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文化影响管理论文

摘要：为了让更多的孩子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教育，常州市觅渡教育集团从“溯文化之源”“觅管理之道”“探师训之路”“寻课程之根”四个方面着手，在七年内实现了文化的认同与融合，完成了组织管理的重构，打造了实力过硬的教师队伍，践行着课程教学的变革与创新，实现了名校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漫画文化影响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漫画文化影响管理论文 篇1：

灾害文化与应急管理制度创新

〔摘要〕灾害文化作为社会整体应灾体系的核心构件，既形塑着正式应急管理制度又影响了多元社会主体的风险态度与应灾行为。本文聚集应急管理制度的灾害文化创新路径，通过建构理论框架以演绎灾害文化与应急管理间的关联性与复杂性，厘清了灾害文化在应急管理周期内的影响方式与机理，并提出需从“减灾文化”、“反迷思文化”、“社会学习”切入，进而转变个人、组织、大众、专家学者、传播媒介等主体的灾害认知、态度以及行为，最终达成应急管理制度优化与创新。

〔关键词〕灾害文化；应急管理；减灾文化；反迷思文化；社会学习；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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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灾害文化：概念与缘起

与文化概念类似，灾害文化概念也呈现出复杂多元特征。通常灾害文化被等同为灾害大众文化，包括了灾难幽默、灾难游戏、灾难传说、灾难挂历、灾难诗作歌曲、灾难电影小说、媒体灾难周年祭专题、灾难涂鸦、灾难徽章、灾难卡通漫画等等。在灾害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灾害亚文化一词被广泛使用，灾害亚文化被认为是“关于社区在灾害整备、诠释、应变方面的经验知识的传承”。〔1〕还存在与灾害文化存在交叉的风险文化，即社会、组织以及个体受到社会背景文化影响而呈现出的风险态度差异。它们皆影响着一般社会大众、政府官员、应急管理人员、灾害研究人员等主体的灾害认知与行为。本文认为“灾害文化”是指对灾害管理的减灾、整备、反应以及恢复阶段产生影响的相关价值、规范、信念、知识体系。

文化转变乃是实现有效灾害管理的人文基础要素，摩尔（Moore）认为文化适应（culture　adaptation）乃应对灾变的重要条件，〔2〕丹尼斯·美尔蒂（Dennis　Mileti）在研究灾害与可持续发展关系时指出文化价值方面的转变对于减灾的重要意义。〔3〕在灾害文化理论研究路线上，主要存在着以安东尼·奥利弗·史密斯（Anthony　Olive-Smith）、苏珊娜·霍夫曼（Susanna　Hoffman）、玛丽·道格拉斯（Marry　Douglas）为主要代表的灾害人类学研究；〔4〕以克兰特利（Enrico　L.　Quarantelli）、摩尔等为代表的灾害社会学研究；〔5〕　以及以克拉克·李（Clark　Lee）、詹姆斯·肖特（James　Short）、罗伯特·斯托林斯（Robert　Stallings）等为代表的风险建构主义研究。〔6〕三大研究传统所聚焦的核心概念分别是“风险文化”、“灾害亚文化”以及“风险社会建构”，虽然灾害社会科学的文化研究范式以描述性研究居多且话语方式存在差异，但却为灾害文化与应急管理理论分析逻辑架构与政策设计提供了基础，本文旨在探索灾害文化与应急管理的影响机理，并揭示应急管理制度创新中的灾害文化角色与方式。

二、灾害文化与应急管理：一个分析框架

社区是基于家庭、人际关系与网络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社会基本载体。灾害的社区应对模式由来已久，它是以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为代表的自发社会过程的灾害适应。〔7〕以自发、弹性为基础的社区应对模式逐渐被以自觉、理性为基础的行政应对体制所取代，并成为当代社会主流应灾模式。这一转变为多种因素所驱使。一方面，人口增长与城市化进程使人类受到灾害冲击的损失愈益增大，灾害自身所带来损失的范围、程度引起了更大的社会关注并成为公共问题，灾害越来越具有政治符号（symbolic）意涵，政府不得不应对灾害。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与科层制的发展，政府愈益强大，愈益有能力应对灾害。这两方面的力量共同促使灾害应对模式走向依靠行政体制。现代化过程总是试图控制风险，灾害管理已经扩展到自然灾害、人为灾难、混合型灾难，全灾种（all-hazards）管理将行政体制应灾范围不断扩大，科层制延伸到具有不确定性、无序的灾害环境应对之中。

然而，超预期事件所引致的不确定性甚至深度不确定性给政府应急管理模式带来巨大挑战，显然，政府应急管理体系拥有专业技术、人力、资源以及组织保障。但政府应急管理同样存在失灵情形；其一，“重应急，轻风险”的管理倾向，政府应急管理体系注重对于灾害危机的应急反应，而忽视灾害危机的前端风险治理；其二，注重正式组织结构建设，而忽视其他社会力量的应急参与；其三，强调应急管理技术性应对，而缺乏将灾害文化转变纳入应急管理建设目标体系；其四，应对深度不确定性情形时的能力与知识短缺，一旦超出预案、超出预期的事件发生，正式应急管理体系可能陷入停滞或功能中断。

人类的灾害认知从超自然事件、纯自然事件逐渐转变为自然与社会互动结果，该认知转变深刻反映了人类社会背景在灾害危机事件动力演进过程中的核心作用，而对于灾变发生的社会过程制度干预正是灾害管理的基本目标。文化作为本地社会背景的重要面向，同时也被视作灾害的社会脆弱性的基本要素，相关价值、规范、信念、知识共同影响着灾害管理的政策产出、执行与评估的各个环节。一般认为，灾害管理周期可由减灾与整备、灾变反应、恢复阶段构成，为了将灾害文化与应急管理间的复杂关系结构化，本文将二者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下进行再考察。

图1　灾害文化与应急管理关系框架

从上图可见，灾害文化可以划分为减灾文化、反迷思（myth）文化、社会学习，减灾文化直接与减灾、整备相联系，作为一种非结构性（non-structure）减灾工具，试图通过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的风险与安全意识的转变来消减风险及其损失。反迷思文化试图改变专家、媒体以及一般大众对于灾变中的群体反应行为的认识偏差，如恐慌逃离行为、反社会行为、灾难症候群等，从而改变应急反应政策设计与执行。社会学习是实现应急管理制度创新与优化的重要路径。灾害社会学习是以灾害问责为方式手段，以灾害出现的原因、影响以及社会应对之得失方面为内容，通过对灾害应对的社会学习过程，最终达成影响社会与政府的灾害认知、价值判断以及行为规范，以期消减灾害风险并为未来的灾害应对提供相关有益经验。

三、应急管理制度创新：以灾害文化培育为路径

从宏观上看，应急管理制度创新方式可以为技术路径、管理路径以及文化路径。其中，技术路径下的应急管理制度创新强调应急科技、监测工具等器物层面的技术革新，应急管理制度的管理路径创新则注重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的调试，而文化路径的应急管理制度创新则注重整体社会层面的应灾意识与行为转变，灾害文化培育可以为应急管理制度提供坚实的社会运行基础，同时也对传统政府应急管理进行失灵矫正与功能拓展。灾害文化培育作为应急管理制度创新的一种路径，其作用方式主要体现在减灾文化、反迷思文化以及社会学习对于灾害管理制度的影响。

（一）减灾文化：作为防灾减灾的有效政策工具

为了实现“群防群治”的灾害管理主体格局，需要摆脱政府作为减灾工作的唯一主体现状。充分认识到各项公共减灾工程与项目的公共性本质的同时，还应当注意到对个体、组织乃至整体社会层面的减灾意识与责任的培育，将减灾文化作为防灾减灾的有效政策工具，进而从根本上提升社会防灾减灾能力，因此，减灾文化培育需要在个体、组织、社会层面展开。

首先，培育个人安全文化。玛丽·道格拉斯和阿隆·威尔达夫斯基利用理想类型学的划分方式，将人类的风险态度划分为个人主义、宿命论、等级主义以及平等主义，从而将个体风险态度做了清晰梳理。〔8〕个体风险态度多样性直接影响着个体行为差异程度，从而导致个体的灾害脆弱性程度的差别。正式减灾系统的作用能力有限，防灾减灾系统应当是通过合作治理而达成“群防群治”格局。而面对人们不同的风险态度与行为方式，在正式减灾系统能力有限的条件下，个体的脆弱性程度消减也应当成为重要的个体责任，个体的风险干预意识与能力成为群防群治的灾害治理结构的必要组成。于是，应当积极培育个人安全文化，通过教育系统、公共宣传、专家座谈等多样化方式，达成减灾文化的有效输入与培育。从单一社会个体层面，逐步培育起个人安全文化，改变个体以往的风险态度与风险行为方式，树立个人安全责任观，提倡积极的安全态度与规范的个体行为，从根本上达到消减个体灾害风险暴露程度，提升个体的灾害恢复力。

其次，树立组织减灾文化。社会组织作为防灾减灾的中坚力量，其作用能力与方式受到各种限制。减灾文化的树立就是要从源头上打破各种壁垒，完善和提升社会组织层面的防灾减灾能力。其一，政府部门必须树立风险“可管理”的意识。政府部门的减灾态度与行为直接影响着社会整体减灾实践。长期以来，政府部门的组织风险文化表现出态度消极性、责任模糊性、政策选择性等特征，其核心根源在于政府部门对于风险属性的认知模糊与偏见。以脆弱性为链接，使得风险可能与灾害后果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具具体性与人为性，〔9〕那么，灾害管理则是以消减脆弱性为基础的管理过程。那么，所谓“抽象的”风险具有了可管理的内涵，通过一系列的管理行为来推动文化、经济发展、行政体系等方面的改善，就可以减少灾害脆弱性。同时，排除政治系统对于灾害管理体系的负面干扰，通过科学分析、科学投入来实践以脆弱性分析为基础的风险管理政策。于是，通过树立组织的积极风险管理观念，减灾文化得以不断发展且意义深远。其二，私部门与第三部门组织的减灾文化建设。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构成，私部门与第三部门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明显，这也体现在灾害管理之中。灾害的群防群治格局的实现，需要私部门与第三部门的积极参与。在这种通过灾害实践检验的有效治理结构之下，私部门与第三部门组织的作用需要进一步明晰，而减灾文化可作为其能力培养的重要面向。其中，在市场与社会行为过程中，强调组织的社会责任观念，注重日常组织行为对于灾害发生、演化以及损失结果的负面影响，树立防灾减灾的主体意识。

最后，构建社会灾害文化。当代风险问题与人和文化的矛盾有关。如果在社会风险文化中缺乏风险意识启蒙，缺乏将风险意识内化为自我控制行为，那么，防灾减灾在社会文化层面上缺乏重视与干预。自省与反思能力成为一个社会存续与发展的必备条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不断处理着人与自然的矛盾，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表现的特征不同，从“敬畏自然”到“征服自然”和“向自然进军”，人类打破生态循环限制，在创造大量社会财富的同时，对自然生态也造成了不可逆损伤。随着人类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深入，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社会损失也呈现日益加剧的现象，使人们逐渐意识到发展可以减少灾害，而灾害也会阻止发展。其中，文化的改变对于可持续发展与减灾意义显著。〔10〕加强自省与反思，并注重社会日常活动过程成为建设积极社会灾害文化的有效路径。在贯彻科学发展理念的当今中国，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和谐，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可以被视为正确的社会灾害文化构建方式。

（二）反迷思文化：灾害危机传播与研究的历史使命

灾害迷思作为人们对于灾害基本事实的曲解与误判，降低了灾害管理制度绩效。灾害作为一个社会建构概念，学者、大众、媒体、组织领袖等在面对灾害问题时可能受到各自角度和利益诉求的局限，共同导致了灾害迷思情形的出现。于是，灾害事件的媒介传播与灾害学术研究成为反迷思文化的重要主体，有助于厘清灾害认知的混乱现状，提升灾害的公共认知水平，并最终影响到灾害文化的价值、规范、信念以及知识要素层面，改变灾害迷思对个体、群体、组织等的灾害反应方面的阻滞影响，保障应急资源的合理分配，实现科学畅通的灾害信息沟通系统，设计受灾群体或个体的救灾参与机制，保证灾害预警疏散过程的合理高效。

首先，灾害危机的媒介传播系统。媒介对于形塑大众意识十分重要，其在灾害危机传播中的作用具有二重性特征。一方面，媒体向大众传播了灾害事件的信息，使民众能够了解现实基本状况。另一方面，媒体传播也可能形成并强化了灾害迷思。那么，在灾害危机的叙事报道中，媒介传播系统应当意识到自身作用的两面性，在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同时，还需要坚持灾害报到的全面真实性、及时性、价值中立性、社会责任性、专业性原则，做到全面真实的反应灾变事件，滚动及时的报到灾情变化，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坚持媒体社会责任底线。合理处理灾害报道的硬新闻（Hard　news）与软新闻（Soft　news）管理，前者是关于灾害事件的基本信息、客观事实等方面的新闻报道形式，主要关注灾害持续时间、强度等；后者更多包含着灾害中的人物故事与访谈。费什（Fisher）在分析新闻报道所聚焦的灾害阶段特征、报道规模以及比较不同灾害类型的报道模式基础上，提出并论证了这样的命题：“过度媒体聚焦、过度采取软新闻报道方式就越有可能导致灾害迷思。”〔11〕

其次，灾害学术研究体系。灾害具有自然与社会双重属性，灾害研究对于灾害属性的探索极其重要。随着灾害知识与经验的探索与提升，灾害研究的发展可以内化到灾害文化之中，进而影响到应急管理制度创新。灾害迷思的存在正是灾害研究的着力点之一，加强对灾变环境的实证研究与经验提升，改变以往宏观模糊的灾变认知。其中，针对灾害过程中的人与群体的行为反应方式的深入探讨可以扭转大众、专家、媒介以及政策制定者对于灾变情境的认知偏差，而灾害自然科学研究则有益于形成灾害科学认知。在改善灾害学术研究全面性的同时，还应当积极搭建灾害学术研究与灾害管理以及大众沟通之间的平台，使灾害研究成果能有效推动灾害管理政策完善，使灾害研究能够成功推进大众灾害认知水平与行为方式转变。可以说，破除灾害迷思文化，形成正确灾害认知与应对方式是传播媒介与灾害学术研究的重要历史使命。

（三）社会学习：以危机问责为基本实现方式

在多米尼克·埃利奥特（Dominic　Elliott）看来，组织灾后学习过程细分为：焦点事件→知识获得（knowledge　acquisition）→知识转化（knowledge　transfer）→知识吸收（knowledge　assimilation）→文化转变（cultural　readjustment），通过一个完整灾害学习过程最终才能达成组织与个人价值与理念上的转变。〔12〕而灾后社会学习的达成主要是以危机问责为基本方式。政府作为灾害管理的核心主体，如今，一旦灾害出现，政府部门便可能会面对自下而上的和自上而下的两种问责压力，灾害的问责文化已经逐渐形成。而作为灾害社会学习方式的问责文化则包含着问责文化与文化问责双重面向，问责文化的形成只是在达到形式意义且易催生形式主义，而文化问责则是对问责文化深层含义的发掘，更加全面实效且更富积极意义。问责文化的形成可能通过官员问责制度，惩处相关人员，而其作用范围与长效性不足。文化问责则更注重灾害社会学习所指向的价值、规范、信念以及知识层面，并且形成整体社会的反思与自省。那么，有效灾害社会学习的实现需要从实现与改进问责文化为基础。

其一，明晰权责分工，消除责任悖论。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以及人员岗位的责任分工越是明晰，则问责机制的运转越有效。改革和理顺岗位之间、部门之间、府际之间、现今与历史之间在灾害风险制造、灾害管理过程之中的权责关系，明晰各主体之间的职责分工已成为危机问责的重点。针对问责过程中的责任悖论问题，要强调行政主体的全面责任观，消除“问”无“责”现象。有学者比较了行政管理模式嬗变过程中的问责理念，传统公共行政视域下，将问责工作进行简单化处理，强调专业主义与内部控制，注重行政人员对于标准、规则、程序的遵守。在新公共管理模式下，问责理念注重外部控制与客观测量，问责虽然还认可效率、结果导向的重要性，但以道德责任、公共利益、公民权为中心的多面向责任体系被强调，改变了过去简单化处理问责问题的倾向。〔13〕

其二，实现文化问责，防止政治符号操作。在问责内容上，不仅仅要针对行政官员本身，还要以风险制造为责任起点，不可否认的是，任何风险的制造过程中都有人的因素，但风险制造的主体主要是社会结构、制度、政策和价值等层面的因素，而非某个个体。因此，如果将问责的重点转向风险管理，那么就应当主要问结构之责、制度之责、政策之责、价值之责，而非个体之责。〔14〕针对社会结构、制度、政策和价值等要素进行全面反思与政策回应，力图通过政府部门的文化转变，来引导社会整体层面的灾害文化变迁。同时，还要防止出现灾害问责“运动化”与短期化倾向，通过构建灾害问责机制，实现灾害问责的常态化和长效性。

其三，打破个体与组织行为惯性限制，达成灾害制度的有效变革。灾害事件可视为重要的政策窗口，为政策变革带来契机。政策转变议程的设置可以带来政策层面的积极转变，而在实践层面，常常呈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那么，要达成实质意义上的问责文化，就应当消除组织与个人行为惯性对于政策实施的阻滞影响，加强对政策执行与政策绩效评估，达成应急管理政策优化之目标。

其四，拓展问责主体范围及内容，增强问责的社会性。灾后政府部门与外界的联系加强，改变以往上级政府部门为唯一问责主体的局面，强化政治参与，积极纳入公众、专家、第三部门、人大、司法、媒体。在多元问责主体视阈之下，灾害管理的反思视角便呈现出多维性，可以极大地提升灾害问责绩效。而灾害问责不仅仅应当停留在政府主体层面，多元参与格局下的灾害反思则扩大了灾害问责的内容，从而达成社会各个主体对于自身行为与态度的文化反思。

其五，改善政府监督与回应，消除避责行为。问责过程中，对于灾害发生原因与应对绩效的评定是后续责任认定的基础，而在灾害问责实践中，通常会出现避责博弈（blame　game）即公共组织内外部之间及其组织内部之间存在对于灾害事件基本认知的观点博弈过程。〔15〕　避责行为是为了逃脱灾后行政问责，试图掩盖灾害事件真相，并将自身责任范围作最小化、模糊化处理。这种行为倾向的后果是灾害事实与应变过程难以被社会所认知，甚至产生错误认识，从而使灾后社会学习过程中断或走向歧途，进而导致灾害认知、价值理念、行动策略、行为规范出现偏差。其实，焦点事件通常兼具危险与机会，如果能及时采取适当应对措施可能挽回局面形成有利局面，而如果政府官员、部门仍采取此避责行为策略，以自身利益为首要目的而置公众安全利益于不顾，拒绝推动自身政策改革行动，灾害脆弱性不但没有得到扭转，反而程度加深。应该对避责行为加以干预，重视和改善针对政府部门的司法监督、舆论监督、行政监督等，还应积极回应社会媒体对于灾害事件的知情权。通过改善政府监督和加强政府部门、人员的责任伦理建设，以消除灾害危机事件中的避责行为。

四、结论

以2003年“非典蔓延”事件为起点，我国新一代应急管理制度创设至今，经历了2008年南方多省市冰雪灾害、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西南五省（区、市）旱灾以及多起重大群体性事件等重大灾害危机事件，政府应急管理制度对成功应对各类灾害危机事件起到基础性作用。以“一案三制”为基础的应急管理制度能够实现对常态危机事件的一般性应对，而对于具有深度不确定特征的复合型灾害危机治理乃是对当前应急管理制度的重大考验，制度创新已经成为应急管理实践与学术研究不可回避的核心议题。本文另辟蹊径，从灾害文化角度对应急管理制度创新进行分析，分别从灾害文化的减灾文化、反迷思文化以及社会学习层面考察对应急管理周期过程的影响。本文认为应当注重灾害文化的宣传与教育工作，培育个体安全文化以增强风险意识与行为转变，树立正确组织风险文化以倡导积极风险观及其治理实践，构建社会灾害文化以协调人与自然、发展与灾害之间的关系；改善灾害事件的传播报道与学术研究，强调传播媒介对于灾害危机事件的新闻原则以确保灾害事件被客观全面的掌握，注重灾害学术研究的全面性与专业性以实现灾害自然与社会属性的深度探索与灾害文化传承；确保灾后社会学习的达成，通过明晰责任、建构全面责任观、防止问责的符号化、突破个体与组织行为惯性、消除避责行为，以实现有效的社会文化反思与自省，从而最终引致应急管理制度的创新变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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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　明】

作者：陶鹏

漫画文化影响管理论文 篇2：

教育集团，应让优质教育高位均衡辐射

摘要：为了让更多的孩子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教育，常州市觅渡教育集团从“溯文化之源”“觅管理之道”“探师训之路”“寻课程之根”四个方面着手，在七年内实现了文化的认同与融合，完成了组织管理的重构，打造了实力过硬的教师队伍，践行着课程教学的变革与创新，实现了名校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

关键词：集团化办学；师训；课程

为了让更多的孩子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教育，2010年5月，以百年名校常州市觅渡桥小学为核心，常州市广化小学、常州市冠英小学，三校联合组建了觅渡教育集团。七年来，觅渡教育集团在集团化办学的道路上探索自己的方向。

一、溯文化之源，挖掘集团化办学的软实力

学校，不仅仅是传递和储存知识的地方，还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场。在教育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一所学校只有准确进行文化形象定位，才可能使办学指向更明确；学校的一切活动只有打上了思想的烙印，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集团化办学要凝聚人心，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一定要抓住文化之“源”。

1.文化提炼促进人心凝聚

作为集团核心校的觅渡桥小学，走出了以瞿秋白和5位院士为典型代表的无数优秀学子，170年的建校史也积淀为一种文化特质，一种永恒精神，那就是“觅渡”。在“十一五”学校转型性变革研究时，学校挖掘出了“觅渡精神”的内核：“觅渡”，是一种自觉的人生态度，是一种自主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自动的行为习惯，人应本真，人生求真。随着集团化办学脚步的推进，通过文化宣讲、活动引导等，觅渡文化也在其他校区的土壤上扎根发芽，“觅渡人”成为三个校区所有师生共同的名字，“寻真致远，勤行谨识，冠冕群英，和而不同”的办学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寻觅儿童发展的最大可能，体验人生摆渡的丰富经历，架设通达终身幸福桥梁”为集团课程策划及其教学变革定准了坐标，所有觅渡人沿着求真务实、寻真致远的发展之路不断前行。

2.环境建设实现理念可视

以“秋白精神、院士学风”为核心文化，建设寓景于灵、寓物于魂的校区育人环境，打造主题突出、功能鲜明的育人氛围。无论是觅渡校区的“院士墙”“秋白读书处”“苕杏图书馆”，还是广化校区的“觅渡桥”，或是冠英校区的“竞渡大道”“觅真”“觅心”“觅知”等小品园林景观，都让置身其中的每一个人感受到特色文化的熏染与激励，在其精神成长中留下了鲜明的特征与印记。

3.教师流动带来价值认同

一批批觅渡精神浸润下的骨干教师被派往不同校区，其他校区的教师或新分配的教师被分批调换到觅渡校区执教，通过这样有计划地流动，不仅实现了集团内部的教育均衡，促进了优质资源的辐射，也快速实现了学校文化的融合与核心价值的认同。

在集团化办学过程中，提炼、诠释、辐射“觅渡文化”，在此基础上形成文化场域，使师生员工都在一种文化的熏染与陶洗中，凝心聚力，为集团后续发展奠定了强大的思想基础。

二、觅管理之道，提升集团化办学的领导力

基础教育阶段的集团化学校作为一种新形态的现代教育组织形式，唯有通过提高管理的标准化水平和专业化程度，才能真正实现优质资源的规模扩张。

1.架构扁平化组织结构

集团化办学管理战略，需要随着集团发展而发展，必须与集团的发展保持同步。随着集团化办学调整完善、学校成型、持续发展，要根据不同阶段的战略目标与管理重心，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管理组织结构。

在集团组建初期，为了迅速融合，觅渡教育集团在管理组织的架构上体现出紧密型、集约化、扁平化。觅渡教育集团三个校区只设一位法人代表，集团校长室下设行政服务部、人力资源部、课程教学部（含科研发展中心）、学生发展部、信息资源部五个部门，由集团副校长分管领导，各部都具有策划、研训、管理、服务等职能，规划集团工作标准、年度（学期）工作，并对三个校区工作完成情况予以指导和评价。五部内设正副主任，在分管副校长的领导下，承担具体部门工作，直通各校区相关条线，形成一体化运作的组织管理方式，这样可以统一标准，确保各项工作质量底线无差异，达到优质均衡的基本目标。

2.研制标准化工作流程

如果说扁平化管理组织架构是集团化办学管理迈出的坚定勇敢的第一步，那么执行制度的标准化管理和程序化运作，是真正造就“觅渡”品牌效应的保证。

觅渡教育集团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赵忠建的指导下，完成对名校办学经验的提炼，把存在于管理者个人头脑中的经验性材料，提炼成可以广泛推广的规范性文件——《觅渡工作流程管理手册》，改变过于依赖个人、现场的传统管理模式，走向现代的制度化标准管理。

目前《觅渡教育集团管理手册》（2011年修订稿）在《章程》之下形成四个篇章：管理职责篇、岗位设置篇、奖励绩效篇、流程管理篇，其中流程管理篇涉及5个部门的42个管理流程图。根据工作流程图，每个部门、每个人都能准确找到位置、承担相应的责任，克服随意性。通过工作流程管理，规范了教育集团各项常规工作程序，将管理思想倾注于每项工作管理，精细到每一个工作环節、工作细节，规范到每一个流程，确保各校区“Copy不走样”。

3.加快数字化校园建设

作为集团化学校，要在不同的校园空间里完成相同的管理目标，跨地区工作必然给管理造成难度。因此，集团加快了数字化校园平台的建设步伐，通过与专业网络公司合作，根据工作需要，不断开发新的管理平台，建设了许多功能性的模块，应用于学校各个工作领域。目前，集团的“人员管理”“课程管理”“成绩管理”“学籍管理”“教师绩效管理”等全部实行数字化，日常工作简约高效，让管理者和教师腾出时间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此外，数字化校园建设也为集团的开放办学提供了平台。利用数字化校园网络平台进行各类问卷调查，进行自动化的数据整理和信息汇总，为集团的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思考的基础和依据。而集团网站功能的更新、班网的使用，打破了家校联系的时空界限，也使家长能及时了解孩子的动态，让觅渡教育走近家长，也更贴近社会。

4.打造研究性管理团队

觅渡教育集团对管理团队的价值进行了新的定位：改变用发号施令的方式进行管理，而是用提升自己的能力、人格魅力进行领导，在工作中实现管理及自身的价值提升。因此，集团的行政例会一般由三部分组成：理论学习——工作反思——下阶段工作思考及其策略，实现学科引领力与管理能力齐头并进。2016年5月，觅渡教育集团和上海市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结对，借助“上海市提升中小学（幼儿园）课程领导力行动研究”项目的力量，努力打造研究性管理团队，提升管理团队的课程领导力。

三、探师训之路，夯实集团化办学的核心力

在所有的教育要素中，教师是最重要的资源。同样，要保证不稀释名校优质教育质量，推动集团的可持续发展，教师的培养至关重要。觅渡教育集团对三个校区的教师实行统一管理、分层培训、合理引导，夯实了集团化办学的核心力。

1.分层培养，体现针对性

2016学年度，觅渡教育集团在编教师206名， 87.5%为中青年教师，市区“五级梯队”共107人，占总人数的52%。要培养这样一支规模较大的教师队伍，集团对教师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分层培养。

（1）年轻教师：重在培训，形成规范。为了缩短磨合期，加速新教师成长，实施多元导师制，由经验丰富的教师担任新教师们的班级管理或学科教学师傅，从应知应会着手，使青年教师迅速掌握教育教学的常规要求和教学技能，及早通过解读教材关、课堂教学关、班级管理关。

（2）成熟教师：重在培养，树立模范。通过“秋白杯青年教师素质大赛”“五级梯队递升工程”等，为青年教师创造成长的舞台，帮助他们突破自身发展的瓶颈，寻找教育科研的兴趣点，向更高梯队发展。

（3）高水平教师：重在培育，发挥示范。对于集团内的高水平教师，集团除了为他们搭台子资助进修、带薪访学外，也给他们压担子，或要求他们成为科研攻关项目负责人，或鼓励他们组建名师工作室，让他们的经验在青年教师中形成辐射。目前，集团已有市区级名师工作室5个，校级工作室7个。

2.科研引领，体现导向性

让研究成为一种习惯，让研究成为一种生活，是觅渡教师专业成长的必由之路。通过教师“成长共同体”的组建和“讲堂理念”的推行，促使教师将教育科研和日常教育教学工作结合起来，让教育科研为教师成长导航。

（1）组建“成长共同体”，提升教师研究的效益。由于集团教师众多，教研组庞大（语文、数学尤甚），觅渡教育集团创生了新的教研方式——教师成长共同体，即适应集团发展的变化，满足教师专业成长的需要，根据科研攻关项目的需要组织起一个个教师研究群体。教师成长共同体的建立，强调“小角度切入，小步子推进，小周期完成，小问题解决，小收获累积”，引领教师把日常教育工作所关注的重点指向自身的教育实践，着力提高自身在复杂的教育情境中机智有效解决复杂问题的专业能力，让研究成为教师生活的常态。

（2）倡导“讲堂理念”，放大教师研究的成果。“觅渡论坛”是觅渡教育集团校本培训的明星品牌，它正逐渐转变成“专题讲堂”：师德论坛、课程论坛、班主任论坛……问题即专题、教学即研究、成长即成果的“讲堂”理念也被广大教师所接受。一个主讲人，一群自由发言人，在互动交流、彼此碰撞中提升智慧，切磋教艺，传播教育思想，辐射教育成果，觅渡的教师个个都是思想者。

3.评价推动，体现激励性

评价的目的不是甄选，而是推动。对于教师的发展，集团确立了“目标引领、评价促进、团队感召、自主发展”的思路，通过进行教师发展机制的探索和教师评价条例的修改，准确地传递出学校的价值导向，激励并成就着教师的发展。《觅渡教育集团校级综合荣誉评选方案》的出台，启动了校级综合荣誉评选工作，通过评选“校级名师”“校级名班主任”，唤醒了教师的职业尊严，激励教师博采众长，提炼“教学思想”，形成教学艺术，实现主动成长。

四、寻课程之根，促进集团化办学的竞争力

儿童不仅属于当下，更属于未来，教育要对儿童的当下负责，更要对儿童的未来负责。因此，学校课程建设必须要以尊重儿童为前提，通过校本化实施国定课程以及研发校本课程，再现与发展学校对人类文化中最宝贵元素的理解与创造，从而为每一个孩子的未来做好准备。围绕“给予每个儿童不同发展的权利，发现每个儿童最大发展的可能，成就每个儿童真实发展的意义”的课程价值，觅渡教育集团走上了自己的课程建设之路。

1.多元课程建构，丰富觅渡学子生命成长的经历

在明确教育集团培养目标的前提下，集团通过课程规划，对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进行校本化重组，以实现在学校层面上的一体化和协调性，从而形成学校课程的合力，培养具有觅渡特质的学生。

觅渡教育集团以学科课程和实践课程两类课程整体架构学校课程。学科课程包括国定课程中的学科类课程和在高质量实施国定课程的过程中衍生、拓展的课程。实践课程则是以体验探究为重点的，围绕主题综合运用各方面能力开展实践的机会，并获得体验、提高能力的课程。两类课程相辅相成，给孩子们带来丰富的生命体验。在觅渡，新年音乐会让孩子们从“民星”走向“明星”，留下童年永恒。“篦梁灯火”学生民间美术年画展，为热爱民间艺术的孩子搭建了展示才华的平台。1981年成立的秋白讲解团，立足校园，走进社区，在道德讲堂里将秋白故事述说，将秋白精神传播。作为《常州晚报》挂牌成立的全市首家“小记者站”，觅渡的小记者们经常走出校园，深入生活，走进社会第一现场……

觅渡的课程体系并不是封闭的。在基于觅渡学生总体发展的需求下，集团不断优化各类课程，延展学习领域，丰富学习内容，并顺应学生发展需求，由教师在自己擅长、学生喜爱的领域自主设计、开发科目，涉及人文、信息、体育、科学、生活、艺术等多个领域，为学生提供更加开放、灵活的学习成长平台。每周五下午，近五十门“选修走班课程”在四、五年级实施，包括“动手创造类”的变废为宝DIY、美味西餐厅、粘土手工坊……“动脑益智类”的挑战多米诺、小小航模社、四格漫画社……“艺术修养类”的光影之旅、年画新创想、钻石音乐坊……“运动健身类”的快乐篮球、快乐足球、太极学院……“文学表演类”的绘本屋、英语悦读吧、快乐小剧场……选修课程成为一种具有独立形态的课程，进一步凸显学生的选择性和主动性，发展学生特长，满足学生个性差异。

2.精品课程建设，打造觅渡教育的新名片

集团化办学，并不是让集团内的所有学校都完全按照优质学校的一种模式去办，尊重各校的发展历史和已形成的办学特色，尊重每一种教育创新，通过教育资源配置、人员流动、课程共享、活动交流实现集团内的优质资源共享、共建，必将开创共同发展的新局面。创造性教育戏剧课程就走过了这样的发展之路。

创造性教育戏剧课程最早起源于冠英校区，2012年5月，在“首届两岸三地戏剧教育研讨会”上，正式明确命名，并找到了课程生长的价值。创造性教育戏剧是一种普适性课程，面向全体学生，它不是教给戏剧知识，训练表演技能，而是提供全面的人文熏陶，提供丰富的生活与情感体验。它不是培养少数有表演天賦的儿童，而是以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为核心，发展学生的表现力、想象力、表达力、合作力、审美力，引导学生善于表现自我、敢于自由想象、勇于探索创新、乐于合群合作、拥有审美能力和独立精神。2014年起，该课程推广至整个集团的一、二年级各班。从2016年开始，创造性教育戏剧研究覆盖集团各年级：一至三年级每周一节戏剧课排入课表；四至六年级学生每周一节选修课。如今，聚集团全体教师之力，创造性教育戏剧的课程开发更加深入：年段序列性校本教材初步形成，“一场四坊”实践基地投入使用，精彩纷呈的“戏剧节”持续开展……这门课程，把校园变成了学生演绎个性、发展兴趣的舞台，促进儿童多元智能的形成和综合素养的提升，也成为觅渡教育集团的一张“新名片”。2015年11月，觅渡教育集团独家承办了“首届全国中小学教育戏剧课程高峰论坛”。2016年3月，该课程成功申报为2016年江苏省“中小学课程建设项目”。

像创造性教育戏剧这样的精品课程，觅渡还有很多，例如：致力于培养国际视野、家国情怀的“觅渡国际理解课程”，致力于重构学习空间、转变学习方式的“觅渡数字化学习课程”等。精品课程与重点项目的打造，让觅渡教育集团在课程改革的道路上不断迸发出新的智慧，也使觅渡教育的社会效应得以凸显，影响力不断提升。

责任编辑：赵赟

作者：王燕

漫画文化影响管理论文 篇3：

供电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要义与路径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多年来坚持把安全文化作为安全管理的灵魂、本质安全的保障，摸索和总结出一套适应企业创先发展的安全文化建设方法。

安全文化是安全生产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员工思想观念上的综合反映，包括安全价值观、安全判断标准、行为方式等，是保障安全能力和安全行为的总和。电力工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电力商品的价值转化是通过电网的稳定运行来实现的。所以，搞好供电企业的安全管理至关重要。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供）多年来坚持把安全文化作为安全管理的灵魂、本质安全的保障，摸索和总结出一套适应企业创先发展的安全文化建设方法。可以说，安全文化是深供特色创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创先文化在安全生产领域的延伸、渗透和体现。

安全文化的定位

深供安全文化是深供人在长期的安全生产活动中不断创新实践所形成的，并为全体员工接受和遵循，具有本企业特色的安全思想和意识、安全作风和态度、安全机制及行为规范。

深供安全文化的核心是安全生产文化，强调电力工程建设、电网调度和电力设备运行维护过程中不出现任何错误操作和伤亡事故。

深供安全文化具有五个方面的功能：一是导向功能。对企业行为及每一个员工的安全价值理念、思维取向起引导作用。二是凝聚功能。依靠员工认同的安全目标、准则、观念等把员工的思想和行为统一起来，造就出忠于企业、崇尚生命、关爱他人的优秀团队。三是约束功能。对员工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具有约束和规范作用。四是激励功能。使每一个员工都能够把自己的安全需求、家庭幸福与企业的兴衰成败紧密联系起来，做到我要安全、我懂安全、我会安全。五是辐射功能。当安全文化一旦形成较为完整的模式，它不仅会在深圳供电局内部发挥作用，对合作伙伴以及客户产生影响，而且也会通过各种渠道对社会产生影响，从而推进社会的安全与和谐。

安全文化的内涵

“以人为本，团队互助”“一切事故可以预防”是深供安全文化的核心理念，是深供人在生产实践中、经过长期积淀、不断总结、提炼形成的由公司决策层倡导、为全体员工所认同的安全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是深供人对生命价值、生命权利和社会责任高度认知的具体体现。

南方电网公司安全生产1号令及有关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是深供安全文化的制度支撑；安全可靠、自动化程度高的技术装备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信息系统是安全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

“安全生产风险管理”是深圳供电局安全文化建设的显著特征，以实现安全生产系统化、规范化、标准化和前瞻性管理为目标建立起来的安全生产风险管理体系，让生命线坚不可摧，为打造“本质安全型企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深供安全文化涵盖了“意识、人身、设备、技术”四大方面的安全要素，体现了安全文化在实践过程中“无情”与“有情”之间的对立和统一，并不断融合、创新、发展，有效促进电力供应中的安全、可靠、稳定，实现生产效益最大化。

深供安全文化不仅在生产环境创造浓厚的安全氛围，同时还全面覆盖深供人的生活和生存领域。通过传播、宣传、科学普及、教育等手段，倡导忠诚、博爱、自律，最终达到和谐、安全、健康的境界。安全文化立足于激发和挖掘深供人自觉的安全行为和自律能力，使深供人成为理智、高素质的安全人。

深供安全文化具有独特性、继传性、开放性、先进性和吸收性，在保持自身鲜明特色的同时，大胆吸收对人类身心安全与健康有益的做法或表现形式，持续丰富自己、发展自己。

安全文化建设的实施路径

深供安全文化建设以“每一个深供人都成为理智、健康、和谐的安全人”“把深圳供电局打造成本质安全型企业”为目标，从六个方面推进安全文化落地。

认真落实南方电网公司“一号令”，把电网安全稳定作为企业的生命线。坚决与“违章、麻痹、不负责任”三大安全敌人作斗争，使全体员工从内心深处切实认识到安全生产对深圳供电局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认真落实《反事故措施工作方案及行动计划》，强化作业和安全生产管理过程控制，杜绝人为责任事故。强化现场监督，严格以“十个规定动作”指导现场工作，有效遏制违章行为。加大安全生产问责力度，从管理源头上抓好事故防范工作，准确预测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把各种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把不利于安全生产的苗头解决在发生之前。

完善安全监察预控机制，确保安全制度的有效执行。通过开展风险评估，分析现有控制措施的有效性和全面性，提出针对性的风险控制措施，构筑安全生产人人有责的思想防线，彻底解决缺乏风险控制目标而被动管理的问题。通过开展“安全隐患大家查”“人人都是安全纠察员”等系列活动，真正实现五个转变：变事后管理为事前控制；变“运动式”“救火式”的管理方式为发生问题及时总结、举一反三；变重视结果到结果和过程并重；变规章制度从书本挪到现场，依规操作更加明确；变“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做到关口前移、主动管理、超前管理。

完善安全生产风险管理体系，推动安全管理规范化。深圳供电局基于风险，涵盖电力生产各环节、实用、可操作的安全生产风险管理体系，为建立安全生产系统化、规范化、标准化和前瞻性管理的长效机制铺设了一条可行之路。要通过建立工作例会、协调、督促与指导、工作计划、舆论宣传等机制，推动安全生产风险管理体系暨规范化建设工作的持续完善。同时，以广东省“七个统一”为基础，分阶段开展人员风险行为管理系统建设，通过标准与过程的持续改进，实现安全生产风险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建立管理标准，规范作业行为。坚持一事一标准，确保管理的针对性；建立标准和工作联系，确保管理系统性；优化层次结构，提高可操作性；规范管理内容，落实工作责任；建立和运用作业指导书，规范作业活动流程，控制作业活动流程，促进作业活动和作业效果的一致性；建立过程信息收集机制，解决安全生产管理基础数据不足的问题；建立PDCA循环改进机制和体系运行审核机制，完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标本兼治的有效机制，促进安全生产局面的持续稳定。

加强“6S”管理，确保人与设备的安全状态。加强设备管理与设备维护，不断提升设备管理与设备维护水平。加强“6S”管理（6S：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确保人、机、料、法、环均时刻处于安全状态和环境下。

持续开展安全活动，营造浓厚安全氛围。加强安全理念的宣贯，持续开展“安全健康知识竞赛”“安全生产大讨论”活动、“一封安全家书”征文比赛、班组“安全在岗位”亮点PPT演示大赛、“安全在我心中”签名活动、“我为安全献一句”“我为安全献一策”活动、“安全在我身边”讲演比赛和节能减排知识竞赛、技能比武大赛；在党团员中开展“党员结对子”线路巡视活动、“护电力设备，展青春风采”共青团主题活动，征集安全生产格言警句以及顺口溜，举办安全生产漫画大赛等，在全局形成了人人关注安全的浓厚氛围，不断提高全体员工特别是一线作业员工的安全生产知识水平和安全操作技能水平。

（责任编辑：郝幸田）

作者：肖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