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分析梳理了中国的人口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得出中国的人口转变已经进入第四阶段，而城市化进程还位于第三阶段的结论。根据陈彦光人口转变和城市化互动对应关系的理论分析，可以得到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滞后于人口转变的结论。而且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已经放缓，不能盲目推进。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研究论文 篇1：

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条件与过程

摘要：市场经济对人口流动的引导、社会体制对流动人口的保障、个体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适应是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基本前提，以人为本推进新型城镇化、满足个体及其子女发展诉求是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动力。在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存在着差异性选择规律、阶段性融入规律和互构性接纳规律。政府相关部门及全社会应当从改革完善居住管理和社会保障制度、提升城市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增强流动人口对生活社区和工作单位的归属感等方面，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进行操作化设计，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推进流动人口的真正市民化。

关键词：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条件；过程

2011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达2.21亿。截止到2014年末，这一数字已经增加到2.53亿。①如何管理好流动人口这一庞大群体、实现其城市融入和市民化，对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乃至全面小康的实现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城市融入是指在城市务工的流动人口为适应新的城市生活环境而进行的自我调整，并融合于城市的经济、文化、社会的各个方面，逐步转变为市民的现象。为顺利实现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必须深入把握其条件和过程。

一、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基本前提

1.市场经济对人口流动的引导

劳动力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受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人口流动作为劳动力转移的方式成为市场经济调配资源的有效途径。改革开放以前，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我国劳动力是计划性的有序流动。改革开放之后，市场成为调节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人口的流动使得劳动力要素能有效配置于生产力较为发达或者劳动力边际产出高的地区。与此同时，人口的流动对满足消费市场容量、改善就业结构偏差也具有重要意义。人口流动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内在要求，然而，由于我国城乡和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劳动力供求关系也在不断变化，资本的流向与产业结构的变动等都会引发人口流动的动态变化。

2.社会体制对流动人口的保障

社会体制指具体层面的社会制度及其机制，落实到流动人口服务上，即为社会领域规范流动人口行为、关系及资源配置的一系列制度的总和。就其作用来说，一是通过公平有效的制度体系确保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过程中享有社会资源与机会的大体均衡；二是通过规范流动人口的行为及权限，明确流动人口在城市发展中的正确角色定位，给流动人口融入城市提供社会保障。从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现实困境来看，流入地政府应坚持以人为本，积极拓宽制度通道，构建并完善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制度架构与

收稿日期：2015-07-10

*基金项目：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学子项目“城市流动人口与社会管理研究”（13ZHFM04）；河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状况与消费行为研究”（ZN02）；河南师范大学博士基金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高中建，男，河南师范大学社会事业学院教授，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青少年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新乡453007）。

陈云，女，河南师范大学社会事业学院硕士生（新乡453007）。

政策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

3.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适应

传统的城乡二元体制不但固化了人们的生存方式，还支配着人们的行动逻辑和行为取向，影响着流动人口的社会流动和城市融入。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流动人口对自己的生活追求有了进一步的体认，通过对不同生活方式的比较激发了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在摆脱乡土观念束缚的过程中，获得了独立人格所具备的自信，开始自觉向城市融入。城市融入不仅仅是简单的空间流入，还是流动主体价值观念及行为模式的适应并达至心理上的认同。价值观念作为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思想基础，影响着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评价与认知。城市区别于农村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价值观念的不同，具体表现在消费观念、认知模式、行为方式上的差异。流动人口作为城市新移民存在着文化劣势，要想真正融入城市，首先需要转变自我，认同并接受城市居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

二、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动力机制

没有区域间的差异和流动现象，也就不存在融入问题，但要真正实现城市融入还需借助于一定的动力机制来完成。就“推—拉”理论来看，流动人口往往是从成本和效益角度进行流动决策的，他们的城市融入同时源自于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个体层面的发展诉求。

1.外部助推机制——以人为本推进新型城镇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作为社会资源流动与分配的宏观设计和制度安排，必将进一步助推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尤其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新型城镇化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助推作用在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第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强调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合理引导人口流动，以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目标，努力使流动人口能与当地市民享受同城待遇。《规划》提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借助差别化落户政策，将有能力、愿意长期定居于城镇的流动人口逐步转化为城镇居民。通过居住证政策的实施，给予有稳定就业的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从而实现其能流入、有身份的目标。第二，新型城镇化突出“以人为本”，着重在就业、环境及公共服务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而非简单以高楼大厦、广场规模来衡量。新型城镇化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创新社会管理，有效增强了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同时，新型城镇化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为主，不断提升居民的住房、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待遇，有力促进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此外，新型城镇化对于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和就业创业体系也做了相应的规范。这一切都为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提供了良好的社会资本，有助于实现流动人口留得下、能发展的目标。第三，新型城镇化重视文化的凝聚作用，着眼于本地传统人文资源，建立个性特征鲜明、城乡资源互补、人本气氛浓厚的城镇文化，使得流动人口在生活习俗等方面更容易融入城市，让居民“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从而实现能固本、有基础的目标。

2.内部驱动机制——满足个体及子女发展诉求

一是对城市生活的渴望及个体发展的追求。流动人口对城市生活及市民角色的心理期待成为其城市融入的内在驱动因素，影响着他们对城市的认知、态度和自身行为，是融入程度的衡量标准。综合学者研究，目前新生代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认同度较高，九成以上接受调查的流动人口关注城市的发展，超过七成的调查对象希望落户大城市。②同时，随着新生代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工作稳定性的明显增强，他们对稳定于城市生活的归宿性情感期盼越来越高，开始由城乡间的“候鸟式”寄居转向真正的城市融入。新一代流动人口的生存理性正逐渐被社会发展理性所取代，进城动机更倾向于从“改善物质条件”（生存型）向“追求精神梦想”（发展型）转变。他们并不满足于空间的横向转移，更多要求纵向地位的垂直发展，这种发展诉求越强烈，促使城市融入及市民化的进程就会越快。二是家庭团聚及子女发展的需要。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初衷复杂多样，随迁、婚嫁、子女教育等因素也占据相当一部分比例。“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关于流动原因的调查结果显示：随迁家属占到了流动人口比例的28.6%，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新生代流动人口更加渴望家庭团聚。此外，截止到2013年底，我国6—15岁随迁子女比例已经达到62.5%，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生育比例达到59.2%。③在城市融入原因（包括发展机会、收入、公共服务、子女教育）的调查中，为了子女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也占据了相当一部分比例。为实现个体乃至子女的长远发展，流动人口更愿意流向城市并真正成为其中的一员。

三、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实现规律

1.差异性选择规律

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及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变迁，流动人口不再是一类高度同质化的群体，出现了分层分化的趋势。受城市发展水平、承载能力与流动人口自身多元化特点（如不同地域、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素质、不同户籍等）的双重影响，流动人口群体在城市融入过程中呈现出差异性选择规律，具体表现在：

一是融入总趋势下不同融入类型的差异性体现。流动人口个体的经济条件、观念意识及融入意愿的不同，使其呈现出不同的融入状态，导致差异化的融入类型。一部分低收入流动人口思想固封，性格内向，不适应城市生活，出现隔离性城市融入；另一部分流动人口经济能力和思想行为适应流入地的同时，仍然保留着自身独有的特色，呈现出选择性城市融入；还有部分群体在经济能力、行为交往及心理认同上展现较高的融入度，实现了真正的城市融入。二是融入过程中流入地空间的差异性选择。流动人口融入空间的选择普遍倾向于综合实力较强的地区，但具体到第一、第二代流动人口，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第二代流动人口由于教育水平较高（具有高中以上学历达40%④），观念更加开放，较多选择并很快融入大城市；第一代流动人口基于乡土观念、受教育水平及年龄因素等限制，更加倾向于选择就近的中小城市生活。

2.阶段性融入规律

流动人口经济基础和社会资源的参差不齐，导致他们的融入困境、融入速度和结果也不尽相同，但总体呈现出特有的阶段性融入规律。城市融入的实现是通过经济资源整合、行为模式适应及价值身份认同等指标来衡量的。一般情况下，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第一阶段为经济整合，它反映的是流动人口在收入、就业、教育、服务等方面以流入地群体为参照的融入状况。第二个阶段是语言文化的熏陶、生活理念的认同与接纳过程，逐步改变原有的行为方式，融入现居住地的社会生活，它反映了流动人口生活方式融入城市的状况。第三个阶段呈现的身份认同为最高层次的价值融入，它是个体认同感和归属感达到较高程度后心理上产生身份的确认与思考，反映着流动人口参与城市生活的深度。⑤当然，不同地域和层次的流动人口在以上三个阶段也会出现不同的顺序。就地域因素而言，选择就近城镇化的流动人口，语言文化的融入可能先于经济、行为及身份认同，远距离城市则相反。从个体资本来讲，学历水平及个人能力较高的流动人口群体适应并融入流入地较快，可能出现多个层面同时融入的现象；同时也会存在个人素质较好、其他能力一般的流动群体，行为方式和文化理念先于经济资源融入城市生活。

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是社会化要求与自身内化选择不断调适的过程，是持续不间断的行动流。一方面，基于不同的社会背景、观念习俗及行为方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需要一段时间的再社会化。再社会化是指“一个人在一种与他原有经验不同规范与价值的环境里，重新社会化的过程，必须重新学习价值、角色及行为，它能导致与先前社会化过程不一致的新价值观和行为”⑥。受流动人口主观因素诸如个体资本、社会资本及认同偏差等方面的局限，再社会化必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另一方面，从我国城市的实际状况和经济增长方式来看，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需要通过渐进的方式来实现。第一，流动人口城镇化落户以就地城镇化和中小城市为主，依次向中、大、特大城市递减。第二，城市户籍制度上依附的社会福利可能需要分步骤实现，即“就业——子女教育——资本积累——社会保障”等逐步落实。第三，流动人口就业行业类型呈渐进式升级态势，即呈现出“劳动技能低需求的劳动建筑业——餐饮零售业——运输通信业——科技制造业——高端服务业”的渐进趋势。

3.互构性接纳规律

仅从流动人口及融入的字面意义可以看出，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是行动主体在城市各种结构化关系及情境中互动建构与接纳的过程。具体表现在流动人口与城市之间、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流动人口与城市经济文化以及与城市政策管理等方面之间的互动、适应和接纳，缺一不可。流动人口在重构自我、适应城市的同时，城市的因应态度和政策待遇也很重要，本地市民的态度对流动人口融入决策意愿有较大影响。因此，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是多要素间双向的互构接纳过程，包括融入主客体之间以及诸要素之间的互动互构，并非固定的单向度概念。

从城市融入的具体过程来讲，经济资源的调整、文化意识的接纳、行为规范的适应、身份价值的认同是社会融入的基本内涵，它们之间互相依存、互为因果。第一，经济资源的获得与融入是流动人口安身于流入地的基础。经济资源的富有给予流动人口信心，以便进行社会生活交流与文化意识接纳和行为规范的养成，主动或被动地实现身份的转变与融入。第二，语言作为一种意义性符号，是人力资本的另一要素，流入地语言或普通话熟练的流动人口在职业选择、社会交往及自我价值认同中有明显优势。对流入地语言文化、习俗理念的接纳整合，促进着流动人口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价值观念的认同，也强化着行为规范的适应。第三，目前流动人口行为和交往方式的融入更多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交往圈子的选择会加速或减缓流入地文化习俗的接纳程度，蕴含着流入地文化特征的举止行为，更符合流入地市民身份的要求。第四，身份的认同与其他方面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但并非是前三者逻辑延伸的必然结果，相对于第一代流动群体而言，第二代流动群体缺乏固有乡土身份的认知，更注重融入地的城市归属，这容易导致在面临融入地残酷排斥的境遇下自我认同模糊、身份定位错乱等问题。当然，这四个维度的融入也会因个体差异出现不同次序，甚至存在着叠加、交融乃至渗透的现象。

四、实现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关键环节

流动人口在经济资源、文化意识、行为习惯及价值认同等方面的融入所体现的差异性、阶段性及互构性规律也在另一层面上揭示着融入过程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就当前我国城镇化、市民化的现实条件来看，要解决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问题，应在制度保障、服务供给、社会认同以及个人素质提升等方面作出更大努力。

1.完善政策法规，强化制度保障

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流动人口及其问题不仅是市场失灵的责任，更是基于政府相关公共政策建构的偏颇导致的，主要表现在户籍制度及其依附的公共服务管理制度等方面。⑦但就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彻底改革户籍制度尚需一定时间和条件，所以应立足于当前制度格局，从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所面临的具体困境上逐步改变。

（1）健全居住管理制度。首先，在落实差别化落户政策时，居住证制度的实施应做到因地制宜，阶序进行。结合流入地承载力实情、城市规划及产业劳动力转移发展目标制定梯度居住证转移办理标准。同时设立时间门槛，坚持小步走，将公共服务由从易到难的方式逐步展开，给居住证制度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其次，在继续维持现有户籍人口规模及相应社会福利不作大的调整的同时，采取阶梯式赋权，逐步增加居住证持有者的资源供给和公共服务，从而避免户口全面放开可能会引发的流入地承载能力危机。最后，将居住证与户籍管理衔接起来，采取积分制与落户条件相衔接的办法防止大城市的过度膨胀，同时发挥中小城镇的助推作用，加大对中小城市资源配置和公共福利的政策倾斜力度，缩小户口附加利益的差距，从而缓解大城市压力。

（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首先，提高基本社会保障统筹层次，避免社会保障制度的碎片化。加快推进不同群体同类保障制度间的接纳与融合，尽快实现区域或省内及时异地就医和社会保障的转移支付；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各基本项目间的连接机制，使参保者能进行不同保障制度间的有序转移；推动建立以公共福利为核心、多元互补的基础保障体系。其次，扩充社会保障资金，拓展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试点。最后，完善社保转移政策，尽快实现公积金异地互认；核实流动人口职业信息统计，提高失业保险补助额度；调整工伤保险实施结构，将预防、康复及补偿纳入其中；对房屋租赁市场资源重新调配，进一步发挥企业租房平台与房屋托管的作用，保障公共租赁住房的专项基金供给；尝试创新社会保险制度，让政府和个人成为责任主体，弥补无法纳入以国家、企业及个人共同协调运行的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劳动者选择的局限性，拓宽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与渠道。

2.提升城市社会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促进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关键举措，但要实现流动人口的顺利融入必须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一是大力发展经济，优化产业结构，为城市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首先，要根据城市资源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培育发展特色产业，增强经济实力，提升发展潜力。其次，要借助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机遇，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为新进人口提供更多的高层次就业机会和劳动岗位。最后，要制定鼓励扶持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的相关优惠政策，推进技术、商业模式和管理的创新。只有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城市的财政实力才能提升，才能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并确保就业、医疗、教育等各项公共服务的投入，增强对人口聚集和公共服务的支撑能力，减少和避免城市融入过程中的经济疲软现象。二是提高城镇化进程中既得利益群体对城市供给成本的分担比例，增强流入地城市公共服务供给能力。首先，要建立科学可持续的财政分担管理机制，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担比例。其次，流入地政府应承认流动人口在粮食生产、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中的贡献，并对其城市融入进行相应的补偿，提供公共产品支持。最后，流动人口所在的企事业单位也应拿出一部分收益和利润，为流动人口及时足额缴纳“五险一金”，并依法纳税。

3.增强流动人口对生活社区和工作单位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是社会关系的再造，也是一个实现身份认同与心理归宿的过程。以居缘、业缘为主的新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对弥补垂直性职能部门管理服务的遗缺、强化流动人口的归属意识具有重大意义。一是充分发挥所在社区的服务功能。在社区中建立流动人口赋权体系，包括流动人口的自身发展系统、家庭支持系统、企业及国家政策保障系统，涵盖教育、就业、社保、文化生活、维权等内容。当然，赋权的落脚点在于多种资源的供给及流动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的培养。二是强化工作单位对流动人口业余生活的关注与支持。首先，应考虑流动人口的特殊性，给他们应有的尊重和关怀，重视员工的培训和晋升，关心职工的身心健康和婚姻家庭，关注他们回家探亲等心理诉求，避免其成为机械化的廉价劳动力工具。其次，应打造温情业余生活空间，积极开展联谊活动，鼓励流动人口积极参与社会交往，提高除劳动外的多方面自我认同感。三是充分发挥流动人口的主体积极性，拓展流动人口的社会参与渠道，引导参与向理性化、制度化方向转变，让流动人口当好主人翁，增强其对城市建设、企业发展和社区和谐的责任意识，使流动人口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得到全面提升。

4.提升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综合素质

一是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相关培训。首先，政府或企业应对低学历流动人口进行素质补偿教育，并纳入民俗文化知识，增加对流入地的了解，提高学习热情和培训效果。其次，企业应建立与学校相结合的技术交流学习平台，设置相应的实习基地，并以灵活化、便民化的方式实施专业技能培训。二是开展流动人口家庭扶持计划。当前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过程除了受制于自身的素质能力之外，其流动家庭与留守家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为此，政府要有相应的政策架构对流动人口家庭进行分类别、分层次的公共服务，注重保障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等农村三留守人员的权益和福利，解除流动人口的后顾之忧。三是有效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土地收益问题。首先，在法律上应明确农民对于自家宅基地、家庭承包土地的财产权利。其次，要逐步引入市场机制，提高补偿安置标准，，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努力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价。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从而分担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四是继续转变政府职能，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及其他社会组织的作用，为流动人口提供各方面的便利，提升其参与城市建设、管理的意识和能力。

注释

①《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2/t20150226_685799.html，2015年2月26日。

②③④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中国人口出版社，2014年，第2—9页。

⑤杨菊华：《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人口研究》2009年第1期。

⑥彭怀恩：《政治学》（修订版），台湾风云论坛出版社，1996年，第56页。

⑦关信平：《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的实质及相关政策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责任编辑：闻道

作者：陈云 高中建

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研究论文 篇2：

当前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判断

摘要：本文分析梳理了中国的人口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得出中国的人口转变已经进入第四阶段，而城市化进程还位于第三阶段的结论。根据陈彦光人口转变和城市化互动对应关系的理论分析，可以得到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滞后于人口转变的结论。而且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已经放缓，不能盲目推进。

关键词：城市化　 人口转变 Northam曲线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把“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和“中国的城市化”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他还指出中国的城市化是中国在未来发展面临的首要挑战。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了49.68%。到目前为止，城市化几乎成为了衡量社会现代化和经济增长的直接指标。因此国内外的学者关于城市化问题的研究十分丰富。目前国内外有关中国城市化进程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基于钱纳里模型，将城市化水平和工业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作比较，得出结论。然而，在城市化这个复杂系统中，人口与城市化的关系是最根本的关系之一。人口是城市化的主体和基础。因此有必要从人口转变的角度来研究城市化问题。从而更好地解决人口老龄化、城市发展以及“三农”问题。

一、中国的人口转变及特征

中国的人口转变从建国初期就已开始，到目前为止经历了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变过程。按照人口转变理论的一般规范，可以将中国的人口转变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70年），是死亡率变动主导型的人口转变。这一时期除了1959—1961年困难时期出生率的大幅下降和死亡率的非正常波动，基本表现为死亡率率先下降，而出生率居高不下。从总和生育率来看，和出生率的变动几乎一致，除去三年困难时期，基本维持在6‰左右。第二阶段（1971—1980年），从这一阶段开始人口转变进入出生率变动主导型的人口转变。在整个70年代，出生率急剧下降，从30‰降到了20‰以下。总和生育率也几乎下降一半，从接近6‰降至3‰以下。第三阶段（1980—1990年），表现为出生率在波动中缓慢下降，多数年份在略高于20‰的水平徘徊。总和生育率在2—3间波动，接近更替水平。由于计划生育本身的手段有限，以及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局限，所以生育率的下降趋势减缓。第四阶段（1990年至今），表现为出生率拾级而下，维持在了一个低水平上。总和生育率也持续下降并稳定在了更替水平以下。

虽然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的转变遵循了西方人口转变理论描述的过程，但是中国的人口转变有着自身的突出特点。首先，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速度快，且二者间的时滞大大缩短。发达国家完成人口转变的平均时间是150年，中国只用了数十年的时间。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平缓而漫长的人口转变不同，中国的人口转变时间短暂，过程剧烈。其次，人口政策是生育率迅速转变的重要外力。70年代生育率下降主要是严格的生育政策作用的结果。随着社会的进步，90年代以后，利益导向机制的作用日益重要。“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这一结论逐步得到证实。第三，中国的人口转变超前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先行完成人口转变的国家相比，中国是在落后的经济、文化水平下完成的转变。一方面人口机会窗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创造了良好契机，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在尚不发达的经济水平下必须面对的一大挑战。第四，中国的人口转变在城乡、地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演变不均衡。东部沿海的发达城市，如上海，2010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1.98‰；而西部地区，如青海、宁夏，同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却高于8‰。

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1949年建国之初，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仅为10.64%，截至2010年已经达到49.68%，总体表现为平稳增长。但是年际差异较大，表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一）第一个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1949—1957年）

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恢复国民经济，中央政府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化迅速发展，吸引了大批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城市化水平从10.64%提高到15.39%，年平均增长5.41%。其中，机械增长占到了56%。

（二）城市化起伏发展阶段（1958—1965年）

1958年，中国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工业发展以全民大炼钢铁为中心，农村地区发起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城市人口出现不正常的超高速增长。1958—1960三年间，城市人口净增28.33%。经济结构的失调导致城市就业、物资供应出现严重问题。中央政府不得不压缩城市人口，减少市镇建制。1961—1963年，城市人口呈负增长。这一时期的调整不仅是暂时延缓和阻滞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且在此期间逐步形成的分割城乡的户籍制度对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乃至现在的城市化发展都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三）城市化停滞发展阶段（1966—1977年）

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年代。一方面，1000多万知识青年被迫上山下乡，大量的城市居民和干部被盲目下放；另一方面，大搞“三线建设”，“靠山、分散、进洞”成为工业建设的方针，导致新城市很少建成，老城市无力发展，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处于长期的停滞状态。城市化水平从1966年的17.86%逐年下降到1972年的17.13%，而后缓慢上升到1977年的17.55%，仍没有恢复到1966年的水平。

（四）城市化恢复发展阶段（1978—1995年）

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1995年的29.04%，年均增速为2.88个百分点。

（五）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1996年至今）

1996年，城市化水平突破30%，进入诺瑟姆曲线描述的中期阶段，即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的城镇化道路”。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正按照这一精神稳定发展。

三、当前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审视

城市化过程在宏观意义上是一种logistic过程。19世纪70年代末期，Northam注意到了城市人口比重变化的logistic曲线特征，将城市化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Northam曲线。但是Northam曲线并没有判断各个阶段的临界指标。陈彦光，周一星（2005）借助系统论有关思想，从城市乡村人口的异速生长关系出发，运用导数原理、logistic曲线的内禀特征尺度以及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模型得出了修正的Northam曲线。修正的Northam曲线将城市化的过程划分为了四个阶段。

本文借鉴陈彦光（2006）和王建军（2009）的研究方法，运用SPSS软件对1978—201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进行非线性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方程：

其中，U(t)表示第t年的城市化水平，t表示时间。为了保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数据采用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中1978—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

由估计式可知，中国城市化水平的饱和值是79.121%，城市化的速度在40%附近达到最大值，之后开始下降。具体来讲，中国在城市化水平17%左右进入第二阶段，在城市化水平40%左右进入第三阶段，在城市化水平62%左右进入第四阶段。

四、人口转变与城市化的互动对应关系

在研究人口转变与城市化的互动对应关系方面，学者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Pacione（2005）指出就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人口转变与城市化过程是相伴而行的。Zelinsky（1971）则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出发，提出了著名的“人口迁移转变假说”，认为人口迁移流动既与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有关，也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转变密切相关。Cadwallader（1996）结合人口转变模型（demographic transition model）和Northam曲线进一步阐释了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他认为只要将人口转变的二、三阶段，即前扩张阶段和后扩张阶段合并，便可以和Northam曲线描述的城市化发展的三个阶段大体对应起来。李惠（1995）探讨了人口年龄结构类型与城市化发展的对应关系。她指出不同的人口年龄结构对应着不同的城市化发展阶段。其中年轻型人口对应城市化初级阶段，成年型人口对应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老年型人口对应城市化的最高级稳定阶段。陈彦光（2010）依据修正的Northam曲线，将城市化发展的四阶段和人口转变的四阶段意义对应起来，得到人口转变前阶段对应于城市化的初期阶段，人口前期转变阶段对应于城市化的加速阶段，人口后期转变阶段对应城市化的减速阶段，人口转变的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低平稳阶段对应城市化发展的后期阶段。

本文认同陈彦光的理论分析。韩国的人口转变和城市化发展过程可以很好的说明上述理论分析。到目前为止，韩国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四个阶段，城市化水平也接近饱和值。1960年之前是人口转变前阶段，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并存，出生率一般在4.5%左右，死亡率为2%—2.8%。1960年到1971年是前期转变阶段，死亡率逐步下降，平均预期寿命上升到了62周岁，总和生育率维持在4.5以上；1971年到1982年是后期转变阶段，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在1982年以后降至更替水平以下。1983年至今，是低平稳阶段。总和生育率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平均预期寿命持续延长，截至2009年已达到80周岁。另一方面，根据王金营（2003）的分析，1960—1990年是韩国城市化快速成长的阶段，1990年以后处于稳定成长时期。其中城市化水平在1977年超过50%。可以看出，韩国的人口转变与城市化进程能够大致对应起来，符合理论分析的结果。

二者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的对应关系，是人口转变和城市化发展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伴随着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人口迁移具有不同的规律和特征。当人口转变进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人口再生产类型为年轻型时，人口迅速增多，且年轻人口的迁移意愿高，从而出现大规模从农村向城镇的人口迁移，城市化迅速发展。而当人口转变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人口再生产类型为老年型时，人口自然增长受到抑制，各种形式的人口迁移包括乡城人口迁移势头减缓，城市化进程速度放慢。另一方面，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是决定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的客观因素。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城市化进程也在加快，医疗技术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死亡率率先下降。此后又因为文化程度的提高、生活观念的转变，生育率也逐步下降。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人口转变持续推进，直至进入一个低死亡率和低出生率的低位稳定状态。

五、结论

目前，中国的人口转变处于低位稳定的第四阶段，而城市化进程位于第三阶段。根据陈彦光的理论分析，可以判断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滞后于人口转变。但是，要注意到，第三阶段的城市化发展是一个速度不断放缓的过程，因此不能盲目推进城市化。虽然中国目前面临人口红利趋于弱化的困境，但是这也给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城市的压力即将趋缓，未来的城市化发展要更关注质量，逐步走上健康城市化的道路。

参考文献：

①陈彦光，周一星.城市化Logistic过程的阶段划分及其空间解释——对Northam曲线的修正与发展[J].经济地理,2005,Vol25(6):817—821

②陈彦光，罗静.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化速度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速度和城市化水平饱和值的初步推断[J].地理研究,2006,Vol25(6):1063—1072

③王建军，吴志强.城镇化发展阶段划分[J].地理学报,2009,Vol64(2):177—188

④Pacione M. Urban Geography: A Global Perspective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⑤Wilbur Zelinsky. The Hypothesis of the Mobility Transition [J]. Geographical Review, 1971, Vol.61(2):219—249.

⑥Cadwallader MT. Urban Geography: An Analytical Approach [M].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6.

⑦李惠.人口年龄结构类型与城市化互动关系[J].统计与决策,1995(9),23—24

⑧陈彦光.中国人口转变、城市化和产业结构演变的对应关系研究[J].地理研究,2010,29(12),2109—2120

⑨王金营.经济发展中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相关分析比较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3,Vol13(5):52—58

（杨爽，1988年生，湖北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

作者：杨爽

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研究论文 篇3：

城市化加速期流动人口管理探略

摘 要：人口流动是城市化加速期的必然现象，搞好流动人口管理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必须创新理念、健全机制、改进方法、完善服务、强化保障。

关键词：城市化加速期；社会管理；流动人口管理；以人为本；完善机制

人口管理是社会管理的基础，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是实现社会管理目标任务的重要保证。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会议专题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特别强调要加强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服务管理。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人口流动将变得更加频繁，各级党委政府应把加强和创新流动人口管理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做到常态化、实现长效化。

一、当前流动人口的基本现状和特点

人口流动是伴随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过程，人口流动增多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特征。我国正处在经济迅速发展时期，市场配置的经济运行规律必然要求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产业间和地区间进行一定流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流动人口正在发生许多新的变化：

1.人口总量剧增，绝对比例上升。人口流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流动人口增多是城市化加速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在2010年的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中，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386075人，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16995327人，增长81.03%。流动人口在国家总人口的比例也呈高速增长趋势，2000年，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10%，而2010年，将近20%。有些经济发达地区外来人口已大大超过了本地常住人口，出现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严重倒挂现象，如，广东省深圳市流动人口高达82%，有资料表明，该省的东莞市流动人口所占比例也在80%以上。

2.流向趋向广泛，成员以青壮年为主。人口流动主要由内陆、边远地区向沿海、沿江、沿主要交通线地区聚集，并出现流向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态势。随着全国城市化进程的整体提速，流动人口分布开始形成以东部沿海城市带为重心，以内陆城市群为中轴，以西部中心城市为集聚点的流动人口分布格局；[1]流动人口多以青壮年为主，年龄大多在16岁至45岁之间。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口在流动人口主体地位的不断巩固，“夫妻档”不断增多，家庭化趋势日益明显。而且，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后，社会保障和维权等方面的意识明显增强。

3.流动频率渐强，管理难度加大。生存和发展是人口流动的主要诱因。随着信息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已遍及全国的每一个角落，而且，劳动者择业与就业标准明显发生变化，劳动者不仅会考虑工资福利多少，同时也会对工作时间、工作条件、住宿环境、交通是否方便等问题一一进行掂量，甚至还会考虑对家人的照顾等方面，人口流动频率明显加速。据报载，目前苏州市每半年就有50%以上的务工人员流动走，暂住半年以下的54%，半年到一年的31%；广东省出租屋内的外来人口几乎一年之内发生一次流动。据东莞市有关部门介绍，该市流动人口流动更快，每季度就有25%至30%的人流动走了。外来人员流速的加快，给管理服务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4.低端就业偏多，责任意识偏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明显见涨，但绝大多数流动人员仍在高中（中专）文化以下，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仍是流动人员的主体，如在浙江的流动人口中，小学及以下占17%、初中57%、高中20%。[2]流动人口低学历、低教育水平的素质结构，决定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从事一些重体力、低收入，甚至是高危险、低保障的工作，[3]32这种付出与回报不对等的现实境遇，在他们与城市之间树起一道情感鸿沟，很难让他们融入当地社会。他们多是城市发展史上的匆匆过客，没有亲和力，缺乏认同感，社会责任感淡漠，加之本地居民还不同程度上对外来人员有一种拒绝、排斥现象，加剧了其由于社会地位巨大差距所养成的淡漠心理，加上流入地政府对外来人员缺乏公平的社会保障，使他们不能受到政府同等对待与服务，因而难免因对城市缺乏归属感而减弱对于城市的责任意识。

5.刑事涉案面广，“两头在外”明显。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地域的转变意味着原提供生存保障的社会支持网的断裂，加之自身的就业低竞争力，使其在城市的生存发展易受威胁，如果缺乏一定的心理疏导和有效的法律保护，极易遭受“人生挫折”。有统计显示，北京市70%的犯罪是外来人口，违法犯罪被侵害人中有70%是外地人口，流动人口大省广东省70%以上的刑事犯罪嫌疑人和被侵害人都涉及流动人口。在外来人口占主体的广东省东莞市，近年发生的刑事案件，无论是犯罪嫌疑人，还是刑事被害人，均占其中总数的90%以上，违法犯罪和被侵害对象“两头在外”现象非常明显，而且主体更加趋向多元。

二、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管理的不足与表现

我国党和政府历来重视人口管理工作，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目前我国人口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特别是流动人口管理仍有许多方面亟待改进和加强，突出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观念的排斥性。尽管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大多数人都已充分认识到，流动人口大量涌向城市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流动人口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不可或缺力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依靠力量。但由于受传统狭隘思想的影响，一些地方党委政府仍然错误地把流动人口看作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边缘群体”、“流浪群体”、“敏感群体”、“问题群体”，有意无意地设置“城市门槛”，在事实上导致流动人口长期受着社会、文化、制度上的歧视，处于社会边缘化状态。与此同时，一些流入地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员也仍停留在感性认识上，在“高人一等”的心理驱动下，总是有意无意地给外来人员生产生活制造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外来人员与城市社会和城市居民的冲突，对社会治安稳定形成冲击。

2.制度的二元性。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除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之外，其他许多制度层面的改革并未达到预期目标，原有的社会管理制度特别是户籍管理制度已经逐步成为人口流动的阻力。近年来，尽管全国各地加大了户籍制度的改革步伐，但尚未实现根本性的突破，现行体制中的以户籍为基础的各种制度安排基本没有改变，特别突出的是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以户口定身份的规则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3]农村居民流动到城市享受不到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方面的社会保险制度待遇。而且，跨城乡、跨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衔接好。此外，诸如劳动就业制度、人事制度、教育制度、财政制度、住房制度、生育制度等等，都还存在城乡二元的特点，是人口流动的障碍。[4]

3.资源的分割性。加强人的管理是社会管理的最基本的内容，也是最核心的内容，最需做好也最难做好的工作。流动人口管理涵盖内容广、涉及部门多，统计、公安、民政、工商、税务、卫生、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住房和城乡建设、人口和计划生育等诸多部门都在一定法定权限内行使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职能，他们分属不同行政系统，具有自己独立的信息网络和机构队伍。尽管目前各地相继建立了部门合作机制，但由于没有统一规划，公共资源不能充分共享，存在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的现象；就是同一系统，由于流入地和流出地缺乏沟通和协作，没有形成信息共享机制，信息无法实现互通互联、深度运用。既浪费了资源，也增加了成本，甚至产生内耗；既增加了基层负担，也导致服务和管理不到位，使流动人口的各种需求未能得到有效满足，合法权益未能得到有效维护。

4.政策的自利性。政策是一定组织在特定情境中，为实现既定目标而制定的行动方案或行为准则，包括行政规定、行政命令、领导人口头指示或书面的批示、政府大型规划、具体行动计划及相关策略，等等，目前最为常见的就是各级党委政府的红头文件，这些红头文件涵盖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决定公民的生老病死。尽管党中央一再强调我们要加快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由于中国历史文化根深蒂固，目前不少地方领导干部的“山头意识”仍然严重，红头文件效力常常超过国家法律效力，流动人口的管理往往依据的不是国家的法律法规，而是地方的红头文件，即地方的政策规章。由于红头文件多是地方党政主官的意志体现，其出台主要目的是如何确保本地区、本部门利益的最大化，具有利益的选择性、目标的指向性、行为的排他性，本位意识、自利意识明显，当流动人员的利益与当地利益发生冲突时，政策更多地保护当地利益，而牺牲流动人员的利益。

5.法规的滞后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全党全国致力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流动人口管理，必须牢固树立依法管理的理念，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然而，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人口管理的立法工作依然滞后于时代的发展。如目前仍在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于1958年1月9日公布实施，其规范的许多内容都与当今的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但它却是当今公安机关进行户口登记最为基本的法律依据，现行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法规大多为上世纪90年代早、中期制定，以管控人为主要目标，多为限制性规定，而且，流动人口的管理法规又多以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出现，内容也多是对外地流入本地的人口规范约束，对本地人口外流到其他地方工作和居住没有制定相应的管理依据，使流入与流出管理严重脱节，给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增加了困难。

三、加强和改进流动人口管理的对策建议

人口流动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是经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外在表现。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由2000年的36.09%上升为2010年的49.68%。随着各地城市化率的不断提升，流动人口规模仍将不断壮大，加强和创新流动人口管理已是势在必行。

1.创新理念。一是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变“管”字当头为服务为先，把管理与服务有机统一起来，努力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群众需求作为第一选择，把人民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最大限度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使流动人员能够自觉接受管理，主动配合管理，积极参与管理。二是树立开放包容、公平对待的理念。克服传统的以控制为主的管理模式，树立开放、包容的政治态度，尊重和维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把流动人口纳入实有人口管理服务范畴，努力使他们享有与本地居民同等的权利和义务，最大限度解决流动人口归属感，让他们都能参与到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共享共建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在城市生活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三是树立依法管理、综合施策的理念。加强法治理念教育，坚持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真正依法调整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查处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树立依法办事、守法光荣的风尚，引导群众理性合法表达利益诉求。同时，要综合运用经济、行政、道德、心理、舆论等手段，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减少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

2.完善机制。一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服务管理运行机制。重点加强劳动力市场的规范管理，包括对劳动力市场秩序的监管，对流动人口就业人员的基础管理，对劳动部门主管的职业介绍中介服务机构管理，对流动人口就业技能的培训，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外来劳动力市场，引导流动人口合理、有序流动。二是建立跨部门、跨系统、跨地区合作的服务管理协作机制。坚持统一协调、分工负责、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工作原则，构建市、县、乡、村四级信息互享、责任互动的工作网络，形成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行政、上下互相联动、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通过联调、联防、联处、联治、联创，共同解决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工作的各种问题。三是建立方便流动人口自由流动的流入地与流出地双向管理机制。建立区域协作机制，构建网络互动平台，明确协作双方权利义务，实行定期联系沟通制度，通过定期互通信息，定期研判形势，确保协作双方及时掌握流动人员动向去向，实现流动人员管理服务无缝对接。建立警务协作机制，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聘请流出地公安机关民警到流入地协助管理流动人口，充分发挥外省籍民警人缘相亲、地缘相近、语言相通的优势，有效做好当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

3.改进方法。一是以证管人。按照“人来登记、人走注销，不间断、全覆盖”的原则，采取“旅店式”管理方法，对年满16周岁、暂住1个月以上的流动人口进行登记办证，并完善各项服务，以此提高流动人口主动配合和参与服务管理工作的积极性。二是以房管人。按照“谁出租、谁负责”的原则，全面实行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制度，落实房屋出租人、承租人的相关责任，对不落实责任的房主依法进行治安问责。三是以业管人。按照“谁用工、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用工单位报送信息制，做到“用人登记、人走销户，定期统计、及时上报”，及时掌握流动人口的动态去向。四是以警管人。依托社区和农村警务室，实施跟踪管理、即时管理，做到底数清、情况明，行知去向、动知轨迹。五是以网管人。充分利用网络信息工作平台，按照“谁录入、谁负责”的原则，不断强化流动人口的信息采集、录入、纠错、更新工作，保证流动人口管理的准确性、鲜活性。六是以人管人。充分整合居委会、村委会以及辖区企事业单位等基层组织的综治维稳力量，不断发挥治保主任、中心户长、暂住人口协管员、流动人口户管员的主观能动作用，并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加强流动人口重点人员的管控，确保重点人员不失控。

4.强化服务。一是提供均等化服务。以公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和结果均等为准则，把实有人口列为服务管理对象，完善流动人口信息平台建设，加强流动人口信息管理，逐步推广流动人口均等化服务，努力实现同城同权、同等保障、同等服务。二是实施吸纳型服务。突出服务理念，积极解决与流动人口利益密切相关的子女教育、就业、住房、养老和医疗等问题，凡登记办证人员，凭证可以享受同本地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在社保、医疗、计划生育、子女入学、就业培训、法律援助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三是推行奖励性服务。本着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相结合的方针，着眼消除人口流动障碍，根据城市总体发展规划，探索流动人口入户管理办法，对为当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事业进步做出突出成绩的流动人口给予相应的入户奖励，以激发、促进他们为国家为社会为集体为家庭更加勤奋工作和辛勤劳动。四是满足自治式服务。根据流动人口自主管理愿望，按照不同行业、地域、来源地建立外来人员自治组织，由公安、工商、计生、民政、劳动等部门做好相关培训管理和关爱服务工作，注重发挥党员、团员的作用，让外来人员真正感受到能够堂堂正正做人，扬眉吐气做事，诚信守法就业，实现自身价值。

5.加强保障。一是组织保障。建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专门机构，实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市、县成立由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相关职能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的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为日常办事机构，具体负责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的日常事务；乡镇（街道）设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办公室，由乡镇（街道）副职兼任办公室主任，并配备专职工作人员；社区（村）设协管员或户管员，负责流动人口的日常登记和检查工作，确保服务管理工作在基层有人抓、有人管。二是经费保障。按照“分级管理、分级承担”的原则，将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经费列入社会建设经费，纳入本级年度财政预算，实行经费单列。流动人口协管员、户管员工资及日常办公经费，由出租房屋税收返还比例中解决，不足部分由财政统筹解决。三是法制保障。借鉴国外流动人口管理经验，制定全国统一的流动人口管理法律、法规，明确流动人口入住城市、子女教育、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社会治安和享有政治权利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确立流动人口权利与义务，并做到保障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引导人口有序流动，促进人口合理分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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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于学军.中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面临挑战 制度二元性突出[EB/OL]. (2008-10-23) [2010－01－01].http://www.china.com.cn/news/2008-10/23/content_16655407.htm.

[责任编辑：闫生金]

作者：肖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