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迁移与城市化论文

2022-04-20

摘要：从东汉末到元末，河南主要因战乱而迁出人口，但同时亦因地处京畿而迁入人口。在近代因城市化而产生的人口迁移大潮中，河南对外人口迁移并不显著，这应该是河南人口尤其是农业人口众多的历史原因之一。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人口迁移与城市化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人口迁移与城市化论文篇1：

抗战时期贵州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

受历史、地理、文化等多种因素制约，贵州社会生产力远远落后于富裕的沿海和中原地区，社会发展水平低于东部省份，甚至与西南地区的四川也有差距。清末，受洋务运动影响，随着一批官办工厂的兴建，贵州社会生产力逐步提高，社会发展开始近代化，但这种发展主要集中在贵阳为主的城市，发展相对缓慢。抗战前的长期军阀统治，国民政府对贵州的控制和管理比较薄弱。随着抗战推进，贵州的大后方战略地位不断凸显，稳定与发展成为治理贵州的重点。随着国民政府的迁黔，大量的人口对贵州的社会变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贵州已成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聚集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得到了中央的重点支持和建设。城市建设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解放和发展，这一时期成为贵州社会发展的黄金时代，贵州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时贵州的人口迁移

迁黔移民的基本情况：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战争造成数千万中国同胞死伤，无数房屋、厂矿在烈焰中被毁。战争造成的间接损失是不可估量的，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敌占区人民为了躲避日军战火，被迫带着妻儿离开家乡，迁往后方和安全地带，形成了巨大的难民潮。它的数量、规模和时长在世界近代史上都是罕见的。大部分离开家乡的人流亡到西部各省，形成了从抗日战争开始的人口迁移。迁徙方向由东部、中原向西南各省，在短期内成为我国近代史上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大量难民的流入，使贵州人口发生剧烈变化，影响了贵州社会的方方面面。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同年11月20日发布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敌占区的国民党党政军队领导人、机关单位、工矿、文教组织、学校和难民纷纷西迁。据统计，当时中国总人口为4亿，流动人口达5000万。1937年底至1940年底，仅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协助下，就有448家工矿企业迁往贵州。抗日战争前，全国共有高校108所，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和中部城市，贵州一所也没有。抗日战争期间，106所高等院校被迫搬迁，中西部地区一度成为高等院校的聚集地。先后有56所高校迁往西南，其中迁入贵州的高校有10所。

在抗日战争期间，大量的饥荒也使当地人民无法生存，迫使他们离开家园。据统计，从花园口决堤到1947年堵口，泛区豫皖苏3省共有3911354人被迫漂流異乡，占原有人口总数的1/5强，其中河南1172639人;安徽2536315人;江苏220240人。这些难民部分逃往西南各省份。据统计，1938年初贵阳人口约12万人，随着武汉沦陷和广州失守，内迁至贵州的人口激增，贵阳人口迅速超过28万人，贵州的地位凸显出来，成为国人避难的大后方，“天下太平，贵州似乎微不足道，而在多事之秋，它的战略地位便被抬升起来。”大量的难民涌向贵州使人口迅速增长起来，受限于社会动荡不安加上难民流动频繁，无法进行统计，难以确定准确的数据，但是从表1中可看出当时贵州省会贵阳人口的增长，到1945年贵阳城市人口增加到了284504人，与1941年相比，4年间增长了近10万人。

表1 抗战初期贵阳人口数据表

年度户数人口

1936年 27535 147421

1938年 33414 176053

1940年 32005 166272

1941年 33798 185896

1942年 41217 213270

1943年 43987 249721

1944年 49355 280956

1945年 48424 284504

资料来源：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民国贵阳经济》，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页。

表1所列数字，可以看到1936—1945年贵阳人口由14万人发展到28万人，净增14万人，平均每年净增1.55万人。随着迁黔人口的不断增长，贵阳城区范围不断扩展，并于1941年正式建市。贵州其他县城的城市化建设和发展则远不及贵阳，战时贵州的城市建设呈现出贵阳一家独大的不平衡状态。贵州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贵阳、遵义、都匀等地，由于战时大量人口迁黔，战时贵阳人口最高时达到28.45万人;遵义排名第二。据记载，1935年遵义城区人口57900人，仅次于贵阳。1943年人口达到66485人，1945年城区人口增至88318人;都匀排在第三位，战时人口最高值约9万人。这三个城市人口规模约占当时贵州城市人口总数的58.5%，而贵州其他城市人口规模仅数千人，贵州城市发展体系不平衡性较强，从而也制约着贵州城市化的整体进程。

表2 调查难民职业表（1938年6月）

职业人数

商人 263

农民 151

工人 91

师资 31

公务员 42

警察 20

自由职业 11

学生 59

资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116全宗274卷。

从表2可以看出，抗战时期移居贵州的移民，不仅是流离失所的下层民众，还有许多富裕家庭和知识分子也参与了移民。这一时期进入贵州的人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富有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二是政治上活跃的人或同情国家政府的人，三是爱国主义者和不愿被日本人压迫的人民。其中，商人、医生、工程师、教师和工人占大多数。从贵州搬迁人口的社会构成来看，他们多为政治家、公务员、企业家、知识分子、军人和技术工人。据统计，1938年，文教界占55%，党政及国营事业占21%，商人占16%，工人占6%以及农民占2%。据1940年国家政府统计，在后方的339个单位中，有知识分子7746人，熟练工人上万人。抗日战争时期，贵州工厂95%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来自外省。在237名工程师中，只有31名来自贵州，不到总数的12%。贵州企业公司所属贵州玻璃厂的厂长、工程技术人员均来自湖南。迁黔人口中大都是青壮年，具有一定的知识和技术，这些人同时又是城市消费人口，不少还是有文化和技术的知识分子，他们共同促进了贵州商业的繁荣和城市市政建设。贵州不少城市开始修整道路，改进交通设施，发展电力和通讯，兴建公园、商场、会场等公共建筑，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成为贵州社会变迁的契机。

迁黔移民的影响：首先，抗日战争爆發后内地大量避难同胞引入了先进的工业设备和技术水平，为原本封闭的贵州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一定程度促进贵州近代化工业的发展。据统计，仅贵阳一地迁入的工厂超过一百家。新增的工业包括了卷烟工业、印刷业、橡胶业、机器工业、棉纺织业、电池业、制糖业、面粉业、采矿业、冶铁业等，并且都得到迅速发展。人口的膨胀导致消费需求大增长，增加了物资交流，商业活动日渐活跃，外来商业企业也给贵州带来了新气象。商业的繁荣首先表现在商号的增加和资本的扩大。在这期间，贵阳市有开业的商业行号，1937年为1420户，资本总额为180万元;1942年增至3894户，7999.53万元;1943年又增至4329户，10614.14万元。其次，随着大量人口向贵州迁移，大批抗日救亡团体迁入贵州或在贵州建立起来，涉及文艺界、科技界。这些社团的成立大大加强了贵州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力量，特别是宣传抗战、团结、进步的大批报刊和著名爱国人士齐聚贵州，为当时的抗日救国运动呐喊。这些行动不仅丰富了贵州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方式方法，提高了当地群众的觉悟，增强了后方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历史责任感，壮大了抗日救亡队伍，并使整个贵州地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各种抗日活动如募捐活动、为前线战士写信、到前线慰问抗战战士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抗战时期贵州人口变迁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和社会问题。如消费品供应短缺、住房紧张、贫富悬殊、治安混乱、失业增多等。然而，这些负面影响是暂时的和次要的。抗战时期贵州人口的变化对贵州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具有历史意义。

战时贵州的城市建设

抗战时期大规模的内陆移民，为贵州注入了城市现代化的元素，使贵州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后方，提高了现代社会生产力和精神文明水平，贵州城市最终完成了城市现代化。伴随人口迁移，贵阳人口迅速增加到40多万，城市住房紧张。为解决这一问题，1938年，贵州省建设厅编制了《贵阳市新建住宅小区规划》，由于新住宅北高南低，面临南明河畔，于是把它称为南明新住宅区，简称南明区。这是最早见于文字的南明区。1938年报送省主席毛光祥的报告标题即为《南明区（新住宅区）计划》和《贵阳市政工程处南明区道路工程分期施工图》。这个项目到1941年初现雏形，区内修建道路20条，广场3个，中心公园1个，派出所邮局等公建一应俱全。住宅区以西式洋房为主，有不少别墅，可谓冠盖云集。1940年拟定了《贵阳市政府组织规则草案》。1941年贵州省政府通过《贵阳市政府组织规章草案》，报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于7月1日正式成立贵阳市政府，何辑五为首任市长。9月，贵阳市政府做了贵阳历史上第一个城市规划《贵阳市城市规划》，该规划将贵阳市作为整体科学规划。贵阳市城市功能区和市政基础设施均已初步规划，形成以城区为中心，明确区分工业区、教育区和居住区。平整土地，建设新村，形成卫星城，拓宽市政道路，两侧种植行道树，拆除狭窄的巷道，将居民区中心大片开辟成广场，以园林为绿化，把贵阳建设成美丽宁静的省份，文化中心的消费城市。不幸的是，1939年2月4日，日本军方派出飞机轰炸贵阳城区，大十字一带遭到严重破坏，极大地破坏了贵阳城市建设。由于当时的房屋多为可燃木结构或砖木结构房屋，敌机轰炸后，正新街、金井街、中华路等地到处都是爆炸，伴随火势蔓延，很多民房以及商铺被夷为平地。“二·四”轰炸后，政府着手开始修复工作，重建被炸毁房屋，拓宽市政道路，先后修建了福德街（现改为护国路）、正新街、龙井街、公园路、勇烈路、省府西路和黔灵东路等30余条道路，全长大约3181米。1941年4月，按照9米宽的道路标准修建了中华路和中山路。7月，贵阳撤县设市，根据《贵阳市道路系统计划》将市政道路分为3米至21米八个等级，按照这个标准分两期修建市区主干道和次支路。1941年下半年至1942年底为第一期修路工程，修建完成司法路、成都路、都市路、民族路、福建路、南通路、三民路、飞山街、兴隆街、箭道街、通衢街、福德街、湖北街、打铁街、仓后街、万宝街、崔家坡、独狮子、颜家巷、王家巷、花家巷、状元巷、毓秀里、水磨河、新市场贯珠桥等29条市政道路工程，全长4451米。第二期从1943年至1945年，修建改造了光复路、龙泉路、公园路、乐群路、山西路、东岳路、文明路、会文路、博爱路、灵光路、和平路、红石街、省府东街、中街、棉花街、悦来巷、永乐里、茴香坡等34条市政道路，全长9068米，1946年至1949年又修建了合群路、公园南路、贵惠路、太平路、富水中路、富水南路等道路，全长6700米。同时，为便于空袭的疏散，贵阳市政府启动了贵阳城墙的拆除工程，以增加出城通道。考虑战时需要，一些仍具有军用价值的城墙不拆。同时，把拆下来的墙石作为建材标价卖出，城墙拆除后的土地也出售。当时，城墙石的售价是这样定的：整块石头的价格是国民政府“法定货币”每立方米50元。估计行情很好，很快就会涨到100元;毛坯石每立方米由25元增加到50元。1942年，相继成立“市政府拆除贵阳城垣委员会”和“拆城工程事务所”。按照工程计划，整个贵阳城墙1944年9月拆完，后又延期至1945年9月。但由于随后发生的“黔南事变”，日军进入贵州独山，拆墙委员会等机构疏散，拆除城墙计划不得已终止。

总的来说，民国时期，贵州的城市建设在抗日战争阶段达到了鼎盛。市政道路和各类建筑的数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别是“二·四”爆炸事件后，贵阳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重建被战火肆虐的家园。不仅恢复了原有房屋，还新建了新城住宅区，完善了市政建设等配套设施，让贵阳城市建设焕发生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对贵州建设财政支持较少，得益于广大贵州人民的默默奉献，创造了抗战时期贵州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的辉煌成就。同时，贵州交通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各种战略物资的调配和运输，积极支援中华民族抗战，为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战时贵州城市近代化的原因

抗战时期的贵州城市建设在这一阶段达到了顶峰。当东部、中部等较发达地区的城市被肆虐的战争摧毁时，贵州的城市建设取得了快速发展。主要原因如下：

一方面，时代背景为贵州城市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战争爆发后由于国民政府的抗战不利，华北、华东和华中的大部分地区相继被占领，国民政府被迫进入重庆，贵州也成为大后方之一。大批沿海大中城市事業单位、学校、工厂、企业相继迁入大后方。贵州西接云南、缅甸和印度，南接广西和越南，北接重庆，东接长沙，国际盟国支援的一切军事物资都需要通过贵州运输或转运出去，成为支持全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根据地。贵州战前的运输能力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为此，必须加强贵州的城市建设，道路交通建设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正如交通部在制定战时运输计划时所说：“公路建设之功用，或则替代铁路，或则辅助铁路。吾后方各省面积广大，地势错综，赶筑铁路，非旦夕可成，不得不从速完成公路，以代铁路之功用。”可见，抗战时期的需求和影响，为当时贵州的城市建设创造了客观条件。

另一方面，当时贵州的工业基础已经为城市近代化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主观条件。伴随华北和华东地区战争的蔓延，沿海和长江沿岸的企业不断向大后方转移。大批爱国企业家、专业技术人员和工人纷纷进入贵州，带来了更多先进的工业设备、科技和管理经验。除了企业内迁，高校搬迁也为贵州引进和培养了不少技术人才。抗日战争爆发后，外省学校迁往贵州，战时学校的建立，使贵州的教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湘雅医学院、浙江大学、之江大学的迁入，贵阳师范学院、贵阳医学院、贵州大学的先后成立，填补了贵州没有高等教育的局面。城市各方面的发展有效促进了贵州的近代化进程。例如，浙江大学设立了土木工程系、建筑系等与城市建设相关的工程技术专业，为贵州培养了大量城市规划设计专业技术人才。又如，搬到贵州的高校还有国家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该学院由中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领导。贵州大学也设立了工程技术等相关专业。这些都为贵州城市近代化提供了人才技术保障。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在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努力下，贵州城市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贵州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抗日时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大后方的建设中，贵州人民切身体会到了工业化对抗日的重要性。在抗日救国爱国热情的激励下，为了抵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尽快把侵略者赶出国门，贵州广大人民为西南大后方的建设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基金项目：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CXLL21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作者：田牛

人口迁移与城市化论文篇2：

战乱、定都、城市化与河南的人口迁移

摘要：从东汉末到元末，河南主要因战乱而迁出人口，但同时亦因地处京畿而迁入人口。在近代因城市化而产生的人口迁移大潮中，河南对外人口迁移并不显著，这应该是河南人口尤其是农业人口众多的历史原因之一。

关键词：战乱；定都；城市化；河南人口迁移

文献标识码：A

由于今天河南地广人众，外出求学、就业、从事劳务及经营小本生意者多，再加上近几年的“寻根热”中有众多姓氏把源头追溯到河南，造成河南古今都是人口迁出重地的印象。其实这是误解。古代河南的人口是既有迁出也有迁入，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河南迁出的人口远不及沿海各省多。

一、战乱使得河南人口迁出

历史记载显示，河南人口大量迁出的原因主要在于战乱。由于河南地处中原，洛阳、开封又长期作为都城，故从秦汉到元明清，凡遇战乱，河南都难幸免。战乱造成的河南人口流散，主要有如下数次：

东汉末初平元年(190)，董卓强行迁都长安，将洛阳周围数百万人口裹挟至关中，同一时期，部分河南士人、军民为避战乱，或投奔荆州牧刘表，或在新野追随刘备，以后进入湖北，再进入四川。

西晋末年，先有“八王之乱”，随后匈奴攻入长安，至东晋建都建康(今南京)，遂有公元307－312年的“永嘉南迁”，直到南朝刘宋元嘉(453)年间，时间长达一个半世纪。中原由于战祸连绵，大量人口南迁，南下的东线沿邗沟和淮河东南方向的支流，汇向扬州、镇江、常州，再进入浙江、江西、福建等地。西线则循汉水而下，汇集襄阳，再进入鄂东、江汉平原甚至湖南。这次南迁的移民，“山东占了一半以上，其次是河北”，河南与陕西、山西的移民人数相当。接受移民最多者依次为江苏、安徽、湖北。安徽移入者“以河南为最大部分”；湖北移民来自河南、陕西。但陕南、河南淮河以南同时又各自接受了数万移民。

唐天宝十四年(755)冬爆发“安史之乱”，战祸延续8年，洛阳以东至徐州一线被难尤重，“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汴河沿岸“百姓凋残，地阔人稀”。随后又发生黄巢起义，终至造成“五代十国”的割据战乱。于是包括河南在内的中原移民又沿前述两条路线南下，苏南、浙北、皖南、赣北、湖北、湘西等地接受了多数移民，福建、岭南、四川也有移民进入。

北宋末靖康元年(1126)至南宋灭亡的1279年，其间金灭北宋时，将徽钦二帝及开封的皇族宗室、百官、宫女、工匠、娼妓数千人掳掠而去，“华人男女驱而北者，无虑十余万”。目睹当时河南惨状者记载说：“建炎元年(1127)，余自穰下由许昌以趋宋城。几千里无复鸡犬，井皆积尸，莫可饮……菽栗梨枣亦无人采刈。”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以后，先与金，后与蒙元反复争夺，战乱不绝，而江淮之间是主要战场，于是包括河南在内的中原移民再次南下。长江流域是南下移民的主要居住区。南宋之初的建炎三年金兵曾一度攻下扬州，“士民皆死亡，存者才数千人而已”；同年攻人临安，临安原有20.4万户被屠十之六七，只余6.3万户；金兵又曾攻下建康(南京)，城中居民17万户在金军退走后十不余一。但南下移民很快填补了这里的人口空虚。约30年后，临安居民达26万户，移人的将相臣僚、下层百姓，大多来自开封。《都城纪胜》、《梦梁录》、《咸淳临安志》等书记载，临安的王家绒线铺、荣六郎印刷铺、乐驻泊药铺、宋五嫂鱼羹、李七儿羊肉、太平兴国传法寺等商店、药铺、寺庙，均系开封人开设或建造，因为临安城中开封人居多，至明代杭州语言仍带有开封音，明代士人郎瑛说：“(杭州)城中语言好于他处，盖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建康的情形与临安相似，金军退去后二三十年，居民即恢复到十余万户。当地地方志记载说：“在宋建炎中，绝城境为墟。来居者多汴洛力能远迁巨族仕家。视东晋至此又为一变。岁时礼节、饮食，市井负街讴歌，尚传京城故事……习气大率有近中原。”南下移民还有一部分到了江西和福建。光绪年间福建长汀县志还有“汀俗颇类中州”之说。

处于前线的江北、湖北也不例外。南宋理宗朝的魏了翁曾说：“扬(州)为淮东冲要，襄(阳)为湖北屏障，今降附之人居其大半。”而在湖北的移民中，河南人居多数。襄阳在南宋初年人口大幅减少，“自鄂渚至襄阳七百里，经乱离后，长途莽莽，杳无居民”，南宋王朝遂不断往这里安置军民。建炎元年郭京自开封率所部二千人到襄阳；绍兴十年(1140)岳飞率部自中原南归，河南军民“从而南者如市”，被安置在汉水流域六郡，以后“生聚繁庶，不减昔日”。嘉定十二年(1219)，孟宗政知枣阳军，“中原遗民来归者以万数”。绍定六年(1233)后，金被蒙古所灭，大批中原人迁入湖北，南宋襄阳守将孟珙“招中原精锐之士万五千余”，组成“镇北军”，后又以“蔡(今汝南)、息(今息县)降人置忠卫军”。迁入襄阳的河南军民成了南宋政权屏障江汉、抵御金人和元军的主力。

从南宋末到元末，中原人口已减少到顶点，而南方因人口增加再无隙地移民，故明初朱元璋曾迁东南人口到中原。整个明代及清前、中期，河南基本没有迁出人口，反而是迁入人口。直到19世纪60年代，由于太平天国与清王朝长达十余年的战争，苏浙皖损失人口6000余万，事后曾国藩设立招垦局，移入者以河南人最多，安徽、湖北人其次。如南京东南的宁镇丘陵地区移民多来自豫东南丘陵地区，以至20世纪20年代有个学者在南京附近收集编成了一本《豫南民歌选集》。此次移民的起因仍是战乱，河南虽没受战祸，但邻近的苏浙皖因战乱而人口大减，才有了河南移民的可能。

从历史上看，自然灾害也会促成移民。但天灾的影响远不及人祸之大。理由之一是天灾一般不可能一次持续多年，受灾离乡的灾民不会迁得太远，灾情过后他们就会返回。理由之二是天灾不会牵动富人、官员甚至皇室、军队也大举迁移。灾民、流民多为下层大众，而下层大众恰恰无力举家举族远迁。故只有在持续战乱甚至改朝换代的情况下，才有不分君主、贵族、官吏、军人和百姓的一齐大迁徙。

二、与都城有关系的人口迁入

秦和西汉定都关中，皇室、贵族、官僚、军队及为之服务的工匠、娼优乃至商人、学者，自然随之而至。而且从秦灭六国起，直到西汉元帝朝，朝廷多次强迁六国旧贵族及富户“实关中”。故都城所在之地，必然人口众多。“人聚即财聚”，故京畿又是财富汇集之地。

东汉定都洛阳，洛阳遂成人财之汇，故董卓强行迁都长安时，裹挟洛阳及畿内人口达数百万之多。但从东汉至北宋，洛阳和开封在大多数时候被作为都城，河南即因此而有大量的人口迁入。建安二年(197)曹操在许昌屯田，主力是黄巾降卒“青州兵”

30万。曹丕篡汉，仍以洛阳为都，就向洛阳大量移民。河北邺城(今临漳)是曹操的创业之地，曾迁入众多移民，到此时又被曹丕移数万户至洛阳。曹氏为谯县(今安徽毫州)人，故曾组织移民故乡，但因无法安置而转迁睢阳(今商丘)。随后魏灭蜀，迁后主刘禅及蜀中文武三万户到洛阳及其附近；晋灭吴，此时都城虽在长安，但洛阳也安置了不少吴国降人。

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把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迁入者除皇室、贵族、官员之外，军人尤多，孝文帝曾“诏选天下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南朝的降俘人员也被安置在洛阳，城南的归正里是南方上层移民的集中居住区，俗称“吴人坊”，“所卖口味，多是水族”。到北魏后期，洛阳的“南人”估计超过万人。同时洛阳也是当时的国际都会，东方的朝鲜人、北方的游牧民族、西域乃至“大秦”(即罗马帝国)来者，“百国千城，莫不欢附”，“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529年，南朝梁武帝时的官员陈庆之到过洛阳后，说：“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北人安可不重?”当时洛阳的繁盛远远超过建康。北魏天平元年(534)一度从洛阳迁都邺城时，迁出者号称40万户，每户以4口计即有160万人，就是说从495年到534年，39年间洛阳从四五万人变成一百多万人，这只能是人口迁入的结果。

隋唐两朝虽定都大兴(今西安)，但隋炀帝开始经营洛阳，大业元年(605)“徙洛州郭内人及天下诸州富商大贾数万家以实之”，二年又“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乐者皆值太常……于是四方散乐，大集东京”，各地所送共达3000余户，在洛水南置十二坊安顿。武则天时亦向洛阳移民。天授二年(691)下令“雍州旧管及同、泰(秦)等州，土狭人稠，营种辛苦，有情愿向神都编贯者听”。并要求各地脱籍外流人户“并限百日内首尽，任于神都及畿内怀、郑、汴、许、汝等州附贯”，当月便“徙关外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此次移民总数估计有二三百万。唐末天佑元年(904)，朱全忠强迫从长安迁都洛阳，“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拆屋木，自渭浮河而下，连甍号哭，月余不息”。此次迁入洛阳者亦有数十万人。

五代后唐仍都洛阳，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则都开封。这些短命王朝也无一例外地往都城迁入居民，并在都城安置被灭国的宗室臣民。如926年后唐灭前蜀，迁蜀主王衍与王室、官吏、待从千余人到洛阳。河东割据者王重荣诸子举族被迁入开封。青州王师范降于朱全忠后，于905年全族被迁开封等。但是由于唐末和五代的持续战乱，河南人口仍在减少，故北宋定都开封以后，亦将所灭割据政权的俘虏、原国君、宗室、文武百官迁入开封及附近地区，随迁人口不在少数。如乾德二年(964)将北汉军俘虏千人分隶京畿各县民籍；开宝二年(969)徙太原民万余家于洛阳、邓州、唐河、汝州；开宝九年宋军掳北汉及山后民四五万人，“尽驱其民分布河洛之间”；最终灭掉北汉后把北汉国主刘继元等迁到开封，僧道与富户则迁洛阳。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国主钱俶迁居京师时，“缌麻以上亲及管内官吏”遵诏随行，“凡舟千四十四艘”。被迁的南唐清源郡公李仲住在开封积珍坊，有宗族百余口。宋灭蜀后，将锦工数百人迁至开封，安置在绫锦院。

北宋在与辽国的争夺战中，也曾把辽国汉民迁入内地。如开宝九年，宋军从山西境内迁四五万人居河洛间。雍熙三年(986)宋军北伐失败，撤退时带来云、应、寰、翔四州之民七八万人，安置在河南府、许、汝等州。真宗朝河北保州、雄州汉民不堪被辽国征兵并在脸上刺字之辱，二万多人南徙。天圣七年(1029)辽境汉族饥民大量流入宋境，被分送唐、邓等州。宣和四年(1122)辽亡时，亦有部分燕云地区的汉人迁入河南。北宋政权还吸纳了一些降附的契丹人，渤海人、女真人、党项人，而开封是安置这些人的主要地方。如咸平五年(1002)在京城南置院安顿契丹降人。太平兴国七年党项首领李继棒来朝，愿留京师，被开置在开封。庆历二年(1042)仁宗曾下诏“以京西闲田处内附蕃族无亲属者”。此外，在仁宗、英宗两朝，因“京西唐、邓间尚多旷土，入草莽者十八九”，当地官员赵尚宽、高赋等招诱外地民户移入耕种。十余年间，先后有来自两淮、湖南、陕西、山西、河北的数万农民迁居唐、邓地区。

从北宋末直到元末，经历二百三四十年的战乱，北方人口大减。据《元史》和《新元史》记载，元末江浙每平方公里有100人左右，江西50人左右，湖广20人左右，四川5人左右，长江以北亦不超过10人。明初人谈及当时中原人口稀少的情状时，称“河南、山东、北平数千里沃壤之土，自兵燹以来，尽化为榛莽之墟。土著之民流离军伍，十不存一，地广人稀，开辟无方”。故明初朱元璋组织了内聚型的大移民，即把东南人口移向京城、中原和四川。明朝前期百余年，河南一直是人口迁入地区。除了派兵屯垦的形式之外，洪武二十五年、三十一年两次从山西迁移大量人口到河南彰德(治今安阳)、卫辉(治今汲县)、开封、怀庆(治今沁阳)、归德(治今商丘)、南阳诸府，民国年问的众多县志都表明这些移民来自山西洪洞。汝宁府(治今汝南)及邻近的商城、光山、固始、罗山、信阳等县则有大量江西移民，以至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50)都察院在公文中说“江西人在河南者众”。《简明中国移民史》估计，明初河南接受了约100万移民，还有军籍移民30余万。直到明朝开国后六七十年的英宗正统年问，河南南阳府依然人口不多。“南阳府邓州、内乡等县及附近湖广均州、光化等县，居民鲜少，郊野荒芜。各处客民……潜居于此，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者，丛聚乡村，号为客朋。”流民主要来自江西、陕西和山西。成化十二年(1476)地方官奉命对流民加以清理和安置，除驱逐的部分之外，在南阳、汝宁两府接受附籍60384户，即有20余万人成为合法移民。河南为此新设桐柏、南召、伊阳三县。

总之，从东汉到明朝前期，历史文献可以证明河南曾多次大量接纳移民。而人口移入的原因则首先是因为都城在河南，或河南靠近都城，军垦和战乱后人口减少的因素还在其次。

三、近代城市化的人口迁移步履艰难

近代以前的中国移民，无论是出于政治的(战乱、定都、屯垦等)还是经济的(自然灾害)原因，能构成移民的条件却只有一个：有土地可供耕种和安居，这是农业社会人口迁移的最大特点。但是到清中叶以后，中国总人口已超4.5亿，长江以北直到长城以南，南面直到南海海滨，已无暇地可供垦殖。所以清中叶以后的人口迁移，主要表现为福建、广东的人口迁移台湾、海南岛以及更远的印度支那半岛和南洋群岛；山东、河北、山西的“闯关东”(移民东北)和“走西口”(移民塞北、内蒙及新疆等地)。河南由

于地处中原，不具地近之便，故不可能向上述各地迁移。所以清中叶之后河南只有前述太平天国失败之后的向苏南、浙西、皖南、江西及安徽长江以北的近距离移民。

从19世纪后期开始，导致内地人口迁徙的动力渐渐从土地吸引变为城市化的吸纳，最明显的是上海、天津等大商埠，还有东北的新兴工业城市吸纳了众多外地人迁入。但人们移居城市，往往不是一下子举家迁入，而是一家之长或主要骨干先在某城市立下基础之后，再陆续迁入其他家庭成员，故就近仍然是穷苦大众乃至一般中等人家的首选原则。其次，迁入城市者除靠苦力谋生的群体之外，往往需要一定的文化、技能、资金作为基础。如果没有上述条件而在原籍乡村尚可维持起码的生活时，大多数人不会轻易离乡背井。所以19世纪后期迁到上海的外地人，以江苏、浙江、广东和安徽等省的人最多，其中下述四种人最引人注目：一是苦力，多来自苏北；二是浙江宁波来的经商者和苏南来的商人和读书人；三是广东来的买办和技工；四是皖南来的徽商。而天津，除了山东商人之外，迁入者79％是河北人。东北新兴工业城市的迁入者，亦多为山东、河北两省的新一代“闯关东”移民和老移民的后代。

武汉是与河南距离最近的近代大都市。1840年至1935年人口增加很快，其移民，70％来自邻近武汉的鄂东诸县，其次是南方各省。从商帮考察，有江浙帮、广东帮、湖南帮等，唯独没有河南帮。从工厂、水路码头和铁路的工人考察，有湖北帮、江南帮、安徽帮等，仍没有河南帮。当然这不是说武汉全无河南移民。从清末起，郑州以南尤其是从今天的信阳、南阳地区到武汉求学、入伍的青年并不少；尤其是京汉铁路通车以后，铁路两侧、近郊的东西湖地区，曾出现大批被武汉人称为“河南棚子”的“棚户”居民，但这些居民并非全是河南移民。而且这种居民的流动性强，不大可能在此定居。

在河南，直到抗日战争发生之前，城市化的进程慢于沿海和东北各省。新兴的城市只有因交通和商贸而崛起的郑州，因工矿业而获得发展的焦作。其他中小城市均处于停滞甚至衰退状态，不可能吸纳移民。而郑州、焦作吸纳的移民，绝大多数又是近距离的省内移民。由此可以理解建国后河南成为人口大省，尤其是农业人口大省的历史原因。

责任编辑：王　轲

作者：罗福惠

人口迁移与城市化论文篇3：

省际人口迁移趋势预测及特点分析

关键词：人口迁移；流动人口；户籍制度；城镇化；人口预测；区域经济；人口普查

摘要：在城镇化背景下，人口城乡、省际迁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为国内外学者持续关注的热点。以自然人口预测模型为基础，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相关数据可以得到广东、北京、上海、浙江、安徽、河南、湖南和江西8省市的人口迁移率。通过8省市的人口迁移率对这些省市2010～2100年的人口迁移结构趋势进行预测，发现：人口迁移表现出长远积累性和选择变化性；迁入地区逐渐集中，迁出地区逐渐分散；各省市人口迁移在2050～2070年均表现出先增后减趋势，其中，北京和上海人口迁入最多且女性迁移人数与男性持平或高于男性，而浙江和广东人口迁移趋势发生逆转。

Key words： population migration； migrant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Hukou）； urbanization； population forecast； regional economy； census

人口迁移这一社会现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工业化的加速，其规模也逐渐扩大；而不同省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资本聚集程度、产业结构分布与变迁、人口规模和社会关系等的差异促使人口迁移出现规模、结构上的省级特点。《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显示，“十二五”期间，我国流动人口年均增长约800万人，截至2014年末已经达到253亿人，流动人口居住长期化趋势日益明显，预计2020年我国流动迁移人口将逐渐增加到291亿〔1〕。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调查数据显示，城镇跨省流入人口规模最大的前5个省份依次为广东（195669万人）、浙江（87728万人）、上海（78473万人）、北京（63459万人）、江苏（53446万人），合计4787万人，占全国跨省流入人口总量的669%。跨省流出人口规模超过300万人的省份有8个，依次为安徽（77281万人）、四川（72952万人）、河南（71635万人）、湖南（62836万人）、湖北（50485万人）、江西（49710万人）、广西（36212万人）、河北（30345万人），合计达4515万人，占全国跨省流出人口总量的631%〔2〕。可以发现，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三大经济圈的大中城市（省份）与中西部省份在人口净迁移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口迁入和迁出呈现集中和固化的趋势。在国内生育率持续偏低、死亡率逐渐减小的人口学特征下，人口的迁入和迁出是否会依旧保持地域间“强者更强”的趋势是需要研究的课题。

一、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一）理论基础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5期马少楠省际人口迁移趋势预测及特点分析国际社会理论界对人口迁移的概念界定与不考虑户籍转移的人口学意义上的定义相一致，即将离开原住地半年及以上的人口统称为人口迁移，我国对构成人口迁移的时间定义历经三次调整后于1995年和国际接轨。早期的人口迁移理论主要由西方学者提出，被广泛接受的是D.J.Bogue的“推力—拉力”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出于改善自身经济状况的目的进行迁移〔3〕。国外学者通过研究迁移人口的性别、年龄、迁移距离等因素，认为城镇居民比乡村居民有较高的迁移可能性，城镇人口迁移以青年人口为主，而且女性的迁移倾向普遍强于男性。美国社会学家吉佛将“万有引力定律”引入维拉模型，认为两地之间的迁移人口与两地人口规模成正比，与迁移距离成反比〔4〕。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教育水平、年龄结构、收入、失业率等因素引入引力模型，反映人口迁移的规模和特征随地区间社会经济要素的变动而变化的情况。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区域间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差异是促使劳动力在不同区域主动调整的关键原因，人口迁移是劳动力区域调整的宏观表现。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将个体的迁移视为人力资本的投资。也有研究者发现，迁移率和人口净迁入量分别与人均收入成正相关关系〔5〕。新家庭迁移理论认为家庭会影响个人决策，于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影响个人迁移行为的因素有可能是家庭追求最大化经济利益和最小化风险的折中策略，也有可能是为了充分利用家庭资源才进行城市和农村的周期性往返。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不同劳动力市场对劳动者有不同的素质要求。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较高的本地员工与上层劳动力市场有着较高的匹配度，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外来员工只能与下层劳动力市场形成匹配，同时，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员工在薪资待遇和福利政策方面存在较大差异〔6〕。发展经济学中的人口迁移理论来源于刘易斯和托达罗经济发展理论。刘易斯模型按照劳动边际收益率的差异将一国经济部门区分为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认为差异的存在促使劳动力在两个不同部门之间流动，进而表现为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托达罗模型弥补了刘易斯模型对工业部门失业问题的忽视现象，提出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源于人们对城市工业部门的收入报以较高的预期。该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即使城市失业现象严重也能够吸引农村劳动力持续流入的原因〔7〕。美国人口学家Rogers根据劳动迁移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了年龄—迁移率理论模型，认为人口迁移概率随不同年龄阶段表现不同。一般情况下，幼儿阶段人口迁移概率较高，经过初等义务教育阶段的下降趋势后将在20～30岁达到顶峰，随后呈现缓慢下降趋势，而50～60岁阶段会有第三次的迁移小高峰〔8〕。

（二）文献综述

西方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口自由迁移与流动非常正常，西方学者早在20世纪初就对人口迁移机制、迁移途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人口迁移影响因素、迁移模型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研究，形成了系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才有以张善余、王桂新和严善平等为代表的学者对人口流动的内在机制、空间分布、结构变化、影响因素和迁移人口属性进行定量分析〔9～14〕。通过阅读和整理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人口迁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五个方面，分别是人口迁移空间特征、人口迁移的途径和模型、人口迁移的原因及影响因素、人口迁移政策、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关系，表1即为具体的研究内容和代表学者〔15～20〕。可以发现，人口迁移动因、影响因素、空间分布及对人口迁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等是中西方学者研究的热点，一般认为较高的人均收入、教育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和生活水平是吸引中青年跨行政区域求学、就业和定居的主要原因，同时两地迁移距离、家庭决策和社会文化因素也会对人口迁移产生影响。

但同时也可以发现，上述研究多集中于人口迁移结构特征和影响因素的分析，针对人口迁移趋势的预测研究较少。虽然陈沁、宋铮根据第五、六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建立了全国人口预测模型，得到了人口的“乡—城”分年龄和性别的迁移率，并通过预测2010～2100年的乡城迁移人口规模反映了城镇化背景下中国人口的乡城迁移特征〔21〕。但我国幅员辽阔，东部、中部和西部省市拥有不同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产业政策，这使得省际间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增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以上三个因素对人口迁移的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因此，本文通过建立省际人口迁移模型，选取八个典型省市分析其人口迁移特征并对人口迁移趋势进行长期预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不同省市人口迁移的性别、年龄特征和趋势差异，为省际社会保障等相关研究提供政策思路。

二、人口模型及数据来源本文根据文献〔21〕建立城乡人口迁移模型的思路确定省际人口迁移率的计算方法，其中，自然人口的预测沿用原有模型结构，但为了突出省际间人口的迁出和迁入特性，将迁移率之前的符号改为正号，r值为正表示人口迁入，r值为负表示人口迁出。整理相应省市2000年和2010年分年龄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育龄妇女生育率和总人口数，建立自然人口预测模型：

分别代表各省份女、男性以及年龄。θit代表出生时的性别比例，bjt代表育龄妇女在该年龄的生育率，di，jt代表分年龄和性别的人口死亡率。其中，Ni，jt是预测的人口，Mi，jt是普查人口数，Ni，0t代表预测的新生儿数量，ri，j各省份分年龄和性别的迁移率。考虑到数据可获得性和模型计算方便，本文的人口预测以10年为间隔，将年龄分成0，1～9，……，90～99，100岁及以上12组，预测中的育龄妇女生育率取2000年普查数据的12倍。模型计算发现以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预测得出2010年全国人口总数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拟合较好（见图1）。图1中除10～19岁年龄组人口比普查数据略高外，其余年龄人口数量几乎与普查数据一致，70～79岁及以上预测人口比普查人口数据低。这一方面是因为模型中人口死亡率和生育率保持与2000年一致，未考虑到实际医疗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减小少儿死亡率，同时提高老年人口寿命；另一方面也可能存在10～29岁的人群出国求学、高龄老人回国养老等情况。

在图1结果的基础上，本文根据《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4》和《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按劳动力跨省流动数量排名和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损失额度排名，分别选取广东、浙江、上海、北京为典型劳动力流入省份，选安徽、河南、湖南和江西为典型劳动力流出省份；以各省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为基础预测其2010年人口总数，通过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比得到迁移人口数（此处的迁移人口既包括短期流动人口，也包括长期迁移人口），就可以反推算出各省市分年龄和性别的人口迁移率。

三、人口迁移结构及趋势预测（一）人口迁移率

假设分性别、年龄的省际人口迁移率在模型中保持不变，则有：

Mi，j2010=Ni，j2010×∏10k=1（1+ri，j）。（1）

式（1）表示2010年实际人口数据是2010年预测的自然人口数据经过10年的人口迁移形成的，其中r是人口迁移率。将各省市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10年人口预测数据带入式（1），就能推算得出各省份分性别和年龄的人口迁移率。图2是对各省市劳动年龄人口的迁移率数据按流入/流出省市和人口性别的整理和比较，以便得到劳动年龄人口迁移的年龄和性别特征。从图2中可以看出人口迁移主要集中在20～39岁年龄段。其中北京和上海20～29岁年龄段的人口迁入率高达008，显著高于广东和浙江省平均003的迁入率，除了广东20～29岁男性人口迁入率高于该年龄段的女性外，各省份男女迁入比例基本相近；而人口迁出省份中20～29岁年龄段的男女迁出率差异较大，迁出人口主要为男性，而且安徽人口迁出率和迁移率的性别差异在四个迁出省份中最大，男性迁出率高达003，是该年龄段女性迁出率的两倍。考虑到学生求学、女性婚假和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北京和上海20～49岁人口迁入率明显高于其他两省也较为合理；在人口迁出省份中除了劳动年龄人口，50～69岁人口也有迁出趋势，这主要是因为这些省份年轻人口出省工作后，年迈的老人出于想得到子女的照料也随之迁移。

（二）人口迁移趋势

将各省市分性别和年龄段的人口迁移率再次带入式（1），即可推算出各省市2010年至2100年的人口迁移规模和性别特征，同时，可以近一步观察各省市人口迁移的长期趋势。图3呈现的就是2010～2100年间各省市分性别的迁移人口趋势。

从图3中可以发现：（1）各省份人口迁移经历先增后降趋势。人口迁移高峰期主要集中在2050～2070年，之后逐年减少。（2）北京市是人口迁入最多的城市，其次是广东和上海。河南是人口迁出最多的省份，其次是安徽、湖南和江西。（3）浙江省人口从2040年开始迁出，广东省女性从2080年起开始迁出，出现人口迁移逆转的现象。（4）北京和上海的女性拥有与男性相同的迁移趋势，且人数与男性持平或高于男性，而其余省份的男性和女性迁移趋势不一致，且男性迁移人数普遍高于女性。

如上所述，人口迁移峰值出现在2050～2070年，经历先增后降或逆转现象，一方面说明了人口迁移的长远性和累积性，即人口迁移的优势或劣势并不会马上显现出来；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人口迁移的选择性和变化性，即今日的人口迁入大省并不一定具备持久的人口吸引力，有可能在未来变成人口迁出省市，而传统的人口迁出大省也并非将长久处于人口迁出状态。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的迁入人口数量与河南、安徽、湖南等地的人口迁出数量之差，反映了人口迁入省市的集中性和人口迁出省市的分散性。长三角、珠三角等地以其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优质的教育和生活资源吸引了大量中西部省市的劳动力迁入，而众多中、西部二三线省市成为劳动力输送者，持续为发达省市造血，同时为自身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失衡埋下隐患。北京和上海的迁移人口性别差异明显小于其他省份，说明经图3人口流入、流出省市迁移人数济发展程度越高，职业性别歧视越小，女性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有利于吸引女性人口流入；另一方面，各省女性迁移人数的逐年提高也和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有关。纺织业、服装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对女性就业者的大量需求。

四、总结本文结合两期人口普查数据建立了省际自然人口预测模型，计算了8个省市分年龄和性别的人口迁移率，并预测了未来90年各省人口迁移趋势。发现人口省际迁移具有长远性、累积性、选择性和变化性四个特点。各省市的人口迁移均会经历先增后减的趋势；中青年是迁移主力，但老年人迁移意愿也逐渐凸显；人口迁移趋势的性别差异在不同省市间表现不同。

中国地区之间日益频繁的人口流动与迁移通过影响省际间劳动力和资本的重新配置，会逐渐改变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从而对当地居民和迁移者本身的求学、就业、医疗、养老等问题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人口省际迁移规模逐渐加大，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分布逐渐呈现聚集和固化特征的背景下，合理的预测中国人口的省际迁移结构和趋势，前瞻性的调整省际产业结构是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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