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比较亚里士多德与庄子关于自由和普遍知识的异同

试比较亚里士多德与庄子关于自由和普遍知识的异同（通用1篇）

篇1：试比较亚里士多德与庄子关于自由和普遍知识的异同

试比较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一卷第二章有关普遍知识的论述与庄子《逍遥游》有关樗树的比喻，论述两位思想家有关自由与普遍知识关系的异同

惠子与庄子讨论樗树，惠子认为樗树形状奇特、根基怪异，不合自然规矩，因此即使是木匠也不愿意使用它。这句话暗含深意，即惠子嘲讽庄子只会空谈大道，不会有人相信并努力施行。而后庄子以野猫狐狸虽灵活好动，难免因中陷阱而死、秏牛虽体型庞大，却不能抓老鼠为例，强调虽然樗树形状诡异不堪，但也能栽种于空旷之处供人盛夏乘凉,自己的大道或许对现实生活没有多大的影响，不过却有深远的作用。

这个事例暗含事物“无用之用”之理。樗树虽然不为木匠所喜爱，但它能安静驻足，供人乘凉。“无用之用”两个“用”字，我认为前者是指功利性的“用”，后者却存在老子“无为”的影子。谓樗树之无用，不过是樗树失去了对于木匠的价值；谓樗树之有用，是因为樗树还存在作为一棵树的有益的价值。

在这则故事中，“普遍知识”是指人们普遍认为樗树无所用处，而“自由”是指庄子的“物之有用或否与我何干”的态度。在我看来，庄子的自由与普遍知识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在普遍知识中不应该有自由存在；要自由就不应该桎梏于普遍知识。因此我认为两者是不可并存的。而这也是世俗大众与哲学家的区别，由于从众心理，世俗大众会选择偏向于普遍知识；而唯有哲学家，才会对所谓的真理产生质疑，进而得出了能使自己信服的答案，即自由。综上，以庄子的角度，自由与普遍知识的关系是对立的。

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普遍知识不再是庄子事例中的大众思想了。“博学的特征必须属之具备最高级普遍知识的人；因为如有一物不明，就不能说是普遍。”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普遍知识，是存在于宇宙之中，存在于我们意志内外的所有知识，只有将这些知识都了解透彻的人，才能称之为博学之人，乃至圣人。“而最普遍的就是人类所最难知的”，普遍的知识是人类所最难知晓的知识，与庄子所认为的普遍知识是近乎相反的。“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 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自由，乃是单纯为解答疑惑而探索，不存在任何的功利主义，纯粹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求知欲。这种自由与普遍知识是可以并存的，甚至因为这种求知的自由，才使普遍知识的形成成为了可能。因此，与庄子不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由与普遍知识两者关系密切，而不是割离关系。虽然庄子和亚里士多德的自由与普遍知识

关系存在差异，但并不意味着两者的观点没有任何的共同点。无论是庄子还是亚里士多德，他们的自由与普遍知识两个概念间是存在关联的。以庄子的观点来说，在540年以前，由于宗教的影响，人们对于宇宙观的普遍知识可以总结为“地心说“，直到哥白尼在这个时代诞生，对这个看似毫无疑问的真理产生质疑，进而通过自己的方法得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虽然当时是被认为是异类而存在，不过在那时地心说这个传统的观念已经出现裂痕，后来开始瓦解，到最后被日心说取代。日心说开始成为了一种普遍知识，然而这种普遍知识也不是正确的，也会被另一种”自由“取代，这样一个取代与被取代的过程不断循环，直到达到真理的终点才会停止。以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普遍知识是从未真正存在的，它需要探索解惑才能使自身无限地向最高级普遍知识靠拢，因此，自由是普遍知识的形成的动力。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与庄子所说的自由的存在与否会影响或决定普遍知识能否最终形成。

1.两者都突出了智慧“无用之用”的特征。

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具备最高级普遍知识的人，通晓“原理与原因”的人，才是最具有智慧的人。（“哲人知道一切可知的事物，虽于每一事物的细节未必都知道”“明白了原理与原因，其它一切由此可得明白”）；但很明显，这种“终极”的知识并不能带来物质制造的实际产出（“这类学术不是一门制造学术”）而是一种“超乎人类能力的探索”（“任何讨论神圣事物的学术也必是神圣的，而哲学确正如此：（１）神原被认为是万物的原因，也被认为是世间第一原理。（２）这样的一门学术或则是神所独有：或则是神能超乎人类而所知独多。所有其它学术，较之哲学确为更切实用，但任何学术均不比哲学为更佳”。）（《形而上学》卷一章二）

在庄子《逍遥游》中，樗树“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人不顾”（《逍遥游》），作为木材的功用而言，樗树是“无用”的。庄子却想到将大树种在空虚的乡土,随意在树旁徘徊自在逍遥，“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此处的大树，庄子从树本身的立场，“不夭斤斧,物无害者”,这大化了 “无用”之在于有用。“无用”是相对于世俗之标准和规矩而来言的,然而有用是超越了尘俗之凡见,从生命的本质和道德主体来说的。（《庄子寓言的艺术与文化内涵》李星宜）这正是大智慧的“无用之用”。2.两者都探讨了普遍知识与自由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指出“我们不义任何其它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形而上学》卷一章二）我们寻求普遍知识是出于自身的自由。而大木因为其“不材而得其终年”正既是庄子“物物而不物于物”的哲学观点的表达,也是庄子“终生不仕,以快吾志”的避世和“游世”的自由观点的绝妙隐喻和表达。异：

1.自由的“外”和“内”

亚里士多德认为，知识来自于“经验”，上升为“技术”，我们通过自己的感觉认识外部世界，了解到普遍知识，才能教诲他人，注重知识领域的外在自由，来达到内心的和谐统一。而庄子的哲学思想则是一种“退居内在城堡”，更强调一种向内在心灵的探索和自我转化来达到自由。2.关于普遍知识

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将探求普遍知识的学问归于哲学。同时，认为这种普遍的知识是“超越人类能力”“窥测天机”的“神的知识”；而庄子通过寓言的方式，仅阐述了自己“道在万物,物我大化”的哲学观点，并未对整个普遍知识的体系进行归纳总结，作品中也没有丝毫神学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