使教育对象接受这些思想的一种教育方法。[3]教化方法强调教育主体从外部对教育客体进行正确思想意识的灌输，是一种外化方法，是将社会思想政治品德个体化的方法。教化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灌输

灌输是教化的基础，统治者为了传播儒家思想，使儒家的经典《诗》、《书》、《春秋》、《论语》、《孟子》等得以普及，历代统治者采取了编写和普及蒙书的手段，来灌输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将经书改编成通俗易懂、喜闻乐见、容易颂记传播的故事，如《三字经》、《女儿经》、《千字文》、《二十四孝图》等等，用这些方式来传播儒家道德思想，使其在民间大量推广流传。为了传播思想道德教育，兴办学堂等，从而达到普及儒家思想道德教育目的。

2.化民成俗

中国古代化民成俗的方法很多，一是在群众生活和生产过程中规定许多特定礼俗，将儒家道德要求融进饮食、起居、礼仪、婚姻、游艺竞技等日常生活之中，在民众中经过推广普及形成民俗文化。二是制定乡规民约、家法族规，对违反封建礼教和道德规范者给予相应的处罚。三是重视奖惩机制，表彰楷模，劝诫愚劣。历代统治者对各地发现、推荐的道德典范，通过加官晋爵、树立牌坊、修建祠堂等方式，表彰孝子贤孙、贞女义妇和济贫救灾、施善乡里的人和事，倡导社会道德风尚。在表彰楷模的同时，对不良现象进行教育劝诫。四是在地方设置孝悌、力田、里正、伍长等官职专事教化之责，作为强化思想道德教育的一种手段。[4]总之，化民成俗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统治者的强制训化，二是民间自发养成。

3.身教示范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身教示范，即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教育者应是伦常的完美体现者，是学生的道德楷模，要以自己的负责精神、谦恭态度和博学多知来教育、感化学生，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要先做到，为学生树立好典范，以此实现道德教育效果的最大化。[5]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也注重官吏的身正示范，乡官里吏，自为表率。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古代的有识之士都比较注意处处以身作则，以自己的高尚行为和伟大的人格力量感动学生。[6]

4.践履笃行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如果仅学会夸夸其谈，而不能够身体力行，那么，就不能算是真正学到了道德。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知而不行不是真正的“知”，只有身体力行，才可能真正掌握。中国古代思想教育特别强调“行”，反对空知不行，学而不用。

（二）修身方法

所谓修身方法是中国儒家强调的自我修养、自律自教的个人道德修养的方法。其特色是开发人的内在积极性，发挥内因作用，强调自觉性。修身方法更注重强调教育客体自身思想意识的转化，是一种内化方法，是将个体思想政治品德社会化的方法。儒家将修身与治国联系在一起，将思想道德教育方法作为治国的手段之一，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公式。自修有以下四种典型的做法：

1.认知自我修养——学思结合方法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和思是解决个人认知问题的主要方法和基本途径。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强调学思并重，受教者不是被动地学习，而是在思考中主动地学习。受教者在认真地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又需要不断积极地思考，学思相结合，努力在求学途中做到不懈怠不迷惘。

2.思维自律修养——自省方法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儒家认为自我反省是完善人格，达到圣人、真人的途径。因此，十分强调省察克制，对自己的道德品质严格要求，注重反省内求，遇到矛盾冲突时首先检查自己的不足，自我反省，处理好人际关系。

3.言行自律修养——克己方法

克己是一种重要的修身手段，是指在自省之后要自制和克制，要用社会道德标准来约束和克制自己的言行。做到“克己复礼为仁”，用“礼”约束自己的行为，务求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伦理道德的要求。克己的具体方法有“四勿”、“三欲”等，即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克欲，禁欲，寡欲。

4.习惯自律修养——慎独方法

“慎独”作为修养方法强调在没有外在监督的情况下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道德信念，自觉按照道德要求办事。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防微杜渐，始终检点自己的言行。这是道德修养高境界的体现。

二、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特点

（一）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以儒家伦理方法为主，有一套系统的理论体系，其方法逻辑十分严密。该体系坚持两个原则：第一，强调个人修养、家庭管理和国家治理相结合，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结构，把握伦理方法的政治方向。第二，强调宽于待人与严于律己相结合，提出了处理人际关系“中庸”原则，有利于处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利于处理地区与地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和国家的政治稳定。[7]

（二）方法选择途径的内在性

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在方法途径的选择上，注重发挥内因的作用，如强调自我教育、自我修养的重要性，即方法途径的内在性。在治国教民方面，儒家反对使用武力从外部征服，主张“以德教民”；在个人修养方面，主张“内圣外王”。实质上，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主要表现为一种追求内在价值的教化方法，是征服人心的内化方法。[7]

（三）方法使用过程的强制性

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而服务的，其方法在使用过程中必然带有强制性。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便以儒家思想为正统，其伦理方法同我国古代政治的专制主义相结合强制推行，不允许其他思想、方法与之抗衡。政治上的独裁专制是伦理专制统一的前提和保证，伦理专制统治是政治独裁专制的思想理论基础。形成政治与伦理双重管制的强制性渗透到整个教育过程中。

三、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对当代的启示

古今中外，思政教育的主客体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思政教育的客观环境在不断的变迁。对于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我们应该采用辩证眼光去看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历史渊源，尽管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并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关于思想正面灌输与自我教育相结合的问题

灌输方法是思想政治教育最主要、最基本的方法，同时也是当代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应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我国古代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而对民众灌输其政治思想，当代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也需要对每个社会成员灌输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我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内化，强调个人的自我认知、自我反省、自我克制、自我教化，这值得我们借鉴。当代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以自我教育为中心进行整合，在充分尊重教育对象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充分调动其进行自我教育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从而达到外部灌输和自我教育的有机结合。

（二）关于化民成俗与当代社区精神文明建设问题

化民成俗是古代有意识地优化社会风气和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教化一旦化为民俗民风，就会成为一种习惯力量并长期制约人们的思想行为。社区精神文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根据我国各民族、各地域的实际，在各城市中也同样应根据各个社区的实际情况，大力提倡反映社会主义精神风貌的、各具特色的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用现代意识和现代手段，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化权力，打造出具有现代社会特色的“化民成俗”的方法新品牌。[8]

（三）关于身教示范与引导当代社会风气问题

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特别重视社会典范的教化作用，尤其重视统治者和教育者以身作则的榜样示范作用，这对于今天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思想道德教育，既需要借助真理的力量，更需要教育者的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来自教育者自身崇高的品德和端正的行为。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之中，要充分发挥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以身作则的榜样示范作用，不断发现、培养、宣传体现时代精神的先进榜样，启发教育对象自觉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9]对于教育人民，引导社会风气是非常重要的。

（四）关于教育载体的传播形式及其多样化的问题

我国古代统治者十分重视教育的载体传播形式，通常以编写和传播蒙学的手段来影响他人，进行教化活动，像《三字经》、《女儿经》等等，借通俗易懂的形式与喜闻乐见的故事来传播统治阶级思想，在民间广为流传，从而达到了传播统治思想的初衷。同样，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仅局限于“填鸭式”的课堂灌输、开会宣讲等传统方式，而要充分运用各种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高科技手段，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多样化，发挥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五）关于教育方法使用过程的强制性与当代“德治”、“法治”的结合问题

在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使用过程中，具有统治阶级“独尊儒术”的强制推行与民间风俗的社会约束双重强制性。古代思想道德教育方法使用过程中的这种“刚性”特征保证了社会教化的主导性，实现了思想道德教育的政治功能与社会功能，因而，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促进“德治”与“法治”有机结合，有效地消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软弱”的恶疾，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够有效地开展。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有很多值得我们传承和借鉴，但同时我们更应该注重与时俱进。面对今天的新形势新情况，思想政治教育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必须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进行创新和改进。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上应趋于民主平等性，打破封闭，走向开放，注重引导，结合经济、文化、行政、法律等多种方式，以情感人，以理服人，通过传播、影视、娱乐、教育、宗教等多元手段来打动人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的思政教育的宣传灌输必须采用科学的方法，讲求艺术的手段，真正做到寓教于乐和情感的投入，进而逐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和谐发展与科学发展。[10]

参考文献：

[1]张耀灿.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金开诚.诗·大雅[C].北京：中华书局，1980.

[3]孙晓华.从古代教化方法窥见其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J].教育理论研究，2009（2）：191-192.

[4]黄书光.中国社会教化的传统与变革[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133.

[5]姚遥.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现实启示[J].湖南农机，2009.

[6]黄钊.儒家德育学说论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332.

[7]刘新庚.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谢庆.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7.

[9]刘倩.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及其现代启示[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1.

[10]万美容.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方法及其当代价值[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8.

作者简介：黄丹萍（1989-3），女，汉族，江苏溧阳人，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

基金项目：江苏大学第13批大学生科研立项项目，编号13C058

作者：黄丹萍

孔子自律思想启示道德教育论文 篇3：

论孔子教育惩戒的耻感之度

解析孔子的教育惩戒，可以得其智慧的启迪，为当代中国教育惩戒的现实困惑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和维度。

一、孔子教育惩戒的耻感之度

《论语》中教育惩戒包含了态度拒绝、语言斥责、行为处罚等方式，它们无一例外地遵循了同一个尺度：使被教育者产生耻感。在惩戒过程中，孔子身体力行、榜样示范，通过“以情动主之”、“以理服之”和“以德导之”实施了三类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教育惩戒。

1.态度惩戒

态度惩戒即用消极的态度应对来者，以达到教育目的。如《论语·阳货》中记载：“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孔子托言有病，拒绝接待孺悲，但传命的人刚走出房门，孔子就弹瑟而歌，特意使孺悲听闻。这有意的、冷淡的拒绝，意图是使孺悲产生被羞辱的耻感，从而深思、反省并最终矫正自己的错误行为。表面看起来这是消极而无所教，实质是不教之教、“不屑之教”，如程子所说：“此孟子所谓不屑之教诲，所以深教之也。”

在《论语·先进》中，子路、曾皙、冉有和公西华阐述自己的未来志向。子路首先发言，言毕夫子未发一言，仅只一“晒”(即微微一笑)，这一细节，使接下来发言的冉有吸取子路狂傲不谦招致一“晒”之惩的教训，在本来的谦退性情上更加一层谦逊，从而得到孔子的认可，可谓一“晒”而立耻。后来曾皙表明自己志向时，孔子喟然叹息表示赞许。表面上看这是与惩戒完全相反的教育方式，但在当时语境中，表扬与批评正是一体之两面，其鲜明的对比使孔子的弟子们明确了耻之所在，达到了孔子“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的教育目的。讨论结束后，孔子并没有主动在态度惩戒上再有其他的教育，因为前面对子路的一笑和后面对曾皙的一赞已经足以使学生们产生耻感。

态度惩戒的具体实施过程有所不同，但使被教育者产生耻感之后即适可而止的标尺是相同的。

2.语言惩戒

孔子的大多教育惩戒都属于语言惩戒，《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事例。下面四个事例可以充分展示孔子语言惩戒的不同程度和多重角度。

(1)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论语·八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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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樊迟请学稼。予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日：“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日：“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奠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

(3)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1日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

(4)宰予昼寝。子日：“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口也；于予与何诛?”子日：“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论语·公冶长》)

第一个事例体现了孔子程度较轻的语言惩戒。冉有面对自己上司季氏的僭礼行为，无力改变。此处，冉有面临的是现实中无法践履理想的困难，而不是个人道德修养本身的错漏或缺失，所以孔子并没有严厉地批评，而是着重从感情上激起冉有对更高道德理想的追求。这是对冉有的激励，也是孔子对自己的鼓励，面对无法掌控的现实，儒者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持感动着千百代儒者的心。这一事例中孔子通过“以情感之”的方式，重在对未来之戒，而不是对过去之惩，重心还是促使冉有进一步发扬指向至善之心。

第二和第三个事例的语言惩戒程度高于第一个事例，但惩戒的方式又有所不同。

第二个事例中，樊迟请学稼，孔子称自己不如老农，樊迟又请学为圃，孔子又推说自己不如老圃，此一再推脱的过程是孔子表达自己不满的一种方式。待樊迟离去，孔子深忧自己一再推脱的委婉教育不能使樊迟有所感悟，故严厉地指出：“小人哉，樊须也!”继而通过将好礼、好义、好信与用稼相比，理性地说明学稼的方向性错误，试图使樊迟心生羞耻，从而改变自己学习的方向，将努力的重心投向德性的培养，而不是具体技术的掌握，以符合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的教育理念，凸显礼、义、信在人伦道德教化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个事例中的惩戒过程更为复杂。宰予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守孝不必三年，一年足够。孔子反问：一年之后，你食稻衣锦，是否能心安理得?本在导引宰予的羞耻之心，可惜宰予竟回答，可以安心!谆谆诱导不能达到目的，孔子只好开始语言惩戒：你如果安心就可以这么做!继而又以君子居丧期间，因失去亲人而导致的种种不安心状态来启发宰予，并说，如果此时你依然心安，那就可以守孝一年!原想触动宰予的仁爱情感。宰予离开后，孔子担心宰予仍不能领悟自己的苦心，真以为孔子同意甚至鼓励他只要心安就能守孝一年，以致走入歧路，远离正道，于是直言宰予错误的根本是仁爱不足，并用父母养子之情与子孝父母之情相比，说明君子守丧三年的缘起，凸显宰予不仁的情之所缺、理之所失。惟其如此，才能充分说服、深刻打动宰予，使他为自己的不当言行而感到羞耻。

这两个事例中，孔子都树立君子的道德高标，试图“以德导之”，但前者重在“以理服之”，后者重在“以情感之”。

第四个事例的惩戒程度比前面都高，如果说前面孔子尚能给被教育者不断反思的机会，渐进地引导其回归大道，看到宰予“昼寝”，他愤怒之下，竟直言宰予不可救药。孔子当然不是忿而不教，为了纠正宰予的自弃行为并使之此后引以为戒，孔子首先选择严厉的斥责，使被教育者对自己的不当之行产生耻感，进而又感慨，从宰予这—事件中，他要改变自己的行为：之前他听人之言而信其行，此后他听人之言还要观人之行，以说明宰予错在言及行不至，而这正是儒家君子所耻之事。

可见，孔子的语言惩戒也以受教育者是否心生耻感为界。

3.行为惩戒

《论语》中记载的孔子的体罚事件只有一次，可见孔子并不反对体罚手段，但也并不将其作为教育惩戒主要的、常用的手段，而是极端状况下的辅助手段。

《论语·宪问》中说：“原壤夷俟。子日：‘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原壤并不是孔子的学生，而是孔子的老朋友。据《礼记·檀弓》记载，原壤母亲去世后，孔子帮忙治丧，原壤母死而歌。可以想像，原壤应该是与孔子不同的信奉道家理念的人物。孔子对其他不同道的隐者向来采取各安其道的宽容态度。这次的处理是遵循孔子“在其位应当谋其职”的处事原则。孔子是来治丧的，他必定会尽职尽责地依照儒家的礼仪来约束原壤，这时，丧葬礼仪就是最高标准，但原壤处处不合规矩，孔子深痛

其行，因而以言戒之、以行惩之。

即使是孔子最严厉的惩罚，其目的也重在“戒”而不在“惩”。孔子先以言责之，继而轻击原壤的小腿，这一“叩”的目的，重在使原壤的腿不再像八字一样张开，从而改正其无理的举动，并不属于“以恶罚恶”的简单体罚。孔子试图通过轻击原壤的小腿使其身体状态回归“合礼”姿态，使原壤遵循礼仪，进而体昧“礼”中之，隋、理，拉近与儒家理想之间的距离，感觉儒家礼仪的立耻标准。

二、孔子耻感之度的深层文化原因

把教育惩戒的界限确定在被教育者是否产生耻感上，其深层的文化原因在于孔子把人生界定为担当人生、道德人生、乐感人生，惩戒的目标正是要服务于此。

孔子强调人生必须有所担当。生活在社会动荡、战祸四起的年代，面对“国家将会怎样”的时代课题，孔子开创性地提出天道之大德是生生不息之“仁”德，治理天下需要达到“天下归仁”方为大治，与此相应的是人道的刚健有为，因而，积极人世、克己复礼就是君子当然的人生目标，所谓“仁以为己任”。孔子认为有所担当的人生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他所创立的儒学千百年来颂扬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担当意识，挥洒着舍我其谁、不畏艰险“吾往矣”的豪迈气概!孔子的教育惩戒要塑造的正是这样对天下负责、以天下为己任的仁人君子，这种自觉的担当意识是仅仅以“惩”或“戒”为目的的教育不能达到的，只有以“惩”、“戒”为手段，将价值标准植入人的内心的教育才可以达到。所以孔子以身作则，以激发学生的道德责疚感为契机，建构有意义的担当人生。

孔子还把人生界定为道德人生。道德修养一般要经历他律——自律——无律的变化。从他律到自律即道德内化的过程，教育惩戒是实现这一变化的重要手段，而使受教育者产生耻感，则是道德内化的必备条件。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法律通过律法制裁达到使被惩罚者和其他民众感到畏，瞑，从而带来“以法齐之”的社会效果；惩戒则是通过使被惩戒者内心感到羞耻，从而使被惩戒者以后自觉避免同类错误的发生，实现“以礼齐之”的和谐景象。法律主要是他律的，打击犯罪是为了使绝大多数民众受到教育，从而使人们被迫确立适用于全体的、不敢去冲破的法律底线；道德教育则可以通过教育惩戒促使实现道德他律向道德自律的跨越，使人们自愿确立根植于内心的、不愿去冲破的道德底线。所以说，教育惩戒的重心既不在“惩”也不在“戒”，而在于通过惩戒达到道德的自我约束。在道德自律阶段，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合二为一，自己做自己教育惩戒的执行者和被监督者。自省与慎独成为儒者培养、巩固和提高道德自律的主要途径。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自省是他每日必做的重要功课。孔子还认为内省不疚才是不忧不惧的君子。这时候，是否有耻的标尺已经由他人执掌转为自我操控，实现了道德标准的内化。道德修养的最高阶段是道德无律。在道德自律阶段，君子还需要频繁、持续地通过自省、慎独这样的自我教育惩戒手段使自己产生道德责疚感，以防止非道德行为的产生。在道德无律阶段，道德标尺已经与君子的生命自然地融为一体，即如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不再有不合乎道的心性、行为，不再有产生耻感的根源，心之所至无不恰当，举手投足自然合道。可见，儒家的道德人生，正是耻感标准由外而内直至融人生命本身的变化过程。

孔子还推崇乐感人生。他开创的儒家文化被李泽厚先生定义为“乐感文化”，孔子本人言传身教，向我们展示了他的乐感人生的理念，追求乐感人生也是他教育惩戒的重要目标。从理论上看，孔子学说中的核心概念是“仁”，每一个体的最高人生目标是“成仁”，而仁与乐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他所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人之长乐与实现“天下归仁”的担当意识、与“己身成仁”的道德追求是相互交融的。所以，在孔子任重而道远的人生苦旅中，我们见到更多的不是他的哀怨愁苦、怨天尤人，而是他时常呈现的平和愉悦的仁者境界、圣贤气象。孔子就事论理、以情动人，在惩戒的过程中激发学生对仁爱等儒家情感的向往，展示他所追求的乐感人生的境界。孔子自己在七十岁的时候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也就是仁乐合一、从容愉悦的无律的乐感人生的境界。教育惩戒如果不能呈现给被教育者美好的境界，也将是缺乏感召力的。没有耻感的内化与升华，这种境界也是很难体悟到的。

三、孔子耻藏之度对现代教育惩戒的启示

我国学术界对教育惩戒应当以何为度的讨论仍在进行，孔子的教育惩戒思想可以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给予重要的思想启迪。

1.现代教育惩戒也应当以耻感为度

孔子教育惩戒的具体方式不定，却能够有统一的耻感标尺，原因在于这一尺度的确立有其深厚坚实的内在根基，即教育要服务于人生理想的实现。通过把人生设定为担当的、道德的和乐感的，孔子的理想人生就具有了厚重深远的意义、仰之弥高的高度和美轮美奂的境界。如前所证，这些都是教育惩戒应当追求的目标，都需要通过教育惩戒的他律手段走向受教育者的自律、无律，甚至乐在其中，其间如果没有使受教育者产生耻感，孔子的教育惩戒也就失去了应有的高远目标与境界。

现代教育惩戒也不应该是为惩戒而惩戒的，其目标与境界的至高点也当与先圣相比肩，要服务于现代受教育者理想人生的思考与践行，因而也需要经历他律——自律——无律，直至乐在其中的巅峰状态，现代教育惩戒也必须确立这样的耻感尺度。

2.通过因材施教实现现代教育惩戒科学原则与生命原则的统一

耻感标准必然要求实践因材施教的原则，这在现代教育惩戒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现实针对性。现代教育是大众化教育，工业化流程成批地生产“合格”人才，带来了人们受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的普遍提高，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契合人性本身特点的，但也要看到现代的标准化教育具有的局限性。教育手段、过程和方式等都可以依据教育科学的规律而设置为标准化，但受教育者的情感发展、性格形成、成长历程等并未完全依托于所谓的“标准”。打动人心的教育所要面对的也不是无差别的“标准件”，而是一个个鲜活、特别、各具特色、处于动态变化中的生命个体。因而，教育必须而且只有通过因材施教才可能成功。同样是教育惩戒，孔子就在准确地了解学生个性特征的基础上，因材施教，通过不同的途径予以不同的惩戒方式和惩戒程度，以学生是否产生耻感为恒定的标尺，因而造就了成功的教育惩戒，使教育渐渐趋近于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

现代教育建构在教育科学的发展之上，因而能够很好地坚持科学的原则。同时，无论什么时代的教育都面对的是活泼、独特、有情感、有生命的个体，因而着眼于每一个体的生命特性就成为任何一种教育必备的因素，是教育拥有恒久生命力的根本。科学原则和生命原则应当在现代教育中同时具备。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见习编辑　郭振玲)

作者：张乃芳 张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