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与经济组织论文

【摘要】本文从东西部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数量、形式以及行业分布等方面探讨了东西部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存在的差异及其产生的原因,提出东西部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差异性分析对于西部农业水平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交易成本与经济组织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交易成本与经济组织论文 篇1：

我国合作经济组织的内涵界定

摘 要:文章通过对近年来专家学者及有关法律条例关于我国合作经济组织的各种称谓与概念进行评析,提出规范我国合作经济组织称谓的建议,并依据公司法对实体定义的要求,提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概念。

关键词:农民 合作经济组织 内涵

一、文献综述

关于我国的合作经济组织,近年来在文献上出现了10种不同的称谓,分别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合作组织、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等。直接从字面上看,这些词语的前缀不外呼农民、农村、农业三个相关主体及专业性与非专业性的区别,其核心词语主要是:合作社、合作经济组织。学者们主要对以下六种称谓进行概念陈述:

1.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杨志提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合作社的重要形式和组成部分,是以农民为主体,自愿联合,通过共同所有和民主管理来满足共同的经济、社会需求的自治组织。基本价值是:自助、民主、平等、公平和团结;社员信奉诚实、公开、社会责任和关心他人的道德价值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由专业合作社、专业经济协会、供销合作社、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农业行业协会等组成,其主要特征是:以农民为主体,以农业为基础,自愿联合,通过共同所有和民主管理满足共同的经济、社会需求。在这里,他强调了合作经济组织与合作社的共性,并明确,合作经济组织必须以农民为主体,不仅包括新兴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合作社、没有法人资格的专业协会,也包括正在改革发展的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即原来的生产队)、已发生明显变异的供销合作社。

任国元认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指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从事同类或者相关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依据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盈余返还的原则,按照章程进行共同生产、经营、服务活动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它是以产业为依托,以农户为基础,以利益为纽带,以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农业技术应用与推广、农产品营销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联合体。主要包括合作社与专业协会两种基本形式。在这里,他强调了合作经济组织存在的基本前提——农村分散的家庭经营,而且仅限于“从事同类或者相关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的合作,不包含社区合作,与前面两位学者相比,概念的外延已缩小,与其他学者表述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概念雷同。

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徐旭初、邵科根据“新形势下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与变革”国际研讨会整理出来的学者们关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概念陈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其主要成员应该是农民,基本上分布在农村或城郊。当前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包括正在蓬勃发展的专业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和起源于20世纪50 年代合作化运动的、但已发生变异且面临严重发展困境的社区型的村合作经济组织(当然,其中还有一种充满发展希望但仍有待考察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在更广泛意义上,还可能包括农民互助金融组织(小额信贷机构),已明显发生变异但还在理论上残存合作经济组织属性的供销社和信用社,以及当前同样在经历着变革和重构的、实际上可能更远离合作社属性的农村合作医疗组织。这里所阐述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内涵与前面杨志阐述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有异曲同工之处。

3.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国家农业部对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进行定义: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大农民为解决生产经营中的信息、技术、资金、供销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在家庭经营基础上,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组建而成的经济组织。它具有较强的民办性、专业性、合作性、经济性。概念强调了合作的前提、主体、性质和业务范围,至于与传统合作经济组织的区别并没有进行阐述,比较笼统。

4.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专家对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进行概括,提出農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由从事同类产品生产经营的农户(专业户)自愿组织起来,在技术、资金、信息、购销、加工、储运等环节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以提高竞争能力、增加成员收入为目的的专业性合作组织,也叫农民专业协会或专业合作社、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合作协会,等等。他明确了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仅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专业合作部分,不含社区农民合作。

5.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自愿参加的,以农户经营为基础,以某一产业或产品为纽带,以增加成员收入为目的,实行资金、技术、生产、购销、加工等互助合作经济组织。其主要特征是:一是不改变成员的财产所有权关系;二是退社自由;三是专业性强;四是分民办、民营、民受益;五是可以突破社区界限,在更大的范围内实行专业合作。这里阐述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内涵与前述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基本一致。

6.农民专业合作社。我国学者和有关法律条例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定义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也有许多共同之处:我国第一部合作社地方条例《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中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定义:是指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从事同类或者相关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依据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盈余返还的原则,按照章程进行共同生产、经营、服务活动的互助性经济组织。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第二条),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储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第二条第3款)。刘滨等指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指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也就是说,它既有“互助性”的社团性质,又具有“经济组织”性质,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专业合作社一方面要为其成员提供服务,又必须像投资者所有企业一样考虑经济利益。

由此可见,针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自行组建的合作经济组织,舆论界称谓不一,概念内涵不一,表述不规范,针对同一个研究对象,容易产生混淆,不利于对合作经济组织的进一步研究探索,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合作经济组织的内涵进行规范。

二、几个关系的辨析

1.农村、农民、农业。正如前面众多学者所阐述的,我国的合作经济组织是以分散的家庭经营为前提的。由于分散的家庭经营增加了市场交易成本才有了合作的需求,因此合作首先应该是农民之间的合作,即合作经济组织应该是“农民为主体、地域在农村、以农业为基础”的实体。随着合作经济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有些联合会要办到城市,有些也会突破种养范围向大农业外部延伸(如农产品加工、贮运、信息、金融服务等等),但只有“农民为主体”的成员构成不会改变,为此用“农民”作为前缀更能代表现存的和正在发展的我国合作经济组织。

2.专业与非专业。许多学者用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来表述我国现存的合作经济组织。勿容至疑,合作经济组织基本上都是“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的联合,但是随着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跨行业的合作也在所必然,因此专业合作应被看作合作经济组织中的一种类型。

3.合作经济组织与合作社。关于合作经济组织,在欧美国家一般称为农民合作社(farmer cooperatives)或农业合作社(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在日本被称为“农业协同组合”或简称“农协”。

尽管我国学者对合作经济组织的表达五花八门,但其共同之处不外乎是:合作经济组织是劳动群众联合起来、自愿结合、使用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通过民主管理,维护与谋求自身的生产条件和经济利益。它具有双重性质:对内提供服务,对外谋求利益。

1995年的国际合作社联盟第31届代表大会对合作社做出了最新、最权威的定义:合作社是人们自愿联合组织的自治性的协会,以通过共同所有和民主控制的企业来满足其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共同需求和渴望。

可见,我国学者对合作经济组织的表达与国际合作社的意义是一致的,但国际的合作社指的更多是专业合作社,不能包含我国现存的所有的合作经济组织,因此,根据我国合作经济组织产生发展的特殊性,应用“合作经济组织”这一称谓较为贴切。

4.传统合作与新型合作。黄祖辉对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与传统合作经济组织的关系进行全面阐述,他认为,传统合作与新型合作是从合作社内在制度的变化和差异性来区别的。传统合作也可称作经典合作,这种合作组织是完全按照经典的合作制原则来组建和运行的,例如入社中的进出自由原则,决策中的一人一票原则,分配中的社员惠顾原则、公共积累原则,经营中的成员利益最大化原则等。新型合作也可称作新一代合作,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农业产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而出现的农民合作组织制度的变革。新型合作组织的重要特点是在合作社中引入股权因素,进而在决策和分配过程中融入了股权的参与。然而,我国的合作经济组织并不完全是新型合作组织,相当部分还是经典合作,因此用新型合作不能概况全部现存的合作经济组织。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针对我国目前学术界关于合作经济组织的称谓不一的问题,应将其统一规范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三、内涵界定

根据我国现行的公司法,对一个经济实体的界定应包含以下四项内容:宗旨与服务范围、性质、规则、成员构成等。

宗旨与服务范围: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宗旨和服务范围应该是:为了降低农户分散经营的市场交易成本,满足农民共同的经济和社会需求,农民自愿结合,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原则:国际合作社联盟1995年的百年庆典大会确定了国际合作社的7条原则,即:①自愿与开放的社员资格;②民主的社员控制;③社员经济参与;④自治与独立;⑤教育、培训和信息;⑥合作社之间的合作;⑦关心社区。无疑这是各国合作社发展应遵守的基本规则,但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合作经济组织产生和发展的特殊环境,有必要补充“按惠顾额分配与资本报酬相结合”原则。

性质:如果以国际合作经济界公认的合作社原则及其演变为研究主线,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大致可以归结为两条:自我服务和民主控制,其它则是一些派生规定性。

成员构成: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自己的组织,主要由农民构成,要突出和加强农民的主体地位,体现“民办、民营、民受益”的原则。

将上述四项内容进行归纳整合,可以形成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概念:在家庭经营基础上,广大农民为满足共同的经济和社会需求,按照自愿、民主、互惠、共盈的原则组建起来的,旨在为会员提供信息、技术、资金、供销等服务的互助性的经济组织,包含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性或非经营性的专业(行业)协会及各种经济联合体。概念包含以下四层含义:(1)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其成员必须以农民为主。(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是将分散弱小的农户联合起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即带领社员通过农产品销售、农业投入品采购或是农业服务的统一运营和规模扩展,以获得更多的交易机会和较高的市场地位,从而实现合作社成员收益最大化。(3)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依据自愿、民主的原则组建的,必须尊重农民的选择,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做到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4)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自我服务的经济实体,它对内为成员提供各种服务,对外参与市场竞争,谋求经济利益。

[本文为基金项目:广西农业厅新农村建设课题阶段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杨志.充满生机的农村经营新模式——关于广西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调查报告[N].科技日报,2005.9.3

2.任国元,葛永元.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的作用机制分析——以浙江省嘉兴市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08(9)

3.徐旭初,邵科.新形势下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与变革——“中国农村改革30年: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国际研讨会综述) [J].中国农村经济,2009(1)

4.黄祖辉.中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J].中国农村经济,2008(11)

5.刘滨,陈池波,杜辉.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度量的实证分析——来自江西省22个样本合作社的数据[J].农业经济问题,2009(2)

6.姜法芹.农村经济组织中的两种关系辨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8(19)

(作者单位: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南寧 530007)

(责编:芝荣)

作者：杨凤敏

交易成本与经济组织论文 篇2：

东西部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对比分析

【摘要】本文从东西部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数量、形式以及行业分布等方面探讨了东西部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存在的差异及其产生的原因,提出东西部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差异性分析对于西部农业水平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东西部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分析

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我国正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蓬勃发展着。这种新型的农业经营组织,以家庭承包经营和农民自愿为基础,按照“民办、民营、民受益”的原则,组织农民共同从事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储藏和销售,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各种服务,对于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受到低水平农业生产的制约,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由于我国东西部农业水平发展的差异性,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数量、组织形式、行业分布、组织发展程度都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状况。

一、东西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数量的对比分析

据农业部门统计,目前中国农村有各类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40多万个。对于其中规模较大、管理较好、活动比较规范的,在全国26个省份中(不含上海、江西、云南、广西和西藏)共有92680个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据农业部2004年初提供的材料)。本文随机对部分东西部省区的组织数、成员数、组织平均成员数、成员数占乡村户数比例加以分析,数据如表1所示。

从表1可看出,在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总数量上,东部地区各省区分布比较平均,而且各自都拥有相当数量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而在西部地区,各地之间则存在一些差异,除了陕西和甘肃外,青海、宁夏、新疆数量则十分有限,从地理位置来看,此三省地广人稀的地理特点显然影响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产生和发展,而靠近中部地区的陕西和甘肃则在组织数量上较为乐观。组织成员数量和其占乡村户数的比例则是衡量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数据反映东部地区参与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民数量远高于除陕西外的其他西部地区农村,但成员占乡村户数的比例则都属于比较落后的水平,与美国、韩国和日本农民参与合作组织均超过90%的比例相去甚远。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平均成员数十分直观地反应了组织的大小,决定了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数据很清晰地反应出东部地区的组织成员数普遍高于西部地区成员数,即西部地区大部分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会员较少,规模较小,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因此增加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成员数量,扩大组织规模,提高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市场竞争力,也是发展西部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策略和目标之一。

二、东西部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形式的对比分析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一般分为三类: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和专业联合社。资料显示,较为松散的专业协会仍然是目前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形式。位于西部地区的内蒙、贵州、四川、云南、甘肃、宁夏等六省区的比例分别是81.98%、77.57%、79.13%、89.07%、89.49%、70.05%,而位于东部的山东省的比例只有39.70%。结合较为紧密的专业合作社不到总数的33%。专业合作社比例最高的五个省份全部来自东部地区,分别是山东47.50%、北京42.08%、浙江39.82%、江苏35.15%和广东30.65%。而西部地区的甘肃3.57%、云南8.35%、贵州11.03%、内蒙13.59%不仅和东部地区有较大差距,甚至还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专业联合社的比例平均为10%左右,在东西部地区没有明显的差别。

从总体来看,专业协会依然是我国特别是西部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主体,这也从根本上反映了目前我国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具有数量较少,水平较低的特点。而数据显示,管理更加规范,合作更为紧密的农村专业合作社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分布较广,西部农村地区尽管也有少量比例的农村专业合作社,但是其数量和质量较之东部地区都还有较大的差距。不过,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毕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我国目前正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西部地区拥有大量的合作协会正是更高级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另外,在更为高级的专业联合社方面,东西部地区的数量是没有非常明显差别的。这也是我国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初级阶段的基本特点。

三、东西部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行业分布的对比分析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不同行业的分布情况是,种植业的比重是最高的,为42.87%;其次是养殖业(包括畜牧业、渔业),比例为33.98%;再次是其他产业,为23.15%。这与种植业、养殖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是正相关的。在粮食、棉花、油料等大宗农产品行业中,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数量比例一般在10%以下,这远低于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而蔬菜、水果行业的组织数占总数的比例分别为30%、20%左右,远高于其行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

在地域分布上,西部农村地区更偏重于粮食、棉花等大宗农产品行业,这些产品对于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要求不高,满足基本需求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即可。这些产品的特性不利于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成长。对于养殖业、蔬菜、水果行业则是一些商品率较高的行业。这些行业大多数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其产品大部分要用以销售收入来收回成本,农户承担的风险较高。而其中的渔业、畜牧业则具有鲜活、难以保存的特点,需要较多的技术和资金支持。蔬菜、水果则需要有稳定的运输渠道和销售渠道,在减少成本的需要和销售利益的驱动之下,需要更多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起来。这种行业分布和行业特点也影响着东西部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数量、形式以及发展的要求。

四、东西部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差异性对比分析

西部地区是我国的农业区和贫困区,农业开发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关系到西部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经历了三十余年的发展后,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也被证明是提高西部地区农业生产水平的有效手段之一。然而,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西部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水平总体滞后于其他地区。因此,东西部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差异性分析对于西部农业水平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1、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效益是其发展程度的决定因素

“自愿”是农民进入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前提,经济效益的高低则是农民是否愿意加入组织的决定因素。我们通常从成本和收益两方面分析经济效益水平。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户之间的交易活动(包括交易频率和交易范围)也必然增加,专业农户面临着较高的交易费用。为了寻求降低交易费用的有效途径,农户就会联合起来形成合作经济组织,一般农户的交易费用包括搜寻费用、谈判费用、实施费用。当农户通过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形式达成交易时,农户的直接交易就转变为了组织内部的交易,而且组织越大,覆盖面积越广,交易就越方便,也能够在谈判过程中占据比较优势的地位。而之前本文分析过东部地区较西部地区拥有更大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这也决定了东部农村地区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更能够为农民节约交易成本,从而吸引更多农民参与组织。而西部地区尽管也有少量的较大规模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但是其数量显然还不能满足西部广大农村地区的需要。

高收益是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追求的最终目标。显然,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规模普遍较大的东部农村地区在市场竞争中更占优势,比起西部地区,规模较大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能够提供充裕的技术和资金,保证农业生产效率和销售收益最大化。比如连云港市东海县畜禽生产合作社通过合作服务平台形成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链,实行“五统一、一保证”,即“统一种苗供应,统一饲料配送,统一技术指导,统一防疫注射,统一产品销售,保证社员有稳定收益”,并实行保护价收购,赢利返还,这种有保证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自然有吸引力。西部地区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主要以小型的专业合作协会为主体,农民进入协会一般无需缴纳任何费用,导致西部地区的大部分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都没有充足的资金用以发展,更不用说为农民提供生产、供应和销售等其他方面的便利和保护了,这也从根本上影响了西部农户加入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积极性。

2、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制约了西部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最早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也决定了合作经济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这一特性,较高的农产品商品率和市场化程度是西部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重要条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在我国农村地区所产生的“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农产品供求格局由长期短缺转为总量平衡、丰年有余,导致买方市场、农产品市场上的竞争日趋激烈,这种竞争正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主要动力。而在广大西部农村地区,受到早期计划经济的影响,西部地区农业生产的市场化、商品化程度尽管有所提高,但是并不明显,与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所要求的市场化程度还有较大的差距。

据统计,2007年间,西部各省农村农业现金收入分别为:重庆359.60元/人、四川567.40元/人、贵州414.90元/人、云南1194.20元/人、西藏539.30元/人、陕西1049.70元/人、甘肃1012.20元/人、青海609.00元/人、宁夏1357.00元/人、新疆3296.90元/人。而东部地区部分省市的情况就不一样,依次为:天津1426.20元/人、河北1437.60元/人、辽宁2216.20元/人、山东2039.70元/人。本文将农村地区人均销售农产品的现金收入作为比较各地区农村市场化水平的指标,从中可以看到,相对于主要以第二、三产业支持经济的东部地区,西部地区部分省市的农产品人均现金收入水平,即农村市场化水平还是非常低下的。另外据我国经济学者樊纲、王小鲁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及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等五个方面所作的测算,在西部地区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与中、东部沿海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差距较大。根据他们构造的市场化进程指数,西部地区为4.71,而东部地区为7.14,这也从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方面反映了东西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存在差异的原因。

3、教育水平和意识形态对东西部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影响

我们通常将教育水平和意识形态放在一起研究问题,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一种自愿性质的组织,以农民的合作意愿为主观前提。郭红东、蒋文华等研究人员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调查的556名农户的横截面数据进行了Logistic回归处理后,得出了户主的文化程度是影响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

教育水平和意识形态影响着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各个阶段。西部地区落后的教育水平一直是影响西部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据统计,西部地区近一半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分布在低文化水平的区间,文盲和半文盲以及小学程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者不到10%。据统计,截至2008年,东部地区各省市农村不识字或者识字较少的农民平均比例仅为3%左右,而西部各省如西藏达到49.68%,青海23.57%,其他各省市平均比例也保持在15%左右。落后的教育水平决定了落后的意识形态,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自愿性特征从根本上决定了农民的合作意识是组织成立和发展的基本要素。在西部农村地区,农民普遍市场观念淡薄,个体思想保守,小富即安,斤斤计较。在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成立的过程中,农户往往关心的是合作组织收取的费用或者合作组织当前能够给自己带来的利益。政府或者组织发起者需要花费大量成本为农民宣传或者解释,而对于资金本来短缺的西部农村,这些额外的成本进一步阻碍了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大多数由当地农村的农业“能手”组织建立。在教育水平较低的大背景下,这些“能手”也不一定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导致的结果是,西部地区大多数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依然只能局限于基本技术、信息交流和培训服务功能,能够开展系列社会化服务的组织非常少,而真正办有经济实体、从事资金、加工、销售合作的组织更少。在冯飞等人调查的74家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进行加工、销售合作的仅占9.5%。长此以往,农民将认为,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自己提供的帮助有限或者根本没有任何帮助,逐渐退出,导致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停滞。这不仅将阻碍本组织的发展,也会给其他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带来不好的影响,更加削弱了其他未进入组织农民入会的积极性。

4、自然地理条件限制了西部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一种将农业经营规模化的组织形式,它以土地的集中为前提,这一基本要求受到了西部地区自然资源分布的限制。尽管西部大部分省区人均占有耕地面积(2.0亩)高于全国(1.5亩)的平均水平,但是西部地区地广人稀的自然条件是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最大障碍。相对于东部地区便捷的交通和通信,西部地区的农村在成立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过程中需要耗费大量的通讯成本和交通成本,这也严重损害了本来思想保守的西部地区农民的积极性,无形中阻碍了西部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冯飞:中国西部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 郑少红:福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3] 蔡立雄:市场化与中国农村制度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4] 郭红东、蒋文华:影响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行为的因素分析[J].研究研究参考,2004(63).

[5] 黄君录、李春茹:苏北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问题探析[J].苏州大学学报,2008(3).

[6] 冯飞:西部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产权界定[J].农业经济,2008(1).

[7] 冯飞:西部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J].商业研究,2008(10).

(责任编辑:张琼芳)

作者：丁 璐 张跃平

交易成本与经济组织论文 篇3：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研究综述

摘要：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问题是农业经济研究的热点之一。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研究产生的背景、目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途径等方面，对现有的文献作认真梳理，可为进一步探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供参考和思路。

关键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背景；问题；发展方面

一、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背景

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背景，学者的观点比较一致，凡是研究、关注或涉及这一问题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认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兴起是市场化取向改革和农业弱质性相结合的必然结果。即在市场体制和农业比较效益低的情况下，分散经营的农户经营规模偏小，很难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急需进行微观经济体制创新。于是从节约交易成本角度出发，寻求交易过程中的联合与协作，使内部交易费用低于外部交易成本，于是便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根据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的初步统计，截止2006年底，我国农村各类比较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已经超过15万家，成员数量已达2 363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带动非成员农户3 245万户，占总农户的13．5％。(全国人大农委法案室，2006)对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历史背景研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论证，这些论证角度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围绕合作经济组织的性质与功能进行研究。有学者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兴起与发展，就整体而言，既非政府推行的强制性制度创新，也不是农民在逐利动机驱使下自发行动所能实现的诱致性创新，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政府主导性制度创新；(黄祖辉，2002)还有学者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介于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一个重要组织。它可以使农户、农业企业和其他农业组织在自律、互助的基础上形成更大范围的联合行动，从而有效克服小规模生产和分散经营的局限性，提高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和集约化水平，增强农业的综合竞争能力，进而有力地促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胡剑锋，2004)在WTO的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能承担起以下功能：一是成为政府制定和实施农产品行业保护政策的组织载体；二是担当起维护行业利益的主体；三是扮演行业宏观环境营造者的角色，并加强与国外相关协会与组织的联系，帮助行业开拓国际市场，拓展生存空间。(叶国灿，2004)

2．从加强农民维权的角度分析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必然性。主要观点有：中国的“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而要切实解决好“三农”问题，首先就要解决好农民问题，切实了解农民的需要，保护好农民自身的利益。这样，就需要有一种代表农民自身的利益表达机制，而这种利益表达机制，不应该是从上强加给农民的，而是切切实实能反映农民自身需要的。而最能代表农民的莫过于农民自身的组织。(李熠煜，2004)组建中国的农业利益集团，在法律的框架内就“三农”问题进行利益表达与矛盾疏导，不仅有助于将个体农民的真实呼声和利益诉求进行提炼和融合，而且可以在政府、社会各利益集团和农民之间构筑信息交流和反馈的中观平台，还可以为矛盾各方提供更大的协商与斡旋余地。(闫威，2003)

3．运用社团和非政府组织的理论论述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成目。其代表性观点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民间组织的出现是中国农村推行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的必然产物，它从根本上改变着农村的治理结构和治理状况，从根本上推进了农村的民主和善治：一是大大推进了中国农村的法治；二是有效地遏制了农村干部的腐败行为；三是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俞可平，2000)第二种观点认为，民间社会组织的兴起为治理和善治提供了重要基础和动力，形成了多元化、多向度的社会权力运作，形成了良性互动式的新型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从而推动了法治秩序的当代变革。(马长山，2003)第三种观点认为，一是从整体上来看，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与它广泛的社会资本的运用密切相关，也就是社会资本是通过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获得的，与集体行动密切相关；二是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提供了民间组织治理的空间。目前，在中国农村中普遍存在着基层政府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现象，出现一种近似真空的局面。(李熠煜，2004)

4．从实践的角度论述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必然性。其主要观点有两种：从内在因素进行论证的学者认为。富裕和贫穷两极状态都较容易产生合作需求，而且贫穷较富裕有更强的合作冲动和愿望。因为贫困地区蕴藏着巨大的内在合作需求，更需要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甘肃、陕西、四川作为全国典型的欠发达地区，其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在全国反而比较突出，就更有说服力。(王军锋，2006)因此，农民具有互助合作的愿望是办好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基础。调查情况表明，凡是农民群众对组建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具有强烈要求的，所组建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就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生命力，能创造出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白西兰，2003)从外在因素进行论证的学者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育、发展与农产品行业有密切的关系：一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水平与农业生产的集聚程度高度有关，而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并不明显。如广东、浙江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数量、成员数及组织程度都远不及陕西，部分指标也不及甘肃。二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与农业在区域经济中的重要性，呈现出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与当地农村和农业发展水平没有必然相关性。如山东、湖南、陕西、四川、河南是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数量最多的5个省份的事实，足以说明这一点。(王军锋，2006)

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问题进行总体研究的还不多，大多从不同侧面进行研究。就总体而言，既有实证研究，也有理性思考；既有研究局部地区的，也有探讨全国的，现按上述分类逐一对相关观点综述如下：

进行实证研究的有孔祥智、张德扬等。孔祥智在对23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进行调查后认为：(1)我国目前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管理还很不规范。(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管理不规范。(3)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缺乏外部合作，与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大环境不相适应。(4)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覆盖范围较小，经济实力不够强大。(5)政府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仍显不足。(孔祥智，2006)张德扬通过调查发现，广东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有些问题比较突出，不容忽视：一是专业合作组织数量少、规模小，覆盖面不宽，综合实力不强；二是服务内容单一，水平较低，作为市场主体地位的竞争优势不

明显；三是管理队伍难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四是自我发展机制不完善。(张德扬，2007)

从理性角度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有刘懿、张长海、王丹丹等。如刘懿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化程度不高，表现在：以家庭经营模式为主，经营分散和农民生产的非组织化，规模小、效益低，在市场经济中“单打独斗”，服务于农村经济与市场之间的中介组织发育不良，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等，从而使农村经济主体缺乏参与市场竞争的力量，生产、交易成本过高，农户投资能力太弱且获得的信贷支持有限；在信息获取方面，还存在着手段落后、渠道不畅、虚假信息泛滥等严重脱节带来的市场风险，以及自然灾害带来的自然风险等。(刘懿，2006)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王丹丹认为：(1)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缺乏法制环境与政策环境；(2)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成员多是农民，文化底子薄，缺少搞市场经济必备的知识和发展合作经济的经验；(3)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产权不明晰，发育不成熟；(4)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资金筹集上遇到很大的困难；(5)由于目前我国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与传统的供销社和信用社并存，导致了大部分农民对这种新型的合作组织缺乏正确的认识，加之长期以来的小农意识，这都成为了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一大障碍。(王丹丹，2006)张长海则认为“用票难”与申报手续繁琐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登记注册和享受税收优惠中的障碍。(张长海，2006)

对局部地区进行研究的有白西兰、李永东等。白西兰认为，陕西省虽然于2005年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试点省，但目前仍处于初创阶段，还存在许多突出问题：一是法律地位不明确；二是部分基层干部对发展专业合作组织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到位；三是数量少，规模小，发展步伐缓慢，全省入会(社)农户仅占农户总数的18％，2/3以上的会(社)没有固定资产；四是内部管理不够规范，部分专业合作组织机构不够健全，机制不够灵活，与会(社)员利益关系不密切，多数未进行二次返还；五是政策扶持不到位。(白西兰，2006)周国增则指出广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登记不规范；二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内部运作机制不健全，不规范；三是大多数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规模小，带动能力弱；四是组织形式较为松散；五是自我发展能力不强。(周国增，2007)

刘雅静对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也有类似的看法。她认为，现阶段，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虽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相对于中国广大农村、农户来说，数量仍然偏少，而且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还普遍存在规模不大、法律主体地位不明确、内在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刘雅静，2006)许淑芬认为，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现在还处于起始初创阶段，规模较小，实力较其他经济组织而言还较弱。主要以与农民的切身利益高度相关的技术服务、信息服务、生产资料采购等初级联合与合作的内容为主。我国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是以血缘、地缘和少量的业缘为主的合作，而以契约为主的能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经济效益的合作较少，进而制约着组织规模。(许淑芬，2006)

政府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的功能定位也是学者们重点分析的内容。凡是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学者几乎都认为，政府的支持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具有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这是由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孔祥智．2006)政府介入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中国特色。(王厚俊，2005)但研究者也指出了政府在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李桃分析了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逆向政策影响，首先，政府越位、缺位和错位问题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使得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实际上成为政府部门的附属物，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自身的功能与特质。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支持方式和支持目标与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农民的利益诉求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其次，注重个别扶持，忽视整体环境创设。再次，多头管与无人管并存。我国现在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但只是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中的一小部分，即实体性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了相关的明确界定，绝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注册、管理等尚缺乏明确的归口管理部门，就其法人登记来看，有的在工商部门或科协办理，也有的只是在民政部门或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这样就造成了有利谁都来管、费事费时谁都不管的局面。(李桃，21307)

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1．模式设定。首先，有关学者从理论上对合作经济组织的模式进行探讨。如刘劲松提出了三种模式：生产主体型、流通服务主体型及综合型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同时指出，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一种模式将会逐步向后两种模式过渡，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第一种模式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虽然有其存在的时代价值，但不应予以过分提倡。而第二种模式由于具有交易的开放性，也能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因此成为中国农民所迫切需要的一种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这种合作经济组织在中国的适用范围将会越来越广，所起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第三种模式由于其规模较小且管理环节多，因此其交易效率往往没有服务主体型的高，由于中国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尚处于起步阶段，一些农户对大规模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有一定的恐惧心理，因此建立规模较小的综合型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也许更适合于那些生产同类农产品的农户的需要，所以综合型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适用范围也较广。(王峰，2005)

夏英、牛若峰从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未来走向上提出了两种思路：第一种“融合改造”办综合社，即将现有的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同社区合作组织融在一起，经过改造和规范，办成类似于日本农业协同组合的综合社。第二种是对现有合作经济组织分别加以规范改造，创造条件，共同发展，即“分而治之”的策略。这一想法比较接近现实发展格局。其主要出发点是，充分利用现有组织资源，以期降低改革成本；在保持农村经济与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把改革的中心任务放在通过合作经济立法规范后每一类合作组织的发展，而体系和格局基本保持不变。(夏英，2000)

其次，有关学者通过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实证研究，从中推导出合作经济组织的模式。

郑有贵、龙熹概括出五种模式：一是河北邯郸模式。特点是“官民结合”，先由政府及有关涉农的技术经济部门选派少量骨干，与农民一起共同组织“农业服务协会”，然后向民办为主转变。二是山东莱阳模式。特点是根据农业生产发展及农产品加工出口企业的需要，以出口企业为主体组建比较规范的专业合作社。三是山东宁津模式。特点是在培育农民

组建比较规范的专业合作社的步骤上，明确分两步走：先以“农民合作协会”形式组织起来，作为初级阶段，待发展到条件比较成熟时，再建立比较规范的专业合作社。四是四川安岳模式。特点是以一农产品为纽带，成立股份合作制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河北全省约50％的县围绕支柱产业成立了一个或几个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这些组织在县一级有综合机构，在重点乡村设分支机构，形成配套的专业合作服务体系。五是浙江江山模式。特点是农民联合起来办专业合作社，再由若干合作社联合起来办龙头加工企业，形成“农户＋合作社＋公司”的格局，这是真正由农民自愿组织起来办合作社的一种较好的模式。(郑有贵，2003)姜明伦又概括出河北青县模式与云南元谋模式。前者是依托农业龙头企业组建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后者是经纪人依托公司兴办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吸纳会员人会，形成“公司十经纪人+协会”的组织形式。(姜明伦，2C06)

除此之外，黄俐晔还总结出广东省出现的7种模式：一是政府带动的“基地＋协会＋农户”模式；二是能人牵头的“合作组织＋农户”模式；三是企业主导的“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四是企业主体的“公司＋合作社＋农户”股份合作模式；五是农村基层党支部主导的“支部＋协会＋农户”模式；六是供销社主导的“供销社＋合作社＋农户”模式；七是技术部门牵头的“技术部门＋协会＋农户”模式。(黄俐晔，2007)

另外，于敏等学者还对选择发展模式的原则、标准以及模式选择进行专题阐述。他们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模式的普遍性决定了它的可仿效性，其特殊性决定了它的选择性。模式的选择应该坚持多样化、因地制宜、重点借鉴和动态发展等原则。同时还给出判断一个地区选择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模式的客观标准：(1)农民的合作意识与合作知识；(2)农户的经营规模；(3)农户实际收入水平；(4)农民的兼业化程度(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5)农产品商品率的高低；(6)农产品附加价值的大小；(7)区域主要农产品的销售难易；(8)产业集群(生产专业化水平)发展水平；(9)政府对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态度。而模式选择应因地制宜，贫困地区，温饱尚未解决，且无优势产业，可以采取“官民结合型”与“民间力量推动型”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有产业优势，尚未形成产业集群，可以采取“官民结合型”的发展模式，即“政府＋协会＋农户”的模式；已形成产业集群的，农产品出现销售难，可以采取“龙头企业带动型”以及“农民自办型”等发展模式。(于敏，2007)王新利通过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农民合作组织的环境分析，认为东部地区适宜发展龙头企业带动型，中部地区适宜发展能人牵头型，西部地区适宜发展政府发起型。(王新利，2007)

2．途径选择。综观收集到的现有研究成果，多数学者都能根据各自的调查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政策设计，尽管表述不同，角度各异，但都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性，现围绕以下几个问题进行观点综述。

(1)关于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指导思想问题。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需要确立明确的指导思想，对此，孙文军指出：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为农民提供系列化服务为出发点，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在借鉴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扶持，逐步规范。(孙文军，2002)王军锋则提出“政府支持，能人领导，农民参与”的基本指导思想，同时他认为，应坚决扭转政府存在着的在城市经济和工业经济全面退出而对农村经济和农业经济过度介入的现象。(王军锋，2006)还有学者提出“深入发动不包办、积极引导不强迫、财政扶持不干预、扶上马送一程”的指导思想。(闫玉科，2006)总之，笔者认为，应借鉴国外经验，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础上，在自愿互利的前提下，积极兴办多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农民群众开展各种规模种养和专业生产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推动农业“两个根本性转变”，促进我国农业向产业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2)关于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的基本思路问题。

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内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应坚持“政府支持、能人领办、群众参与”的基本思路。首先，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县乡政府应当把大力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坚持“引导不领导、扶持不干预”的原则，为本地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制度和政策环境。其次，坚持“能人领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技术路线。这里的“能人”是指活跃在乡村中的热心于合作事业的专业大户、农村社区干部、“七站八所”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及社会有志之士等乡土“精英”。国际合作运动的成功经验和我们的实践表明，弱者自我难以联合起来，弱者需要精英强者带动。所以合作组织的领办人一般要从这些“精英”中产生。最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离不开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这是最重要的。必须始终遵循农民自愿的原则，尊重农民的选择。合作组织成员应以高度的主人翁精神参与合作组织章程的制定和重大决策，并监督合作组织领导人按章办事，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真正成为社员所有、为社员服务的农民自助组织。(赵婉好，2007)

(3)关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运行机制和内部管理问题。

张德扬、黄俐晔等人认为，应从以下六个方面完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运行机制，强化内部管理：①明确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目标，凸现其经济功能，应根据成员的利益和成本效益的原则审慎选择涉足的领域；从而更有效地利用组织的资源为成员服务。②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可实行按交易额返利和按股权分红相结合的分配机制。③明晰产权，要以发放股金证、建立股金账户等方式明晰国家、社员个人、其他经济实体的资金份额。④培育合作组织市场竞争力，强化管理层的经营能力。可以分两步走：一是着眼于对会长(社长)等的培训教育，着力提高其经营管理能力。二是在有条件的合作社，实行董事会和经理层分工治理的模式，聘请职业经理人专门经营合作社，提高管理的效率。⑤提高服务质量，拓宽服务领域。国家的《农民经济合作社法》出台之后，未来农民专业协会将承担营利和服务的双重职能。鉴于此，当前应着重引导和帮助各类专业协会把诸多服务要素整合起来，实现服务利润规模积聚。⑥规范专业协会内部管理，使协会内部的治理结构更加完善，规章制度更加健全，运作机制更加有序规范。(张德扬，2007)

(4)关于确立农民主体地位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在发展过程中，要按照农民的意愿和要求，以农民为主体，由农民独立地开展合作，保障成员对组织内部各项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刘开，2006)农民与市场对接可以有多种形

式，农民可以选择合作社的形式，也可以选择其他形式，还可以在选择合作社之后转而选择其他形式。(佟国光，2007)在合作组织内部，要保证农民社员资金的主体地位。坚持社员入社平等缴纳股金，并保证农民社员股金总额在合作社中的主体地位；对于农民合作组织的领办人，则应限制其股金份额比例，以保证合作社的“民办性”，至于由此造成的合作社资本投入的缺口，可以采取借贷的方式，形成合作组织的债权，但决不能纳入到合作社的股权构成中来。只有从产权关系上确立社员的主体地位，才能实现农民合作组织保护农民利益的基本组织目标。(刘秀娟，2006)

(5)运用信贷杠杆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课题组经过调查后认为，针对法律环境、信用风险、管理水平、金融环境等因素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获得金融支持的制约，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加快立法进程，完善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法律制度；二是创新农村信用社区，改善金融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信用环境；三是创新农村信贷模式，拓宽金融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渠道；四是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机构的适应性；五是建立农村信贷风险补偿机制，防范农村信贷风险。

(6)关于政府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过程中的定位问题。

学者们对政府的定位设计了多种方案。一是职能方面的定位。王丹认为，加强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指导，并不是要政府直接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组建和直接插手经营管理活动，而是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职能和综合服务职能，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良性发展提供保障。(王丹，2007)闫玉科认为，农业税全免后，乡镇政府的职能应及时转变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上来，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动、引导、规范和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上来。(闫玉科，2006)二是职责方面的定位。多数学者认为，政府应做好三项工作：①制度供给工作，要健全机制，完善制度环境。②运用财政手段，引导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不断修正发展方向，不断向规范化的合作组织靠近。③典型示范，强化宣传。(张德扬，2007)三是工作目标的定位。有学者指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纳入执行政府农村经济政策目标的组织体系中，主动创造机会发展壮大一批在当地有影响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赵婉妤，2007)四是工作方法的定位。有学者认为，各级政府应改变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做法与思维模式，避免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行政干预与强行捏合，要注重发展环境和市场秩序的构建，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李桃，2007)

(责任编辑　鈜　云)

作者：秦　岭