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口流动研究探究论文

2022-04-26

[摘要]近代以来中国农村人口迁移是其重要的社会现象，主要流向城市和边疆，究其原因则有生产方式的变迁；政治领域的变革，如国家政权建设不利直接导致乡村精英发生位移；文化领城的巨变如科举制的废除促使城乡进一步分离，这些合力加速了农村人口大量迁移。而这种大规模的迁徙活动促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加速中国城市、人口近代化进程。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农村人口流动研究探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农村人口流动研究探究论文篇1：

浅谈异地就医现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摘要：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经济结构由国有经济一统天下走向多元化，与此相适应地，以农村人口为主的流动人口的的保障问题越来越受到政府与社会的关注。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仍面临着许多现实困境。在此形势下，本文通过对流动人口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现状分析，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我国流动人口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施面临的困境及根源。最后提出了流动人口医保关系转移接续和制度整合的对策探究。

关键词：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对策研究

一、流动人口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现状分析

在社会医疗保险范畴内，“异地就医”一般是指参保人在参保统筹地区以外的其他地区发生的就医行为。“异地就医”主要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一次性的异地医疗，包括出差、旅游时的急性病治疗以及病人主动转移到外地就医，所产生的问题是不能及时结算医疗费用。二是中短期流动、工作岗位不在参保地的人员的异地医疗，包括单位在各地的派驻人员、派驻机构在当地的聘用人员，还有一种情况是整个单位人员处在流动状态，所产生的问题是不能参加医疗保险或需要垫付医疗费用。三是长期异地安置的退休人员的医疗。包括退休后户口从工作地迁移到安置地的人员，也包括托靠子女无户口迁移的人员，所产生的问题表面上是就医结算不及时、不方便，个人负担重，实质是安置地的医疗待遇往往要好于参保地，异地安置人员感到就医待遇不平等。

随着我国流动人口数量的急剧膨胀，流动人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同时也受到社会广泛的关注。统计显示，截至2014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12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5.5%，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劇，养老问题、老年人就医问题日益凸显。另外，由于我国现有的医疗保险体系的统筹层次较低，各地政策不一，“碎片化”严重，很难适应流动人口高流动性、工作变化频繁等特征，使得这些远离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口很难被居住地的医疗保险体系所接纳。

二、我国流动人口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施面临的困境及根源分析

近年来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全民医保基本实现，保障水平逐步提高。目前，各地普遍实现了统筹地区内基本医疗保险医疗费用直接结算，解决了参保人员看病先垫付资金、再到医保经办机构报销的问题。然而，从全国范围来看，异地就医结算工作推进中依然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是流动人口普遍缺乏医疗保障或保障不足。部分流动人口由于没有参加基本的医疗保险制度，处在“无医可保”的状态。同时由于流动人口收入低，因此他们所能投入到医疗卫生的消费相当有限，如果医疗保险的缴费负担较重，流动人口就不会参保。另外，流动人口在参保上普遍存在“逆向选择”，第二，企业变相将医疗保险成本转嫁给流动人口从而更加不利于流动人口参保。这导致参保的流动人口实际收入下降，并使得流动人口对参加医疗保险产生抵触情绪。基于以上原因，使得相当部分的流动人口没有加入任何医疗保险制度，缺乏相应的医疗保障。

其次是流动人口医保关系转移接续难、成本高，经济负担重。由于医保流动性不强，很多流动人口虽有医保，却很难享受实惠。目前，我国共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了95%以上的城乡居民。其中，不少人在当地参加医保，却在外地长期居住。由于医保流动性不强，导致很多流动人口虽有医保，却很难享受实惠。有随子女居住或退休后异地养老的老年人，也有在异地工作的流动人口。异地安置退休人员主要存在住院费用结算存在手续复杂、垫付压力大等问题。异地安置退休人员是指按照户籍政策取得居住地户籍的长期居外退休人员，主要是退休后随子女居住的老人。他们普遍年龄大、医疗负担重，长期不返回参保地，异地就医报销时的“跑腿”和“垫支”问题对他们的影响最大，因此对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的需求最为迫切。同时，这部分人群界限相对比较清晰，也有利于跨省异地就医工作的稳妥起步。

三、流动人口医保关系转移接续和制度整合的对策探究

针对流动人口普遍缺乏医疗保障或保障不足的问题，应结合户籍和居住证制度改革的推进，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将其他期跨省异地居住人员纳入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范围，为广大参保人员提供更好的医保结算服务。

而对于流动人口医保关系转移接续难、成本高，经济负担重的问题，提高社会保险基金的统筹层次，有利于更好发挥社会保障的统筹互济的功能，也是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路径选择。保统筹层次，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统一经办机构，加快医保信息化建设，努力提高医保水平。

推动完善补贴、报销支付政策。进一步发挥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支持作用，协调多部门简化优化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医保定点审批手续，推动解决异地就医结算问题，方便老年人异地养老。具体来说分层次推进医疗保险异地就医费用结算的思路：一是完善市级统筹。要求实现市域范围内医疗费用直接结算为目标，做到基金预算、筹资待遇政策、就医管理的信息统一化和一体化。二是规范省内异地就医。各省份要建立完善省级异地就医平台，通过平台开展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规范异地就医结算办法和经办流程。三是跨省医疗费用结算管理。探索建立国家级异地就医结算平台，逐步实现跨省异地安置退休人员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并做好异地转诊、异地急诊人群的就医管理。

解决异地就医问题不可能一步到位、一蹴而就，应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充分利用各级资源，避免因过分强调就医和结算的便利性而加剧就医人员向大城市、大医院过度集中，导致医疗费用过快增长，影响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最终影响广大参保人员医疗保障待遇。

最后要做到保证政策落地。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制定工作计划，做好组织落实，完善相关业务规程和业务标准规范，加快推进异地就医平台建设，为异地参保人员提供优质的医疗保险管理服务。总的来说在工作推进中，需要注重与各地的沟通，针对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加强指导，做好协调，确保有关政策落地。

参考文献：

[1]林枫，多措并举缓解异地就医难[J]，中国社会保障，2008（4）.

[2]刘明生，加强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管理的思考[J]，改革与开放，2010（4）.

作者：田欣戴卫婷

农村人口流动研究探究论文篇2：

近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

[摘　要]近代以来中国农村人口迁移是其重要的社会现象，主要流向城市和边疆，究其原因则有生产方式的变迁；政治领域的变革，如国家政权建设不利直接导致乡村精英发生位移；文化领城的巨变如科举制的废除促使城乡进一步分离，这些合力加速了农村人口大量迁移。而这种大规模的迁徙活动促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加速中国城市、人口近代化进程。

[关键词]中国农村；人口流动；近代化

[作者简介]徐德莉，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博士生，四川　成都　610064

[文献标识码]A　[

中国人历来具有安土重迁、乡土意味浓的情绪，大量人口迁移活动不多。而这种情况，因政局的不稳定，匪盗的充斥，经济的衰落，灾害的频仍，使得农民不能安居乐业地生活，为了生存不得不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地方，期冀它能带来生存的希望，向外迁徙成为根本而必然之选择。当然，也有附近都市的农村，农民因都市工商业的发展而改换了他们的生存方式。因此，乡村人口的迁徙，不仅与乡村人口数量的增减有关，与乡村社会经济、政治及人口质量等方面都有影响。卜凯教授强调人口在一国经济生活之重要，而乡村社会尤为显著。同样，涂尔干氏认为社会变迁之根本要素则为人口变迁。自晚清至民国，不管是民间还是官方组织的人口流动形成前所未有的移民大潮，乡村人口迁徙带来的很多社会问题引起社会结构性巨变的社会变迁，不仅引起时人的广泛论评，同样当下学界亦投来关注的目光予以探究。学界的既存研究主要倾向东北、山西及陕西等区域人口迁移的研究，对整个近代中国乡村人口流动缺少一个整体的研究，笔者试图从这个视角来加以探索，以便补充既存研究未曾论及的层面，也为当今大量农民工进城及其带来很多类似社会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对策参考。

一、近代农村人口流动的多向性

清朝的康乾盛世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社会、人口生产双向高峰，可以说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之巅。然而即便如此，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剩余人口，这与土地的有限承载力形成尖锐的矛盾，近代中国农民生活也因此受到重大影响。巨大的生产能力往往被背后所隐藏着的庞大消费群体所抵消，长期以来中国资本与财富的积累非常缓慢，劳动力的过剩与廉价为社会的转型与生产力的改进制造出重重障碍。特别在以农为主的社会里，人均耕地少造成了劳动力的过剩，人们不断忍受边际劳动报酬递减规律的折磨。可见，中国亟需为农业人口饱和寻找出路。土地的有限承载力伴随着农业发展的“内卷化”现象，农业人口呈现出极度贫困化，致使一向安土重迁的中国农民为了生存而被迫走向充满荆棘与坎坷的迁移之路。

这种迁徙主要流向以下两个方向：向土地与劳动之比较高的地方(典型的边疆)或向资本与劳动之比较高，并且有建筑业、服务业或制造业工作的地方(通常是城市)，当然随着商品经济与交通的发展，其流向会更复杂，因此，近代中国农村人口流向的多向性是其重要的表征。

广大边疆地区地广人稀与沿海和内地的地狭人稠形成鲜明对比，当人们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时，迁移边疆是寻求生存的必然出路之一。移民殖边这种古老的迁移方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了大规模的运用，以东北、内蒙古地区为主。清代东北地区开发先后经历了顺治初年的辽东招垦。康乾时期封禁，再到咸同时候的弛禁，但大规模的移民进入东北地区应当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俄国人开始修筑东清铁路始。“据尼克莱夫氏调查。北满人口从19世纪末年至现在，其增加之数目为：1900年1500000；1908年57003(X)；1919年9(X10000；1926年13000000。1900年南满人口为三百万左右，合北满人口一百五十万，时满洲人口为四百五十万，现在(1927年)满洲人口，约二千二百万左右(或二千六百万左右)。所以二、三十年问，满洲人口之增加，由四百五十万至二千二百万，差不多增了五倍，而北满人口则由一百五十万增至一千三百万，至于八倍以上。”自民国后，这种移民的势头有增无减，持续增大，至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达到顶峰，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仅1923～1931年间，移居东北的关内移民就达582万人，定居的则有265万人。据满铁人事课劳务股调查统计，从1927年开始，“华北人口流向东北的人数，由1926年的50多万人猛增至100多万人，并且持续三年之久”。近年各省往东三省移民状况之比较(1923年至36年)如下：

上表显示自1923年之后几年各省开往东北三省的移民人数几乎是逐年增加，这种情况直至“九一八”事变后出现明显下降趋势，即使如此。也还有过回升趋势，以至于1936年出现负增长，完全是人们为了躲避战乱而开始流往战争后方的内地，这仍然足以说明当时移民潮的汹涌与狂热，同时也表明东北地区已成为我国近代以来过剩人口的最大移殖区域。这种大型农村人口流动使得整个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致使东北等边疆土地得到开垦，工商业得以发展，社会资源被广泛利用。

伴随着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通商口岸、租界的开放，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的辐射，客观上加速了中国近代工商业、城市化发展。中国城市数量与城市人口的增加是密切相关的，而城市人口增长主要是由人口迁入造成的。城市移民主要发生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沿海、沿江及铁路沿线地区，这促使了关内外大规模区域性人口流动和人口城市化运动的加速。以上海为例，近百余年间，产业工人增长十分迅速。1870年有工人4.908人，1894年为36.220人，20世纪初达到140.000人，1928年仅八大行业就有223.681人。1852年上海人口不过50余万人，但到1949年增至近550万人(m)，单靠人口的自然增长，近百年时间上海增加500万人口是难以想象的。有学者估计，根据正常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百年时间里，近代上海人口最多增长到100余万至1.50万左右。由此可知，上海人口过度膨胀主要是人口大量流人造成的，农村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加速了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

上述两种迁移方式是近代农村人口流动的主要途径，此外也有乡村间相互流动，即乡际迁移。我国近代农村人口在乡村闻的迁移即乡际迁移占很大比重，据1935年调查全国22省举家离村的，乡际迁移所占比重为36.9％，其中到别村逃难的占7.7％，到别村务农的占17.3％，迁居别村占7.4％，到垦区从事开垦的占4.5％。这反衬出城市移民的不足，反映了经济结构中封建性农业经营的主体地位，农民对土地的依附性很强，安土重迁。农村中大量公开和非公开失业的过剩人员找不到农业之外的其他出路，只得挤在土地上挣扎以求生存。

东南沿海人口的海外流动是与华北人口的关

外流动遥相呼应的又一迁移巨流，可以说海外流动为此增加多彩一笔。华人向海外迁移的历史原因无外乎有三种，其一，由于自然环境，例如沿江沿海交通便利，向外迁移者往往甚多；其二，由于个人欲望，如新经验、新知识、新环境的要求，有时使人远离本国；也有因政治动乱、社会不安定向外移殖者。其三，由于经济压迫。如一地人口过剩或饥饿，人口不得不迁移。而上述原因，以经济压迫为最要，国人不堪经济压迫，向国外谋发展。华人流向海外分布广泛，西欧、美洲、东亚各处，而以南洋最多，这可能更多是由于地理便利及语言的原因。以南洋迁移为实例，当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发动前，南洋华侨人数为五百万左右，抗战发动后，国人流难至南洋者甚众，民国二十九年南洋华侨人数增为七百万。

此时近代海外移民分为契约移民和自由移民两个时期。从鸦片战争后一直到20世纪初以契约移民为主，至少有700万契约华工到了世界各地。20世纪20～40年代出国人数达500万，大多是作为自由移民输出的。1943年华侨在世界各地的分布状况如下：

二、近代农村人口流动成因的立体性

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动是近代人口流动的根本原因。近代意义上的人口流动是由于“生产力压迫人口”，即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减少人口而引起的人口流动。一方面，农业生产革命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大量农业劳动力成为相对过剩人口；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导致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和集中，引起了以经济活动为主要职能的近代城市的勃兴，从而要求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从农村到城市转移，于是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城市化运动。近代以前的农村人口迁移由于受到封闭、落后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人口流动性较差，迁移者基本上是仍旧沾著于土地之上，而不是进入新的生产领域，实现职业上的结构性转移和地域上由乡入城的变更。引起迁移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压迫生产力”，即相对于生产力发展的不足而出现的过剩人口，为了寻求与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协调，被迫向外迁移。

黄宗智认为，清代中国的经济仍然以一种西欧没有的方式“内卷”。产量和交易扩大依靠的是不断投入更多的不计报酬的家庭劳动，每单位劳动的收益很小(并且不断萎缩)。这种收益帮助家庭满足了或多或少固定的消费需求，但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低利润和接近于零的绝对工资结合在一起，使投资于节约劳动的机器失去意义，把人们拴死在低效率的工作上，只给“非维持生计必需的产品”留下了一个小市场，因此，近代中国不可能如西欧国家一样直接走向农业资本主义社会并得以容纳很多农业人口。中国近代农民的贫困失业虽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准备了基本前提——广大的廉价劳动力，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不发达，不能像早期工业国家那样，破产农民直接由农村转移到生产发达的城市；旧的生产关系仍然存在，使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得不到发展。地主阶级占有最多的土地，而不像早期工业化国家那样进行大土地经营，而是实行封建的租佃制，这使农村人口不能像英国小农那样在“圈地运动”中彻底斩断与土地的联系，成为自由的雇佣劳动者。中国农民依然滞留在土地上。被迫忍受种种经济的和超经济的剥削。因此新生的资本主义因素虽然形成了一定的拉力，但不能成为人口迁移的主导因素。

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资本与大炮的合力客观上有效地肢解了中国传统经济，对中国近代化进程起了不自觉地加速度作用，这为难以维持生计的相当农村人口提供了部分生存机会。自从洋务运动以来就拉开了中国本土投资办厂的序幕，及后来清政府的新政也进一步鼓励兴办实业。在1902～1911年lO年时间中，共创办642家1万元以上的民用工矿企业，创办资本额共13848，2万元，企业数量占1892～1911年20年间创办的工矿企业总数的76.25％，投资额占77.80％。近代北京的机械工业具有代表性，1901年，北京西南长辛店镇创建的机车车辆厂(今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该厂专门修理京汉线上的铁路机车；1905年，又于该地建立了长辛店电器修缮工厂(今北京二七通讯工厂)，从事修理铁路调度电话业务。1906年，在京张路上的南口重镇，又设立了南口铁路工厂，修理京张线上的铁路机车。据统计，北京在1901～1920年之间，共有大小机械厂17家。

东北北部制粉业在东北及全国均占有重要地位。哈尔滨仍然是东北北部制粉业中心。“泰半均萃于哈尔滨，以工厂数目言，占全数66％，依生产能力言，则达85％。”1927年，阿城县商会有会员500名；一面坡商会有会员150名，较大的商号30家；穆棱商会会员90余名，大的商号25家；东京城商会会员200余名，大的商号46家；宁安商会200名，安达站商会290名；在齐齐哈尔，黑龙江总商会会员900多名，商号1200多家，海拉尔商会300名，大的商店61家，其中杂货业42家；满洲里商会会员310名，大的商店36家，其中杂货业26家，泰来县商会82名，商号300家。各地商会会员的增加同样反映了商业的发展。这些数据至少说明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为农村人口转移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生产力的发展是引起社会政治文化发展变化的根源，随着经济领域的变化，近代中国政治文化领域发生巨大震荡，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一次大地震，它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它是近代农村人口流动的加速器。

废科举影响深远的社会后果之一即中国的城乡渐呈分离之势。科举废除之前，传统中国士人以耕读为标，大多数人是在乡间读书，到城市为官，多半要告老还乡，以求得落叶归根。新制的“学生”则日益疏远乡村，日渐趋向城市；废科举后，即有人担心，“吾国官无大小，所居者城市也。今日大声疾呼争权利以兴学者，皆城市之民也”。梁漱溟1929年从广州北上，考察了江苏昆山、河北定县及山西太原等地，他也发现：“有钱的人，多半不在村里了。这些年内乱的结果，到处兵灾匪患，乡间人无法安居，稍微有钱的人，都避到城市都邑。”费孝通调查的开弦弓村在三、四十年代70％的农民是佃农，他们以40％的收获交给离乡地主。同时“有能力的人亦不在乡间了，因为乡村内养不住他，他亦不甘心埋没在沙漠一般的乡村，早出来了。杨开道观察到，一方面是农村最缺“领袖人才”，而乡村读书人向城市浮动已成“普通潮流”：“一般有知识的人，能作领袖的人，都厌恶农村生活，都抛弃农村生活到城市里去。农村社会花费了金钱来教育他们的优秀分子，本想他们来作农村社会的领袖，来作农村社会的改造者；但是他们放弃了他们的责任跑了，剩下一班没有知识的农民，教他们怎么样能改善他们的生活?”废科举造成的集优秀教育、人才资源于城市的状况延至今日，导致当代中国出现严重的城乡裂痕，呈现出“欧洲化的城市，非洲化的农村”的不平衡局面。同时，科举的废除也加速了士绅阶层的分化。使大

量士绅离开乡村走向城市，出现学绅、绅商、革命者、立宪派等新的政治力量，可以说为中国近代革命提供了组织因素，加速了近代社会变迁。

借助于近代化交通工具，迁移的速度与频率大大加快，如关外移民在20世纪后的骤增与该时期交通事业的发展有重大关系。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东铁路开始修建后，俄国计划每年移民六十万至满洲，清廷更注意汉人之出关，准汉人大批移入东北。以前汉人出关多数集中于南满，此后北满亦为移殖范围。中东铁路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式通车，因而内地人口移入东北者更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人口为16，778，000人，民国十年增为23，156。000人，民国十九年更增为29，198，000人。陈翰笙与拉斯克(Lasker)对此估计，自民国十二年至民国十九年之数年间，由山东、河南、河北等省前往东三省之移民，不下五百万人。

东北地区铁路修筑早，线路分布多，东省铁路、南满铁路及大营支线、旅顺支线、齐昂铁路、吉长铁路、安奉铁路、新奉铁路、关内外铁路等的相继修筑，逐渐形成铁路交通系统。东北优质的交通网络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农村人口流向东北的重要前提。铁路本身就为移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且因自身的高速度和大运载量，为众多的想进入人烟稀少的东北北部经济腹地的移民提供了更为便捷的路线，从客观上促进了东北移民的增加。近代交通网络的建立加快了城市经济发展，也是促使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有效吸引力。

自北洋军阀时期以来，呈现出一派武人把政、军阀割据、军阀混战局面，战争加深了对农村经济的破坏，军阀加速了对农村的盘夺，出现了县一级负担军费比省一级还高的情形，可见，军费的摊派直接套在农民头上。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冯玉祥与吴佩孚的一段对话便能形象体现出当时军费的敛收状况，当冯说到关于直系军队的粮饷问题时，吴说：“统由各本军随地筹办。”他又说：“兵站是用不着办的，你们只管定到哪赶到哪里吃到哪里，不但自己省却许多麻烦，地方上官绅也是万分欢迎的。因为官花了五个(钱)可以报十个。”这直接表明了他们联合一起从人民身上榨取军费。当然，军阀也会向当地士绅摊派军费。军人采取的方法便是“饥兵闹事”相威胁或是干脆让部下“自由行动三天”等恶劣手段来索取军费。正如一个审慎的作者断定，20年代军阀主义的威胁和骚乱造成了“本世纪规模最大的一次国内迁徙”。在二十世纪初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权力逐渐深入到中国农村，但国家政权深入基层更加剧其政权“内卷化”，杜赞奇从“权利文化网络”的角度认为：“在国家政权现代化进程加快时，摊派加重，打破并破坏了原来的文化网络，使原来保护型经纪人退出村庄领导职位”，使相当部分乡绅退出乡村领导地位，流向城市另觅出路。再加连年的自然灾害使得农村更加荒芜与凄惨，近代中国农村人口在农村生存更加困难，为了谋取生路，他们不得不踏上流亡之路，因而出现更多的游民、流民。由此可见，近代中国农村人口的流动是迫于无奈，因而其迁移之路必定铺满荆棘与血泪，同时人口流动呈现出被动性、封闭性、乡际迁移的大量存在、人口流为兵匪和游民的反常流动等异质，因此，战争与自然灾害是农村人口流动的“强大推出力”。

三、社会效应的多元化

晚清以来的农村人口移民潮引发广泛社会结构性的社会变迁，其影响呈现出多层面、多元化、多向性。人口迁移流向主要面向城市与边疆，加速了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与中国城市、人口近代化进程，当然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

随着大量农民移入边疆，给土广人稀边疆地区带来大量劳动力，有利于土地的开垦，移民带去了内地先进的农业技术、丰富的生活方式，加快了当地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促进了边疆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

首先，为边疆土地开垦作出巨大贡献。东北虽地域广阔，土地资源丰富，但开发却很迟缓，至清末民初这一局面才得以改变，随着政府采取一系列移民的优惠政策及大量移民迁入，东北的大量土地得到迅速的开发。光绪三十年(1904)，黑龙江地区全部开禁。此后，黑龙江地区进入了全面开发。自成丰十年至光绪十二年(1860～1886)的26年间，黑龙江地区开垦土地“七十五万晌，平均每年二万八千余晌”[圳。据《黑龙江省垦务要览》所载，光绪三十二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6～1908)，黑龙江省所属地方，仅甘井子及西布特哈南段，荒熟地就达“三十四万五千六百九十垧五亩”之多，白杨木河荒段，“熟地亩九万八千四十四垧九亩四分一厘八丝”，铁山包荒段，“熟地四千垧”。至民国，其垦殖力度更大，据有关资料统计，奉天省清末已开垦的土地面积，1911年有民地2068万亩，旗地1847万亩，合计为3915万亩。1921年，已垦熟地5953285垧。据关东厅主编的《满洲产业统计》所载，1930年奉天省已有耕地面积为471万公顷(合7065万亩)。1931年，已有耕地为93144260亩。东北的耕地面积，因没有正式负责的调查机关，所以很难得出精确统一的统计数字。

根据以上有关单位和专家学者们对东北三省土地开垦的统计，1887年耕地面积为3000万亩，到1931年增长到2亿多亩，44年间增加了1.7亿多亩，平均每年开垦土地400万亩之多。如此大片的荒原得到开垦，并非流人和八旗所能办到，其惊人之举与关内移民密不可分。东北土地开发的主力军当之无愧的是关内移民。东北是农民离村运动最大的赢家，垦荒民众的到来，为广袤的荒野带来了勃勃的生机与活力。人口即意味着开发，意味着繁盛。因为只有被人类发掘，资源才被赋予社会意义，否则便是闲置与荒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东北人口即意味着财富。

其次，促进东北农业结构合理化与粮食商品化。清末以前，东北边疆居民以少数民族为主，他们大多以畜牧、捕鱼、狩猎为生，农业耕植很少。关内移民的迁入，改变了这种传统的生产结构，他们带去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农作物品种。发展了东北农业，实现了以农业为主、畜牧业等其他产业为辅的局面，使得农业产业结构逐渐走向合理化，大大地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缩小了边疆与中原地区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差异，加强了区域间商业、文化交流，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后来抗击日本侵华战争奠定了民族精神的基础。随着大量土地的开垦，粮食产量猛增，清末时，农产价值已颇为可观，就“珲春一处计之，元米一宗，每年出额之价值，已可得中钱一百九十七万三千六百吊；若加农产制造物，各烟叶、麻布、高梁酒、酥油饼、白面等类概算，则每年出额之价值，当达过之”。据统计，光绪三十四年(1908)东北五大主粮年产量已达到800多万吨，多数州县自给有余。特别是民国以后，由于关内移民的大批迁入，垦殖面积的扩大，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东北的粮食产量迅速增加。1929年比1908年增产了

1000多万吨。正是他们的辛勤垦殖，生产的粮食才能在满足当地需求之外，还有大量余粮出境，这才是东北农产品商品化的基本条件。据《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对清末中东铁路粮食运输总量、输出量统计，1903～1905年，年平均运输总量70300吨，年平均输出量10300吨，输出占总量14.7％。1906～1910年，年平均运输总量302400吨，年平均输出量225400吨，输出占总量74.5％。民国以后，粮食运往境外的数量迅猛增加，而且所占运输总量的比重增大。仍以中东铁路为例，1911。1915年，年平均运输总量为661000吨，年平均输出量为561800吨，输出占总量的85.0％。1916。1920年，年平均运输总量为843200吨，年平均输出量为705400吨，输出占总量的83.7％。1921～1925年，年平均运输总量为1769600吨，年平均输出量为1585600吨，输出占总量的89.6％。以史料为证，近代内地移民为边疆粮食增长、粮食商品化及其商品粮食市场的形成作出了很大贡献。

近代农村人口流动有利于推进人口近代化。人口近代化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包括了人口数量、质量、结构以及人口再生产周期、生命周期等要素的合理转变。农民离村改变的是人口的地域分布与职业构成，因而直接促进了人口结构的近代化。它不但有助于人口的近代化，也有利于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的变革。中国是个农业国家。农民在全部人口中占着绝对的优势。要实现中国的近代化，必须完成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化，其中既包括产业结构的转化，也包括人的转化。在具体实践中，产业结构与人的转化应该是合二为一的，因为工人与机器向来相互依存，成为彼此存在的前提。而农民的离村，则是实施这一转化的前奏。其一，加快近代职业构成变化。职业构成上的突出变化是非农部门就业增加和就业门类庞杂。据调查全国36.400迁徙农民的职业，农业占6.7％，非农业占62.7％，农业兼非农业占28.6％，无业O.8％，不详1.2％，迁移农民把目光转向了农业之外，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农村人口为了适应城市生活。或是为了生计，他们也自觉不自觉地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因此，这个非意识行为在很大程度促进了近代中国人口文化水平的整体性提高，这是人口近代化转变的重要因素。其二，提高近代中国妇女地位。自古以来中国妇女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很少抛头露面，更少有工作的机会，因而其社会地位也是非常低下的。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吸收了大量农村妇女进厂做工，她们在整个工人队伍中所占比例竟高达35％左右。给妇女提供就业机会也就意味着她们初步拥有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这是妇女获得真正解放的重要前提。其三，促进人力与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由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发展缓慢，使得出现了农业人口的相对过剩，自发地向城市转移有利于闲置劳动力的有效开发，近代农村人口流动由经济落后区流向经济发达区，加速了中国人口的近代化进程。自清代至民国以来的对东北等边疆地区的招垦条例使得人口流动由人口高密度区流向人口低密度区，促进了人口密度分布更加均匀与合理。

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进城，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利用的人力资源，这大大地促进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廉价的劳动力市场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正好满足了这一需要。据20世纪二三十年代抽样调查，各地工厂工人出身于农民的比例，上海189名印刷工人中为79％，51名黄包车夫中为71％，100名大连码头工人中为69％，塘沽86名久大制盐业工人中为59.3％，50名碱厂工人中为44％；而山东中兴煤矿的矿工中，985名里工中52％出身于农民，1025名外工中则有75％来源于农民口。尽管他们大多从事的是苦力活，但也是城市发展的必需，因此，这些促进市镇经济社会的发展，为近代城市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在1907年，东北计有城镇37处，其中人口在10～20万之间的有2座，5～10万的4座，3～5万的7座，1～3万的小城市有24座。1925年东北计有城镇70处，比1907年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人口在20万以上的大城市有大连、沈阳、哈尔滨3座；10～20万之间的有一座为长春，人口在3～10万之间的中等城市没有多大发展，5～10万的9座，3～5万的6座；1～3万人口的小城镇则迅速发展。达51座。城市人口由106万人增加到263万，1930年时城市人口则达303万。在23年的时间里，城市人口增长197万人，这单靠原来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是不可能的，显而易见，农村人口的迁入是主要原因。因此，可以说大量农村人口的流动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已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社会变革进程中的浓重一笔，它不仅仅推动着近代中国城镇化、人口近代化进程，同时也还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一方面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推动了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在另一方面却减少了农村劳动力，致使耕地荒芜，影响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加速农村经济凋敝。在中国近代城市人口性别年龄结构中，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者主要是男性青壮年人口，根据李景汉的调查，在1338位被调查者中，20岁至49岁离村的农民占到71.28％。另据陈翰笙、刘宣、卜凯的调查，广东、广西及河北等省的离村人口中，男性占85％以上，而年龄在20～40岁之间者，占四分之三以上。农村劳动力精华部分的大量离村进城，对于农村而言，会直接造成农村农工缺乏，影响农业生产，造成大量农田荒芜。其中，有的离村农民将自家土地交于他人代耕，但大部分都将土地抛荒。那些仍留在农村且拥有一定土地者，因没有农工可请，也不得不弃耕部分农田，如“京畿一带以及城内无业贫民虽称众多，但……农工竟不敷需要，以致大好良田，因乏工人不能耕种者，为数甚广”。“壮年劳动者常脱离农村，致生产力日益减少”；“田畴荒废，产额又因之减下”；“耕者日少，而田愈荒”；“田园任其荒芜，生产能力低减”已成为南北各地农村的普遍现象”，“强健者多逃入城市，另谋糊口；而所残留于乡村者大都老弱贫病者流。农民麇集都市，都市固嫌人口过剩；但农民离乡，则农村基础根本动摇，农村经济惟有日见摧毁”。历史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代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剩下“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妇女、儿童、老人留守，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良田荒废。只是其成因不一样。时下的农村人口流动其主要原因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导致的被迫性，而当下的农业人口的迁移则大多是因为“生产力压迫人口”而出现的积极的流向。但是对此流向的研究也有利现实问题的解决。与此同时，农村人口流动也给城市带来很多社会问题，由于近代中国生产方式转化的变异，即既有封建传统的生产方式又有新的资本主义方式的并存，因此它不像西方社会的城乡人口流动呈现出双向互利性，它给新生的城市带来一系列问题如社会秩序、住房、失业等问题，这也折射出不同生产方式进步与落后的差别。

作者：徐德莉

农村人口流动研究探究论文篇3：

流动儿童心理韧性研究现状与启示

摘要：近年来，我国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已有研究从流动儿童心理韧性的概念、测量维度及工具、影响因素、提升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但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需深入探究影响流动儿童心理韧性的因素，针对心理韧性低的流动儿童，提出并实施有效的方法和策略，完善其心理健康保障机制。

关键词：流动儿童;心理韧性;影响因素;研究启示

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人口流动由个体的短暂外出转变为家庭式迁徙，城市流动儿童的数量迅猛增加。2010年全国六普数据显示，0-17岁城乡流动儿童规模为3581万，据《2015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流动儿童共1367.10万人。流动儿童作为社会的特殊群体，其生存与发展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能否积极融入所在城市，心理韧性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

1 概念与测量

1.1 概念

根据1998年国家教委、公安部发布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流动儿童是指6至14周岁（或7至15周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有学习能力的儿童。基于多角度分析，流动儿童的含义也有较多划分。根据流动方向和户籍性质，流动儿童可分为“乡—城流动儿童”“城—城流动儿童”。其他研究对流动儿童的概念也多从流动时间、户籍所在地、流入地居住年限及学习情况这四年进行区分。

心理韧性又称心理弹性，是指个体面对生活重大压力时的良好适应过程，是面对生活压力及相关挫折的“反弹能力”，心理韧性被认为是一种涉及个体的健康与生活幸福等方面重要的心理素质，此特质的高低，决定了个体在面对挫折、压力或困难时内心的承受能力。

1.2 测量维度及工具

为了解流动儿童心理韧性程度，并进行有效干预，大多数研究采用定量研究，即选用信效度较高的量表进行施测。心理韧性属于积极心理状态之一，2010年张阔等人编制的积极心理资本调查问卷中包括韧性这一因子。多数研究则采用胡月琴等制定的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本量表针对青少年这一群体，且深入测量心理韧性这一特质，共27个项目，分为个人力和支持力两个维度。个人力包含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三个因子;支持力包含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两个因子。

2 流动儿童心理韧性的研究现状

以往研究发现，心理韧性在保护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与焦虑、孤独、抑郁等负性情绪中起到调节或中介作用，心理韧性促进了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城市适应，帮助其更好的融入新环境，适应新生活。心理韧性对流动儿童的抑郁、孤独的预测力强于其它因素，这能帮助家长、老师尽快了解其心理状况，及时采取相关举措。在控制家庭、学校等环境因素后，心理韧性仍然能够显著地预测其抑郁和孤独感，心理韧性在家庭功能与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中起中介作用，通过社会认同的中介作用影响文化适应，且心理韧性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

3 流动儿童心理韧性的影响因素

流动儿童的心理韧性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总结归纳后，本文从个体、家庭、社会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首先，个体出生时的心理特质与耐挫、抗压程度决定了其在面对不利环境时的应对方式，在成长过程中，如年龄、性别、跟随父母进入流入地的时间、成长环境的差异，如从小受祖辈溺爱的儿童，在进入陌生环境后，则难以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环境的突变，而从小独立自强的儿童，在进入新环境后，则能更好的接受生活的变化;个体自身的生理因素，如身体状况、成长发育情况;个体的个性特质，如自尊、自我效能等因素的影响，均会影响流动儿童心理韧性的发展水平。而心理韧性水平的高低造就了其在进入陌生环境后，能否尽快适应并接受该环境，积极健康的成长。

其次，家庭环境对流动儿童心理韧性的培养、提升极为重要。父母的文化水平、经济收入、陪伴时间均会影响流动儿童的心理韧性水平。在儿童早期，亲子依恋对形成儿童良好的心理韧性有着重要作用，有研究发现，父母支持与心理韧性间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家庭环境、父母教养方式对提升流动儿童心理韧性水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父母作为流动儿童的重要他人，若能给予其更多的支持，当其回到家中能感受到家庭的温馨，家人的温暖，对他给以语言或行動的关怀，可以帮助流动儿童在面临不利处境和重大压力时迅速调整心态，更快适应新环境，结交并结实新同伴，接纳新老师，开始新生活。家庭关怀通过积极情绪对流动儿童的心理韧性起到正面促进作用，有利于流动儿童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挫折和挑战。

最后，由于流动儿童作为社会人，需要与他人接触相处。在学校中，老师若对其具有某种刻板印象，无法以同等公平的态度看待城市儿童与流动儿童，势必会影响其他同学对流动儿童的接纳程度，城市儿童自身在与流动儿童交往时，也会受到父母、老师的影响，改变其原有对待流动儿童的态度。社会认同、社会接纳等因素都会影响流动儿童心理韧性的发展水平。若能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如老师、同学等社会他人，提升自尊水平，流动儿童就能更有效地面对生活压力，提升心理韧性，混合入校更有利于流动儿童的积极人格和心理韧性的发展。同样，转学经历和到地时间也会影响流动儿童的心理韧性水平，转学经历越多，到地时间越短，抑郁、孤独感越高，心理韧性水平就越低。

4 提升流动儿童心理韧性的策略

首先，关注并重视流动儿童的心理韧性程度。相关部门可签发有关注并聚焦流动人口的迁移状况，并针对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发声，呼吁全社会对流动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引起重视，保护未成年的身心发展。新闻媒体等也应多报道有关流动儿童的新闻，关注流动人口这一群体的现状，父母、老师在平时与其接触时，应考虑其特殊性，多点耐心和鼓励，避免再为其造成心理伤害，减轻其由于学习带来的压力。在工作之余积极与流动儿童沟通交流，了解其在家庭中、学校里、学校外等一切环境中遇到的各类不利事件，以及这些事件所引起的身心适应不良等造成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关注儿童在面对挫折、困难时采取的应对办法，若有效，则给予鼓励，若无效，则应帮助他寻找相应解决办法，培养其在独立处理不利事件时的能力，而非直接替他解决此事，这不利于儿童本身的成长发展，通过逐渐减少流动儿童在逆境中所承受的压力，以此来提高心理韧性水平。

其次，为提升流动儿童的心理韧性，可提供相应的心理韧性辅导。可以在学校设定心理韧性的相关课程，任命专职专业的心理老师，对全校师生进行心理普测，了解师生心理状况，采取团体心理活动，如在班级活动中开展心理健康课程，尤其是以挫折、意志力等主题的心理课，同样结合逐个击破，针对某些心理状况特殊的个体，采取二次测查、观察、访谈等方式，了解其心理变化。这包括了解教师对不同儿童群体的态度差异、城市儿童对群体划分的明确程度，流动儿童对环境变化的感知程度与心境变化。班主任平时也应多观察、多关注学生的心理状况，在学校设立心理咨询中心，采取个别咨询或是团体辅导等有益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方式，培养和训练流动儿童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帮助并鼓励流动儿童在处于不利条件时学会积极主动应对、认识和解决问题、提升信心，训练能力、调控情绪。针对学生家长，学校应设定学校开放日，有利于家长更好地了解孩子在学校的一天。同时，开发相关家庭教育项目来提高流动人口家庭中支持和鼓励的意识，提供家庭成员间有效作用的策略，如针对家长开设缓解压力、控制情绪等相关主题的团辅活动，增设家庭心理辅导课程，帮助孩子和家长更好地沟通相处，以此来提高流动儿童的心理韧性。

最后，政府应提出并制定相关政策保护流动人口及其子女的权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法律的角度出台相关文案。由于户籍问题，导致流动儿童获取的社会资源以及受教育的权利大不如城市儿童，相关部门可以针对流动儿童，提出办法，减轻流动儿童所遭遇的歧视，从根本问题着手，减少其所遭遇的不公平待遇，提高心理韧性。另外，社区工作人员应建议和引导流动儿童家庭加强对流动儿童的关怀，特别是父母与孩子的情感交流，培养其正性情绪，减少负性情绪，积极乐观的生活，从而提高心理韧性水平。社会新闻媒体等也应加强对流动儿童在内的流动人口的正面宣传，由于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人口的迁移是正常且合理的，引导市民正确认识流动人口的作用，强化对流动人口的认同感。

5 总结与展望

目前，大多数研究采用自评量表对流动儿童的心理韧性进行评估，可能会受到环境或是社会称许效应的影响，以至被试无法客观地回答真实情况而可能影响研究结论。今后研究中可采用内隐实验、投射测验等实验范式，对流动儿童的心理韧性进行全面准确的评估。多数研究采用横断研究，仅在某一时段调查流动儿童的心理韧性，可能会受到其流入时间、年龄或其当前正在遭遇的负性事件的影响，今后研究可以采用追踪纵向研究，有利于从不同的时间点考查流动儿童认知及人格的变化。另外，可进一步探讨影响流动儿童心理韧性水平，特别是能够通过外在条件可控制的因素，这样有助于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帮助流动儿童提升其心理韧性发展水平，更好地面对消極事件及不良处境，积极健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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