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及影响论文

2022-04-18

摘要：转型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具有延续性和结构的复杂性，对政治发展具有一定影响。波兰历史上形成了民主、自由、法治和开放包容的传统政治文化以及“防俄”“仇俄”的民族意识。1989年东欧剧变，作为转型“优等生”的波兰成功实现民主化目标。其中传统政治文化的延续对其转型前后的政治发展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因此对波兰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有很大的理論价值和现实意义。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政治文化及影响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政治文化及影响论文篇1：

汉魏晋族群与阶级集团的反复及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摘要：魏蜀吴、东汉、西晋的统治者所处的社会阶级以及其政权组织模式是不同的。蜀国为高度集权政体，西晋、东吴为世家垄断政体，曹魏是先法家寒族族群再到世家垄断的过渡政体。他们的政权组织模式都是由其统治阶级集团的性质决定的，而汉魏晋时期晋族群与阶级集团的反复对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魏晋阶级儒门豪族寒族

在下刘元之，成都人氏，生二十世纪末，字子之，好中古史、好古文、好汉学，其所好者非为显学，却致力于此，其所愿者，修史也，不敢当于太史公，然无论习凿齿、陈承祚诸人愿比之哉，慕张子之为学论，仰孙盛之不屈，尚陈寅恪之治史学，崇太史公之修史法。尚幼弱，为学之路甚长，当勉行之哉。

某对于汉魏晋族群与阶级集团的反复及对政治文化的影响有如下观点：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差异巨大。如晋室河内司马氏，为地方豪族，服膺儒家；而魏皇室沛国谯县曹氏则出身于非儒家的寒族。魏晋的兴亡嬗递，不是两姓胜败的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寒族两大集团的反复。

一、儒门豪族与寒族

东汉官学没落，学术文化家学化，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与地缘有重大关系。例如司马氏是河内郡的豪族，这个家族祖先为楚汉时期殷王司马卬（元之案：卬为赵将，功封殷王，都朝歌，后汉王下河内，虏殷王，置河内郡，于是卬入汉），而家族兴起，则是东汉司马钧以来，世代为将军、守、尹之职，是为武人。而懿祖父儁，官至颍川太守；父防，历官洛阳令、京兆尹。因司马钧征西羌而败死于狱中，所以司马家便弃武从文。从司马儁开始，司马家完成了从武人家族向文人士族的转变，且“博学好古”，至后来，便成为儒门阶级的望族。司马防有八子，懿为次子（元之案：所谓司马八达盖朗、懿、孚、馗、恂、进、通、敏。凡八子，字为伯达、仲达、叔达、季达、显达、惠达、雅达、幼达）。

在东汉，服膺儒学是一种普遍现象，儒门豪族并非河内司马氏一家，另有数家豪强与之相同。而司马家相比门生故吏遍天下的汝南袁氏、弘农杨氏等相差甚远，亦比不上家族盘根错节的颍川钟、荀、陈、韩、郭等家族，这些家族皆是东汉信奉儒学的名门望族。汉魏主要的士大夫，其出身大抵为地方豪族，而豪族往往便是重孝、重礼的儒门世家。与之相异的是魏统治者曹氏出身于寒族，且与阉宦有关，其出身便来自寒族阶级，与豪族服膺儒学不同，曹操的思想与当政后实施的政策，即由他的阶级出身所决定。曹氏尚俭，且有严格的规章制度，违者将受严厉的制裁。如曹植之妻身穿锦衣，被曹操登台发现，遂以“违命”还家赐死（或与争储有关，崔氏亦清河崔氏之女，崔琰已死，曹操亦不想留下祸根有关，但仍可体现出曹氏尚俭）。曹操如此厉行节俭，与他出身寒族有关，但更重要的在于，与儒门豪族的奢侈风尚划清界限，并打破儒家豪族的桎梏——汉代董子儒家思想，然后才能稳取刘氏皇位而代之。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十九年（公元214年）、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曾分别下达求贤令，史称“三令”，其中第三令的内容有“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军，负侮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的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名举所知，勿有所遗”。

曹操的“三令”，旗帜分明地向世人表示了他的选官标准是唯才，而非唯德，这便是向儒家正统思想宣战。就曹操的出身和政治地位而言，若不摒弃儒家经典教义则无以立足，更不能与儒家豪族代表人物，如袁绍之辈竞争取胜。

曹操信奉法家，所以他特别注重刑罚。因此，陈琳在讨曹檄文中说“细政苛惨，科防互設”。重刑罚可以说是曹操摒弃儒术的一种必然结果，这就势必形成了儒家豪族与寒族阶级的根本对立，而这种对立最终的结局是势力消长，政权嬗变。

二、曹、袁之争——寒门崛起，儒门豪族的暂时衰落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官渡一战决定了东汉后期掌握政权的寒族与势力巨大、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儒家豪族两大阶级的胜负。在官渡一战中，虽然袁绍前线战败，回邺不久后便病逝，但河北割据的袁氏仍然强大，曹操用了诸多计策与较强硬的军事、政治实力，花了五年才控制住河北。而事实上，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东汉儒家大族的潜在势力之大令曹操无法想象。袁绍败了，豪族大族不得不暂时隐退。袁氏在河北统治背后的许多豪族，如审、郭、阴等成为袁氏的陪葬，但清河崔氏、颍川辛氏、邺县甄氏等反而投靠曹操，获得了生息的机会。令曹操始料不及的是，其统治下的儒学豪族仅是暂时屈服于寒族建立的曹魏政权之下，他们一直在伺机而动。

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征马超，曹丕留守邺城。曹丕留守期间，河间郡田银、苏伯反，幸有将军贾信、程昱等人，方才平定。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农民起义，但实际上是儒学豪族以低调的方式重新兴起于河北。袁绍败后，三子败家，终至家族落魄，但攻破袁氏城池，非袁氏死忠者自然投降，所以之前袁氏统治下的河北、儒学豪族们仍然基本保留了下来，仅有审配、沮授、郭图（元之案：郭公则死后，郭家尚有旁系任职魏朝，而审、沮等皆尽落没）为袁家陪葬，尚有清河崔氏、颍川辛氏、颍川荀氏（元之案：荀氏于曹、袁皆有势力，从曹者荀彧、荀攸等，从袁者荀谌）等这些豪族在袁氏灭亡之后依旧保留了下来，令曹操也无可奈何。于是某些家族继续兼并田产、剥削佃户，最终导致苏伯、田银叛乱，而这场危机还导致了曹丕的信任危机——曹操开始怀疑他的能力，幸好有程昱等人相助，否则曹丕难以保住世子之位。

三、曹丕、曹植的夺嫡之争——豪族与寒族阶级的对抗

曹丕、曹植的夺嫡之争，也可看作豪族与寒族阶级的对抗。

曹丕圈子的内部有他的四友，陈群、司马懿、吴质、朱铄及曹休、曹真、夏侯尚等宗亲，外围圈子有崔琰、徐奕、邢颙、桓阶。陈群出自颍川陈氏，儒门大家陈寔（仲弓）之孙，陈纪（元方）之子，曹丕登基后提出的九品中正制改变了曹氏的选官制度，将选官之权归于豪族，他是豪族阶级的一个代表；司马懿出自河内司马氏；吴质出身寒族，以文才、智慧为曹丕所重用，但在高升后并未替其阶级做任何事，而是一夜暴富，开始享乐；朱铄仅一家奴心腹尔，他与吴质两人并不能代表寒族阶级。曹休、曹真、夏侯尚等宗亲却是武人，不能在政治暗斗中起多大作用。崔琰，清河崔氏人，豪族代表；毛玠，出身卑寒，虽服膺儒家，奉行唯德是举制，选官尚俭。而其余几人完全服膺儒学，家族力量虽不算大，却不属于寒族阶级。

曹植这边，内外仅有丁仪、丁廙、荀恽、杨俊和一个两边皆有交情的弘农杨修等人，以及一群出自寒门的文人。丁仪、丁廙所处的丁氏，仅是沛国一豪强罢了，不可一提；荀恽所处的颍川荀氏、杨修所处的弘农杨氏，在当时的大豪中较为破败（荀氏在荀彧为曹操逼死之后，家族在一段时间内较为落没），而他俩又年轻，自然没有什么话语权；杨俊出自陈留，亦为豪族，但因受学于边让（兖州时为曹操所杀），出仕又晚，故人轻言微。

由此可见，曹丕的支持者，除了心腹以外，便是来自恪守儒学礼法的豪族大族；而曹植这边则是一群年轻的寒族文人，这便又是一次儒家豪族与寒族阶级势力的消长，且来自豪族的支持直接影响了曹丕日后的执政方针。在尘埃落定的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身居邺城中枢的一群荆州寒门书生准备谋逆，为首之人魏讽为沛人，其余多是荆州人，而且基本上出于寒族，虽然这起谋逆在发生前就被陈祎告发，魏讽等人迅速被抓。但曹丕在处理此事时竟党同伐异，拟就了一份上百人的名单，上面包括了几乎所有的荆州派仕人。因为曹丕所依仗的乃是中原豪族诸家，若能将荆州一派势力连根拔起，等于去除了一个“抢饭碗”的人，不仅可以稳固己党，还能打击杨俊等自己不喜之人，以及张泉（张绣之子）等曹操不喜之人。所以说，曹丕在后来已完全成为豪族的代表，令曹操这个寒族的代表始料不及。

四、曹魏取仕原则的转变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西曹掾徐奕为丁议所讥罢官，丁仪成为西曹掾，与东曹掾何夔共掌选官之事。何夔字叔龙，陈郡望族，早年被袁术胁迫，后逃归曹操，此人名气虽大，但很少对时政发表见解，对曹丕、曹植之争也置身事外，身处中台，却不显山不露水，但起居奢侈，日食万钱的何曾便是他的儿子。在提倡节俭的曹操麾下竟有这么个大臣，并与袁涣、毛玠等清贫之官多年相安无事，简直无法想象。在丁仪刚任西曹掾不久，丁、何二人便被曹操召见，叮嘱选官之事，何叔龙当着曹操的面提议改变唯才是举的选官标准。史书上只记载了何夔的建议和曹操“称善”的态度，何夔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曹操面前提议改变唯才是举未被斥责，反而被称善的人。称善一词或许有点不恰当，但不得不说曹操是默许了他的建议，口头微微不情愿赞了两句。史书上只记载了何夔提出建议的那段话，并未写他是如何劝服曹操的，但他的传记里有一句话：“太祖性严，橼属公事，往往加杖；夔常蓄毒药，誓死不辱，是以终不见及。”恐怕大抵如此。选官标准的改弦易张，便是向高门士绅的妥协，也使整个中枢大换水。崔琰下狱、毛玠气死便是最好的例子。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2年），曹操第三次下令求贤，颁布《举贤勿拘品行令》。表面上看，曹操似乎是在重复前两次“唯才提举”的选官标准，但细细琢磨，颇值玩味。何夔之意是选官当慎德与兴功并重，甚至主张要恢复乡举里选。曹操在这道教令中把“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之术”相提并论，其实与何夔之意毫不相悖。他早年曾提倡“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建安八年《论吏士行能令》），如今魏国已稳固，汉室权力也基本蚕食空了，虽然天下还没有统一，但该办的“事”已经办了一半，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似乎该考虑治平了。更有趣的是，曹操大喊“不仁不孝而有治国之术”，那么也就挑明了为官者是不仁不孝之徒，即便当上官，也难免被人戳脊梁骨。看来“唯才是举”不是主流，倒像是个案，曹魏的取仕原则已在不知不觉间转变，开始向世家大族妥协。

黄初元年，曹丕即位不久，太子四友之一，家族地位最高、当朝儒家豪族的代表人物陈群上书建议改易选官制度，提出九品中正制。这是历史上选官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亦使之前在豪族与寒族之间徘徊的选官制度终归豪族。陈群字长文，儒门大家陈寔之孙，陈纪之子，颍川陈氏之人，其家门生故吏、家族世交遍布天下。昔日夺嫡之时，陈群出力不少，更是组织了四十多位前家族门生的实权官吏支持曹丕，说服了许多儒族人仕拜访曹丕，甚至还有连曹操都不一定能够请得到的儒门大家郑玄之子郑小同等人。因其在夺嫡之争中出力许多，曹丕成为太子后，便请封他为尚书、昌武亭侯，后迁尚书仆射，加侍中，徙尚书令，晋爵颍乡侯，主导选官之事。陈群为了维护儒门豪族的利益，发明了九品中正制。

何谓九品中正制？所谓九品，是由当地长官及德高望重之辈对青年学士进行评议，等级分九品，依次是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每一品对应一个官阶，对青年的评议结果表示他是几品人才，最终最高能荣登几品官位，然后令其由低品官做起，步步历练。然而所谓德高望重之辈，皆为儒家豪族之人，州郡官员的评议，也充满门第之见，所以选官制度与方式皆由儒家豪族垄断，寒族阶级为官的机会非常小。

五、魏末寒門与儒家高门的权力角逐

太和元年（公元227年），曹叡登基，是谓魏明帝。曹叡是历史上被诋毁得最厉害的皇帝之一，很多人都说他庸懦，导致司马懿乘机篡权。但事实上，他可以算是一个文韬武略皆强的皇帝，被刘晔誉为“秦始皇、汉孝武之俦，才具微不及耳”，连品人刻薄的裴松之也如是说“魏明帝一时明主”，而陆逊也感叹他“选用忠良，宽刑罚，布恩惠，薄赋省役，以悦民心，其患更深於操时”。若非曹叡乘其父祖之陋，子尽早夭，自己也早逝，否则司马懿定无机会。曹叡登基后第一件事便是集权且重用寒族，以遏制豪族，削权归己，分权于众，又绝浮华之端，服百官。而景初元年，借公孙渊反叛，将司马懿调往辽东，远离其治理十余年的关中。可惜景初三年即病逝，仅36岁。将死前，由于刘放、孙资的蛊惑，最终废掉曹宇等人，令司马懿和曹爽辅政。

曹爽辅政，他所代表的其实就是寒门阶级。初时，曹爽锐意改革，重寒族、抑豪族。于是，被打压的豪族大臣皆尽投入司马氏门下。不得不说曹爽还是太年轻，历练太少，司马懿辞官之后，他放松警惕、胡作非为，最终还是被司马懿及众豪族如高柔、卢毓、王观等辈消灭殆尽，这便又是儒家豪族与寒门阶级的一次反复。在这次反复之后，寒族并未再有实质性的斗争。夏侯玄等人意图废司马师，最终被杀，并且曹芳被废。后来，曹髦的斗争应该只是皇帝为了夺回皇权杀死权臣的斗争罢了。

当然还有淮南三叛。首叛王凌出自落没豪族世家（太原王氏之后），入仕之初便与司马朗、贾逵为友。司马朗为司马懿之兄，典型豪族。《魏略》记载：“逵世为著姓，少孤家贫。”可见他也是落没豪族之后，不过据《三国志·贾逵传》记载，贾逵为刺史，主张刺史及二千石以下，应具“严能鹰扬有督察之才”，而不主张“安静宽仁有恺悌之德”。他奏免过许多他所考察到的二千石以下“阿纵不如法者”。这是曹操的主张和政策，所以贾逵应该属于典型的法家代表。故而王凌其实是夹在两个阶级中间的，他本是太原王氏之后，服膺儒学，但后来因故成为将军，靠军功起家而非儒学或政绩，之后又成为一方军阀式的实权人物，所以他所代表的阶级是很混乱的。不过据他的遗言及《晋纪》记载，他忠于魏庭。为什么会因为忠于魏庭，然后发动军事反叛呢？原因很简单，忠于魏庭，他便能有机会掌权，毕竟他是一个叛离儒学正统道路的人，如果是豪族掌权，王凌也会被逐渐架空，因为他不是他们体系内部的人。儒门豪族最大的缺点就是区分自己圈子内部的人，而寒门阶级则是涵盖了服膺法家、道家乃至玄学等被豪族阶级剔除的人群，故而王凌才有此一反。至于毌丘俭与诸葛诞这两位将军的反叛，则具有许多非阶级性质的因素。毌丘俭系曹叡亲信，又有击高句丽之功，而后跃居幽州刺史，又调任镇东将军督扬州军事。因天子废立引起拥曹派不满，擅杀大臣夏侯玄、李丰，又引起拥曹派惊慌，故而毌丘俭与将军沛国文钦发动政变。诸葛诞则是平定毌丘俭之叛元勋，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寒族法家之人，并与被诛的夏侯玄、邓飏交厚，见到王淩、毌丘俭等人的覆灭而心不自安，于257年起兵，次年即遭镇压。因此，后两叛更多的是反对司马氏篡权的斗争，与阶级倾轧关系其实不大。虽然毌丘俭、诸葛诞皆是寒族阶级之人，但他们的起兵与阶级关系不大，虽然可以说拥曹是为寒门阶级斗争，反司马是对儒门豪族斗争，然而曹芳及后来的曹髦皆无法像前三位那样代表一个阶级了，因为曹芳被废大局已定，曹家之天下几乎归于豪族阶级所有，故而此后阶级倾轧便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西晋政权的出现，表明了儒家贵族最终战胜了非儒家的寒族。司马晋与曹魏的政治取向与政治手段大不相同的关键在于统治者本身的社会阶层。晋统治者是豪族阶级，他们贪权爱钱，最终导致晋朝权贵恣肆，形成门阀政治，官场溃烂，然后在晋惠帝司马衷时代发生战乱，晋朝由此崩溃萧条。

魏晋时期，势力只能达到郡一级的世家大族，叫做豪右，而势力能渗透到中央的，则可以称之为士族或者门阀。九品中正制使得人事选拔权利逐渐蚕食了曹魏政权，皇帝无为于上，豪右愤懑于下，平民阶层无依。

六、魏、蜀、吴三国政权的阶级属性

纵观魏、蜀、吴三国及汉末最有实力的军阀袁绍与晋朝的政治状况，魏、蜀略同，而吴、晋及袁绍则皆尽相同。刘备虽自云汉朝的宗室，可是家早已落寞，并且是否为汉宗还有待考证，实际亦等于寒族。诸葛亮为诸葛丰的后代，是世家相传的法家，并且《三国志》裴松之注：“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接一通已毕。”这与曹操“擎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正相似。因此，蜀汉与曹魏施政之道相同，只是蜀汉境内无太多实力豪强，寒族和豪族互相倾轧事件很少，不似曹魏方面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元之案：仅有少量少数民族豪强，如爨习、雍闿之类。虽为豪强，但在刘备入蜀前，即遭刘焉、刘璋父子打压，刘备入蜀之后，先后遭到法正及诸葛亮的镇压，也无法像魏后期与晋朝一样豪族干政了。此外，刘备旗下还有很严重的益州派与荆州派之争，不过在后来孟达逃走及李严罢黜之后，整体便团结了。而曹魏内部则示兖豫寒族、谯沛武人、河北及汝颍世家及荆州并州扬州少部分官僚，地域之争早在曹操时代基本化解，韦晃一案解决并州士人，魏讽一案解决荆州士人，扬州人本来就少，所以起不了风浪，最终大权尽归中原士人）。

蜀汉的基本国策为“收复中原、光复汉室”，然而这个偏安的国家毕竟资源实力有限，所以蜀国实施了高度的集权专治，把政治军事权利收归中央，地方矿产也由中央垄断，厉行“名法之治”，打击异己分子。如诸葛亮都是“二十杖以下亲理之”，最后活活累死。唯有高度集中，才能做到社会高度同质化，从而最大限度地集中有限的国力，有实力北伐，并对魏国造成巨大威胁。

吴国的情势则大大不然，孙吴政权是由汉末江东地区的强宗大族拥戴的江东地区，是具有战斗力之豪族，孙氏利用自己及地方豪强曲部的武力，并借助地方儒门豪族，如张、陆、朱、顾、虞等多族支持，组织起政权。所以说，孙吴政治社会的势力基本操纵在地方豪族之手，寒门仅有部分亲信元老担当重任，并且多是中等文职或拥有少量曲部的武职。因此，孙吴与西晋施政之道又有类似之处。不过东吴与西晋不同的是，西晋统治者本身就是豪族阶级，而东吴统治者则是主动将自己绑在世家大族这一阶级战线上。江东的大家族不仅占据了东吴的经济资源，还占据了军事资源，几乎每个大家族都有着相当数量的私兵。拥有经济、军事两大资源的大家族，就有實力向统治者要求相应的政治地位，且东吴几大家族皆有姻亲联系，不似西晋时期几大家族的攀比敌视。由于东吴世家基本都是本地世家，所以东吴国内一直反对北伐扩张战略。一直执行扩张的仅仅只是孙家人、心腹武人以及北来士族，如诸葛瑾等（所以孙权在石亭击败曹休以后，立即听从陆逊的建议撤军偏安称帝，诸葛恪在后来北伐失败后即刻被政变杀死）。因为各种矛盾，孙氏也一直谋求限制吴会豪族，如孙权先后借暨艳、吕壹等人来惩治污蔑世家权臣，逼死陆逊、将朱据下狱等事；孙綝先后借政变、军败为名，处死将军吕据、朱異；后来的孙皓也一直伺机对陆凯等人下手，可是碍于形式只得作罢。

相比于吴蜀，魏国阶级性质虽然和蜀国相似，但魏国毕竟面积庞大，内部情况也要复杂得多。曹魏内部既有掌握军事政治权力的谯沛寒族，又有垄断社会资源与舆论导向的汝颍世家，因而曹操在魏国建立后不得不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点。

袁绍是汉末儒家豪族的代表人物，其实力深厚是非儒家的寒族代表人物曹操所能比拟的。然而，袁绍“繁礼多仪”“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三国志·郭嘉传》裴松之注引《傅子》）。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儒家豪族是与寒族出身的曹氏相对立的。官渡一战，曹氏胜，袁氏败，儒家豪族阶级不得不暂时隐忍屈辱，但乘机恢复的想法从未放弃。袁绍的失败只表明儒家豪族暂时受到了挫折，他们在后面通过司马懿父子之手，终于把政权夺回到了自己的手上。

后世评价晋朝，大多相同：“得国不正，立国不正。”司马懿的坚忍阴毒，远非汉末同时儒家迂缓无能之士所能比拟。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可见其本性之残忍，手腕之毒辣。《世说新语》写道：“东晋王导、温峤往见明帝，明帝问温峤：‘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司马懿父子的坚忍阴毒，连子孙也感到羞耻，以至于怀疑晋祚能否长久保持下去。汉末儒门衰败，曹操等寒族士人迅速掌权，令儒门豪族不快，他们亟须一个能够对付这些寒门人士并且能够承担非议之人。于是，司马懿应运而出，击垮了寒族，承担了所有的非议。所以说，司马懿父子可以说是儒门豪族在历史非议前的挡箭牌，所有的指责都朝向他们，而后方掌权的儒家也在腐朽着司马氏获得的天下。故西晋短短51年的在位史，不仅是因为后人所说的司马懿身前品行问题导致子孙悲剧，更多的应该是儒门豪族需要一个人来帮助他们恢复地位，而在恢复地位之后，因为这块挡箭牌已經布满污秽，爱惜羽毛的儒生们便鄙夷地舍弃了为他们阶级打天下的家族。可以说，司马懿身前飞龙在天，死后亢龙有悔。他也应该想不到，爱干净的儒生们会那么迅速地腐蚀和抛弃了他的王朝。以前，某一直以为司马懿是一个成功的典范，现在看来，他其实就是一个被利用，且利用完之后被抛弃的悲剧玩偶。

七、结语

综上所述，魏晋统治者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阶级。魏统治者的社会阶级为寒族，非儒家。与之相近的是蜀国的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为服膺儒学的豪族，与之相同的是东汉、孙吴统治者的社会阶级，以及袁绍。东汉、袁绍、孙吴、西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是相承的。魏、蜀的出现与灭亡，反映了豪族儒门统治的动摇与稳定。社会阶级的不同，决定了魏、蜀与东汉、袁绍、孙吴、西晋不同的政治特征。

因此，三国并非简单的三个国家之意，而是指涉三种政权组织模式，以及其附着的文化经济模式。蜀国为高度集权政体，东吴为世家垄断政体，而魏国是于两大阶级中寻找平衡点而产生的政治模式。

参考文献：

[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64.

[4]刘义庆.世说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田余庆.东晋门阀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作者系四川省成都市田家炳中学高三10班学生）

作者：刘元之

政治文化及影响论文篇2：

浅析转型时期波兰传统政治文化的延续及影响

关键词：波兰；政治转型；传统政治文化；政治发展

政治文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即延续性，是社会成员在前代的政治文化以及特定政治环境的双重影响下，经过长期的积淀而形成的一种心理定式，不易改变，并且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政治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同时，政治文化具有结构性。任何政治文化本身包含着不同的成分，根据政治文化的主体、功能等可以划分出各种不同的亚政治文化。米切尔·罗斯金在《政治科学》中说“政治亚文化过强，可能会影响政治系统的稳定。”可见，亚政治文化与主流政治文化间可能相互协调，也可能相互冲突，一个社会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流政治文化与它们之间的关系。波兰传统政治文化在其转轨前后所处的地位不同，对波兰政治发展的影响也不同。因此对波兰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有很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东欧剧变，波兰在这场“大地震”中顺利地实现了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民主化目标，引起世人瞩目，被称为“波兰奇迹”。这一切离不开传统政治文化的熏陶。波兰人民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了民主自由、开放宽容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防俄”“仇俄”的民族心理。其传统文化的延续对转轨前后的波兰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转型前波兰传统政治文化对其政治发展的影响

二战期间波兰在苏联的帮助下得到解放而后进入社会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主要体现在被动地接受苏联的政治文化与波兰传统政治文化相结合。高度集权的苏联式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当时波兰社会的主流政治文化，与作为亚文化的波兰传统文化产生错位，给波兰人民带来巨大的伤害，整个社会发生断裂，停滞不前。尽管这样波兰传统政治文化仍然潜移默化地影响波兰人民，也从未被消灭、被同化，而是一直在鼓舞着这个民族对自由、平等、民主的向往与追求。

1.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文化。剧变前的波兰，社会主流文化是带有深深的苏联烙印的社会主义文化。高度集权是苏联模式在政治上的最基本特征，也是这种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笼罩着极端的国家主义形式，强调国家的专政而忽视民主和法制。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遭到践踏，人民群众难以真正地参政议政，监督制约机制薄弱，缺乏有效的自下而上的监督。与此同时，人民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和言论自由。

苏联式社会主义文化通过外力移植到波兰的土地上，缺乏合法性与稳定性。一方面，波兰既没有生成这种政治文化所需要的环境，也没有适合文化生存的土壤。另一方面这种主流政治文化难以获得波兰人民的普遍认同，曾经对波兰造成很大的伤害，严重影响波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正常发展，因此，波兰人民对苏联模式反感至极，强烈要求变革。

2.传统政治文化的延续。丛日云先生在《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中提到，“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是可能连根拔除的”，更何况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积极因素可能与现代文化相融合。因此，波兰在剧变前的社会主义时期，虽然建立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波兰的传统政治文化从未消失过，与高度集权的苏联式社会主义文化产生错位。通过一些典型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波兰传统政治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延续性。

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在波兰从来都是缺乏合法性，与波兰追求民主、自由的历史文化传统严重冲突，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危机。1956年6月28日，波兹南采盖尔工厂工人因不合理的劳动定额和工资制度上街游行，同军队、警察发生流血冲突，造成人员伤亡。事件发生后，波兰政府进行了武装镇压，分析波兰波兹南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与苏联长期以来在波兰强制推行的专制文化有很大的原因。1968年波兰发生三月事件，即因哥穆尔卡下令禁演《先人祭》引发的学生抗议事件。《先人祭》描述了波兰被瓜分时沙皇俄国对波兰人民的残暴统治和迫害，表达了波兰人民对民族敌人的深仇大恨和要求民族独立的强烈愿望。苏联官员认为演出有反苏势头，为此向波兰政府提出禁演的命令，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下令该剧停演，引起广大学生的强烈不满，在校园中集会高呼“自由、民主、独立”等口号。1970年和1980年均由于食品价格高涨引起格但斯克等城市流血悲剧和大规模的罢工。表面上是工人对自己生存状况不满，深层次上反映的却是人民群众与执政党之间的矛盾，与苏联模式的冲突以及对民主、自由的向往。

转型前波兰的主流政治文化存在着认同危机，其确立的过程本身就缺乏合法与稳定的基础，但这段时期作为亚文化的波兰传统政治文化顽强地延续下来并发挥自己的作用推动波兰的政治发展。其实回顾这一时期，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波兰人民争取民族生存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以及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意识上要求民主。从这些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波兰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文化根植于人民心中，早就为它种下了民主革命的种子。

二、转型初期波兰传统政治文化对其政治发展的影响

马克思在分析法国的政治发展时曾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人们的头脑。”这形象地体现了社会制度变迁的一个基本规律——路径依赖，即历史惯性和历史传统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剧变后，波兰根据转轨目标重构了自己的政治文化体系。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再主导意识形态领域，其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文化对波兰政治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主要体现在民主自由的文化底蕴，开放包容的文化传统以及仇俄的民族心理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波兰政治、外交发展模式与走向的影响。

1.向民主自由政治传统的回归。1989年2月波兰进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圆桌会议并通过以下重要决议：政府称团结工会为合法组织；实行议会民主制，增设参议院，设立总统职务；就第十届议会和参议院名额分配和选举达成协议。6月举行了众议院和参议院选举，12月波兰第三共和国成立。多党议会民主制的政体的实行，继承了波兰古老的民主自由的政治传统，重新建立起民主政治模式；在思想领域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重视民众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至此，波兰实现了全面转轨的平稳过渡，确立基本的民主政治原则，重新建立基本的民主政治框架，基本完成了以民主化作为转型的首要目标，折射出对波兰民主政治传统的继承和尊重。

2.与欧盟、美国、俄罗斯的关系走向。波兰在历史上属于欧洲文明的一部分，同时，波兰历史上形成的开放文化传统、“大国”抱负、仇俄的民族心理也渗透到体制转轨之中，表现为积极加入欧盟，亲密的波美关系以及紧张的波俄关系。

与欧盟的关系。东欧和西欧是一种政治概念，历史上被人为地划分开来。其实东欧是欧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两个欧洲一千多年来发生了各样的明争暗斗，波兰历史上都曾遭到西欧强国的瓜分或占领。而西欧由于其内部结构的共融性，慢慢整合成一个“西方文明”，欧盟正是在这种欧洲统一文化影响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1989年东欧国家民主化之后，波兰与欧共体建立外交关系。1995年波兰成为欧盟联系国，2004年波兰终于盼来了欧盟入场券，成为欧洲大家庭中的一员。入盟后处于欧洲外围的波兰，担心欧盟内部成员的“歧视”，为此当时的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持欧洲怀疑主义，反对扩大欧盟机构的权限，波兰的这些作为使之成为欧盟中有名的不合群分子。加入欧盟，实现欧洲化对波兰的政治发展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能帮助其摆脱多年来苏联模式的困扰。“回归欧洲”对波兰来说，虽然是一项外交政策，一句政治口号，但它本身更是一个文化概念。

與美国的关系。剧变后，开放包容的历史传统和“大国”抱负的政治心态促使波兰采取“西向”优先，“东向”次之的对外政策。波兰广泛地与西方国家交流与合作，尤其是美国。波美两国一直以来处于“蜜月期”，美国在波兰转轨时期给予了大量的经济、技术和军事方面的支持。1999年3月12日，波兰终于加入北约，军事力量大增。2003年，当美国将反恐矛头指向伊拉克时，波兰置欧洲内部激烈的争论与分歧于不顾，毅然继续给予美国无条件地支持，并迅速做出向海湾派兵的决定。波兰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立场，是其亲美外交的集中体现。

与俄罗斯的关系。波兰与俄罗斯同属于斯拉夫种族，拥有同一血脉，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俄国对波兰进行过三次瓜分，给波兰人民带去了苦难和羞辱，致使波兰对俄罗斯形成“防俄”“仇俄”的民族意识。为此，波兰对俄罗斯的态度比较谨慎。冷战结束后，波俄关系得到根本性改变，波兰从原来的苏联卫星国变为了俄罗斯在区域上的竞争对手，两国关系始终磕磕绊绊，被各种矛盾所困扰。剧变以来，波兰多次“旧事重提”并常常表现得不愿妥协，进而波俄关系成为波兰在外交上的难点，两国关系持续紧张。

距离东欧剧变快三十年了，波兰转轨相对比较平稳，在较短的时期内建立起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这无疑是得益于其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今后，其传统文化将会继续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波兰的政治发展。

三、结语

每个国家都会面临其悠久的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碰撞的问题。传承了上千年的传统政治文化对一国国民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它已经深深地内化到一个民族的精神中，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在不同时期它都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应当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加以弘扬，对与当前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因素要加以改造，共同推动和实现社会的平稳转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5.

[2]潘一禾.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146.

[3]丛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20.

[4]刘祖熙，朱晓中.多元和冲突：俄罗斯中东欧文明之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23.

[5]孔寒冰.东欧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367.

[6]朱晓中.中东欧转型20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84-85.

作者：白荣

政治文化及影响论文篇3：

论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特征及功能

摘要：党内政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党内制度规范、运行机制、行为模式等得以存在的价值依托，对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党内政治文化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與广泛的人民性、先进性与纯洁性、科学的理论性与自觉的实践性、继承性与发展性、严明的组织纪律性与充分的主体自由性等五大特征，由这些特征衍生出四大功能，即思想统一与凝聚共识、思想引领与政治教化、政治稳定与秩序延续、制度选择与改革动力。深化对党内政治文化内涵、特征与功能的分析，有助于为进一步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奠定理论基础。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继承性与发展性；思想引领

文化兴则国兴，文化强则党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昌盛，也就没有国家和政党的兴旺发达，这是一条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这一重大命题，表明党在自身建设方面的认识有了更深层的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1]，进一步提出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内政治文化目标。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增强、培育和发展文化自信的重要手段，是党内组织机构运作机理和制度安排的深层反映。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基础，是全面推进从严治党伟大工程的治本之策。

一、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

从内涵和外延来看，党内政治文化具有双重属性，既属于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又属于党内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政治文化和党内文化两者的交叉部分，但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不是两者简单的叠加，而是两者有机融合形成的一个概念。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首先要准确把握党内政治文化的概念，本文中使用的“党内政治文化”特指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

（一）政治文化与党内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作为政治学概念是在20世纪50年代才正式提出，美国政治学者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于1956年在《政治学杂志》发表了《比较政治体系》一文，首次使用“政治文化”概念，他用“政治文化”概念来表述每一个政治体系对政治行为的特定导向。其后，从政治文化角度研究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成为一个显学，但大多数西方学者主要从主观层面研究政治文化，也有学者将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纳入政治文化研究之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阿尔蒙德和小鲍威尔从认知、情感层面来定义“政治文化”；约瑟夫·奈将政治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研究；塞缪尔·亨廷顿和乔治·多明格斯认为，“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包括对表现政治的标志和价值及社会成员对政治目标的其他倾向的经验和信念。”[2]国内从政治学上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主要从政治思想、政治心理、政治价值、政治体系、政治制度几个方面开始定义政治文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定义有两种：第一种是从组成部分方面进行定义。王沪宁认为“政治文化作为政治活动中的一种主观意识领域，主要包括政治意识、民族气质、民族精神、民族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理想、政治道德等方面的内容”[3]。第二种是从本质构成方面进行定义。王邦佐等人认为，“政治文化，就是一个国家中的阶级、民族和其他社会团体，以及这个国家中的成员，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基础上，于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历史和现实的环境中形成的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的总和。”[4]综合国内外学者研究，本文认为，政治文化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关于政治制度选择、政策制定、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行为等方面内容的总和。

一般来说，政治文化与党内政治文化既有区别也有联系。首先从逻辑关系上讲，政治文化可以分为国家政治文化、政党政治文化、社会政治文化和个体政治文化等，党内政治文化属于政党政治文化的一种，也就属于政治文化的一种。党内政治文化和政治文化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一是党内政治文化具备政治文化的一般性特征，如：党内政治文化与政治文化一样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同样包含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情感、政治价值、政治行为等几个方面的内容，等等。二是党内政治文化具有一些特征，如：党内政治文化具有更为强烈的政治性，突出强调政治建设，党内政治文化具有更为强烈的实践性，与现实社会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强调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等等。党内政治文化需要从一般与特殊两个方面同政治文化进行区别定义。

（二）党内政治文化的本质和结构

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党内政治文化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共产党人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践探索，并形成了比较规范的内涵。马克思恩格斯对党内政治文化内涵作了本质性规定。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使用党内政治文化概念，但对党内政治文化内涵从本质上作了规定，认为党内政治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最终是由经济基础来决定的。列宁明确提出了党内政治文化概念，并提出了党内政治文化的目标。列宁在1920年11月3日《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政治文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使他们有本领战胜谎言和偏见，能够帮助劳动群众战胜旧秩序，建设一个没有资本家、没有剥削者、没有地主的国家。”[5]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基本内涵。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基础上对党内政治文化内涵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确立了“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将无产阶级思想作为党内政治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并探索出通过整风整党方式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有效路径。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并明确其基本内容。1980年颁布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2016年颁布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中国共产党不同发展阶段党内政治生活文化建设的宝贵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特别是从制度治党层面明确提出党内政治文化的具体内容，强调中国共产党要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形成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文化。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党内政治文化概念的梳理，本文从两个方面对党内政治文化内涵进行定义。一方面，党内政治文化是政治价值的党内集体确认，是党内制度规范、运行机制、行为模式等得以存在的价值依托。虽然党内政治文化可以區分“认识、情感、评价和态度等几个方面”，但其中决定一种政治文化形态中“最关键的是支撑其骨骼的价值系统如何”[6]。党内政治文化的这个定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释：一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核是政治价值，政治价值的确认对整个政党起到目标导向和价值引领作用。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政治价值为共产主义，在其他层面则表现为因历史发展阶段不同所体现的不同政治价值，在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最为集中的体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指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要“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7]。二是党内政治文化的主体是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三是党内政治文化需要全体党员的集体确认才能形成，这里不是说要求每一个党组织和党员都赞成党内政治文化，而是要求绝大多数党员从内心认可党内政治文化。同时，这并不表明党内政治文化经过一次或几次集体确认即可形成，而是经过一辈甚至几辈共产党员的行动、言语、思想、理论等方式进行持续集体确认，这并不排除其中个别人物的重要推动作用。四是党内政治文化对党内制度规范、运行机制以及个人行为模式起到价值范导作用，对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态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最终会体现在党员群体的具体政治行为上。另一方面，从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文化的关系来确认其外延边界。党内文化是党组织、党员干部在各项活动中形成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包括党内政治文化、党内经济文化、党内精神文化、党内生态文化等。党内政治文化属于党内文化，是党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共产党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并成为长期执政党的，党内文化必然带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可以说，党内政治文化是党内文化中最为主要的部分，甚至可以说，党内文化基本都带有或多或少的政治性，因此也可以将党内文化看成党内政治文化。从内容构成来看，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

二、党内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

党内政治文化源于党内实践，政治文化是政党性质的深层次体现。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党内政治文化的基础性作用，推进和丰富党内政治生活建设，以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中国具体国情和新时代发展要求，党内政治文化具有以下五大主要特征。

（一）鲜明的政治性与广泛的人民性相统一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是共产党人最鲜明的本质特征。”[8]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鲜明的政治性是党内政治文化的第一特征，民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政治，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最坚实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广泛的人民性与鲜明的政治性相辅相成，构成党内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一方面，鲜明的政治性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鲜明特征之一。政党的“政”就是要讲政治，执政的“政”也要讲政治，治国理政的“政”也是讲政治，政治性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应有特征。毛泽东指出，“政党就是一种社会，是一种政治的社会。政治社会的第一类就是党派。”[8]另一方面，广泛的人民性也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鲜明特征之一。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以来不仅要将党建设成为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还要带领人民群众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并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共产党的宏伟目标不可能仅由一个人、一个政党单独实现，而是需要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的支持，由此产生的党内政治文化带有广泛的人民性特征。因此，鲜明的阶级性与广泛的人民性是党内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

（二）先进性与纯洁性相统一

先进性与纯洁性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也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现实要求同时也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显著特征。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9]要长期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党内政治文化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是其关键所在，只有党内政治文化具有先进性与纯洁性，才能进一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构建良好政治生态。

一方面，先进性与纯洁性作为党内政治文化的显著特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马克思主义是在吸收人类历史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诞生的，自诞生以来就成为无产阶级的指导思想，指导着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习近平指出，任何时候中国共产党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9]另一方面，先进性与纯洁性作为党内政治文化的显著特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并不断丰富发展上。党内政治文化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特征体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体现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飞跃的重要理论成果的集中体现。

（三）科学的理论性与自觉的实践性相统一

马克思主义是经过长期革命与建设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由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组成，不仅具有科学的理论性，同时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特征。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由此产生的党内政治文化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一是党内政治文化具有科学的理论性。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论述道，“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10]科学的理论指导是政治行为、政治活动能够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11]70-71党内政治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形成的，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二是党内政治文化并不满足于解释世界，而要在现实中改造世界，具有自觉的实践性特征。党内政治文化不是僵化套用马克思主义，而是结合本国国情进行不断丰富与发展，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检验。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12]过往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一旦党内政治文化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脱离了中国实际，就无法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也就无法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之，只有具有科学的理论性与自觉的实践性的党内政治文化才能不断焕发出新的朝气和活力，不断推进中国共产党建设走向新的阶段，并不断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四）继承性与发展性相统一

文化具有一定的继承性与发展性，由于时代的变化，每一个时代又会对上一个时代的文化进行一定的继承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文化的延续和进步。党内政治文化同样具有继承性与发展性特征，一方面，党内政治文化的继承性与发展性体现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传统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的继承上，保持了较大稳定性和延续性。其一，党内政治文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继承党内政治文化的“灵魂”。其二，党内政治文化应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习近平指出，“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13]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要大胆继承，还要发扬光大，使之成为党内政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三，党内政治文化继承并弘扬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形成的红色文化。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了一批优秀的红色文化，如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习近平强调：“光荣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7]党内政治文化要旗帜鲜明地继承并弘扬这种优秀的红色文化。另一方面，党内政治文化的继承性与发展性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对党内政治文化的创新发展上，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对待各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上，“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14]从中国共产党90多年历史来看，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得不好的时候基本都是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或者中国实际的时候；反之，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得较好的时候都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得较好的时候。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不断推陈出新，激浊扬清，形成了优良的党内政治文化。

（五）严明的组织纪律性与充分的主体自由性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是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起来的，具有严明的组织纪律性，这种组织纪律性不仅在革命时期为夺取政权提供了组织保障，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组织基础，同时也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列宁在总结十月革命胜利经验中指出，“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列宁还第一次鲜明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这就是我们明确的看法。只有这样的纪律才是先进阶级民主主义政党所应有的纪律。”[11]245，341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党内政治文化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特征。目前，党组织面临更为复杂的党情、国情和世情，肩负的历史任务更为艰巨，需要共同的理想信念、严密的组织体系、全体党员的高度自觉进行综合发力，需要党内政治文化强化其严密的组织纪律性，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统一。

毋庸置疑，党内政治文化在强调严明的组织纪律性之时，也要注重发扬党内民主，保障党组织和党员的充分主体自由性。《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党内政治生活积极健康的重要基础。”[15]党内民主所保障的正是党组织和党员的主体自由性，党内政治文化在坚持严明组织纪律的前提下充分保障党组织和党员的个体自由，最终形成一种严明的组织纪律性与充分的主体自由性相结合的党内政治文化。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党内各项建设，包括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目标是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6]。

三、党内政治文化的主要功能

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与政治文化相辅相成，其中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党内政治文化在党中央治国理政和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党内政治文化的好坏，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党内政治生活的完善与否、制度治党效果的优良与否，最终决定着党内政治生态的清正与否。

（一）思想统一与凝聚共识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首要功能

一个政党想要拥有极强的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和号召力，党员队伍思想的统一是其必要条件，对无产阶级政党尤其如此。党内政治文化首先对整个党内政治思想进行整合，使得整个政党形成共识，为政党目标和理想的实现提供思想保证。思想统一与凝聚共识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首要功能，主要体现在：其一，思想统一与凝聚共识功能不止在革命时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面深化改革，其面临的国际、国内和党内局面更为复杂，需要全党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排除万难，方能实现宏伟目标。其二，思想统一与凝聚共识功能不是不允许党内发出不同声音，而是在解放思想的充分讨论上形成统一思想。习近平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指出，“解放思想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的过程，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统一思想。思想统一了，才能最大限度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17]思想统一是通过解放思想实现的，是思想解放的一个必然结果。其三，思想统一与凝聚共识功能不止是体现在思想上，最终是将思想贯穿于行动之中。党内政治文化自觉的实践性特征要求其不仅在思想上發挥作用，更在实践中起到相应作用。党内政治文化思想统一与凝聚共识功能的发挥最终体现在行动上，要求每一个党员在思想与行动上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将全党力量拧成一股绳，形成巨大合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前发展。

（二）思想引领与政治教化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核心功能

毛泽东早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8]党内政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党内政治文化要发挥发挥思想引领与政治教化这个核心功能，不能闭门造车、封闭僵化，要将党内政治文化上升为整个国家和民族共同认同的思想观念之一，用其思想文化引领整个社会的发展。

一方面，发挥党内政治文化的思想引领与政治教化功能，要积极传播党内政治文化，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共产党员要“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19]。党内政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观点、政治意图、政治目标和政治理想的集中体现，党内政治文化需要发挥思想引领与政治教化功能，实现一系列政治目标，必须将其政治文化传播到社会大众之中，使之成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争取获得大多数社会大众的认同。另一方面，发挥党内政治文化的思想引领与政治教化功能，要倡导和弘扬优秀的政治文化，抵制和反对腐朽的政治文化。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包括破与立两个方面，必须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一是要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正确的价值观，二是要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才能发挥好思想引领与政治教化功能。

（三）政治稳定与秩序延续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基本功能

与政治、经济、社会等相比，文化的形成具有长期性、持久性与全局性，因此，文化更具有稳定性。与此相应，政治文化也更能强化政治稳定。亨廷顿认为政治稳定是指“相对的持续性和政治体系的一些比较基本和主要成分，如基本的政治价值、文化和政治的基本组织（或制憲）结构，不发生变化”。[20]党内政治文化对政治稳定的作用巨大，由于党内政治文化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与广泛的人民性、继承性与发展性等特征，这决定了党内政治文化能够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能够继承和发展传统优秀文化和党内优秀文化，最终发挥维护政治稳定和实现秩序延续的功能。因此，政治稳定与秩序延续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基本功能。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党，其政治文化不仅对党的前途命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反过来说，如果党内政治文化没有发挥其政治稳定与秩序延续的功能，就会对整个国家和社会产生巨大反作用力，甚至会直接摧毁整个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列宁在建党之时就注意到党内政治文化对政治稳定的功能，指出假如“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11]348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党内政治文化中的不良现象进行全盘清整，如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等等。这些现象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和威信，并进而影响整个国家政治的稳定和良好的政治秩序，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党内政治文化从思想源头上进行整顿，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发挥好党内政治文化的政治稳定和秩序延续功能。

（四）制度选择与改革动力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功能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是一个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内政治文化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与广泛的人民性、科学的理论性与自觉的实践性特征，从三个层面决定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制度选择与改革动力重要功能。第一个层面，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必然选择。因此，党内政治文化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实行一整套相应的基本政治制度体系。第二个层面，党内政治文化选择的基本政治制度体系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成的制度体系。列宁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21]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而形成的。第三个层面，这一整套的制度体系并不是停滞僵化的，而是不断向前发展的，通过发挥党内政治文化功能不断推进制度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和自我发展，形成强劲的改革动力。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的每一次思想飞跃都与解放思想相关，都直接或间接与党内政治文化相关，如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整风”、改革开放之初的“真理标准大讨论”，都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鲜明体现，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同样需要解放思想，迫切需要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其中解放思想是第一步的，党内政治文化通过发挥制度选择与改革动力功能推进解放思想的深度与广度，将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向前推进，实现预期的目标。

结语

纵观世界各国政党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政党的兴旺，始于党内政治文化的兴旺；一个政党的发达，始于党内政治文化的发达。反过来看，一个政党的朽败，起因于党内政治文化的朽败；一个政党的衰落，起因于党内政治文化的衰落。同时，仅仅依靠党内政治文化难以有效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还需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内政治文化有序进行。习近平强调，“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22]总之，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在党中央治国理政和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工程中占据重要地位，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需要进行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将党内政治文化融合到党的建设之中，最终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迈向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 人民日报，2017-10-28（01）.

[2]格林斯坦，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M].储复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66.

[3] 王沪宁.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342.

[4] 王邦佐，孙关宏，王沪宁.新政治学概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332.

[5]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2.

[6] 王沪宁. 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3）∶55-64.

[7] 习近平. 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J]. 前进，2017（1）∶4-9.

[8] 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35.

[9]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6-07-02（02）.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9.

[11]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