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自由与安全权分析论文

摘要：要分析认识公正审判权的性质，首先应当明确一个问题，那就是，公正审判权是否仅仅是一个国际法上的概念。公正审判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我们可以从宪法和刑诉法的双重角度对它进行解读。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人身自由与安全权分析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人身自由与安全权分析论文 篇1：

论身体权之否定

摘 要 理论界一般将身体权定义为：自然人保持其身体完整性以及对其肢体、器官等的支配权。很多学者认为应将身体权与生命权、健康权相并列，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利。然而支持此观点的理由却缺乏说服力。我国现有法律以及国外立法都没有明确规定身体权，在理论上将身体权作为独立人格权的必要性也很低。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下，侵害身体的行为已经可以通过规定自然人的健康权、人身自由权、名誉权等方式得到救济。

关键词 身体权 人格权 健康权

人格权是民法赋予民事主体的基本民事权利，是指民事主体专属享有，以人格利益为客体，为维护其独立人格所必备的固有权利。豍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制的进步以及人们保护自我人格意识的增强，人格权的类型和内容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也受到理论和实务界越来越多的重视。在民法典起草过程中，对人格权部分存在诸多争议。身体权的存在内容就是其中的热点之一。在传统的民事立法与理论界，并不存在身体权的规定。近年来，这种情况有了变化，理论界多数人对身体权持肯定态度。在全国人大法工委起草的民法典草案和各学者起草的民法典专家建议稿中，均有关于身体权的相关规定。但笔者却认为，身体权不应成为独立的人格权种类。

一、目前学界对身体权的界定

（一）身体权的含义。

关于身体权的概念，在国内法学界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身体是指“自然人对其肢体、器宫和其他组织的支配权。”豎二是认为“身体权是公民保持其自身组织器官的完整性为内容的权利。”豏三是认为“身体权是自然人维护其身体组成部分的完全性、完整性，并支配其肢体、器官和其他组织的具体人格权。”豐综合以上观点，身体权不外乎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自然人对自己身体的完整性，享有保持的权利，禁止任何人侵害身体，破坏身体的完整性；二是身体的合理支配权，自然人对自己的身体组成部分在法律准许的情况下，有适当的支配权，对自己的身体组成部分有权进行适当的处置。豑

（二）学界关于身体权作为独立人格权之理由。

1、我国法律对身体权有明确规定。

我国《宪法》第37条第二款规定：“禁止非法搜查公民身体”。《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应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条第一款规定：“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1条：“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从宪法，民法，直到司法解释，均明文提到“公民身体”，《精神损害赔偿解释》还明确提到“身体权”，给确认自然人身体权为独立的人格权，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豒

2、身体权不能被生命权和健康权所涵盖。

身体权之所以应为独立的人格权，主要原因在于身体权不能被生命权和健康权涵盖。正如梁慧星先生所说的，“身体为生命和健康所附着的载体；无身体也就无所谓生命、健康，无生命之躯体则为尸体。身体、生命、健康为自然人之最根本利益，是人之所以为人并进而成为法律主体之根基”。豓某一行为侵害身体权，不一定都侵害健康权，如非法剪人毛发、指甲；侵害健康权，也不一定就侵害身体权，如致人患病。豔将身体权包含于生命健康权之中，混淆了两种人格权的区别，不仅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混淆了两种人格权法律保护的不同手段，会导致适用法律的错误。

3、比较法上的依据。

确认身体权作为自然人的一项基本的民事权利，并非我国独创，早在《德国民法典》就有规定，该法典第823条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者，对被害人负损害赔偿义务”。此后，《瑞士债务法》第46条、《奥地利民法》第1325条、《日本民法》第710条，以及我国历史上的两次民律草案和正式颁布的国民政府民法，都正式确认公民身体权为独立的民事权利，并对侵害公民身体权的行为规定予以民事法律制裁，对于公民身体权予以严格的民法保护。

二、身体权作为独立人格权之质疑

（一）我国现有立法并无明确规定。

有学者认为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及司法解释已经对身体权作出了明确规定。其理由是《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身体这一概念有所提及。笔者认为这一理由不够充分。首先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的“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属于对人身自由的规定。该条第一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其后的表述是对侵犯人身自由的具体说明，而并不是对身体权的规定。其次，《民法通则》第119条的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的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分析该条的内容，也仅是表示公民身体受到伤害或者致死有权请求赔偿。与第98条的规定彼此呼应，分别指向第98条规定的“健康”和“生命”。可以认为，这条的实质是关于公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的规定。再次，对于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发布了法发[1997]15号《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第9条规定：“司法解释的形式分为‘解释’、‘规定’、‘批复’三种。对于如何应用某一法律或者对某一类案件、某一类问题如何适用法律所作的规定，采用‘解释’的形式。”因此，司法解释是法院和法官对法律条文意思的理解和说明。此司法解释中的解释者与法律的关系，是一种服从和被服从、描述和被描述的关系，他必须服从解释对象的权威，“受解释对象的制约，负有忠实于解释对象的责任。”豖《精神损害赔偿解释》是针对《民法通则》进行的解释，既然《民法通则》不存在身体权的规定，在解释中出现身体权并无法律效力。最后，在2010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第2条明确列举了法律所保护的民事主体的民事权益，将人的生命权与健康权作为第一顺序被保护的权利，并未将把“身体权”与生命权、健康权并列在一起做出单独规定。同时，整部《侵权责任法》 中并没有出现“身体” 或者“身体权”的字眼。这说明在是否承认身体权为独立的民事权利上，立法者也存在疑惑。

（二）身体权与生命权健康权的关系。

不可否认，身体权和生命健康权并不完全重合，也有侵害身体而不影响生命健康的行为存在。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对身体的侵害也会造成对生命健康的损害，即使没有损害，也没有必要将任何利益都规定为一项权利。那些不损害生命健康的行为大多仅具有伦理道德意义，或者像非法拘禁、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也可以用其他权利予以保护，这点将在后文仔细论述。任意创设一项权利会严重影响法律的稳定性，给司法和执法守法带来不便。

（三）国外立法并无具体规定。

从国外的立法状况来看，对于身体权，罗马法没有相关规定。前文提到的《奥地利民法典》、《日本民法》等对身体的保护，或是以身体权这个整体性概念来规定，或从不同角度对身体加以保护，如生命权、健康权、人身安全权的规定。身体权这一概念通常并不与生命权、健康权等相关权利并存。仅德国《民法典》的规定是个例外。但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民法理论并不承认人格权。德国民法学者们认为人是权利的主体，人格权的客体也是自然人本身。因此自然人不可能既是主体又是客体。

三、相关侵害身体行为的定位

赞同身体权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只有将身体权独立出来，一些特殊侵害身体行为的受害者才能获得更好的救济。而在笔者看来，在没有身体权的情况下，这些行为造成的损害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得到救济。

（一）非法搜查自然人身体、限制自然人人身自由的行为。

作为民法上人格权范畴的自由权，是人身自由权，是指“自然人自主支配人身和意志，保持其不受约束、不受控制、不受妨碍的状态的具体人格权。”豗《民法通则》中虽未规定人身自由权，但这种观点是各国民事立法的通例，也是民法学界通说。梁慧星先生认为：“大约在立法者看来自由为公民当然具有的权利，无需特别规定”。豘人身自由权包括身体自由权和精神自由权。身体自由权就是指自然人自由支配自己外在身体运动的权利。豙因此，笔者认为，非法限制或剥夺公民的身体自由，违背自然人意愿搜查自然人身体属于侵犯身体自由权的范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此类行为应放在人身自由权的保护范围之内。

（二）对身体组织不疼痛的破坏。

一般认为，对身体组织的破坏，没有造成严重的痛楚，或者不对自然人正常生理活动造成损害，就不认为是对健康权的侵害。如对头发、眉毛、指甲、趾甲等没有痛觉神经的身体组织实施的行为。对于这种行为，笔者也认为没有必要设立身体权来予以救济。若是违背受害人意愿强制替别人剪头发、眉毛，仍可以归结于侵犯受害人的人身自由权。因为正常情况下，这些都是需要定期修剪的，所以更多的是个人自由决定的权利。自己有权自由决定剪或者不剪以及什么时候剪。豛

（三）未经同意取得人体组织、器官。

虽然在一些情况下，摘除人体某些器官、抽取血液等不会严重影响自然人的身体健康，但未经同意取得人体组织、器官属于仍然属于侵犯自然人的健康权，因为这种行为会给其带来疼痛并或多或少影响其生理机能的正常运作。身体权在此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另一种情况是随着现代医疗技术的进步，自然人自己捐献组织、器官的行为增多。不少学者认为身体权包括对自己身体组织、器官的合理支配权，所以在法定条件下可以自由处置。笔者认为此处存在矛盾之处：被别人强制取走器官、组织侵犯了自然人的健康权，而自己决定捐献却是处分身体权。两种情况都是将器官、组织与身体分离，对身体的伤害结果完全相同，却用不同的权利加以保护实属不必。笔者认为，对自己组织、器官的捐献也可以看作是对健康权的处分。在某些情况下，如为了公益的目的，自然人是有权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处分自己的生命健康权的。

民法乃权利法，以权利为本位，规定自然人及法人的广泛权利，但并不是说任何利益都要规定为一种权利。现行法律制度体系，可以达到保护自然人及法人的合法权益的目的，没必要浪费立法司法成本去创设新的权利。笔者认为所谓的身体权内容完全可由健康权、名誉权、人身自由权等权利来调整，对于一些严重轻微的身体侵害行为则，属于伦理道德评价的范围，可以不予规定。因此身体权不应作为独立的人格权利存在。

（作者：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

注释：

杨立新著：《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页。

王利明：《人格权法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3页。

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94页。

梁慧星：“中国人身权制度”，载《中国法学》，1989年第5期。

张志铭：《法理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3页。

梁慧星：《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

赵霞：“身体权作为独立民事权利之疑议”，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作者：赵静

人身自由与安全权分析论文 篇2：

基于宪法和刑诉法的角度对公正审判权性质的一点认识

摘要：要分析认识公正审判权的性质，首先应当明确一个问题，那就是，公正审判权是否仅仅是一个国际法上的概念。公正审判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我们可以从宪法和刑诉法的双重角度对它进行解读。

关键词：宪法、刑诉法、公正审判权

不可否认，“公正审判权”这个概念是在国际人权法领域较早进行讨论的，国际公约对于审判公正的标准统一作出了贡献，“公正审判权”与“审判公正”是不可割裂开的两个概念，二者不能因为率先讨论的法学领域不同而从此产生分歧，“公正审判权”也不因为在国际法上进行了一定深度的讨论而获得了相对独立的涵义。所谓“公正审判权”，实际上就是在“審判公正”的前提下当事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公正审判权”应当是属于国内法的概念，国际法上讨论的“公正审判权”严格说来，应该是各国“公正审判权”标准的国际妥协。

一、从整体上看，公正审判权是各项宪法权利的救济性权利

现在世界各国，只要标榜民主和自由的国家的宪法，几乎无一例外地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对这些基本权利有很多的分类方法，大体上认同的基本权利分类由个人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三部分组成。我国现有的宪法学教科书则通常把公民基本权利分为政治权利和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权利、社会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等。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国现行宪法对于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规定存在着缺陷，有些重要的宪法基本权利没有规定或虽有规定仍不够全面和明确，在基本权利的安排上比较凌乱，分类方法不科学等等，这导致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缺乏系统性、严谨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分类的立宪模式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它使我国宪法中各项公民基本权利的内涵不清晰、性质不明确、体系常交叉，不利于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笔者认为，我们在探讨公民基本权利的修宪问题时，应当充分考虑借鉴世界各国公民基本权利立宪的有益经验，采取分类立宪模式，分门别类地规定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重构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体系。

“无救济则无权利”是一个真理。宪法规定的人的生命权、人身安全权、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以及人的精神权利、财产权利等，都需要公正审判加以保障。各国法律对于权利的救济方式不只一种，在审判之外还有很多权利的行使和救济方式，但是审判是最后的，也是最具有普遍性、公正性和公信力的方式。各国将公正审判权确定为通常的救济性权利有三种方式。

第一，确立司法最终救济原则。第二，确立法院垄断审判原则，将审判限制在法院的范围内，防止审判权的滥用，保障审判公正。第三，确立公正审判普遍救济原则，限制公正性较弱的审判的实施。通过这三种方式，公正审判被确立为一个最终的、普遍的救济方式，基于对法院的公正性的信赖，公民权利都能在法庭上得到有效救济。没有一个审判加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国家法令难以得到切实的贯彻实施，公民权利需要审判加以救济；而审判不公带来的负面影响往往更大，“一次犯罪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不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却污染了水的源头”。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是基本权利的最根本的救济性权利。

二、从具体上，公正审判权中渗透了各个宪法基本权利的内容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各种不同的权利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相联系构成一个权利体系，这些权利又是有不同层次的。有些权利是最基本的，从这些基本权利可以推导出次一级或次一级的权利。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这些权利的衍生过程。我们知道，一个公正的审判过程充分体现了刑诉法的限权性，对国家机关权力的限制是通过两个方面来进行的。

一个方面，程序的运作中，当事人通过防御性权利和救济性权利来对抗国家权力，限制和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行使防御性权利，比如辩护权，能够在国家权力行使过程中直接的对权力进行抗衡和制约。当权益受到侵犯时，还能够通过救济性权利，比如起诉权、上诉权、获得赔偿权等，要求审查国家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合法性，尽量回复正常的社会关系。当事人的防御性权利和救济性权利追溯到根本上，都是基于宪法规定的人的生命权、人身自由和人身安全权、平等权等基本权利直接推导出来的权利。比如，由人身自由权可以推导出“人生而无罪”，进而当一个人被试图定罪处罚的时候，就应当赋予他依据人的基本权利为自己作无罪的辩护的权利。又如，人的人身自由与人身安全的权利可以推导出人应当免受各种无理侵犯，当遭受无理侵犯时，人就有权寻求司法保护，起诉权、上诉权等正是这种权利的表现。

另一方面，国家权力的限制性规定也是当事人基本权利的直接衍生。基本权利的边界同时也是国家权力的边界。这些主要以国家义务为表现形式的推定性权利，是基本权利在国家机构组织和运作上的体现。比如诸多国家都规定的审判独立、审判中立，保障了当事人的起诉、上诉能够得到公正的听审，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当事人的权利。

总结起来，无论是整体上来分析，还是从具体的内容来分析，我们可以说，公正审判权与宪法基本权利密不可分。公正审判权完全应当成为宪法上的基本人权。基本人权是指每个人作为人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SO基本权利是人作为构成社会整体的自律的个人，为确保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维护其作为人的尊严而享有的，并在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权利；从终极意义上说，这种权利既不是造物主或君主赋予的，页不是国家或宪法赋予的，而是人本身所固有的，同时又多为宪法所认可和保障，为此其固有性和宪法规定性是相互统一的。公正审判权所具有的普遍性、不可取代性、不可剥夺性、母体性、地位重要性，决定了它是人权体系中涉及人的基本属性和终极价值的基本人权。

作者：薛凤香

人身自由与安全权分析论文 篇3：

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关系探析

【摘要】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中的核心问题，也是我国和谐社会建构过程中的基本问题。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我国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整体呈现和谐互动关系，但由于受封建传统观念的长期影响，我国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和谐发展的进程中还存在一些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因此必须正视我国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现实，解决存在的问题，采取措施促进我国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和谐发展，以保障社会和谐稳定。

【关键词】国家权力；公民权利；对立统一；和谐互动

一、相关法律概念

国家权力的“权力”的英语单词为power，其意思含有“力量、能力、政权、势力”等等。权力即权力主体具有的强制性支配力量，权力一般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称之为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便是以国家名义所拥有的权力，它是指统治者以国家机器为后盾，实现其意志、巩固其统治、强制被统治者服从的支配力量。[1]典型的国家权力例如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而关于公民权利的法律内涵，其“权利”的英语单词为right，意思含有“正当的、正直的、正义的”等等。法律上的权利，即自然人或法人依法行使的权能与享受的利益。[2]人权公约中公民权利的内容主要包括：生命权、人身自由和安全权、迁徙自由权等权利。本文所述的公民权利是指受到政府保障的公民所拥有的合法权利，是指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作某种行为以及要求国家和其他公民作或者不作某种行为的权利。

二、我国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现状

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是宪法的精髓。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和谐发展是宪法实现的最根本标志。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是对立统一的，公民权利是第一位的，国家权力是第二位的；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和来源，但其实现需要国家权力的保障；国家权力受到公民权利的监督和制约，公民权利也应当在一定界限内行使。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3]

我国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整体呈现和谐互动关系，辛亥革命之前，我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社会，在封建专制思想的统治下，以皇权为象征的国家权力极为强大，公民权利受到压迫。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自由、民主、科学等思想传入中国，但由于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并没有真正使人们获得基本的公民权利。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的地位极大的得到了提高，公民权利也逐步得到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法制不断健全，民主政治建设逐步推进，我国已从立法、执法、司法等多方面保障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4]同时，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不断觉醒，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逐步走向和谐。我国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整体呈现和谐互动的关系。虽然如此，但由于历史遗留因素和现阶段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新问题，我国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仍存在部分不和谐现象。比如说国家权力运行中存在腐败现象；公民权利的法律保障不够完善；公民政治参与力度不够等等。

三、促进我国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和谐发展的对策

（一）以公民权利监督国家权力良性运行

首先，强化公民的权利意识与法律意识。公民意识是指作为现代社会成员的公民对自己的角色及其价值理想的自觉反映，或者说是公民对自己在国家、社会中的地位、权利和责任的自觉认知。公民意识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权利意识，二是法律意识。公民权利的实现只有国家权力保障是不够的，公民意识决定了其维护自身权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以公民权利监督国家权力，防止公民权利受到侵害或者当公民权利受到侵害时得到有效的救济，就必须提高和强化公民自身的权利意识与法律意识。其次，健全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机制。公民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实现公民权利的基本方式，也是公民权利监督和制约国家权力的重要途径。例如我国宪法和行政法赋予公民直接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权、知情权、表达权、听证权、监督权，协助权等，但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完善。最后，大力发展公民自治组织。公民自治组织是连接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纽带。公民自治组织可以防止国家权力的侵犯、介入和干涉，有利于实现公民权利，还有利于实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良性互动。一方面，公民自治组织可以有效提高公民对国家权力运行的监督，防止国家权力侵犯公民权利；另一方面，公民自治组织可以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提高政治透明度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实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良性互动。

（二）以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正常行使

首先，加强公民权利的宪法保障。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权利的重要地位，并且在不断完善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健全公民权利的宪法保障十分必要，是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手段。这就需要增强宪法修订工作，进一步确认公民的基本权利；重视宪法解释工作；严格遵守宪法，保证宪法的绝对权威。对宪法要严格遵守，对违背宪法的行为要严厉打击，保证宪法的绝对权威。其次，完善公民权利救济。权利救济，是指公民的合法权利被侵害时，如何用社会规范所认可的方法，寻求帮助以维护自己的权利。“有权利就有救济”，公民的权利救济即是对受害公民的救济也是对公民权利自身的救济。公民的权利救济是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对权力腐败的有效防范。[5]所以要完善宪法和法律对公民权利救济的规范，重视司法救济，完善国家赔偿制度，改革信访制度，完善宪法监督制度等等。

（三）构建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

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是遏制腐败的关键环节，也是促进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力量。第一，以权力制约权力。对国家权力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合理配置给不同的国家机关，使各部分权力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制衡。第二，以权利制约权力。必须要增强公民的权利意识，加大公民的参政议政力度；当公民权利受到国家权力侵犯时，要积极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我国应该加强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以权利的深度和广度来制约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第三，以社会制约权力。当发生权力滥用和腐败问题时，往往第一时间站出来的，是以社交网络、新闻媒体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法律法规应对其进行规范，赋予其真正监督主体的法律地位，以强化社会力量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的积极作用。第四，以责任制约权力。权利与责任是不可分离的，法治社会要求有权力就有责任，要建立一套责任追究机制，当出现权力滥用和腐败情形时，要严厉追究违法者的责任，以责任来制约权力。

（四）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加强公民权利的宪法保障

违宪审查制度是特定的国家机关根据特定的程序或者方式，针对违反宪法的行为或者规范性、非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并进行处理的制度。宪法对公民权利做出确认并加以保障，对国家权力做出限制，这是宪法两项基本功能。但对公民权利来说，最大的威胁仍是来自于国家权力，这就包括享有立法权的权力机关以及享有行政法规制定权的行政机关制定的侵犯公民权利的法律法规；享有行政执法权的行政机关暴力、越权行政侵犯公民权利；司法机关裁判不公造成侵犯公民权利。所以公民不仅需要宪法对公民权利进行确认，更需要当公民权利被国家权力侵犯时，能够得到宪法的有效救济。我国并没有完全确立违宪审查制度，但我国确立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违宪审查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条和第九十一条及相关法律法规对我国“违宪审查程序”的基本要素做出了规定。虽然我国有一套较为完备的“违宪审查程序”，但我国的违宪审查程序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提案主体范围狭窄且程序性权利不够健全；第二，违宪审查的范围狭窄。我国立法法在第八十七、八十八条和第八十九条分别规定了改变、撤销程序和备案程序，适用范围均比违宪审查程序的适用范围要大；第三，全国人大常委会既是法律的制定机关又是违宪审查机关，其相关审查机关缺乏权威性和独立性。总之，我国需要不断完善违宪审查程序，在公民权利受到国家权力侵害时，提供必要的、有效的宪法救济。

参考文献：

[1]张晓琴.论宪法上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59（3）.

[2]于昆.论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理性平衡[J].法学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06（6）.

[3][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孔德永.目前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原因分析[J].齐鲁学刊，2011（2）.

[5]汪海.简论我国公民权利监督国家权力的法律完善[J].甘肃社会科学，2006（5）.

作者：王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