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关系传播研究论文

2022-04-17

[摘要]组织传播研究是20世纪社会科学探索的一个特殊领域。这不仅因为不同语境中的组织传播在形式与功能方面表现出某种相似性，易于进行多学科多架构的研究，而且组织形态本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也不断鼓励和回报人们的研究。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公共关系传播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公共关系传播研究论文篇1：

传播学理论与公共关系实操的应用结合研究

摘要：要了解传播学和公共关系学在中国的发展，我们一定要了解中国近代发展史，特别是从报纸媒介开始的时期对这两门学科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经历了几个重要传播发展时期：史学传播期、政治新闻传播期和实事求是新闻传播期。在历经这些基础发展阶段后，1978年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中国与世界接轨，开始学习西方先进管理模式，而此时西方国家许多学科已经形成系统，其中就包括现代传播学、公共关系学。

关键词：公共关系学传播学霍夫兰说服模型公共关系机构

威尔伯·施拉姆1949年编撰出版的第一本权威著作—《大众传播》，预示着传播学正式诞生，爱德华·伯内斯在1923年于纽约大学进行宣讲“公共关系”概念和著有《公共关系学》，让公共关系学科得以系统化。站在世界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公共关系学科的诞生早于传播学，两者属于交叉学科。从中国学术和应用来看，传播学在进入中国学术研究与推广更早，影响更广，具备更多专业理论，是一个纵深专业学科，而公共关系学在中国更多的是从实操出发，其实践的基础来自传播学的“组织传播”，并在不断发展中印证传播学的理论效果和作用。

一、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影响

建国初期以来，办报成为中国重要的战略方式，在毛泽东看来，报刊是党组织领导革命与工作的重要沟通工具，所以当时的新闻学术研究方向是如何将报刊作为更好的革命和阶级斗争工具，是以实现政治任务为目标的研究和传播应用，尽管在20世纪初期传播学的概念已经流入到国内，但并没有得到重视。

改革开放以后，“阶级斗争”式的新闻史观逐渐被否定，“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气成为当时社会主旋律，“真实性”与“客观性”成为新闻采写的基本原则。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北京开始召开首届传播学座谈会，与会学者们普遍认为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很大的先进性”，例如调查法、量化研究法等很是值得学习，到了20世纪末，广播、电视等多种媒介和传播形态接踵产生，传播学许多理论和实践方法得到了更广泛地发挥，2000年以后，中国互联网的兴起，以及国内学者在研究方法上更加开放包容，传播学得到了国内广泛的认可和推广。

二、公共关系学从实践中界定概念

与传播学恰恰相反，公共关系学是从实践而转概念形成的学科，现代公共关系（正式作为职业和学科）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国内早期的公共关系是从港台和深圳开始，一些合资企业或者饭店行业最先设置了公共关系部门，在会议接待和宣传方面发挥作用，直到1986年新华社成立国内第一家公关公司、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著国内公共关系学首本专著《塑造形象的艺术-公共关系学概论》起，国内才正式预示着公共关系事业和学科的诞生。这里值得提一点，尽管从80年代起很多大学（深圳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已经开始从事公共关系培训和教材的研究，但在当时国内公共关系的理论和学术研究依旧非常少，大部分理论都来自于传播学，这种现象包括一直延续到今天。它并不像传播学最初流入亚洲国家那样，已经具备强大的理论体系、大量的实验研究，例如：传播流、有限效果论、议程设置功能、沉默的螺旋、培养理论、知沟理论等。

三、传播学理论与公共关系实操的结合

20世纪30和40年代，作为当时最有名望的社会科学家和心理学家之一，卡尔·霍夫兰（以下简称“霍夫兰”）开始涉足传播学研究，他围绕“传播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和态度”展开，取得了“霍夫兰说明模型”的研究成果，并被当时许多相关的学者引用学习和继续研究。其中，著名的传播学者埃弗雷特·罗杰斯（《传播学史》作者）评论道：霍夫兰的研究直接影响了传播研究对传播社会效果的重视。

霍夫兰在信息发布主体的身份上、信息内容的区隔上或者区别对待上、受众的分析，以及受众的态度反馈上进行研究。他不断论证了，1、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人讲出来的效果完成不同；2、哪些内容对受众有益或者无益，要进行筛选后传播的效果和作用；3、在传播前需要对受众进行基础的分析了解，例如他们的学历、职业、年龄、性别及关注的内容或主要诉求；4、在内容表达上控制节奏和表达主次内容的秩序，或者突出重点更能调动受众的情绪，霍夫兰从“谁来说？”、“说什么？”、“怎么说？”给出了完整和清晰的指导。

2013年，普勒公共关系机构将“霍夫兰说服模型”应用到公关宣传中推广“自然分娩”公益活动。为了推广“自然分娩”（顺产）有助于孕妇及新生儿健康的概念，普勒首先在发言中引用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世界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作为发言主体，开办了发起倡议“关爱母婴健康，倡导自然分娩”的新闻发布会，引起公眾广泛关注，在内容上继而切合“中国剖宫产率46.2%，在抽样的9个亚洲国家当中排名第一，是世界卫生组织的3倍”的观点，呼吁孕妇群体回归“自然分娩”。

不仅如此，普勒通过设计和策划“孕妇瑜伽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赛”大型活动，并通过联合英国吉尼斯世界纪录合作，邀请了423位孕妇来到深圳现场一起学习“孕妇瑜伽课程”（孕妇瑜伽有助于自然分娩）共同发起倡议行动。在此次事件推广中，普勒注重传播者、传播讯息、公众以及孕妇的态度研究，设计了一种健康的文化和流行符号（应用了“投公众所好”、“从大处着手”公共关系理论），使得“孕妇瑜伽”这一流行文化从西方国家引入到中国，受到政府相关机构、社会组织、媒体和准妈妈们的高度认可。

著名的“霍夫兰说服模型”被更多地应用到中国早期的公共关系发展中，也印证了所有社会学科中有利于公众关系建设的理论和方法都成为其集大成者的发展状态。不仅传播学理论对于公共关系的建设具有重要价值，两门学科的研究重点也存在非常大的互补性，例如对“谣言的传播”管理，从传播学角度出发，信息源和传播渠道和传播扩散是其考究谣言流传的原因，是以“信息传递”为核心展开研究，而公共关系学则是从“公众担忧”和“舆论引导”等方面进行对应研究，是比较注重公众关系和其反馈态度，是以“公众关系建设”和“制造和谐”为追求，两者在目标本质上的区别导致行动路径上的根本不同。

每门学科的演进根据时代经济变化，以及当地国家法律法规、技术环境、人文思想都会有所发展不同，传播学像“临床试验”，公共关系学则像“问诊开药”。传播学理论于大数据与移动互联时代融入人们生活时，需要越来越多考证和更加深入地研究。而公共关系学在道德和职业操守方面的规范和教育，在社会发展中协调关系、寻找平衡，在商业教育和公益引导方面意义及影响越来越重要。

公共关系在经历包括新闻代理/宣传（巴纳姆时期，特点是并不注重绝对真实性）、公共信息/非宣传（艾维·李时期，讲求真诚真实沟通的原则）、双向非对称时期（由单向式传播改为双向信息反馈，特点是双方信息不对等，需要进行互相反馈协调）和双向对称时期（信息已经对称，特点是更高的要求，追求理解和整体和谐）之后，一如爱德华·J·鲁宾逊博士所说，从事公共关系管理的人员是运用“研究有助于解决问题过程的”、“应用型社会和行为科学家”，公共关系实操结合传播学理论，正成为社会学研究和人类可持续发展智力输出重要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白宇舒.传播学与公共关系学之比较——以中美高等教育为例[J].祖国.2018年21期.

[2]张晓锋，程河清.中国新闻史研究70年（1949-2019）[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08期.

[3]刘晓程，李旭红.专业化与学科化共生：改革开放40年中国公共关系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03期.

[4]薛可，余明阳.《中国公共关系史（1978-2018）》[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2-106.

[5]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M].新华社出版社，1984：58-70.

[6]格伦·布鲁姆，艾伦·森特.斯科特·卡特里普.《有效的公共关系》[M].华夏出版社，2002.5：5-26.

作者：陈勇

公共关系传播研究论文篇2：

组织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

[摘要]组织传播研究是20世纪社会科学探索的一个特殊领域。这不仅因为不同语境中的组织传播在形式与功能方面表现出某种相似性，易于进行多学科多架构的研究，而且组织形态本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也不断鼓励和回报人们的研究。组织传播研究在我国相对落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缺少致力于组织传播研究的专业力量；研究者受到非专业背景与多学科知识结构等问题的困扰；学科建设的空白导致许多理论问题模糊不清。本文试图通过对组织传播研究的自觉思考，以及对学科定义、核心概念、研究范畴、研究方法等问题的讨论，探索促进我国组织传播研究与发展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传播学组织传播学科建设研究范畴

〔

一、美国组织传播研究的源流

组织传播是指特定组织围绕其本身目标，与组织成员、其它组织及社会环境所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组织传播理论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其发展过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900年到1940年为组织传播的准备期。工业革命造成的经济扩张引发了生产组织制度的巨大变革，发轫于英国，波及美、法、德等国的新型组织不断涌现，从而带来了思想、方法和技术的变化，形成了以泰勒（Taylor）为代表的以生产为中心、管理为导向的古典组织理论。其基本假设是传播仅仅在机器被打开以前存在，它是用来下达命令、协调工作以及获得雇员服从的工具。在当时，传播本身根本不成其为问题。1924年以后的霍桑实验，梅奥（Mayo）等人提出了人际关系导向思想，倡导业主关注组织气候，鼓励雇员参与和对话，即“个体不仅仅只是一只手，而且也是一颗心”。[1]( P27 ) 这个时期的组织研究虽然不以传播为中心，但这种从传播角度切入研究的思想观点无疑是组织传播研究的真正萌芽期，而且他们定义传播的方式对历史和今天的组织传播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1940年到1970年是组织传播学科形成期。主要标志是国际传播协会在60年代后期正式设立“组织传播小组”。其发展脉络随着修辞学、言语传播的衍生，传播学作为独立学科得到不断完善，为组织传播提供了理论基础。由于管理理论、管理技术和管理实践的发展，组织研究方面开始关注人和物的有意义的秩序，将传播看作组织的核心，通过象征性表述和思考，组织传播的理论形态逐步形成。这时期的代表人物包括罗杰斯（Rogers）、普特南（Putnam）、格林堡和佛西奥尼(Greenbaum and Falcione)等。[2]( P6-7 )

1970年之后，组织传播进入成熟创新期。从早期深受传统组织与管理学科影响，重视实证—功能主义与传播效果，发展到囊括文化—解释、批判与后现代等论点，组织传播理论发展渐臻成熟。其研究范围包括传播理论、组织—管理理论与组织传播理论三个方向，研究的重心包括组织结构、传播的作用、交流过程中的信息与信道、组织成员的态度、关系和组织气候、交流的有效性。[3]( P76 ) 研究方法涵盖了经验研究与分析研究，而研究的实务性则包括了微观与宏观层次的传播过程与问题，个人与组织层面的传播行为，以及经由成员间互动或和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建构的组织结构、文化与组织发展存活之关系。组织传播研究从此在美国得以蓬勃发展。罗杰斯在20世纪70年代末曾概叹当时组织传播文献已多达1200种。[4]（P29）仅2006年初，美国出版的组织传播著作就有北卡罗莱那大学斯蒂夫·迈耶（Steve May）与丹尼斯 K·M穆比（Dennis K. Mumby）的《魅力的组织传播理论与研究：多元的视角》和德克萨斯A&M大学传播系琳达·葡特曼（Linda Putman）及凯瑟琳J·克朗（Kathleen J. Krone）五卷本的《组织传播》巨著。

(注：其五卷内容如下：第一卷，历史与理论的视角，主要包括这一领域的历史和对传播体系的重要研究；第二卷，介绍传播模式、结构和形象，包括对传播网络、媒介、技术和组织形象的有特色的研究文章；第三卷，关系和认同问题，主要针对领导者、社会化、认同和组织变迁的传播学研究；第四卷，有关民主、控制、反抗和多样性的参与、权力和社会性别中心等问题；第五卷，文化、全球化和传播与文化、话语和情感研究等问题。)

除了传播学专业以外，组织传播还是美国商务院校学生的必修课程，学生必须掌握组织传播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据美国全国传播学会统计，1998年至1999年传播学科中组织传播专业毕业的本科生有2714人，研究生225人。其本科阶段主要培养面向各类组织的应用型人才，研究生阶段则是培养高级咨询人才和组织传播研究领域的学者。2003年美国的《研究与发展》报告认为，人们之所以对组织传播的研究感兴趣，是因为传播在组织成功中的重要性，组织中交流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成员的工作满意度和动机，而且传播在组织变革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5]

二、我国组织传播研究的发展

上世纪90年代以后组织传播学开始引入我国，这方面的著作有林瑞基《组织传播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教军章与刘双《组织传播—洞悉管理的全新视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张国才《组织传播理论与实务》（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但是组织传播方面的其它研究文献则很少。组织传播方面的译著一直到2000年才问世，即华夏出版社的米勒《组织传播》（第二版）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姆贝《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以后又有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艾森伯格《组织传播》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影印的米勒《组织传播》第三版。

从以组织传播为主题词的文献检索结果看，我国学者以组织传播为研究焦点的论文数量极少，1981－2005年间仅有18篇（见表1）。这些文章如果以2000年为时间界限的话，那么2000年前只有3篇，2000年后呈现一个较大的递增态势。显然，当时出版的组织传播两本译著起了启蒙和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果把这些文章的研究内容进行分类，那么我们可以发现，2000年前发表的文章主要是学科介绍和意义阐释性的文章，共5篇，2001年以后出现了组织传播实务应用性文章，共6篇，学科建设方面的文章均出现于2004年，共3篇，理论类文章出现于2005年，只1篇，其它类型的文章3篇。

根据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组委会提供的一个内部统计资料，在1981年至2005年间传播学的8次全国研讨会上，组织传播作为论题仅仅在1997年第五次传播学研讨会上出现一个发言（见表2），题目为“组织传播概述”，但具体研究内容和作者目前已无从查考。

如果把我国组织传播研究放在轰轰烈烈的社会组织活动框架内比较，我们看到的是各类组织传播实务的繁荣与组织传播研究相对落后的现象。一方面是高度组织化的现代社会，其中使组织与环境形成有效互动的正是组织传播的结果。而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组织内外存在的矛盾、变异和冲突，显得比西方国家的组织更为复杂，因此，加强对组织传播的研究尤为重要。但另一方面，我国的组织传播研究却长期处于落后与徘徊状态，正如组织传播学者罗杰斯所批评的，虽然在这领域里有许多人已探究组织的传播问题，然而这种探究尚未导致理论建立或理论证实。[4]( P24 )

三、组织传播研究的现实困境

按照组织传播中的传播满足与信息足够等理论进行分析，增加的传播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讨论组织传播有效性时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增加了组织传播研究的困难，对我国组织传播研究而言，这种困难包括多学科知识结构对研究者造成的困扰、非专业性研究、学科建设空白、译著介绍滞后等方面。

（一）研究者受多学科知识结构的困扰

组织传播本质上是一种关于组织及其发展的理论。通过对传播主体、行为、过程、手段和传播效果的考察，我们在不同的层面上认识或再认识组织关系、实践、话语和制度，重新把握组织的系统结构及其相互依赖性，了解组织冲突、权力结构和管理模式等。因此，组织传播理论是一种深入而准确地洞察和分析组织思维方式的理论。作为后起之秀，组织传播很自然地位于众多学科的交叉点上：经济学阐明组织传播活动引发的经济量变的关系，其市场反应函数的思维就把组织传播用作实现组织发展的经济目标的工具；心理学为组织传播理论提供了工作满意、动机、组织气候和领导等基础性概念；社会学为组织传播提供了大量理论支援，其微观社会学关注组织传播在小型社会单元中的群体激励问题，宏观社会学则致力于解释组织传播在较大的社会组织结构中的变化，以及组织环境对组织传播行为的影响。组织传播的理论还源自组织学、管理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等众多学科的支持。

（二）非专业性研究

2005年以前虽然有国内作者撰写的组织传播著作问世，但他们在组织传播理论研究其它方面的文献则很少，因此至少可以说这些作者并没有足够的从事组织传播研究的理论准备，或者说，组织传播研究并不是他们的专业行为。对这种非专业性研究的现象，英国实验心理学家斯蒂芬森 (W. Stephenson)有个较好的解释。他认为，当今社会有两种性质不同的传播，即游戏性传播和工作性传播。其中，工作性传播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人们以组织成员的身份与他人交流信息的组织传播，“工作是社会体制的一种作用”。[6]( P26 ) 这说明，组织传播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作用，几乎是每个人都必须亲身经历的问题，这种经历导致人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体会，从而使得很多人都可以在这个领域发表一番似是而非的非专业研究的议论，尤其当组织传播的理论体系、基本命题、研究内容及学科边界等标准性的东西还没有建构起来的时候。

（三）学科建设的空白点

组织传播理论是一种应用性的理论，它在实践中产生并寻求与组织实践的有效结合。而各类组织要实现与相关环境的信息交换和保持动态平衡，必须寻求组织传播理论的指导，二者相辅相成。然而理论与实践两者毕竟属于不同的思维体系，二者如何结合是传播学界必然面临的难题，因为我们不可能让各级组织管理者像理论家一样思考组织的传播问题，反之亦然。因此，这种结合需要依赖组织传播教育与学科建设体系来完成。

在组织传播教育与学科建设方面，尽管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组织传播于1992年11月被国家技术监督局编入国家学科目录（组织传播代码为860.6040，见《学科分类与代码》GB/TI13745-92），但我国组织传播学科建设可以说是几乎空白。一方面，社会需求方对组织传播缺乏认识，对其应用的价值及重要性估计不足。另一方面，组织传播教育充其量只能说才开始起步。一直到2001年才有中国科技大学科技传播与科技政策系将之列为传播学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课程，开始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此后厦门大学和复旦大学将之作为本科生的选修课程列入了教学计划。国内一般大学均未开设组织传播课程。

学科建设空白带来的问题是一系列的。首先它表明组织传播的学术研究还缺乏独立性，其学术体系缺乏完整性，学科发展也就缺乏合法性。即使有一些组织传播的研究，但由于其研究成果缺乏内在系统性而很难实现向社会实践转化或者实现理论本身的提升与超越。

（四）著作译介滞后

组织传播的理论形态是在美国形成的。我国学术界对待西方国家的传播学理论的基本态度历来秉持“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方针，这个方针同样适合于组织传播领域。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国研究传播学理论近30载，西方组织传播著作翻译为中文出版者却只有寥寥三、四种。因此，对组织传播著作的汉译进行有效组织，力争书目安排上具有系统性、选材上避免偶然性，防止翻译中率尔操觚，避免误读误译就非常重要。在接受或借鉴西方组织传播理论的同时，系统总结和挖掘中国传播实践中蕴含的组织传播思想，这样才有可能实现组织传播理论的超越与创新。

四、组织传播的相关问题讨论

（一）学科定义问题

组织学科的特点是有多少研究者往往就会有多少个定义，组织传播也不例外。尽管我国组织传播的研究者不多，文献也很少，但组织传播的定义却不少。有人认为组织传播是组织的一种基本行为，管理的一种表现形式，传播的一种重要类型。[7] 有人则认为组织传播是组织凭借组织和系统的力量所进行的有领导有秩序有目的的信息传播活动。[8] 还有人说组织传播实际上是组织内部的公共关系。[9] 之所以会出现定义的分歧，是因为组织传播本身是动态的，随着经济、制度和技术环境的变化其内涵亦在变化，另一方面，组织传播本身就是一门不精确的科学。但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对组织传播的不断追问会深化对组织传播的认知、研究和把握，促进组织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笔者在《组织传播》一书中对组织传播定义是：“（组织传播）是一个组织使用其特有的组织媒体工具和传播措施的总和。其目的是形成组织氛围，凝聚组织力量，向外部受众展示组织影响，促进组织内部、组织之间和组织外部的良性互动。”[10]( P32 ) 其中“组织媒体工具”指包括组织结构在内的组织手段，“传播措施”指组织有意识地为实现其目标而开展的所有传播活动。这个定义体现了组织围绕特定目标，利用组织特有的手段，在组织成员之间和组织外部环境之间所进行的信息传播以达到组织内外关系协调一致而开展的所有活动。

（二）核心概念的界定问题

概念既是组织传播研究的结果，也是组织传播研究的起点。一方面，所有围绕组织传播研究的努力都是为了建构一套整体的概念体系，即相互关联的可以被检验的一般性结论。另一方面，组织传播研究必须有一个相互关联的核心概念系统，他们是学科研究体系、认知体系和演绎体系的基石、工具和骨架。核心概念选择有两条主要原则：一是真实性和简约性，即概念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科研究、认知和演绎，同时概念越少越好；二是独立性和包含性，即概念间内涵上差异、外延上独立，同时要包含学科研究、认知和演绎所需要的重要概念。[11]( P12 ) 根据这样的标准，笔者认为可以从象征与互动，结构与有效性，对话与伦理方面来思考组织传播的核心概念。

组织传播的基本特点就是互动性，这种互动机制促使组织中的个体用他们不同的框架模式来应对种种问题而提高组织传播的有效性。象征则是理解组织传播的根本密码，所有组织传播和管理理论都是建立在象征之上的。[12] 组织传播中的象征与互动特点给了我们一个拓展思维和加深理解的机会，我们因此得以用全新的方式看待组织并采取行动。

结构从性质上看是一种人为体系，是深藏着组织内部各要素的组合形式，这些要素及其关系在不同条件下可发生一定的变化，通过这种转化，组织才构成一个丰富的有效整体系统。因此，组织传播既要探讨组织结构影响传播行为的方式，又要研究传播行为对组织结构的影响。

信息传递和象征互动过程都聚集于传送者如何对接受者行动，而这些行动总是在对话和倾听中进行。这种对话既涉及公平与责任的伦理问题，还涉及对他人的主观性和不同世界观的基本尊重问题。

（三）研究范畴的确定问题

美国早期的组织传播反映的是一种较为固定的主题模式，涵盖三个有关组织行为的基本方面：科学管理、人际关系和系统理论。这些范畴多反应组织传播内部因素，忽略了组织之间和组织的外部环境，因此90年代后的研究逐步探索如何利用传播来创造、促成组织协调处理信息和组织之间的关系，强化传播、劝导、适应的功能。其研究的议题涉及工作满意度、管理吹风会、内部的局外人、商务决策等方面。90年代末，弗兰克·斯密特林（Frank Schmidtlein）通过对组织传播行为合理与不合理性假设的论证，揭示了影响组织决策情境的复杂因素。基姆怀特-迈尔斯(Kim White.Mills)和唐纳德·罗杰斯（Donald Rogers）研究了大量有影响的商务管理和组织传播的教科书、学术著作及有关文章后发现，在商务管理和组织传播领域没有一个将商务管理与组织传播联合在一起的知识共同体，事实上，它是由三个不同方向的研究领域的重叠与交叉构成的。这三个领域是技术性的、评价性的和管理性的。[13] 2004年，Cindy Gallois在《组织传播：新世纪的挑战》中提出了21世纪组织传播研究的主要范畴，它们是：（1）理论和研究方法的革新；（2）认识道德的作用；（3）从微观问题到宏观问题的提升；（4）审视新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技术；（5）理解组织变革中的传播交流；（6）探索组织与组织间传播的多样性。[14]( P722-750 )

总之，美国组织传播研究不仅把组织形成、结构、运作、管理等基本要素作为研究对象，而且已经将组织与环境的沟通（包括环境生态学与组织生命周期、公共关系与议题管理）、组织文化与沟通（包括符号象征主义、阐释学派与跨文化研究）、信息论与沟通（包括讯息交换流通与决策过程）、新传播科技与沟通（包括媒体使用）、组织结构与沟通（包括网络、组织社会化、与组织越界沟通者）、政治权力与沟通（包括冲突与谈判、以及后现代与批判论点）等内容纳入到研究范畴之中。[15]

国内对组织传播的认知还停留在学科发展的前期，只是将组织传播界定在组织中不同层次（如人际、小团体、公众沟通等）的沟通，忽略了其传播的本质与形式。所以尽管有的研究者使用了很多概念词汇，但它们并没有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体，很多主见和看法缺乏一以贯之的学术思路和分析基础。

（四）研究方法的运用问题

相对于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来说，组织传播处于复杂的组织语境之中，因此，组织传播研究既需要从总体的角度对研究对象的功能、价值、特质加以把握和认识，并以概念框架的形式，提供一套特定的思维模式，也更需要运用现场实证方法与形式化的现代数学工具来理解组织传播的有机现象。现场实证的方法能使用很多的研究技术，这意味着研究者可以从其全部研究技能中选取一些对给定问题最为合适的方法。比如：（1）探索性研究，找出一些问题的相似性，或者形成一些能指导进一步研究的新观点；（2）描述性研究，界定和描述研究目标的特征，或者确定不同事件发生的频率并考察他们之间的联系；（3）假设－检验研究，关注于收集数据，证明一个给定的假设或假设的集合，并因此帮助确定其背景理论的有效与否。毋庸赘言，组织传播研究的目标并不是单一的。[16]( P18 )

目前引进的译著和国内一些对组织传播的研究方法是规范性多于经验性。研究者感兴趣的是确立一个理想的高效率和高绩效模式（一种“应该”意义上的模式），而不是考察组织中既存的布局安排。同时，研究者主要关注于宏观上的和广泛意义上的组织和组织传播活动，而很少进行现场研究。更多的研究文献甚至连最基本的方法都无法体现，因此也就很难获得理想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法］埃哈尔·费埃德伯格. 权力与规则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郑瑞城. 组织传播 [M] ．台北：三民书局，1990.

［3］［美］ Human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Vol. 5 No. 1 FALL, 1978.

［4］罗杰斯著，陈昭郎译. 组织传播 [M] ．台北，1983.

［5］Maria Therese Jensen.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eport No. 1 / 2003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A Review.

［6］宣伟伯. 传播学概论 [M] ．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

［7］顾孝华. 论组织传播的意义 [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8］魏永征. 关于组织传播 [J]．新闻大学（上海），1997年秋.

［9］潘玉鹏.建立中国特色的组织传播学 [J]．新闻大学（上海），1994，(2).

［10］胡河宁. 组织传播 [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11］李显君. 管理之本：结构与整合 [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12］胡河宁. 组织意象图式中的组织传播隐喻 [J]．安徽大学学报，2005，（6）.

［13］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ERIC Digest. by Aiex, Nola Kortner.http://www.ericdigests.org

［14］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4，（12）.

［15］秦璃璃. 组织传播——源起、发展与在台湾之现况 [J]．传媒观察，http://www.chuanmei.net，2002-11-20.

［16］彼得.M.布劳、W.理查德.斯科特. 正规组织——一种比较方法 [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陶原珂王法敏

作者：胡河宁

公共关系传播研究论文篇3：

高校新闻学科的现状、危机与挑战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12家新闻院校、科研机构和新闻媒体进行调研，试图展示高校新闻学的现状、危机与挑战，指出，部分高校存在急功近利办学模式，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体系建设不尽如人意，并且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高校；新闻学；现状；危机；挑战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把新闻学列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之一，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新闻学的重视，同时也给新闻学界提出了新的目标和任务。为了解高校新闻学科的发展建设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组建专门的课题组①，于2017年5月至7月间赴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先后调研了12家新闻院校、科研机构和新闻媒体。

通过调研发现，新闻学在全国主要新闻院校中存在边缘化的现象，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研究某种意义上存在着停滞不前、后续乏人的现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创新不足，某些高校部、校共建的效果不容乐观。

一、部分高校存在急功近利办学模式

（一）对于新闻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够有力和有效

由于种种原因，使得高校无法像传统媒体主导时期那么从容地进行学科建设规划布局，并突出新闻学的主导地位，反倒出现主要新闻院系新闻教育与学术研究主体性淡化、过度市场化等问题，这也直接导致某些高校新闻教育对于培养“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这一人才培养目标的偏离。

由于就业和生源等方面的原因，对于新闻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够有力和有效。近年来学生就业的一个重大变化是选择去传统新闻媒体就业的学生大幅减少（约11%），而企业是新闻院校毕业生主要的去向（占38%）。②以暨南大学为例，过去到传统媒体工作的毕业生占到三分之一，现在越来越少，大概占比五分之一，大量的学生选择去企业，特别像房地产、银行这样的企业占了多数。如今，一些互联网公司大量招人，“今日头条”2017年在广东招1500人。③清华大学的国际传播专业过去在招生方面特别倚重学生的外语基础，后来经过几年教学后发现，外语好的学生多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这些学生有的思想可能已经固化，加之内外环境如社会、专业、学风等影响，政治意识往往淡化，毕业后往往想挣大钱，去外企做翻译、做律师和会计。即便有的学生去了主流媒体，但不久也跳槽去外企，或者外媒了，这跟清华大学培养的初衷差别很大，也与十年前的情况判然有别。④

积重难返的局面如何扭转？传统媒体在媒介融合趋势中向新媒体整体平移，高校人才培养不得不跟随业界的变化趋势，尽量满足学生对于传播新技术运用的需要；但是对于“政治坚定、党和人民放心”这些思想层面的要求，在针对市场培养人才的新闻教育中显得乏善可陈。

（二）高校社会科学实用主义导向下传统新闻教育的边缘化

20世纪80年代带有实用主义基因的传播学的引入，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上给学界引入某种意义上的新的活力，与此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以“科学”的面目逐渐消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实践经验、新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传统。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时至今日“新闻无学”的说法仍然在调研中一再被提起。“新闻无学”一是源于新闻宣传工作本身實践性、操作性很强，因此偏重工具理性或是技术理性的一面，难以形成具有共识的、稳定的新闻理论；二是源于新闻与政治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新自由主义甚嚣尘上的时期，则被解读为其中隐含着新闻自主性无法得以伸张的意味。这些观点对于传统新闻理论的解构日积月累，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如今各大新闻院校传统新闻教育的边缘化态势。

传播学和新闻学在理论上有明显分野，事实上各大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也是“两张皮”。80年代以来二者的关系并非互相助力，而是不断拉扯的局面。在这一你争我夺的过程中，新闻理论多年来并无长足进展，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新闻教学都相对陈旧、落后。因此，存在着“现在中国新闻学的教学和研究，很少有自身的学理，构不成体系，不论是学科、学术研究还是学科的话语，均没有形成体系，也没有形成明显的学派”⑤的局面。暨南大学邓绍根认为：“新闻学科要成为支撑学科还是有点弱，无论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来说，跟其他的文史哲、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这种比较深厚的学科发展来说，确实还是显得比较薄弱一些。新闻学核心的东西比较少，因此能被别的学科借鉴、应用的东西较少。我们都还是在跟着别的学科做，中央领导对我们非常重视，也高度期待，但是我们作为研究者来说，其实感受到很大的压力。整个学科建设中，新闻学在现实当中显得越来越狭小了，越来越受挤压了，但是传播学的外延在无限的扩大，扩大到没边没际。同时，新闻学研究的力量也在越来越减少了，队伍肯定在萎缩。坚持原来那个传统领域研究的人肯定是不多的，大家都在不断用传播学，这个不是不好，但是它怎么样整合得更好，这是一个问题。其实我们一直在党的体系里面强调新闻学，在学术范畴领域叫传播学，怎么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成为我们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特色，可能是我们今后一个需要认真去斟酌和研究的问题。”⑥

而传播学虽在80年代末遭遇批判，但90年代后以更迅猛的势头被大力倡导，并以科学、实证的面目大行其道，由此成就了一批传播学学者。尽管在传播理论方面从热衷译介到力主原创，过去一味跟随西方学术步伐的情况有所改观。但是，如今看来，过去希望引入传播学给予新闻学以突破的初衷，并未实现，相反，立足中国本土的新闻学，在传播学的挤压下，不仅没有从社会科学的方法和观点中受益更多，反倒丢失了过去的人文学科底蕴，更远离了中国革命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

对此，清华大学刘建明认为：“2005年后，西方传播学者逐渐修正或抛弃了过去错误的或不完善的观点，我国的传播学者跟其脚后又照搬新的观点，这也是必要的。但这种缺乏独立思考、亦步亦趋地‘向西看齐’的学术倾向，不能不令人汗颜。这不是指像何道宽、展江等学者的翻译论著，这些译著给我们介绍了传播学，功不可没，而是指那些不从中国新闻工作实践出发，唯西方传播学是瞻的东施效颦者。厘清这些年来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理论混乱，已经迫在眉睫，因为年青一代学子和记者在传播学哺育下大都已成为西方传播学错误倾向的忠信者。”⑦李彬也以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必读书目为例，指出唯洋是举的学术殖民地现状，“柳斌杰院长来清华后对20种书目进行调整，一看吓一跳，20种书目里，有方汉奇的通史，还有赵月枝的，剩下的全是美国的。后来我们做了大的调整，增加了英国、法国、德国，哈贝马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等，葛兰西等等这样的东西。但是即使如此现在看来还不够，还要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东西。”⑧

（三）高校评价体系重科研轻教学

在此次调研中正逢各大院校如火如荼争创“双一流”之时，一些新闻与传播学院希望搭乘同校其他优势学科的快车，以便能在“双一流”评选中借势入围，通过联合来加大自身入围“双一流”的砝码。各大院系的合流，必然需要他们对于这种新的联合予以合理阐释，于是新一轮的“讲故事”开展起来。虽然学科评估的既有格局很难打破，但一些高校仍然不遗余力，希望能抓住任何一点有利因素，寻求破局。各大高校如此热衷这种评估竞赛，不仅因为学科排序所带来的名声影响，还有直接可观的经济效益。

2017年中山大学国家社科项目申报中标数量居全国第二，高校第一，仅次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项目立项则是全国第一。对此，张志安也觉得压力太大：“我要是副研究员，压力也会很大。”他认为：“中大在双一流大学建设中，比较希望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候，推出带着试验性质的人员聘用的政策。它的确可以遴选出一批非常强的、有竞争力的青年学者，但是它的确又对很多非升即走的人造成了压力。制度有其阶段性和试验性，在短时间内会立竿见影，从成果产出和学科的指标来讲，会有直接效益。”⑨

在高校学科评价的指挥棒下，为保障在全国高校重新排名之际能够靠前，各地纷纷追求研究型大学的建设，各大高校长期存在的“重科研，轻教学”问题似有愈演愈烈之势。既然科研成果是硬道理，那么教书育人自然成为次要的考虑。各高校内部教师间新闻理论研究的合作还稍微紧密，而基于新闻教学的学术会议则相对缺失。

新闻学专业教师在授课方面面临较多的困惑：一是，在新媒体发展迅猛的信息环境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知识鸿沟消失，教师意见的权威性、知识的前沿性不断受到挑战，甚至由此在教学中产生无力感。清华大学周庆安结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情况谈到：“传统意义上，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时候更多建立在传统基础之上，所以采写编评摄这样的基础课程，讲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好讲，因为它有实实在在的样本。但是现在媒介融合之后讲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不好讲，因为在讲的过程中老师们经常遇到新的舆论场，新的传播现象，新的问题和西方理论很多对接的工作，在这之中需要做进一步的融合。”⑩二是，教师的课程讲授往往与媒体市场化导向错位，课堂与媒体无法达成顺畅连接，这也使得新闻学专业渐受冷落，从学生选课情况可见一斑。人民大学张辉锋提到：在本科培养里，新闻学这个专业每年选的同学不多了。人大传播学主要是两个方向，公共关系和新媒体，相比而言，学生会选择这些与媒体市场接轨紧密的方向。三是，学生重“术”轻“道”，倾向于技术化、娱乐化的课业选择，而对于新闻理论及核心价值鲜有兴趣。因为教学互为因果、互相影响，某些高校为迎合社会需求、取悦学生兴趣，以期博取用人单位乃至学生的青睐，根据社会热点调整课程内容，在求新求异的课程规划中轻视了新闻理论的教学传统，新闻学被进一步确认是僵化、过时的，致使教师教学和研究的兴趣不大、热情不高。

教师群体同样存在忽视道、热衷术的倾向，教书育人成了急于回应市场效应与社会局部需求的事务性工作。上海大学吴信训对此提出：“务必要在对国情和世情有正确、深入的理解之上，才可能建立正确的理念，但是这一部分有我们老师队伍本身的不足，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解释中国的国情和世界的世情的时候，我们老師能正确地理解多少？正确地给学生回应多少？这是非常大的问题和不足。所以常常就会使我们的老师在教学过程中间，面对社会戏谑的时候反应是无力的，或者是不敢反应的，或者是回避的。党中央一再强调我们要用发展观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这是非常重要的。”陈力丹也认为现在的问题是新闻传播学教学和研究者多数没有较深厚的现实新闻传播的实践基础，而从事新闻传播实际工作的人则缺乏学术研究的基础。教学和研究者必须有几年新闻传播工作的实践，且最好有在新媒体总览全局的部门工作的经历，然后再从事教学和研究。即使离开了实践岗位，也要把每天看新闻和观察新闻传播业的变动作为职业工作的一部分，养成对新闻传播实践的批判性观察的习惯。

二、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体系建设不尽如人意

（一）部分高校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建设在院系整体学科构架中独木难支

近年来各大高校纷纷成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基地，并开始注重各院校之间的协作发展，比如，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16年6月共同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教学研究基地；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研究中心，开始着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科研与教学团队的培养，基本形成了人才梯队。

不过，大部分高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团队没有实体依托，即使有挂牌的研究中心或基地，其核心团队在学院教职员工总数的占比也微不足道。就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与教学在院系整体学科框架中所处的位置而言，没有起到支撑与主导的作用，甚至部分研究和教学团队存在“凑班子”现象。由于相关人才较为缺乏，某些并未从事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相关研究的教师也不得不参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团队。其他未参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相关研究和教学工作的教职员工，则认为事不关己。上海大学许正林提到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科教育，目前从学术趣味上来看，有一种很明显的去马列的风气，而且是很突出的。清华大学李彬更担心，一些形式主义的强调马克思主义，弄不好会进一步使马克思主义在新闻教学科研中边缘化。他以盐和菜作比谈到，对甘惜分、范敬宜等老一代新闻学者来说，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相当于菜里的盐，每道菜都不可或缺，虽然看不见，但都能品尝到，而如今大张旗鼓搞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教材、中心，看起来轰轰烈烈，结果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反而像是一道菜，即便是一道大菜也仅仅是一道菜，而其他“菜”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不用再涉及马克思了。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在学科中应该居于的统领性地位并未得以实现，其实际处境是它不过是新闻学中一个研究分支而已，相对其他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团队的研究成果往往有限，教学积极性往往也不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常被视为一种僵化过时的意识形态，一些院系只是在大环境下被动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与教学，真学真懂真用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教师屈指可数，导致新闻理论的解释力往往不够。南京大学丁柏铨对此感触颇深：“在大学里面给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生听了课之后往往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现在阶级都不讲了，为什么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还要那么强调？因为学生也知道党性是阶级性的最高表现，处于基础部分的阶级和阶级性现在很少提及了，那么为什么独独作为阶级性表现的党性，要在新闻实践当中、新闻理论当中那么强调？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但是我看到许多的教材和专著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上海大学郝一民也谈到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相关问题：“马克思主义怎么会没有人听？学生是不是真的读过《资本论》？是不是看过《共产党宣言》这样的经典？包括教这个课的老师是不是真正看过？如果是真正看过，讲起来一定应该很精彩，但是现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课堂的推广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沈荟在研读马克思的过程中发现：“过去由于长期的老式教学以及课程体系安排，我们对于马克思有一种本能性的排斥，但是自己看了很多马克思的传记和2015年出版的美国学者所写的《到芬兰车站》，读得很兴奋，国内学者在研究马克思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反思，我们是不是对他的研究还不够透彻？”

（二）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突破难度大，后续人才难以为继

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上海大学张咏华认为：“需要在研究經典著作上面下点功夫，否则的话你就是被人家的话语体系牵着鼻子走。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毕竟不可能是凭空建造出来的，它跟西方的关系怎么样摆好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另外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开放性的，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囊括了西方原来非常重要的一些学术的思想，既然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也应该包含这样一个开放性在里面。马克思主义核心的东西还是跟哲学联系紧密的，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哲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核心的内涵跟新闻联系起来，这就是我们新闻学核心的内涵，这个建设当然要靠学术界全体的努力。”

华东师范大学吕新雨则认为：“目前在真正的理论范式上没有突破，我们的问题是停留在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上面，不能真正回应中国和世界面对的挑战和现实。这也是为什么要做批判传播学的原因，就是打破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最重要的就是把问题找出来，让不同的思想激荡，要让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进入到中国来，他们对中国的不同理解和我们对中国的不同理解进行对话和激荡，我们也要让西方的自由主义新闻学者来，我们也要跟他们对话，如果道理上说不过别人，我们自己就失败。马克思说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真正有用，你不能掌握群众，不能说服群众，你不能让学生信服，那学生就被那套理论带走。你不能真正的从学理上、逻辑上和研究范式上有突破的话，我们的学生被新自由主义那套带走是很容易的。如今最大的转机就是西方传媒的危机已经是无法遮蔽了，以前信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那一套，不管学者还是学生都面临挑战。这也是一个反思的开始，也是建设性的开始，以前是在一个防卫的阶段，但是现在应该是战略转换，要进入一个更加有建设性的过程，但是这个建设性的过程一定是开放的和真正有学术活力的课程才有可能，不能简单地靠行政命令的屏蔽、禁忌。”

刘建明则从务实的角度指出，为了证实新闻学研究成果的真理性、指导性和预测性，可以对最近17年来（2000-2017）发表的重要学术论著进行一次核查，这是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应引起高度重视，并着手投入力量进行研究。例如：哪些观点和结论被中国的新闻工作实践证明是对的，哪些观点望风捕影、虚与委蛇，纯属妄论或泡沫。比如：17年前高调宣扬“传媒入市，外国媒体将在华纷纷落地”的论文和文章曾一度高潮迭起。传媒究竟入市了吗？哪家外国电视台和报纸在中国落户了？不了解中国国情，没有严肃的学术考察，新闻学研究岂能回应中国问题，岂能预测和指导实践，又怎么能让人们认同！这种例子不胜枚举。这种核查研究对于总结经验教训、发现新闻研究存在的问题、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十分重要。即使进行一次内部研究，成果不公开发表，无论对新闻学管理层还是全国的新闻学者和从业者，都有非凡的意义。

现有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仍然以童兵、郑保卫、刘建明、陈力丹这一代学人为带头人，虽然他们都著作等身，但也同样面临如何实现研究突破的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的阐释很有必要，对于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新闻思想的解读也意义重大，但未来研究如何与中国问题紧密勾连？如何回应新闻工作实践中的一系列现象？如何激活舆论与宣传的理论资源？特别是如何使青年学子与学者真懂真信等，都是急需研究和解决的迫切问题。

由于老一代具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专家，正在逐渐退出各自学院的相关工作，接班人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而目前各大高校的状况均是较为得力的后续人才稀缺。人民大学胡百精谈到：“按照现在大学的人事制度，基本上得进海归博士，本院的不能留。但是，海归博士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多少隔了一层，而本院的学生留不下，就只剩下挖人这条路子了。同时，也发现兄弟院校专门做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的，以清华大学为例，李彬老师、王君超老师做这块，很难列出第三个了，传媒大学可能雷跃捷老师做这块，剩下再找也很难找，复旦是童兵老师，再往下年轻的可能很难明确。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队伍建设这块。在整个学术队伍的建设上，现在确实面临着老中青队伍的衔接问题。复旦大学周晔同样认为：“海归的青年讲师，有国外求学的经历，长期接触国外新闻理论的知识框架，长期师从西方的学术权威，他整个衣钵、自我认识、自我定位都会觉得自己是西方学派的传承者，是西方学术的正宗，这个从学术上来说是一回事，但是拿到中国来，则很难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很显然对中国的国情不了解，对中国的实际没有深入的调研，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

（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和马工程教材创新有限，对于高校学生的吸引力较低

某些高校并未设置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相关课程，有些老师对此的回应是：“已经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融入到所有的课程中。”某些高校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采取大讲堂的形式，邀请相关专家来为学生做讲座，童兵将此种做法称为“救火队”；华中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则以马克思主义经典导读的形式进行，其中华东师范大学的课程着重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原典精读，学生反响不错；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则设置了专门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授课老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他们普遍反映这样的教学方式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避免枯燥的理论讲解。但总体而言，学生对于理论的学习缺乏热情，如果不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列为必修课，学生选课情况不容乐观。

复旦大学童兵提到让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观点评论中国新闻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他强调这个课是解放思想的，不抓辫子，怎么讲都行。比如说“一带一路”有的同学比较担心，我们国家投入这么多钱，钱追不回来怎么办？同学讨论，他们自己得出结论，老师评点，课堂已经注意联系实际。张涛甫则认为要读经典让学生真正地沉下去，而不是让他看二手或者三手的材料。“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门课，同学们看原典的时候非常地惊讶，因为这跟他们心中的马克思不一样，原来马克思是非常有思想的，而且学生会特别欣赏马克思。后来我推荐他们看《德意志意识形态》，我们也推荐他们看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让他们感觉到马克思有思想、有学问。之前，学生们理解这是一门思政课，教学靠理论的魅力，把思政和专业性结合起来，教学就变得扎实了。”陈建云还提到：现在的学生都是90后、00后，都是伴随互联网、网络语成长的，有些问题你要能夠对他讲清为什么是这样，我们不能简单说西方的资本主义理论是不对的，你不能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跟他完全对立来讲，现在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非常多，简单的说人家制度不好，那为什么西方那么多国家选择这个制度，教师要讲清楚选择这个制度的时代性，把道理讲清楚，让学生能够信服。

清华大学胡钰谈到：“现在自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还亟待提升。我们跟学生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比如讲新闻的党性原则，现在的学生很强调批判性思维。他会举手问：新闻如果强调党性原则怎么保持独立性，怎么监督政府？这些问题当然可以解答，但是当时必须用非常简单的话，一针见血地给他解答。这个时候就需要你自己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构建。”他还认为：“现在的学生一方面听老师讲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同时也接受一套西方的话语体系，这会让学生觉得有撕裂感。在教学中过去那种简单理论阐释，或是对领导人讲话的复述，在学理上立不住，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构建学科体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他还举了讲课中的重点即习近平“2·19”讲话作为例证：“实际上总书记讲的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方向，坚持人民为中心，是三位一体的。片面的宣传很难让学生们真正的信服，所以需要自主话语体系构建。”

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学习，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相对而言成效显著，学生对此反馈较好，院系设定好实践主题，让学生深入中国大地去真正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更见成效。这方面，清华大学、暨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都有值得一提的案例。清华大学梁君健谈到：学生李强利用寒假回老家写的《乡村八记》，得到了温家宝的批示。现在清华大学还开拓了国企的社会实践和海外的社会实践，老师带着学生们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去西非，去东南亚，这样的一些地方让同学们能够不断拓展社会实践，有这样的认识和思想上的一个激发。暨南大学张晋升也谈到过去的社会实践“重走长征路”，还有2017年和郑州大学联合搞的“重走穆青路”，接下来还有跟黑龙江大学合作的“重走抗联路”。

就相关教材而言，马工程教材从实施到出版耗时多年，专家成稿后宣传部门审稿，编写组往往需要几易其稿，进度缓慢。目前来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材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就编写本身来说，教材的编写出版进度缓慢，使得编写者也担心各高校的师生未来在使用教材的时候，将不可避免地看到一些陈旧、过时的内容。如此，国家投入的财力，专家投入的精力，都无法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

三、小结

根据调研情况，我们建议新闻学界将来可以在这几个方面有所改进和突破：一是调整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关系。组建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及话语体系建构小组，在“十三五”期间制定规划，将新闻学与传播学调整为各自独立的学科门类。二是，重视人文通识课。新闻学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通盘性问题，法学、经济学、政治学面临相同情况，而这些学科也是受西方社会科学影响较多的学科。新闻学如何内生出自主性？这需要人文学科方面资源的支撑。三是，改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的方式方法。重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加强各高校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的经验交流，组织精品课程在全国各大高校巡讲。四是，注重中青年人才的培养。扶持和吸引中青年加入到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科建设中来。加大中青年学者在评价系统、评审系统、教材系统中的比例，激励中青年学者在理论研究创新方面献计献策；鼓励和加强中青年教师的基层锻炼，基层（或西部）挂职锻炼，与出国访学相较，应加大前者在评价体系中的权重。五是，自上而下的教育主管部门需要大幅度调整现有的一系列评价机制和体制，切实落实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

注释：

① 课题组主要成员为季为民、向芬、叶俊。

②数据根据各高校调研数据表合并整理得来。

③2017年6月29日上午，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调研，张晋升发言。

④2017年5月24日上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调研，司久岳发言。

⑤ 2017年7月17日，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力丹笔谈。

⑥2017年6月29日上午，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调研，邓绍根发言。

⑦2017年7月17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刘建明笔谈。

⑧2017年5月24日上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调研，李彬发言。

⑨2017年6月29日下午，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调研，张志安发言。

⑩2017年5月24日上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调研，周庆安发言。

2017年5月24日下午，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调研，张辉锋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